To Mark the First Anniversary of "9.11":
1. 今天又是“9・11”――纪实报道《9・11恐怖背后的历史》
2.“9・11”从纽约回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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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天又是“9・11”――纪实报道《9・11恐怖背后的历史》
光明日报 记者 启发
恐怖分子们想要用暴力逼迫我们去思考一些以前从未认真对待过的问题。他们做到了。
《纽约时报》上任仅仅六天的主编豪威尔・莱尼斯海没有完全筹划好怎么让自己的个人意志和办报方略完全控制和指导这份大名鼎鼎的报纸，便迎面撞上了“9・11”。那天早晨，穿着晨衣的他正在喝茶读报，发行人小萨茨伯格电话中的惊人噩耗让他几分钟之后便赶到了第七大道。从那个时辰起，莱尼斯和他的副手、执行主编查拉尔德・博伊德一起，指挥着手下约300名记者、30名摄影记者和20余名自由摄影师，从包括“零号地区”（指世贸中心现场）在内的所有地区组织采访，抢拍照片。9月12日那天的报纸，96版中有33个版面是关于前一天恐怖袭击事件的；74人署名的67篇文章总字数达到82000字；头版使用巨大的96号字体――先前只有在报道阿姆斯特朗登月和尼克松总统下台时才用过――赫然印着：U.S.ATTACKED（遇袭的美国）。那期报纸不但比平素的120万余份多印了差不多50万份，更造就了一批明星记者（例如警务新闻记者里斯托弗・约翰・奇弗斯，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零号地区”，在那里坚持24个小时，将身历其境的最新消息不断地发送到报纸的新闻中心）。《纽约时报》创造这种完全可以傲视同侪的成绩固然可以追溯到它的传统，但是，当美航11号班机于8：45分首撞世贸中心北楼时就已经开始上班的副执行主编约翰・格迪斯的话也许更见真谛：“这是一个我们训练一生为之做好准备的事件。”
是的，训练一生，做好准备。在追寻和探究这一震撼全球的恐怖事件的源流的时候，这一真谛仍是这种追寻和探究的灵魂，不过这次是另一家声名显赫的媒体。《明镜》周刊，作为德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和新闻杂志的代表，以其独立思考与坚持客观的精神，以其言简意赅与自然流畅的文风而享誉世界。它总是可以抓住读者最需要的主题，而将严肃的报道和生动的故事融合在一起。在“9・11”的漫天烟尘渐渐消退，而对于人类文明的威胁依然在我们所不知道的角落聚集的时候，《明镜》开始了自己的工作。和《纽约时报》的同行们相比，《明镜》的编辑和记者们虽然没有那种身临险境的生命之虞和在短短20个小时内完成报道的时间之限，但他们的目标更远大，任务也更沉重，因为正如《明镜》的社会部主任科特・施尼本所言：
“9・11”之后，一切都将面目全非。在许多人看来，这是迂腐的危言耸听，因为生活的大部分内容仍一如既往。但那两架撞进世贸中心的飞机岂止是撞击着生活的物化表象，它更深刻地震撼着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习以为常的许多东西都已变得无关紧要，而你若仍不尝试着去理解那些陌生的事物，那下一次的袭击必将更猛烈、更惨痛。
恐怖分子们想要用暴力逼迫我们去思考一些以前从未认真对待过的问题。他们做到了。
他还预言：作为改变命运的历史性时刻，2001年9月11日这一话题“将至少持续到21世纪末――但其流传的方式却要有待时间来给出答案”。人类如果从这一天起学会了如何团结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与不同文明去共同铲除恐怖主义的根源，那将是一个完满的结局；另一种可能则是，这一天成了一场漫长而残酷的战争的开端，留给人类的只有可悲的记忆与充满仇恨的诅咒。
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找到产生这一罪恶的源头以及消弭它的方法？
《明镜》的征途就是从这里起步的：而这次探索的结果，则是对“9・11”事件精确到分钟回溯的纪实报道《9・11恐怖背后的历史》。
10位调查员、6位资料员、4位终审编辑、10位图片编辑与平面设计员、包括总编辑斯蒂芬・奥斯特在内的18位作者通力合作的这一成果，大致为读者较为完整地勾画出“9・11”事件的基本脉络。在以26万字数展现的丰富翔实的资料和精确细腻的叙事背后，是参与者们穷数月之功，跋涉数万里的努力与坚持。被调查的人物和事件，以时间来看自1992年到2001年上下达十年，就空间而言横跨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四大洲。被调查的对象包括：部分劫后余生的幸存者，纽约市的消防队员，波士顿、纽瓦克、华盛顿机场的保安人员，许多国家负责侦缉此案的警探，恐怖分子的亲戚、朋友。正是这些活生生的访谈――有悲伤，有喜悦，有愤怒，有沉重，当然也少不了有疯狂――并辅之以大量的文件资料，使得这部纪实报道成为“9・11”事件之后最权威同时也是最具可读性的作品。
在那一天的世贸中心内，恐怖分子的命运和职业经理、女秘书、空中小姐、擦窗工人、股票交易员、厨师、警察、计算机专家……（他们来自62个国家！）的命运紧紧地纠缠在一起，他们中的3000人失去了生命，但三倍于此数的人们活了下来。
那些幸存者的故事令人欣慰，因为这样的结局也许是生存本能和幸运眷顾的双重结果。当消防中队长约翰・乔纳斯率领他的队员们从北楼27层下撤到14层时，遇上了59岁约瑟芬・哈里斯，从73楼下撤到此的她已经累得精疲力竭。虽然“时间一秒一秒像教堂里的钟声一样在乔纳斯的头脑中当当作响”，警告他必须马上离开，但也决不能抛下这位女士不管。当警察戴维・利姆和消防队员比尔・巴特勒支撑着她，拖着她向下跑了10层楼时，北楼土崩瓦解；“速度之快就像是有人按了录像机上的快进键。利姆扑向约瑟芬想保护她，而巴特勒动作更快，结果两个人都有落到了这位祖母身上”。在黑暗中摸索、等待了四个小时之后，这支队伍终于走出了坍塌的废墟。当中队长乔纳斯回到他的消防站后，他慢慢地开始意识到，他这一次的重生完全归功于那位年迈的女士；而当时那些在他们上面和下面楼层中的人都死了。“我们大家，”乔纳斯后来说，“当时都觉得约瑟芬走得太慢了，而事实上那速度是完美的，是生命的节奏与步伐。感谢上帝赐予我们勇气帮助了她，我们也因此拯救了自己。”
