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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起轩ZT 于 2005-01-12 14:44:23
大跃进饿殍遍野的原因
纵观中国历史，一九四九年中共上台执政之前的“两千一百二十九年中，共发
生二百○三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死亡了二千九百九十一万多人。”而毛泽东一个“大跃进”，饿死的人就多于两千多年间因自然灾害而死的全
部人数的总和，这是怎样的一场浩劫！且让我们看看它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吧。
二、 “大跃进”引发的灾难
毛泽东于一九五八年三月发动“大跃进”运动，到年底时，中共中央发表公报，宣布粮食、钢铁的产量都翻了一番，实现了特大跃进。从此“大跃进”和“总路线”、人民公社一起，成为中共的看家法宝“三面红旗”，“大跃进万岁”也喊了整整二十年。
“大跃进”，对于落后挨打了一百多年的中国人来说，本是个美妙的字眼。“又是大国又是穷国，不跃进行吗？落后二百年，不跃进行吗！”毛泽东这样
说当然不错。问题是他个人的功名欲压倒一切，他企图通过几个运动、几场人海战役就改变中国二百年的落后，在他有生之年就超过英国、赶上美国。早在一九五七年，党外人士张奚若（时任教育部部长）和陈铭枢（前国民党政府广东省省长）就曾批评他“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他反驳道：“什么好大喜功啊，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还是反动派的好大喜功？”他声称他就是“要好大喜功”。
超英赶美，这并非不可能。可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宣布的“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却是大谬。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军队总参谋长黄克诚说：毛泽东“想入非非”，“想在自己手中把本来要几百年才能办到的事情在几年之内办到”。此评语可谓一针见血。
其实，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完全是虚假的。就工业而言，正如副总理薄一波所说：“一九五八年的工业生产增加百分之六十六，看起来这象是大跃进；但是如果分析一下这百分之六十六的内容就知道……国家花费了宝贵的原材料，制造出大量的废品，现在都塞满了仓库，还要开支保管费。这能算大跃进么？”至于一九五八年生产的“一○七○万吨”钢里，有三百多万吨是乡下人砸铁锅，城里人拆钢窗、卸暖气管，用“土高炉”炼出来的，什么用处也没有。薄一波一九五九年说的 “一九五八年炼出来的三百万吨土钢，至今还埋在草里”，正是大实话。
那一年刚好老天爷帮忙，农业丰收，但粮食产量比一九五七年仅增加百分之三点四，比前五年的平均增幅百分之三点八还略少一些。谈不上是“跃进”，
更没有“大跃进”。可是谁都怕“反对三面红旗”，谁都怕当“大跃进消极分子”，全国上下虚夸吹牛成风，粮食产量层层加码，汇总到中南海，就变成了翻一番。一九五八年的农业大跃进就是这么来的。
一九五八年全民炼钢，农民丢下农活去“找矿”、“炼钢”，大量成熟的庄稼烂在地没有收入仓，或者收割草率而大量抛撒。譬如四川省“抛撒、浪费的粮食约占总产量的百分之十左右……当在二百二十万吨以上。”河南省更为严重，
竟有百分之五十的秋粮被毁弃在地里未收获入仓。又因中共实行粮食“统购
统销”政策，农民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之后剩下的才是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饲料粮。征购量随产量走，一九五八年的征购数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二百十五亿斤，全国农民的人均口粮减少了二十一斤.个别地方，如河北省张北县，一九五
八年的粮食产量“被近四倍地虚夸”，“使国家征购任务成倍增加，而实际产量与征购数几乎相当。”留给农民糊口的只是一些土豆。
虚报不那么严重的地方，若象往年那样干稀搭配、搀和蔬菜，也能勉强维持一年。可是八月间全国一窝蜂地成立人民公社，“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的口号风行南北，公社食堂在无计划用粮的情况下肆意浪费，有的地方甚至搞吃饭比赛，“放”了几个月后，粮仓也就空了。所以饥荒的到来只比大跃进晚了半拍，从一九五八年秋开始，不少地方已出现了“非正常死亡”。譬如一九五八年秋天，安徽灵壁县的三个乡饿死了五百多人。
一九五八年的“大炼钢铁”、“大办水利”，农民成为奴隶、役工，农民的生命贱如蝼蚁，“被驱不如犬与鸡”。在“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的旗号下，有些许多地方竟然高喊“宁教人死了，不教红旗倒！”“宁死九十九，红旗不丢手！”许多人劳动过度、营养不良，逐步拖垮而死。中国最大的省份四川，一九五八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超过了一百万！
到了一九五九年春天，许多地方已处在饥馑的边缘，发出了饿死人警报。按薄一波的说法，一九五九年四月初，仅山东、安徽、江苏等十五个县统计，就有两千五百万人“无饭吃”。
在这种形势下，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出头“为人民鼓咙胡”，在七月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大跃进提出质疑。可是他因此而被打倒，毛泽东就势发动“反右倾”，整肃了一千多万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形势极度恐怖。正如当时的江苏省省长惠浴宇（他的弟弟、湖南省委书记周惠是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所说：“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稍有点政治阅历和身份的人都遄遄不安，或噤若寒蝉，或谨慎言行。”因此中共各级干部唯恐“右倾”帽子
落到自己头上，谁也不敢为“无饭吃”的农民大声疾呼。
