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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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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述一段历史一个人物，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主题先行论。先得出结论再去搜集资料摘寻论据，难免会按照有利于自己观点结论的方向选择取舍，最终文章也往往会失去客观评述的价值。由此看来，成见着实害人不浅，但成见的形成也是个归纳的过程，只不过有失偏颇罢了。其实即便把所有有关的资料堆积在一起，让几个原本对此课题一无所知没有任何现成观点的学者分别来加以研究和总结，也还是可能得出相互不同乃至于截然相反的结论。研究者固然无法避免主观意识的左右，历史事件中当事人的心态作用就更难把握和捕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恰恰忽略了这一点。闲话少叙，书归正传。
◎从被迫下野到主动剿共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指挥的东北军“先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土地，陷于敌手”。继而又推说粮饷不足，拒绝出兵收复失地，表面上鼓吹绝对服从中央，话里话外却唯蒋介石的南昌行营马首是瞻，不给行政院长汪精卫一点面子，致使汪气愤之余拂袖而去。
张学良的爱将何柱国，九一八后被派往山海关一线任临永（滦东）警备司令以防日军得寸进尺进兵关外。何根据张学良的“好汉不吃眼前亏”的不抵抗主义精神制定了不战、不和、不守、不走的“四不”方针来作为应敌的行动准则。但日军的大炮刚刚炸毁山海关的城墙一角，何便带着队伍仓皇撤退，导致门户洞开，热河变得无险可守。父执辈的东北军老将汤玉麟更是一枪未发临阵脱逃，把开战前的信誓旦旦丢于脑后，茫茫然如丧家之犬。关东军先头部队只区区128骑，竟大摇大摆地进了承德县城，热河宣告沦陷。
消息传来，举国哗然，张学良成了众矢之的，老蒋也一块跟着陪绑。要说九一八不抵抗是为了保存实力的战略撤退，那么弃守临榆热河则无异于引狼入室开门揖盗，这又算哪门子军事战略？面对千夫所指，四方压力扑面逼来，张也自觉愧疚，因此假模假式给南京发了封辞职电主动请罪。心想丢了东北四省，还有北方六个省的地盘在我手里，宋哲元、阎老西虽然有点别别扭扭不听使唤，但老蒋为了看住他们，也不会不给面子让我就这么走人。
没想到蒋介石早有打算，关键时刻要弃卒保车了。在去保定与蒋会面的车上，张学良还在和随从人员王卓然等商量怎么向老蒋要枪要炮讨价还价呢，没料想到保定一见面，心就凉了。蒋说：“我接到你的电报，得知你辞职的诚意。现在全国舆论沸腾，你我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难免同遭灭顶。所以我同意你的辞职，待机会再起。”凄凄然分手之后，张学良回到北平家中伏枕大哭，委屈得象个小孩子。顾问端纳在一旁劝道：“Young marshal ，be a man ，brave and strong .”
东北是东北军的饭碗，饭碗一丢，张学良连讨饭的家什都砸了。华北当时是军阀派系林立，虽没有公开的冲突，但狼多肉少，谁肯分你张学良一杯羹？下野出国倒不失为一种解脱的绝好方式，东北军这个大包袱可以暂时扔下不管。只是出国前必须先把多年的毒瘾戒掉，否则好友宋子文说了：“有辱国体，将来回来也无法工作。”就这样，张学良和夫人于凤至以及风流的赵四小姐一同闭起门来戒毒。德国医生的以毒攻毒疗法果然奏效，不久三人终于脱离苦海踏上了旅欧的征程。等到回来的时候，张学良已经变成一个忠实的法西斯主义信徒。
1934年1月张学良从欧洲回来以后，国内对他的指责早已平息，但毕竟头上还戴着不抵抗将军的帽子，所以他想做京沪卫戍司令，老蒋死活不肯同意。摆在他面前的路只有两条：要么去打土匪刘黑七，要么到豫鄂皖地区剿共。张学良的爸爸以及父执辈全是土匪出身，土匪打土匪好说不好听，而豫鄂皖的共产党苏区早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已被蒋介石从曾国藩那学来的步步为营的碉堡战术所击垮，张国焘带着红四方面军逃进了四川的高山密林，剩下的只是小股残余部队在打游击。张学良觉得这个便宜不能不捡，于是乎欣然就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开始其剿共的无边噩梦。
◎从打打杀杀到勾勾搭搭
