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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院里的美国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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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冠生 (推荐: 一读者) 2001年10月23日 05:13 http://www.clibrary.com
时间：2001年6月26日,地点：北京市东城区某四合院,口述：LawrenceBrahm
（龙安志）,记录：张冠生。
19世纪，中国人是用自己的镜子看自己；
20世纪，是用外国人的镜子看自己。
21世纪，该有新的镜子。
--[美]LawrenceBrahm（龙安志）
【上篇】
我现在住的这个四合院儿，估计是原来一个大院儿的一部分。我上到房子上
看过，往后边是一个一个院子，能看出来这个院子是原来大院儿的第一进。现在
保存比较完整的三进四合院，在北京已经不多了。
从北京的老式民居建筑来讲，我住的这一片儿据说算个保留区。但是怎么保
留？我觉得，好像没有很清楚的方案。我跟街道办事处谈过好几次，看来这事儿
不是街道办事处能管得了的，应该是归区政府和首都规划委员会之类的部门管。
对怎么保留这一块儿，好像还没什么整体的方案，没什么硬性规定，好多地方还
是在拆。
我开始接触中国文化，是1981年到中国来留学的时候。来之前，对中国是怎
样的情况，根本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一是以为中国还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
二是觉得中国文化还是比较传统。到了中国之后，发现两个都不是。
当时，中国已经开始改革，我最深刻的印象是，1981年我曾经看到一个很小
范围的自由市场，但是和当时还很严格的计划体制反差很大。那时候还使用粮票
儿，买馒头、买面包都要凭粮票儿，没有粮票儿你就买不到，你有钱也买不到。
可是同时，已经有农民开始在每天下午到城市里的自由市场做买卖。虽然是刚开
始，却是观察中国经济的一个很小的镜头，从这里可以了解中国的经济要走哪一
条路。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来了很多外国留学生。当时美国来的还不多，加拿大和
欧洲来的多一点儿。他们多数是来北京，听说很多人是在语言学院。本来，外国
留学生来中国学习，是了解这个文明古国的好机会。可是多数时间是留学生们自
己混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圈子，那就没有很多机会去介入中国社会，包括接触社
会上更多的人。
我来中国留学，选择了去天津。不在北京，就避免了呆在一个比较固定的留
学生圈儿里。同时天津离北京很近，我可以经常来享受北京文化。南开大学是在
城市里，一出校门，很快就能进到小胡同里，和更多的人接触，和中国老百姓对
话，说中文，用中文。
学中文，我有自己的方法。可以说，课堂上我是最不好的学生。基本上不应
付什么功课。对考试也没什么兴趣，马马虎虎就过去了。我把课本上和词典上有
关的词儿挑出来，背下来，第二天上街玩儿用，把这些词儿编到话里边说。我经
常用错，弄得大家大笑。
我还有一个能帮助我和别人接触的工具，就是玩儿魔术。我在美国的时候，
和一些朋友在Party学会的魔术，把工具带到中国来了。我到了街上，在自由市场
或是百货商店，我突然就玩儿起了魔术。一个外国人突然在大庭广众当中练魔术，
当时还是非常新奇的事儿，大家围观，很自然。在南开学了一年中文以后，我就
想去社会上经历更多的事儿，就在国内旅游，去很多城市玩儿。中国文化里边的
东西，对我很有吸引力。我想去社会上多经历点事儿，也是想多懂得一点儿中国
文化。比如承德那个地方，就非常值得去看看。我是在1981年去的承德。那个城
市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在承德，我才开始理解了中国各个民族和中央政府的
政治关系。承德有皇宫，也有很多寺庙。有西藏庙，有蒙古庙，有伊斯兰庙。当
时，康熙、雍正、乾隆夏天去那里干什么？因为中国的少数民族代表人物都去了。
他们在承德看到有他们那个民族的庙，这意思是皇帝、皇家或者说是汉族对他们
的民族文化很尊重。另一方面，他们到那里去，也表示出少数民族对国家核心中
的皇帝的尊重。这个核心就是政治核心，政治领导。
我从这一点儿"中国的意思"上，理解了中国现有的几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在建
制上的合理性。这几个自治区是什么概念？我是在承德明白的。现在中国的政治
体制，它的根儿很深很深。外国人不容易了解这一点，不容易明白中央政府和新
疆、西藏等自治区的关系。可是一到承德，这些就容易明白了。
少林寺也给我很深刻的印象。我当时已经练了很多年空手道。那时候美国没
有武术、功夫这类东西，从东方传到美国的只有空手道和跆拳道。空手道这个名
称是比较近的，"二战"以后才开始叫空手道。以前日本人不说"空手道"，而说"唐
手道"，说明是从中国过去的。我练空手道的时候，就希望有机会来中国找找它的
根儿。
1981年，我去了少林寺。那时还没拍电影，那儿很冷清，很空，破破烂烂。
寺庙里有个人带我去看他们当年练拳脚的房子，地面上都是他们长年锻炼跺出来
的坑。看见那些坑，我体会到，要练空手道，练东方的和中国的功夫，就需要忍。
要练得很严肃，很严格，要不断地练，没有忍的功夫是不行的。功夫的概念不光
是武术，写毛笔字也需要功夫，做人处事也需要功夫。从"功夫"这个概念上，可
以增加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这是中国人思维方式里的一个因素。外国人没有这个
东西。外国人习惯Quick
Answer，很快的回答，很快的结果。他们没有"功夫"和"忍"的概念。忍的本
身，需要功夫。"忍"的磨练久了，功夫就更深。在我看来，达摩就是一个"忍"的
模范。面壁十年，没有忍的功夫怎么能坚持下来？达摩通过忍的功夫，把传统功
夫和禅的思想融会到了一块儿。禅是很高明的哲学。我在少林寺为达摩烧了一炷
香。现在的中国人，要融会新的东西。可以说，19世纪，中国人是用自己的镜子
