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血汗青
三百六十年前的甲申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皇朝灭亡，那是一个真正的多事之秋。那一年里发生的大大小小事件，差不多每件事都足以让历史进程大大地改变。那一年，李自成进京，崇祯缢死，明室倾覆，吴三桂倒戈，满清入关，自此以后，神州无复汉衣冠几达三百年。
前一个甲申年，郭沫若先生一篇《甲申三百年祭》，回音至今绕梁不绝，影响了无数人。
今年又是一个甲申年，所谓以史为鉴，思当有以记之。不过自己见识平平，既无能制雄奇之宏文，也绝不敢想和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媲美。其他且先不论，郭沫若先生这一篇雄文还有他的学问，一直都是我很佩服的。此篇散漫文字，乃是追慕六十年前郭沫若先生作《甲申三百年祭》之初衷，希望于今依然能有以贯之。
一， 李自成的东进行动和目的
三百六十年前的甲申年，明朝崇祯皇帝缢死煤山。人们习惯上认为明朝就此灭亡，之后的弘光朝至永历朝，一般称为南明，以区别于已经灭亡的崇祯朝。虽然明朝在崇祯时看上去相当庞大，不过即使算上南明，十八年后明朝也是亡了。
历史不能假设，我们无法假设明朝再存在多少年会如何如何。明朝迟早是要亡的，但亡在李自成的手里，却是多少是个偶然事件。
李自成起兵时，先只作为高迎祥部的一支小部队存在，之后屡战屡败。他最后突然声势大振的原因，一是得益于天灾，连年大旱导致流民饥民无算，壮大了他的势力；二得益于明朝官、兵的暴虐无道，致使百姓畏官畏兵甚于畏寇；三得益于他的个人魅力和一些在当时颇具号召力的政策。
甲申年（公元1644年）元月，他在西安改元称王，“李自成改名自晟，称王，国号大顺，改元永昌”（《怀陵流寇始终录》），“十七年正月庚寅朔，自成称王于西安，僭国号曰大顺，改元永昌，改名自晟”（《明史》），然后挥军东向。
这里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问题是，当时李自成虽然改了元，但诸书均记载其称的是王，这和称帝是有些不一样的。因此后来他到了北京后才会急于搞称帝的登基仪式，也才有诸前明大臣的不断“劝进”，以至对其他事务漠然处之，酿成大错。
要知道举行登基仪式是一回事情，劝进又是一回事情。劝进是在当事者不是皇帝的情况下，才能干的事，如果已经是皇帝，还劝个什么进。最好的例子就是后来清军入关，多尔衮进北京后，诸前明大臣根本就不知道大清已经有皇帝，对多尔衮“劝进”大拍其马屁，以至演了一出让人心酸而又愤恨的滑天下之大稽的闹剧：“明臣之从贼而留京未行者，备法驾卤簿郊迎。及登辇，则辫而短后衣者，睿亲王也，咸愕眙不知所为，罗拜道左。次日上笺劝进，内院大学士范文程笑曰：‘吾主已于去岁登极，此皇叔摄政王也。’众惭而退”（《吴逆取亡录》）。我看到这一节时，震惊愕然至不知所措。皇太极于去年年中病亡，顺治登基，至此近九个月时间，北京衮衮诸公居然不知道，只怕在一侧的洪承畴听了这话，呕血几升都是可以理解的，亏得吴三桂等人的关宁军追击李自成去了，不然的话，只怕也是会连哭都哭不出来。他们舍生忘死和清军在关外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最后突然发现自己这样居然是为了保卫这么一群糊涂蛋和如此一个朝廷，心里做何想都不为过。
且说李自成称王东进，大顺军势如破竹，连战连克，或者说不战连克，直到二月中下旬在代州、宁武关一带遇到明山西总兵周遇吉，才爆发了东进途中真正的也是唯一的一次大战和恶战。虽然这只是一次无关紧要的局部战斗，但这次战斗却险些让李自成的东进行动就此夭折打道回府，同时也揭露出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
周遇吉是锦州卫人，出身于赫赫有名的抗清劲旅关宁铁骑，后因抗清军功被征入京营。之后多次与农民军作战，以功累迁至山西总兵。李自成兵逼代州，周遇吉先在代州与大顺军激战，因势单力薄，数日后率四千人退走宁武关。
其实周遇吉南下退守宁武，是个明显的战略错误，这导致他成为了一支孤军。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北上雁门关或者进入大同、宣府，与那里的姜襄等几部明军合力抗击大顺军。但李自成这个时候却一样没能做出正确的选择，他既没有全军乘胜前进，也没有留偏师牵制周遇吉然后以主力东进，而是全军转向跟进宁武，继续与周遇吉纠缠，此举真可谓是挫大胜之锐气，师老于坚城之下。
周遇吉只有区区四千人，野战显然绝非最少有十万人马之大顺军对手。大顺军如果继续北上，周遇吉追之人少，没有任何作用徒遭覆灭而已，不追则完全不影响大顺军的作战进程。而大顺军全军掉头南下宁武，去与这四千人纠缠的后果却是极其严重的。首先耽误了东进计划，就是胜利全歼周部也毫无意义，如果宁武不下，宣、大明军又赶来助战三面夹击，那么局势就不那么明朗了。姜襄等人再无能，也是多次参与辽东明、清战役和围剿农民军的惯将，姜襄后来的反正一役，足可证明他是有一定军事能力的。而日后事态的发展，也确实证明此刻的李自成，对这几处明军动向事先没有一丝预见。
李自成全然不顾这些威胁，转身去和毫无威胁的四千人做一场无谓之争的举动，表现出他严重缺乏一个军事统帅所需要的远见卓识，这一错误与他东进时派绵侯袁宗第增援襄阳白旺的错误如出一辙。当时左良玉进逼襄阳，白旺南路军有不下七万人的精锐之师，即使不能胜，和左部相持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李自成却派出了大顺军五大主力之一的袁宗第之右营前去增援，且在击退了左部后也没有让他们进军河北，而是迟滞在河南一带，一直到大顺军山海关战败，这些部队也都没有进京。
这些举动暴露出李自成的战略修养严重不足。
宁武之战，丝毫无关大局，他却纠缠不休，襄阳之战即使战败也不影响东进计划，他却分出主力去增援，包括他后来处理吴三桂问题上的重大失误、自始至终都忽略满清武装集团的介入、主动放弃襄阳根据地等等错误决策，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可见这个致命缺陷，从他起兵时起就一直存在，直到他在九宫山遭遇偶发事件身亡时也依然没有一丝改变，不见一点长进。
宁武之战除了暴露了李自成缺乏战略才能外，还暴露了李自成本人和他军队的始终存在的问题，那就是御下不严和军风不正。
大顺军在宁武关前遭受伤亡近两万人，阵亡大将四员的重创后，终于勉强攻入宁武关。然而，一场惨烈的屠城也就此开始了。
按明史和各种野史、地方志的记载，城破后周遇吉继续力战，受伤被俘，被大顺军缚于长竿上用乱箭射死，然后再遭分尸；周夫人刘氏带全家数十妇女据守公署继续反击，被全部烧死。大顺军因伤亡过大，为泄愤开始屠城，宁武一城军民，妇孺老弱无一幸免，被杀戮殆尽。
此前在榆林等地的屠城，就已经导致了不少明军将士和地方武装做出了和农民军死战到底的举动。因此，这个发生在进攻北京途中的行动，其影响是极其恶劣的，再次表现出农民军没有统一天下的政治气度和政策上的全盘构想。如果大顺军能厚葬周遇吉一家并妥善安置宁武关军民，那将给李自成和大顺军带来极大的政治声誉，并树立起一个相当良好的明君形象。
另一个问题，是李自成其实在战斗一开始遭受重挫后，就没打算继续打下去，但要注意，他并不是想弃宁武北上东进，而是准备放弃东进回军陕西。
据《明史》载：“自成惧，欲退。其将曰：我众百倍于彼，但用十攻一，番进，蔑不胜矣。自成从之。”《明季北略》也记载说：“（明军）大炮击伤万余人，……开门奋击，杀贼数千人，贼惧，欲遁。”
李自成和他的将领们最后打下了宁武。
然而他们却觉得前景并不美妙。在他们的前方，至少还有明朝五、六处军事重镇，于是如“尽如宁武，讵有孑遗哉？”、“此去历大同、阳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尽如宁武，奈何?不如且还，伺再举”一类的记载，不胜枚举。同时还有不少记载都有着差不多的内容，大体是说大顺军即使在进了北京之后，也还不断有人在感叹道：“周总兵真好汉！杀我等数万人，若再有此一镇，我主安得到此！”。
因此屠城完毕后，李自成聚集众将开会，又一次提出了他退兵的打算：“宁武虽破，受创已深，……不若且回陕休息，另走他途。”（《明季北略》）
大顺军领袖和他的将领们一致决定，第二天全军开拔，回陕西去休养生息。
但历史却常常会让人感到世事无常。
就在大顺军决定撤退的当天晚上，大同总兵姜襄和宣府总兵王承胤的降书却送到了李自成的桌子上。这使得李自成大喜若狂，马上打消了退兵的念头，于是大顺军的东进行动得以继续。不过，这个情况也充分表明了李自成此前对宣、大明军的动向，是没有任何预见的。
姜、王二人这个相当于盲人摸象般的投诚举动，使得历史进程在偶然情况下起了重大变化。
如果没有这两封降书，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大顺军将就此打道回府，回陕西休养生息去了。那也许之后的天下局势，会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样子。
只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所以历史就成了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个样子。
但是，李自成为什么一受挫就想回去呢？又为什么打下宁武后不就地休整，然后继续前进，而是要回陕西去休整呢？
如果我们把这之前的一些问题和眼前这些情况，还有李自成接手居庸关后的一系列举动联系起来看，就可以很明确地得出一个答案：那就是李自成东进行动的真正意图，并不是如长期以来所说的那样，是想去攻打北京，想彻底推翻明王朝统治。
李自成随即接手宣府、大同，在明总兵唐通也投降大顺献出居庸关后，李自成立刻进行了一个无论在政治还是军事上都极其重要的行动。说它重要，是因为这个行动足可以改变之后整个历史的进程，甚至能使历史的车轮就此转向。但这个行动却因为种种原因被近代大多数史家和学人们讳莫若深，以至长期以来极少有人提及，少数时候即使提起也不重视，同时也没有把它和李自成在这前后的一系列举动有机地联系起来，似乎很不值一提或者从不存在一样。
李自成在三月十五日占领居庸关后，随即派出了明蓟镇总督王永吉前往北京与崇祯谈判，内容是和明王朝画地为界：“总督王永吉兵败，陷贼，贼纵之归，本兵张缙彦为请召对，……乃云：李自成有二策，请上择之：一如汉楚故事，画地为界；一解归诚以大将军辅政。”（《烈皇小识》）
之后，在大顺军推进到北京城下时，李自成又一次派出了明降人太监杜勋入城，再次与崇祯谈和，提出了他的退兵条件：“贼遣叛监杜秩亨密奏云：平分天下，方可息兵。”（《明季北略》）
《鹿樵纪闻》：“（杜勋）见帝称贼势，劝帝禅位，不然，则割山陕分国而王，上不答。”
记载此事最详细的当推《甲申传信录》，其《睿谟留憾》一节中记曰：“是日，贼遣叛监杜勋缒城入讲和，并盛言李闯人马强众。议割西北一带，分国为王，并犒赏军银百万，退守河南。……上密召之平台，辅臣魏藻德在焉。勋具以事奏上，且言闯既受封，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助制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因劝上如请为便。”
这些记载，无论可信度如何，内容都相差无几，而说的事情，也都集中在划地而治以及退兵这两件事情上，因此足可证实不是空穴来风。再一个就是其中虽然不乏要求崇祯禅位之类的威胁之语，但这也正好说明了李自成即使在兵抵北京后，还是没有自信能够一举拿下北京的。同时他还在努力避免与正在赶来的吴三桂、高第以及在河南、山东等地窥势而动的刘泽清等明军进行大规模决战。所以他才一再以武力威胁崇祯，试图兵不血刃地和崇祯达成和约，让崇祯承认他的大顺王或者封他为王，达到裂土分茅的目的，然后全身而退。
因此，李自成的东进行动，与其说是为了彻底推翻明朝统治而进行的军事行动，还不如说是一次试探性的进攻，或者说是一次以武力相威胁，以实现其裂土封王之目的的军事行动更贴切。我相信近代的历史研究者们有意无意的忽略乃至漠视这些史料或者讳莫若深，顾左右而言他，并非是他们水准不够或者记性不好，只因为这涉及到政治大方向的正确而只得不提。
撇开这些记载，就从李自成的各地兵力分配来看，也一样可以证明这个问题。
他自西安出兵时，号称二十万，多的说是四十万，但实际的主力部队按照目前主流观点以及各家考证，大约在十万左右，偏师刘芳亮部大约是一万多到二万人之间，大顺军至少有一半主力如“老营”等部队并没有越河东进，而是由高夫人等人率领留在了西安和山、陕境内，右营则由袁宗第率领增援去了襄阳。之后他一路招降纳叛补充兵力，同时又沿路分兵驻守所下各地，如高天琳等人，因此在抵达北京时，大顺军总兵力维持在大约十万余人左右，其中包括了唐通、白广恩等不少前明部队。这些顾诚先生在他的《明末农民战争史》中论述颇多，其他明史大家也叙述详尽，尽管或有出入，但大致数字相去并不远，就不详究了。
如果李自成一开始就准备和明王朝倾力做最后的决战，在襄阳有白旺坚守，又已经派出了五大主力之一的右营前去增援的情况下，他已经完全没必要在山、陕境内留驻数量如此庞大的主力部队，留一支机动部队和一支守卫部队足矣。第二个问题是他只带领如此之少的部队就试图进攻北京，在当时的情况下，不管怎么看都不免过于儿戏。