红军被蒋介石的五次围剿赶得到处跑，之所以没被一举歼灭，除了红军领袖们游击战术运用得当外，恐怕所到之处的地方军阀割据势力各自为战不肯卖力清剿也是一条重要原因。蒋介石的中央军借围堵红军的机会，搂草打兔子，收并各地军阀武装的地盘，忙得不亦乐乎。 中共到达陕北后，拚得只剩下三万来人，张国焘的四方面军被黄河阻拦分成了两断，西进新疆的主力陈昌浩徐向前部以及董振堂的第五军团在河西走廊被马步芳的骑兵所灭，辗转来到陕北的张国焘几乎变成了光杆司令。
这时，张学良出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把东北军主力陆续调往陕西。陕西本是西北军杨虎城的地盘，杨原属冯玉祥部，中原大战时，杨虎城倒戈助蒋有功，被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十七路军总指挥，坐镇西北。一山难容二虎，好女不嫁二夫。东北军是外来户，西北军乃地头蛇，可东北军有精兵十万，西北军只有三万挂零，正所谓：强龙难压地头蛇，恶虎也怕群狼。虽暂时达到了劣势互补动态平衡，但平常冲突矛盾不断，令双方的长官深感头疼。
陕北历来是土匪山贼啸聚之所，地理环境得天独厚。但东边有崇山峻岭阎锡山和虎视眈眈的日本人；北面是茫茫草原一眼望不到边；向西则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再往南一看，哎呦我的亲娘呦！战鼓隆隆旌旗展，敌人的号角就吹破了天。中共的处境就如同困兽，看来只有火炎昆岗，玉石俱焚了。还好，无论是西北军或东北军，还是阎锡山的队伍，全都是蒋介石尚未完全驾驭的野马，由此给了中共一丝渺茫的希望。
1935年张学良以“剿共副总”身份去西安时，曾随身携带一函木板精印大开本《绥寇纪略》，这是一部祥记明末农民战争的史书，作者就是写出那句脍炙人口的“恸动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梅村。据张学良自己分析，“抗战前夕的中国，有点象明末”。在他眼里，共产党就是李闯王和张献忠，明亡于闯贼而非灭于满清。可见，张当时的剿共决心还是比较坚定的。这可能是受老蒋的启发，但两人已达成“攘外必先安内”的共识则无疑义。
东北军自从被日本人赶出东北，就没一天不受气的，到哪也不招人待见。当年的阔少爷，如今的破落户，叫花子都不如。东北军兄弟战死后去申请抚恤，军政部门就一句话：回你们东北领去！立刻哑口无言。因此剿起共来无精打采，这仗没个打得赢。1935年不到两个月里，就有近三个师的主力被共军歼灭，老蒋也够恨，不但抚恤金不给，干脆连番号也取消了。孤儿寡母的死难者家属流落街头惨不忍睹，这时的官兵上下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打回东北老家去，再不受这个窝囊气。东北军人心涣散，将士们个个脑后都象是长了反骨。
张学良心如明镜无可奈何，兄弟们是自己带出来的，而今落到这般田地。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和共产党妥协，井水不犯河水，否则照这样打下去的话，等不到被对方吃掉，军队已经造反了。正好这时，被中共俘虏的东北军619团团长高福源回到西安，带来了中共和谈的橄榄枝。双方一拍即合，立刻达成了停止交火互不侵犯的默契。此时张学良才发现，原来杨虎城早就与中共眉来眼去勾搭成奸，杨虎城的太太谢保贞就是中共党员，而张学良的东北军军官训练团更是早已被中共地下组织全面控制。就这样，三位一体的张、杨、共三角联盟得以确立，中共答应联络新疆亲苏的盛世才政权，借以得到苏联物质上的有力支持。这实际上是要割据一方，拥兵自重，成立所谓的大西北联合政体。
◎捉放曹
不管这西北联合政体能不能实现，倘若日子就这样混下去倒也罢了，张扬共三方比邻而居相安无事，只要没有战争和伤亡，就没有军费和抚恤金的问题。只可惜，老蒋可不会轻易让你消停。中共是心脏病，日本人是皮肤病，熟重熟轻一眼明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实际也是中共内部的方针政策，“反蒋抗日”那种昏话没人会真正相信。
东北军剿共不力婆婆妈妈，蒋介石非常恼火，1936年12月2日蒋率军政大员一干人马亲抵西安督战，强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统帅所部进兵剿共，否则就将东北军调往苏皖，十七路军调往福建分别肢解改编。
张学良苦谏不行，只有生死一搏了。他明白东北军就是自己的本钱，失去了它就等于失去了政治生命。蒋介石之所以招他回来重掌帅印，不是因为他们是拜把子的哥们义薄云天，换过兰贴喝过鸡血，而是东北军将领不服调遣。张学良还年轻，他不希望从此退出政治舞台。他还记得当年执掌北方军政大权时的风光无限，既然左右输个精光何不最后赌他一把？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最起码这不抵抗将军的帽子要把它摘掉。