看自己；20世纪，是用外国人的镜子看自己；现在已经是21世纪，该有新的镜子。
中国的四合院儿，给我的感觉是精致，文雅。这种感受很深刻。我愿意在这
样的环境里写自己的作品。特别是在晚上，感受更深。我经常晚上不睡觉，写东
西。四合院儿的晚上是最有意思的，比白天还有意思。特别安静。在这种安静里，
你会比较放松。在放松的状态里，可以把问题想得比较清楚。
我觉得，现在北京大量拆四合院儿，是在文化上给自己切腕儿。如果这次北
京在申奥竞争中取得成功，北京应该好好保护四合院儿，向全世界表达自己在文
化上的自信。以往在申办奥运会这个事情上取得成功的很多城市，都是把历史留
下来的东西保留得非常完整。慕尼黑就是一个例子。慕尼黑的那些老房子，没有
北京四合院儿的历史长，可是保留得非常好。有人说，北京的四合院儿很难保护，
是因为那些房子是木头、灰砖建的。那国外二百年前的房子用什么盖呢？一样是
木头和砖。为什么外国就能保留得好？技术并不复杂，只要真想做，就能做得到。
现在的这个说法，我认为是借口。北京的四合院儿拆得这么厉害，其中有腐败的
原因。我觉得太多的人想借拆迁捞钱。
有时候，有些年轻的中国朋友来我这里，要看四合院儿是什么样儿的。他们
是在北京长大，却没有见过比较标准的四合院儿，这很可惜。四合院儿不仅代表
北京文化，也体现出了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特征。建筑是人的思维方式的一种反映。
外边是灰墙，看不见里边。进了大门儿得拐弯儿。进了院子后，什么都很静，很
密切，很透明。不过这种感觉你进了院儿才会有，你得进这个"村儿"。你不进这
门儿，不是自家人。进了这个门儿，就成了家里人，一起享用这个空间。
现在，毁了这么多四合院儿，建了那么多高楼，我不明白，这代表的是什么
中国文化？用水泥、钢铁做玻璃楼，中国永远也超不过洛杉矶和芝加哥。即使你
能超过，也要考虑，要不要超过？为什么要跟别人比建大楼？为什么不发挥自己
的文化优势？我跟你说，他们永远做不了中国建筑，尤其是中国古建。
我写的那本《中国第一》，封面图案设计是两个很朴素的筷子夹着一块美金。
可以说，筷子代表着中国文化，比较淳朴、纯正的文化。美金代表美国文化。筷
子是木头做的，美金是纸做的，纸也是木头做的。同样是木头做的东西，筷子可
以很容易地把美金夹起来，这是什么意思？有人问过我。我说你得琢磨。把里边
的意思说得太清楚了，就没有意思了。你琢磨起来才有意思。这本书在1996年卖
得很热。
你们中国现在要追求国外的那些建筑样式，自己还保不保留中国的传统建筑
样式？其实你把自己民族特色的东西保留好了，那是外国永远不能做到的。那是
你们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要为下一代人考虑。他要对自己的
文化有所了解，离不开这些文化的载体。
刚才我们谈到拆迁四合院儿的时候，提到了腐败问题。我说现在出现腐败问
题的一大原因是中国缺少精神文明。中国从过去那样一个非物质社会，经过二十
年的改革，突然进入到了一个过于追求物质享受的社会。精神文明不是外国的东
西能代替的。你喝可口可乐，不算精神文明。精神文明得有自己的根儿。你毁了
自己的建筑，毁了自己的文物，不是把自己的根儿给毁了么？外国的技术有用，
把它学过来就是了，但不能毁了自己文化的根儿。这个街道西口儿，原来有个戏
台。现在那个院子已经拆了一半了，戏台也要拆。梅兰芳曾经住过那个院儿，还
在那个戏台上唱过戏。我跟街道办事处的人说，要拆梅兰芳唱过戏的戏台，是神
经病。现在北京还有多少这样的戏台？颐和园、故宫之外，还有几个老戏台？我
觉得非常值得保留，留下来让人参观。北京的大楼、商场多的是，梅兰芳唱过戏
的这么个台子有几个？
这次北京申办奥运会如果能够成功，我会非常高兴。北京应该更好地利用这
个机会，充分发挥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英国一家很有影响的杂志《经济学家》，
去年刊载了一篇有关北京四合院和胡同拆迁的文章，说下一代要想了解中国文化，
可以去某些博物馆和图书馆，但别去北京了，因为那里以后看不到也摸不到中国
文化了。北京应该证明，这话是错的。市政府应该发个命令，拆老四合院儿，禁
止；拓宽胡同，禁止！城市向二环以外发展，二环以内暂时什么都不能动。应该
有这么个命令，公开报道。然后我们对全世界说，申办奥运会，我们要把进来的
资金用于建设新的城市，不是去毁老城市。我相信全世界都会尊重北京这样的做
法。据说，北京最后一个明朝留下来的四合院儿要拆掉之前，所有专家都写信给
市政府，但是没人管，还是拆了。曹雪芹的房子也拆了。所有专家都写信，可是
谁都不管，硬是拆掉了。全世界的报纸都报道这个事儿。曹雪芹的房子都给拆了，
这怎么可能？你想，全球十大名作者之一，不管是哪个国家，都认《红楼梦》，
作者的房子居然给拆了。你能不能到美国去把海明威的房子拆了？那是不可能的。
你能不能到英国把狄更斯的房子拆了？那是不可能的。你能不能到布拉格把卡夫
卡的房子拆了？那是不可能的。为什么这儿就能闭着眼睛让人把曹雪芹的房子拆
了？
要想保留四合院儿，其实不难。把拆迁的钱花到郊区盖新房子就行了。拆老
房子再盖新楼反而更贵。可是为什么还要这么做？他们希望赚钱。北京的拆迁行
业有个内部的笑话，传得很广。说是有三个公司投标市政府职能部门的一个项目，
这三个公司分别是新加坡的公司、美国的公司和中国的公司。新加坡的公司投标
300万。问他为什么是300万，他说：100万是原材料，100万是劳工，100万是利润
；美国的公司投标600万。问他为什么是600万，他说美国的原材料贵，劳工也贵，
所以200万原材料，200万劳工，200万利润；最后是中国的公司投标，要投900万。
问他为什么要投900万？他说很容易理解，我给你个预算：300万给你，300万给我，
300万给新加坡公司干。据说这儿的拆迁工程有很多都是这么干的。
【下篇】
前面我谈的，主要是我的留学生活，还有四合院儿的事儿。但那些只是我在
中国这二十年里的一小部分事情。我来中国留学，是学中文，学汉语。学是为了
用。我本人是个律师，学会汉语，就方便我用自己的知识和专长，在中国做事情。
我在中国二十年来，写了二十多本书。我想谈谈我为什么写这些书，写了点儿什
么内容。另外，我还在经济方面做了一点桥梁的工作，帮助中国吸引外资。
来中国之前，我是学法律的。从我的知识结构出发，看中国的改革，比较容
易看清中国是怎样通过法律的工具，一步步把改革搞起来，把经济发展起来。从
这个角度看中国经济发展背后的东西，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
