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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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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Z：都人的这个书评虽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但也不妨一读?
我在97年读这本书时我的一个学政治学的朋友很是讥笑了我一番。受他导师的影响，他觉得HUNTINGTON本人与其说是一个教授还不如说是一个流氓政客。但客观地讲这本书的容量还是很大的。很可惜当年我的帖子都找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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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再造》（一）
－都 人－
１９９３年夏季美国极有影响的《外交事务》杂志刊登了哈佛大学政治学教
授塞缪尔・亨廷顿的雄文《文明的冲突？》，引起各界的广泛注意和讨论。去年
（１９９６）亨廷顿将他的论点扩充成一本三百余页的专著，改题为《文明的冲
突和世界秩序的再造》，由美国 Simon & Schuster 出版社出版。由于亨廷顿是
美国政治学“泰斗”（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有名的《外交政策》杂志创始人
兼主编），他的理论代表西方政界和“学界”对未来世界政治局势的重要看法，
对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国际战略，尤其是西方对亚洲迅速上升的“非西方文
明”国家的政策会产生重大影响。
国际政治说到底，是利益和实力的博弈。所谓“道德原则”，若非幌子，便
是游戏手段之一。另一要点是国际形势的动态特性：强弱、利弊、敌友均在不断
变动。称职的国家领袖和政治家无不“高瞻远瞩”，从变化发展的眼光考虑和制
定外交政策，以维护自身长远利益。笔者介绍过的“抑强扶弱”正是这种动态考
虑下的外交策略之一，基辛格公开承认其为美国国际关系原则。亨廷顿的大作也
是一项“前瞻性”外交策略研究。对于这些西方外交策略材料，自然可以从“道
义”原则和“西方列强受害者”角度痛加鞭挞，但于实事毫无裨益，只觉迂腐，
甚至辛酸。正如有人指出，早已日薄西山、实力远逊于中共的英国却能在外交上
频频胜出，中共则未能知己知彼，尽管在道义上收复殖民地理直气壮，却在外交
和宣传上常常陷于被动，让英国处处占尽便宜，令人深思。笔者因此认为有必要
对亨廷顿的近作加以客观述评。
在苏联瓦解、冷战结束之后，欧美颇有一股认为西方“自由民主主义”和自
由经济已在全球获胜，天下将从此“大同”的想法。然而冷战时被长期压抑的各
种区域民族冲突随之泛起，特别是海湾战争和西方文明的“后院”中南斯拉夫内
战爆发之后，大家看到冷战后的世界不比美苏核对峙时更太平。另外随着亚洲尤
其中国大陆经济迅速增长，西方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来日无多。在这种背景
下，亨廷顿慧眼独具，在１９９３年提出未来世界形势将是文明之间的冲突一说
，论证西方文明将面临的严重挑战。亨廷顿去年的专著更将其１９９３年文章题
目中的问号改成句号，表示文明的冲突是一个毋庸再置疑的论题。
亨廷顿的主要论点大致如下：世界上存在七八种主要文明体系，属于基督教
有西方文明（西欧，北美，澳洲等），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此外有伊斯
兰回教文明，亚洲则有华夏(Sinic)文明，日本文明和印度文明（亨廷顿在书中摒
弃儒家文明一词，并将日本单列的动机以后详评），另外还有撒哈拉以南的（黑
）非洲文明。这些主要文明各自常由一个“核心国家”领导或代表：
西方文明的“核心”美国当仁不让，华夏文明的核心是中国（大陆），东正
教文明的核心是俄罗斯，等等。缺乏“核心”的文明不稳定而且麻烦多多，以伊
斯兰为其代表。
亨廷顿的其他主要论点：牛仔裤和汉堡包这些肤浅的表象并不是真正的西方
文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经济的进步和发展导致宗教的复兴，
等等。所以随着经济的发展，每个非西方国家都将逐渐演变成维持自身文化和宗