中国这块黄土地，历来是丰、平、歉年交替。在连续两年丰收后，一九五九年是个平年。再加上一九五九年春播面积比一九五七年减少了九千万亩，以致年产量只有三千四百亿斤，比一九五八年减少了四百多亿斤。然而，各地为了表
示自己拥护大跃进，不惜再次吹牛虚报粮食产量。如广西上林县，秋收一结束县委就将各公社、生产大队的干部集中开会，要下面报告产量，凡虚报高产的得奖，如实报告的则扣以“右倾”、“反三面红旗”的帽子，报不到县委要求的数字就不散会。基层小吏敌不过县大人，只好乱报产量。结果全县本实收一点四四亿斤，却报了二点五七亿斤。这样，汇总到政府总理周恩来那里，粮食总产量就多出整整两千亿斤，变成了五千四百亿斤。又是个“特大跃进”！
于是继续高征购。计划分到各省，谁也逃不脱。农村没那么多粮食可交。征购计划又必须完成，怎么办？
“反瞒产”
早在一九五九年初，毛泽东就曾拟文件批发全国：“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
此后，凡收罗的粮食不足上级规定数，就一定是基层干部隐瞒了产量，私分了粮食。于是“反瞒产私分”，拼命从农民碗里夺粮，全国一律，没有例外。结果留给全国农民的的人均粮食（含口粮、种子粮、牲畜饲料粮）比一九五八年还少一百余斤。
对挤了农民的口粮这一点，毛泽东十分清楚。他下达指示：“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糠菜半年粮”饿不死人，但实际情况是，“反瞒产”、
完成国家征购数之后，许多地方的公社食堂普遍吃空，只剩下菜，连糠都没有了。从十一月尾起，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饥馑就笼罩了全中国。
“反瞒产私分”是导致大饥馑、数千万人饿死的关键一步。农民成百成千万地饿死的惨剧与“反瞒产私分”同步发生。当时人口七千万的全国第一大省四川是个典型。本来一九五九年实产粮食一五八二万吨，可是在“反瞒产”过程中“撤换了大批坚持实报粮食产量的干部……‘查’出大量并不存在的粮食”，于是省委公布说产了三千五百万吨，结果国家征购数高达百分之四十九（一九五八年以前平均每年仅征购百分之三十一）。剩下给每个农民的粮食只有一百三十九公斤，比全国农民平均留粮数低四分之一以上。去掉种子、饲料粮后，口粮已所剩无几。饿死人是注定的了！
宜宾市委在“反瞒产”运动中斗争、捆打了两千五百多名基层干部，将该市所属农村的十六万农民的平均年口粮压得只剩一百余斤。结果三万八千人农民冤死，差不多每四个农民中就有一个成了大跃进的牺牲品。
仁寿县，县委书记把全县的公社干部召去开大会。会上将公社干部一个个轮流叫上台，让民兵抽打，逼问“把粮食放到哪里去了？招！”干部们吃不了皮肉苦，只得胡乱报个地方，说藏了多少粮食。农民仅剩的一点粮食交出去后，便只有饿死了。四川省委书记阎红彦带领工作组前去处理，并发放了五百万斤救济粮，可是一百一十万人按人头分，一人不足五斤，制止不了死亡潮。到一九六一年底，仁寿县人口比大跃进前的一九五七年少了二十六万，除去一九五八年底十一个人民公社六万余人划给威远县以及少数外流者不算，多数饿死了。
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会议、发动大跃进时，曾兴致勃勃地驱车到灌县都江堰参观，感叹道：“灌县是个好地方嘛，山青水秀哟！”就在这自古以来从不曾被饥馑光顾的好地方，饿死了四万多人。同在成都平原，与灌县为邻的崇庆县，也死了约三万五千人。
从重庆沿长江而下，行不多远就是以“鬼城”著称的丰都县。那里八点七万人“非正常死亡”，差不多每六个人就死了一个，成了名符其实的鬼城。沿江再往下走，以“巫山神女”闻名的巫山县，因“大炼钢铁”使“成熟粮食多烂在田里”，从一九五八年就开始饿死人；先后饿死了五万七千人，每六个半人中死了一个。
大邑县，死亡率更高，每五个人里就死了一个！井研县，每八个人里死了一个。新编《井研县志》说，一九六○年“人口死亡率超过历史最高水平”，正是实话。
四川的非正常死亡远超过任何一省。如今官方发表了完整、清晰的人口统计数字告知天下：一九五八至六二年的非正常死亡数分别为一零三万、二五八万、三百万、一二五万、二十六万。整个大跃进期间，四川饿死的人数高达八百十一万，每九个人就死了一个！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是大跃进的积极分子。毛泽东的秘书、成都人田家英闻说成都郊区放了颗“亩产稻谷二万四千斤”的大卫星后，曾于一九五九年初率领一个工作组到那个公社去调查，弄清了真相：粮食亩产只有几百斤，上报时吹了牛，上级要征粮，公社将本应用作农民口粮的稻谷拿去凑数，公社食堂只有清汤稀饭给农民填肚子。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前，从武汉到九江的船上，田家英对李井泉说：“现在可是有的地方饿死了人。”李井泉却满不在乎地答道：“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
如今，四川死了那么多人，李井泉应负全责。但他成功地用几个替罪羊顶了罪。譬如雅安地区死人太多，不处理不行了，李井泉放过地委第一书记何允夫，下令将荣县县委书记姚清逮捕，判刑八年，该县科、局长全部撤换；并逮捕了一百七十名公社社长、书记一级的干部。李井泉的老上级、一手提拔了李的邓小平一九六○ 年春到四川时，在全省县委书记会上说：“四川的工作，中央认为满意，是全国工作做得比较好的（省）。”同样饿死了成百万人的甘肃、河南、山东、安徽等省的第一书记都被撤了职，唯独饿死了八百万子民的李井泉是个例外，不仅安然无恙，而且当饿死人的灾难还在继续时，李井泉就官升一级，成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掌管云、贵、川三省。这也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罢！
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四川省的工作部曾就饿死人的严重问题向李井泉发难，李不得不在四川组的小会上作检查。检讨通不过，邓小平两次到四川组去为他开脱：“该检讨的都检讨了，就是那么多问题。四川出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邓下令停止追查李井泉个人的责任，说“会议再不能这样的继续开下去了”，李再次轻易地混过了关。四川饿死八百万人的事就成了一笔糊涂帐。
广西壮族自治区在第一书记韦国清领导下，于一九五九年九月开始“反瞒产”。他亲自坐镇桂林地区临桂县指挥，一场令人发指的搜粮运动遂遍布广西。
韦国清的“反瞒产”成绩巨大，譬如龙胜县，一九五九年粮食征购数竟然高达