1981年，我刚来中国。当时中国在涉外方面还没有一个法律系统，好像只有
一个中外合资企业方面的规定。在项目谈判和签署合同的时候，这个规定可以算
是个"法"。我在参与一个个项目谈判的过程中，发现中国为了适应吸引外资的需
要，在改变过去的一些说法，做法，不断出来一些新词儿，一些新的规定。当时
我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比较及时地反映中国新出来的一些规定。这个事儿对我特
别有意义，是一个新的领域。中国开始借鉴、引进国际上的法律通则，包括一些
法律概念。
到1987年前后，我觉得中国的法律制度建设已经上了路，到了突破的阶段。
尤其是在外商投资方面，可以说已经有了基本完善的法律框架。我想，应该让更
多的外国人知道这些。所以我写了一本书，叫《中国知识产权法》，谈中国的商
标法、专利法。当时中国还没有版权法。我就谈中国为什么需要版权法，将来有
了版权法会有什么影响。这是我的第一本书，也是用外文介绍中国知识产权法律
建设方面的第一本书，发行后引起轰动，很多人要买这本书。
我写的第二本书，是关于中国外汇管理方面的。外商投资企业要面对中国外
汇管理和外汇调整的一些具体问题。这是个很基本的问题。外商肯定会想，我投
资的企业赚了钱，我能不能拿走？为了让他们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从第二本书
开始，我写了很多这个方面的书，比如《中国投资指南》，《中国银行与金融》，
《中国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指南》，《中国外汇调节指南》等等。
比较集中地介绍了中国在投资、金融和技术转让方面的情况后，我开始写跟
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有关的题目，写了《中国有限公司》。这本书的基本意思
是，现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很支持发展工商业，支持发展经济，不是像过去那么
保守了。我主要是从政策的变化来描述这个转变。后来我又写了一本《重组中国》，
主要讲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变化，包括怎么落实一些改革的措施。
到了1996年，我又出版了一本比较轰动的书，叫《中国第一》。这本书从19
93年写起，写了三年。那时候出版这本书很有意思。当时，有很多外国新闻记者
老是把中国放在一个框子里，用很片面的观点介绍中国，总是让人觉得中国好像
还是"文化大革命"时候的样子。我觉得这样做不对，离事实太远。到《中国第一》
出版的时候，我已经见证了十五年的中国改革，有写出来的基础，也有写出来的
责任。我就确定了几个重点，比如国企改革，金融改革，政府机构改革，人道主
义问题，等等。我觉得，即使是从某一个方面去看中国十五年来具体政策的改革
和变化，也能水落石出地知道中国政府现在是走哪一条路，走什么样的路。可以
看得非常清楚。
当然，也有人不希望我提出"中国第一"这个说法。过去有个哈佛大学的教授
写过一本《日本第一》，他认为日本通过一些传统文化的、社会的因素，把公司
管理得比美国更好，日本可以因此而成为美国经济的一个对手。我借了这个书的
名字，是因为我知道市场上会马上认同这个名字，但我要强调的是，中国改革的
路子是对的，不是错的。顺着这条路子，中国的经济可以很快地走上去，成为一
个在世界上非常强大的经济国家。这是我的基本意思。这本书要讲的不是威胁论
的概念，而是要破除威胁论的概念。
到1997年的时候，香港回归之前，我开始写《红色资本》。当时有一些新闻
记者和国际舆论，对香港回归后的前景是一些很悲观的预计。香港历来是比较纯
正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他们就老是说，共产党收回香港，就没有资本主义了，
没有市场经济了，怎么办？我觉得，老是打这个问号，实际上是对香港回归的意
思没有实事求是的理解。
在我看来，香港回归对于中国的意义，是继续发挥它的市场经济的作用。我
相信中国政府也是这么想的。看看中国改革开放这段历史，这一点很清楚。
刚开始搞改革开放的时候，邓小平主张在广东省搞试点，创办经济特区，就
是想利用深圳、珠海那里靠近香港的地理优势，要把香港的市场经济因素吸引到
中国大陆来。广东省这些年来发展得这么快，一个主要的因素是靠近香港，靠了
港资。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80年代初到1997年，香港的很多工厂搬了出来，搬到了珠
江三角洲一带。港商把劳动力密集的工业放在内地，把自己的精力放在组织市场、
金融服务方面。香港的经济职能和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变成了贸易服务中心，金
融服务中心。广东省则成了它的生产中心。从经济角度看，这不是一体的么？就
是一体化了的经济。在这个一体化的经济中，不仅是港商到内地投资办厂，后来
内地也有很多资金投资到了香港。
1997年，香港的股市一直走强，很牛。为什么这样？因为有大量红股。很多
人在炒红股。红股是指中国内地在香港的投资。到香港回归之前，红股在香港经
济中已经占了很重要的、可以说是主体的地位。所以我说，香港的回归早在回归
仪式之前就实现了。回归仪式不过是换了个旗子。
我写《红色资本》，讽刺了一些对香港回归抱悲观态度和看法的记者和政治
家。据我看，回归之后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要说变化，早在十七年前就开始了，
十七年足够变化了。而且这个变化是好的。我在书里边肯定了这一点。
接下来，我就开始写《中国的世纪》。从我的写作来看，《中国的世纪》是
一个突破。这本书是美国最大的独立出版社支持出版的。咱们的目标是要把影响
扩大出去，而他们能做出很大的批发量。
我出版的这些书中，《中国第一》、《红色资本》和《中国的世纪》比较突
出。显得突出的原因，跟时间有关系。
1989年中国发生一些事情以后，外界对中国的印象，受一些外国媒体片面的
报道影响，比较模糊，有误解。这种误解持续了不短的时间。到1996年，中美关
系还有挺不好的地方。我写《中国第一》，是要消除一些误解。在对外方面，中
国需要的不仅是吸引外资，也包括在国际关系方面，需要消除误解。我从1981年
来到中国，一直在关心、了解中国的发展，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见证人。