1936年12月12日晨，张学良与杨虎城商议后，下令兵谏捉蒋，事前召开的动员会上，只有于学忠问道：“捉住了以后怎么办？”张学良回答：“先捉了再说。”这是一场奇特的赌博，赌徒孤注一掷时竟然不知道自己想要赢到的筹码是什么？捉到手的蒋介石成了烫嘴的热山芋，吃也吃不了，扔了又可惜。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发生了。
事变一发生，南京方面就紧急制定了相应对策。抱病在家的孔祥熙出面代理行政院长的职务，采取了缓和国民党内主战与主和两派意见的策略方针，这就是“四方舆论之压力”，“乱其心，孤其势，怵之以力，动之以情，或可以收兵不血刃即迅救平之效果”。并依照这个方针各自展开行动。一方面宋美龄宋子文兄妹双双飞往西安进行和平政治解决之努力，另一方面主战派调兵遣将对西安方面实行军事压力和局部的军事行动。因此，蒋介石在听到端纳说，中央以决定动用武力讨伐张扬时甚感“滋慰”，甚至当听到南京政府派来的飞机轰炸渭南时，惊喜万分地对宋子文说：“唯京中军事计划与兄正同也。”
可见，蒋介石是赞同用武力威慑来对付张扬的。所以，他在17日给何应钦下达的停战命令时，只限三天，那意思正如后来主战派对张扬的警告中所说，如“籍希图缓兵，不于此期内送委座回京”，“则严厉执行原定计划，彻底扫荡。”蒋介石虽已沦为阶下囚，但和部下却里应外合配合默契。这一招软硬兼施双管齐下，的确是老谋深算精妙绝伦。张学良鲁莽率真不学无术，怎斗得过这群老狐狸！
回过头来再说中共。事变当天中共就接到了张学良发来的电报，让周恩来飞往西安共商大事。据张国焘后来回忆，当时中共内部象过年一样高兴。直肠子的朱德言道：“先将那家伙杀了再说”心里有数的周恩来回道：“不能由我们做主，主要还是看张扬的态度”狡猾的毛泽东则在一旁狂笑不止，然后开始起草回电，大意是对张的行动深表赞许，表示今后行动唯其马首是瞻。紧接着中共一方面决定立刻派周恩来叶剑英等飞往西安面谈，另一方面致电莫斯科，“拟积极推动张扬坚决与蒋决裂，请共产国际从速指示。”
此刻的张学良在来自各方的压力以及南京的军事威胁下，已颇感问题的棘手，匆忙中推出了和平解决的八项主张。张学良和杨虎城在事变的善后问题上本来就存在分歧，张在扣蒋后曾多次表示，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就仍然拥护蒋做领袖。杨则对和平解决心存疑虑，曾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想法。但大兵压境，形势逼人，眼看内战一触即发，二人都慌了阵脚。
隔岸观火的毛泽东则在远方不断来电浇油，不是尊张学良为“全国抗日领袖”，就是赞扬他“一举手便旋转乾坤”还不断暗示其最好尽快杀了蒋再说，如：“我公顾虑周详，枭雄自难漏网；但恐有万一之失，那可就。。。。。。”，“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云云。半截子话，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毛的意思：杀了蒋介石就会天下大乱，中共被歼灭的威险也会就此解除。然后再来个浑水摸鱼一统江山，由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此乃帝王之术也。
但苏联的回电指示令毛失望之极。莫斯科的电报分三个部分：
一， 肯定西安事变是日本阴谋制造的，东北军内部有奸细。
二， 指出中国目前急需一个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蒋介石而不是张学良才是领导抗日的唯一人物。
三， 指示中共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时机与蒋介石合作，促其赞成抗日。
毛泽东看后生气的嚷道：“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向张扬那么说，现在又反过来这么说，人家不会说我们反复无常吗？”但惧怕失去苏联支持的中共不得不接受指示。
周恩来接到指示后，于12月14日与张密谈，表示苏联不会给与任何援助，希望能和平解决这件事情。张学良听后甚为愤慨，觉得自己被中共愚弄了。不久，苏联政府开始对西安事变进行激烈的抨击，《真理报》发表社论说：事变是张汪合谋受日本人煽动，利用反日来反中央政府，阻止中国统一，破坏日益高涨的人民抗日运动。张学良因此对中共彻底绝望了。