北京毕竟是明王朝的心脏，火器和守备建筑都极其精良，满清先后三次以十万左右兵力围攻北京，最长一次时间达数月之久，都未能撼动北京一分，更不要说北京两翼和身后还有着可以随时勤王的吴三桂四万多关宁铁骑，山东总兵刘泽清和山海关总兵高第以及蓟镇边军等大批明军正规主力部队。如果这些人入京勤王，再加上京师的三大营和城内的缇骑厂卫，总兵力完全可以超过大顺军两倍以上。李自成再狂妄，也不会自大到认为只凭夹杂着明降军的至多十万人部队，就可以和两倍于他的明军进行决战，进而胜之然后包围攻下北京城。这种设想，无论后来的局势发展怎么样，在事前他是不可能预料到的，是极不客观的。
此外，从西安到北京的一路上还有大同、宣府、居庸关等一系列军事重镇，李自成也不可能在出发前预料能一路不战而屈人之兵。大顺军自己也一再说过，如果再有一个宁武关，他们绝无法进入北京一类的话。我们固然不可以凭此话就此论定，但从兵力、地理等因素来看，这个说法是客观的。
另外从战略部署上来看，李自成围攻宁武，增援襄阳等等行动，一方面固然说明他缺乏战略目光，但另一方面也证明了他的东进行动确实是一次试探性的进攻。他的本来目的就是想固守山、陕和襄阳防线，将其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予以据守，然后以一支前锋部队向北京推进做一次试探性进攻，看情况再决定其下一步的计划。这样，宁武之战则就可以理解为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的战术表现，对李自成来说，这是一次边境扫荡行动，增援襄阳也一样。这些都与他之前采用的顾君恩之策符合若节：“直走京师，不胜，退安所归，失之急。关中，大王桑梓邦也，百二山河，得天下三分之二，宜先取之，建立基业。然后旁略三边，资其兵力，攻取山西，后向京师，庶几进战退守，万全无失。”（《明史》）。
因此，综合以上种种情况，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认为李自成这次军事行动，很可能是一次试探性的进攻，或是一次以武力逼迫崇祯谈和的行动，其目的是实现他裂土封王、画界而治的设想，而不是想去和明王朝做最后的决战，彻底推翻明王朝的统治。作为一家之说，这显然极大地降低了李自成近代以来被塑造出的光辉形象，但我认为，这恰恰是符合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这一阶层的心理和思想特征的。
这样看，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他何以在东进时派出右营增援襄阳，在宁武遭受重挫后就打算回军陕西了，因为他首先要守住已经属于自己的地盘。之后他占领了居庸关，又派出王永吉前去谈判，甚至在兵临北京城下时，他还在继续谋求谈判，希望可以与崇祯达成和议：“割西北一带，分国为王，并犒赏军银百万，退守河南。……既受封，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助制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这些看上去和推翻明王朝这个目的极其矛盾的行为，也证实了这点。
然而，李自成的战略修养不足，也正表现在这里。他于东进途中已经发现局面出现重大变化，在攻破北京一举推翻明王朝的情况下，他依然没有调取任何一部兵力增援北京方向，这是导致他在山海关大战失败后，不能立足北京只能西撤的首要原因。
不过，没有一个人会想到，天下第一坚城北京，仅仅只用了两天时间就被攻破了。
李自成甚至都没来得及施展他诸如取砖、穿穴、放迸这些著名的攻城手段，北京就被攻陷了。
这固然可以运用我国的主流学说解释为人心向背是必然的事，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曹化淳被杜勋入城约为内应开门献城，北京守军京师三大营溃不成军等等事情，也都确实是莫测之数，事前没有谁敢说有十成把握，不要说两天，恐怕说半个月、一个月拿下北京这话，都没人敢拍胸脯。两天时间就拿下了一个尚有大半壁江山和百万部队的帝国首都，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况且即便外城被破，北京也还尚有内城可守，如果守上个两天等吴三桂、高第等部赶到后再谋他途，也并不是什么不好想象的天方夜谭。
但北京却确确实实只守了两天就被打破了。
大明朝固然已经穷途末路一定会亡，可亡在李自成的手里，实在是一个偶然。从李自成出兵东进的目的，到宁武大战中的想退未退，还有宁武大战后的决定撤退，以及撤退前夜姜、王两将的两封降书，直至居庸关和最后在北京城下的谈判以及破城之速，都说明李自成的入京，不但崇祯和大臣们以及吴三桂等人没想到，连李自成本人也一样没想到。所以他才会即使到了北京城下，也还在试图和崇祯谈判，谈他的那些分国而王的条件。
大明朝终于是亡了。
亡在了从一开始到最后都没有想过能结束它生命的李自成手上。
二，吴三桂和满清的关系
当崇祯自缢煤山的时候，吴三桂还走在前往北京勤王的途中。
对吴三桂这个人，历来的主流意见是他直接导致了中原易主，神州无复汉衣冠。如此重要的角色，使我觉得有必要对他个人以及他在山海关附近的种种行为做一番梳理。
吴三桂，字月所，祖籍江苏高邮，生于辽东的汉镇中后所。吴家是个军人世家，他的舅舅祖大寿更是明朝辽东第一名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在和满清的战斗中长大的。
作为一个职业军人，吴三桂并不怕死。
在他少年时期，为了营救被清军团团包围的父亲，他曾经只带二十人就杀进了皇太极四万多八旗军阵中，斩杀清军王子一名，硬是救出了被围的父亲及其五百军丁：
“值四王子（原注：即天聪帝，当时称四王子。）领兵四万，欲攻大同。藐视五百人，不战，但围困之，谓饥渴甚，三四日必降，可不血刃。因急奔急围，缓奔缓围。至近城四十里，……（吴三桂）下楼开城，率家丁仅二十人赴援。王（吴三桂）居中，左吴应桂、右杨某（原注：俱辽西降人），分两翼，十八人后随冲阵。……突入阵，射殪两人，继遇拥纛红缨王子，一箭落马仆地。王下马割首级，仆者未殊，奋短刀斫王鼻梁。王裂红旗裹面，大呼杀人，内五百人亦大呼杀出。……祖帅乃出城，于三里外鼓吹香亭迎接，慰劳赞叹。王面血淋漓，下马跪泣。”
当年三国名将曹仁对东吴一战，是周瑜军前锋的数千人围曹仁部将牛金三百人，曹仁率其麾下壮士数十骑出城杀入敌围，亡其数人，拔出诸军，众人皆叹曰：“将军真天人也！”，史称“曹大司马之勇，贲、育弗加也。”其时曹军为北军，骑射为长，东吴南人水战则为优，野地浪战，实不能过于曹军，至多是个相当。而三桂此战，以二十骑对四万之众，清军号称“天下精骑”，野地浪战骑射之劲冠绝当时，他能在如此对比下拔出被围的五百军马，比之曹仁实是大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吴三桂之勇“贲、育弗加也”，一点都不夸张，几可媲美常山赵子龙。
这几乎是小说演义中才会有的一战，既奠定了吴三桂军旅生涯的起点，也造就了他“孝闻九边，勇冠三军”的传奇名声，以至战后他的“忠孝之名，夷夏震慑，即四王子亦曰：‘好汉子！吾家若得此人，何忧天下！’”（《吴三桂纪略》）此语中所说的四王子，就是满清皇帝皇太极。
吴三桂从军后成了关外明军的主力战将，每次明、清大战中都有他的身影，而且不乏上佳表现，他率领的部队也是关外明军的抗清主力之一，同时也是明朝在关外坚持到最后的一支抗清劲旅。当年袁崇焕回援北京，在被崇祯下狱的那次平台召对中，身边就只带了祖大寿和吴三桂这两员关外大将，还有一名是帮他背剑的贴身卫士，袁督师对吴三桂的器重，也由此可见一斑。
吴三桂自小悍不畏死，又有忠孝之名，对夷夏大防这一点也是相当坚持的，很长时间以来，即使在“分茅裂土之封”这样的荣华富贵面前，他也没有改变这一点。
公元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四月，明清之间爆发了决定辽东大局的松山会战。最后清军获得胜利，明军主帅洪承畴、头号战将祖大寿以及大批将领战败归降，一部分明军将领或阵亡或被俘身亡。此战中不少人说他不顾洪承畴，率部先逃，这是不确的。
他的部队，确实是明军最先溃退的部队之一。
之所以会这样，正是因为吴三桂所部战斗力很强，又是洪承畴的学生，因此他在突围战中被洪指派为先锋出阵，其任务是填平皇太极为围困明军所挖的壕沟，让明军大部队突围。
但皇太极的那壕沟挖得极为刁钻：“凡深入八尺，上广一丈二，而下隘甚，仅可容趾，马不能渡，人不能登，有堕者，无处着足，不得跃起”，所以在吴军填壕的过程中，清军“矢如雨下”，致使吴军伤亡极其惨重。随后总兵王朴所部率先逃跑，顿时冲乱了阵形，最后终于引发了八镇兵马的大溃。因此，指责吴三桂不顾洪承畴和大部队安危率部先逃是不确切的。在之后的突围中，吴三桂准确地判断出了清军主力是埋伏在小路，于是他率部下五百人偏走大路而去，得以杀出重围，然后迅速控制住了清军还没来得及占领的杏山和宁远城，开始在那里收编松山溃败的明军残部，并在短短的时间内就聚集起了一支上万人的部队，最后守住了宁远这个至关重要的战略堡垒。
在此之后，他也试图与水师配合，继续前去营救锦州，因双方兵力过于悬殊，从宁远出动至杏山地区后，与清军对峙了一段时间，被迫放弃（明军陆军大约只聚集起了二万多人，水师七千人）。
但是，他占领宁远这一举动，已经导致清军在松锦大战后最终功亏一匮，终于没能彻底占据辽东，从而直接进逼山海关。以至日后两年多的时间内，一直只能继续和吴三桂在宁远和山海关一线纠缠，无法突破这一明朝在北方的最后防线。
因此，皇太极面对吴三桂在松山之战中的表现，又一次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吴三桂果是汉子，得此人归降，天下唾手可得矣”，自此开始了对吴三桂长达近两年的大规模招降工作。
他先是亲自写信给吴三桂，说祖大寿、祖大乐等人都因是吴三桂的亲属而获优抚，希望吴三桂能“翻然悔悟，决计归顺”，紧接着又要吴三桂的长兄吴三凤，还有其亲戚、同僚、乡里如祖可法、裴国珍、张存仁、姜新、陈邦选、胡弘先等人以各种关系去劝说其降清，如张存仁是原宁远副将，他写信道：“明运将终，重臣大帅就俘归命。将军祖氏甥，虽欲逃罪，无以自明。大厦将倾，一木不能支。纵苟延岁月，智竭力穷，终蹈舅氏故辙。何若未困先降，勋名俱重？”
吴三桂接书，俱不报。
十月，皇太极又一次亲自作书与吴三桂曰：“大清国皇帝敕谕宁远城吴大将军：今者明祚衰微，将军已洞悉矣。将军与朕，素无仇隙，而将军之亲戚，俱在朕处。惟将军相时度势，早为之计可也。”然后又再次要祖大寿写信给吴三桂分析利弊，进行劝降工作：
“宁锦间隔，不相通问者岁余矣。春时松山、锦州相继失陷，以为老身必死无疑。不期大清皇帝天纵仁圣，不但不加诛戮，反蒙加恩厚养。我祖氏一门以及亲戚属员，皆?渥泽。而洪总督、朱粮厅辈亦叨遇优隆。自至沈阳以来，解衣推食，仆从田庐，无所不备，我已得其所矣，奉贤甥勿以为虑，但未知故乡光景何如耳。以愚意度之，各镇集兵来援辽左，未一月而四城失陷，全军覆没，人事如此，天意可知。贤甥当世豪杰，岂智不及此耶？再观大清规模形势，将来必成大事。际此延揽之会，正豪杰择主之时，若率城来归，定有分茅裂土之封，功名富贵，不待言也。念系骨肉至亲，故尔披肝沥胆，非为大清之说客耳。惟贤甥熟思之。虎骨靶小刀一柄，是贤甥素常见者，故寄以取信。” （《清太宗实录》）
也许是祖大寿捎去的信物――那柄虎骨靶小刀起了作用，吴三桂这次给他舅舅祖大寿回了信，但却婉拒了招降。
不过皇太极也确实是位人中豪杰，当得起爱才如命这个赞誉。他并没有因此就放弃了招降吴三桂的念头，而是再次亲自作书给吴三桂，可惜依然没有结果。
在招降吴三桂那些人中，其舅祖大寿因早先无子嗣，一直把吴三桂当儿子看，自小对他授以兵事，洪承畴则是他老师，吴三凤是他兄长，祖可法是他表兄弟，其余的人不是多年同僚就是邻居乡里，同时，吴、祖两家除了吴三桂父子二人和在南京的祖锦衣外，可说几乎全都被清朝所俘虏、招降，并且在清廷大都受到了高于原来在明朝所受的待遇。而皇太极允诺吴三桂的是封王之位，以他的能力、兵力和所占据的据点对明、清双方的重要性而言，可以肯定，他如果这时投降满清，位置肯定在汉军旗的三王之上，汉军旗第一人非他莫属，足以和八旗旗主平起平坐。
而且，此刻吴三桂在关外所面临的局面是极其严峻和危险的。自松山一战后，宁远就成了明朝在辽东的最后一个战略重镇，且远悬关外二百多里，吴三桂和他的部队，也成了明朝在关外的唯一的总镇级总兵官和最后一支抗清部队。按照吴三桂自己的说法他们是“孤悬海外”。
1643年（崇祯十六年）八月，皇太极病亡，年仅6岁的顺治登基。九月，摄政王之一的郑亲王济尔哈朗、清军第一猛将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便除去丧服，率军对宁远地区再次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他们先绕开宁远，攻打宁远以西至山海关一线的中后所、中前所、前屯卫三个明军卫所，中后所、前屯卫首先沦陷，中前所守将总兵黄色随即弃城逃跑，导致中前所未经战斗便落入清军之手。
这三城的失陷使宁远与山海关之间的整体防线被破坏，宁远成了一座真正的孤城。
