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九一八--论论老蒋

[华哥]

在国内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都没有搞清楚蒋介石在抗日中的作用。那时知道的是老蒋把东三省放弃、不打日本打共产党、西安事变后不得已才开始抗日，而且是打日本不卖力，沦陷了大半个中国，抗日时还不放弃整共产党，“皖南事变”就是一例。似乎日本人的招都是共产党接的，八路军在正面作战、新四军打游击等等。
但我搞不懂的是共产党除了平型关和百团外好象没打过什么大战。直到九十年代初在北京地摊上买了一本讲国民党抗战的书才算解了疑。
国军在抗战中的顽强让我吃惊，淞沪之战、武汉保卫战、长沙保卫战、西南战场、缅甸远征，吃了无数的败仗、战死了无数的官兵，居然挺过来了。 日本人曾多次试图招降蒋介石，都被拒绝了。如果老蒋没挺住，当了第二个汪精卫，中国就完了。二次大战的历史也要改写了。我们现在也都是亡国奴了。

 

[华哥]

一直想再找点国军抗日的书看，哪位知道网上有没有？

 

[盗版情人]

抗日战场上的五支国军部队[转贴]

抗日战争後，国民政府重新命名组建的新编第一军、新编第六军（简称新一军、新六军，下同）、第五军、整编第七十四师（整编前为七十四军）、整编第十一师（整编前为第十八军），是国民党的五大王牌军，也是抗日战场上国军的五支英雄部队。这五支部队，在同日寇作战中战功赫赫，屡创强敌，为中国人打出了威风，誉满中外。

第五军和第七十四军

　　一九三六年三月，蒋介石接受徐庭瑶考察欧美军队现代化装备後所提出的建议，在南京成立陆军交辎学校。一九六七年，在交辎学校基础上又扩编建成第一个陆军装甲兵团，杜聿明任团长。全面抗战爆发後，杜聿明率装甲兵团的两个连参加淞沪会战。一九三八年，装甲兵团撤至湖南湘潭整训，後扩编为第二○○师。同年冬该师又扩编为新编第十一军。一九三九年一月，番号又改为第五军，杜聿明任军长，下辖第二○○师（师长戴安澜）、荣誉一师（师长郑洞国）和新二十二师（师长邱清泉）。第五军是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唯一的机械化军。在杜聿明统率下，该军注意训练，士气旺盛，号称新军，一时蜚声全国。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第五军在昆仑关战役中奋勇搏杀，重创号称“钢军”的日军坂垣征四郎所部的第五师团第十二旅团，歼敌六千余人，取得重大胜利。此役後郑洞国调升，带走荣誉一师，第五军由广西移驻云南，第九十六师（师长余韶）调归其建制。

　　一九四二年三月，根据中英两国政府签订的“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及英方请求，国民政府令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组成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开赴缅甸对日作战。三月上旬，第二○○师到达同古，接着便在此与日军发生第一次恶战，歼敌五千余人，在中国远征军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由于孤军深入，日军凶悍，第二○○师被迫撤退。新二十二师继而在斯瓦战役中重创日军第五十五师团。四月中下旬，第九十六师又在平满纳抗击日军两个师团的猛烈攻击，虽伤亡甚重，但阵地始终未被敌人突破。因中美英三方在战略上的矛盾及指挥上的混乱，导致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并于４月底开始撤退。第五军的第二○○师、九十六师历尽磨难，撤回国内；而第五军军部、新二十二师及第六十六军的新三十八师则撤退至印度。这次撤退损失惨重，第二○○师师长戴安澜在指挥部队撤退中不幸中弹，壮烈殉国。噩耗传来，举国悲恸，蒋介石亲自为其举行葬礼，中共领导毛、周、朱、彭等均打电报表示哀悼。第五军在出国作战前共有四万两千人，战斗中死伤七千三百人，而在撤退中死伤竟达一万四千七百人，其中绝大多数又是在穿越缅北野人山中丢掉性命的，当时的情景实在是惨不忍睹。许多将士後来回忆谈起那段遭遇时，仍不免为之动容。

　　七七事变後，国民政府在汉口组建第七十四军，俞济时任军长，下辖王耀武的第五十一师和俞济时自兼师长的第五十八师。该军成立後不久就奉命参加淞沪会战，一战便名震淞沪，真乃“初生牛犊不怕虎”。在参加完南京保卫战後，第七十四军被调至湖北沙市休整，补充乒员。一九三八年，第七十四军又先後参加徐州会战、兰封会战、武汉会战。十一月，该军开赴湘阴、长沙一带整训，并扩充为三个师，分别为第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第五十八师（师长冯圣法）、第五十七师（师长施中诚）。一九三九年，俞济时又率部参加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一九四○年，俞济时升职，由王耀武任七十四军军长，李天霞接任五十一师师长一职。王耀武对蒋介石的提拔感激涕零，立誓要将第七十四军训练成纪律严明、战斗力强、服从指挥的军队。一九四一年三月，王耀武指挥七十四军参加上高会战，大败日军。军政部长何应钦曾在国民参政会上说，这次作战是抗战以来“最精彩之战”。第七十四军因作战有功，国民政府特颁军中最高奖旗 ---- 飞虎旗一面，以彰其功，第七十四军也一时名声大噪，被誉为“抗日铁军”。

　　上高会战後，第七十四军又参加了後两次长沙会战及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二日的常德会战中，该军表现极为英勇。当时第五十七师固守常德，与日军血战十六昼夜。日军先後使用飞机、大炮、毒气轮番进攻，第五十七师官兵伤亡殆尽，最後师里所有勤杂政工人员全部上阵，余程万师长亲率卫队参战。