在“9・11”事件的19名劫机犯中，除了生于1968年的主谋穆罕默德・阿塔之外，其他人都出生于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这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从何处来？背负怎样的信念与意志？何以如此暴戾而又坦然地走上漠视生命，挑战文明的死亡之路？追寻恐怖分子的行动轨迹无疑成为这部报告中最惊心动魄，最具悬念也最发人深省的内容之一。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堡布洛伍德县的副治安官约什・斯特拉姆伯格曾经在2001年4月26日夜里11点时在因弗拉里大道拦截下一辆全速冲刺的庞蒂亚克跑车，驾驶者便是穆罕默德・阿塔。斯特拉姆伯格放过了他，在劝诫之后让他在三十天后的上午8∶45分到县法庭报到，交呈他的驾驶执照；如果届时不到，县警方将发出在佛罗里达全州境内有效的逮捕信令。5月2日，阿塔领到了一张美国驾驶执照，但他并没有在应该去法庭的那天履约，于是他的名字被发往佛州的所有警察局。理论上说，该州67个县所有警察的电脑里都输入了阿塔的名字。真正令人不解的事发生在7月5日，在距布洛伍德县80英里远的棕榈滩县，阿塔又一次因为超速而被警官斯科特・格里高利拦截；后者在拿到他的驾驶执照后按照惯例查阅驾驶员的身份资料，但电脑中竟然没有显示出这个阿塔正被布洛伍德县警方通缉！于是，这个在两个多月后制造了有史以来最大恐怖事件的首犯在交纳了罚金以后扬长而去。“电脑在这种关键时刻出错的概率只有百分之二三。”布洛伍德县警察局长约翰・威廉姆斯事后懊恼无限，“真见鬼，我们都已经抓住他了。”而在事后，当《明镜》的记者对远在开罗的首犯的父亲进行采访时，这个大嗓门、脾气乖张的律师哭泣、烦躁、咆哮。他说，是以色列秘密警察摩萨德制造了这起袭击事件，他那个“亲爱的、和善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儿子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而美国遇上这样的事是“活该”，因为这个国家是一个“狂妄好斗者”，正是这个国家“发明了恐怖主义”。
《明镜》的作者们尝试着在恐怖分子的人生经历中，在父母、兄妹、朋友和警探对他们的评论中去找寻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
也许，这就是历史，“恐怖背后的历史”。
2001年9月末，上海远东出版社曾经有过一部关于“9・11”事件书稿的出版机会，但是他们选择了放弃，理由是如果无法超越大众传媒已经将文章做得很足，已经将气氛渲染到极致的表面性叙事，无法从这样一桩震惊世界进而将影响历史的事件中挖掘出有益于人类思考自身前途与命运的更深刻的内含，那不会有太多的积极意义；与其跟风，不如罢手。今年7月初，他们终于等到了这样的机遇：经过获得德国Devtsche Verlags－Anstalt GmbH的授权，独家出版中文简体字版。经过近两个月紧张的翻译和编辑，终于在“9・11”周年祭前面市，达到了德国、美国、中国、法国、西班牙、爱沙尼亚、芬兰、荷兰、立陶宛九国同期出版的要求。值得一提的是，考虑到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与要求，在征得原出版者的同意后，中文版加了配合正文内容的几十幅随文图片，并将原书的部分附录（“恐怖手册”、“‘基地’组织恐怖刺杀手册”、“本・拉登访谈录”、“‘9.11’劫机行动时刻表”等）按照正文需要分别插录，大大增强了可读性。中文版的编辑和译者用以下词组概括出全书的主旨：战争／和平；丑陋／美丽；灾难／人性；绝望／平静；恐怖／英勇；泪水／爱情。他们觉得，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扉页上所引英国诗人约翰・堂恩的祈祷最能代表作者和读者在这一刻的共同心境：“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欧洲大陆的一小块，那本土的一部分；如果一块泥巴被海浪冲掉，欧洲就小了一点；如果一座海岬，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使我有所缺损，因为我与人类难解难分；所以千万不必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
当向上海远东出版社社长陈达凯提出关于本书的市场前景这一问题时，这位在1998年参加《学习的革命》出版营销策划和1999年重新引进在三年中总印数达到31万册的《第五项修炼》的编辑回答得异常谨慎。“毫无疑问，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历史无法回头，也不能假设，但历史却是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前的痛定思痛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不过“对数量巨大的国内读者的文化要求与阅读水平，我并不抱太乐观的奢望。这是一个本质上追求‘时尚’的群体，这个群体会如痴如醉地追逐‘学习’的‘革命’，追逐‘富爸爸’和他所生的‘富哥哥’、‘富姐姐’，追逐各种各样随风而起的‘奶酪’，很难说还会有什么沉静的心态来阅读这样一本富含人文精神底蕴，思考人类前途的图书了。他最后补充道，“但是如果书能卖好，我也不会过于惊讶，因为书写得实在是太棒了；包括恐怖分子在内的那些凡人的幸与不幸，那种崇高或堕落，都真实得让你伸手可及。我在审稿时有两次都忍不住落了泪。”
稿件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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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从纽约回到中国
从华盛顿回纽约的途中，我的身上交替着两种身份：中国记者和他乡游客。记者职业需要的镇定的观察能力，同一个普通人因极端恐怖事件而引发的内心震惊，严肃的职责和脆弱的人性感受，在全世界都处于无比恐慌之中的那个时刻，交杂着“煎熬”着我。
回到纽约，在美国所有电视频道24小时的“恐怖”轰炸中，在满街中文报纸的“包围”里，我要求自己赶快冷静下来，立即着手做三件事情：一是争取接近纽约的世贸大厦现场，二是赶快写稿，发回编辑部，三是尽早联系回国班机。然而，城区封锁，通讯断绝，机场关闭，寸步难行。这是短暂而又漫长的七天。
朋友相见赠送一瓶矿泉水，可为了“备战”我不能轻易喝它