局面的恶劣，让相当多的明军将士开始动摇，如宁远城内的明军守备孙友白，就在十二月偷偷越城而出投降了清军。
然而就在这样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吴三桂竟然还是拒不投降，不但不降，他还率军击退了济尔哈朗和阿济格对宁远的进攻。
从这些情况来看，无论怎样我们都必须要承认，这一时期的吴三桂，从各方面来看，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他是合格的，不但合格，而且还相当出色。
首先吴三桂并不怕死，同时在名节和夷夏大防这些问题上的思想防线也很牢固，身为一个总兵官，面对即使是“裂土封王”这样的诱惑，也具有相当的抵抗能力，同时他更不是一个轻易会被恶劣局面所压垮的人，从这些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韧性和耐性都非常好。这其中的一些问题，顾诚先生在他的名著《南明史》里也有所论及。
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吴三桂在崇祯朝亡后，首先选择归顺的是大顺政权，而不是一直在对他进行劝降工作的满清政权。具体的原因要是说起来可能有很多很多，譬如明代儒家思想中极重视名节，吴三桂对崇祯有很深厚的感恩之心，他自小就和满清作战敌意很强，以及传统的夷夏大防思想乃至军人的职业操守等等，等等，但这些抽象的总结都没有那些实际情况更具有说服力。
于是，当吴三桂于甲申年三月二十日得知北京被破的消息后，在第四天，也就是三月二十三日，就正式宣布了他决定归顺大顺政权。在全军穿孝为崇祯及死难嫔妃发丧完毕后，吴三桂把山海关移交给了前来接收的大顺军，带着他的部队走向北京，去接受新君李自成的册封。
他以为，顺应天命的新朝开始了。
三，吴三桂和李自成的决裂
说到吴三桂入卫，首先要说到他为什么从关外入卫速度如此缓慢这个问题。
部分人认为吴三桂自宁远三月六日撤退，到十六日才进入山海关，再从山海关进军至永平的这段时间明显长得不合理，是在有心拖延，企图观望局势。这个说法，似乎与事实并不那么相符。
第一个问题，吴三桂组织的宁远卫大撤退，并不是简单地率部队撤退，而是要携带关外数十万百姓入关安置的大撤退。
关于宁远部队的撤退，崇祯和大臣们自一月起就在不停地讨论，崇祯甚至多次而为此大怒。争执的关键是如果撤回吴三桂，辽东就等于彻底丢给了满清，丧失国土的罪名崇祯固然不想背，大臣们也一样没人愿意背，于是就一直扯皮到三月四日（一说三月二日），等大顺军攻破宁武关占领大同，崇祯才下诏书命令吴三桂弃地入卫京师。
但崇祯的诏书里并不是只要吴三桂领军入卫，还要求“弃地不弃民”。此刻的崇祯，也仅仅只知道大顺军抵大同而已。而弃民之举，也确实是不太能让人接受的，因为那时候清军是靠掳掠人口为奴搞生产，并有“杀贫”“杀富”“杀士”之屠杀习惯，况且清军就近在锦州。
这道诏书三昼夜（如果三月二日发出的，那就是五昼夜）走了九百余里，三月六日到的宁远，按路程计算应该已经是晚上。
辽东居民的撤退人数按史书记载，是五十万人，这显然有夸大之嫌。但光是宁远城的辽民，就有八万之众，还不包括宁远军的家眷。其他如中前所等四个汉镇卫所的辖区，乃至觉华岛等十数堡、坞，前方沿至与锦州清军势力交界的中间地带内的辽民，怎么算也至少有不下二、三十万之众。因此吴三桂等人仅仅从七号到十号花了四天，就完成了全部的动员撤离工作，十一日起程，对于一个彻底的放弃家园的平民大迁徙行动，速度可说相当之快了。
带着几十万百姓的行军速度，可想而知。中国历史上可以比拟的同类撤退，在三国时期发生过一次，那就是刘备率领的荆州百姓大撤退。虽然很可惜那是个失败案例，但照样博得了后人无数称颂：“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两，日行十余里，……或谓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及于当阳之长坂。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三国志》）
刘备日行十余里，吴三桂两百多里路走了五天，并不算慢。而当时的人，也确实都把宁远大撤退这一行动，比做刘备的荆州大撤退，把吴三桂比做了刘备。
三月十六日到达山海关后，吴三桂和关门总兵高第、辽抚黎玉田等人开始安置迁移进关的几十万百姓和部分宁远军家属，据记载都安排在山海关周边四城之中。而在这之前一天，大顺军才刚刚接受了居庸关明将唐通的投降，这时连北京的崇祯都尚且不知道，更遑论山海关的吴三桂了。
三月十八日安置工作完毕，吴三桂所部开始奔赴北京。《南明史》写到这里，是这样说的：“由于放弃关外土地，官绅家属和相当一部分辽东百姓跟随进关，安插未定，明朝就覆亡了。”这“安插未定”一语，也是倾向吴三桂并没有拖延这一看法的。
三月二十日，吴三桂部队才在永平知道北京被破的消息。
事实上，身处北京城里的崇祯也是到三月十七日大顺军兵抵城门，才知道大顺军已经抵达北京的，可见当时明军的情报系统无用之极。而从北京到永平，快马也要两天路程，即使北京十七日就发出了警报，也要到十九日才能到永平。
因此对吴三桂来说，三月四日接到宁远撤退的诏书时，他最多只知道大顺军逼大同，距离北京还有千里之遥；十六日到山海关的时候，他也不可能知道大顺军已经到达居庸关；而十八日他自山海关起程进京，从山海关到永平一带，大约两天时间走了一百五十里到二百里，这是按照正常的行军速度前进，即使全部是骑兵不顾惜战斗力的急行军，最多也只能一天走一百五十里，一天走一百里对于步、骑、炮混合军团来说，是相当快的行军速度。因此我们无法指责他前进缓慢，故意拖延。
因此，那么多的人指责吴三桂在入关时间上故意拖延，是没有考虑到李自成、崇祯、吴三桂这三方之间存在空间和时间差的，千万不能忘记那时候还没有电报和无线电，通讯是要靠人和马才能进行的，而且还存在一个效率问题。连崇祯都不知道的事情，在北京东面数百里的吴三桂又怎么可能知道，并做出故意拖延的决定呢？
至于吴三桂、李自成后来仅仅只过了几天的短暂蜜月期，双方就关系破裂的原因和过程，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有过这样一段叙述：
“三月二十六日左右，吴军行至河北玉田县，离北京已经不远了，吴三桂突然改变主意，由投降大顺转持敌对态度。产生这一急剧变化的原因在史籍中有三种说法：一是吴三桂听说他的父亲吴襄被大顺政权拘捕追赃，一是误信从京中私自逃出的奴仆谎报吴襄全家被大顺军抄没，第三种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说法是吴三桂留在北京的爱妾陈圆圆（又名陈沅）为大顺军将领所掠，于是‘冲冠一怒为红颜’。真实情况已难考定。吴三桂投降大顺，本意是维护和扩张自身利益，从北京传来的消息使他疑窦顿生，猜测李自成的召见很可能是一种骗局，将对自己采取不利行动。于是，他骤然变卦，带领部下兵马直奔山海关，从背后对镇守关门的唐通部发起突然袭击。唐通的兵力大约只是吴三桂部的五分之一，加以变生意外，猝不及防，山海关遂被吴三桂占领。唐通率残部撤往离山海关不远名叫一片石的地方，大顺政权委任的其他官员也纷纷逃回。”
顾诚先生的总结和判断，应该说是相当客观的，由于受篇幅和著作重点限制，他这段写得很简洁，没有做长篇探讨，但语句精准，正文和注引所包含的信息量都极大。
实际上顾诚先生所说的前两点，是可以合并为一个原因的，也就是抄没家产拘禁吴襄。顾诚先生没有合并的原因是，他所说的第一点在出处的原文中还有一段：“吴襄书达三桂，并不言被夹，而赍书人误传已夹。三桂大痛愤，以道里日期计襄必死矣”（《甲申核真略》），一说家没父死，一说家没父未死，所以列为两条。第三点牵涉到陈圆圆，顾先生也另列为一说，应该说他也是认为有这个因素的。
关于陈圆圆，小说《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曾经做过长文考证，试图证明陈圆圆早就在宁远病故，但未能被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同时他考证的出发点也比较偏颇，黄裳先生曾经专门作文理论道：“姚（雪垠）文还责怪‘郭沫若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又继续作了宣传，扩大了错误影响。’这指的是《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姚文说，这是‘完全上了清朝一部分谣言的当，制造那些谣言的动机既是鞭挞吴三桂，同时也诬蔑刘宗敏。诬蔑刘宗敏也就是诬蔑大顺军。’这种推论方法非常面熟，看来作者是适可而止了，本来是还可以继续推论下去的。”
不管吴三桂的父亲死没死，总之家肯定被抄了，父亲也是进了监狱，爱妾也被刚归顺的新君手下重臣抢了去。因此吴三桂认为李自成让他去北京是个骗局，“剪所忌耳”，其次是爱妾陈圆圆的被抢，无论对什么人来说，都是一个奇耻大辱，尤其是明代这个士大夫极其重名的社会里，更是如此。基于此，任何人都会继续做出这样推断：退一步说，即使进京不是骗局，在刚刚交出山海关手中尚有四万人马的情况下，大顺军上下就敢如此对待于他，也可以想见入京以后所遭遇的情况，恐怕比目前更不堪。
吴三桂此时处于了一条夹缝之中。背后是从小就性命相搏打了十几年仗的满清，前面是在他看来态度恶劣的大顺军。在这样的情况下，吴三桂的抉择其实是很困难的，远不如我们所想的那么简单和容易。把他脸谱化后再进行描述和判断，是不客观的。
在“冲冠一怒为红颜”后，他依然曾经有过相当长时间的犹豫和试图和平解决的努力。吴三桂首先是个军人，长期的戎马生涯和战场上瞬息万变的残酷的搏杀，使他会在下决断前去尽量多方收集情报，然后才做出自己最终的选择。
不少史料记载，他在知道父亲被拘捕，家产被抄以后，都是坦然一笑，泰然处之，唯独听说爱妾被抢以后，就突然大怒抄刀断案曰：“大丈夫不能自保其室，何生为！”
对吴三桂的这个表现，许多后人都因此嗤笑说他那些所谓的忠孝是假的，不然何以这时他父亲还不如一个小妾云云。这些谈论，应该说是过分简单地看待了吴三桂这一历史人物，没有从更深的层次去分析这些现象背后所表露的问题。
九成以上的史书都记载着吴三桂的复叛，是因为听说了陈圆圆被抢的缘故，口径基本一致。想全盘否定这点是比较困难的，也缺乏推断的直接证据。因此就事情的过程客观地说，他应该确实是在知道爱妾被抢后才反复的。
从表面上看来，这是说明了吴三桂的降而复叛与陈圆圆有着直接关系。但是，并不能因此就可以说这是纯粹的主因，恰恰相反，我认为在更大程度上，这是一个诱因。
换句话说，虽然毫无疑问吴三桂是在听说了陈圆圆被抢之后大怒起兵的，起兵必定有这个成分在内，但未必就仅仅只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起兵。而是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诱发了他对大顺政权的怀疑和反感，从而让吴三桂开始对局势的判断起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最后导致他决定降而复叛，而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本身致使他反复。再之后，又因为李自成和大顺政权接连犯下了一系列决策错误和政策性错误，才终于使得吴三桂最后彻底与大顺政权决裂。
李自成一开始对拥有很强战斗力的吴三桂所部是有一定顾虑的。
他在三月十五日拿下居庸关时，就开始命令唐通写信招降吴三桂。在进北京后，他又派出了一拨与吴三桂关系极好的同僚去劝降：“持檄招三桂曰：尔来不失封侯之位”云云，并允诺他“父子封侯”，后来又送去四万白银犒军。而前面派去劝降的唐通也是明降将，且和吴三桂在辽东并肩作战过，其他的在朝降将如大同总兵姜襄等人，也都和吴三桂曾经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这些人的话，对吴三桂来说是具有相当可信度的。而且这些兵力和能力远在他之下的人，现在也都已高官厚禄，更是无言的雄证。因此在这时的吴三桂看来，被唐通等人“盛夸新主礼贤”的大顺政权，是“顺应天命”的新朝，是具有开邦定国气象的，加上明朝官吏纷纷投效，好象改朝换代已成定局，于是他归顺了新朝。
有部分人认为吴从未归顺过大顺，这是不确切的说法。如美国学者魏菲德（Fredreic E.Wakeman,Jr.）先生在他的《洪业――清朝开国史》中就这样写到：“吴三桂……立刻集合队伍返回山海关，准备应付一场他自知已不可避免的战争。1644年5月3日，李自成派唐通去夺取山海关。两天后，唐通大败，逃回永平。李自成得知唐通战败后，又派白广恩率部前往增援。”
这个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唐通在吴三桂、高第两人归顺后，马上就接手了山海关的防务，不存在他去攻打山海关的问题，自然也没有吴三桂返回山海关此事，反而山海关是被吴三桂从唐通手里打下来的。