我想我有责任介绍中国的实际情况。
欧美的一些保守人士批评了这本书，但是很多在中国投资的外商大量地买这
本书，给他们的总部，并且告诉总部，光从那些媒体上无法全面了解中国的真实
情况。现在有一个美国律师就长期住在中国，他写出了自己的见闻和经验，跟那
些记者写的不一样。应该看看这本书，应该了解事情的另外一个方面。那一段，
很多跨国公司的总裁到中国来，就想见我，想跟我讨论一些问题，请我去他们的
董事会发言，讲话，帮助他们了解真实的情况。
《红色资本》的写作和出版也跟时间有关。我用了一些幽默、讽刺的手法，
让人知道我是什么观点。读者可以从幽默的文字中接触一个很敏感的国际问题，
接受我对香港回归的乐观态度。据说这本书是当时唯一一本用外文出版的、对香
港回归表示充分乐观的书。
《中国的世纪》的出版时机，是中国正在积极准备"入世"。现在，有关"入世
"的谈判基本上已经搞定，只是个时间问题了。美国最大的独立出版公司来跟我谈，
他们想出一本最权威的讨论中国未来的书，希望我来写。但我跟他们说，你要出
最权威的书，就必须找最权威的人来写，而不是我写。我可以联系和主持这个事
儿。
我就请很多跨国公司的董事长和总裁，写他们的观点。要谈工业方面的事儿，
我请了拜尔公司，是德国最大的化工公司。它的董事长来谈怎么参与中国的化工
工业发展，应该是最权威的。请了西门子公司，他们在中国投资了五十多个合资
公司，有资格来谈中国通讯事业的未来。我还请了柯达公司，这也是在中国投资
巨大的一个企业。柯达的董事长原来是摩托罗拉的董事长，非常有资格谈在中国
应该怎么投资。这些大企业家，都是我的客户，都很熟，都是朋友。我对他们说，
你们在中国的投资很成功，中国的市场这么大，前景很好，应该让国外了解你们
在中国的经验。你们写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写自己的观点，写你们所在的行业在
中国21世纪的发展中会面临什么问题。不要都是写好话，也写问题，写想法，根
据你们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搞企业的经验，写可能出现的问题，写这些问题
怎么解决，应该用什么样的措施。这本书是为了让外国人了解中国的未来，同时
也是为了让中国人看你的观点。这对中国也有帮助。
请这些跨国公司老总们来写文章的同时，我也请了中国的权威人士来写。国
外的新闻媒体和很多学者，老是在猜中国的下一步会怎么走，会有什么样的发展。
我说，这个事情，应该去作具体的了解。我们该去听听中国的部长们的观点，找
他们来写。部长们谈他们的行业发展的未来，会有已经确定的政策和计划，也可
能会有初步的意向，或正在讨论的规划，用工程师的话说，是蓝图。我们要看的，
就是这张蓝图。我实现了这个想法，戴相龙行长、曾培炎部长、唐家璇部长、石
广生部长、赵启正主任等等，都给我们写了文章。
中国国务院的朱总理为这本书写了前言，这使我感到非常非常荣幸。我非常
尊重和佩服他这个人和他的工作，我认为他应该获得诺贝尔奖。通过宏观调控，
推动一个国家的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有不少国家都在走这个路，但好
像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走得这么顺。在20世纪的90年代，他把中国的通货膨胀、
三角债、国企改革、银行体制改革以及碰到的亚洲金融危机，都处理得非常好。
他写的前言，为这本书增添了光彩。
在写书以外，我在实际工作中做了很多律师业务、咨询业务，包括帮助一些
大的跨国公司进行投资论证。例如，美国柯达公司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第二个
合资企业，我就做了咨询，参加了谈判，起草了协议书。爱立信公司最开始进入
中国，和南京熊猫电子集团谈合作意向，我参加了谈判，并且起草合资的合同。
全球最大的维他命医药公司也想进入中国市场，我也帮他们做了在浦东投资的咨
询。我还给他们提了一个建议，就是把他们的亚太研究中心从香港挪到浦东来。
理由是，上海是处在长江口的一个"龙头"，挪到浦东，有利于跟上海附近的医疗
卫生研究中心进行合作，同时也更利于开发最广大的中国农村市场。有很多需要
了解的内地的实际情况，在香港很难了解到，必须在内地才行。他们听了我的建
议，把香港的半个楼卖了出去，把研究中心搬到了浦东。
在整个90年代，我把主要的精力放到了外商投资中国的咨询方面，同时也参
与外企的市场调研、战略调整等工作。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
非常快，我就在北京集中做外商投资方面的业务。后来，亚洲开发银行有个课题，
就是在中国的安徽有个试点项目，给四个国有企业做改制的方案。这四个企业分
别是水泥、钢铁、化工、化肥。他们要组织一个班子，包括安徽省计委、经贸委、
国有资产管理局、财政局的代表，还有美国和东欧的顾问，一起参与这项工作，
交换意见，实事求是地研究这些企业怎么克服面临的困难，包括三角债、贷改投、
管理制度以及需要脱钩的一些负担。亚洲开发银行要求我做这个工作班子的主任。
我需要把不同国度、不同部门的意见融会到一起，实事求是地写出一个报告。这
个报告是给中国政府，也是给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专门给这四个企业拨
了贷款，帮助他们改制，解决问题，解除负担。同时，这个报告也使中国政府在
综合研究国有企业的改革方面提供了一个案例。
参加中国政府的一些研究课题，为中国政府做咨询工作，使我积累了一些社
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经验，后来就参与其他一些共产党国家的改革方案设计，主要
是老挝和越南。
总的来说，我在尽自己的一点责任、通过写书把真实的中国介绍给外界的同
时，也做了一点咨询工作。一是为外商来中国投资做咨询，二是为中国政府的一
些改革试点做咨询，三是为中国的兄弟国家搞改革做咨询。我很高兴我能做一点
小贡献。这也是我在中国和在亚洲工作经验的一部分。我很高兴看到自己参与的
事情产生的效果。有时候，我在中国市场上见到外国大企业在中国投资生产的商
品，觉得很亲切。因为我知道，在当初谈判的时候很困难，有时候谈不下去，几
乎要谈崩了。就是因为我参与了工作，能够把矛盾缓和下来，把问题解决掉，促
成了合作，使他们能有机会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生产规模。想想这些，觉得算是自
