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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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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者注：这是写于1997年的一篇旧文，当时是为了批判美国国内要求对中国进行遏制的言论，观点是美国应加强和中国的接触。）
1975年到1976年的那个冬季，我还是个红小兵时，学校里有一阵流行打弹弓。每到下课，男生们总是人手一弓，在操场上比试武艺。我们教室的山墙上为此画上了两个人型靶，上面还标有环数，如同正式的枪靶。人型靶之一是一个头戴带有U.S.标记钢盔的美国大兵，神色慌张，形容猥琐，一如我们在当时任何一部电影或小人书中看到的美国兵形象。
这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一般中国人对那时的种种事件已经很少回忆，我也是这样。直到1995年夏天，读到一本据说作者中有一位是我中学校友的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时，小学时的那幕场景才突然闪回到我的眼前；2年后的今天，我在翻阅据说是自由派代表作的《关键时刻》，读到书中有关当代中国青年将美国选为最讨厌国家的章节时，我又再次想到了那幕场景。历史重演了吗？
在1970年代，很难想象孩子们还能找到比美国兵更合适的形象来充当弹弓靶。尽管在中国当时的一大堆外部敌人中，苏联已经成为最危险的头号敌人，但它在孩子们心中的分量远远不及美国。因为前者虽然近在国门，不过因为中苏争端极其“专业”的意识形态理论色彩，孩子们对它既义愤填膺却又觉得遥不可及；而美国虽然远隔重洋却又无所不在。我们在样板戏《奇袭白虎团》和故事片《打击侵略者》中看到美国兵；我们在声援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的舞台剧和小人书中看到美国兵；他们毒打阿妈妮，在“战略村”强暴越南少女，然后又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活捉，或者掉进越南人民的竹签陷阱，（年龄稍大些后我们又知道）或者被越南少女下身里塞进的热水瓶塞上镶嵌的剃须刀弄得生不如死。
美国军人形象如此糟糕，美国社会就更惨了，当我们偶尔喝上一瓶牛奶时，我们听说美国经济危机中，资本家宁愿把牛奶倒进阴沟也不给饿得半死的小汤姆喝；当我们进入县立动物园参观唯一的一种动物──几只烂屁股猴子时，我们听说一位美国的失业者为了养活自己的家人不得不从事一项屈辱的工作，穿上皮装冒充猩猩在铁笼子里跳来荡去取悦包括他子女在内的游客。
类似的对美国的印象我们当时还有很多，反过来说除此之外我们对美国就没有其他认识了。（即使今天看来，这些印象中仍有不少是真实的。）因此，正义的、幸福的我们怎能不对美国满腔仇恨呢？我们的弹弓不对准美国兵还能对准谁呢？弹弓只是儿戏，但是，整个社会，也就是大人们对美国的态度也同样如此。因为所有关于美国的知识只有一种来源，那就是官方的新闻报道和时事社论，大人对美国的认识除了少一点卡通乐趣外实际上和孩子没有多少区别。
尼克松总统访华、毛泽东主席逝世和邓小平复出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使普通中国人开始逐渐获得了更多了解美国的渠道，但这些接触最初或许是不无尴尬的。我记忆中的第一次与美国的接触是一位旅美华人的故乡之行，当时的中国对这类事件真当作大事。为那位华人安排的活动之一是参观我就读的小学，一切都很圆满，直到我们的一位以淘气著称的同学出现。当他挤到好奇的围观人群前排，能够让那位华人看到他时，他扮了个鬼脸，然后高呼了一句每个孩子都再熟悉不过的口号：“打倒美国佬！”，随即扭头穿出目瞪口呆的人群，一溜烟跑了。我不记得这件事是怎么收场的，只是听说那位华人的反应是一句话：“我不是美国佬，我是中国人！”我父亲后来参加了一次欢迎那位华人的茶话会，会后他带回来一粒水果糖，说这是华人带来的美国糖。父亲把这粒糖掰成两块，分给我和妹妹。我第一次尝到了美国的味道：和我们平时吃的糖没有多大不同。