教价值的现代化社会，继续与西方文明格格不入。亨廷顿并认为冷战以后的国际
冲突不再围绕意识形态，而是针对种族、宗教和文化，其中宗教和文化更是决定
性因素，因此在频度、深度和广度上，同一文明内部的冲突将远逊于不同文明之
间的冲突，而今后的世界大势主要便是前述几大文明之间的冲突较量。亨廷顿书
中其他内容便是在“文明冲突”这一架构下为维护西方文明献谋划策。
亨廷顿曾出任卡特政府公职，但毕竟不是专业政客，另外他又是“学术权威
”，不必顾忌其言论的“政治正确性”。传统的西方文化偏见之外，亨廷顿行文
颇为直露，并无太多政客的伪善语言，例如对西方早先消灭殖民地土著文明的行
为便直言无忌，将此视为北美文明优于拉丁美洲文明的原因之一。亨氏将目前西
方上层许多并不“高尚”的内心想法及策略和盘托出，这可说是该书的一大特点
。从这个角度，本书不妨说是当今西方文明的政治白皮书。它公开承认：
甲：西方的权势已经盛极而衰，在其他文化的挑战之下，西方文明不仅无法继续
支配世界，连其自身的生存都成问题。
乙：非西方国家民主化之后，只会加深对西方的敌对；而西方的“天下大同”思
想和多元文化主义损害西方实际利益。
丙：西方文明的“内忧”是各成员国的团结（是否向“核心”美国靠拢）和在非
西方移民浪潮冲击下西方社会的文化和种族“一体性”。
丁：西方文明的“外患”主要有二：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伊斯兰的宗教政治，中国
的强盛因此有违美国的传统利益。
值此“危急存亡之秋”，亨廷顿为西方提出以下“救亡八策”：
一，加强欧美各国政治、经济和军事一体化，保持步调一致以免为人各个击破；
二，吸收原共产阵营中的“西方”国家（所谓 Visegrad 和波罗的海诸国，还有
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
三，鼓励拉丁美洲的“西方化”；
四，抑制伊斯兰国家和华夏国家的常规及非常规军力发展；
五，拖延日本与西方的离异和日本向中国的靠拢；
六，承认俄国为东正教核心国以及它在南部边界区域的“正当安全权益”；
七，保持西方在技术和军事上对其他文明所占的优势；
八，不干预属于其他文明之间的事务，以避免导致全球冲突。
对于亨廷顿理论的各种漏洞、偏见和他的“救亡八策”，笔者将陆续逐项评
论。无庸讳言，亨廷顿的大作决不是其个人心血来潮的一家之论，不管你喜不喜
欢，我们在美澳接近、“澳洲被黄种人淹没”、俄国车臣危机中的西方态度、“
中国威胁论”、钓鱼岛事件和美日安保条约的新解释等等中都可以看见亨廷顿理
论和策略的影踪。将该书形容为西方政治白皮书并非过誉。
亨廷顿是越战过来人，本属“鹰派”。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越战“逐步升
级”年代（１９６１－１９６７），他积极支持美国国策，“阻止共产党攫取东
南亚”，是个标准的“多米诺”论客。及至美国陷入泥潭，其个人威信也颇受打
击。１９６７年，美国国务院急需“鹰派”学者的支持，特聘亨廷顿赴南越作实
地调查。根据去年(１９９６)十二月二十日美国全国公共电台播出的专访，亨廷
顿回顾说他当年万里归来，摇身一变，成为十足“鸽派”；其报告书坦言：除非
改变政策，美国必败，要解决越局，和（南越）越共妥协是唯一出路。亨公自称
其急变大出美国政府要员意料，华府一时满城风雨。然根据当年报刊资料，事实
并不如此简单，至少到１９６８年七月亨廷顿仍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为约
翰逊政府的越南政策辩护，声称南越政府军获胜有望，亨廷顿在近日专访中的自
诩不无事后为己粉刷之嫌。但当（１９６８）年约翰逊的副总统Hubert H. Hump
hry与尼克松竞选总统，亨公为其外交政策主谋，曾以“鸽派”立场提出用无条件
停炸北越作为竞选纲领确是事实。不得不承认亨廷顿对挽救自己学术地位、避免
了越战黑锅，确有一套聪明过人的手段。这对亨廷顿后来出任卡特政府（１９７
７－１９８１）负责国家安全计划的要职不无其因。这段历史可证亨公惯于根据
国际局势发展见风转舵，“高瞻远嘱”，故能在美国政治学界数十年几乎“独领
风骚”。
顺便说一下，五十年代时，中共民生初定，境内太平，以刘少奇为首的务实
派提出“阶级斗争熄灭论”以休养生息，毛泽东却说“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之后
，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惟恐天下不乱，大陆人民此后所历有目共睹，不必
多说。苏联解体之后，两强核大战的阴影终于过去，当时美国国务院也有学者福