实际上出乎张学良意料之外的是，苏联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一直在进行暗盘交易。事实是自华北事变后，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已经悄悄做了修改，抗日已被提上日程。1935年日本制造华北事变，策动华北五省自治，把国民党势力挤出华北，企图建立第二个伪满洲国。丢掉华北是蒋介石绝对不能容忍的，况且日本的行为损害了英美在华利益，英美表示关注和“甚为焦虑”，1935年12月5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在声明中请各国对“庄严缔结的条约规定，加以尊重”，这也促使蒋介石在中日交涉中的态度突然变得强硬起来。
同时蒋担心日本入侵的同时中共会借机捣乱，所以也在谋求政治解决国共问题。1935年底，蒋派陈立夫秘密负责与中共谈判，又命令邓文仪在莫斯科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会谈。1936年，潘汉年回国和陈立夫继续密商国共合作事宜。1935年，国民党还开始调整中苏关系，提出与苏联订立军事同盟条约。这年12月19日蒋介石在会晤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时说：“如果苏联政府能够促进国共团结，我将感到很高兴。”他表示，中共可以合法存在，但不能有军队，希望在中国政府抗日时，苏联要利用自己的威望以使中共红军承认现政权。
1936年秋，绥远抗战爆发，国民党政府于11月28日发表声明：“此次蒙伪匪军大举犯绥，政府负有保卫疆土戡乱安民之责，不问其背景与作用如何，自应予以痛剿，此为任何主权国家应有之行为，第三者无可得而非议。”绥远抗战中除阎锡山的晋军和傅作义的绥军外，国民政府也派出中央军两个师的兵力助战。中共方面也同时认识到了蒋介石的转变。1936年毛泽东致信王以哲说：“蒋氏政策之开始若干的转变，南京政府左派之开始形成，实为近可喜之现象。”“目前蒋氏及其一派正在开始进行联俄联共政策。”10月25日，又在致傅作义信中指出：“南京当局亦有转向抗日趋势。”
正当苏联和蒋介石密谈正酣，即将制定出一个妥协合作的方案时刻，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制造了一出西安事变的闹剧。因此蒋介石和苏联政府对张学良的所作所为都非常生气。等到张学良通过蒋介石了解到这一切以后，真是后悔不迭，哪里还有脸要什么书面保证，当务之急就成了无条件放蒋。由此看来，蒋介石回南京后第二天就发表《对张扬的训词》，说自己获释是他“伟大人格”感召结果，却也不算什么自吹自擂。
◎不归路
12月24日，东北军一些军官和杨虎城等探听到张准备无条件放蒋，甚至产生了干脆把张蒋一同杀掉的念头。东北军?西北军的高级将领及幕僚鲍文樾，马占山，米春霖，杜斌丞等也曾联名给宋子文写信，提出放蒋要有条件，“否则，虽然张扬两将军答应，我们也誓死反对”。至此军队内部已经开始发生分裂，张学良的处境更加岌岌可危。
西安已成了是非之地，万万不可以久留。因此，张学良在事先没与杨虎城及中共代表商量的情况下，私自决定立刻放蒋，并出人意料地陪蒋一同回南京请罪。临走时留下一份手谕给东北军部下。全文如下：
“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候指挥。
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25日。
以杨虎臣代理余之职？”
但这份珍贵的手谕有两个疑点值得注意，“孝侯”是东北军将领于学忠的字，但手谕上的“虎臣孝候”到底是说于学忠是张学良的虎臣呢？还是把杨虎城与于孝侯并列谈及呢？要是后者的话，为何两个名字都出现了错别字？结尾那个多余的“以杨虎臣代理余之职？”又是什么意思呢？史家的解释时，张学良当时精神过度紧张，神情恍惚濒于崩溃，所以这份匆忙草就的手谕出现了如上错误。
如果这份手谕不是伪造的话，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张学良之所以把指挥权交给于学忠和外人杨虎城，而不是东北军内部势力最强而且又最亲共的王以哲，这表明张对中共在西安事变中扮演的角色极为不满。依张的看法，中共早已得知苏联和蒋介石的暗中交易，却又鼓吹反蒋抗日，不与蒋介石合作，明明是把自己往火坑里推。西安事变虽然不是中共参与策划的，但中共的挑唆鼓动作用却功不可殁。
张学良走后，东北军和西北军内部分崩离析。蒋介石的六条口头承诺一条也没能兑现，随后又调动五个集团军进逼西安，使西安“三位一体”局面充分瓦解，西安事变的扣蒋行动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东北军内部主战的少壮派希望拼死一战救回张学良，这无异于痴人说梦，生死一线利益攸关，主和派当然不会同意。1937年2月2日，主战派枪杀主和派首领王以哲，随后王的好友，正在前线与蒋介石的中央军对峙的缪澄流军长和刘多荃师长擅自撤军回西安报仇，枪杀了主战派的高福源和于文俊，主战派的孙鸣九等人在中共的劝说下避往延安，杨虎城建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为逃避惩罚出国疗养。蒋介石因此顺利改编了已经分化瓦解的东北军和西北军，政治权力进一步得以巩固。