接触开始了，新的美国消息不断涌来，我们才知道自己对美国所知太少。我们发现，美国人十年前就登上了月球，美国的无产阶级家里有好几辆汽车，美国的厕所里还有电吹风能把湿手吹干……。美国印象的变化是如此之快，以至于有关意识形态部门疲于“纠正”人们对美国的“错误认识”，再三提醒人们那里有着无数的“阴暗面”。但是，人们自己理解了的东西是很难“纠正”的。更深刻的变化发生在我就读大学的80年代，考虑到政治上的安全，恕我不赘述这一时代的启蒙细节，因为这一时代的终结已经为人们所共知。
但是，仅仅5、6年之后，中国人，中国青年，中国大学生对美国的印象似乎又回到了拿美国兵当靶子的年代。《中国可以说不》虽然观点偏执得荒唐，但它是具有代表性的，同时又是颇具煽动性的。某外国语大学一个毕业班的一位美国老师要求他的学生们写一篇论文，说明自己最不喜欢的国家是谁，结果除了现在由我指导的一位学生选择了一个被美国列为“头号恐怖主义支持者”的中东国家外，其余学生几乎都选择了美国。要知道，这些英语专业的大学生应该是同时代中国人中最接近美国文化的人群！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巨大的变化？原因是复杂的，我想指出的是一个和我小学年代仇视美国同样的原因：缺乏接触。
美国认为，中国应当遵循普世性的道德价值（Universal Value），但美国没有注意到，这种价值观在中国尚未得到解释、传播和普遍认同。普世性恰恰在中国这个占全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没有得能够通行，因此，美国所认为的普世性价值观始终被认为是“西方价值观”。中国公众从未充分获得过了解这种价值观的机会，更不用说选择了。在美国对外政策中，中国人没有接触到美国价值的崇高成分，没有接触到美国利益的合理成分，没有接触到美国战略的保守成分，没有接触到美国理想的天真成分。中国人接触美国的机会似乎已经不少，但灵魂接触的机会仍然为零，因为普通中国人接触美国的渠道仍然只有一条官方渠道，而这条渠道本身在过去几年中越来越没有多样性了。媒体有着渲染和猎奇的本能，而在当代中国，媒体唯一可以不受惩罚地猎奇和渲染的领域就是宣扬仇外。当一种声音主导时，很少人能够去思考其他的含义。
以人权为例，由于集权主义者的精心误导和自由主义者的笨手拙脚，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被和国家利益搅在了一起，甚至比国家利益还不如，和民族意气搅在了一起。当美国从人权问题出发采取行动时，中国百姓极少感到过这和自己的基本人权有什么关联，他们万众一心地觉得美国又要来欺负中国，中国公众只能将此理解为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至于美国对中国流亡持不同政见者的庇护就更不被中国公众理解了，连知识阶层都对流亡人士表示厌恶。我不知道戴高乐流亡期间，维希政权下的法国人对他态度如何，但从中国文化传统来看，流亡人士已经失去了正统性，即使他们本来代表民意。
美国价值在中国是不被理解的，因此，人们就不会容忍美国政策中维护美国利益的自私成分，不能忍受美国人对外交往中的自大成分（即使某种程度的直率在美国人之间是习以为常的），不能接受美国在诸多领域的垄断地位。中国公众的反美情绪很容易由此发端。由于中国舆论界有着不同于西方媒介的运作方式，它对某些极端的思想具有很强的选择性，能够形成极大的共鸣，因此，说“不”的声音迅速爆发，哪怕不是所有言者都发自内心。美国对中美关系也有极端反应，例如《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但这种极端不容易成为主流。