己做了点事儿，有一点儿贡献。我很高兴。(世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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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冠生 (推荐: 一读者) 2001年10月23日 05:13 http://www.clibrary.com
时间：2001年6月26日,地点：北京市东城区某四合院,口述：LawrenceBrahm
（龙安志）,记录：张冠生。
19世纪，中国人是用自己的镜子看自己；
20世纪，是用外国人的镜子看自己。
21世纪，该有新的镜子。
--[美]LawrenceBrahm（龙安志）
【上篇】
我现在住的这个四合院儿，估计是原来一个大院儿的一部分。我上到房子上
看过，往后边是一个一个院子，能看出来这个院子是原来大院儿的第一进。现在
保存比较完整的三进四合院，在北京已经不多了。
从北京的老式民居建筑来讲，我住的这一片儿据说算个保留区。但是怎么保
留？我觉得，好像没有很清楚的方案。我跟街道办事处谈过好几次，看来这事儿
不是街道办事处能管得了的，应该是归区政府和首都规划委员会之类的部门管。
对怎么保留这一块儿，好像还没什么整体的方案，没什么硬性规定，好多地方还
是在拆。
我开始接触中国文化，是1981年到中国来留学的时候。来之前，对中国是怎
样的情况，根本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一是以为中国还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
二是觉得中国文化还是比较传统。到了中国之后，发现两个都不是。
当时，中国已经开始改革，我最深刻的印象是，1981年我曾经看到一个很小
范围的自由市场，但是和当时还很严格的计划体制反差很大。那时候还使用粮票
儿，买馒头、买面包都要凭粮票儿，没有粮票儿你就买不到，你有钱也买不到。
可是同时，已经有农民开始在每天下午到城市里的自由市场做买卖。虽然是刚开
始，却是观察中国经济的一个很小的镜头，从这里可以了解中国的经济要走哪一
条路。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来了很多外国留学生。当时美国来的还不多，加拿大和
欧洲来的多一点儿。他们多数是来北京，听说很多人是在语言学院。本来，外国
留学生来中国学习，是了解这个文明古国的好机会。可是多数时间是留学生们自
己混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圈子，那就没有很多机会去介入中国社会，包括接触社
会上更多的人。
我来中国留学，选择了去天津。不在北京，就避免了呆在一个比较固定的留
学生圈儿里。同时天津离北京很近，我可以经常来享受北京文化。南开大学是在
城市里，一出校门，很快就能进到小胡同里，和更多的人接触，和中国老百姓对
话，说中文，用中文。
学中文，我有自己的方法。可以说，课堂上我是最不好的学生。基本上不应
付什么功课。对考试也没什么兴趣，马马虎虎就过去了。我把课本上和词典上有
关的词儿挑出来，背下来，第二天上街玩儿用，把这些词儿编到话里边说。我经
常用错，弄得大家大笑。
我还有一个能帮助我和别人接触的工具，就是玩儿魔术。我在美国的时候，
和一些朋友在Party学会的魔术，把工具带到中国来了。我到了街上，在自由市场
或是百货商店，我突然就玩儿起了魔术。一个外国人突然在大庭广众当中练魔术，
当时还是非常新奇的事儿，大家围观，很自然。在南开学了一年中文以后，我就
想去社会上经历更多的事儿，就在国内旅游，去很多城市玩儿。中国文化里边的
东西，对我很有吸引力。我想去社会上多经历点事儿，也是想多懂得一点儿中国
文化。比如承德那个地方，就非常值得去看看。我是在1981年去的承德。那个城
市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在承德，我才开始理解了中国各个民族和中央政府的
政治关系。承德有皇宫，也有很多寺庙。有西藏庙，有蒙古庙，有伊斯兰庙。当
时，康熙、雍正、乾隆夏天去那里干什么？因为中国的少数民族代表人物都去了。
他们在承德看到有他们那个民族的庙，这意思是皇帝、皇家或者说是汉族对他们
的民族文化很尊重。另一方面，他们到那里去，也表示出少数民族对国家核心中
的皇帝的尊重。这个核心就是政治核心，政治领导。
我从这一点儿"中国的意思"上，理解了中国现有的几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在建
制上的合理性。这几个自治区是什么概念？我是在承德明白的。现在中国的政治
体制，它的根儿很深很深。外国人不容易了解这一点，不容易明白中央政府和新
疆、西藏等自治区的关系。可是一到承德，这些就容易明白了。
少林寺也给我很深刻的印象。我当时已经练了很多年空手道。那时候美国没
有武术、功夫这类东西，从东方传到美国的只有空手道和跆拳道。空手道这个名
称是比较近的，"二战"以后才开始叫空手道。以前日本人不说"空手道"，而说"唐
手道"，说明是从中国过去的。我练空手道的时候，就希望有机会来中国找找它的
根儿。
1981年，我去了少林寺。那时还没拍电影，那儿很冷清，很空，破破烂烂。
寺庙里有个人带我去看他们当年练拳脚的房子，地面上都是他们长年锻炼跺出来
的坑。看见那些坑，我体会到，要练空手道，练东方的和中国的功夫，就需要忍。
要练得很严肃，很严格，要不断地练，没有忍的功夫是不行的。功夫的概念不光
是武术，写毛笔字也需要功夫，做人处事也需要功夫。从"功夫"这个概念上，可
以增加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这是中国人思维方式里的一个因素。外国人没有这个
东西。外国人习惯Quick
Answer，很快的回答，很快的结果。他们没有"功夫"和"忍"的概念。忍的本
身，需要功夫。"忍"的磨练久了，功夫就更深。在我看来，达摩就是一个"忍"的
模范。面壁十年，没有忍的功夫怎么能坚持下来？达摩通过忍的功夫，把传统功
夫和禅的思想融会到了一块儿。禅是很高明的哲学。我在少林寺为达摩烧了一炷
香。现在的中国人，要融会新的东西。可以说，19世纪，中国人是用自己的镜子
看自己；20世纪，是用外国人的镜子看自己；现在已经是21世纪，该有新的镜子。
中国的四合院儿，给我的感觉是精致，文雅。这种感受很深刻。我愿意在这
样的环境里写自己的作品。特别是在晚上，感受更深。我经常晚上不睡觉，写东