一九五七年的三倍半！留给农民的口粮甚至一天不到四两粮，结果当然是把人活活饿死。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广西环江县水稻“亩产十三万斤”的特号新闻，是柳州地委第一书记贺亦然一手导演炮制的。到了一九五九年，为了搜刮粮食上交，贺亦然声称：“不管死多少人，柳州地区也要争个第一！”结果“反瞒产”搞得如此彻底，有的农民家里仅剩几把米，不得不藏进尿罐里以免被搜走。为让“私藏”了粮食的农民有粮也吃不成，环江县驯乐区委甚至下令“灭火封锅”，逐门逐户派兵夜间巡逻，见到火光就搜查、追捕。许多农民挖得野菜、剥得树皮也不敢煮食，活活成为饿死鬼。
饿死可以，外逃不行。民兵把守乡村的交通路口，防止饥民外逃。环江县水源区委甚至追捕到相邻的河池县，将二百多名男女老幼用绳索捆成一长串，押送回乡。当忍无可忍的饥民到水源区粮管所抢粮时，区委书记韩祖文不仅不开仓放粮，反下令开枪镇压，事后还诬称被枪杀的饥民是“反革命分子”。
从一九六○年初开始，环江县饿死了三万多人。“不少人家绝户，不少村庄绝村。”贺亦然的豪言壮语没有白说，柳州地区真的得了全广西第一：死人十六万！
但是，“反瞒产”运动是韦国清直接指挥的，他亲自坐镇的桂林地区临桂县五通镇，七、八千人口也饿死了三分之一，死绝了一百多户人家。所以一九六一年五月柳州地委开会讨论对贺亦然的处分时，韦国清为贺开脱，“建议中央、中南局对贺不作组织处分。”这样，贺虽丢了地委第一书记的职，却升官当上了广
西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贺在文革中被打倒，但文革后说是受四人帮迫害，平反升官，当上了广西自治区区委书记。）而升任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不久的原环江县委书记洪华则被当做替罪羊抛出，判处五年徒刑，并死在了劳改农场。奉命枪杀抢粮的农民的环江县水源区委书记韩祖文则判了十五年。
广西共死了多少人！据一九六七年“广西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发表的《给毛主席的一封信》透露：“韦国清自己承认的数字”是三十多万，但广西“公安厅厅长钟枫揭发，起码有五十万。”
死人严重的另一个省是安徽。凤阳县是个典型。凤阳县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是一点五亿斤，但县委宣布“我们在总路线的照耀下，夺得了农业生产的全面大丰收。粮食总产四点○五亿斤……”报了高产就得多交粮食，县委挤社员的口粮。挤不出来，便“反右倾”、“反瞒产私分”。凤阳县委在十月间召开全县干部大会，开始了空前野蛮、残酷的“反瞒产私分”运动。社队干部奉命成立“查粮突击队”，挨家挨户地搜查。翻箱倒柜，挖地凿壁，找不出就打，仅一个小溪河公社就有三千多人被打，一百○三人被打成残废，还有三十多人死在了公社私设的劳改队。
一个月后，便开始饿死人。该县殷涧公社党委书记在化名“石求明”给毛泽东写的信中说：“据我知道的三个公社四个庄子的人口死亡情况是极为惊人的。一个死亡占百分之五，一个占百分之十一强，一个占百分之十五，一个占百分之二十多。……有的村子几乎无人了。……我亲眼看到，住在我们临淮关上的招收起来的被大人丢弃的儿童约有三、四百人，死有一百名左右。”一九九○年，中国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说：“根据我们八十年代初考察过的安徽省凤阳等县的情况，当时饿死的人大约占全县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左右。”即有近十万凤阳农民饿死在那场人为的饥馑中。
饿死了四分之一左右人口的县还有宿松、濉溪、灵壁、涡阳等县。《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的老家全椒县，官方坦诚公布，该县一九六○年“人口非正常死亡四万余人。”每六个人就死了一个。
安徽死人如此严重，震惊了北京。安徽发生吃死人肉的事件，但当局力图封锁消息封锁消息，用“特殊政治事件”替代“吃人肉”的说法。但最后中南海还是知道了。但问题究竟到什么程度，中共中央却不十分清楚。所以一九六二年初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处理安徽问题时，刘少奇曾在安徽大组会上说：“吃死人肉就是‘特殊政治事件’，只有第一书记和公安局长知道，其他书记和常委都不知道。这种态度是不行的。”“我问你们死了多少人，你们说向中央报告过了，一百一十几万，谁相信？你们心中有数，可就是不说老实话。……你们究竟死了多少人，要老实说出来，再隐瞒要开除党籍。”但很可能他始终没有弄清安徽死了多少人。
其实，安徽究竟死了多少人，连安徽省委也说不出准确的数字。直到一九七九年，省委内部还有三个不同的估计数：三百多万，四百多万，五百多万。三百多万是个下限。
贵州山区地势偏远，贫穷落后，俗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一九五九年仅生产了七十亿斤粮食，可是省委上报说产了一百五十亿斤，并要在十月前完成征购任务三十八亿斤。农村严重缺粮，粮食收不上来，省委
认为基层干部一定隐瞒了产量。为逼迫他们认为隐瞒了粮食的基层干部就范，省委通知各县“先吃自己的，后吃国家的”，规定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和一九六○年一月不得发粮食给公社食堂。同时提出一条别出新裁的口号“捉鬼拿粮”，对基层干部审讯拷打，逼迫他们交出粮食。结果造成“贵州死人事件”。其中最严重的是遵义地区、毕节地区和铜仁地区。
遵义是所谓“革命圣地”，以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在此地开会、毛泽东夺得领导权而闻名。但毛泽东革命成功十年后，遵义却成了人间地狱，农民成批成批饿死。有些地方，全家全家的死绝，成堆成堆的埋人。本书作者朋友的一位亲戚，全家八、九口仅一人活了下来。一九六○年春，贵州人吃人的情况写进简报，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反映。省委闻知，下令即刻收回，可是晚了一步，北京还是知道了“遵义事件”。四月间，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帅孟奇打电话要贵州省委监委汇报遵义死人的情况。可是省委书记李景膺却将监委写的报告收去，未交到中央。一九六○年七月三日，李景膺向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汇报“遵义事件”，说遵义地委 “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可是李亲去遵义处理