如果我们放任极端思想蔓延的话，那将是一个悲剧。而要化解双方的敌对情绪，只有采用启发了当年以美国兵为靶子的小学生的方法：保持交流，扩大接触。天安门事件之后中美交恶，接触水平大大降低，为敌对情绪的孕育提供了机会，别有用心的极端主义者得以轻易地毒化中国公众的美国印象。要把被毒化的美国印象改变过来，就必须加强接触。江泽民主席此次对美国的访问就给中国公众带来了一次接触美国的机会，可以相信，这次访问之后中国公众的美国印象必然有一定的变化。当然，这次接触对于促进中国公众对于美国价值观的了解还是作用甚微。而美国公众在坚持美国价值观的同时，必须保持更多的耐心、自信和实现目标的灵活性。如果美国公众确信他们的价值观是普世的，他们应该不难做到这一点。
接触是永远不会太多的。当年，我也是对着美国兵靶子打弹弓最起劲的孩子之一，而我在大学读书期间接触的美国理想却强烈地打动了我，“让中国人民享有美国人民同样的权利”已经成为我和许多同学上街游行时的梦想。毕业之后我家里装了卫星电视，因而机会接触到美国的新闻报道。我一度认为自己对美国的了解已经够多了。然而，1993年初对美国的一次短暂访问却使我再次受到震撼，回国之后，我对人闭口不谈美国，我的老板说：“噢，你选择了不谈美国的方式来谈美国”。的确，你间接了解美国再多，也赶不上亲眼看一遍，因为一个人对从未见过的事物的想象总是极其有限的，所以我觉得把我的美国观感告诉别人也是白搭。1995年我第二次访问美国，和我同行的有一位行将退休的共产党干部，他不仅本人曾经十分仇美，而且他的工作职责之一就是负责引导人们仇视美国。但是他在离开美国前却对他的年轻随员悄悄说：“我要是在你这个年纪，一定要到这里来闯一闯”。接触就这样改变着中国公众的美国印象。
中美关系完全不同于当年的美苏关系，根本不存在“你们埋葬我们，还是我们埋葬你们”的死亡竞赛，因此，中国公众对美国的反感并没有深厚的基础，它是易变的。集权舆论控制下的公众情感莫不如此。1976年初，打弹弓的孩子们向两个人形靶发泄仇恨，其中一个钢盔上带有US标记，而另一个呢？嘿嘿，剃着小平头，胸前写着“邓小平”。当时，他正因为“右倾翻案风”和“四五天安门事件”受到猛烈批判，定为“永不翻案”，几乎到了人人得而诛之的地步，我们这些“儿童团”自然是反击“还乡团”的先锋。可谁知道两年后他就成为中国的领袖，并因其成功的经济改革受到全体中国人的热爱！
中国人对邓小平的爱和恨这么快就倒了个儿，对美国呢？
1975年到1976年的那个冬季，我还是个红小兵时，学校里有一阵流行打弹弓。每到下课，男生们总是人手一弓，在操场上比试武艺。我们教室的山墙上为此画上了两个人型靶，上面还标有环数，如同正式的枪靶。人型靶之一是一个头戴带有U.S.标记钢盔的美国大兵，神色慌张，形容猥琐，一如我们在当时任何一部电影或小人书中看到的美国兵形象。
这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一般中国人对那时的种种事件已经很少回忆，我也是这样。直到1995年夏天，读到一本据说作者中有一位是我中学校友的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时，小学时的那幕场景才突然闪回到我的眼前；2年后的今天，我在翻阅据说是自由派代表作的《关键时刻》，读到书中有关当代中国青年将美国选为最讨厌国家的章节时，我又再次想到了那幕场景。历史重演了吗？
在1970年代，很难想象孩子们还能找到比美国兵更合适的形象来充当弹弓靶。尽管在中国当时的一大堆外部敌人中，苏联已经成为最危险的头号敌人，但它在孩子们心中的分量远远不及美国。因为前者虽然近在国门，不过因为中苏争端极其“专业”的意识形态理论色彩，孩子们对它既义愤填膺却又觉得遥不可及；而美国虽然远隔重洋却又无所不在。我们在样板戏《奇袭白虎团》和故事片《打击侵略者》中看到美国兵；我们在声援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的舞台剧和小人书中看到美国兵；他们毒打阿妈妮，在“战略村”强暴越南少女，然后又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活捉，或者掉进越南人民的竹签陷阱，（年龄稍大些后我们又知道）或者被越南少女下身里塞进的热水瓶塞上镶嵌的剃须刀弄得生不如死。
