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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明”和“日本文明”？
――评《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再造》
（二）
―都人―
有必要说明一点：美国和西方力量的退缩、非西方国家和文明的实力上升以
及西方丧失世界霸权等等并非亨廷顿的新创，尼克松和美国政治学者 Paul Kenn
edy 等对此都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论述。尼克松在其著作中已经挖苦了美国
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的习惯，亨廷顿却正式出来“批判”“西方价值放诸四
海皆准论”，甚至将其等同于帝国主义。这当然不是西方在几百年强权横行之后
突然天良发现，而是如亨廷顿自己承认：西方现在已经没有必需的实力和生机来
将其价值强加于世界；更糟糕的是实力上升的其他文明可以如法炮制，以其之道
还诸其身，也将自身价值以“四海皆准论”强加与西方，让西方领略一下“帝国
主义”的滋味。亨廷顿“对外”唱起各种文明需要“共存”的赞歌，“对内”则
警告：欲将西方价值放诸四海已是愚不可及的过时妄想；为了西方自身的生存，
“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方是上策（见“救亡八策”最后一条）。
但是尽管亨廷顿表面上不得不说“西方价值并非放诸四海皆准”，言不由衷
的马脚仍处处可见，例如新著第２９页大言不惭：“〔在原东欧苏联共产地区〕
有西方基督教传统的国家在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上不断进步，东正教国家则经济
政治发展前途未卜，回教国家更是前景凄凉。”根深蒂固的西方文明优越感和对
东正教、回教的歧视偏见跃然纸间。
在西方学界政界，亨廷顿自１９９３年夏季以来之所以走红不衰，其实在于
其首创“文明冲突”一语，为沉醉在冷战获胜后的喜悦中以为从此天下太平的西
方敲响警钟。正如毛泽东当年坚持“阶级斗争的长期性”一样，亨廷顿的“新贡
献”不是被迫承认非西方文明的成就和价值，而是指出“文明冲突”的无法避免
和持久性。在亨氏眼中，不同文明之间其实水火不容，无法平等共处，一个文明
的强盛必然以其他文明的败落为代价。其新著２４５页画有一幅当今世界文明关
系图，图上所有文明之间都是矛盾关系，只是矛盾程度强弱有别而已。
美国主要报章杂志的书评大都将亨廷顿的新著视作他１９９３年论文的“扩
充版”，主题和观点基本照旧。把论文和新作比较后可以发觉这样的看法大致正
确。尽管如此，笔者还是发觉亨廷顿新著中弃而不用１９９３年论文中的“儒家
文明”一称，而将中国、韩国、越南等一起改称为“华夏文明”(Sinic Civiliz
ation)，日本一国则仍然单列为“日本文明”。一合一分，以及将“儒家”改为
“华夏”，均极有深意。
儒家文化并非中国独有，而是亚洲各国的共同传统。对于包括日本在内的东
亚经济崛起，西方大部分评论家都将其归因于这一共同传统。即使亨廷顿对日本
情有独锺，要将它排除在这一传统之外，何以连儒家一词也一并遭殃？
细读之下，不难理解亨廷顿的良苦用心。尽管亨廷顿在书中列举了七八种主
要“文明”，在书封上却只画了三种文明的象征：西方文明的十字架之下并列着
伊斯兰的新月和东亚文化的太极图案，表示后两者是前者的主要敌手，这也是亨
廷顿１９９３年论文的主题之一。新著中说得很清楚，伊斯兰与西方文明的冲突
是回教与基督教长达十四世纪之久的历史搏斗的延续，伊斯兰对西方是宗教的威
胁。但是西方的支配地位却来自它在物质生产范畴的成功，因此今天中国的经济
增长成为对西方文明支配地位的最大威胁。借用基督教词汇，可以说华夏与西方
之间是“属世”的冲突，伊斯兰与西方之间则是“属灵”的搏斗。按《新约・马
太福音》：“该撒的归该撒，上帝的归上帝”，世、灵之间，泾渭分明。但在亨
廷顿看来，不管属灵还是属世，华夏和伊斯兰都是西方的对手。
虽然宗教信仰等“精神文明”词汇不绝于口，亨廷顿仍旧非常坦白地说：“
文化跟随实力。”实力者，“船坚炮利”，物质文明是也。不管中国如何韬晦，
再三申明“不称霸”，“无领土野心”，均无法掩盖每年两位数的增长，后者才
是西方真正心病所在。