　　官兵弹尽肉搏，誓死拼杀，战场惨烈空前。此役仅五十七师就毙伤日军万人以上，再次打出了“抗日铁军”的声威。蒋介石在给余程万的电文中说：“欣悉我五十七师全体官兵保卫常德，奋勇歼敌，已引起全世界各友邦最大之敬意”。一九四三年五月，周志道接替李天霞任五十一师师长，一九四一年余程万接替施中诚任五十七师师长，五十八师师长先後由陈式正、廖龄奇接任，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张灵甫又升任该师师长。常德会战後, 王耀武调升，施中诚接任第七十四军军长一职。後施中诚又率部参加了长衡会战，五十一师和五十八师也表现不俗，真可谓强将手下无弱兵。

建制多变的第十八军

　　第十八军是陈诚一手栽培起来的，陈诚也正是靠这支军队发迹的。一九三○年中原大战後，陈诚升为第十八军军长。但实际上该军当时只有一个十一师。一九三一年，第十八军才初具规模，下辖罗卓英的第十一师和周至柔的第十四师。後陈诚以种种借口不断收编杂牌军，第十八军规模最大时曾辖有五个师的兵力。由于陈诚深得蒋介石的宠爱，第十八军也就备受青睐，其装备在当时国民党军队中是最先进的。这支军队训练有素，以能征善战著称。当时国民党军校毕业生很多人宁愿到第十八军当排长，也不愿到一般部队当连长，其名声可想而知。一九三五年九月，罗卓英升任军长一职。全面抗战爆发前，第十八军下辖三个师：彭善的十一师、陈沛的六十师、黄维的六十七师。

　　一九三七年八月，罗卓英率第十八军由广州开赴上海参加淞沪会战。为不辱使命，陈诚惟有忍痛一时，严令部队：只要完成任务，十八军打光打尽也在所不惜。在作战初期十八军曾四战罗店，双方伤亡惨重，罗店也因此战而闻名天下。淞沪会战後，十八军入江西作战。一九三八年五月，六十七师师长黄维升任军长，莫与硕接任六十七师师长之职。一九三八年秋，十八军参加武汉会战，当时其下辖的三个师为彭善的十一师、何平的十六师、陈沛的六十师。此後该军又开进湖南。到湖南後，其地方保安处所属的几个保安团被编成一九八、一九九两个师，归十八军建制。

　　一九三九年五月，彭善升任十八军军长，继而便率军入川整训。整训後其下辖的三个师分别为第十一师（师长方靖）、十八师（师长罗光文）、一九九师（师长罗树甲）。彭善在枣宜会战後因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被免职，方天继任军长，宋瑞柯升为一九九师师长，十八军再度撤回四川。

　　一九四一年十月，陈诚令第十八军开至湖北宜昌、秭归地区，并于与一九四二年夏对日军发动攻势作战。一九四三年春，覃道善调升十八师师长，在此之前胡琏于一九四二年三月升任十一师师长，鄂西会战时十八军下辖覃道善的十八师、胡琏的十一师、彭巩英的暂编三十四师。这次会战中石牌要塞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曾被重庆统帅部比作中国的斯大林格勒。当时守此要地的是胡琏的十一师。当战斗激烈时，陈诚司令长官打电话问他：“守住要塞有无把握？”胡琏斩钉载铁地回答：“成功虽无把握，成仁却有决心！”十一师官兵英勇作战，死守要塞；十八师则连日苦战，仗打得极为激烈，双方死伤甚多。十八军的英勇奋战为鄂西大捷立下了汗马功劳。

　　一九四三年八月，罗光文就任军长。之後十八军又参加常德会战，原暂编三十四师由武泉远的五十五师取代。一九四四年八月，胡琏升任军长，率部守备常德、桃源等地区。同年冬，十八军全换美式装备，实施美式兵器教育和训练方法。

新一军和新六军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後，一部分部队辗转撤至印度。一九四二年六月，蒋介石批准史迪威关于在印度训练十万中国军队、在滇西装备训练三十个师及反攻缅甸的计划。新三十八师和二十二师分别奉命于六月底和八月开赴兰姆伽军营，改该换美式装备，实施美式训练，于是兰姆伽军营便成了新一军的摇篮。一九四二年十月，蒋介石下令在印度部队改编为中国驻印军。一九四三年初，郑洞国到达兰姆伽，成立新一军并任军长之职，下辖孙立人新三十八师和廖耀湘新二十二师。

　　一九四三年三月，新三十八师开出兰姆伽军营，重返前线。是年秋，该师被调往中印缅边境的列多地区驻防，并于十二月打通了入缅的门户。驻印军为迅速打通中印公路，随即向缅北推进，以新三十八、新二十二师分别担任左右冀，进军胡康河谷（在当地被称为死亡地带）。一九四四年三月，我驻印军占领孟关，消灭日本最精锐的第十八师团的主力，缴获其军旗、关防、大量文件及各种武器。继而这两个师又乘胜进军，一鼓作气，攻占缅北重镇孟拱，再次告捷。此前，由国内于一九四四年春先後空运至印度接受美式装备和训练的新三十师（师长胡素，归新一军建制）、第十四师（师长龙天武）、第五十师（师长潘裕昆）先後转运至缅甸密支那，随即对其发动进攻。第三十八师在孟拱战役结束後，也进军密支那。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战斗, 八月初密支那终于被攻克。自从我驻印军先後开出兰姆伽後，连续作战，屡创强敌，战斗力较之以前大为提高，这是日军做梦也想不到的。他们弄不清楚这支两年前曾败在自己手下的中国军队何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成了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威猛之师。

　　一九四四年八月，入缅作战的中国军队休整扩编，成立两个军。新一军（军长孙立人）下辖李鸿新三十八师、唐守治新三十师；新六军（军长寥耀湘）下辖李涛新二十二师、龙天武第十四师、潘裕昆第五十师。至此国民党五大王牌军前身已全部诞生。中国军队在密支那休整约两个月後，向日寇发动了最後的攻击，用缴获的日军文件上的一句话来说：“支那军归国心切，锐不可挡！”