美国军人形象如此糟糕，美国社会就更惨了，当我们偶尔喝上一瓶牛奶时，我们听说美国经济危机中，资本家宁愿把牛奶倒进阴沟也不给饿得半死的小汤姆喝；当我们进入县立动物园参观唯一的一种动物──几只烂屁股猴子时，我们听说一位美国的失业者为了养活自己的家人不得不从事一项屈辱的工作，穿上皮装冒充猩猩在铁笼子里跳来荡去取悦包括他子女在内的游客。
类似的对美国的印象我们当时还有很多，反过来说除此之外我们对美国就没有其他认识了。（即使今天看来，这些印象中仍有不少是真实的。）因此，正义的、幸福的我们怎能不对美国满腔仇恨呢？我们的弹弓不对准美国兵还能对准谁呢？弹弓只是儿戏，但是，整个社会，也就是大人们对美国的态度也同样如此。因为所有关于美国的知识只有一种来源，那就是官方的新闻报道和时事社论，大人对美国的认识除了少一点卡通乐趣外实际上和孩子没有多少区别。
尼克松总统访华、毛泽东主席逝世和邓小平复出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使普通中国人开始逐渐获得了更多了解美国的渠道，但这些接触最初或许是不无尴尬的。我记忆中的第一次与美国的接触是一位旅美华人的故乡之行，当时的中国对这类事件真当作大事。为那位华人安排的活动之一是参观我就读的小学，一切都很圆满，直到我们的一位以淘气著称的同学出现。当他挤到好奇的围观人群前排，能够让那位华人看到他时，他扮了个鬼脸，然后高呼了一句每个孩子都再熟悉不过的口号：“打倒美国佬！”，随即扭头穿出目瞪口呆的人群，一溜烟跑了。我不记得这件事是怎么收场的，只是听说那位华人的反应是一句话：“我不是美国佬，我是中国人！”我父亲后来参加了一次欢迎那位华人的茶话会，会后他带回来一粒水果糖，说这是华人带来的美国糖。父亲把这粒糖掰成两块，分给我和妹妹。我第一次尝到了美国的味道：和我们平时吃的糖没有多大不同。
接触开始了，新的美国消息不断涌来，我们才知道自己对美国所知太少。我们发现，美国人十年前就登上了月球，美国的无产阶级家里有好几辆汽车，美国的厕所里还有电吹风能把湿手吹干……。美国印象的变化是如此之快，以至于有关意识形态部门疲于“纠正”人们对美国的“错误认识”，再三提醒人们那里有着无数的“阴暗面”。但是，人们自己理解了的东西是很难“纠正”的。更深刻的变化发生在我就读大学的80年代，考虑到政治上的安全，恕我不赘述这一时代的启蒙细节，因为这一时代的终结已经为人们所共知。
但是，仅仅5、6年之后，中国人，中国青年，中国大学生对美国的印象似乎又回到了拿美国兵当靶子的年代。《中国可以说不》虽然观点偏执得荒唐，但它是具有代表性的，同时又是颇具煽动性的。某外国语大学一个毕业班的一位美国老师要求他的学生们写一篇论文，说明自己最不喜欢的国家是谁，结果除了现在由我指导的一位学生选择了一个被美国列为“头号恐怖主义支持者”的中东国家外，其余学生几乎都选择了美国。要知道，这些英语专业的大学生应该是同时代中国人中最接近美国文化的人群！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巨大的变化？原因是复杂的，我想指出的是一个和我小学年代仇视美国同样的原因：缺乏接触。
美国认为，中国应当遵循普世性的道德价值（Universal Value），但美国没有注意到，这种价值观在中国尚未得到解释、传播和普遍认同。普世性恰恰在中国这个占全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没有得能够通行，因此，美国所认为的普世性价值观始终被认为是“西方价值观”。中国公众从未充分获得过了解这种价值观的机会，更不用说选择了。在美国对外政策中，中国人没有接触到美国价值的崇高成分，没有接触到美国利益的合理成分，没有接触到美国战略的保守成分，没有接触到美国理想的天真成分。中国人接触美国的机会似乎已经不少，但灵魂接触的机会仍然为零，因为普通中国人接触美国的渠道仍然只有一条官方渠道，而这条渠道本身在过去几年中越来越没有多样性了。媒体有着渲染和猎奇的本能，而在当代中国，媒体唯一可以不受惩罚地猎奇和渲染的领域就是宣扬仇外。当一种声音主导时，很少人能够去思考其他的含义。