西。四合院儿的晚上是最有意思的，比白天还有意思。特别安静。在这种安静里，
你会比较放松。在放松的状态里，可以把问题想得比较清楚。
我觉得，现在北京大量拆四合院儿，是在文化上给自己切腕儿。如果这次北
京在申奥竞争中取得成功，北京应该好好保护四合院儿，向全世界表达自己在文
化上的自信。以往在申办奥运会这个事情上取得成功的很多城市，都是把历史留
下来的东西保留得非常完整。慕尼黑就是一个例子。慕尼黑的那些老房子，没有
北京四合院儿的历史长，可是保留得非常好。有人说，北京的四合院儿很难保护，
是因为那些房子是木头、灰砖建的。那国外二百年前的房子用什么盖呢？一样是
木头和砖。为什么外国就能保留得好？技术并不复杂，只要真想做，就能做得到。
现在的这个说法，我认为是借口。北京的四合院儿拆得这么厉害，其中有腐败的
原因。我觉得太多的人想借拆迁捞钱。
有时候，有些年轻的中国朋友来我这里，要看四合院儿是什么样儿的。他们
是在北京长大，却没有见过比较标准的四合院儿，这很可惜。四合院儿不仅代表
北京文化，也体现出了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特征。建筑是人的思维方式的一种反映。
外边是灰墙，看不见里边。进了大门儿得拐弯儿。进了院子后，什么都很静，很
密切，很透明。不过这种感觉你进了院儿才会有，你得进这个"村儿"。你不进这
门儿，不是自家人。进了这个门儿，就成了家里人，一起享用这个空间。
现在，毁了这么多四合院儿，建了那么多高楼，我不明白，这代表的是什么
中国文化？用水泥、钢铁做玻璃楼，中国永远也超不过洛杉矶和芝加哥。即使你
能超过，也要考虑，要不要超过？为什么要跟别人比建大楼？为什么不发挥自己
的文化优势？我跟你说，他们永远做不了中国建筑，尤其是中国古建。
我写的那本《中国第一》，封面图案设计是两个很朴素的筷子夹着一块美金。
可以说，筷子代表着中国文化，比较淳朴、纯正的文化。美金代表美国文化。筷
子是木头做的，美金是纸做的，纸也是木头做的。同样是木头做的东西，筷子可
以很容易地把美金夹起来，这是什么意思？有人问过我。我说你得琢磨。把里边
的意思说得太清楚了，就没有意思了。你琢磨起来才有意思。这本书在1996年卖
得很热。
你们中国现在要追求国外的那些建筑样式，自己还保不保留中国的传统建筑
样式？其实你把自己民族特色的东西保留好了，那是外国永远不能做到的。那是
你们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要为下一代人考虑。他要对自己的
文化有所了解，离不开这些文化的载体。
刚才我们谈到拆迁四合院儿的时候，提到了腐败问题。我说现在出现腐败问
题的一大原因是中国缺少精神文明。中国从过去那样一个非物质社会，经过二十
年的改革，突然进入到了一个过于追求物质享受的社会。精神文明不是外国的东
西能代替的。你喝可口可乐，不算精神文明。精神文明得有自己的根儿。你毁了
自己的建筑，毁了自己的文物，不是把自己的根儿给毁了么？外国的技术有用，
把它学过来就是了，但不能毁了自己文化的根儿。这个街道西口儿，原来有个戏
台。现在那个院子已经拆了一半了，戏台也要拆。梅兰芳曾经住过那个院儿，还
在那个戏台上唱过戏。我跟街道办事处的人说，要拆梅兰芳唱过戏的戏台，是神
经病。现在北京还有多少这样的戏台？颐和园、故宫之外，还有几个老戏台？我
觉得非常值得保留，留下来让人参观。北京的大楼、商场多的是，梅兰芳唱过戏
的这么个台子有几个？
这次北京申办奥运会如果能够成功，我会非常高兴。北京应该更好地利用这
个机会，充分发挥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英国一家很有影响的杂志《经济学家》，
去年刊载了一篇有关北京四合院和胡同拆迁的文章，说下一代要想了解中国文化，
可以去某些博物馆和图书馆，但别去北京了，因为那里以后看不到也摸不到中国
文化了。北京应该证明，这话是错的。市政府应该发个命令，拆老四合院儿，禁
止；拓宽胡同，禁止！城市向二环以外发展，二环以内暂时什么都不能动。应该
有这么个命令，公开报道。然后我们对全世界说，申办奥运会，我们要把进来的
资金用于建设新的城市，不是去毁老城市。我相信全世界都会尊重北京这样的做
法。据说，北京最后一个明朝留下来的四合院儿要拆掉之前，所有专家都写信给
市政府，但是没人管，还是拆了。曹雪芹的房子也拆了。所有专家都写信，可是
谁都不管，硬是拆掉了。全世界的报纸都报道这个事儿。曹雪芹的房子都给拆了，
这怎么可能？你想，全球十大名作者之一，不管是哪个国家，都认《红楼梦》，
作者的房子居然给拆了。你能不能到美国去把海明威的房子拆了？那是不可能的。
你能不能到英国把狄更斯的房子拆了？那是不可能的。你能不能到布拉格把卡夫
卡的房子拆了？那是不可能的。为什么这儿就能闭着眼睛让人把曹雪芹的房子拆
了？
要想保留四合院儿，其实不难。把拆迁的钱花到郊区盖新房子就行了。拆老
房子再盖新楼反而更贵。可是为什么还要这么做？他们希望赚钱。北京的拆迁行
业有个内部的笑话，传得很广。说是有三个公司投标市政府职能部门的一个项目，
这三个公司分别是新加坡的公司、美国的公司和中国的公司。新加坡的公司投标
300万。问他为什么是300万，他说：100万是原材料，100万是劳工，100万是利润
；美国的公司投标600万。问他为什么是600万，他说美国的原材料贵，劳工也贵，
所以200万原材料，200万劳工，200万利润；最后是中国的公司投标，要投900万。
问他为什么要投900万？他说很容易理解，我给你个预算：300万给你，300万给我，
300万给新加坡公司干。据说这儿的拆迁工程有很多都是这么干的。
【下篇】
前面我谈的，主要是我的留学生活，还有四合院儿的事儿。但那些只是我在
中国这二十年里的一小部分事情。我来中国留学，是学中文，学汉语。学是为了
用。我本人是个律师，学会汉语，就方便我用自己的知识和专长，在中国做事情。
我在中国二十年来，写了二十多本书。我想谈谈我为什么写这些书，写了点儿什
么内容。另外，我还在经济方面做了一点桥梁的工作，帮助中国吸引外资。
来中国之前，我是学法律的。从我的知识结构出发，看中国的改革，比较容
易看清中国是怎样通过法律的工具，一步步把改革搞起来，把经济发展起来。从
这个角度看中国经济发展背后的东西，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
1981年，我刚来中国。当时中国在涉外方面还没有一个法律系统，好像只有
一个中外合资企业方面的规定。在项目谈判和签署合同的时候，这个规定可以算
是个"法"。我在参与一个个项目谈判的过程中，发现中国为了适应吸引外资的需