用张国焘的话说，西安事变放蒋之后，“众多关系人都在洗刷自己的责任，以期蒋介石那根报复的棍子，不会打在自己头上。更重要的是剿共战争事实上是停止了，代之而来是抗日战争。”有人藉此下结论说这就是张学良西安事变的历史作用，但依笔者看来纯粹是个莫大的误会。实际上当时的蒋介石思想上早已发生根本转变，日本侵略的威胁日甚一日，已经由皮肤病转为皮肤癌，不治足可以丧命。与之相比，中共的内患已变得微不足道。之所以还要调兵遣将继续剿共，完全是做个姿态，以便在中苏密谈中增加政治砝码。另外，还可以借全力剿共之名，行北上抗日之实，这种备战方略可谓高明之至。
不久抗战爆发，张学良被软禁。中共借抗战之机东跑西颠扩充实力，后来更趁日军投降之际，出兵东北大捞了一把。国共对峙，攻守易势，不出三年，已是山河变色，诸多因果不便道来。杨虎城被中正短刀刺死于戴公祠，张学良流放台湾岛。
失去自由的张学良苦读《明史》，希望从中看清自己的历史定位。《明史》中有段李氏父子保家卫国的故事深深吸引着他。1592年冬，日本军阀丰臣秀吉“广征诸镇兵，储三岁粮，欲自将以犯中国”遣军陷朝鲜。李成梁之子李如松奉诏抵抗，以征东提督帅大军渡鸭绿江抗倭援朝。第二年攻抵平壤“如松马毙于炮，易马驰，坠堑，跃而上。麾兵益进，将士无不以一当百，遂克之。”逼倭寇“结营釜山”“有归志”。不知英雄看后有何感想，是否会为自己“好汉不吃眼前亏”的不抵抗主义而羞愧；是否会因为自己一手制造的西安事变，足以成为爆发全面内战的导火索，从而导致日本人趁虚而入占领全中国的可怕后果而汗流浃背寝食难安呢？也许，信教是其唯一的解脱方式。
“主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圣经》
本文参考资料：
季托夫《1935――1936年南京政府与苏联的谈判》
《毛泽东书信集》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
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
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
付斯年《论张贼叛乱变》
蒋介石《西安半月记》
王炳南《关于西安事变》
李荫春《西安事变亲历记》
《明史•李如松传》
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实录》
张国焘《我的回忆》
◎从被迫下野到主动剿共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指挥的东北军“先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土地，陷于敌手”。继而又推说粮饷不足，拒绝出兵收复失地，表面上鼓吹绝对服从中央，话里话外却唯蒋介石的南昌行营马首是瞻，不给行政院长汪精卫一点面子，致使汪气愤之余拂袖而去。
张学良的爱将何柱国，九一八后被派往山海关一线任临永（滦东）警备司令以防日军得寸进尺进兵关外。何根据张学良的“好汉不吃眼前亏”的不抵抗主义精神制定了不战、不和、不守、不走的“四不”方针来作为应敌的行动准则。但日军的大炮刚刚炸毁山海关的城墙一角，何便带着队伍仓皇撤退，导致门户洞开，热河变得无险可守。父执辈的东北军老将汤玉麟更是一枪未发临阵脱逃，把开战前的信誓旦旦丢于脑后，茫茫然如丧家之犬。关东军先头部队只区区128骑，竟大摇大摆地进了承德县城，热河宣告沦陷。
消息传来，举国哗然，张学良成了众矢之的，老蒋也一块跟着陪绑。要说九一八不抵抗是为了保存实力的战略撤退，那么弃守临榆热河则无异于引狼入室开门揖盗，这又算哪门子军事战略？面对千夫所指，四方压力扑面逼来，张也自觉愧疚，因此假模假式给南京发了封辞职电主动请罪。心想丢了东北四省，还有北方六个省的地盘在我手里，宋哲元、阎老西虽然有点别别扭扭不听使唤，但老蒋为了看住他们，也不会不给面子让我就这么走人。
没想到蒋介石早有打算，关键时刻要弃卒保车了。在去保定与蒋会面的车上，张学良还在和随从人员王卓然等商量怎么向老蒋要枪要炮讨价还价呢，没料想到保定一见面，心就凉了。蒋说：“我接到你的电报，得知你辞职的诚意。现在全国舆论沸腾，你我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难免同遭灭顶。所以我同意你的辞职，待机会再起。”凄凄然分手之后，张学良回到北平家中伏枕大哭，委屈得象个小孩子。顾问端纳在一旁劝道：“Young marshal ，be a man ，brave and strong .”