9月12日上午，我经过12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又是在下半夜1点才睡的觉，我还是在6点就醒来了。地下室的饭厅里，姚姓老板还“艰苦”地躺在行军床上，他太太已坐在了沙发上，她皱紧眉头，盯着电视屏幕。
这个家庭旅店的主人来纽约已经10年，在上海时住在高安路的姚太太原是一家医院的医生，女儿学医，现在新加坡。这三层楼房，是女儿买的；家庭旅店，这在纽约法拉盛华人区很盛行。
电视屏幕上，照旧是昨天极其恐怖的画面，一架飞机撞进世贸大厦南塔，又一架飞机撞进世贸大厦北塔。火焰腾空，烟尘漫天，人们奔逃，总统讲话，周而复始。姚太太说，一早就有人上机场了，“我看是要回来的，飞不掉的，电视里已经通知，纽约的机场都关闭了”。
昨晚来接我们的朋友杨平礼，在9点多再次开车来旅店。他说，昨天他本来要去世贸大厦办事情的，车刚刚开到半道，就看见撞飞机了，就赶紧往回开，“吓坏了”。纽约所有的机构整天关门，他保险公司的业务会议也不开了。今天同样不办公，女儿也停课，停到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我们议论了几句此保险业的“前景”，他又走了，在美国纽约，谋生不易啊。
我和胡群耘抱着旅店的电话机子，反复地打。二楼的旅客也起床了，也在打电话。始终打不通。后来听说，为了侦察和控制的需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纽约的长途电话给下令关了，本地的能打通，但给“打爆”了，通话率不到30％。
我想起临来美国记下的一个地址，是多年前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个朋友高忠的，现在纽约开书店。我还发现，朋友电话的前6位号码与这个旅店完全一致，这说明他就住在附近。电话通了，那一端是高忠太太冯倩。冯倩一听出是我，也顾不得礼节了，劈头第一句话就是：到美国来就碰到这个爆炸，不吉利。说到我的住处，她说书店也介绍过朋友到这个旅店住过。
我和胡群耘再出旅店，过三条街，就到了“法拉盛图书馆玻璃房子”对面，高忠、冯倩的“大陆文化书店”就在这里。与高、冯一相见，任何客套没有，立即讨论“后面怎么办”。我说，“我有事就来找你们”，他们也“一定不要客气”地满口答应。
书店地下，放着两箱矿泉水。高忠说，昨天法拉盛地区就开始“抢购”了，住户抢购净水、新鲜鸡蛋、水果什么的，他们也立刻去买了两箱。“新闻里说，飞机的客运、货运都停，美国瘫痪了，什么时候恢复运输，谁也不知道，华人就开始囤积吃的东西。到了外国，中国人什么都能改变，就是这只胃改不掉。”
临别，他们送了我和胡群耘一人一瓶矿泉水。这是从“战备水”里扣出来给我们的。而我们的“方针”是先保存起来，有谁知道，也许我们以后的日子是“上甘岭”呢。
官方消息，24日以后开放机场，女同胞去买了一袋10公斤的大米
我和胡群耘是到美国休斯顿参加当地华人组织写作的一本书《三色土》发行仪式的。会开得挺好，当地的中国领事出席会议，评价颇高。剩余时间到美国首都一看。命运的安排，我们经历了21世纪“第一件恐怖大案”，把自己也“罩”在了里面。
法拉盛的小旅店，刹那间成了恐怖情绪蔓延的一个缩影。一位南京朋友，来美国公干，本想当日回国，身边只剩100美金，想着怎么也够了，没料到被搁浅在了纽约。二楼两位老年妇女是医生，来参加会议，原定机票是11日晚上走的，她们死活要上机场。她们打电话请多年前的朋友帮忙，反反复复说自己所穿衣服的颜色，手里拎的皮包的样式，“好歹请帮忙”。但是，半夜她们两个还是回到了旅店。
二楼有个大房间，三个床的。来了三个年轻的台湾人，其中一对是夫妻。为节约费用，夫妻睡一头，“单男”睡另一头，中间用一块布隔开。他们机场就上了两回。晚上，又来一对台湾的，那位中年男子洗完澡，用英语打电话。我搭讪着同他讲话，也是个一脸沮丧一问三不知。
纽约的长途通讯、国际国内航空，都停摆了。能够通往世贸大厦的曼哈顿道路也封锁。第二天起床，只见街上行人带上了口罩。这样的口罩，在电视上我已经见过，那是在抢救现场使用的。店主对我说，今天风向变了，世贸大厦的“焦毛气、死人味道”都飘过来了。
下午，保险公司还是关门的杨平礼，说是曼哈顿部分通车，便开车让我们去“逛”，让到哪里到哪里。这是名副其实的逛，车子开到五大道，我和胡群耘下车，在大教堂前面照个相，就再上车。五大道、七大道。百老汇，诸多花岗岩大厦的门前，都降了半旗。晚上，与文汇报特刊部副主任汪澜在纽约的妹妹，在一家台湾人开的小店见面。异国他乡，此时此刻，谁都没有那份叙旧的心思。
高楼在爆炸，平民在流血，万般恐怖就在身边，战争危机即刻爆发，就意志论，就闲情论，谁都做不到“再聊聊再逛逛”的了。我们请杨平礼“一刻不停”地打电话签机票。
我对在休斯顿买的电话卡能否在纽约打通，产生了怀疑。美国每个州的法律都不一致，何况电话卡呢？我到大陆书店高忠处要了一张本地的电话卡。终于，在美国纽约13日的半夜，也就是中国的14日上午，给文汇报的电话终于打通了。我听到了老朋友王杰廉的声音，他告诉了我们报社驻纽约记者站朱国秋的电话号码，并负责地说，他立即将我们平安的消息通报集团，将我们在纽约的消息告诉朱国秋。
我转手将电话打到朱国秋的手里。朱国秋毫不迟疑地说：一早我就来接你，我对你们负责，对报社负责。听到了这样的回答，就像胡群耘后来说我的那样，已经三天没有笑容的我，脸部神经松弛了。朱国秋又说：住在我这里，只能睡沙发，要委屈你们了。我说：“能回到自己单位，这是最大的心理安慰；又能得到确切的各种消息，太感谢了！”
我又迫不急待地问：现在坐飞机回国，安全吗？在经历了那么多无情的电话忙音之后，在听到了那么多冷漠的录音回答之后，我激动地听到了朱国秋这样的回答：肯定安全，美国政府采取了最严密的措施，美国航空已经不允许再发生类似的事件了。
然而，朱国秋又说，美国机场已经全部封闭，据媒体说，要到24日以后机场才能开放。这就是说，我还要在美国的纽约等上整整10天，且以后的事情还是未知数。
第二天一早，纽约下起了瓢泼大雨。雨中响亮地传过来朱国秋呼唤我名字的声音，他和太太许捷来接我们了。在经过商业区超市的时候，许捷和胡群耘一起去买了一袋10公斤的大米，我们要打“持久战”了。
美国国内航班“渺无音讯”，我的“自然码”汉字输入法下载成功
文汇报驻纽约记者站，也就是朱国秋夫妇居住的公寓，在曼哈顿的一栋楼里。
已是深夜，我向上海打了电话，这一天是国内星期五的上午，本来是个版面“定局”的日子，但是周刊编辑部的领导和同仁，为了报道最新的消息，决定守候到第二天，即星期六再最后“压”版面。
我睡在厅里的长沙发上，胡群耘睡书房。为此，朱国秋特地到朋友处借了一张钢丝床。在自己单位和自己人的氛围里，胡群耘家庭主妇式的能干显露出来，与许捷一道烧红烧肉、煮汤年糕。朱国秋则将我领到了大阳台上，他说，在我的左面是拉瓜都尔机场，正前方是JFK机场，平时这里的上空，总是有五六架飞机在起飞和降落，现在是一片冷清。