“东方睡狮”笑傲沙场

　　一九四四年秋，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已取得重大的胜利，三个法西斯强国只剩下一个日本了。日本侵略军已是孤注一掷，只能徒老地作垂死争扎。胜利的曙光已处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了，这对于多年以来浴血抗战的中国军队来说更是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东方睡狮”终于发出了惊人的努吼。

　　第五军的第二○○师和九十六师撤回国後进行了大休整，并补充了大批兵源。一九四三年初，第五军扩编成第五集团军，邱清泉就任军长，下辖刘观龙四十九师、黄翔九十六师、高吉人二○○师，驻防昆明城郊。同年十月，该军开始接受美式装备。一九四四年五月，为打通滇缅公路，邱清泉奉命率第二○○师赴滇西作战，并于次年元月配合友军攻克畹町城，打通了滇缅公路。抗战胜利後，第五军奉蒋介石之命缴了龙云部队的械, 从而结束了龙云对云南的控制。这期间罗又伦、廖慷先後担任过第二○○事师长一职，罗又伦还担任过四十九师师长一职。

　　密支那休整後，新一军、新六军分左右两路向八莫发动进攻。一路上关斩将，所向披靡。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日军进犯独山，贵阳告急，蒋介石匆忙把新六军军部及新二十二师、第十四师空运至云南沾益，以保卫重庆（後新六军又由沾益运至湖南芷江）。剩下的第五十师仍与新一军配合作战。新一军先後攻克八莫、南坎，并在畹町附近的芒友与云南西进的远征军会师。驻印军和远征军会师後，在畹町城举行了中印公路通车典礼，由宋子文主持，当时已是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八日。为配合英军攻占曼德勒，新一军又先後拿下了新维、腊戌，第五十师攻占了细胞。此时日军因在菲律宾失败，收缩战线，全部撤出缅甸。至此，缅甸战事全部结束。一九四五年春，新一军在腊戌附近准备回国，第五十师正式奉命编入新一军建制。同年夏，新一军四万余人由缅甸空运沾益，随即又被运至南宁，继而向广州挺进。日军投降时，新一军已到达广州。这支在国外战场上诞生的“新生儿”，经过两年的辗转奋战，已变成一支能征善的生力军, 并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中国驻印军为缅甸抗战和打通中印公路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九四五年五月，日军集中六个师团约二十万人的兵力向湘西雪峰山地区发动进攻。第七十四军和第十八军（下辖杨伯涛十一师、覃道善十八师、高魁元一一八师）统归王耀武的第四方面军指挥。两军再度联手，直捣雪峰山，将大部分日军分割包围，歼灭大量日军，从而再显神威。这次会战是国民政府自抗战以来组织的最後一次会战，也是日军侵华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其伤亡约二十万人，几乎是全军覆没。

 

[muran]

黄仁宇有一本书<黄河青山>，其中有不少是他本人作为国民党的军官在云南，印度参与抗日的回忆。还有不少他对战争中日本人的观察，对蒋介石的分析，对国共内战的思考。因为是从我们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历史，而且涉及许多他亲身的经历。我认为值得一读。

以下是部分节选
http://smxj.myrice.com/his/huangry/hhqs/hhqs.htm

Ottawa图书馆里有不少黄仁宇的书(查 Ray Huang),但似乎没有这本。(我倒有此书，如有兴趣，可和我联系)。

 

[mike]

以前在国内看过一些很客观的有关国军抗战的书，比如几次长沙会战。
但总的说来，蒋介石抗日决心并非很坚决。很明显，中日两国一直没有宣战。这和他想保存实力和以前的日本情结有关（其在日本投身孙中山的）。当然，共产党的抗日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扩大实力和地盘，这也是老蒋担心的。
战争后期，日本从大陆抽调很大一部分主力去太平洋战场，比如曾攻陷南京的第六军（全军覆没于太平洋战场），国民党正面战场压力减小，加上为了美国军援，老蒋才较认真打了几仗，但此时日本已经不把大陆战场作为主要方向了。
另外，当时的伪军其实大多是国民党汪精卫的军队。

 

[盗版情人]

长沙会战

1941年１２月９日，国民政府正式对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宣战。为了帮助英军在香港等地的防御，第四战区奉令在广州附近进攻敌人第２３军；第九战区则抽出两个军南下增援。日本人对此觉得“需要予以牵制”，又一次策划进攻长沙。

　　自从第二次长沙会战吃了败仗之后，第九战区的战术家们认真研究了日军的战术，探讨出一种“天炉”战术，要以此来击破敌人的“正中直进”。这种战术的基本要素就是以诱敌深入的惯用战术为前提，采取四面侧击的手段，同时攻击敌人的交通补给线。事实证明，这一战术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既然狠下心来运用“天炉”战术，薛岳这一次就不再象前两次一样那么注重一线阵地的防守，他这回在新墙河北岸只放了一个第１３４师，而前沿阵地只摆了一个的兵力，决计不再跟敌人拚消耗。

　　２３日那天，阿南惟几已自将第６、第３、第４０三个师团约七万人的兵力拉到新墙河一线，当天在前线发动了一些小规模的进攻。由于天雨云重，空军无法出动，因此这些进攻都被打退。

　　第二天夜里，日军发动总攻，不久就突破了国民军弱小的前沿防线，抢过新墙河来，守军并不缠战，稍稍抵挡一阵便望后退却。

　　第三天，敌人继续向新墙河与汩罗江之间的国民军阵地进攻，并以一个师团沿汉铁路向下冲杀，不久又冲到了汩罗江畔，但是，在他们冲过来的道路上，国民军的实力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损失，并已开始向他们发动尾击。

　　２６日，敌人第３师团不顾天降雨雪，向汩罗江北岸的第９９军发动猛攻，这个军虽然有大队人马已自向西收缩避战，却仍然将敌人的攻势抵住，战报说，“敌军因与我混战肉搏，死伤确较我惨重”。