东北是东北军的饭碗，饭碗一丢，张学良连讨饭的家什都砸了。华北当时是军阀派系林立，虽没有公开的冲突，但狼多肉少，谁肯分你张学良一杯羹？下野出国倒不失为一种解脱的绝好方式，东北军这个大包袱可以暂时扔下不管。只是出国前必须先把多年的毒瘾戒掉，否则好友宋子文说了：“有辱国体，将来回来也无法工作。”就这样，张学良和夫人于凤至以及风流的赵四小姐一同闭起门来戒毒。德国医生的以毒攻毒疗法果然奏效，不久三人终于脱离苦海踏上了旅欧的征程。等到回来的时候，张学良已经变成一个忠实的法西斯主义信徒。
1934年1月张学良从欧洲回来以后，国内对他的指责早已平息，但毕竟头上还戴着不抵抗将军的帽子，所以他想做京沪卫戍司令，老蒋死活不肯同意。摆在他面前的路只有两条：要么去打土匪刘黑七，要么到豫鄂皖地区剿共。张学良的爸爸以及父执辈全是土匪出身，土匪打土匪好说不好听，而豫鄂皖的共产党苏区早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已被蒋介石从曾国藩那学来的步步为营的碉堡战术所击垮，张国焘带着红四方面军逃进了四川的高山密林，剩下的只是小股残余部队在打游击。张学良觉得这个便宜不能不捡，于是乎欣然就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开始其剿共的无边噩梦。
◎从打打杀杀到勾勾搭搭
红军被蒋介石的五次围剿赶得到处跑，之所以没被一举歼灭，除了红军领袖们游击战术运用得当外，恐怕所到之处的地方军阀割据势力各自为战不肯卖力清剿也是一条重要原因。蒋介石的中央军借围堵红军的机会，搂草打兔子，收并各地军阀武装的地盘，忙得不亦乐乎。 中共到达陕北后，拚得只剩下三万来人，张国焘的四方面军被黄河阻拦分成了两断，西进新疆的主力陈昌浩徐向前部以及董振堂的第五军团在河西走廊被马步芳的骑兵所灭，辗转来到陕北的张国焘几乎变成了光杆司令。
这时，张学良出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把东北军主力陆续调往陕西。陕西本是西北军杨虎城的地盘，杨原属冯玉祥部，中原大战时，杨虎城倒戈助蒋有功，被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十七路军总指挥，坐镇西北。一山难容二虎，好女不嫁二夫。东北军是外来户，西北军乃地头蛇，可东北军有精兵十万，西北军只有三万挂零，正所谓：强龙难压地头蛇，恶虎也怕群狼。虽暂时达到了劣势互补动态平衡，但平常冲突矛盾不断，令双方的长官深感头疼。
陕北历来是土匪山贼啸聚之所，地理环境得天独厚。但东边有崇山峻岭阎锡山和虎视眈眈的日本人；北面是茫茫草原一眼望不到边；向西则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再往南一看，哎呦我的亲娘呦！战鼓隆隆旌旗展，敌人的号角就吹破了天。中共的处境就如同困兽，看来只有火炎昆岗，玉石俱焚了。还好，无论是西北军或东北军，还是阎锡山的队伍，全都是蒋介石尚未完全驾驭的野马，由此给了中共一丝渺茫的希望。
1935年张学良以“剿共副总”身份去西安时，曾随身携带一函木板精印大开本《绥寇纪略》，这是一部祥记明末农民战争的史书，作者就是写出那句脍炙人口的“恸动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梅村。据张学良自己分析，“抗战前夕的中国，有点象明末”。在他眼里，共产党就是李闯王和张献忠，明亡于闯贼而非灭于满清。可见，张当时的剿共决心还是比较坚定的。这可能是受老蒋的启发，但两人已达成“攘外必先安内”的共识则无疑义。
东北军自从被日本人赶出东北，就没一天不受气的，到哪也不招人待见。当年的阔少爷，如今的破落户，叫花子都不如。东北军兄弟战死后去申请抚恤，军政部门就一句话：回你们东北领去！立刻哑口无言。因此剿起共来无精打采，这仗没个打得赢。1935年不到两个月里，就有近三个师的主力被共军歼灭，老蒋也够恨，不但抚恤金不给，干脆连番号也取消了。孤儿寡母的死难者家属流落街头惨不忍睹，这时的官兵上下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打回东北老家去，再不受这个窝囊气。东北军人心涣散，将士们个个脑后都象是长了反骨。
张学良心如明镜无可奈何，兄弟们是自己带出来的，而今落到这般田地。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和共产党妥协，井水不犯河水，否则照这样打下去的话，等不到被对方吃掉，军队已经造反了。正好这时，被中共俘虏的东北军619团团长高福源回到西安，带来了中共和谈的橄榄枝。双方一拍即合，立刻达成了停止交火互不侵犯的默契。此时张学良才发现，原来杨虎城早就与中共眉来眼去勾搭成奸，杨虎城的太太谢保贞就是中共党员，而张学良的东北军军官训练团更是早已被中共地下组织全面控制。就这样，三位一体的张、杨、共三角联盟得以确立，中共答应联络新疆亲苏的盛世才政权，借以得到苏联物质上的有力支持。这实际上是要割据一方，拥兵自重，成立所谓的大西北联合政体。