朱国秋立即与上海东方航空公司驻纽约办事处的一位主任联络，得到的回答是：现在国内与美国的所有国际航班，包括国际、西北、上海东航，都停了，什么时候通航，不知道。一旦飞机通了，他一定帮忙，让我们赶紧回国。
我跟许捷说，能不能从电脑上下载一套“自然码输入法”，以便我书写报道。“我赶上了，就得写！”
下午，我与上海家中的母亲通了电话。胡群耘也与因家事留在国内的妹妹通了电话，她妹妹在纽约工作，她“通”过来一条消息，明天她乘坐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飞机回纽约。胡群耘激动了：一是她妹妹已在美国工作十年，竞争激烈，奋斗至今实属不易；二是国际航班通了。已经有了六七年国外记者站工作经验的朱国秋则要冷静得多，他说：等候有了最确切的起飞和到达的消息，再说。
第二天是星期六，中午，胡群耘妹妹从芝加哥打来电话，她数小时后转机可到纽约的家中。晚上吃饭，胡群耘又接连得到她丈夫4个电话，说是他得到上海方面的消息，明天东航的飞机一定起飞，让我们想尽办法立即赶到洛杉矶，等候回国，否则战端一开，恐怖分子再有行动，“禁空”时间会延长，国际航班的开通情景更难说了。
朱国秋再度打到纽约机场的电话里，依旧是冷漠的录音。我跟他又走到大阳台上，夜空寂寥。电视新闻里报道，美国国内机场航班部分恢复，但无任何详情。我们到不了洛杉矶，又怎能赶上东航的飞机？
得不到任何确切的消息，我们再急，也没用。不过，我的“自然码”下载成功，我把手提电脑放到膝盖上，立即开始写字。到晚上12点多，写了2000多字。
经过5个半小时飞行，AA飞机降落，所有乘坐者都轻轻地鼓掌
第二天是周日，美国总统布什到纽约。一早起，一对对的F―16战斗机从空中掠过。我继续写字。胡群耘与到达纽约的妹妹去相聚。我再与周刊联系，上海让配合文章再拍几张我在纽约的照片。我与许捷去了曼哈顿。街头到处张贴着“寻人”的照片，满地鲜花，黄丝带蜿蜒，还有点燃的蜡烛。在一救火会门前，牺牲者的大幅照片张贴在墙上，人们流泪拥抱。
来到第26街，警官和警车林立，我就不能再往前了。空中还有世贸大厦倒塌后升腾的白色烟尘，我就此留影为证。
与前两日相比，美国市民的情绪趋向稳定。印有世贸大厦图案的圆领汗衫，也摆上了街头小摊。一看，摊主是华人。还有一个中年白人，卖印有世贸和美国国旗的“宣传画”，2美金一张，销得极快。许捷买了一张，一摸，纸很薄。
晚上，胡群耘再度接丈夫电话，东航的第二个航班也从上海出发了。心中万分焦虑的我们决定：明天一早上机场，先飞到洛杉矶就是胜利。朱国秋再打电话，用英语与航空公司联络，确认明早航班的座位。我与洛杉矶一位朋友打电话，要她帮忙来接机，但得到的答复是，洛杉矶机场送客和接客的人，都无法来到机场候机室，所有人只能到达机场外的某个地方，随后只有持票的人才能上航空港接人的大巴士进机场。朋友进不了机场，而我又不知道该去机场外的什么地方才能找到她。我哑口无言。我说：我明天再打电话给你。
朱国秋让我放心，稿件和照片他负责传回上海。深夜11时，他“命令”大家休息。我怎么也睡不着。我对胡群耘说，我们再将整个飞行过程细想一遍，还有什么可能遇上的“问题”。明天我们上得了美国的国内航班吗，飞机上一定没有“坏人”吗，一定能够平安到达吗？到了洛杉矶，一定就能签上回国内的票吗？这一切，都不是经过我们的个人努力，能够回答的。
早晨4点半起床。细心的朱国秋，还特地联络了人民日报驻纽约的一位老记者，共同护送我们上JFK机场。40分钟后到达机场，里面早已人头济济。
机场要求，行李可托运的尽量托运，随身物件也是越少越好。终于，我们拿到了两张登机卡，一张是到圣地亚哥的，一张是到洛杉矶的。朱国秋叮嘱我，到了圣地亚哥不出机场，直接找1号登机口，就行。行李是到洛杉矶的。“千万不要出机场”。
来到安全检查的门口。一位比我足足高出了半个头的黑人警官，示意我双手平举。他拿着测试仪器，在我肋下、档内、胸前、背后反复测试。然后，他又用手将我的腰间皮带细摸一遍，随后又摸裤脚，再摸皮鞋。他跟我贴得很近。忙乎了一早晨的他，已经是一身的汗。我告诉自己，他检查得越细致就越安全。对所有的人都这样，好！
11日4架被劫持的飞机里，3架是飞向洛杉矶的。洛杉矶迪斯尼乐园人被赶空了，拉斯维加斯赌城的灯火黯淡了。今天的飞行当然也是一次冒险。是坐在朱国秋的办公室里安全，还是坐在美国的飞机里面安全，一时间，我回答不上来了。我知道，这是恐怖事件的心理后遗症。但是，这样的念头还是不时地出现。
上飞机，所有人寂静无声。机舱里，很空。这几天听到的美国航空业“凋零”情景，就此AA（美航）裁员万人，UA（联航）裁员万人，眼前景象就是最形象的解说。不过，就单机人员讲，空中服务人员是多了，原来似乎只有男女各一，现在有3个男的，两个坐在最后，一个坐在前面的正中间，目光直视整个机舱。而三个女服务员一直在巡走。
5个半小时忐忑不安的航程。圣地亚哥到了。飞机轻轻落地。机舱内所有的人，包括乘客和工作人员，都轻轻地鼓起掌来。我也鼓掌，眼眶情不自禁地湿润了。
取消所有直达，到达洛杉矶的人和行李，都要用螺旋桨来“舶运”
我们终于到了洛杉矶唯一的LAX国际机场。
行李要2个小时后才到，我们立即推上小车，向着预先了解好的国际候机厅奔去。上搂，前进，终于看到我们所熟悉的东航标志。在柜台前，我们看到一个头发翘起的小伙子和一个化妆的空姐，就像看见了最亲近的人一样，迫不急待地讲起话来，姓张的小伙子立即查验了电脑记录，确认我们明天已经定下了座位。这是朱国秋在纽约为我们确认的。
我们明天可以回国了！
东航的小张告诫我们，乘客很多，明天来确认不要太晚。
在美国打国内长途要5元美金，我们早有准备，将20个2角5分的角子扔进电话机，告诉在纽约的朱国秋：我们到了，我们被确认了，我们回国了。胡群耘高兴地跟许捷说：我们把这5元钱讲光！然而，20个角子只能讲4分钟，线路很快就断了。
我和胡群耘将行李放在机场的一个角落。我坚持不睡觉，我不愿意路走到了最后一步，还丢东西。实在困了、冷了，就站起来走一圈。最后一个美国夜晚的8个小时就是这样过去的，整个洛杉矶机场候机室的异国18个小时就是这样过去的。
10点检票，8点多人就挤了起来。12点45分，进106号登机门。13点30分，中国上海东航MU584航班起飞。先到北京，再到上海。飞机起飞，我是知道的，然而到北京落地时我是睡着的。我几乎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一颗心悬在半空也已经7个昼夜。
在北京出关，我打了一个手机。再度上飞机，航向上海。我到达纽约时候想做的三件事情，到这个时候都完成了：抵达距离世贸大厦最近的第26街现场，稿件发回上海，安全回国。
（摘自《海上文坛》2001年12月号，陆幸生文。）