　　２７日，第３师团不顾死伤累累，终于突破第９９军江北防线，强渡成功。阿南惟几“为了利用并扩大第３师团取得的态势”，命令它向东迂回第６和第４０师团正面的第３７军阵地，因为这两个师团在恶劣气候下无法击破对方严密守卫的江防。到了３０日，由于第３师团的迂回，第３７军只得放弃阵地，向东侧收缩。

　　阿南惟几原计划只以“击溃汩水左岸之敌”为最终目标，但是由于东条英机于２９日在东京声称国民军“受到我方从岳州南下攻击的威胁，牵制我军的计划已成泡影……期望进一步发动一场果敢的攻击”，一方面惊喜于国民军的迅速退却，另一方面也为了阻止国民军“发动果敢的攻击”，阿南惟几经受不了这个诱惑，便决定乘胜追击，再度夺占长沙――于是日军掉头南下，直扑长沙。

　　但是，第九战区已经在长沙周围布下口袋――第１０军与第７３军奉命死守长沙正面，另有第７９军、第７８军和第４军作为合击部队正自源源开到；在北面，第２０、第５８军已经重新占据原有阵地，截断了日军的后路；在东北方面有第３７军、西北方面有第９９军正在赶来――如此一个“天炉”，注定了日军要自投罗网。这时，日本陆军在中国战场上第六次被国民军合围的丢脸战役才算正式开始。

　　１９４２年元旦，敌人第３师团渡过浏阳河，于当天中午开始向长沙发动冲击，鉴于９月份轻而易举地夺占了长沙，日军这次越发骄横，毫不在意地投入进攻，一上场就击溃了前沿阵地的警戒部队，这一下日军更加不把守军放在眼里，黄昏时分，第３师团直属的夜战部队加藤大队向长沙东南的预备第１０师阵地猛扑，打算在夜幕降临之前占领长沙。可是，就在这里，日本人才从战役开始以来第一次领教了真正的防御战，不久，从岳麓山上射下来的炮弹打乱了日军的阵脚，到子夜以后，加藤少佐在前沿阵地被国民军击毙，连尸体也被国民军抢到。从加藤身上搜出了日军的作战计划，薛岳也因此而得知日军所携带的弹药原本只够他们想象中的“汩水作战”之用，他不禁喜出望外，马上将这条消息遍传军中。

　　１月２日，第６师团由朗梨市南下攻击到长沙东北湘江岸边，第二天，守卫这一线的第１０９师被击退到二线阵地，但国民军用重炮齐射的方法将敌人的攻势压制下去。到那天黄昏，第３师团一个大队冲入长沙，被国民军一个反击又赶了出去，这个大队的大队长又被击毙。

　　预备第１０师师长方先觉后来因为在长衡会战中死守衡阳一个半月而成为英雄，在３日那天接到了第７７师的援军之后，越发坚守不退，打得日军一筹莫展。

　　当天晚上，仔细分析了目前的战况，阿南惟几觉得日军已再衰三竭，并且所携粮弹也行将告罄，于是下令长沙外围的两个师团“返转”。

　　为了在“返转”之前拿下长沙，第３师团和第６师团合力进攻方先觉守卫的修械所高地，力图突破一点，直下长沙。方先觉把一个团放在这个高地上，与日军拚杀了整整一天，连炊事兵和卫生员这些非战斗人员也扛着步枪上了火线，硬是没有退让一步。到１月４日夜里，这个团最后的五十八个人眼看着敌人疲劳不堪地撤走了。

　　日军的“返转”时间，恰好与薛岳制定的全线反击的时间在同一个晚上――４日夜色降临之后，日军开始撤退，不久即发现四周都出现了强大的国民军，一下子陷入了被合围的境地。第３师团的主力第６８联队刚与长沙守军脱离接触，便被从株洲赶来的第４军欧震部当头拦住，苦战至天亮才突出重围；这个师团的第１８联队护卫师团长及其指挥部由浏阳河北撤，也差点被第４军全歼，幸亏第６８联队及时出现，击退了国民军的进攻。

　　敌人第６师团在撤离长沙的战斗中开始十分顺利，可是偏偏在这时，考虑到第３师团所处的位置，阿南惟几忽发奇想，决定由青山市附近向北来一次反包围战，结果在福临铺一线，第６师团一下子陷入国民军四个军约七万多人组成的合围圈中，４０师团的一个联队被第３７军合围于金井地区，第３师团好歹因为这两个师团的苦脱出重围向北逃去。

　　８日，第３７军正在围歼敌军之时，却被第４０师团主力冲开包围，救出了那个联队，然而这个联队所剩人马不过２０人， 而第４０师团因为这一救援行动，又被第３７军缠住搅战，当天，奉命前来解救第４０师团的独立混成第９旅团在偷袭第５８军军部时，整整一个大队被国民军全歼。

　　这边第６师团向北力战以求突破守军的合围，可是从各个方向遭到阻击和反攻，９日，已自被国民军分割为三个互不照应的部分，那一天，敌人右翼一个联队在麻林市附近被第４军和第２６军围攻，厮杀到１２日，基本上全军覆没。在第４５联队掩护下的第６师团指挥部于１０日连续向福临铺猛烈突围，向国民军“数十道包围圈内推进”，当天晚上又被围住。在这一天，它的左翼联队在合围圈中被完全击溃，所剩无几。

　　坚持到１２日，天气终于放晴，敌人第１１军司令部急忙派出轰炸机掩护第３师团和第４０师团的残部掉头南下接引第６师团，全力猛击之下，合围圈以北的国民军阵便被撕开缺口，第４５联队的残兵败将在收容了另外两个联队之后，终于与前来救援的人马会合成功。

　　１４日，日军三个师团的剩余人马向北败走，国民军继续上前缠战和尾击，使敌的伤亡率不断增高，到１６日，日军方才撤回新墙河以北，为此伤亡达五万七千人上。“天炉”战术，获得了完全的成功。

 