亨廷顿在书中处处提醒“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玩家”，“中文将取代英
文成为国际通用语”，“中国的崛起和自信心的增强将对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稳定
产生极大压力”，“如果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它将成为美国二十一世纪决策者面
临的最严重安全课题”，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连亨廷顿精心设想的一场未来“
世界文明大战”也是美国为了“帮助越南反抗中国侵略”而爆发。亨廷顿弃儒家
一词不用，而将汤恩比 (Toynbee)多年前的 Sinic（华夏）一词翻新，反映了他
对中国的崛起近乎偏执的恐惧，同时也是为了提醒西方对此前景早作准备。
亨廷顿将日本列为单独的亚洲文明是同一心理的另外一面，“救亡八策”之
一便是拖延日本与西方离心而向中国靠拢回归。亨廷顿并着重提醒美国的传统利
益在于防止欧洲和亚洲出现可与美国抗衡的“老大”。换言之，这就是笔者多次
提出的“离强合弱”经典原则，由于亚洲经济和相应文化崛起是对西方文明的世
界支配地位的最大威胁，保持亚洲四分五裂是西方的利益和策略所在。亨廷顿居
然在划分“文明”时还不忘美国的“离强合弱”传统。
大家看得一清二楚，日本完全是东亚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许多方面，日本
都保留了亚洲的古老传统，日本的“上层文化”可以说全是中国的翻版。例如自
从（南越）保大皇帝被吴廷琰废黜以后，日本是世界上唯一继续使用年号纪年的
国家，数年前曾为在西安碑林中找到“平成”年号的出处而欢欣雀跃不已。政府
部门称“省”也是古老的华夏传统（台湾海峡两岸，大韩民国，原越南南北双方
都称部，只有北朝鲜为了与韩国针锋相对，不惜向世仇日本看齐）。历史上日本
长期自称“中国”、“中朝”、“神州”、甚至“华”（中国被称为“外朝”或
“西土”，其他外国则称“夷”）。直到参与八国联军时，天皇的诏书还是以中
国文言书写。日本的宫廷音乐直到现在还保留着正宗唐风。
除了绝大多数日本人在外貌上与中国和其他亚洲大陆人无法区别，在民族文
化上，我们可以列举日本社会的以下特征：尊重权威和社会等级（论资排辈）；
尊重政府秩序和社会和谐；国家和集团利益重于个人利益；重视家庭完整（寻欢
作乐有“职业”娼妓，而不得欺凌良家妇女）；埋头苦干，忠于所事；实际才行
重于家世门第和地域方言；个人关系网络的重要性；对生死问题持哲学而非宗教
的态度；对“鬼神”敬而远之；重视实际，不作琐碎无谓的“教理”之争；个人
信仰可以多种宗教“兼容并蓄”；缺乏“宗教战争”传统（与宗教有关的“叛乱
”都出于政治而非教派之争）；传统衣着和建筑的形式；传统乐器和娱乐（象棋
／将棋、围棋、麻将）、医药（六神丸、人参等“皇汉医药”）等等。 这些特征
都是日本与西方（以及回教文明）的不同之处，而属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文化
传统。
至于西方人眼中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所谓区别，则往往不是出自对中国文
化缺乏真正了解，便是别有用心。我们来略为分析主要几点“日华之异”。（１
）“日本人比较有群体精神”：持此论者不妨看一下东南亚华人中的类似精神（
特别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二次大战时期）。（２）“日本对外来文化开放”：除了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常有的亲欧美心态和 McDonald, Pizza Hut 等在中国大陆的巨
大成功之外，可以看一下日本人心底对许多西方文化特征的鄙薄和对受外国文化
熏陶的所谓“二世”日本人的歧视。（３）“日本人不搞封建迷信，不信阴阳五
行，不用农历”：日本在丙午年(1966)的结婚率锐减和其后两年内出生率大幅突
降然后暴升是最好的反证（中国也有人以对丙午的传统迷信来解释文革灾难）。
两年多前（大）阪神（户）大地震后，日本因此纷纷谣传邓小平即将死亡，庸人
自扰。
如此种种充分说明在文化上日本是和韩国、琉球、越南并无二致的传统东亚