稿件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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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分子们想要用暴力逼迫我们去思考一些以前从未认真对待过的问题。他们做到了。
《纽约时报》上任仅仅六天的主编豪威尔・莱尼斯海没有完全筹划好怎么让自己的个人意志和办报方略完全控制和指导这份大名鼎鼎的报纸，便迎面撞上了“9・11”。那天早晨，穿着晨衣的他正在喝茶读报，发行人小萨茨伯格电话中的惊人噩耗让他几分钟之后便赶到了第七大道。从那个时辰起，莱尼斯和他的副手、执行主编查拉尔德・博伊德一起，指挥着手下约300名记者、30名摄影记者和20余名自由摄影师，从包括“零号地区”（指世贸中心现场）在内的所有地区组织采访，抢拍照片。9月12日那天的报纸，96版中有33个版面是关于前一天恐怖袭击事件的；74人署名的67篇文章总字数达到82000字；头版使用巨大的96号字体――先前只有在报道阿姆斯特朗登月和尼克松总统下台时才用过――赫然印着：U.S.ATTACKED（遇袭的美国）。那期报纸不但比平素的120万余份多印了差不多50万份，更造就了一批明星记者（例如警务新闻记者里斯托弗・约翰・奇弗斯，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零号地区”，在那里坚持24个小时，将身历其境的最新消息不断地发送到报纸的新闻中心）。《纽约时报》创造这种完全可以傲视同侪的成绩固然可以追溯到它的传统，但是，当美航11号班机于8：45分首撞世贸中心北楼时就已经开始上班的副执行主编约翰・格迪斯的话也许更见真谛：“这是一个我们训练一生为之做好准备的事件。”
是的，训练一生，做好准备。在追寻和探究这一震撼全球的恐怖事件的源流的时候，这一真谛仍是这种追寻和探究的灵魂，不过这次是另一家声名显赫的媒体。《明镜》周刊，作为德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和新闻杂志的代表，以其独立思考与坚持客观的精神，以其言简意赅与自然流畅的文风而享誉世界。它总是可以抓住读者最需要的主题，而将严肃的报道和生动的故事融合在一起。在“9・11”的漫天烟尘渐渐消退，而对于人类文明的威胁依然在我们所不知道的角落聚集的时候，《明镜》开始了自己的工作。和《纽约时报》的同行们相比，《明镜》的编辑和记者们虽然没有那种身临险境的生命之虞和在短短20个小时内完成报道的时间之限，但他们的目标更远大，任务也更沉重，因为正如《明镜》的社会部主任科特・施尼本所言：
“9・11”之后，一切都将面目全非。在许多人看来，这是迂腐的危言耸听，因为生活的大部分内容仍一如既往。但那两架撞进世贸中心的飞机岂止是撞击着生活的物化表象，它更深刻地震撼着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习以为常的许多东西都已变得无关紧要，而你若仍不尝试着去理解那些陌生的事物，那下一次的袭击必将更猛烈、更惨痛。
恐怖分子们想要用暴力逼迫我们去思考一些以前从未认真对待过的问题。他们做到了。
他还预言：作为改变命运的历史性时刻，2001年9月11日这一话题“将至少持续到21世纪末――但其流传的方式却要有待时间来给出答案”。人类如果从这一天起学会了如何团结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与不同文明去共同铲除恐怖主义的根源，那将是一个完满的结局；另一种可能则是，这一天成了一场漫长而残酷的战争的开端，留给人类的只有可悲的记忆与充满仇恨的诅咒。
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找到产生这一罪恶的源头以及消弭它的方法？
《明镜》的征途就是从这里起步的：而这次探索的结果，则是对“9・11”事件精确到分钟回溯的纪实报道《9・11恐怖背后的历史》。
10位调查员、6位资料员、4位终审编辑、10位图片编辑与平面设计员、包括总编辑斯蒂芬・奥斯特在内的18位作者通力合作的这一成果，大致为读者较为完整地勾画出“9・11”事件的基本脉络。在以26万字数展现的丰富翔实的资料和精确细腻的叙事背后，是参与者们穷数月之功，跋涉数万里的努力与坚持。被调查的人物和事件，以时间来看自1992年到2001年上下达十年，就空间而言横跨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四大洲。被调查的对象包括：部分劫后余生的幸存者，纽约市的消防队员，波士顿、纽瓦克、华盛顿机场的保安人员，许多国家负责侦缉此案的警探，恐怖分子的亲戚、朋友。正是这些活生生的访谈――有悲伤，有喜悦，有愤怒，有沉重，当然也少不了有疯狂――并辅之以大量的文件资料，使得这部纪实报道成为“9・11”事件之后最权威同时也是最具可读性的作品。
在那一天的世贸中心内，恐怖分子的命运和职业经理、女秘书、空中小姐、擦窗工人、股票交易员、厨师、警察、计算机专家……（他们来自62个国家！）的命运紧紧地纠缠在一起，他们中的3000人失去了生命，但三倍于此数的人们活了下来。
那些幸存者的故事令人欣慰，因为这样的结局也许是生存本能和幸运眷顾的双重结果。当消防中队长约翰・乔纳斯率领他的队员们从北楼27层下撤到14层时，遇上了59岁约瑟芬・哈里斯，从73楼下撤到此的她已经累得精疲力竭。虽然“时间一秒一秒像教堂里的钟声一样在乔纳斯的头脑中当当作响”，警告他必须马上离开，但也决不能抛下这位女士不管。当警察戴维・利姆和消防队员比尔・巴特勒支撑着她，拖着她向下跑了10层楼时，北楼土崩瓦解；“速度之快就像是有人按了录像机上的快进键。利姆扑向约瑟芬想保护她，而巴特勒动作更快，结果两个人都有落到了这位祖母身上”。在黑暗中摸索、等待了四个小时之后，这支队伍终于走出了坍塌的废墟。当中队长乔纳斯回到他的消防站后，他慢慢地开始意识到，他这一次的重生完全归功于那位年迈的女士；而当时那些在他们上面和下面楼层中的人都死了。“我们大家，”乔纳斯后来说，“当时都觉得约瑟芬走得太慢了，而事实上那速度是完美的，是生命的节奏与步伐。感谢上帝赐予我们勇气帮助了她，我们也因此拯救了自己。”