首先，顾诚先生发现在同年六月，山海关总兵高第给多尔衮的揭帖中，说当时“伪镇唐通”到山海关来调取自己所部的马匹、军士“投顺流寇”。这个情况说明唐通当时不但已经抵达并接管了山海关，而且还对原明军守卫部队进行了重新整编。这充分证明吴三桂、高第等人确实已经归降大顺，并且唐通也占据了山海关。其次是据当时的永平人、后来清朝的江川知县李某说，自四月二十三日起，他亲见吴三桂“从关上至永平，大张告示‘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吴三桂纪略》），而这个告示内容中“朝见新主”云云，都确凿无疑地表明他已经归顺了大顺朝。再一个是李自成随后在给左良玉等人的檄文中曾有：“唐通、吴三桂、左光先等知天命有在，回面革心”等语，这也从另一方面证实了吴三桂等人已经归顺大顺军。另外有不少记载也都说吴三桂降伏大顺，唐通部接收了山海关，如《吴逆始末记》道：“贼并发银数万，遗伪将赍往犒之。三桂得书，即令贼将入关代守，自率精锐赴燕京降。”
之后的问题，是当他走到丰润附近时，却突然得到了家产被抄的消息，虽然我们可以肯定他很不高兴，但他在这个时候还是作出了符合逻辑的判断，并一笑置之说，只要我到北京，就可以还回来。还有一些记载说，他把这解释为这大顺军不知道情况，所以不觉得有多严重。另外，吴三桂自己也是一个军人，他非常清楚部队在攻下一个城池后会出现一些什么状况，少数军士乘机掳掠也是有的，况且他也并不在乎那点家产，只要他成了大顺的权贵，想要多少都可以要回来。所以这个问题，目前来说不会对他产生多大影响。
再接下来的问题，是又接到了他父亲被下狱的消息。这也一样有不少记载，如：“襄使者至，诘知襄被执，笑曰：是胁我耳，我至即释，何患！”（《吴逆取亡录》）他这个反应，客观地说应该也是比较符合逻辑的，况且这并不是没依据的乱做推断。在明、清松山之战后，因为吴襄大儿子吴三凤和妻兄祖大寿等一大批亲人降了清，而吴三桂又独镇关外举足轻重，所以在1643年的十一月十三日，吴襄就被崇祯以御寇的名义征调入京，两个月之后，也就是1644年的元月，吴襄才被授予京营提督的官衔。如此一来，吴氏全家三十六口人（包括吴三桂的发妻张氏和爱妾陈圆圆在内），都开始在北京享起了清福，实质上这就是做了人质（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日明兵部塘报具此事，他书并云吴襄于1644年元月入京有误，应是元月授官）。
现在李自成在京师一片混乱的情况下，为避免吴襄逃跑或其他什么状况，干脆把他押起来做了人质，这确实可以理解为李自成对吴三桂很重视，惟恐他不降而进行的保障性措施。
但是，第三个问题却是吴三桂的爱妾被抢，这就和前面两个问题的性质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情况的出现，不但导致吴三桂完全推倒了自己前面对局势所做的推断，还引出了他另外一些非常不好的判断。
首先抢走爱妾这件事无论从那方面推断，都不会得出合理的、好的结果。因为误抢是不可能的，李自成既对吴三桂如此重视，已经连续派出了几拨人马来招降，还特意请吴三桂父亲写了信来，而他的头号大将权将军刘宗敏，大顺政权的二号人物，却在这个时候竟然抄了吴三桂的家，还拘押拷打他父亲索要钱银，并抢走其爱妾，这些行为是不可能以少数士兵不知道情况而误抢来解释的，这显然说不通。
所以他能得到的结论就只有两个：
一，如顾诚先生所说，吴三桂认为李自成对自己招降是假的，目的是诱骗他入京，彻底剪除自己这股势力。
二，李自成和大顺政权对他根本不看重，没把他放在眼里，或是认为剪除他是迟早的事情而已，因此他和他的部下肆无忌惮地拘押他父亲，抄他家产，抢他爱妾。
吴三桂于是觉得受到了莫大的欺骗、愚弄和侮辱，一向自视很高并拥有诸如“夷夏震慑”、“勇冠三军”等等赞誉的他，终于“冲冠一怒为红颜”，盛怒之下抽刀断案，发出了“大丈夫不能自保其室，何生为”的喝声。
事实上，即使在这个时候，吴三桂也还没有想彻底与李自成决裂，他在等待与李自成的谈判，并且也确实派出了人去和李自成谈判。毕竟，老父亲、爱妾还有全家三十四口人的性命不是闹着玩的。吴三桂再怎么样，这时还不至于对自己的亲人性命漠视到如此地步，完全不做一点努力就把他们置于死地，这无论从那方面看，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也违背了常识。吴三桂也只是一个人而已，并不是一头不可思议的怪物。
吴三桂击败唐通夺回山海关，一则当然是怀疑李自成在耍阴谋想消灭自己，并且做为一个军人他也不甘被骗、受辱。二，可以借机是展示自己的实力，让李自成有点忌讳之心。如果李自成确实如唐通等人所说的那样“礼贤”，有混一宇内的胸怀，就该礼敬于他（不过归还家产和爱妾，至多再补偿点官爵和银子而已），以收服各路明军。三，这样可以把号称“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重镇，还有手中被公认明军中最强的四万雄兵做为强有力的筹码，用来和李自成谈判，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三月二十九日，李自成排出使者两人带着吴襄的第二封书信，也许他真想对抄吴三桂的家这个举动有点补偿和安抚，一起带上的还有四万银两，前往山海关与唐通汇合，继续劝降吴三桂。
同时李自成也做了一些应变准备，令白广恩率领约两万人的部队增援唐通，以遏制吴三桂。
事后看来，这个行动也显然是个巨大的失策。对吴三桂问题，李自成虽然有些重视，但还是没能提高到应有的程度。他把袁督师组建的关宁铁骑，当成了他一路碰到的普通明军来对待，这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过于轻率和轻敌。
当时的情况下，正确的解决方式是要么干脆不派部队去，摆出姿势以示自己绝无敌意，表现出招降的诚意。要么就干脆派出压倒性的优势兵力，胁迫对方就范。
因为如果派去压制的兵力不足以制住吴三桂，就不能产生巨大的压力胁迫吴三桂俯首，同时又陡然加大了对方的敌意，这等于是狠狠推了吴三桂一把。如果当时由大顺军的大将带着压倒性兵力前去谈判，那么后来的结果，就有可能完全不一样。因为万一谈判不成，吴三桂根本没时间去招满清八旗军入关，也就没了孤注一掷的筹码，再客气一点允诺他父子的待遇不变、归还家产和爱妾，应该有很大把握压制成功，让他乖乖就范。不然的话，就干脆全歼吴三桂所部。
此时吴襄已被李自成从监狱里放出，也给吴三桂带去了金银财帛。可以说，这本应是双方就坡下驴的台阶，是剑拔弩张的两头猛兽之间，细小触须一次小心翼翼的试探，如果处置得当，是可以做到皆大欢喜的。如果真的这样，历史也许能在这里改变它的进程。
可惜历史不会按我们愿望去发展，它永远都有自己的轨迹。
在这个关键时刻，李自成本人又再次犯了一个严重错误，紧接着大顺政权也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于是吴襄的书信和唐通的招降，不但没能让吴三桂安下心来，反而起到了截然相反的作用。
大顺军的头号大将刘宗敏，对女色极其贪婪。据《甲申纪闻》载：“是日（三月二十一日），予在宗敏宅前，见一少妇，美而艳，数十女人随之而入，系国公家媳妇也”，全祖望的《鲒?亭集》说：“据杨宛叙言，与沅同见系于刘宗敏，既而沅为宗敏所携去，不知所往”，《庭闻录》曰：“刘宗敏踞宏遇宅。闻沅、寿名索之。寿从优人私逸，而沅先为三桂购去。宗敏于是斩优人七，而系襄索沅。襄具言送宁远己久。宗敏不信，拷掠备至”，杨宛、顾寿二人都是和陈圆圆一样艳名远播的名姬，如此等等都证明了这点，尤其刘宗敏为得陈圆圆“斩优人七，而系襄索沅”一事，如此事是真，则确实令人发指。
吴三桂派人来谈判时，吴襄虽然被放出了牢狱并优待软禁起来，但在陈圆圆问题的处理上，李自成却犯下了严重错误，再次暴露出他御下不严，或者说是对部下不法行为纵容的态度： “三桂侦知陈沅为刘宗敏所得，闻之自成。自成渝宗敏以陈沅还三桂，宗敏不可”（《读书堂西征随笔》），很显然对刘宗敏的抗命，他显得并不那么太在意，或者是有点无可奈何。其实这是他一贯的问题，也是大顺军的传统。譬如在陕西时，就因为那里是自己家乡，他曾下令严禁烧杀抢掠，甚至有“马腾入苗者斩”的严令，可惜不到一个月就“抄掠如故”。
同时，刘宗敏自三月二十四日起，开始试用新式“夹棍”拷打原明朝降官，在天街先夹杀两人，大顺政权自此日起在北京实行“追赃助饷”政策。这是第二个严重错误。
三月二十五日，大顺政权的大规模“拷夹”行动开始。首日被绑去刘宗敏府内（原田弘遇府）用“夹棍拷打”者就达八百余人，其追索标准是：“内阁十万，部院、京堂、锦衣帅七万，科道、吏部郎五万、三万，翰林一万，部曹千计，勋戚无定数”，相当数量的明降官、宗室“人财并尽”，第一天被抓的这八百多官员勋戚中以“英国公惨死最酷”（《明季北略》）。首日被抓的八百多人中，后来有近五百人死亡，整个“追赃助饷”期间被“拷夹”至死的官吏，最少有上千人之多。
除此以外，还有一部分大顺军将士借着“追赃助饷”政策的开展，开始奸淫掳掠，其影响相当恶劣。
很多记载表明，面对大顺政权作为一个政策在推行的“追赃助饷”和“拷夹”活动，还有大顺军中一部分害群之马的烧杀奸淫行为，不少京城官员和家属、商户、百姓陆续开始逃亡，以至于大顺政权采取了连坐制度，一人逃走，十户连坐。于是相当部分在京的明降官和士绅，甚至百姓都开始对大顺政权感到失望甚至抱有了敌意。
要注意的是，吴三桂所部的辽军将士家属在京者不是少数，此前由吴三桂筹划的三月六日到十一日的宁远军民大撤退中，为保证家属安全，曾经从觉华岛先“雇海船，尽出家口”，不少将士的家眷自海路从天津卫上岸进入京畿安顿（《吴三桂纪略》）。
这一系列从北京逃出来的明官吏以及家属、百姓带来消息，还有吴三桂派往北京的密探们不断送回的情报，都让吴三桂觉得问题越来越严重：“三桂差人进北京打探老总兵圣上消息，有闯贼在北京捉拿勋戚文武大臣，拷打要银，将吴总兵父吴襄□打要银，止凑银五千两，已交入。”
吴襄的手下旗鼓官傅海山，也从北京逃出找到了吴三桂，对他说了“京城里的一应大事，吴老总兵已被闯贼刑法将死，吴总兵闻之，不胜发竖”（《甲申纪事》）
北京城里发生的这些情况和大顺政权的所作做为，让吴三桂本人和他手下不少关宁将士，以及京畿、山海关地区的不少士绅、百姓，都开始对大顺政权产生了敌意，并且导致他们认为大顺政权不具备真正统治天下的能力。这一情况，可以从山海关一带不少士绅商户知道双方决裂后，对吴三桂部队在人力、物力、财力上进行大力支持这一现象中得到证实，如乡绅、生员佘一元、郭应龙、孟四吉等人，纷纷出钱出人出物，“输助粮饷七千八百五十余两，稽察战马一百二十余匹”，吴三桂又从当地百姓中“新募兵数千，尤雄悍。”（《郭应龙奏本》、《临榆县志》）
因此，当吴三桂在几天后看到吴襄前后两封口吻截然不同的书信，再联系间中父亲偷送出来说被拷“亟来救父”的一封信，还有傅海山说的“吴老总兵已被闯贼刑法将死”等等情况，使得他根本无法相信这封信是他父亲的本意。
明明是父亲被拷打甚酷，但这封信中却对自己极尽威胁之口吻。事实上，吴襄的第二封信，也确实可能是大顺宰相牛金星的大作，只是让吴襄抄了一遍而已：“此书本牛金星作，使吴襄书者。”（《明季北略》）
这一切，顿时让吴三桂又一次觉得被李自成的大顺朝彻彻底底地愚弄了一回。
吴三桂于是勃然大怒。
他当时的反应，和汉高祖刘邦面对楚霸王项羽以其父亲、妻子要挟一模一样，当着唐通和另外两个大顺朝文武官员的面，破口大骂自己的父亲助逆，声称自己忠孝不能两全，坚决和他父亲划清界线，要与李自成决一死战。这个举动，也算是煞费苦心。
四月四日，吴三桂联合山海关一带的士绅乡民，与李自成彻底决裂，于山海关前消灭了前来增援唐通的白广恩部队，并把防线拓展到永平一带。
三月二十日到四月四日，仅仅十六天时间，大顺朝和李自成 “顺应天命”的新朝新君形象，就在北京、吴三桂以及相当部分关、辽军民的心目中彻底倒塌了。
在此先列出山海关大战之前的大事时间表，方便把事件发生的顺序理清楚。
三月十五日，唐通在居庸关写信给吴三桂劝降，并率部属八千人前往山海关。
三月十八日，吴三桂从山海关出发，前往北京。本日北京城破，搜索崇祯、太子不得。
三月二十日，吴三桂得知北京被破，驻扎永平一带（距离北京约四百里，距离山海关二百余里）。唐通和大顺军使者带来吴襄第一封信进行招降。
三月二十一日，刘宗敏抢掠京城妇女，掳数十女人和国公家媳妇。此日已酉午刻，于煤山发现崇祯尸体。未时，发钱二贯买柳木棺，入崇祯，以土块枕之，停东华门外施茶让。
三月二十三日，吴三桂和所部将士宣布归顺李自成。此日辛亥，以帝礼改殡崇祯。
三月二十四日，大顺政权开始在北京“追赃助饷”，刘宗敏于天街夹杀两人。
三月二十五日，刘宗敏主持的大规模“拷夹”行动开始，许多明降官、宗室人财并尽。
三月二十六日，吴三桂到达丰润、玉田附近（丰润距离北京三百多里，玉田距离北京约二百六十余里），从各种渠道得知家产被抄、父亲下狱（一说已死）、爱妾陈圆圆被抢，全军回师山海关，同时派出人员和李自成谈判。
三月二十七日，吴三桂部队掉头急行军，两天疾驰三百里，击败唐通的八千守军，拿下山海关。这至少是在二十七深夜甚至是二十八日凌晨发生的事情。
三月二十九日，李自成从北京派出使者。从丰润、玉田一带到北京，最快也要一天时间，所以李自成不会早于二十七日得到吴三桂降而复叛的消息。在知道后，他从监狱中释放吴襄，并要其写第二封招降信，再调遣白广恩率部增援唐通，大顺军使者带着吴襄的第二封信前往山海关继续招降吴三桂。
在此期间，吴三桂则不断得到密探从北京来的情报，得知大顺政权在北京四处拷打官员，追索钱财，城内发生奸淫掳掠之行为。并获悉刘宗敏拒绝归还陈圆圆。
四月四日，吴三桂杀大顺一名使者，割一名使者双耳，对大顺军发起第二次进攻，在山海关前击败唐通、白广恩的部队，和李自成彻底决裂。