国家。亨廷顿自己承认，就连美国学者也并非人人同意日本是独立于东亚传统之
外的单一文明。但是自甲午战争以来英美等西方列强的一项政治目标便是借日本
的自大狂来促成中日的离异。有一种宣传便称日本在大量输入中国文化而立国以
前就有悠久历史，“万世一系”的天皇居然被上溯到公元前六百年。事实上日本
最早的史书只是公元712年（唐玄宗先天元年）的《古事记》和720年（唐玄宗开
元八年）的《日本书纪》。在此之前的记载全来自中国史书，以三世纪末陈寿的
《三国志・魏书》为最早。读过《三国志》对当时几乎处于蒙昧状态的“倭国”
的描述就知道所谓“公元前六世纪就存在天皇”纯属神话。但这样的神话却被西
方尤其美国的媒介甚至某些“学者”津津乐道，以此说明日本已有“两千六百年
”的悠久历史！
为了同样的政治目的，亨廷顿硬把从汉字到筷子全从中国“进口”的日本另
分为单独一个“文明”，但是亨氏也清楚这个名义上“独立”文明实在只能算一
个他所谓的“依附性”(bandwagoning)文明，缺乏“独立人格”，向来“攀龙附
凤”：古时依附中国，日俄战争之前开始依附英国，二战时依附德意轴心，战后
至今依附美国。
无庸讳言，今天东西方甚至中国都有人将日本看经已成脱亚入欧的“准白人
”文化。前些日子报上还有将美国培利准将打开日本国门一事与鸦片战争对比，
认为日本今天“发达”是积极向西方开门所致，而“天朝大国”则不识抬举。他
们没有看到既不富庶又不据海运要道的日本其实是受了“天朝大国”的庇护：从
清高宗（乾隆）起，到宣宗（道光）时的鸦片战争这百年之中，正是中国承受了
西方帝国主义的全部注意和压力，日本才得以避免象自然资源丰富又处海洋要道
的菲律宾、马来亚或印度尼西亚一样的命运。
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东亚传统秩序的恢复，亨廷顿清楚日本“文明”重新回归
“依附”华夏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此在其“救亡八策”第五条也只能提出西方
“拖延”(to slow)而不是阻止这个最终无法避免的过程，美日安保条约的重新解
释，美澳同盟的加强，便可看成是这个“拖延”术的两环。至于山姆大叔在实施
亨廷顿“救亡”政策时还有其他什么变招，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评《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再造》
（二）
―都人―
有必要说明一点：美国和西方力量的退缩、非西方国家和文明的实力上升以
及西方丧失世界霸权等等并非亨廷顿的新创，尼克松和美国政治学者 Paul Kenn
edy 等对此都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论述。尼克松在其著作中已经挖苦了美国
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的习惯，亨廷顿却正式出来“批判”“西方价值放诸四
海皆准论”，甚至将其等同于帝国主义。这当然不是西方在几百年强权横行之后
突然天良发现，而是如亨廷顿自己承认：西方现在已经没有必需的实力和生机来
将其价值强加于世界；更糟糕的是实力上升的其他文明可以如法炮制，以其之道
还诸其身，也将自身价值以“四海皆准论”强加与西方，让西方领略一下“帝国
主义”的滋味。亨廷顿“对外”唱起各种文明需要“共存”的赞歌，“对内”则
警告：欲将西方价值放诸四海已是愚不可及的过时妄想；为了西方自身的生存，
“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方是上策（见“救亡八策”最后一条）。
但是尽管亨廷顿表面上不得不说“西方价值并非放诸四海皆准”，言不由衷
的马脚仍处处可见，例如新著第２９页大言不惭：“〔在原东欧苏联共产地区〕
有西方基督教传统的国家在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上不断进步，东正教国家则经济
政治发展前途未卜，回教国家更是前景凄凉。”根深蒂固的西方文明优越感和对
东正教、回教的歧视偏见跃然纸间。
在西方学界政界，亨廷顿自１９９３年夏季以来之所以走红不衰，其实在于
其首创“文明冲突”一语，为沉醉在冷战获胜后的喜悦中以为从此天下太平的西
方敲响警钟。正如毛泽东当年坚持“阶级斗争的长期性”一样，亨廷顿的“新贡