在“9・11”事件的19名劫机犯中，除了生于1968年的主谋穆罕默德・阿塔之外，其他人都出生于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这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从何处来？背负怎样的信念与意志？何以如此暴戾而又坦然地走上漠视生命，挑战文明的死亡之路？追寻恐怖分子的行动轨迹无疑成为这部报告中最惊心动魄，最具悬念也最发人深省的内容之一。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堡布洛伍德县的副治安官约什・斯特拉姆伯格曾经在2001年4月26日夜里11点时在因弗拉里大道拦截下一辆全速冲刺的庞蒂亚克跑车，驾驶者便是穆罕默德・阿塔。斯特拉姆伯格放过了他，在劝诫之后让他在三十天后的上午8∶45分到县法庭报到，交呈他的驾驶执照；如果届时不到，县警方将发出在佛罗里达全州境内有效的逮捕信令。5月2日，阿塔领到了一张美国驾驶执照，但他并没有在应该去法庭的那天履约，于是他的名字被发往佛州的所有警察局。理论上说，该州67个县所有警察的电脑里都输入了阿塔的名字。真正令人不解的事发生在7月5日，在距布洛伍德县80英里远的棕榈滩县，阿塔又一次因为超速而被警官斯科特・格里高利拦截；后者在拿到他的驾驶执照后按照惯例查阅驾驶员的身份资料，但电脑中竟然没有显示出这个阿塔正被布洛伍德县警方通缉！于是，这个在两个多月后制造了有史以来最大恐怖事件的首犯在交纳了罚金以后扬长而去。“电脑在这种关键时刻出错的概率只有百分之二三。”布洛伍德县警察局长约翰・威廉姆斯事后懊恼无限，“真见鬼，我们都已经抓住他了。”而在事后，当《明镜》的记者对远在开罗的首犯的父亲进行采访时，这个大嗓门、脾气乖张的律师哭泣、烦躁、咆哮。他说，是以色列秘密警察摩萨德制造了这起袭击事件，他那个“亲爱的、和善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儿子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而美国遇上这样的事是“活该”，因为这个国家是一个“狂妄好斗者”，正是这个国家“发明了恐怖主义”。
《明镜》的作者们尝试着在恐怖分子的人生经历中，在父母、兄妹、朋友和警探对他们的评论中去找寻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
也许，这就是历史，“恐怖背后的历史”。
2001年9月末，上海远东出版社曾经有过一部关于“9・11”事件书稿的出版机会，但是他们选择了放弃，理由是如果无法超越大众传媒已经将文章做得很足，已经将气氛渲染到极致的表面性叙事，无法从这样一桩震惊世界进而将影响历史的事件中挖掘出有益于人类思考自身前途与命运的更深刻的内含，那不会有太多的积极意义；与其跟风，不如罢手。今年7月初，他们终于等到了这样的机遇：经过获得德国Devtsche Verlags－Anstalt GmbH的授权，独家出版中文简体字版。经过近两个月紧张的翻译和编辑，终于在“9・11”周年祭前面市，达到了德国、美国、中国、法国、西班牙、爱沙尼亚、芬兰、荷兰、立陶宛九国同期出版的要求。值得一提的是，考虑到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与要求，在征得原出版者的同意后，中文版加了配合正文内容的几十幅随文图片，并将原书的部分附录（“恐怖手册”、“‘基地’组织恐怖刺杀手册”、“本・拉登访谈录”、“‘9.11’劫机行动时刻表”等）按照正文需要分别插录，大大增强了可读性。中文版的编辑和译者用以下词组概括出全书的主旨：战争／和平；丑陋／美丽；灾难／人性；绝望／平静；恐怖／英勇；泪水／爱情。他们觉得，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扉页上所引英国诗人约翰・堂恩的祈祷最能代表作者和读者在这一刻的共同心境：“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欧洲大陆的一小块，那本土的一部分；如果一块泥巴被海浪冲掉，欧洲就小了一点；如果一座海岬，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使我有所缺损，因为我与人类难解难分；所以千万不必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
当向上海远东出版社社长陈达凯提出关于本书的市场前景这一问题时，这位在1998年参加《学习的革命》出版营销策划和1999年重新引进在三年中总印数达到31万册的《第五项修炼》的编辑回答得异常谨慎。“毫无疑问，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历史无法回头，也不能假设，但历史却是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前的痛定思痛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不过“对数量巨大的国内读者的文化要求与阅读水平，我并不抱太乐观的奢望。这是一个本质上追求‘时尚’的群体，这个群体会如痴如醉地追逐‘学习’的‘革命’，追逐‘富爸爸’和他所生的‘富哥哥’、‘富姐姐’，追逐各种各样随风而起的‘奶酪’，很难说还会有什么沉静的心态来阅读这样一本富含人文精神底蕴，思考人类前途的图书了。他最后补充道，“但是如果书能卖好，我也不会过于惊讶，因为书写得实在是太棒了；包括恐怖分子在内的那些凡人的幸与不幸，那种崇高或堕落，都真实得让你伸手可及。我在审稿时有两次都忍不住落了泪。”
稿件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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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从纽约回到中国
从华盛顿回纽约的途中，我的身上交替着两种身份：中国记者和他乡游客。记者职业需要的镇定的观察能力，同一个普通人因极端恐怖事件而引发的内心震惊，严肃的职责和脆弱的人性感受，在全世界都处于无比恐慌之中的那个时刻，交杂着“煎熬”着我。
回到纽约，在美国所有电视频道24小时的“恐怖”轰炸中，在满街中文报纸的“包围”里，我要求自己赶快冷静下来，立即着手做三件事情：一是争取接近纽约的世贸大厦现场，二是赶快写稿，发回编辑部，三是尽早联系回国班机。然而，城区封锁，通讯断绝，机场关闭，寸步难行。这是短暂而又漫长的七天。
朋友相见赠送一瓶矿泉水，可为了“备战”我不能轻易喝它
9月12日上午，我经过12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又是在下半夜1点才睡的觉，我还是在6点就醒来了。地下室的饭厅里，姚姓老板还“艰苦”地躺在行军床上，他太太已坐在了沙发上，她皱紧眉头，盯着电视屏幕。