三百六十年前的甲申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皇朝灭亡，那是一个真正的多事之秋。那一年里发生的大大小小事件，差不多每件事都足以让历史进程大大地改变。那一年，李自成进京，崇祯缢死，明室倾覆，吴三桂倒戈，满清入关，自此以后，神州无复汉衣冠几达三百年。
前一个甲申年，郭沫若先生一篇《甲申三百年祭》，回音至今绕梁不绝，影响了无数人。
今年又是一个甲申年，所谓以史为鉴，思当有以记之。不过自己见识平平，既无能制雄奇之宏文，也绝不敢想和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媲美。其他且先不论，郭沫若先生这一篇雄文还有他的学问，一直都是我很佩服的。此篇散漫文字，乃是追慕六十年前郭沫若先生作《甲申三百年祭》之初衷，希望于今依然能有以贯之。
一， 李自成的东进行动和目的
三百六十年前的甲申年，明朝崇祯皇帝缢死煤山。人们习惯上认为明朝就此灭亡，之后的弘光朝至永历朝，一般称为南明，以区别于已经灭亡的崇祯朝。虽然明朝在崇祯时看上去相当庞大，不过即使算上南明，十八年后明朝也是亡了。
历史不能假设，我们无法假设明朝再存在多少年会如何如何。明朝迟早是要亡的，但亡在李自成的手里，却是多少是个偶然事件。
李自成起兵时，先只作为高迎祥部的一支小部队存在，之后屡战屡败。他最后突然声势大振的原因，一是得益于天灾，连年大旱导致流民饥民无算，壮大了他的势力；二得益于明朝官、兵的暴虐无道，致使百姓畏官畏兵甚于畏寇；三得益于他的个人魅力和一些在当时颇具号召力的政策。
甲申年（公元1644年）元月，他在西安改元称王，“李自成改名自晟，称王，国号大顺，改元永昌”（《怀陵流寇始终录》），“十七年正月庚寅朔，自成称王于西安，僭国号曰大顺，改元永昌，改名自晟”（《明史》），然后挥军东向。
这里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问题是，当时李自成虽然改了元，但诸书均记载其称的是王，这和称帝是有些不一样的。因此后来他到了北京后才会急于搞称帝的登基仪式，也才有诸前明大臣的不断“劝进”，以至对其他事务漠然处之，酿成大错。
要知道举行登基仪式是一回事情，劝进又是一回事情。劝进是在当事者不是皇帝的情况下，才能干的事，如果已经是皇帝，还劝个什么进。最好的例子就是后来清军入关，多尔衮进北京后，诸前明大臣根本就不知道大清已经有皇帝，对多尔衮“劝进”大拍其马屁，以至演了一出让人心酸而又愤恨的滑天下之大稽的闹剧：“明臣之从贼而留京未行者，备法驾卤簿郊迎。及登辇，则辫而短后衣者，睿亲王也，咸愕眙不知所为，罗拜道左。次日上笺劝进，内院大学士范文程笑曰：‘吾主已于去岁登极，此皇叔摄政王也。’众惭而退”（《吴逆取亡录》）。我看到这一节时，震惊愕然至不知所措。皇太极于去年年中病亡，顺治登基，至此近九个月时间，北京衮衮诸公居然不知道，只怕在一侧的洪承畴听了这话，呕血几升都是可以理解的，亏得吴三桂等人的关宁军追击李自成去了，不然的话，只怕也是会连哭都哭不出来。他们舍生忘死和清军在关外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最后突然发现自己这样居然是为了保卫这么一群糊涂蛋和如此一个朝廷，心里做何想都不为过。
且说李自成称王东进，大顺军势如破竹，连战连克，或者说不战连克，直到二月中下旬在代州、宁武关一带遇到明山西总兵周遇吉，才爆发了东进途中真正的也是唯一的一次大战和恶战。虽然这只是一次无关紧要的局部战斗，但这次战斗却险些让李自成的东进行动就此夭折打道回府，同时也揭露出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
周遇吉是锦州卫人，出身于赫赫有名的抗清劲旅关宁铁骑，后因抗清军功被征入京营。之后多次与农民军作战，以功累迁至山西总兵。李自成兵逼代州，周遇吉先在代州与大顺军激战，因势单力薄，数日后率四千人退走宁武关。
其实周遇吉南下退守宁武，是个明显的战略错误，这导致他成为了一支孤军。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北上雁门关或者进入大同、宣府，与那里的姜襄等几部明军合力抗击大顺军。但李自成这个时候却一样没能做出正确的选择，他既没有全军乘胜前进，也没有留偏师牵制周遇吉然后以主力东进，而是全军转向跟进宁武，继续与周遇吉纠缠，此举真可谓是挫大胜之锐气，师老于坚城之下。
周遇吉只有区区四千人，野战显然绝非最少有十万人马之大顺军对手。大顺军如果继续北上，周遇吉追之人少，没有任何作用徒遭覆灭而已，不追则完全不影响大顺军的作战进程。而大顺军全军掉头南下宁武，去与这四千人纠缠的后果却是极其严重的。首先耽误了东进计划，就是胜利全歼周部也毫无意义，如果宁武不下，宣、大明军又赶来助战三面夹击，那么局势就不那么明朗了。姜襄等人再无能，也是多次参与辽东明、清战役和围剿农民军的惯将，姜襄后来的反正一役，足可证明他是有一定军事能力的。而日后事态的发展，也确实证明此刻的李自成，对这几处明军动向事先没有一丝预见。
李自成全然不顾这些威胁，转身去和毫无威胁的四千人做一场无谓之争的举动，表现出他严重缺乏一个军事统帅所需要的远见卓识，这一错误与他东进时派绵侯袁宗第增援襄阳白旺的错误如出一辙。当时左良玉进逼襄阳，白旺南路军有不下七万人的精锐之师，即使不能胜，和左部相持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李自成却派出了大顺军五大主力之一的袁宗第之右营前去增援，且在击退了左部后也没有让他们进军河北，而是迟滞在河南一带，一直到大顺军山海关战败，这些部队也都没有进京。
这些举动暴露出李自成的战略修养严重不足。
宁武之战，丝毫无关大局，他却纠缠不休，襄阳之战即使战败也不影响东进计划，他却分出主力去增援，包括他后来处理吴三桂问题上的重大失误、自始至终都忽略满清武装集团的介入、主动放弃襄阳根据地等等错误决策，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可见这个致命缺陷，从他起兵时起就一直存在，直到他在九宫山遭遇偶发事件身亡时也依然没有一丝改变，不见一点长进。
宁武之战除了暴露了李自成缺乏战略才能外，还暴露了李自成本人和他军队的始终存在的问题，那就是御下不严和军风不正。
大顺军在宁武关前遭受伤亡近两万人，阵亡大将四员的重创后，终于勉强攻入宁武关。然而，一场惨烈的屠城也就此开始了。
按明史和各种野史、地方志的记载，城破后周遇吉继续力战，受伤被俘，被大顺军缚于长竿上用乱箭射死，然后再遭分尸；周夫人刘氏带全家数十妇女据守公署继续反击，被全部烧死。大顺军因伤亡过大，为泄愤开始屠城，宁武一城军民，妇孺老弱无一幸免，被杀戮殆尽。
此前在榆林等地的屠城，就已经导致了不少明军将士和地方武装做出了和农民军死战到底的举动。因此，这个发生在进攻北京途中的行动，其影响是极其恶劣的，再次表现出农民军没有统一天下的政治气度和政策上的全盘构想。如果大顺军能厚葬周遇吉一家并妥善安置宁武关军民，那将给李自成和大顺军带来极大的政治声誉，并树立起一个相当良好的明君形象。
另一个问题，是李自成其实在战斗一开始遭受重挫后，就没打算继续打下去，但要注意，他并不是想弃宁武北上东进，而是准备放弃东进回军陕西。
据《明史》载：“自成惧，欲退。其将曰：我众百倍于彼，但用十攻一，番进，蔑不胜矣。自成从之。”《明季北略》也记载说：“（明军）大炮击伤万余人，……开门奋击，杀贼数千人，贼惧，欲遁。”
李自成和他的将领们最后打下了宁武。
然而他们却觉得前景并不美妙。在他们的前方，至少还有明朝五、六处军事重镇，于是如“尽如宁武，讵有孑遗哉？”、“此去历大同、阳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尽如宁武，奈何?不如且还，伺再举”一类的记载，不胜枚举。同时还有不少记载都有着差不多的内容，大体是说大顺军即使在进了北京之后，也还不断有人在感叹道：“周总兵真好汉！杀我等数万人，若再有此一镇，我主安得到此！”。
因此屠城完毕后，李自成聚集众将开会，又一次提出了他退兵的打算：“宁武虽破，受创已深，……不若且回陕休息，另走他途。”（《明季北略》）
大顺军领袖和他的将领们一致决定，第二天全军开拔，回陕西去休养生息。
但历史却常常会让人感到世事无常。
就在大顺军决定撤退的当天晚上，大同总兵姜襄和宣府总兵王承胤的降书却送到了李自成的桌子上。这使得李自成大喜若狂，马上打消了退兵的念头，于是大顺军的东进行动得以继续。不过，这个情况也充分表明了李自成此前对宣、大明军的动向，是没有任何预见的。
姜、王二人这个相当于盲人摸象般的投诚举动，使得历史进程在偶然情况下起了重大变化。
如果没有这两封降书，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大顺军将就此打道回府，回陕西休养生息去了。那也许之后的天下局势，会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样子。
只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所以历史就成了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个样子。
但是，李自成为什么一受挫就想回去呢？又为什么打下宁武后不就地休整，然后继续前进，而是要回陕西去休整呢？
如果我们把这之前的一些问题和眼前这些情况，还有李自成接手居庸关后的一系列举动联系起来看，就可以很明确地得出一个答案：那就是李自成东进行动的真正意图，并不是如长期以来所说的那样，是想去攻打北京，想彻底推翻明王朝统治。
李自成随即接手宣府、大同，在明总兵唐通也投降大顺献出居庸关后，李自成立刻进行了一个无论在政治还是军事上都极其重要的行动。说它重要，是因为这个行动足可以改变之后整个历史的进程，甚至能使历史的车轮就此转向。但这个行动却因为种种原因被近代大多数史家和学人们讳莫若深，以至长期以来极少有人提及，少数时候即使提起也不重视，同时也没有把它和李自成在这前后的一系列举动有机地联系起来，似乎很不值一提或者从不存在一样。
李自成在三月十五日占领居庸关后，随即派出了明蓟镇总督王永吉前往北京与崇祯谈判，内容是和明王朝画地为界：“总督王永吉兵败，陷贼，贼纵之归，本兵张缙彦为请召对，……乃云：李自成有二策，请上择之：一如汉楚故事，画地为界；一解归诚以大将军辅政。”（《烈皇小识》）
之后，在大顺军推进到北京城下时，李自成又一次派出了明降人太监杜勋入城，再次与崇祯谈和，提出了他的退兵条件：“贼遣叛监杜秩亨密奏云：平分天下，方可息兵。”（《明季北略》）
《鹿樵纪闻》：“（杜勋）见帝称贼势，劝帝禅位，不然，则割山陕分国而王，上不答。”
记载此事最详细的当推《甲申传信录》，其《睿谟留憾》一节中记曰：“是日，贼遣叛监杜勋缒城入讲和，并盛言李闯人马强众。议割西北一带，分国为王，并犒赏军银百万，退守河南。……上密召之平台，辅臣魏藻德在焉。勋具以事奏上，且言闯既受封，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助制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因劝上如请为便。”
这些记载，无论可信度如何，内容都相差无几，而说的事情，也都集中在划地而治以及退兵这两件事情上，因此足可证实不是空穴来风。再一个就是其中虽然不乏要求崇祯禅位之类的威胁之语，但这也正好说明了李自成即使在兵抵北京后，还是没有自信能够一举拿下北京的。同时他还在努力避免与正在赶来的吴三桂、高第以及在河南、山东等地窥势而动的刘泽清等明军进行大规模决战。所以他才一再以武力威胁崇祯，试图兵不血刃地和崇祯达成和约，让崇祯承认他的大顺王或者封他为王，达到裂土分茅的目的，然后全身而退。
因此，李自成的东进行动，与其说是为了彻底推翻明朝统治而进行的军事行动，还不如说是一次试探性的进攻，或者说是一次以武力相威胁，以实现其裂土封王之目的的军事行动更贴切。我相信近代的历史研究者们有意无意的忽略乃至漠视这些史料或者讳莫若深，顾左右而言他，并非是他们水准不够或者记性不好，只因为这涉及到政治大方向的正确而只得不提。
撇开这些记载，就从李自成的各地兵力分配来看，也一样可以证明这个问题。
他自西安出兵时，号称二十万，多的说是四十万，但实际的主力部队按照目前主流观点以及各家考证，大约在十万左右，偏师刘芳亮部大约是一万多到二万人之间，大顺军至少有一半主力如“老营”等部队并没有越河东进，而是由高夫人等人率领留在了西安和山、陕境内，右营则由袁宗第率领增援去了襄阳。之后他一路招降纳叛补充兵力，同时又沿路分兵驻守所下各地，如高天琳等人，因此在抵达北京时，大顺军总兵力维持在大约十万余人左右，其中包括了唐通、白广恩等不少前明部队。这些顾诚先生在他的《明末农民战争史》中论述颇多，其他明史大家也叙述详尽，尽管或有出入，但大致数字相去并不远，就不详究了。
如果李自成一开始就准备和明王朝倾力做最后的决战，在襄阳有白旺坚守，又已经派出了五大主力之一的右营前去增援的情况下，他已经完全没必要在山、陕境内留驻数量如此庞大的主力部队，留一支机动部队和一支守卫部队足矣。第二个问题是他只带领如此之少的部队就试图进攻北京，在当时的情况下，不管怎么看都不免过于儿戏。