事件时，只将几个县委书记撤职了事，而将地委书记李苏波上调到省里当了计委副主任。
毕节地区也成了活地狱。“地委书记孟子明是个土皇帝在该地区大搞所谓‘捉鬼拿粮’……，制造了全省闻名的‘金沙事件’（金沙县严重死人事件），使无数贫、下中农家破人亡。”一九六八年笔者的一个朋友到金沙县工作，当地人告诉他：一九六○年几乎家家死人，全县死了大约四分之一。一九六○年六月，李景膺亲自到金沙县，把六个区委书记逮捕了五个。其中一个杨金伦原是县委书记，因坚持向上级说本县缺粮而被撤职下去当区委书记的；如今也成为坏人被捕。但孟子明却因祸得福，丢掉地委书记职位不久就升官，成了省文教办公室副主任。
一九六○年初，铜仁地区思南、余庆、印江三县相继断粮，农民成万成万地死去。活下来的人本指望用野菜熬到秋收，不料当年天旱，夏收无着，更多的饥民死去了。一九七○年，笔者一位朋友到那里一家工厂工作，车间党支部书记告诉他：书记的兄弟一家、叔伯兄弟数家，都是全家死于那场饥馑，无人幸存！和遵义、毕节地区一样，省委丢车保帅，仅处理了几个县委书记，而被老百姓称为“制造铜仁严重死人事件的罪魁祸首”的地委书记周国玺却升到省里，当了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一九六○年六月，国务院民政部召开全国民政厅、局长会议前，省民政厅统计了贵州的死人数字，准备向北京报告。省委书记李景膺见了大发雷霆，说“谁叫你们报的？这么大的数字还得了！”“你们把这些数字反映出去，被台湾、香港特务机关得到，就等于给台湾、香港的特务机关送了情报。你们赶快把这些材料烧掉。”直到年底，公安部要贵州省公安厅报告死人数字，省公安厅报告说人口比一年前减少了一百零几万，省委未及制止，贵州的真实情况才得以外传，中央政府特派谢富治率检查团前去检查。但那些“革命圣地”的冤魂却再也不能复生了！
周总理1960年出口粮食买黄金
饿死农民千万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曾在笔记里抨击毛泽东的政策：“出口过多
，并且一度在国外采取倾销政策。”“为了完成猪肉出口任务，规定农村三个月不
杀猪”（１）（三个月内禁止农民杀猪自己吃）。彭抓住了问题的症结。大量出
口搞征购得来的粮食，正是一系列导致数千万农民饿死的错误中极重要的一环。
与一九五七年相比，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减少了一千五百万吨，出口却增加
了二百二十三万吨，比一九五七年多了一倍以上。（2）这完全超出了当时中国
的国力。出口的粮食很大一部分是各省搜刮的农民的口粮。仅那增加出口的二百二
十三万吨粮食就够四千万人吃几个月，足以从一九五九年求熬到一九六○年夏收。
然而，这些粮食都被地方干部当做大跃进的伟大成果交给了国家，转而被政府运到
国外去换硬通货了。
进入一九六○年，各地农民正成百万成百万地饿死，中国的粮食却在一船船地
运往国外。一九六○年又出口了二百六十五万吨！（3）
要是留下出口的粮食，哪怕只把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出口的六百八十万吨
粮食留下一半（六十八亿斤），送到缺粮最严重的地区，濒临饿死的农民是可以得
救的。然而，这不可能。因为中共中央的管家周恩来对粮食情况两眼一摸黑。一九
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即饿死人的最高峰时期，中共中央竟发出了这样一个乐观的
文件：“当前粮食形势好得很。国家粮食库存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底三四三亿斤的基
础上，一九六○年六月底将达到五百亿斤……”而实际一九六○年六月底，全国的
粮食库存仅一百二十七亿斤，少得甚至不敷粮库的铺底和正常周转。正是在对粮食
不摸底的情况下，周恩来作出了一个极其荒诞的决定。当时外贸部有人主张在国际
市场抛售黄金，换取外汇购买粮食，可是周恩来却认为黄金价格正低，是买进的好
机会。他说“黄金不能卖，我们要以黄金作后盾”，结果非但不卖，反而购买了几
十万两黄金。（4）
当时，只要十斤粮就能救济一个人不死，若周恩来将那笔购买黄金的钱用去购
买几十万吨粮食，一九六○年绝不会有那么多“非正常死亡”的。而残酷的事实是
：在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间，中国出口了六百八十万吨粮食，购买了几十万两
黄金，农民则饿死了三千五百万。
以安徽为例，该省死了那么多人，同一九五九年冬出口了四亿斤粮食就很有关
系。（5）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说一九五九年粮食可以“搞到
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时，安徽
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跟腔说“我们担心农作物的出路问题”，好象安徽的粮食多得
成了灾。当时若留着那四亿斤粮食不出口，用于接济缺粮最严重的三分之一的人口，每人可分得四十多斤，那些“非正常死亡”们完全可以挺几个月熬到夏收而活下来的。
当然，也可能安徽省的国家粮库有的是粮食，并不在乎卖了那四亿斤粮，问题
就是没有及时开仓放粮。所以一九六二年初刘少奇处理安徽问题时曾说：“（一九
）五九年调（安徽的）粮食是中央叫调的，死人同调粮食有关系，但不完全是粮食问题，其他政策不当也有关系，例如：收回自留地、干部作风不好，水利搞那么多。”（6）
(1)彭德怀《为什么要写信给毛主席》，《新华文摘》一九九○年十一月号。
(2)中国国家统计局编的一九八三年《中国统计年鉴》第四二二、四三八页。
(3)同上。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一九八四年汇编本第二七二页；红旗出
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曲折发展(1958-1965)》第三十四页；中央文献出
版社《不尽的思念》第二六一页。
(5)一九六八年安徽人民出版社《打倒黑霸王曾希圣》第五十九页。
(6)一九六二年二月三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央扩大会议上安徽大组会上的第二次讲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首都红代会“北京工业学院红旗公社编印的《刘少奇疯狂复辟资