这个家庭旅店的主人来纽约已经10年，在上海时住在高安路的姚太太原是一家医院的医生，女儿学医，现在新加坡。这三层楼房，是女儿买的；家庭旅店，这在纽约法拉盛华人区很盛行。
电视屏幕上，照旧是昨天极其恐怖的画面，一架飞机撞进世贸大厦南塔，又一架飞机撞进世贸大厦北塔。火焰腾空，烟尘漫天，人们奔逃，总统讲话，周而复始。姚太太说，一早就有人上机场了，“我看是要回来的，飞不掉的，电视里已经通知，纽约的机场都关闭了”。
昨晚来接我们的朋友杨平礼，在9点多再次开车来旅店。他说，昨天他本来要去世贸大厦办事情的，车刚刚开到半道，就看见撞飞机了，就赶紧往回开，“吓坏了”。纽约所有的机构整天关门，他保险公司的业务会议也不开了。今天同样不办公，女儿也停课，停到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我们议论了几句此保险业的“前景”，他又走了，在美国纽约，谋生不易啊。
我和胡群耘抱着旅店的电话机子，反复地打。二楼的旅客也起床了，也在打电话。始终打不通。后来听说，为了侦察和控制的需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纽约的长途电话给下令关了，本地的能打通，但给“打爆”了，通话率不到30％。
我想起临来美国记下的一个地址，是多年前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个朋友高忠的，现在纽约开书店。我还发现，朋友电话的前6位号码与这个旅店完全一致，这说明他就住在附近。电话通了，那一端是高忠太太冯倩。冯倩一听出是我，也顾不得礼节了，劈头第一句话就是：到美国来就碰到这个爆炸，不吉利。说到我的住处，她说书店也介绍过朋友到这个旅店住过。
我和胡群耘再出旅店，过三条街，就到了“法拉盛图书馆玻璃房子”对面，高忠、冯倩的“大陆文化书店”就在这里。与高、冯一相见，任何客套没有，立即讨论“后面怎么办”。我说，“我有事就来找你们”，他们也“一定不要客气”地满口答应。
书店地下，放着两箱矿泉水。高忠说，昨天法拉盛地区就开始“抢购”了，住户抢购净水、新鲜鸡蛋、水果什么的，他们也立刻去买了两箱。“新闻里说，飞机的客运、货运都停，美国瘫痪了，什么时候恢复运输，谁也不知道，华人就开始囤积吃的东西。到了外国，中国人什么都能改变，就是这只胃改不掉。”
临别，他们送了我和胡群耘一人一瓶矿泉水。这是从“战备水”里扣出来给我们的。而我们的“方针”是先保存起来，有谁知道，也许我们以后的日子是“上甘岭”呢。
官方消息，24日以后开放机场，女同胞去买了一袋10公斤的大米
我和胡群耘是到美国休斯顿参加当地华人组织写作的一本书《三色土》发行仪式的。会开得挺好，当地的中国领事出席会议，评价颇高。剩余时间到美国首都一看。命运的安排，我们经历了21世纪“第一件恐怖大案”，把自己也“罩”在了里面。
法拉盛的小旅店，刹那间成了恐怖情绪蔓延的一个缩影。一位南京朋友，来美国公干，本想当日回国，身边只剩100美金，想着怎么也够了，没料到被搁浅在了纽约。二楼两位老年妇女是医生，来参加会议，原定机票是11日晚上走的，她们死活要上机场。她们打电话请多年前的朋友帮忙，反反复复说自己所穿衣服的颜色，手里拎的皮包的样式，“好歹请帮忙”。但是，半夜她们两个还是回到了旅店。
二楼有个大房间，三个床的。来了三个年轻的台湾人，其中一对是夫妻。为节约费用，夫妻睡一头，“单男”睡另一头，中间用一块布隔开。他们机场就上了两回。晚上，又来一对台湾的，那位中年男子洗完澡，用英语打电话。我搭讪着同他讲话，也是个一脸沮丧一问三不知。
纽约的长途通讯、国际国内航空，都停摆了。能够通往世贸大厦的曼哈顿道路也封锁。第二天起床，只见街上行人带上了口罩。这样的口罩，在电视上我已经见过，那是在抢救现场使用的。店主对我说，今天风向变了，世贸大厦的“焦毛气、死人味道”都飘过来了。
下午，保险公司还是关门的杨平礼，说是曼哈顿部分通车，便开车让我们去“逛”，让到哪里到哪里。这是名副其实的逛，车子开到五大道，我和胡群耘下车，在大教堂前面照个相，就再上车。五大道、七大道。百老汇，诸多花岗岩大厦的门前，都降了半旗。晚上，与文汇报特刊部副主任汪澜在纽约的妹妹，在一家台湾人开的小店见面。异国他乡，此时此刻，谁都没有那份叙旧的心思。
高楼在爆炸，平民在流血，万般恐怖就在身边，战争危机即刻爆发，就意志论，就闲情论，谁都做不到“再聊聊再逛逛”的了。我们请杨平礼“一刻不停”地打电话签机票。
我对在休斯顿买的电话卡能否在纽约打通，产生了怀疑。美国每个州的法律都不一致，何况电话卡呢？我到大陆书店高忠处要了一张本地的电话卡。终于，在美国纽约13日的半夜，也就是中国的14日上午，给文汇报的电话终于打通了。我听到了老朋友王杰廉的声音，他告诉了我们报社驻纽约记者站朱国秋的电话号码，并负责地说，他立即将我们平安的消息通报集团，将我们在纽约的消息告诉朱国秋。
我转手将电话打到朱国秋的手里。朱国秋毫不迟疑地说：一早我就来接你，我对你们负责，对报社负责。听到了这样的回答，就像胡群耘后来说我的那样，已经三天没有笑容的我，脸部神经松弛了。朱国秋又说：住在我这里，只能睡沙发，要委屈你们了。我说：“能回到自己单位，这是最大的心理安慰；又能得到确切的各种消息，太感谢了！”
我又迫不急待地问：现在坐飞机回国，安全吗？在经历了那么多无情的电话忙音之后，在听到了那么多冷漠的录音回答之后，我激动地听到了朱国秋这样的回答：肯定安全，美国政府采取了最严密的措施，美国航空已经不允许再发生类似的事件了。
然而，朱国秋又说，美国机场已经全部封闭，据媒体说，要到24日以后机场才能开放。这就是说，我还要在美国的纽约等上整整10天，且以后的事情还是未知数。
第二天一早，纽约下起了瓢泼大雨。雨中响亮地传过来朱国秋呼唤我名字的声音，他和太太许捷来接我们了。在经过商业区超市的时候，许捷和胡群耘一起去买了一袋10公斤的大米，我们要打“持久战”了。
美国国内航班“渺无音讯”，我的“自然码”汉字输入法下载成功
文汇报驻纽约记者站，也就是朱国秋夫妇居住的公寓，在曼哈顿的一栋楼里。
已是深夜，我向上海打了电话，这一天是国内星期五的上午，本来是个版面“定局”的日子，但是周刊编辑部的领导和同仁，为了报道最新的消息，决定守候到第二天，即星期六再最后“压”版面。
我睡在厅里的长沙发上，胡群耘睡书房。为此，朱国秋特地到朋友处借了一张钢丝床。在自己单位和自己人的氛围里，胡群耘家庭主妇式的能干显露出来，与许捷一道烧红烧肉、煮汤年糕。朱国秋则将我领到了大阳台上，他说，在我的左面是拉瓜都尔机场，正前方是JFK机场，平时这里的上空，总是有五六架飞机在起飞和降落，现在是一片冷清。