北京毕竟是明王朝的心脏，火器和守备建筑都极其精良，满清先后三次以十万左右兵力围攻北京，最长一次时间达数月之久，都未能撼动北京一分，更不要说北京两翼和身后还有着可以随时勤王的吴三桂四万多关宁铁骑，山东总兵刘泽清和山海关总兵高第以及蓟镇边军等大批明军正规主力部队。如果这些人入京勤王，再加上京师的三大营和城内的缇骑厂卫，总兵力完全可以超过大顺军两倍以上。李自成再狂妄，也不会自大到认为只凭夹杂着明降军的至多十万人部队，就可以和两倍于他的明军进行决战，进而胜之然后包围攻下北京城。这种设想，无论后来的局势发展怎么样，在事前他是不可能预料到的，是极不客观的。
此外，从西安到北京的一路上还有大同、宣府、居庸关等一系列军事重镇，李自成也不可能在出发前预料能一路不战而屈人之兵。大顺军自己也一再说过，如果再有一个宁武关，他们绝无法进入北京一类的话。我们固然不可以凭此话就此论定，但从兵力、地理等因素来看，这个说法是客观的。
另外从战略部署上来看，李自成围攻宁武，增援襄阳等等行动，一方面固然说明他缺乏战略目光，但另一方面也证明了他的东进行动确实是一次试探性的进攻。他的本来目的就是想固守山、陕和襄阳防线，将其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予以据守，然后以一支前锋部队向北京推进做一次试探性进攻，看情况再决定其下一步的计划。这样，宁武之战则就可以理解为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的战术表现，对李自成来说，这是一次边境扫荡行动，增援襄阳也一样。这些都与他之前采用的顾君恩之策符合若节：“直走京师，不胜，退安所归，失之急。关中，大王桑梓邦也，百二山河，得天下三分之二，宜先取之，建立基业。然后旁略三边，资其兵力，攻取山西，后向京师，庶几进战退守，万全无失。”（《明史》）。
因此，综合以上种种情况，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认为李自成这次军事行动，很可能是一次试探性的进攻，或是一次以武力逼迫崇祯谈和的行动，其目的是实现他裂土封王、画界而治的设想，而不是想去和明王朝做最后的决战，彻底推翻明王朝的统治。作为一家之说，这显然极大地降低了李自成近代以来被塑造出的光辉形象，但我认为，这恰恰是符合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这一阶层的心理和思想特征的。
这样看，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他何以在东进时派出右营增援襄阳，在宁武遭受重挫后就打算回军陕西了，因为他首先要守住已经属于自己的地盘。之后他占领了居庸关，又派出王永吉前去谈判，甚至在兵临北京城下时，他还在继续谋求谈判，希望可以与崇祯达成和议：“割西北一带，分国为王，并犒赏军银百万，退守河南。……既受封，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助制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这些看上去和推翻明王朝这个目的极其矛盾的行为，也证实了这点。
然而，李自成的战略修养不足，也正表现在这里。他于东进途中已经发现局面出现重大变化，在攻破北京一举推翻明王朝的情况下，他依然没有调取任何一部兵力增援北京方向，这是导致他在山海关大战失败后，不能立足北京只能西撤的首要原因。
不过，没有一个人会想到，天下第一坚城北京，仅仅只用了两天时间就被攻破了。
李自成甚至都没来得及施展他诸如取砖、穿穴、放迸这些著名的攻城手段，北京就被攻陷了。
这固然可以运用我国的主流学说解释为人心向背是必然的事，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曹化淳被杜勋入城约为内应开门献城，北京守军京师三大营溃不成军等等事情，也都确实是莫测之数，事前没有谁敢说有十成把握，不要说两天，恐怕说半个月、一个月拿下北京这话，都没人敢拍胸脯。两天时间就拿下了一个尚有大半壁江山和百万部队的帝国首都，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况且即便外城被破，北京也还尚有内城可守，如果守上个两天等吴三桂、高第等部赶到后再谋他途，也并不是什么不好想象的天方夜谭。
但北京却确确实实只守了两天就被打破了。
大明朝固然已经穷途末路一定会亡，可亡在李自成的手里，实在是一个偶然。从李自成出兵东进的目的，到宁武大战中的想退未退，还有宁武大战后的决定撤退，以及撤退前夜姜、王两将的两封降书，直至居庸关和最后在北京城下的谈判以及破城之速，都说明李自成的入京，不但崇祯和大臣们以及吴三桂等人没想到，连李自成本人也一样没想到。所以他才会即使到了北京城下，也还在试图和崇祯谈判，谈他的那些分国而王的条件。
大明朝终于是亡了。
亡在了从一开始到最后都没有想过能结束它生命的李自成手上。
二，吴三桂和满清的关系
当崇祯自缢煤山的时候，吴三桂还走在前往北京勤王的途中。
对吴三桂这个人，历来的主流意见是他直接导致了中原易主，神州无复汉衣冠。如此重要的角色，使我觉得有必要对他个人以及他在山海关附近的种种行为做一番梳理。
吴三桂，字月所，祖籍江苏高邮，生于辽东的汉镇中后所。吴家是个军人世家，他的舅舅祖大寿更是明朝辽东第一名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在和满清的战斗中长大的。
作为一个职业军人，吴三桂并不怕死。
在他少年时期，为了营救被清军团团包围的父亲，他曾经只带二十人就杀进了皇太极四万多八旗军阵中，斩杀清军王子一名，硬是救出了被围的父亲及其五百军丁：
“值四王子（原注：即天聪帝，当时称四王子。）领兵四万，欲攻大同。藐视五百人，不战，但围困之，谓饥渴甚，三四日必降，可不血刃。因急奔急围，缓奔缓围。至近城四十里，……（吴三桂）下楼开城，率家丁仅二十人赴援。王（吴三桂）居中，左吴应桂、右杨某（原注：俱辽西降人），分两翼，十八人后随冲阵。……突入阵，射殪两人，继遇拥纛红缨王子，一箭落马仆地。王下马割首级，仆者未殊，奋短刀斫王鼻梁。王裂红旗裹面，大呼杀人，内五百人亦大呼杀出。……祖帅乃出城，于三里外鼓吹香亭迎接，慰劳赞叹。王面血淋漓，下马跪泣。”
当年三国名将曹仁对东吴一战，是周瑜军前锋的数千人围曹仁部将牛金三百人，曹仁率其麾下壮士数十骑出城杀入敌围，亡其数人，拔出诸军，众人皆叹曰：“将军真天人也！”，史称“曹大司马之勇，贲、育弗加也。”其时曹军为北军，骑射为长，东吴南人水战则为优，野地浪战，实不能过于曹军，至多是个相当。而三桂此战，以二十骑对四万之众，清军号称“天下精骑”，野地浪战骑射之劲冠绝当时，他能在如此对比下拔出被围的五百军马，比之曹仁实是大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吴三桂之勇“贲、育弗加也”，一点都不夸张，几可媲美常山赵子龙。
这几乎是小说演义中才会有的一战，既奠定了吴三桂军旅生涯的起点，也造就了他“孝闻九边，勇冠三军”的传奇名声，以至战后他的“忠孝之名，夷夏震慑，即四王子亦曰：‘好汉子！吾家若得此人，何忧天下！’”（《吴三桂纪略》）此语中所说的四王子，就是满清皇帝皇太极。
吴三桂从军后成了关外明军的主力战将，每次明、清大战中都有他的身影，而且不乏上佳表现，他率领的部队也是关外明军的抗清主力之一，同时也是明朝在关外坚持到最后的一支抗清劲旅。当年袁崇焕回援北京，在被崇祯下狱的那次平台召对中，身边就只带了祖大寿和吴三桂这两员关外大将，还有一名是帮他背剑的贴身卫士，袁督师对吴三桂的器重，也由此可见一斑。
吴三桂自小悍不畏死，又有忠孝之名，对夷夏大防这一点也是相当坚持的，很长时间以来，即使在“分茅裂土之封”这样的荣华富贵面前，他也没有改变这一点。
公元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四月，明清之间爆发了决定辽东大局的松山会战。最后清军获得胜利，明军主帅洪承畴、头号战将祖大寿以及大批将领战败归降，一部分明军将领或阵亡或被俘身亡。此战中不少人说他不顾洪承畴，率部先逃，这是不确的。
他的部队，确实是明军最先溃退的部队之一。
之所以会这样，正是因为吴三桂所部战斗力很强，又是洪承畴的学生，因此他在突围战中被洪指派为先锋出阵，其任务是填平皇太极为围困明军所挖的壕沟，让明军大部队突围。
但皇太极的那壕沟挖得极为刁钻：“凡深入八尺，上广一丈二，而下隘甚，仅可容趾，马不能渡，人不能登，有堕者，无处着足，不得跃起”，所以在吴军填壕的过程中，清军“矢如雨下”，致使吴军伤亡极其惨重。随后总兵王朴所部率先逃跑，顿时冲乱了阵形，最后终于引发了八镇兵马的大溃。因此，指责吴三桂不顾洪承畴和大部队安危率部先逃是不确切的。在之后的突围中，吴三桂准确地判断出了清军主力是埋伏在小路，于是他率部下五百人偏走大路而去，得以杀出重围，然后迅速控制住了清军还没来得及占领的杏山和宁远城，开始在那里收编松山溃败的明军残部，并在短短的时间内就聚集起了一支上万人的部队，最后守住了宁远这个至关重要的战略堡垒。
在此之后，他也试图与水师配合，继续前去营救锦州，因双方兵力过于悬殊，从宁远出动至杏山地区后，与清军对峙了一段时间，被迫放弃（明军陆军大约只聚集起了二万多人，水师七千人）。
但是，他占领宁远这一举动，已经导致清军在松锦大战后最终功亏一匮，终于没能彻底占据辽东，从而直接进逼山海关。以至日后两年多的时间内，一直只能继续和吴三桂在宁远和山海关一线纠缠，无法突破这一明朝在北方的最后防线。
因此，皇太极面对吴三桂在松山之战中的表现，又一次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吴三桂果是汉子，得此人归降，天下唾手可得矣”，自此开始了对吴三桂长达近两年的大规模招降工作。
他先是亲自写信给吴三桂，说祖大寿、祖大乐等人都因是吴三桂的亲属而获优抚，希望吴三桂能“翻然悔悟，决计归顺”，紧接着又要吴三桂的长兄吴三凤，还有其亲戚、同僚、乡里如祖可法、裴国珍、张存仁、姜新、陈邦选、胡弘先等人以各种关系去劝说其降清，如张存仁是原宁远副将，他写信道：“明运将终，重臣大帅就俘归命。将军祖氏甥，虽欲逃罪，无以自明。大厦将倾，一木不能支。纵苟延岁月，智竭力穷，终蹈舅氏故辙。何若未困先降，勋名俱重？”
吴三桂接书，俱不报。
十月，皇太极又一次亲自作书与吴三桂曰：“大清国皇帝敕谕宁远城吴大将军：今者明祚衰微，将军已洞悉矣。将军与朕，素无仇隙，而将军之亲戚，俱在朕处。惟将军相时度势，早为之计可也。”然后又再次要祖大寿写信给吴三桂分析利弊，进行劝降工作：
“宁锦间隔，不相通问者岁余矣。春时松山、锦州相继失陷，以为老身必死无疑。不期大清皇帝天纵仁圣，不但不加诛戮，反蒙加恩厚养。我祖氏一门以及亲戚属员，皆?渥泽。而洪总督、朱粮厅辈亦叨遇优隆。自至沈阳以来，解衣推食，仆从田庐，无所不备，我已得其所矣，奉贤甥勿以为虑，但未知故乡光景何如耳。以愚意度之，各镇集兵来援辽左，未一月而四城失陷，全军覆没，人事如此，天意可知。贤甥当世豪杰，岂智不及此耶？再观大清规模形势，将来必成大事。际此延揽之会，正豪杰择主之时，若率城来归，定有分茅裂土之封，功名富贵，不待言也。念系骨肉至亲，故尔披肝沥胆，非为大清之说客耳。惟贤甥熟思之。虎骨靶小刀一柄，是贤甥素常见者，故寄以取信。” （《清太宗实录》）
也许是祖大寿捎去的信物――那柄虎骨靶小刀起了作用，吴三桂这次给他舅舅祖大寿回了信，但却婉拒了招降。
不过皇太极也确实是位人中豪杰，当得起爱才如命这个赞誉。他并没有因此就放弃了招降吴三桂的念头，而是再次亲自作书给吴三桂，可惜依然没有结果。
在招降吴三桂那些人中，其舅祖大寿因早先无子嗣，一直把吴三桂当儿子看，自小对他授以兵事，洪承畴则是他老师，吴三凤是他兄长，祖可法是他表兄弟，其余的人不是多年同僚就是邻居乡里，同时，吴、祖两家除了吴三桂父子二人和在南京的祖锦衣外，可说几乎全都被清朝所俘虏、招降，并且在清廷大都受到了高于原来在明朝所受的待遇。而皇太极允诺吴三桂的是封王之位，以他的能力、兵力和所占据的据点对明、清双方的重要性而言，可以肯定，他如果这时投降满清，位置肯定在汉军旗的三王之上，汉军旗第一人非他莫属，足以和八旗旗主平起平坐。
而且，此刻吴三桂在关外所面临的局面是极其严峻和危险的。自松山一战后，宁远就成了明朝在辽东的最后一个战略重镇，且远悬关外二百多里，吴三桂和他的部队，也成了明朝在关外的唯一的总镇级总兵官和最后一支抗清部队。按照吴三桂自己的说法他们是“孤悬海外”。
1643年（崇祯十六年）八月，皇太极病亡，年仅6岁的顺治登基。九月，摄政王之一的郑亲王济尔哈朗、清军第一猛将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便除去丧服，率军对宁远地区再次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他们先绕开宁远，攻打宁远以西至山海关一线的中后所、中前所、前屯卫三个明军卫所，中后所、前屯卫首先沦陷，中前所守将总兵黄色随即弃城逃跑，导致中前所未经战斗便落入清军之手。
这三城的失陷使宁远与山海关之间的整体防线被破坏，宁远成了一座真正的孤城。
局面的恶劣，让相当多的明军将士开始动摇，如宁远城内的明军守备孙友白，就在十二月偷偷越城而出投降了清军。