以人权为例，由于集权主义者的精心误导和自由主义者的笨手拙脚，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被和国家利益搅在了一起，甚至比国家利益还不如，和民族意气搅在了一起。当美国从人权问题出发采取行动时，中国百姓极少感到过这和自己的基本人权有什么关联，他们万众一心地觉得美国又要来欺负中国，中国公众只能将此理解为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至于美国对中国流亡持不同政见者的庇护就更不被中国公众理解了，连知识阶层都对流亡人士表示厌恶。我不知道戴高乐流亡期间，维希政权下的法国人对他态度如何，但从中国文化传统来看，流亡人士已经失去了正统性，即使他们本来代表民意。
美国价值在中国是不被理解的，因此，人们就不会容忍美国政策中维护美国利益的自私成分，不能忍受美国人对外交往中的自大成分（即使某种程度的直率在美国人之间是习以为常的），不能接受美国在诸多领域的垄断地位。中国公众的反美情绪很容易由此发端。由于中国舆论界有着不同于西方媒介的运作方式，它对某些极端的思想具有很强的选择性，能够形成极大的共鸣，因此，说“不”的声音迅速爆发，哪怕不是所有言者都发自内心。美国对中美关系也有极端反应，例如《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但这种极端不容易成为主流。
如果我们放任极端思想蔓延的话，那将是一个悲剧。而要化解双方的敌对情绪，只有采用启发了当年以美国兵为靶子的小学生的方法：保持交流，扩大接触。天安门事件之后中美交恶，接触水平大大降低，为敌对情绪的孕育提供了机会，别有用心的极端主义者得以轻易地毒化中国公众的美国印象。要把被毒化的美国印象改变过来，就必须加强接触。江泽民主席此次对美国的访问就给中国公众带来了一次接触美国的机会，可以相信，这次访问之后中国公众的美国印象必然有一定的变化。当然，这次接触对于促进中国公众对于美国价值观的了解还是作用甚微。而美国公众在坚持美国价值观的同时，必须保持更多的耐心、自信和实现目标的灵活性。如果美国公众确信他们的价值观是普世的，他们应该不难做到这一点。
接触是永远不会太多的。当年，我也是对着美国兵靶子打弹弓最起劲的孩子之一，而我在大学读书期间接触的美国理想却强烈地打动了我，“让中国人民享有美国人民同样的权利”已经成为我和许多同学上街游行时的梦想。毕业之后我家里装了卫星电视，因而机会接触到美国的新闻报道。我一度认为自己对美国的了解已经够多了。然而，1993年初对美国的一次短暂访问却使我再次受到震撼，回国之后，我对人闭口不谈美国，我的老板说：“噢，你选择了不谈美国的方式来谈美国”。的确，你间接了解美国再多，也赶不上亲眼看一遍，因为一个人对从未见过的事物的想象总是极其有限的，所以我觉得把我的美国观感告诉别人也是白搭。1995年我第二次访问美国，和我同行的有一位行将退休的共产党干部，他不仅本人曾经十分仇美，而且他的工作职责之一就是负责引导人们仇视美国。但是他在离开美国前却对他的年轻随员悄悄说：“我要是在你这个年纪，一定要到这里来闯一闯”。接触就这样改变着中国公众的美国印象。
中美关系完全不同于当年的美苏关系，根本不存在“你们埋葬我们，还是我们埋葬你们”的死亡竞赛，因此，中国公众对美国的反感并没有深厚的基础，它是易变的。集权舆论控制下的公众情感莫不如此。1976年初，打弹弓的孩子们向两个人形靶发泄仇恨，其中一个钢盔上带有US标记，而另一个呢？嘿嘿，剃着小平头，胸前写着“邓小平”。当时，他正因为“右倾翻案风”和“四五天安门事件”受到猛烈批判，定为“永不翻案”，几乎到了人人得而诛之的地步，我们这些“儿童团”自然是反击“还乡团”的先锋。可谁知道两年后他就成为中国的领袖，并因其成功的经济改革受到全体中国人的热爱！
中国人对邓小平的爱和恨这么快就倒了个儿，对美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