山写出《历史的终结》一书，以为国际主要矛盾消失，西方的“民主”体制取得
最后胜利，世界从此太平。如今亨廷顿拾毛牙慧：“在‘意识形态’敌人被消灭
之后，‘文明’的敌人依然存在”，西方据此反受更大威胁。此论行其道而天下
多事矣。
我在97年读这本书时我的一个学政治学的朋友很是讥笑了我一番。受他导师的影响，他觉得HUNTINGTON本人与其说是一个教授还不如说是一个流氓政客。但客观地讲这本书的容量还是很大的。很可惜当年我的帖子都找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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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再造》（一）
－都 人－
１９９３年夏季美国极有影响的《外交事务》杂志刊登了哈佛大学政治学教
授塞缪尔・亨廷顿的雄文《文明的冲突？》，引起各界的广泛注意和讨论。去年
（１９９６）亨廷顿将他的论点扩充成一本三百余页的专著，改题为《文明的冲
突和世界秩序的再造》，由美国 Simon & Schuster 出版社出版。由于亨廷顿是
美国政治学“泰斗”（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有名的《外交政策》杂志创始人
兼主编），他的理论代表西方政界和“学界”对未来世界政治局势的重要看法，
对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国际战略，尤其是西方对亚洲迅速上升的“非西方文
明”国家的政策会产生重大影响。
国际政治说到底，是利益和实力的博弈。所谓“道德原则”，若非幌子，便
是游戏手段之一。另一要点是国际形势的动态特性：强弱、利弊、敌友均在不断
变动。称职的国家领袖和政治家无不“高瞻远瞩”，从变化发展的眼光考虑和制
定外交政策，以维护自身长远利益。笔者介绍过的“抑强扶弱”正是这种动态考
虑下的外交策略之一，基辛格公开承认其为美国国际关系原则。亨廷顿的大作也
是一项“前瞻性”外交策略研究。对于这些西方外交策略材料，自然可以从“道
义”原则和“西方列强受害者”角度痛加鞭挞，但于实事毫无裨益，只觉迂腐，
甚至辛酸。正如有人指出，早已日薄西山、实力远逊于中共的英国却能在外交上
频频胜出，中共则未能知己知彼，尽管在道义上收复殖民地理直气壮，却在外交
和宣传上常常陷于被动，让英国处处占尽便宜，令人深思。笔者因此认为有必要
对亨廷顿的近作加以客观述评。
在苏联瓦解、冷战结束之后，欧美颇有一股认为西方“自由民主主义”和自
由经济已在全球获胜，天下将从此“大同”的想法。然而冷战时被长期压抑的各
种区域民族冲突随之泛起，特别是海湾战争和西方文明的“后院”中南斯拉夫内
战爆发之后，大家看到冷战后的世界不比美苏核对峙时更太平。另外随着亚洲尤
其中国大陆经济迅速增长，西方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来日无多。在这种背景
下，亨廷顿慧眼独具，在１９９３年提出未来世界形势将是文明之间的冲突一说
，论证西方文明将面临的严重挑战。亨廷顿去年的专著更将其１９９３年文章题
目中的问号改成句号，表示文明的冲突是一个毋庸再置疑的论题。
亨廷顿的主要论点大致如下：世界上存在七八种主要文明体系，属于基督教
有西方文明（西欧，北美，澳洲等），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此外有伊斯
兰回教文明，亚洲则有华夏(Sinic)文明，日本文明和印度文明（亨廷顿在书中摒
弃儒家文明一词，并将日本单列的动机以后详评），另外还有撒哈拉以南的（黑
）非洲文明。这些主要文明各自常由一个“核心国家”领导或代表：
西方文明的“核心”美国当仁不让，华夏文明的核心是中国（大陆），东正
教文明的核心是俄罗斯，等等。缺乏“核心”的文明不稳定而且麻烦多多，以伊
斯兰为其代表。
亨廷顿的其他主要论点：牛仔裤和汉堡包这些肤浅的表象并不是真正的西方
文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经济的进步和发展导致宗教的复兴，
等等。所以随着经济的发展，每个非西方国家都将逐渐演变成维持自身文化和宗
教价值的现代化社会，继续与西方文明格格不入。亨廷顿并认为冷战以后的国际
冲突不再围绕意识形态，而是针对种族、宗教和文化，其中宗教和文化更是决定
性因素，因此在频度、深度和广度上，同一文明内部的冲突将远逊于不同文明之
间的冲突，而今后的世界大势主要便是前述几大文明之间的冲突较量。亨廷顿书