然而就在这样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吴三桂竟然还是拒不投降，不但不降，他还率军击退了济尔哈朗和阿济格对宁远的进攻。
从这些情况来看，无论怎样我们都必须要承认，这一时期的吴三桂，从各方面来看，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他是合格的，不但合格，而且还相当出色。
首先吴三桂并不怕死，同时在名节和夷夏大防这些问题上的思想防线也很牢固，身为一个总兵官，面对即使是“裂土封王”这样的诱惑，也具有相当的抵抗能力，同时他更不是一个轻易会被恶劣局面所压垮的人，从这些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韧性和耐性都非常好。这其中的一些问题，顾诚先生在他的名著《南明史》里也有所论及。
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吴三桂在崇祯朝亡后，首先选择归顺的是大顺政权，而不是一直在对他进行劝降工作的满清政权。具体的原因要是说起来可能有很多很多，譬如明代儒家思想中极重视名节，吴三桂对崇祯有很深厚的感恩之心，他自小就和满清作战敌意很强，以及传统的夷夏大防思想乃至军人的职业操守等等，等等，但这些抽象的总结都没有那些实际情况更具有说服力。
于是，当吴三桂于甲申年三月二十日得知北京被破的消息后，在第四天，也就是三月二十三日，就正式宣布了他决定归顺大顺政权。在全军穿孝为崇祯及死难嫔妃发丧完毕后，吴三桂把山海关移交给了前来接收的大顺军，带着他的部队走向北京，去接受新君李自成的册封。
他以为，顺应天命的新朝开始了。
三，吴三桂和李自成的决裂
说到吴三桂入卫，首先要说到他为什么从关外入卫速度如此缓慢这个问题。
部分人认为吴三桂自宁远三月六日撤退，到十六日才进入山海关，再从山海关进军至永平的这段时间明显长得不合理，是在有心拖延，企图观望局势。这个说法，似乎与事实并不那么相符。
第一个问题，吴三桂组织的宁远卫大撤退，并不是简单地率部队撤退，而是要携带关外数十万百姓入关安置的大撤退。
关于宁远部队的撤退，崇祯和大臣们自一月起就在不停地讨论，崇祯甚至多次而为此大怒。争执的关键是如果撤回吴三桂，辽东就等于彻底丢给了满清，丧失国土的罪名崇祯固然不想背，大臣们也一样没人愿意背，于是就一直扯皮到三月四日（一说三月二日），等大顺军攻破宁武关占领大同，崇祯才下诏书命令吴三桂弃地入卫京师。
但崇祯的诏书里并不是只要吴三桂领军入卫，还要求“弃地不弃民”。此刻的崇祯，也仅仅只知道大顺军抵大同而已。而弃民之举，也确实是不太能让人接受的，因为那时候清军是靠掳掠人口为奴搞生产，并有“杀贫”“杀富”“杀士”之屠杀习惯，况且清军就近在锦州。
这道诏书三昼夜（如果三月二日发出的，那就是五昼夜）走了九百余里，三月六日到的宁远，按路程计算应该已经是晚上。
辽东居民的撤退人数按史书记载，是五十万人，这显然有夸大之嫌。但光是宁远城的辽民，就有八万之众，还不包括宁远军的家眷。其他如中前所等四个汉镇卫所的辖区，乃至觉华岛等十数堡、坞，前方沿至与锦州清军势力交界的中间地带内的辽民，怎么算也至少有不下二、三十万之众。因此吴三桂等人仅仅从七号到十号花了四天，就完成了全部的动员撤离工作，十一日起程，对于一个彻底的放弃家园的平民大迁徙行动，速度可说相当之快了。
带着几十万百姓的行军速度，可想而知。中国历史上可以比拟的同类撤退，在三国时期发生过一次，那就是刘备率领的荆州百姓大撤退。虽然很可惜那是个失败案例，但照样博得了后人无数称颂：“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两，日行十余里，……或谓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及于当阳之长坂。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三国志》）
刘备日行十余里，吴三桂两百多里路走了五天，并不算慢。而当时的人，也确实都把宁远大撤退这一行动，比做刘备的荆州大撤退，把吴三桂比做了刘备。
三月十六日到达山海关后，吴三桂和关门总兵高第、辽抚黎玉田等人开始安置迁移进关的几十万百姓和部分宁远军家属，据记载都安排在山海关周边四城之中。而在这之前一天，大顺军才刚刚接受了居庸关明将唐通的投降，这时连北京的崇祯都尚且不知道，更遑论山海关的吴三桂了。
三月十八日安置工作完毕，吴三桂所部开始奔赴北京。《南明史》写到这里，是这样说的：“由于放弃关外土地，官绅家属和相当一部分辽东百姓跟随进关，安插未定，明朝就覆亡了。”这“安插未定”一语，也是倾向吴三桂并没有拖延这一看法的。
三月二十日，吴三桂部队才在永平知道北京被破的消息。
事实上，身处北京城里的崇祯也是到三月十七日大顺军兵抵城门，才知道大顺军已经抵达北京的，可见当时明军的情报系统无用之极。而从北京到永平，快马也要两天路程，即使北京十七日就发出了警报，也要到十九日才能到永平。
因此对吴三桂来说，三月四日接到宁远撤退的诏书时，他最多只知道大顺军逼大同，距离北京还有千里之遥；十六日到山海关的时候，他也不可能知道大顺军已经到达居庸关；而十八日他自山海关起程进京，从山海关到永平一带，大约两天时间走了一百五十里到二百里，这是按照正常的行军速度前进，即使全部是骑兵不顾惜战斗力的急行军，最多也只能一天走一百五十里，一天走一百里对于步、骑、炮混合军团来说，是相当快的行军速度。因此我们无法指责他前进缓慢，故意拖延。
因此，那么多的人指责吴三桂在入关时间上故意拖延，是没有考虑到李自成、崇祯、吴三桂这三方之间存在空间和时间差的，千万不能忘记那时候还没有电报和无线电，通讯是要靠人和马才能进行的，而且还存在一个效率问题。连崇祯都不知道的事情，在北京东面数百里的吴三桂又怎么可能知道，并做出故意拖延的决定呢？
至于吴三桂、李自成后来仅仅只过了几天的短暂蜜月期，双方就关系破裂的原因和过程，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有过这样一段叙述：
“三月二十六日左右，吴军行至河北玉田县，离北京已经不远了，吴三桂突然改变主意，由投降大顺转持敌对态度。产生这一急剧变化的原因在史籍中有三种说法：一是吴三桂听说他的父亲吴襄被大顺政权拘捕追赃，一是误信从京中私自逃出的奴仆谎报吴襄全家被大顺军抄没，第三种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说法是吴三桂留在北京的爱妾陈圆圆（又名陈沅）为大顺军将领所掠，于是‘冲冠一怒为红颜’。真实情况已难考定。吴三桂投降大顺，本意是维护和扩张自身利益，从北京传来的消息使他疑窦顿生，猜测李自成的召见很可能是一种骗局，将对自己采取不利行动。于是，他骤然变卦，带领部下兵马直奔山海关，从背后对镇守关门的唐通部发起突然袭击。唐通的兵力大约只是吴三桂部的五分之一，加以变生意外，猝不及防，山海关遂被吴三桂占领。唐通率残部撤往离山海关不远名叫一片石的地方，大顺政权委任的其他官员也纷纷逃回。”
顾诚先生的总结和判断，应该说是相当客观的，由于受篇幅和著作重点限制，他这段写得很简洁，没有做长篇探讨，但语句精准，正文和注引所包含的信息量都极大。
实际上顾诚先生所说的前两点，是可以合并为一个原因的，也就是抄没家产拘禁吴襄。顾诚先生没有合并的原因是，他所说的第一点在出处的原文中还有一段：“吴襄书达三桂，并不言被夹，而赍书人误传已夹。三桂大痛愤，以道里日期计襄必死矣”（《甲申核真略》），一说家没父死，一说家没父未死，所以列为两条。第三点牵涉到陈圆圆，顾先生也另列为一说，应该说他也是认为有这个因素的。
关于陈圆圆，小说《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曾经做过长文考证，试图证明陈圆圆早就在宁远病故，但未能被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同时他考证的出发点也比较偏颇，黄裳先生曾经专门作文理论道：“姚（雪垠）文还责怪‘郭沫若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又继续作了宣传，扩大了错误影响。’这指的是《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姚文说，这是‘完全上了清朝一部分谣言的当，制造那些谣言的动机既是鞭挞吴三桂，同时也诬蔑刘宗敏。诬蔑刘宗敏也就是诬蔑大顺军。’这种推论方法非常面熟，看来作者是适可而止了，本来是还可以继续推论下去的。”
不管吴三桂的父亲死没死，总之家肯定被抄了，父亲也是进了监狱，爱妾也被刚归顺的新君手下重臣抢了去。因此吴三桂认为李自成让他去北京是个骗局，“剪所忌耳”，其次是爱妾陈圆圆的被抢，无论对什么人来说，都是一个奇耻大辱，尤其是明代这个士大夫极其重名的社会里，更是如此。基于此，任何人都会继续做出这样推断：退一步说，即使进京不是骗局，在刚刚交出山海关手中尚有四万人马的情况下，大顺军上下就敢如此对待于他，也可以想见入京以后所遭遇的情况，恐怕比目前更不堪。
吴三桂此时处于了一条夹缝之中。背后是从小就性命相搏打了十几年仗的满清，前面是在他看来态度恶劣的大顺军。在这样的情况下，吴三桂的抉择其实是很困难的，远不如我们所想的那么简单和容易。把他脸谱化后再进行描述和判断，是不客观的。
在“冲冠一怒为红颜”后，他依然曾经有过相当长时间的犹豫和试图和平解决的努力。吴三桂首先是个军人，长期的戎马生涯和战场上瞬息万变的残酷的搏杀，使他会在下决断前去尽量多方收集情报，然后才做出自己最终的选择。
不少史料记载，他在知道父亲被拘捕，家产被抄以后，都是坦然一笑，泰然处之，唯独听说爱妾被抢以后，就突然大怒抄刀断案曰：“大丈夫不能自保其室，何生为！”
对吴三桂的这个表现，许多后人都因此嗤笑说他那些所谓的忠孝是假的，不然何以这时他父亲还不如一个小妾云云。这些谈论，应该说是过分简单地看待了吴三桂这一历史人物，没有从更深的层次去分析这些现象背后所表露的问题。
九成以上的史书都记载着吴三桂的复叛，是因为听说了陈圆圆被抢的缘故，口径基本一致。想全盘否定这点是比较困难的，也缺乏推断的直接证据。因此就事情的过程客观地说，他应该确实是在知道爱妾被抢后才反复的。
从表面上看来，这是说明了吴三桂的降而复叛与陈圆圆有着直接关系。但是，并不能因此就可以说这是纯粹的主因，恰恰相反，我认为在更大程度上，这是一个诱因。
换句话说，虽然毫无疑问吴三桂是在听说了陈圆圆被抢之后大怒起兵的，起兵必定有这个成分在内，但未必就仅仅只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起兵。而是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诱发了他对大顺政权的怀疑和反感，从而让吴三桂开始对局势的判断起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最后导致他决定降而复叛，而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本身致使他反复。再之后，又因为李自成和大顺政权接连犯下了一系列决策错误和政策性错误，才终于使得吴三桂最后彻底与大顺政权决裂。
李自成一开始对拥有很强战斗力的吴三桂所部是有一定顾虑的。
他在三月十五日拿下居庸关时，就开始命令唐通写信招降吴三桂。在进北京后，他又派出了一拨与吴三桂关系极好的同僚去劝降：“持檄招三桂曰：尔来不失封侯之位”云云，并允诺他“父子封侯”，后来又送去四万白银犒军。而前面派去劝降的唐通也是明降将，且和吴三桂在辽东并肩作战过，其他的在朝降将如大同总兵姜襄等人，也都和吴三桂曾经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这些人的话，对吴三桂来说是具有相当可信度的。而且这些兵力和能力远在他之下的人，现在也都已高官厚禄，更是无言的雄证。因此在这时的吴三桂看来，被唐通等人“盛夸新主礼贤”的大顺政权，是“顺应天命”的新朝，是具有开邦定国气象的，加上明朝官吏纷纷投效，好象改朝换代已成定局，于是他归顺了新朝。
有部分人认为吴从未归顺过大顺，这是不确切的说法。如美国学者魏菲德（Fredreic E.Wakeman,Jr.）先生在他的《洪业――清朝开国史》中就这样写到：“吴三桂……立刻集合队伍返回山海关，准备应付一场他自知已不可避免的战争。1644年5月3日，李自成派唐通去夺取山海关。两天后，唐通大败，逃回永平。李自成得知唐通战败后，又派白广恩率部前往增援。”
这个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唐通在吴三桂、高第两人归顺后，马上就接手了山海关的防务，不存在他去攻打山海关的问题，自然也没有吴三桂返回山海关此事，反而山海关是被吴三桂从唐通手里打下来的。