[盗版情人]

九一八事变以及中国政府的对应
　
作者：林思云
　
　一、九一八事变的经过
　　九一八事变的主谋石原莞尔调任关东军作战参谋后，开始和板桓征四郎高级参谋一起，策划在东北搞军事事变。石原最初设想招募相当数量的日本人，穿上张学良军的军服，对在奉天（今沈阳）的日本总领事馆和关东军驻地进行袭击，来挑发日本出兵的事端。但后来考虑到这样做牵扯到的人数太多容易泄密，遂改为极少数人进行的铁路爆破事件。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关东军新任司令官本庄繁从旅顺的关东军本部前来奉天阅兵，届时要进行夜间军事演习，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９月１８日晚关东军在奉天附近进行夜间演习，密谋者们趁演习之际，在满洲铁路奉天车站附近的柳条湖进行了爆破。演习的日军听到爆炸声后，密谋者之一的川岛中队长立即下令停止演习，开始向驻扎在奉天的张学良军队发起进攻。
　　奉天日本领事馆的森岛领事，在得知日军进攻奉天后，急忙找日军负责人板桓参谋询问为什么要攻击奉天的张学良军以及是谁下的进攻命令。板桓回答说：因为张学良军队爆破铁路，所以关东军进行反击。由于时间紧迫，他自己代替关东军司令下达了进攻命令。森岛领事请关东军克制，试图说服板桓通过外交的方式解决事端。这时旁边的一名关东军军官拔出军刀喝道：“你这个国贼，想干什么？”森岛只好退出。
　　关东军本庄司令官９月１８日夜回到旅顺后，接到板桓参谋打来的电报，说狂暴的中国军队突然爆炸铁路，并对日本军队进行袭击。由于本庄司令并不知道石原和板桓的阴谋，对板桓的电报迷惑不解。但经过石原的热心说服后，同意下令向张学良军队进攻。
　　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拥兵１０万驻扎在北平。张学良得知日军发起九一八事变后，经过和军事顾问们的商讨，向在奉天的军队下令避免和日军冲突的不抵抗命令。张学良最为忧虑的是，如果东北军和日军交战，东北军的败北是毫无疑问的。一旦东北军败北，日军就会占领整个东北，张学良将丧失他在东北的根据地。失去了东北的地盘，张学良也就失去了支撑军队的经济来源，东北军和他本人也就要失去独立存在的资格。因此以不抵抗来避免事态的扩大，力保自己在东北的地盘，对于张学良来说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另外九一八事变时，作为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正在江西攻打共产党。蒋得知九一八事变后，急忙于９月２１日由江西前线返回南京。对于蒋介石来说，当时正全力剿灭心腹之患的共产党，也不希望看到东北事态的扩大，因此蒋介石也完全支持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后人评价说张学良是由于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才不抵抗，这不完全正确。尽管蒋介石下令张学良不抵抗以避免事态扩大，但蒋介石并没有对东北军的直接指挥权，张学良如果真想积极抵抗的话，蒋介石并不能阻止。
　　日本政府对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也十分吃惊。当时的若榇首相在他的回忆录中，以“不听命令的军队”为题，描述了九一八事变的经历。
　　“（９月１９日）一早，我突然接到陆军大臣南次郎的电话，说昨晚９点关东军遭到中国军队的进攻，关东军进行了反击，现已占领奉天城，战斗仍在进行中。这就是满洲事变的第一声。政府随后立即召开了临时内阁会议，确定了不扩大事态的方针。然后通过陆军大臣，向在满洲的部队下达了政府不扩大事态的指示，可是关东军并没有停止进军。陆军大臣再次责令停止进军，却被关东军当作耳旁风。”
　　“在事变发生时，在满洲的部队仅有１个师团（约１万４千人）。关东军向朝鲜军（日本在殖民地朝鲜的驻军）请求增援，朝鲜军林司令官当即派出２个师团的部队进入满洲增援。本来向外国派兵这样的重大事件，是要经过天皇和内阁批准的，但林司令官却不经过这项手续就独断派出了军队。”
　　“关东军进攻嫩江时说是为了保护嫩江铁桥，我以为他们占领嫩江就会停下来。可是他们占领嫩江后，又说离敌军太近不安全，还要越过东支铁路。陆军大臣下令不许越过东支铁路，可是关东军已进军到齐齐哈尔，并又向黑河进军。日本军队竟然不服从日本政府的命令，真是奇怪的事情。”
　　日本政府之所以反对关东军对中国领土的露骨侵略，倒未必是完全出于对中国的好意。日本的政治家们，比关东军的狂热军官们看得更远一些，认为侵吞一块中国领土，从日本的整体利益上来看，是弊大于利。首先日本是一个在粮食、原材料都严重依赖外国的对外依赖型国家，这样的国家最怕在国际上被孤立。而关东军的露骨侵略明显违反了保证中国领土完整的九国条约，这样下去日本势必成为国际社会的孤儿，会对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严重的阻害作用。其次当时中国是日本商品的最大市场之一，侵吞一块中国领土，中国人民的反日运动必然使日本失去这个巨大市场，对日本的经济发展未必有利。九一八事变后，由于中国人民的抵制日货运动，使日本的对华贸易额由原来的每月２５００万日元骤降为每月４００万日元。
　　由于中国军队基本上没有进行抵抗，关东军几十天之内就占领了锦州以北、除黑龙江以外的东北全境。
二、国民政府的苦恼
　　面对关东军的挑衅，国民政府陷入了是“战”还是“和”的苦恼。此时蒋介石采取了“忍辱负重”的对日退让政策，蒋介石认为：当前中国的国力不能与日本相比，中国军队战胜日本军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应该“忍辱负重”优先解决中国的内部问题，使中国能够尽快走向自强的道路。按照蒋介石自己的说法：“当当之国力不足抗日，果若引起大战，必遭亡国之祸，故忍辱而避战。”
　　然而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却有强大的反对派。１９３１年５月，汪精卫、孙科等人，在广州成立了一个广州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相对抗。九一八事变后，针对蒋介石剿共优先于抗日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广州政府打出了积极抗日的口号，给蒋在社会舆论上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当时中国的社会舆论完全倾向于采取对日强硬的态度，特别是爱国学生更是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对日宣战，积极抗战。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全国学生中掀起了抗日救国的爱国主义热潮。学生举行罢课、示威游行等活动，反对国民政府的对日消极不抵抗政策，学生们还派出了请愿团前往南京。９月２８日，数千学生在国民党党部外进行了大规模的游行，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不抵抗方针”。当时学生们认为外交部长王正廷是不抵抗方针的责任者，中央大学的学生冲入外交部将王正廷殴打至重伤，王正廷被迫于９月３０日辞职。