中其他内容便是在“文明冲突”这一架构下为维护西方文明献谋划策。
亨廷顿曾出任卡特政府公职，但毕竟不是专业政客，另外他又是“学术权威
”，不必顾忌其言论的“政治正确性”。传统的西方文化偏见之外，亨廷顿行文
颇为直露，并无太多政客的伪善语言，例如对西方早先消灭殖民地土著文明的行
为便直言无忌，将此视为北美文明优于拉丁美洲文明的原因之一。亨氏将目前西
方上层许多并不“高尚”的内心想法及策略和盘托出，这可说是该书的一大特点
。从这个角度，本书不妨说是当今西方文明的政治白皮书。它公开承认：
甲：西方的权势已经盛极而衰，在其他文化的挑战之下，西方文明不仅无法继续
支配世界，连其自身的生存都成问题。
乙：非西方国家民主化之后，只会加深对西方的敌对；而西方的“天下大同”思
想和多元文化主义损害西方实际利益。
丙：西方文明的“内忧”是各成员国的团结（是否向“核心”美国靠拢）和在非
西方移民浪潮冲击下西方社会的文化和种族“一体性”。
丁：西方文明的“外患”主要有二：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伊斯兰的宗教政治，中国
的强盛因此有违美国的传统利益。
值此“危急存亡之秋”，亨廷顿为西方提出以下“救亡八策”：
一，加强欧美各国政治、经济和军事一体化，保持步调一致以免为人各个击破；
二，吸收原共产阵营中的“西方”国家（所谓 Visegrad 和波罗的海诸国，还有
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
三，鼓励拉丁美洲的“西方化”；
四，抑制伊斯兰国家和华夏国家的常规及非常规军力发展；
五，拖延日本与西方的离异和日本向中国的靠拢；
六，承认俄国为东正教核心国以及它在南部边界区域的“正当安全权益”；
七，保持西方在技术和军事上对其他文明所占的优势；
八，不干预属于其他文明之间的事务，以避免导致全球冲突。
对于亨廷顿理论的各种漏洞、偏见和他的“救亡八策”，笔者将陆续逐项评
论。无庸讳言，亨廷顿的大作决不是其个人心血来潮的一家之论，不管你喜不喜
欢，我们在美澳接近、“澳洲被黄种人淹没”、俄国车臣危机中的西方态度、“
中国威胁论”、钓鱼岛事件和美日安保条约的新解释等等中都可以看见亨廷顿理
论和策略的影踪。将该书形容为西方政治白皮书并非过誉。
亨廷顿是越战过来人，本属“鹰派”。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越战“逐步升
级”年代（１９６１－１９６７），他积极支持美国国策，“阻止共产党攫取东
南亚”，是个标准的“多米诺”论客。及至美国陷入泥潭，其个人威信也颇受打
击。１９６７年，美国国务院急需“鹰派”学者的支持，特聘亨廷顿赴南越作实
地调查。根据去年(１９９６)十二月二十日美国全国公共电台播出的专访，亨廷
顿回顾说他当年万里归来，摇身一变，成为十足“鸽派”；其报告书坦言：除非
改变政策，美国必败，要解决越局，和（南越）越共妥协是唯一出路。亨公自称
其急变大出美国政府要员意料，华府一时满城风雨。然根据当年报刊资料，事实
并不如此简单，至少到１９６８年七月亨廷顿仍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为约
翰逊政府的越南政策辩护，声称南越政府军获胜有望，亨廷顿在近日专访中的自
诩不无事后为己粉刷之嫌。但当（１９６８）年约翰逊的副总统Hubert H. Hump
hry与尼克松竞选总统，亨公为其外交政策主谋，曾以“鸽派”立场提出用无条件
停炸北越作为竞选纲领确是事实。不得不承认亨廷顿对挽救自己学术地位、避免
了越战黑锅，确有一套聪明过人的手段。这对亨廷顿后来出任卡特政府（１９７
７－１９８１）负责国家安全计划的要职不无其因。这段历史可证亨公惯于根据
国际局势发展见风转舵，“高瞻远嘱”，故能在美国政治学界数十年几乎“独领
风骚”。
顺便说一下，五十年代时，中共民生初定，境内太平，以刘少奇为首的务实
派提出“阶级斗争熄灭论”以休养生息，毛泽东却说“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之后
，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惟恐天下不乱，大陆人民此后所历有目共睹，不必
多说。苏联解体之后，两强核大战的阴影终于过去，当时美国国务院也有学者福
山写出《历史的终结》一书，以为国际主要矛盾消失，西方的“民主”体制取得
最后胜利，世界从此太平。如今亨廷顿拾毛牙慧：“在‘意识形态’敌人被消灭
之后，‘文明’的敌人依然存在”，西方据此反受更大威胁。此论行其道而天下
多事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