献”不是被迫承认非西方文明的成就和价值，而是指出“文明冲突”的无法避免
和持久性。在亨氏眼中，不同文明之间其实水火不容，无法平等共处，一个文明
的强盛必然以其他文明的败落为代价。其新著２４５页画有一幅当今世界文明关
系图，图上所有文明之间都是矛盾关系，只是矛盾程度强弱有别而已。
美国主要报章杂志的书评大都将亨廷顿的新著视作他１９９３年论文的“扩
充版”，主题和观点基本照旧。把论文和新作比较后可以发觉这样的看法大致正
确。尽管如此，笔者还是发觉亨廷顿新著中弃而不用１９９３年论文中的“儒家
文明”一称，而将中国、韩国、越南等一起改称为“华夏文明”(Sinic Civiliz
ation)，日本一国则仍然单列为“日本文明”。一合一分，以及将“儒家”改为
“华夏”，均极有深意。
儒家文化并非中国独有，而是亚洲各国的共同传统。对于包括日本在内的东
亚经济崛起，西方大部分评论家都将其归因于这一共同传统。即使亨廷顿对日本
情有独锺，要将它排除在这一传统之外，何以连儒家一词也一并遭殃？
细读之下，不难理解亨廷顿的良苦用心。尽管亨廷顿在书中列举了七八种主
要“文明”，在书封上却只画了三种文明的象征：西方文明的十字架之下并列着
伊斯兰的新月和东亚文化的太极图案，表示后两者是前者的主要敌手，这也是亨
廷顿１９９３年论文的主题之一。新著中说得很清楚，伊斯兰与西方文明的冲突
是回教与基督教长达十四世纪之久的历史搏斗的延续，伊斯兰对西方是宗教的威
胁。但是西方的支配地位却来自它在物质生产范畴的成功，因此今天中国的经济
增长成为对西方文明支配地位的最大威胁。借用基督教词汇，可以说华夏与西方
之间是“属世”的冲突，伊斯兰与西方之间则是“属灵”的搏斗。按《新约・马
太福音》：“该撒的归该撒，上帝的归上帝”，世、灵之间，泾渭分明。但在亨
廷顿看来，不管属灵还是属世，华夏和伊斯兰都是西方的对手。
虽然宗教信仰等“精神文明”词汇不绝于口，亨廷顿仍旧非常坦白地说：“
文化跟随实力。”实力者，“船坚炮利”，物质文明是也。不管中国如何韬晦，
再三申明“不称霸”，“无领土野心”，均无法掩盖每年两位数的增长，后者才
是西方真正心病所在。
亨廷顿在书中处处提醒“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玩家”，“中文将取代英
文成为国际通用语”，“中国的崛起和自信心的增强将对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稳定
产生极大压力”，“如果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它将成为美国二十一世纪决策者面
临的最严重安全课题”，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连亨廷顿精心设想的一场未来“
世界文明大战”也是美国为了“帮助越南反抗中国侵略”而爆发。亨廷顿弃儒家
一词不用，而将汤恩比 (Toynbee)多年前的 Sinic（华夏）一词翻新，反映了他
对中国的崛起近乎偏执的恐惧，同时也是为了提醒西方对此前景早作准备。
亨廷顿将日本列为单独的亚洲文明是同一心理的另外一面，“救亡八策”之
一便是拖延日本与西方离心而向中国靠拢回归。亨廷顿并着重提醒美国的传统利
益在于防止欧洲和亚洲出现可与美国抗衡的“老大”。换言之，这就是笔者多次
提出的“离强合弱”经典原则，由于亚洲经济和相应文化崛起是对西方文明的世
界支配地位的最大威胁，保持亚洲四分五裂是西方的利益和策略所在。亨廷顿居
然在划分“文明”时还不忘美国的“离强合弱”传统。
大家看得一清二楚，日本完全是东亚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许多方面，日本
都保留了亚洲的古老传统，日本的“上层文化”可以说全是中国的翻版。例如自
从（南越）保大皇帝被吴廷琰废黜以后，日本是世界上唯一继续使用年号纪年的
国家，数年前曾为在西安碑林中找到“平成”年号的出处而欢欣雀跃不已。政府
部门称“省”也是古老的华夏传统（台湾海峡两岸，大韩民国，原越南南北双方
都称部，只有北朝鲜为了与韩国针锋相对，不惜向世仇日本看齐）。历史上日本
长期自称“中国”、“中朝”、“神州”、甚至“华”（中国被称为“外朝”或
“西土”，其他外国则称“夷”）。直到参与八国联军时，天皇的诏书还是以中
国文言书写。日本的宫廷音乐直到现在还保留着正宗唐风。
除了绝大多数日本人在外貌上与中国和其他亚洲大陆人无法区别，在民族文