首先，顾诚先生发现在同年六月，山海关总兵高第给多尔衮的揭帖中，说当时“伪镇唐通”到山海关来调取自己所部的马匹、军士“投顺流寇”。这个情况说明唐通当时不但已经抵达并接管了山海关，而且还对原明军守卫部队进行了重新整编。这充分证明吴三桂、高第等人确实已经归降大顺，并且唐通也占据了山海关。其次是据当时的永平人、后来清朝的江川知县李某说，自四月二十三日起，他亲见吴三桂“从关上至永平，大张告示‘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吴三桂纪略》），而这个告示内容中“朝见新主”云云，都确凿无疑地表明他已经归顺了大顺朝。再一个是李自成随后在给左良玉等人的檄文中曾有：“唐通、吴三桂、左光先等知天命有在，回面革心”等语，这也从另一方面证实了吴三桂等人已经归顺大顺军。另外有不少记载也都说吴三桂降伏大顺，唐通部接收了山海关，如《吴逆始末记》道：“贼并发银数万，遗伪将赍往犒之。三桂得书，即令贼将入关代守，自率精锐赴燕京降。”
之后的问题，是当他走到丰润附近时，却突然得到了家产被抄的消息，虽然我们可以肯定他很不高兴，但他在这个时候还是作出了符合逻辑的判断，并一笑置之说，只要我到北京，就可以还回来。还有一些记载说，他把这解释为这大顺军不知道情况，所以不觉得有多严重。另外，吴三桂自己也是一个军人，他非常清楚部队在攻下一个城池后会出现一些什么状况，少数军士乘机掳掠也是有的，况且他也并不在乎那点家产，只要他成了大顺的权贵，想要多少都可以要回来。所以这个问题，目前来说不会对他产生多大影响。
再接下来的问题，是又接到了他父亲被下狱的消息。这也一样有不少记载，如：“襄使者至，诘知襄被执，笑曰：是胁我耳，我至即释，何患！”（《吴逆取亡录》）他这个反应，客观地说应该也是比较符合逻辑的，况且这并不是没依据的乱做推断。在明、清松山之战后，因为吴襄大儿子吴三凤和妻兄祖大寿等一大批亲人降了清，而吴三桂又独镇关外举足轻重，所以在1643年的十一月十三日，吴襄就被崇祯以御寇的名义征调入京，两个月之后，也就是1644年的元月，吴襄才被授予京营提督的官衔。如此一来，吴氏全家三十六口人（包括吴三桂的发妻张氏和爱妾陈圆圆在内），都开始在北京享起了清福，实质上这就是做了人质（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日明兵部塘报具此事，他书并云吴襄于1644年元月入京有误，应是元月授官）。
现在李自成在京师一片混乱的情况下，为避免吴襄逃跑或其他什么状况，干脆把他押起来做了人质，这确实可以理解为李自成对吴三桂很重视，惟恐他不降而进行的保障性措施。
但是，第三个问题却是吴三桂的爱妾被抢，这就和前面两个问题的性质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情况的出现，不但导致吴三桂完全推倒了自己前面对局势所做的推断，还引出了他另外一些非常不好的判断。
首先抢走爱妾这件事无论从那方面推断，都不会得出合理的、好的结果。因为误抢是不可能的，李自成既对吴三桂如此重视，已经连续派出了几拨人马来招降，还特意请吴三桂父亲写了信来，而他的头号大将权将军刘宗敏，大顺政权的二号人物，却在这个时候竟然抄了吴三桂的家，还拘押拷打他父亲索要钱银，并抢走其爱妾，这些行为是不可能以少数士兵不知道情况而误抢来解释的，这显然说不通。
所以他能得到的结论就只有两个：
一，如顾诚先生所说，吴三桂认为李自成对自己招降是假的，目的是诱骗他入京，彻底剪除自己这股势力。
二，李自成和大顺政权对他根本不看重，没把他放在眼里，或是认为剪除他是迟早的事情而已，因此他和他的部下肆无忌惮地拘押他父亲，抄他家产，抢他爱妾。
吴三桂于是觉得受到了莫大的欺骗、愚弄和侮辱，一向自视很高并拥有诸如“夷夏震慑”、“勇冠三军”等等赞誉的他，终于“冲冠一怒为红颜”，盛怒之下抽刀断案，发出了“大丈夫不能自保其室，何生为”的喝声。
事实上，即使在这个时候，吴三桂也还没有想彻底与李自成决裂，他在等待与李自成的谈判，并且也确实派出了人去和李自成谈判。毕竟，老父亲、爱妾还有全家三十四口人的性命不是闹着玩的。吴三桂再怎么样，这时还不至于对自己的亲人性命漠视到如此地步，完全不做一点努力就把他们置于死地，这无论从那方面看，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也违背了常识。吴三桂也只是一个人而已，并不是一头不可思议的怪物。
吴三桂击败唐通夺回山海关，一则当然是怀疑李自成在耍阴谋想消灭自己，并且做为一个军人他也不甘被骗、受辱。二，可以借机是展示自己的实力，让李自成有点忌讳之心。如果李自成确实如唐通等人所说的那样“礼贤”，有混一宇内的胸怀，就该礼敬于他（不过归还家产和爱妾，至多再补偿点官爵和银子而已），以收服各路明军。三，这样可以把号称“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重镇，还有手中被公认明军中最强的四万雄兵做为强有力的筹码，用来和李自成谈判，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三月二十九日，李自成排出使者两人带着吴襄的第二封书信，也许他真想对抄吴三桂的家这个举动有点补偿和安抚，一起带上的还有四万银两，前往山海关与唐通汇合，继续劝降吴三桂。
同时李自成也做了一些应变准备，令白广恩率领约两万人的部队增援唐通，以遏制吴三桂。
事后看来，这个行动也显然是个巨大的失策。对吴三桂问题，李自成虽然有些重视，但还是没能提高到应有的程度。他把袁督师组建的关宁铁骑，当成了他一路碰到的普通明军来对待，这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过于轻率和轻敌。
当时的情况下，正确的解决方式是要么干脆不派部队去，摆出姿势以示自己绝无敌意，表现出招降的诚意。要么就干脆派出压倒性的优势兵力，胁迫对方就范。
因为如果派去压制的兵力不足以制住吴三桂，就不能产生巨大的压力胁迫吴三桂俯首，同时又陡然加大了对方的敌意，这等于是狠狠推了吴三桂一把。如果当时由大顺军的大将带着压倒性兵力前去谈判，那么后来的结果，就有可能完全不一样。因为万一谈判不成，吴三桂根本没时间去招满清八旗军入关，也就没了孤注一掷的筹码，再客气一点允诺他父子的待遇不变、归还家产和爱妾，应该有很大把握压制成功，让他乖乖就范。不然的话，就干脆全歼吴三桂所部。
此时吴襄已被李自成从监狱里放出，也给吴三桂带去了金银财帛。可以说，这本应是双方就坡下驴的台阶，是剑拔弩张的两头猛兽之间，细小触须一次小心翼翼的试探，如果处置得当，是可以做到皆大欢喜的。如果真的这样，历史也许能在这里改变它的进程。
可惜历史不会按我们愿望去发展，它永远都有自己的轨迹。
在这个关键时刻，李自成本人又再次犯了一个严重错误，紧接着大顺政权也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于是吴襄的书信和唐通的招降，不但没能让吴三桂安下心来，反而起到了截然相反的作用。
大顺军的头号大将刘宗敏，对女色极其贪婪。据《甲申纪闻》载：“是日（三月二十一日），予在宗敏宅前，见一少妇，美而艳，数十女人随之而入，系国公家媳妇也”，全祖望的《鲒?亭集》说：“据杨宛叙言，与沅同见系于刘宗敏，既而沅为宗敏所携去，不知所往”，《庭闻录》曰：“刘宗敏踞宏遇宅。闻沅、寿名索之。寿从优人私逸，而沅先为三桂购去。宗敏于是斩优人七，而系襄索沅。襄具言送宁远己久。宗敏不信，拷掠备至”，杨宛、顾寿二人都是和陈圆圆一样艳名远播的名姬，如此等等都证明了这点，尤其刘宗敏为得陈圆圆“斩优人七，而系襄索沅”一事，如此事是真，则确实令人发指。
吴三桂派人来谈判时，吴襄虽然被放出了牢狱并优待软禁起来，但在陈圆圆问题的处理上，李自成却犯下了严重错误，再次暴露出他御下不严，或者说是对部下不法行为纵容的态度： “三桂侦知陈沅为刘宗敏所得，闻之自成。自成渝宗敏以陈沅还三桂，宗敏不可”（《读书堂西征随笔》），很显然对刘宗敏的抗命，他显得并不那么太在意，或者是有点无可奈何。其实这是他一贯的问题，也是大顺军的传统。譬如在陕西时，就因为那里是自己家乡，他曾下令严禁烧杀抢掠，甚至有“马腾入苗者斩”的严令，可惜不到一个月就“抄掠如故”。
同时，刘宗敏自三月二十四日起，开始试用新式“夹棍”拷打原明朝降官，在天街先夹杀两人，大顺政权自此日起在北京实行“追赃助饷”政策。这是第二个严重错误。
三月二十五日，大顺政权的大规模“拷夹”行动开始。首日被绑去刘宗敏府内（原田弘遇府）用“夹棍拷打”者就达八百余人，其追索标准是：“内阁十万，部院、京堂、锦衣帅七万，科道、吏部郎五万、三万，翰林一万，部曹千计，勋戚无定数”，相当数量的明降官、宗室“人财并尽”，第一天被抓的这八百多官员勋戚中以“英国公惨死最酷”（《明季北略》）。首日被抓的八百多人中，后来有近五百人死亡，整个“追赃助饷”期间被“拷夹”至死的官吏，最少有上千人之多。
除此以外，还有一部分大顺军将士借着“追赃助饷”政策的开展，开始奸淫掳掠，其影响相当恶劣。
很多记载表明，面对大顺政权作为一个政策在推行的“追赃助饷”和“拷夹”活动，还有大顺军中一部分害群之马的烧杀奸淫行为，不少京城官员和家属、商户、百姓陆续开始逃亡，以至于大顺政权采取了连坐制度，一人逃走，十户连坐。于是相当部分在京的明降官和士绅，甚至百姓都开始对大顺政权感到失望甚至抱有了敌意。
要注意的是，吴三桂所部的辽军将士家属在京者不是少数，此前由吴三桂筹划的三月六日到十一日的宁远军民大撤退中，为保证家属安全，曾经从觉华岛先“雇海船，尽出家口”，不少将士的家眷自海路从天津卫上岸进入京畿安顿（《吴三桂纪略》）。
这一系列从北京逃出来的明官吏以及家属、百姓带来消息，还有吴三桂派往北京的密探们不断送回的情报，都让吴三桂觉得问题越来越严重：“三桂差人进北京打探老总兵圣上消息，有闯贼在北京捉拿勋戚文武大臣，拷打要银，将吴总兵父吴襄□打要银，止凑银五千两，已交入。”
吴襄的手下旗鼓官傅海山，也从北京逃出找到了吴三桂，对他说了“京城里的一应大事，吴老总兵已被闯贼刑法将死，吴总兵闻之，不胜发竖”（《甲申纪事》）
北京城里发生的这些情况和大顺政权的所作做为，让吴三桂本人和他手下不少关宁将士，以及京畿、山海关地区的不少士绅、百姓，都开始对大顺政权产生了敌意，并且导致他们认为大顺政权不具备真正统治天下的能力。这一情况，可以从山海关一带不少士绅商户知道双方决裂后，对吴三桂部队在人力、物力、财力上进行大力支持这一现象中得到证实，如乡绅、生员佘一元、郭应龙、孟四吉等人，纷纷出钱出人出物，“输助粮饷七千八百五十余两，稽察战马一百二十余匹”，吴三桂又从当地百姓中“新募兵数千，尤雄悍。”（《郭应龙奏本》、《临榆县志》）
因此，当吴三桂在几天后看到吴襄前后两封口吻截然不同的书信，再联系间中父亲偷送出来说被拷“亟来救父”的一封信，还有傅海山说的“吴老总兵已被闯贼刑法将死”等等情况，使得他根本无法相信这封信是他父亲的本意。
明明是父亲被拷打甚酷，但这封信中却对自己极尽威胁之口吻。事实上，吴襄的第二封信，也确实可能是大顺宰相牛金星的大作，只是让吴襄抄了一遍而已：“此书本牛金星作，使吴襄书者。”（《明季北略》）
这一切，顿时让吴三桂又一次觉得被李自成的大顺朝彻彻底底地愚弄了一回。
吴三桂于是勃然大怒。
他当时的反应，和汉高祖刘邦面对楚霸王项羽以其父亲、妻子要挟一模一样，当着唐通和另外两个大顺朝文武官员的面，破口大骂自己的父亲助逆，声称自己忠孝不能两全，坚决和他父亲划清界线，要与李自成决一死战。这个举动，也算是煞费苦心。
四月四日，吴三桂联合山海关一带的士绅乡民，与李自成彻底决裂，于山海关前消灭了前来增援唐通的白广恩部队，并把防线拓展到永平一带。
三月二十日到四月四日，仅仅十六天时间，大顺朝和李自成 “顺应天命”的新朝新君形象，就在北京、吴三桂以及相当部分关、辽军民的心目中彻底倒塌了。
在此先列出山海关大战之前的大事时间表，方便把事件发生的顺序理清楚。
三月十五日，唐通在居庸关写信给吴三桂劝降，并率部属八千人前往山海关。
三月十八日，吴三桂从山海关出发，前往北京。本日北京城破，搜索崇祯、太子不得。
三月二十日，吴三桂得知北京被破，驻扎永平一带（距离北京约四百里，距离山海关二百余里）。唐通和大顺军使者带来吴襄第一封信进行招降。
三月二十一日，刘宗敏抢掠京城妇女，掳数十女人和国公家媳妇。此日已酉午刻，于煤山发现崇祯尸体。未时，发钱二贯买柳木棺，入崇祯，以土块枕之，停东华门外施茶让。
三月二十三日，吴三桂和所部将士宣布归顺李自成。此日辛亥，以帝礼改殡崇祯。
三月二十四日，大顺政权开始在北京“追赃助饷”，刘宗敏于天街夹杀两人。
三月二十五日，刘宗敏主持的大规模“拷夹”行动开始，许多明降官、宗室人财并尽。
三月二十六日，吴三桂到达丰润、玉田附近（丰润距离北京三百多里，玉田距离北京约二百六十余里），从各种渠道得知家产被抄、父亲下狱（一说已死）、爱妾陈圆圆被抢，全军回师山海关，同时派出人员和李自成谈判。
三月二十七日，吴三桂部队掉头急行军，两天疾驰三百里，击败唐通的八千守军，拿下山海关。这至少是在二十七深夜甚至是二十八日凌晨发生的事情。
三月二十九日，李自成从北京派出使者。从丰润、玉田一带到北京，最快也要一天时间，所以李自成不会早于二十七日得到吴三桂降而复叛的消息。在知道后，他从监狱中释放吴襄，并要其写第二封招降信，再调遣白广恩率部增援唐通，大顺军使者带着吴襄的第二封信前往山海关继续招降吴三桂。
在此期间，吴三桂则不断得到密探从北京来的情报，得知大顺政权在北京四处拷打官员，追索钱财，城内发生奸淫掳掠之行为。并获悉刘宗敏拒绝归还陈圆圆。
四月四日，吴三桂杀大顺一名使者，割一名使者双耳，对大顺军发起第二次进攻，在山海关前击败唐通、白广恩的部队，和李自成彻底决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