本主义的滔天罪行》第四十二页。
大跃进饿殍遍野的原因
纵观中国历史，一九四九年中共上台执政之前的“两千一百二十九年中，共发
生二百○三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死亡了二千九百九十一万多人。”而毛泽东一个“大跃进”，饿死的人就多于两千多年间因自然灾害而死的全
部人数的总和，这是怎样的一场浩劫！且让我们看看它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吧。
二、 “大跃进”引发的灾难
毛泽东于一九五八年三月发动“大跃进”运动，到年底时，中共中央发表公报，宣布粮食、钢铁的产量都翻了一番，实现了特大跃进。从此“大跃进”和“总路线”、人民公社一起，成为中共的看家法宝“三面红旗”，“大跃进万岁”也喊了整整二十年。
“大跃进”，对于落后挨打了一百多年的中国人来说，本是个美妙的字眼。“又是大国又是穷国，不跃进行吗？落后二百年，不跃进行吗！”毛泽东这样
说当然不错。问题是他个人的功名欲压倒一切，他企图通过几个运动、几场人海战役就改变中国二百年的落后，在他有生之年就超过英国、赶上美国。早在一九五七年，党外人士张奚若（时任教育部部长）和陈铭枢（前国民党政府广东省省长）就曾批评他“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他反驳道：“什么好大喜功啊，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还是反动派的好大喜功？”他声称他就是“要好大喜功”。
超英赶美，这并非不可能。可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宣布的“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却是大谬。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军队总参谋长黄克诚说：毛泽东“想入非非”，“想在自己手中把本来要几百年才能办到的事情在几年之内办到”。此评语可谓一针见血。
其实，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完全是虚假的。就工业而言，正如副总理薄一波所说：“一九五八年的工业生产增加百分之六十六，看起来这象是大跃进；但是如果分析一下这百分之六十六的内容就知道……国家花费了宝贵的原材料，制造出大量的废品，现在都塞满了仓库，还要开支保管费。这能算大跃进么？”至于一九五八年生产的“一○七○万吨”钢里，有三百多万吨是乡下人砸铁锅，城里人拆钢窗、卸暖气管，用“土高炉”炼出来的，什么用处也没有。薄一波一九五九年说的 “一九五八年炼出来的三百万吨土钢，至今还埋在草里”，正是大实话。
那一年刚好老天爷帮忙，农业丰收，但粮食产量比一九五七年仅增加百分之三点四，比前五年的平均增幅百分之三点八还略少一些。谈不上是“跃进”，
更没有“大跃进”。可是谁都怕“反对三面红旗”，谁都怕当“大跃进消极分子”，全国上下虚夸吹牛成风，粮食产量层层加码，汇总到中南海，就变成了翻一番。一九五八年的农业大跃进就是这么来的。
一九五八年全民炼钢，农民丢下农活去“找矿”、“炼钢”，大量成熟的庄稼烂在地没有收入仓，或者收割草率而大量抛撒。譬如四川省“抛撒、浪费的粮食约占总产量的百分之十左右……当在二百二十万吨以上。”河南省更为严重，
竟有百分之五十的秋粮被毁弃在地里未收获入仓。又因中共实行粮食“统购
统销”政策，农民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之后剩下的才是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饲料粮。征购量随产量走，一九五八年的征购数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二百十五亿斤，全国农民的人均口粮减少了二十一斤.个别地方，如河北省张北县，一九五
八年的粮食产量“被近四倍地虚夸”，“使国家征购任务成倍增加，而实际产量与征购数几乎相当。”留给农民糊口的只是一些土豆。
虚报不那么严重的地方，若象往年那样干稀搭配、搀和蔬菜，也能勉强维持一年。可是八月间全国一窝蜂地成立人民公社，“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的口号风行南北，公社食堂在无计划用粮的情况下肆意浪费，有的地方甚至搞吃饭比赛，“放”了几个月后，粮仓也就空了。所以饥荒的到来只比大跃进晚了半拍，从一九五八年秋开始，不少地方已出现了“非正常死亡”。譬如一九五八年秋天，安徽灵壁县的三个乡饿死了五百多人。
一九五八年的“大炼钢铁”、“大办水利”，农民成为奴隶、役工，农民的生命贱如蝼蚁，“被驱不如犬与鸡”。在“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的旗号下，有些许多地方竟然高喊“宁教人死了，不教红旗倒！”“宁死九十九，红旗不丢手！”许多人劳动过度、营养不良，逐步拖垮而死。中国最大的省份四川，一九五八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超过了一百万！
到了一九五九年春天，许多地方已处在饥馑的边缘，发出了饿死人警报。按薄一波的说法，一九五九年四月初，仅山东、安徽、江苏等十五个县统计，就有两千五百万人“无饭吃”。
在这种形势下，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出头“为人民鼓咙胡”，在七月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大跃进提出质疑。可是他因此而被打倒，毛泽东就势发动“反右倾”，整肃了一千多万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形势极度恐怖。正如当时的江苏省省长惠浴宇（他的弟弟、湖南省委书记周惠是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所说：“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稍有点政治阅历和身份的人都遄遄不安，或噤若寒蝉，或谨慎言行。”因此中共各级干部唯恐“右倾”帽子
落到自己头上，谁也不敢为“无饭吃”的农民大声疾呼。
中国这块黄土地，历来是丰、平、歉年交替。在连续两年丰收后，一九五九年是个平年。再加上一九五九年春播面积比一九五七年减少了九千万亩，以致年产量只有三千四百亿斤，比一九五八年减少了四百多亿斤。然而，各地为了表