　　在中国学生发起爱国运动的同时，日本的学生也发起了大规模的“爱国运动”。他们组织捐款、义演等活动，酬慰满洲前线的“爱国将士”。日本的社会舆论界也倒向关东军一方，称赞关东军的“爱国行为”，指责日本政府的“软弱”政策。后来日本人在反思为什么日本会走向对外侵略的军国主义道路时，认为当时的舆论界应负相当的责任。本来日本并不是没有反侵略的声音，在２０年代中期，曾有学者提出放弃台湾、朝鲜等国外殖民地，专心进行经济建设的“小日本主义”；日本共产党更是坚决支持中国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可是这些反侵略的声音全部淹没在一片“忠君爱国”的爱国主义舆论之下。
　　中国政府于９月２１日正式向国际联盟提出起诉，控告日本的野蛮侵略行为。中国称中国对日本的暴行采取了克制和忍耐，希望国际社会给予公正的裁决。日本当时是国联的常任理事国，日本温和派的代表人物币原外交大臣，亲自前往国联解决满洲问题。日本代表对关东军的行为进行了辩解，但也同意立即进行撤军。９月３０日，国联理事会达成中日两国都能接受的决议案。日本政府表态说：１、日本没有对满洲的领土野心；２、在满洲日军的出动仅仅是为了保护国民的生命财产安全；３、日军将立即开始撤退。中国政府表态说：中国将在日军撤退后保护日本平民的安全，要采取措施防止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如果关东军能够遵守国联的决议案，九一八事变是可以和平解决的。可是关东军却有更大的阴谋，这就是在东北建立一个独立于中国政府的“独立国家”。
　　１９３１年９月２２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石原、板桓，以及关东军的中国通土肥原大佐举行秘密会议，确立了在满洲建立一个以满族人为国家元首的“独立国家”方针。这个国家虽然在名义上是独立的，但国防外交等均由日本掌管，完全是一个傀儡国家。这个国家领导人的最合适候选人自然是清朝的废帝溥仪。会后土肥原立即前往天津找溥仪密谈。
　　若榇首相察觉关东军的一夥少壮派准备在满洲搞独立国家时深感忧虑。９月２６日，若榇首相通过南陆军大臣向关东军司令发出电报，电报说：“本国人如果参与在满洲树立新政权的活动，将使帝国的立场陷于非常不利的地步。此事事关重大，严格禁止一切本国人对此事的参与。”然而，收电报的军官居然将如此重要的电报私藏起来不给本庄司令官看，可见关东军的少壮派们气焰之嚣张。此外，币原外务大臣还指示天津的日本总领事向溥仪发出密电，告诉溥仪在满洲建国是一个政治阴谋，请溥仪自重，不要轻率地投入这个阴谋的旋涡中。但溥仪复辟心切，还是投入了关东军的怀抱。
　　关东军不但不执行日本政府和国联达成的撤军协议，反而在１９３１年１１月又向东北军发动了大规模攻势。在此情况下，一度有所缓和的学生运动再次勃发。１２月上旬，全国各地的１万多名学生来到南京，抗议政府的畏缩政策，指责蒋介石患有“恐日病”，要求蒋介石亲自率领中央军北上抗日。１２月１５日，学生们冲击了中央党部，蔡元培等人负伤。１７日学生又冲击了中央日报社，与军警发生了冲突，双方均有人受伤。１２月１８日政府开始镇压学生，学生领袖拘捕，外地学生被强行遣出南京。
　　对学生的镇压，引起了社会各层的强烈反蒋运动。在社会舆论和国民党反对派的压力下，蒋介石宣布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和陆海空军总司令的职务下野，南京政府和广州政府再次统一。新成立的国民政府以广州派的人为主，孙科（孙中山长子）出任行政院长。新政府一改过去对日避战的方针，宣布准备积极抗战。正好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２８日日军向在锦州的张学良东北军发起进攻，新国民政府下令张学良死守锦州。张学良称自己的兵力武器不足，请求中央政府予以增援。孙科召集诸将领讨论对张进行增援，可是没有一个将军表示愿意去东北增援张学良军。在此情况下，东北军不战而撤出锦州，全军退于山海关以内，试图保住他们在北平附近的最后一块地盘。
　　张学良在解释东北军为什么不执行中央政府死守锦州的命令时，批评中央政府说：中央口头上要求东北军死守，实际上却不给予任何支援，想让东北军在抗日中耗尽自己的实力。这时孙科政府体会到“口头上抗日简单，实际上抗日行动难”的滋味。然而不久另一个考验又落到孙科政府头上，这就是１９３２年１月１８日发生的上海事变。
三、上海事变与日本的军国主义化
　　１月１８日，在上海租界的５名日本僧侣忽然被一群中国人围打，其中一人被打死，二人重伤。但二战后的调查发现，该事件原来是关东军的板桓参谋委托日本上海总领事馆的武官，雇佣中国无赖所干。中国人打死日本僧侣一事，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巨大骚动。１月２０日，在上海居住的日本人近千人，到日本总领事馆和海军陆战队总部门前示威游行，强烈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出兵保护他们，在示威途中这些日本人还捣砸了一些贴有反日标语的中国人商店。
　　在此情况下，上海总领事村井１月２１日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了四项强硬要求：１、上海市长对该事件进行公开道歉；２、逮捕和处罚作案者；３、对被害者进行经济赔偿；４、取缔和解散上海以抗日救国会为首的一切反日组织和团体。村井总领事声称如果中国不接受上述条件，日本就要对上海进行海上封锁。
　　吴市长当时表示可以考虑前三项要求，但第四项要求事关重大，要请示南京政府后才能决定。由于上海是国际都市，英美法等国在上海均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封锁上海必然给英美法等国带来巨大经济损失。所以欧美诸国也向南京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孙科政府放弃激进的外交政策。在此情况下，孙科自感无力处理如此重大事件，请求蒋介石和汪精卫出马，自己于１月２５日辞职。１月２８日再次成立新政府，由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蒋出任军事委员负责军事领导。
　　１月２５日，村井总领事再次到上海市政府进行督促，并开出了类似于最后通牒的“限期要求”，要求上海市政府在１月２８日下午６点以前作出回答，否则日本就要对共同租界以及附近地区进行军事戒严。上海市政府向中央政府请示后，１月２７日表示接受日本的前３项要求，第４项要求同意解散上海的抗日救国会，但没有同意解散所有的抗日团体。日方则以中国没有接受日方的全部条件为由，决定在１月２８日夜开始戒严。
　　当时在上海的共同租界中，英、美、法等国各有数千人的驻军，日本也驻有数千人的海军陆战队。日本在共同租界分担的警备地区是虹口地区，与驻扎在闸北地区的蔡廷锴十九路军隔街相对。由于越过虹口进入闸北的北四川路、松沪铁路等越界道路，也被各国划分为共同租界的警戒地区，这些在共同租界境界线以外的道路，成为后来中日两军开战的前线。十九路军约３万余人，以德国装备为主，战斗力较强。１月２５日开始，十九路军在北四川路、松沪铁路附近用沙袋、铁丝网等建筑防御工事，准备和日军一战。
