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北京市市民支持人口准入制背后的利益诉求
--------------------------------------------------------------------------------
中国青年报
作者：柳长盛
北京市政协委员张惟英提出建立“人口准入制度”、控制北京人口规模的建议之后，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反对，认为有违宪法，忽视弱者权利，违反公平与正义原则，是搞新的歧视。
就这个问题，我给北京一位朋友打电话。他说，从一个纯粹北京市民角度，他支持“准入制”。毕竟城市不能无限制地膨胀下去，否则“后果很严重”。但是，从良知来说，他又极力反对这样做，因为“准入制”的确有违公平、正义这些普适价值观。
可见，“人口准入制”支持者并非不懂公平、正义这类“大道理”，也并非一时头脑发热、想当然，其背后有着深层的利益诉求。因此，对“准入制”仅作对与错的价值判断，还远远不够。
福利经济学家卡尔多发现，现实中的改革并不总是使社会中每个阶层成员的福利都得到增进，有一种可能是一部分人福利增进，另一部分人福利受到相对损失。既得利益者为了保护利益，往往会形成新的利益集团，通过不同的形式提出他们的利益诉求，促进有利于自己的行政决策。
北京是首都，处于政治中心地位。这么多年来，国家投入巨资建设，经济水平、居民收入、教育机会等各项发展指标均在全国处于领先位置。北京发展起来后，享受成果的首先是北京人。由于区域发展极不均衡，外地人想来北京发展很正常，人往高处走嘛。由此带来的交通拥堵、资源紧张、治安混乱等问题，确实让北京人的利益受到损失。提出“人口准入制”，只是北京既得利益者的本能反应―――谁不想让自己碗里的肉多些呢？这也是它能够获得一些北京居民支持的原因所在。
在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句话也适用于各利益集团之间。虽然判断一种利益诉求的标准是社会公正，但利益集团从来不会将自己的利益拱手让出。“准入制”虽然不符合社会公正，但这个诉求也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将其化解掉。
首先，社会需要对利益受损者进行足够的补偿。这种补偿可以表现为“反哺”。据1月25日《南方都市报》报道，深圳市市委书记黄丽满称，深圳已先富，但不能“为富不仁”，应该反哺全省乃至全国。这是一个好现象。只有全国均衡发展了，人口才不致盲目流动。
其次，社会公正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这需要社会博弈，特别是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妥协。但是，现在代表弱势一方的利益集团还没有形成。暂住证、城市禁乞等制度为世人诟病已久，但仍然存在，重要原因在于，在民主政治层面，还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利益集团替弱者说话。所以，如何培育弱势集团，让其有能力与既得利益集团谈判，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近日，北京市公安局有关人士透露，北京市拟取消外来人口暂住证，相关法规也将同时停止执行。该人士表示，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暂住证今年7月就将取消。与此同时，北京市人大代表高静波在人代会上提出议案，建议北京实施全市统一的“北京市居住证”，吸纳高素质外来优秀人才，同时探讨一种新的人口登记制度，对外地来京务工、经商者和流动人员进行管理。（《新京报》1月27日）
从前几天北京一政协委员建议外来人口进京实行准入制度，到如今北京一人大代表提出实施“北京市居住证”，其实都是对外来人口的限制性措施。我觉得，这些建议都没有抓住外来人口进京的实质。因为从根本上讲，去不去北京、留不留北京，乃是由外来人口的生存能力和生存目的所决定―――这是一个底线标准。
人都有生存目的，总是要想法生活得更好。因此，很多外来人口会去北京寻找发展机遇。由于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不同，虽然有些人可能是博士、“海归”等所谓的高层次人才，但北京的生活他不一定满意，即使给一个“绿卡”，人家也不一定来（留）北京；而另外一些人可能是低学历的劳动密集型人群，他们却能融入北京生活，在北京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则由于无法在北京生存而最终放弃。
客观地说，准入制度也好，居民证措施也罢，确实能起到限制外来人口进京的作用。比如对高层次人才给予优惠政策，实际上就降低了高层次人才的进京门槛，加大了低学历劳动密集型人群的入京门槛。但是，这种人为设置的双重标准，与外来人口的生存能力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并不能很好地起到调节作用。就是在目前北京尚存在暂住证的情况下，到去年底，北京外来流动人口仍然超过400万，即为明证。
据了解，对于外来人口，在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地方政府，都有一个共同信念和准则，就是对外来人口只能欢迎，不能限制，只能与当地人一视同仁，不能歧视。因为人口的流入，一方面表明该地区投资环境好，经济发展快，政府效率高，在地区竞争中走在前列；另一方面，也是调节本地劳动力供求、抑制当地工资成本上升、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根本保障。
因此我认为，通过设立外来人口准入制度或实施居住证等措施来限制和阻碍外来人口流入，有悖常理，为智者所不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