要，在改变过去的一些说法，做法，不断出来一些新词儿，一些新的规定。当时
我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比较及时地反映中国新出来的一些规定。这个事儿对我特
别有意义，是一个新的领域。中国开始借鉴、引进国际上的法律通则，包括一些
法律概念。
到1987年前后，我觉得中国的法律制度建设已经上了路，到了突破的阶段。
尤其是在外商投资方面，可以说已经有了基本完善的法律框架。我想，应该让更
多的外国人知道这些。所以我写了一本书，叫《中国知识产权法》，谈中国的商
标法、专利法。当时中国还没有版权法。我就谈中国为什么需要版权法，将来有
了版权法会有什么影响。这是我的第一本书，也是用外文介绍中国知识产权法律
建设方面的第一本书，发行后引起轰动，很多人要买这本书。
我写的第二本书，是关于中国外汇管理方面的。外商投资企业要面对中国外
汇管理和外汇调整的一些具体问题。这是个很基本的问题。外商肯定会想，我投
资的企业赚了钱，我能不能拿走？为了让他们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从第二本书
开始，我写了很多这个方面的书，比如《中国投资指南》，《中国银行与金融》，
《中国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指南》，《中国外汇调节指南》等等。
比较集中地介绍了中国在投资、金融和技术转让方面的情况后，我开始写跟
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有关的题目，写了《中国有限公司》。这本书的基本意思
是，现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很支持发展工商业，支持发展经济，不是像过去那么
保守了。我主要是从政策的变化来描述这个转变。后来我又写了一本《重组中国》，
主要讲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变化，包括怎么落实一些改革的措施。
到了1996年，我又出版了一本比较轰动的书，叫《中国第一》。这本书从19
93年写起，写了三年。那时候出版这本书很有意思。当时，有很多外国新闻记者
老是把中国放在一个框子里，用很片面的观点介绍中国，总是让人觉得中国好像
还是"文化大革命"时候的样子。我觉得这样做不对，离事实太远。到《中国第一》
出版的时候，我已经见证了十五年的中国改革，有写出来的基础，也有写出来的
责任。我就确定了几个重点，比如国企改革，金融改革，政府机构改革，人道主
义问题，等等。我觉得，即使是从某一个方面去看中国十五年来具体政策的改革
和变化，也能水落石出地知道中国政府现在是走哪一条路，走什么样的路。可以
看得非常清楚。
当然，也有人不希望我提出"中国第一"这个说法。过去有个哈佛大学的教授
写过一本《日本第一》，他认为日本通过一些传统文化的、社会的因素，把公司
管理得比美国更好，日本可以因此而成为美国经济的一个对手。我借了这个书的
名字，是因为我知道市场上会马上认同这个名字，但我要强调的是，中国改革的
路子是对的，不是错的。顺着这条路子，中国的经济可以很快地走上去，成为一
个在世界上非常强大的经济国家。这是我的基本意思。这本书要讲的不是威胁论
的概念，而是要破除威胁论的概念。
到1997年的时候，香港回归之前，我开始写《红色资本》。当时有一些新闻
记者和国际舆论，对香港回归后的前景是一些很悲观的预计。香港历来是比较纯
正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他们就老是说，共产党收回香港，就没有资本主义了，
没有市场经济了，怎么办？我觉得，老是打这个问号，实际上是对香港回归的意
思没有实事求是的理解。
在我看来，香港回归对于中国的意义，是继续发挥它的市场经济的作用。我
相信中国政府也是这么想的。看看中国改革开放这段历史，这一点很清楚。
刚开始搞改革开放的时候，邓小平主张在广东省搞试点，创办经济特区，就
是想利用深圳、珠海那里靠近香港的地理优势，要把香港的市场经济因素吸引到
中国大陆来。广东省这些年来发展得这么快，一个主要的因素是靠近香港，靠了
港资。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80年代初到1997年，香港的很多工厂搬了出来，搬到了珠
江三角洲一带。港商把劳动力密集的工业放在内地，把自己的精力放在组织市场、
金融服务方面。香港的经济职能和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变成了贸易服务中心，金
融服务中心。广东省则成了它的生产中心。从经济角度看，这不是一体的么？就
是一体化了的经济。在这个一体化的经济中，不仅是港商到内地投资办厂，后来
内地也有很多资金投资到了香港。
1997年，香港的股市一直走强，很牛。为什么这样？因为有大量红股。很多
人在炒红股。红股是指中国内地在香港的投资。到香港回归之前，红股在香港经
济中已经占了很重要的、可以说是主体的地位。所以我说，香港的回归早在回归
仪式之前就实现了。回归仪式不过是换了个旗子。
我写《红色资本》，讽刺了一些对香港回归抱悲观态度和看法的记者和政治
家。据我看，回归之后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要说变化，早在十七年前就开始了，
十七年足够变化了。而且这个变化是好的。我在书里边肯定了这一点。
接下来，我就开始写《中国的世纪》。从我的写作来看，《中国的世纪》是
一个突破。这本书是美国最大的独立出版社支持出版的。咱们的目标是要把影响
扩大出去，而他们能做出很大的批发量。
我出版的这些书中，《中国第一》、《红色资本》和《中国的世纪》比较突
出。显得突出的原因，跟时间有关系。
1989年中国发生一些事情以后，外界对中国的印象，受一些外国媒体片面的
报道影响，比较模糊，有误解。这种误解持续了不短的时间。到1996年，中美关
系还有挺不好的地方。我写《中国第一》，是要消除一些误解。在对外方面，中
国需要的不仅是吸引外资，也包括在国际关系方面，需要消除误解。我从1981年
来到中国，一直在关心、了解中国的发展，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见证人。
我想我有责任介绍中国的实际情况。
欧美的一些保守人士批评了这本书，但是很多在中国投资的外商大量地买这
本书，给他们的总部，并且告诉总部，光从那些媒体上无法全面了解中国的真实