示自己拥护大跃进，不惜再次吹牛虚报粮食产量。如广西上林县，秋收一结束县委就将各公社、生产大队的干部集中开会，要下面报告产量，凡虚报高产的得奖，如实报告的则扣以“右倾”、“反三面红旗”的帽子，报不到县委要求的数字就不散会。基层小吏敌不过县大人，只好乱报产量。结果全县本实收一点四四亿斤，却报了二点五七亿斤。这样，汇总到政府总理周恩来那里，粮食总产量就多出整整两千亿斤，变成了五千四百亿斤。又是个“特大跃进”！
于是继续高征购。计划分到各省，谁也逃不脱。农村没那么多粮食可交。征购计划又必须完成，怎么办？
“反瞒产”
早在一九五九年初，毛泽东就曾拟文件批发全国：“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
此后，凡收罗的粮食不足上级规定数，就一定是基层干部隐瞒了产量，私分了粮食。于是“反瞒产私分”，拼命从农民碗里夺粮，全国一律，没有例外。结果留给全国农民的的人均粮食（含口粮、种子粮、牲畜饲料粮）比一九五八年还少一百余斤。
对挤了农民的口粮这一点，毛泽东十分清楚。他下达指示：“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糠菜半年粮”饿不死人，但实际情况是，“反瞒产”、
完成国家征购数之后，许多地方的公社食堂普遍吃空，只剩下菜，连糠都没有了。从十一月尾起，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饥馑就笼罩了全中国。
“反瞒产私分”是导致大饥馑、数千万人饿死的关键一步。农民成百成千万地饿死的惨剧与“反瞒产私分”同步发生。当时人口七千万的全国第一大省四川是个典型。本来一九五九年实产粮食一五八二万吨，可是在“反瞒产”过程中“撤换了大批坚持实报粮食产量的干部……‘查’出大量并不存在的粮食”，于是省委公布说产了三千五百万吨，结果国家征购数高达百分之四十九（一九五八年以前平均每年仅征购百分之三十一）。剩下给每个农民的粮食只有一百三十九公斤，比全国农民平均留粮数低四分之一以上。去掉种子、饲料粮后，口粮已所剩无几。饿死人是注定的了！
宜宾市委在“反瞒产”运动中斗争、捆打了两千五百多名基层干部，将该市所属农村的十六万农民的平均年口粮压得只剩一百余斤。结果三万八千人农民冤死，差不多每四个农民中就有一个成了大跃进的牺牲品。
仁寿县，县委书记把全县的公社干部召去开大会。会上将公社干部一个个轮流叫上台，让民兵抽打，逼问“把粮食放到哪里去了？招！”干部们吃不了皮肉苦，只得胡乱报个地方，说藏了多少粮食。农民仅剩的一点粮食交出去后，便只有饿死了。四川省委书记阎红彦带领工作组前去处理，并发放了五百万斤救济粮，可是一百一十万人按人头分，一人不足五斤，制止不了死亡潮。到一九六一年底，仁寿县人口比大跃进前的一九五七年少了二十六万，除去一九五八年底十一个人民公社六万余人划给威远县以及少数外流者不算，多数饿死了。
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会议、发动大跃进时，曾兴致勃勃地驱车到灌县都江堰参观，感叹道：“灌县是个好地方嘛，山青水秀哟！”就在这自古以来从不曾被饥馑光顾的好地方，饿死了四万多人。同在成都平原，与灌县为邻的崇庆县，也死了约三万五千人。
从重庆沿长江而下，行不多远就是以“鬼城”著称的丰都县。那里八点七万人“非正常死亡”，差不多每六个人就死了一个，成了名符其实的鬼城。沿江再往下走，以“巫山神女”闻名的巫山县，因“大炼钢铁”使“成熟粮食多烂在田里”，从一九五八年就开始饿死人；先后饿死了五万七千人，每六个半人中死了一个。
大邑县，死亡率更高，每五个人里就死了一个！井研县，每八个人里死了一个。新编《井研县志》说，一九六○年“人口死亡率超过历史最高水平”，正是实话。
四川的非正常死亡远超过任何一省。如今官方发表了完整、清晰的人口统计数字告知天下：一九五八至六二年的非正常死亡数分别为一零三万、二五八万、三百万、一二五万、二十六万。整个大跃进期间，四川饿死的人数高达八百十一万，每九个人就死了一个！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是大跃进的积极分子。毛泽东的秘书、成都人田家英闻说成都郊区放了颗“亩产稻谷二万四千斤”的大卫星后，曾于一九五九年初率领一个工作组到那个公社去调查，弄清了真相：粮食亩产只有几百斤，上报时吹了牛，上级要征粮，公社将本应用作农民口粮的稻谷拿去凑数，公社食堂只有清汤稀饭给农民填肚子。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前，从武汉到九江的船上，田家英对李井泉说：“现在可是有的地方饿死了人。”李井泉却满不在乎地答道：“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
如今，四川死了那么多人，李井泉应负全责。但他成功地用几个替罪羊顶了罪。譬如雅安地区死人太多，不处理不行了，李井泉放过地委第一书记何允夫，下令将荣县县委书记姚清逮捕，判刑八年，该县科、局长全部撤换；并逮捕了一百七十名公社社长、书记一级的干部。李井泉的老上级、一手提拔了李的邓小平一九六○ 年春到四川时，在全省县委书记会上说：“四川的工作，中央认为满意，是全国工作做得比较好的（省）。”同样饿死了成百万人的甘肃、河南、山东、安徽等省的第一书记都被撤了职，唯独饿死了八百万子民的李井泉是个例外，不仅安然无恙，而且当饿死人的灾难还在继续时，李井泉就官升一级，成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掌管云、贵、川三省。这也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罢！
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四川省的工作部曾就饿死人的严重问题向李井泉发难，李不得不在四川组的小会上作检查。检讨通不过，邓小平两次到四川组去为他开脱：“该检讨的都检讨了，就是那么多问题。四川出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邓下令停止追查李井泉个人的责任，说“会议再不能这样的继续开下去了”，李再次轻易地混过了关。四川饿死八百万人的事就成了一笔糊涂帐。
广西壮族自治区在第一书记韦国清领导下，于一九五九年九月开始“反瞒产”。他亲自坐镇桂林地区临桂县指挥，一场令人发指的搜粮运动遂遍布广西。
韦国清的“反瞒产”成绩巨大，譬如龙胜县，一九五九年粮食征购数竟然高达