◎捉放曹
不管这西北联合政体能不能实现，倘若日子就这样混下去倒也罢了，张扬共三方比邻而居相安无事，只要没有战争和伤亡，就没有军费和抚恤金的问题。只可惜，老蒋可不会轻易让你消停。中共是心脏病，日本人是皮肤病，熟重熟轻一眼明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实际也是中共内部的方针政策，“反蒋抗日”那种昏话没人会真正相信。
东北军剿共不力婆婆妈妈，蒋介石非常恼火，1936年12月2日蒋率军政大员一干人马亲抵西安督战，强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统帅所部进兵剿共，否则就将东北军调往苏皖，十七路军调往福建分别肢解改编。
张学良苦谏不行，只有生死一搏了。他明白东北军就是自己的本钱，失去了它就等于失去了政治生命。蒋介石之所以招他回来重掌帅印，不是因为他们是拜把子的哥们义薄云天，换过兰贴喝过鸡血，而是东北军将领不服调遣。张学良还年轻，他不希望从此退出政治舞台。他还记得当年执掌北方军政大权时的风光无限，既然左右输个精光何不最后赌他一把？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最起码这不抵抗将军的帽子要把它摘掉。
1936年12月12日晨，张学良与杨虎城商议后，下令兵谏捉蒋，事前召开的动员会上，只有于学忠问道：“捉住了以后怎么办？”张学良回答：“先捉了再说。”这是一场奇特的赌博，赌徒孤注一掷时竟然不知道自己想要赢到的筹码是什么？捉到手的蒋介石成了烫嘴的热山芋，吃也吃不了，扔了又可惜。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发生了。
事变一发生，南京方面就紧急制定了相应对策。抱病在家的孔祥熙出面代理行政院长的职务，采取了缓和国民党内主战与主和两派意见的策略方针，这就是“四方舆论之压力”，“乱其心，孤其势，怵之以力，动之以情，或可以收兵不血刃即迅救平之效果”。并依照这个方针各自展开行动。一方面宋美龄宋子文兄妹双双飞往西安进行和平政治解决之努力，另一方面主战派调兵遣将对西安方面实行军事压力和局部的军事行动。因此，蒋介石在听到端纳说，中央以决定动用武力讨伐张扬时甚感“滋慰”，甚至当听到南京政府派来的飞机轰炸渭南时，惊喜万分地对宋子文说：“唯京中军事计划与兄正同也。”
可见，蒋介石是赞同用武力威慑来对付张扬的。所以，他在17日给何应钦下达的停战命令时，只限三天，那意思正如后来主战派对张扬的警告中所说，如“籍希图缓兵，不于此期内送委座回京”，“则严厉执行原定计划，彻底扫荡。”蒋介石虽已沦为阶下囚，但和部下却里应外合配合默契。这一招软硬兼施双管齐下，的确是老谋深算精妙绝伦。张学良鲁莽率真不学无术，怎斗得过这群老狐狸！
回过头来再说中共。事变当天中共就接到了张学良发来的电报，让周恩来飞往西安共商大事。据张国焘后来回忆，当时中共内部象过年一样高兴。直肠子的朱德言道：“先将那家伙杀了再说”心里有数的周恩来回道：“不能由我们做主，主要还是看张扬的态度”狡猾的毛泽东则在一旁狂笑不止，然后开始起草回电，大意是对张的行动深表赞许，表示今后行动唯其马首是瞻。紧接着中共一方面决定立刻派周恩来叶剑英等飞往西安面谈，另一方面致电莫斯科，“拟积极推动张扬坚决与蒋决裂，请共产国际从速指示。”
此刻的张学良在来自各方的压力以及南京的军事威胁下，已颇感问题的棘手，匆忙中推出了和平解决的八项主张。张学良和杨虎城在事变的善后问题上本来就存在分歧，张在扣蒋后曾多次表示，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就仍然拥护蒋做领袖。杨则对和平解决心存疑虑，曾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想法。但大兵压境，形势逼人，眼看内战一触即发，二人都慌了阵脚。
隔岸观火的毛泽东则在远方不断来电浇油，不是尊张学良为“全国抗日领袖”，就是赞扬他“一举手便旋转乾坤”还不断暗示其最好尽快杀了蒋再说，如：“我公顾虑周详，枭雄自难漏网；但恐有万一之失，那可就。。。。。。”，“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云云。半截子话，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毛的意思：杀了蒋介石就会天下大乱，中共被歼灭的威险也会就此解除。然后再来个浑水摸鱼一统江山，由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此乃帝王之术也。