情况。现在有一个美国律师就长期住在中国，他写出了自己的见闻和经验，跟那
些记者写的不一样。应该看看这本书，应该了解事情的另外一个方面。那一段，
很多跨国公司的总裁到中国来，就想见我，想跟我讨论一些问题，请我去他们的
董事会发言，讲话，帮助他们了解真实的情况。
《红色资本》的写作和出版也跟时间有关。我用了一些幽默、讽刺的手法，
让人知道我是什么观点。读者可以从幽默的文字中接触一个很敏感的国际问题，
接受我对香港回归的乐观态度。据说这本书是当时唯一一本用外文出版的、对香
港回归表示充分乐观的书。
《中国的世纪》的出版时机，是中国正在积极准备"入世"。现在，有关"入世
"的谈判基本上已经搞定，只是个时间问题了。美国最大的独立出版公司来跟我谈，
他们想出一本最权威的讨论中国未来的书，希望我来写。但我跟他们说，你要出
最权威的书，就必须找最权威的人来写，而不是我写。我可以联系和主持这个事
儿。
我就请很多跨国公司的董事长和总裁，写他们的观点。要谈工业方面的事儿，
我请了拜尔公司，是德国最大的化工公司。它的董事长来谈怎么参与中国的化工
工业发展，应该是最权威的。请了西门子公司，他们在中国投资了五十多个合资
公司，有资格来谈中国通讯事业的未来。我还请了柯达公司，这也是在中国投资
巨大的一个企业。柯达的董事长原来是摩托罗拉的董事长，非常有资格谈在中国
应该怎么投资。这些大企业家，都是我的客户，都很熟，都是朋友。我对他们说，
你们在中国的投资很成功，中国的市场这么大，前景很好，应该让国外了解你们
在中国的经验。你们写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写自己的观点，写你们所在的行业在
中国21世纪的发展中会面临什么问题。不要都是写好话，也写问题，写想法，根
据你们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搞企业的经验，写可能出现的问题，写这些问题
怎么解决，应该用什么样的措施。这本书是为了让外国人了解中国的未来，同时
也是为了让中国人看你的观点。这对中国也有帮助。
请这些跨国公司老总们来写文章的同时，我也请了中国的权威人士来写。国
外的新闻媒体和很多学者，老是在猜中国的下一步会怎么走，会有什么样的发展。
我说，这个事情，应该去作具体的了解。我们该去听听中国的部长们的观点，找
他们来写。部长们谈他们的行业发展的未来，会有已经确定的政策和计划，也可
能会有初步的意向，或正在讨论的规划，用工程师的话说，是蓝图。我们要看的，
就是这张蓝图。我实现了这个想法，戴相龙行长、曾培炎部长、唐家璇部长、石
广生部长、赵启正主任等等，都给我们写了文章。
中国国务院的朱总理为这本书写了前言，这使我感到非常非常荣幸。我非常
尊重和佩服他这个人和他的工作，我认为他应该获得诺贝尔奖。通过宏观调控，
推动一个国家的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有不少国家都在走这个路，但好
像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走得这么顺。在20世纪的90年代，他把中国的通货膨胀、
三角债、国企改革、银行体制改革以及碰到的亚洲金融危机，都处理得非常好。
他写的前言，为这本书增添了光彩。
在写书以外，我在实际工作中做了很多律师业务、咨询业务，包括帮助一些
大的跨国公司进行投资论证。例如，美国柯达公司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第二个
合资企业，我就做了咨询，参加了谈判，起草了协议书。爱立信公司最开始进入
中国，和南京熊猫电子集团谈合作意向，我参加了谈判，并且起草合资的合同。
全球最大的维他命医药公司也想进入中国市场，我也帮他们做了在浦东投资的咨
询。我还给他们提了一个建议，就是把他们的亚太研究中心从香港挪到浦东来。
理由是，上海是处在长江口的一个"龙头"，挪到浦东，有利于跟上海附近的医疗
卫生研究中心进行合作，同时也更利于开发最广大的中国农村市场。有很多需要
了解的内地的实际情况，在香港很难了解到，必须在内地才行。他们听了我的建
议，把香港的半个楼卖了出去，把研究中心搬到了浦东。
在整个90年代，我把主要的精力放到了外商投资中国的咨询方面，同时也参
与外企的市场调研、战略调整等工作。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
非常快，我就在北京集中做外商投资方面的业务。后来，亚洲开发银行有个课题，
就是在中国的安徽有个试点项目，给四个国有企业做改制的方案。这四个企业分
别是水泥、钢铁、化工、化肥。他们要组织一个班子，包括安徽省计委、经贸委、
国有资产管理局、财政局的代表，还有美国和东欧的顾问，一起参与这项工作，
交换意见，实事求是地研究这些企业怎么克服面临的困难，包括三角债、贷改投、
管理制度以及需要脱钩的一些负担。亚洲开发银行要求我做这个工作班子的主任。
我需要把不同国度、不同部门的意见融会到一起，实事求是地写出一个报告。这
个报告是给中国政府，也是给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专门给这四个企业拨
了贷款，帮助他们改制，解决问题，解除负担。同时，这个报告也使中国政府在
综合研究国有企业的改革方面提供了一个案例。
参加中国政府的一些研究课题，为中国政府做咨询工作，使我积累了一些社
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经验，后来就参与其他一些共产党国家的改革方案设计，主要
是老挝和越南。
总的来说，我在尽自己的一点责任、通过写书把真实的中国介绍给外界的同
时，也做了一点咨询工作。一是为外商来中国投资做咨询，二是为中国政府的一
些改革试点做咨询，三是为中国的兄弟国家搞改革做咨询。我很高兴我能做一点
小贡献。这也是我在中国和在亚洲工作经验的一部分。我很高兴看到自己参与的
事情产生的效果。有时候，我在中国市场上见到外国大企业在中国投资生产的商
品，觉得很亲切。因为我知道，在当初谈判的时候很困难，有时候谈不下去，几
乎要谈崩了。就是因为我参与了工作，能够把矛盾缓和下来，把问题解决掉，促
成了合作，使他们能有机会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生产规模。想想这些，觉得算是自
己做了点事儿，有一点儿贡献。我很高兴。(世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