朱国秋立即与上海东方航空公司驻纽约办事处的一位主任联络，得到的回答是：现在国内与美国的所有国际航班，包括国际、西北、上海东航，都停了，什么时候通航，不知道。一旦飞机通了，他一定帮忙，让我们赶紧回国。
我跟许捷说，能不能从电脑上下载一套“自然码输入法”，以便我书写报道。“我赶上了，就得写！”
下午，我与上海家中的母亲通了电话。胡群耘也与因家事留在国内的妹妹通了电话，她妹妹在纽约工作，她“通”过来一条消息，明天她乘坐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飞机回纽约。胡群耘激动了：一是她妹妹已在美国工作十年，竞争激烈，奋斗至今实属不易；二是国际航班通了。已经有了六七年国外记者站工作经验的朱国秋则要冷静得多，他说：等候有了最确切的起飞和到达的消息，再说。
第二天是星期六，中午，胡群耘妹妹从芝加哥打来电话，她数小时后转机可到纽约的家中。晚上吃饭，胡群耘又接连得到她丈夫4个电话，说是他得到上海方面的消息，明天东航的飞机一定起飞，让我们想尽办法立即赶到洛杉矶，等候回国，否则战端一开，恐怖分子再有行动，“禁空”时间会延长，国际航班的开通情景更难说了。
朱国秋再度打到纽约机场的电话里，依旧是冷漠的录音。我跟他又走到大阳台上，夜空寂寥。电视新闻里报道，美国国内机场航班部分恢复，但无任何详情。我们到不了洛杉矶，又怎能赶上东航的飞机？
得不到任何确切的消息，我们再急，也没用。不过，我的“自然码”下载成功，我把手提电脑放到膝盖上，立即开始写字。到晚上12点多，写了2000多字。
经过5个半小时飞行，AA飞机降落，所有乘坐者都轻轻地鼓掌
第二天是周日，美国总统布什到纽约。一早起，一对对的F―16战斗机从空中掠过。我继续写字。胡群耘与到达纽约的妹妹去相聚。我再与周刊联系，上海让配合文章再拍几张我在纽约的照片。我与许捷去了曼哈顿。街头到处张贴着“寻人”的照片，满地鲜花，黄丝带蜿蜒，还有点燃的蜡烛。在一救火会门前，牺牲者的大幅照片张贴在墙上，人们流泪拥抱。
来到第26街，警官和警车林立，我就不能再往前了。空中还有世贸大厦倒塌后升腾的白色烟尘，我就此留影为证。
与前两日相比，美国市民的情绪趋向稳定。印有世贸大厦图案的圆领汗衫，也摆上了街头小摊。一看，摊主是华人。还有一个中年白人，卖印有世贸和美国国旗的“宣传画”，2美金一张，销得极快。许捷买了一张，一摸，纸很薄。
晚上，胡群耘再度接丈夫电话，东航的第二个航班也从上海出发了。心中万分焦虑的我们决定：明天一早上机场，先飞到洛杉矶就是胜利。朱国秋再打电话，用英语与航空公司联络，确认明早航班的座位。我与洛杉矶一位朋友打电话，要她帮忙来接机，但得到的答复是，洛杉矶机场送客和接客的人，都无法来到机场候机室，所有人只能到达机场外的某个地方，随后只有持票的人才能上航空港接人的大巴士进机场。朋友进不了机场，而我又不知道该去机场外的什么地方才能找到她。我哑口无言。我说：我明天再打电话给你。
朱国秋让我放心，稿件和照片他负责传回上海。深夜11时，他“命令”大家休息。我怎么也睡不着。我对胡群耘说，我们再将整个飞行过程细想一遍，还有什么可能遇上的“问题”。明天我们上得了美国的国内航班吗，飞机上一定没有“坏人”吗，一定能够平安到达吗？到了洛杉矶，一定就能签上回国内的票吗？这一切，都不是经过我们的个人努力，能够回答的。
早晨4点半起床。细心的朱国秋，还特地联络了人民日报驻纽约的一位老记者，共同护送我们上JFK机场。40分钟后到达机场，里面早已人头济济。
机场要求，行李可托运的尽量托运，随身物件也是越少越好。终于，我们拿到了两张登机卡，一张是到圣地亚哥的，一张是到洛杉矶的。朱国秋叮嘱我，到了圣地亚哥不出机场，直接找1号登机口，就行。行李是到洛杉矶的。“千万不要出机场”。
来到安全检查的门口。一位比我足足高出了半个头的黑人警官，示意我双手平举。他拿着测试仪器，在我肋下、档内、胸前、背后反复测试。然后，他又用手将我的腰间皮带细摸一遍，随后又摸裤脚，再摸皮鞋。他跟我贴得很近。忙乎了一早晨的他，已经是一身的汗。我告诉自己，他检查得越细致就越安全。对所有的人都这样，好！
11日4架被劫持的飞机里，3架是飞向洛杉矶的。洛杉矶迪斯尼乐园人被赶空了，拉斯维加斯赌城的灯火黯淡了。今天的飞行当然也是一次冒险。是坐在朱国秋的办公室里安全，还是坐在美国的飞机里面安全，一时间，我回答不上来了。我知道，这是恐怖事件的心理后遗症。但是，这样的念头还是不时地出现。
上飞机，所有人寂静无声。机舱里，很空。这几天听到的美国航空业“凋零”情景，就此AA（美航）裁员万人，UA（联航）裁员万人，眼前景象就是最形象的解说。不过，就单机人员讲，空中服务人员是多了，原来似乎只有男女各一，现在有3个男的，两个坐在最后，一个坐在前面的正中间，目光直视整个机舱。而三个女服务员一直在巡走。
5个半小时忐忑不安的航程。圣地亚哥到了。飞机轻轻落地。机舱内所有的人，包括乘客和工作人员，都轻轻地鼓起掌来。我也鼓掌，眼眶情不自禁地湿润了。
取消所有直达，到达洛杉矶的人和行李，都要用螺旋桨来“舶运”
我们终于到了洛杉矶唯一的LAX国际机场。
行李要2个小时后才到，我们立即推上小车，向着预先了解好的国际候机厅奔去。上搂，前进，终于看到我们所熟悉的东航标志。在柜台前，我们看到一个头发翘起的小伙子和一个化妆的空姐，就像看见了最亲近的人一样，迫不急待地讲起话来，姓张的小伙子立即查验了电脑记录，确认我们明天已经定下了座位。这是朱国秋在纽约为我们确认的。
我们明天可以回国了！
东航的小张告诫我们，乘客很多，明天来确认不要太晚。
在美国打国内长途要5元美金，我们早有准备，将20个2角5分的角子扔进电话机，告诉在纽约的朱国秋：我们到了，我们被确认了，我们回国了。胡群耘高兴地跟许捷说：我们把这5元钱讲光！然而，20个角子只能讲4分钟，线路很快就断了。
我和胡群耘将行李放在机场的一个角落。我坚持不睡觉，我不愿意路走到了最后一步，还丢东西。实在困了、冷了，就站起来走一圈。最后一个美国夜晚的8个小时就是这样过去的，整个洛杉矶机场候机室的异国18个小时就是这样过去的。
10点检票，8点多人就挤了起来。12点45分，进106号登机门。13点30分，中国上海东航MU584航班起飞。先到北京，再到上海。飞机起飞，我是知道的，然而到北京落地时我是睡着的。我几乎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一颗心悬在半空也已经7个昼夜。
在北京出关，我打了一个手机。再度上飞机，航向上海。我到达纽约时候想做的三件事情，到这个时候都完成了：抵达距离世贸大厦最近的第26街现场，稿件发回上海，安全回国。
（摘自《海上文坛》2001年12月号，陆幸生文。）
稿件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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