　　共同租界的欧美列国由于惧怕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波及到上海，也对日本的立场表示“同情”，１月２８日共同租界的国际参议会同意对共同租界实行戒严。１月２８日晚，日军戒严部队强行进入闸北区，在北四川路、松沪铁路等地与十九路军发生了战斗。由于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给日军造成了重大伤亡。日海军陆战队在遭受重创后，无力继续战斗，紧急请求国内派陆军部队增援。２月中旬，以白川义则大将为司令的上海派遣军在上海陆续上陆。日军得到增援后，向十九路军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十九路军在２月２０日以前，向后撤退２０公里，但十九路军没有接受日方的最后通牒。于是日军在２月２０日发动总攻，十九路军将士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伤亡人数达１４０００多人，但十九路军并没有得到其它部队的增援。日军在上海事变中也遭到重创，伤亡人数达３１００人，而九一八事变后占领整个东北时，日军的伤亡仅为１２００人，可见中国军队的全力抵抗与不抵抗的区别。
　　３月３日，十九路军和日军脱离接触，日军占领了当初要求的２０公里纵深地区后，宣布作战胜利。３月６日，十九路军的将领接受国联的请求，宣布停战。１９３２年４月３０日，国联通过关于上海事变的决议，要求日本军队撤回到１月２８日以前的防线，同时要求中国不再在浦东地区部署军队。中日两国接受了国联的决议，第一次上海事变结束。日本的上海派遣军在撤退前举行了庆贺仪式，在仪式中朝鲜独立党的爱国者投掷了炸弹，白川司令炸死，村井总领事重伤。
　　上海事变后，行政院长汪精卫一方面高度评价了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另一方面又解释说政府接受停战是由于担心共产党势力的崛起。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２７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宣布成立，此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又向日本宣战，在军事和社会舆论上都对国民党构成了巨大威胁。上海事变解决后，解决东北问题又成为国民政府的焦点。１９３２年３月１日，趁上海事变之乱，在关东军的策划下，面积１２０万平方公里、人口３４００万的“满洲国”宣布正式成立。本来关东军准备建立一个共和制的“满洲共和国”，但由于溥仪坚决要当皇帝，则改为帝制的“满洲帝国”。
　　但关东军扶植的满洲国并没有得到任何国家的承认，当时的日本政府也没有对满洲国予以承认。１９３１年１２月，若榇政府倒台后，犬养毅接任首相。犬养首相坚决反对在满洲搞一个独立的满洲国，认为这样露骨地违反九国条约势必造成日本和欧美列强的正面冲突，同时还试图对军队中“下克上”的作风进行遏制。上海事变的解决，和犬养首相对事件不扩大的努力有直接关系。但犬养的行动激怒了军国主义分子，１９３２年５月１５日，一夥狂热的军人冲入首相官邸，明目张胆地将犬养首相杀害。
　　犬养被杀后，再也没有敢于挺身而出抵抗狂热军人的政治家，日本的政府其实成为军人控制下的政府。１９３２年９月１５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满洲国”，但这激起了全世界各国的反对。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日，国联调查团发表调查结果，否认了“满洲国”的成立理由，要求一切退回到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况。然而国联的调查结果却在日本国内引起一片怒骂，谴责国联对日本内政的干涉。１９３３年２月２１日，国联进行了表决，以４１票对１票（１票为日本）通过了要求日本从东北撤军的决议案。然而日本的松冈代表却在表决后微笑退场，宣布日本退出国联，使大会一片谔然。松冈代表回国后受到了狂热日本国民的夹道欢迎，舆论界也盛赞松冈“干得好”、“有骨气”。日本从此走上与世界人民为敌的军国主义道路。
四、几点反思
　　九一八事变中，中国军队几乎没有进行积极的抵抗，拱手把大片国土让给了日本。其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私家军”体制。不管张学良的军队，蒋介石的军队，还是其它军阀的军队，都是“私家军”。对于私家军来说，他们的第一目的并不是保卫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安全，而是保卫他们军队司令的个人利益和个人的安全。所以在国家遭受外敌侵略时，私家军们首先考虑的是保卫自己而不是国家，都希望别人出头和敌人拼死一战，最后自己坐享胜利果实。
　　中国在九一八事变中，拱手把东北让给日本，表面上是张学良和蒋介石的责任，实际上是整个中国军队的责任。当时中国的很多军阀和政治家，口头上大喊要抗日救国，实际上自己并不肯出力，只想让张学良军和日军拼死一战，自己坐享渔翁之利。孙科政府请各路将军援助张学良时，竞没有一人考虑把自己的军队派到东北前线和日军作战。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愤而撤军也是可以理解的。在上海事变时，大家都一致称赞蔡廷锴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日，实际上却没有一支军队前往增援十九路军。从言行一致的为人品德来看，那些口头高喊抗日实际上按兵不动的“爱国者”，还不如蒋介石诚实地说出不抵抗的“卖国者”。
　　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其目的也是要首先消除各路私家军，建立一支真正的国家军队。否则各路私家军都打保存自己实力的小算盘，无法进行有效的抗日。后来的抗战结果证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理论并非没有道理。
　　１９４５年初，美军正和日军在海上苦战，作为盟国的中国军队本应该配合美军向日军发起反攻，可是中国军队却在一旁隔海观战。１９４５年７、８月份，日军已成强弩之末，中国完全有可能出兵东北收回失地，根本没必要等苏联人来解放东北。可是各路军阀都想不出力而坐享胜利果实，不要说反攻收回失地，就连一个反攻收回失地的军事计划都没有制订过。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军事力量的迅速增强，和日本消除了私家军，建立起一支真正的国家军队有密切关系。九一八事变中，一夥年轻军官们在没有中央政府的命令下发动对外侵略，并不是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也不是为了关东军司令的利益，而是出于一种对国家前途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关东军的侵略是非正义的，中国军队保卫祖国是正义的。可是在某种意义上，那些非正义侵略者的内心世界，反而比正义的祖国保卫者更无私单纯一些。