一九五七年的三倍半！留给农民的口粮甚至一天不到四两粮，结果当然是把人活活饿死。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广西环江县水稻“亩产十三万斤”的特号新闻，是柳州地委第一书记贺亦然一手导演炮制的。到了一九五九年，为了搜刮粮食上交，贺亦然声称：“不管死多少人，柳州地区也要争个第一！”结果“反瞒产”搞得如此彻底，有的农民家里仅剩几把米，不得不藏进尿罐里以免被搜走。为让“私藏”了粮食的农民有粮也吃不成，环江县驯乐区委甚至下令“灭火封锅”，逐门逐户派兵夜间巡逻，见到火光就搜查、追捕。许多农民挖得野菜、剥得树皮也不敢煮食，活活成为饿死鬼。
饿死可以，外逃不行。民兵把守乡村的交通路口，防止饥民外逃。环江县水源区委甚至追捕到相邻的河池县，将二百多名男女老幼用绳索捆成一长串，押送回乡。当忍无可忍的饥民到水源区粮管所抢粮时，区委书记韩祖文不仅不开仓放粮，反下令开枪镇压，事后还诬称被枪杀的饥民是“反革命分子”。
从一九六○年初开始，环江县饿死了三万多人。“不少人家绝户，不少村庄绝村。”贺亦然的豪言壮语没有白说，柳州地区真的得了全广西第一：死人十六万！
但是，“反瞒产”运动是韦国清直接指挥的，他亲自坐镇的桂林地区临桂县五通镇，七、八千人口也饿死了三分之一，死绝了一百多户人家。所以一九六一年五月柳州地委开会讨论对贺亦然的处分时，韦国清为贺开脱，“建议中央、中南局对贺不作组织处分。”这样，贺虽丢了地委第一书记的职，却升官当上了广
西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贺在文革中被打倒，但文革后说是受四人帮迫害，平反升官，当上了广西自治区区委书记。）而升任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不久的原环江县委书记洪华则被当做替罪羊抛出，判处五年徒刑，并死在了劳改农场。奉命枪杀抢粮的农民的环江县水源区委书记韩祖文则判了十五年。
广西共死了多少人！据一九六七年“广西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发表的《给毛主席的一封信》透露：“韦国清自己承认的数字”是三十多万，但广西“公安厅厅长钟枫揭发，起码有五十万。”
死人严重的另一个省是安徽。凤阳县是个典型。凤阳县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是一点五亿斤，但县委宣布“我们在总路线的照耀下，夺得了农业生产的全面大丰收。粮食总产四点○五亿斤……”报了高产就得多交粮食，县委挤社员的口粮。挤不出来，便“反右倾”、“反瞒产私分”。凤阳县委在十月间召开全县干部大会，开始了空前野蛮、残酷的“反瞒产私分”运动。社队干部奉命成立“查粮突击队”，挨家挨户地搜查。翻箱倒柜，挖地凿壁，找不出就打，仅一个小溪河公社就有三千多人被打，一百○三人被打成残废，还有三十多人死在了公社私设的劳改队。
一个月后，便开始饿死人。该县殷涧公社党委书记在化名“石求明”给毛泽东写的信中说：“据我知道的三个公社四个庄子的人口死亡情况是极为惊人的。一个死亡占百分之五，一个占百分之十一强，一个占百分之十五，一个占百分之二十多。……有的村子几乎无人了。……我亲眼看到，住在我们临淮关上的招收起来的被大人丢弃的儿童约有三、四百人，死有一百名左右。”一九九○年，中国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说：“根据我们八十年代初考察过的安徽省凤阳等县的情况，当时饿死的人大约占全县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左右。”即有近十万凤阳农民饿死在那场人为的饥馑中。
饿死了四分之一左右人口的县还有宿松、濉溪、灵壁、涡阳等县。《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的老家全椒县，官方坦诚公布，该县一九六○年“人口非正常死亡四万余人。”每六个人就死了一个。
安徽死人如此严重，震惊了北京。安徽发生吃死人肉的事件，但当局力图封锁消息封锁消息，用“特殊政治事件”替代“吃人肉”的说法。但最后中南海还是知道了。但问题究竟到什么程度，中共中央却不十分清楚。所以一九六二年初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处理安徽问题时，刘少奇曾在安徽大组会上说：“吃死人肉就是‘特殊政治事件’，只有第一书记和公安局长知道，其他书记和常委都不知道。这种态度是不行的。”“我问你们死了多少人，你们说向中央报告过了，一百一十几万，谁相信？你们心中有数，可就是不说老实话。……你们究竟死了多少人，要老实说出来，再隐瞒要开除党籍。”但很可能他始终没有弄清安徽死了多少人。
其实，安徽究竟死了多少人，连安徽省委也说不出准确的数字。直到一九七九年，省委内部还有三个不同的估计数：三百多万，四百多万，五百多万。三百多万是个下限。
贵州山区地势偏远，贫穷落后，俗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一九五九年仅生产了七十亿斤粮食，可是省委上报说产了一百五十亿斤，并要在十月前完成征购任务三十八亿斤。农村严重缺粮，粮食收不上来，省委
认为基层干部一定隐瞒了产量。为逼迫他们认为隐瞒了粮食的基层干部就范，省委通知各县“先吃自己的，后吃国家的”，规定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和一九六○年一月不得发粮食给公社食堂。同时提出一条别出新裁的口号“捉鬼拿粮”，对基层干部审讯拷打，逼迫他们交出粮食。结果造成“贵州死人事件”。其中最严重的是遵义地区、毕节地区和铜仁地区。
遵义是所谓“革命圣地”，以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在此地开会、毛泽东夺得领导权而闻名。但毛泽东革命成功十年后，遵义却成了人间地狱，农民成批成批饿死。有些地方，全家全家的死绝，成堆成堆的埋人。本书作者朋友的一位亲戚，全家八、九口仅一人活了下来。一九六○年春，贵州人吃人的情况写进简报，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反映。省委闻知，下令即刻收回，可是晚了一步，北京还是知道了“遵义事件”。四月间，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帅孟奇打电话要贵州省委监委汇报遵义死人的情况。可是省委书记李景膺却将监委写的报告收去，未交到中央。一九六○年七月三日，李景膺向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汇报“遵义事件”，说遵义地委 “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可是李亲去遵义处理