化上，我们可以列举日本社会的以下特征：尊重权威和社会等级（论资排辈）；
尊重政府秩序和社会和谐；国家和集团利益重于个人利益；重视家庭完整（寻欢
作乐有“职业”娼妓，而不得欺凌良家妇女）；埋头苦干，忠于所事；实际才行
重于家世门第和地域方言；个人关系网络的重要性；对生死问题持哲学而非宗教
的态度；对“鬼神”敬而远之；重视实际，不作琐碎无谓的“教理”之争；个人
信仰可以多种宗教“兼容并蓄”；缺乏“宗教战争”传统（与宗教有关的“叛乱
”都出于政治而非教派之争）；传统衣着和建筑的形式；传统乐器和娱乐（象棋
／将棋、围棋、麻将）、医药（六神丸、人参等“皇汉医药”）等等。 这些特征
都是日本与西方（以及回教文明）的不同之处，而属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文化
传统。
至于西方人眼中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所谓区别，则往往不是出自对中国文
化缺乏真正了解，便是别有用心。我们来略为分析主要几点“日华之异”。（１
）“日本人比较有群体精神”：持此论者不妨看一下东南亚华人中的类似精神（
特别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二次大战时期）。（２）“日本对外来文化开放”：除了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常有的亲欧美心态和 McDonald, Pizza Hut 等在中国大陆的巨
大成功之外，可以看一下日本人心底对许多西方文化特征的鄙薄和对受外国文化
熏陶的所谓“二世”日本人的歧视。（３）“日本人不搞封建迷信，不信阴阳五
行，不用农历”：日本在丙午年(1966)的结婚率锐减和其后两年内出生率大幅突
降然后暴升是最好的反证（中国也有人以对丙午的传统迷信来解释文革灾难）。
两年多前（大）阪神（户）大地震后，日本因此纷纷谣传邓小平即将死亡，庸人
自扰。
如此种种充分说明在文化上日本是和韩国、琉球、越南并无二致的传统东亚
国家。亨廷顿自己承认，就连美国学者也并非人人同意日本是独立于东亚传统之
外的单一文明。但是自甲午战争以来英美等西方列强的一项政治目标便是借日本
的自大狂来促成中日的离异。有一种宣传便称日本在大量输入中国文化而立国以
前就有悠久历史，“万世一系”的天皇居然被上溯到公元前六百年。事实上日本
最早的史书只是公元712年（唐玄宗先天元年）的《古事记》和720年（唐玄宗开
元八年）的《日本书纪》。在此之前的记载全来自中国史书，以三世纪末陈寿的
《三国志・魏书》为最早。读过《三国志》对当时几乎处于蒙昧状态的“倭国”
的描述就知道所谓“公元前六世纪就存在天皇”纯属神话。但这样的神话却被西
方尤其美国的媒介甚至某些“学者”津津乐道，以此说明日本已有“两千六百年
”的悠久历史！
为了同样的政治目的，亨廷顿硬把从汉字到筷子全从中国“进口”的日本另
分为单独一个“文明”，但是亨氏也清楚这个名义上“独立”文明实在只能算一
个他所谓的“依附性”(bandwagoning)文明，缺乏“独立人格”，向来“攀龙附
凤”：古时依附中国，日俄战争之前开始依附英国，二战时依附德意轴心，战后
至今依附美国。
无庸讳言，今天东西方甚至中国都有人将日本看经已成脱亚入欧的“准白人
”文化。前些日子报上还有将美国培利准将打开日本国门一事与鸦片战争对比，
认为日本今天“发达”是积极向西方开门所致，而“天朝大国”则不识抬举。他
们没有看到既不富庶又不据海运要道的日本其实是受了“天朝大国”的庇护：从
清高宗（乾隆）起，到宣宗（道光）时的鸦片战争这百年之中，正是中国承受了
西方帝国主义的全部注意和压力，日本才得以避免象自然资源丰富又处海洋要道
的菲律宾、马来亚或印度尼西亚一样的命运。
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东亚传统秩序的恢复，亨廷顿清楚日本“文明”重新回归
“依附”华夏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此在其“救亡八策”第五条也只能提出西方
“拖延”(to slow)而不是阻止这个最终无法避免的过程，美日安保条约的重新解
释，美澳同盟的加强，便可看成是这个“拖延”术的两环。至于山姆大叔在实施
亨廷顿“救亡”政策时还有其他什么变招，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