 

[华哥]

九一八后，日本叫嚣要在多少个月内灭了中国。那时中国的军阀混战刚告一段落，而国共两军还在打得不可开交。日军是有备而来，抗战初期日军横扫中国自是相对容易些。结果打了几年也没打下来。老蒋算是把日本给拖住了。当时意志力薄弱的人是顶不下来的。老蒋能扛得住也得归功与盟军不惜代价为其提供物资。日本打东南亚、发动太平洋战争其中的一个考虑也是想切断国军的物资生命线。

 

[mike]

很精彩，基本过程如此。但是，看得出有明显的倾向性。（就像共产党喜欢吹平型关大捷一样）
另外，国民政府的确没有正式向日本宣战。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新浪舰船论坛的军事历史讨论区（可能是世界最大的军事论坛），jczs.sina.com.cn, 有相关讨论。

 

[AfterDie]

D lover,

 

[mike]

老蒋放弃东三省，和默许华北自治，实际上为中国未来历史埋下了一个很大的隐患。
当时，其很实际的口号是“空间换时间”，小小日本国的1百多万军队当然不够用来占领全中国，其实际占领的只是一些交通线和大据点，每个省都有很多地方被共军和国军占着，比如，都打进贵州了，安徽那里还能发生国共皖南事变那样的大战。

 

[mike]

对不起，不想争论。

战争决心，战役决心，战斗决心是军事斗争首先必备的。

战争初期，从卢沟桥的宋哲元军，到台儿庄的桂系和川军，到武汉会战的不战而退，蒋介石的嫡系基本上没有太大损失。这些，可能那些地方军阀比我们看得更清楚。
其主力是在战争后期，才真正用上，就像上面描述的5次长沙会战和入缅作战，以及昆仑关恶战。就像刚才提到的日本此时已经把太平洋战场作为主要方向了。

 

[Kent以东首帅哥]

最初由 老华侨 发布
在国内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都没有搞清楚蒋介石在抗日中的作用。那时知道的是老蒋把东三省放弃、不打日本打共产党、西安事变后不得已才开始抗日，而且是打日本不卖力，沦陷了大半个中国，抗日时还不放弃整共产党，“皖南事变”就是一例。似乎日本人的招都是共产党接的，八路军在正面作战、新四军打游击等等。
但我搞不懂的是共产党除了平型关和百团外好象没打过什么大战。直到九十年代初在北京地摊上买了一本讲国民党抗战的书才算解了疑。
国军在抗战中的顽强让我吃惊，淞沪之战、武汉保卫战、长沙保卫战、西南战场、缅甸远征，吃了无数的败仗、战死了无数的官兵，居然挺过来了。 日本人曾多次试图招降蒋介石，都被拒绝了。如果老蒋没挺住，当了第二个汪精卫，中国就完了。二次大战的历史也要改写了。我们现在也都是亡国奴了。

您老又在转贴?

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淞沪之战只有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部分参战? 谁知道?

 

[mike]

当时，蒋介石并不想中日开战或者战争扩大（太平洋战争没有爆发），想通过英美诸强来调停（上海租界也较多）。而且当时日本还没有做好对华战争准备，只是想通过几次突发事件来跳起战端，谋求更多利益。所以，蒋介石在选择战争规模和力量时，很有所保留。

 

[Kent以东首帅哥]

搞不懂,不增兵也罢,连补给也中断,让十九军怎么守(日军后来增到20万?)?

南京保卫战也是稀里糊涂,城防司令先是发誓"誓死捍卫",然后偷偷逃跑,让几十万大军土崩瓦解.在城门口架起机枪,扫射自己军队来开路逃命.

对国军下级将士的一些英勇事迹做肯定是没错,但也别把蒋委员长抬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