事件时，只将几个县委书记撤职了事，而将地委书记李苏波上调到省里当了计委副主任。
毕节地区也成了活地狱。“地委书记孟子明是个土皇帝在该地区大搞所谓‘捉鬼拿粮’……，制造了全省闻名的‘金沙事件’（金沙县严重死人事件），使无数贫、下中农家破人亡。”一九六八年笔者的一个朋友到金沙县工作，当地人告诉他：一九六○年几乎家家死人，全县死了大约四分之一。一九六○年六月，李景膺亲自到金沙县，把六个区委书记逮捕了五个。其中一个杨金伦原是县委书记，因坚持向上级说本县缺粮而被撤职下去当区委书记的；如今也成为坏人被捕。但孟子明却因祸得福，丢掉地委书记职位不久就升官，成了省文教办公室副主任。
一九六○年初，铜仁地区思南、余庆、印江三县相继断粮，农民成万成万地死去。活下来的人本指望用野菜熬到秋收，不料当年天旱，夏收无着，更多的饥民死去了。一九七○年，笔者一位朋友到那里一家工厂工作，车间党支部书记告诉他：书记的兄弟一家、叔伯兄弟数家，都是全家死于那场饥馑，无人幸存！和遵义、毕节地区一样，省委丢车保帅，仅处理了几个县委书记，而被老百姓称为“制造铜仁严重死人事件的罪魁祸首”的地委书记周国玺却升到省里，当了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一九六○年六月，国务院民政部召开全国民政厅、局长会议前，省民政厅统计了贵州的死人数字，准备向北京报告。省委书记李景膺见了大发雷霆，说“谁叫你们报的？这么大的数字还得了！”“你们把这些数字反映出去，被台湾、香港特务机关得到，就等于给台湾、香港的特务机关送了情报。你们赶快把这些材料烧掉。”直到年底，公安部要贵州省公安厅报告死人数字，省公安厅报告说人口比一年前减少了一百零几万，省委未及制止，贵州的真实情况才得以外传，中央政府特派谢富治率检查团前去检查。但那些“革命圣地”的冤魂却再也不能复生了！
周总理1960年出口粮食买黄金
饿死农民千万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曾在笔记里抨击毛泽东的政策：“出口过多
，并且一度在国外采取倾销政策。”“为了完成猪肉出口任务，规定农村三个月不
杀猪”（１）（三个月内禁止农民杀猪自己吃）。彭抓住了问题的症结。大量出
口搞征购得来的粮食，正是一系列导致数千万农民饿死的错误中极重要的一环。
与一九五七年相比，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减少了一千五百万吨，出口却增加
了二百二十三万吨，比一九五七年多了一倍以上。（2）这完全超出了当时中国
的国力。出口的粮食很大一部分是各省搜刮的农民的口粮。仅那增加出口的二百二
十三万吨粮食就够四千万人吃几个月，足以从一九五九年求熬到一九六○年夏收。
然而，这些粮食都被地方干部当做大跃进的伟大成果交给了国家，转而被政府运到
国外去换硬通货了。
进入一九六○年，各地农民正成百万成百万地饿死，中国的粮食却在一船船地
运往国外。一九六○年又出口了二百六十五万吨！（3）
要是留下出口的粮食，哪怕只把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出口的六百八十万吨
粮食留下一半（六十八亿斤），送到缺粮最严重的地区，濒临饿死的农民是可以得
救的。然而，这不可能。因为中共中央的管家周恩来对粮食情况两眼一摸黑。一九
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即饿死人的最高峰时期，中共中央竟发出了这样一个乐观的
文件：“当前粮食形势好得很。国家粮食库存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底三四三亿斤的基
础上，一九六○年六月底将达到五百亿斤……”而实际一九六○年六月底，全国的
粮食库存仅一百二十七亿斤，少得甚至不敷粮库的铺底和正常周转。正是在对粮食
不摸底的情况下，周恩来作出了一个极其荒诞的决定。当时外贸部有人主张在国际
市场抛售黄金，换取外汇购买粮食，可是周恩来却认为黄金价格正低，是买进的好
机会。他说“黄金不能卖，我们要以黄金作后盾”，结果非但不卖，反而购买了几
十万两黄金。（4）
当时，只要十斤粮就能救济一个人不死，若周恩来将那笔购买黄金的钱用去购
买几十万吨粮食，一九六○年绝不会有那么多“非正常死亡”的。而残酷的事实是
：在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间，中国出口了六百八十万吨粮食，购买了几十万两
黄金，农民则饿死了三千五百万。
以安徽为例，该省死了那么多人，同一九五九年冬出口了四亿斤粮食就很有关
系。（5）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说一九五九年粮食可以“搞到
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时，安徽
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跟腔说“我们担心农作物的出路问题”，好象安徽的粮食多得
成了灾。当时若留着那四亿斤粮食不出口，用于接济缺粮最严重的三分之一的人口，每人可分得四十多斤，那些“非正常死亡”们完全可以挺几个月熬到夏收而活下来的。
当然，也可能安徽省的国家粮库有的是粮食，并不在乎卖了那四亿斤粮，问题
就是没有及时开仓放粮。所以一九六二年初刘少奇处理安徽问题时曾说：“（一九
）五九年调（安徽的）粮食是中央叫调的，死人同调粮食有关系，但不完全是粮食问题，其他政策不当也有关系，例如：收回自留地、干部作风不好，水利搞那么多。”（6）
(1)彭德怀《为什么要写信给毛主席》，《新华文摘》一九九○年十一月号。
(2)中国国家统计局编的一九八三年《中国统计年鉴》第四二二、四三八页。
(3)同上。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一九八四年汇编本第二七二页；红旗出
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曲折发展(1958-1965)》第三十四页；中央文献出
版社《不尽的思念》第二六一页。
(5)一九六八年安徽人民出版社《打倒黑霸王曾希圣》第五十九页。
(6)一九六二年二月三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央扩大会议上安徽大组会上的第二次讲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首都红代会“北京工业学院红旗公社编印的《刘少奇疯狂复辟资
本主义的滔天罪行》第四十二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