但苏联的回电指示令毛失望之极。莫斯科的电报分三个部分：
一， 肯定西安事变是日本阴谋制造的，东北军内部有奸细。
二， 指出中国目前急需一个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蒋介石而不是张学良才是领导抗日的唯一人物。
三， 指示中共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时机与蒋介石合作，促其赞成抗日。
毛泽东看后生气的嚷道：“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向张扬那么说，现在又反过来这么说，人家不会说我们反复无常吗？”但惧怕失去苏联支持的中共不得不接受指示。
周恩来接到指示后，于12月14日与张密谈，表示苏联不会给与任何援助，希望能和平解决这件事情。张学良听后甚为愤慨，觉得自己被中共愚弄了。不久，苏联政府开始对西安事变进行激烈的抨击，《真理报》发表社论说：事变是张汪合谋受日本人煽动，利用反日来反中央政府，阻止中国统一，破坏日益高涨的人民抗日运动。张学良因此对中共彻底绝望了。
实际上出乎张学良意料之外的是，苏联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一直在进行暗盘交易。事实是自华北事变后，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已经悄悄做了修改，抗日已被提上日程。1935年日本制造华北事变，策动华北五省自治，把国民党势力挤出华北，企图建立第二个伪满洲国。丢掉华北是蒋介石绝对不能容忍的，况且日本的行为损害了英美在华利益，英美表示关注和“甚为焦虑”，1935年12月5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在声明中请各国对“庄严缔结的条约规定，加以尊重”，这也促使蒋介石在中日交涉中的态度突然变得强硬起来。
同时蒋担心日本入侵的同时中共会借机捣乱，所以也在谋求政治解决国共问题。1935年底，蒋派陈立夫秘密负责与中共谈判，又命令邓文仪在莫斯科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会谈。1936年，潘汉年回国和陈立夫继续密商国共合作事宜。1935年，国民党还开始调整中苏关系，提出与苏联订立军事同盟条约。这年12月19日蒋介石在会晤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时说：“如果苏联政府能够促进国共团结，我将感到很高兴。”他表示，中共可以合法存在，但不能有军队，希望在中国政府抗日时，苏联要利用自己的威望以使中共红军承认现政权。
1936年秋，绥远抗战爆发，国民党政府于11月28日发表声明：“此次蒙伪匪军大举犯绥，政府负有保卫疆土戡乱安民之责，不问其背景与作用如何，自应予以痛剿，此为任何主权国家应有之行为，第三者无可得而非议。”绥远抗战中除阎锡山的晋军和傅作义的绥军外，国民政府也派出中央军两个师的兵力助战。中共方面也同时认识到了蒋介石的转变。1936年毛泽东致信王以哲说：“蒋氏政策之开始若干的转变，南京政府左派之开始形成，实为近可喜之现象。”“目前蒋氏及其一派正在开始进行联俄联共政策。”10月25日，又在致傅作义信中指出：“南京当局亦有转向抗日趋势。”
正当苏联和蒋介石密谈正酣，即将制定出一个妥协合作的方案时刻，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制造了一出西安事变的闹剧。因此蒋介石和苏联政府对张学良的所作所为都非常生气。等到张学良通过蒋介石了解到这一切以后，真是后悔不迭，哪里还有脸要什么书面保证，当务之急就成了无条件放蒋。由此看来，蒋介石回南京后第二天就发表《对张扬的训词》，说自己获释是他“伟大人格”感召结果，却也不算什么自吹自擂。
◎不归路
12月24日，东北军一些军官和杨虎城等探听到张准备无条件放蒋，甚至产生了干脆把张蒋一同杀掉的念头。东北军?西北军的高级将领及幕僚鲍文樾，马占山，米春霖，杜斌丞等也曾联名给宋子文写信，提出放蒋要有条件，“否则，虽然张扬两将军答应，我们也誓死反对”。至此军队内部已经开始发生分裂，张学良的处境更加岌岌可危。
西安已成了是非之地，万万不可以久留。因此，张学良在事先没与杨虎城及中共代表商量的情况下，私自决定立刻放蒋，并出人意料地陪蒋一同回南京请罪。临走时留下一份手谕给东北军部下。全文如下：
“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候指挥。
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25日。
以杨虎臣代理余之职？”
但这份珍贵的手谕有两个疑点值得注意，“孝侯”是东北军将领于学忠的字，但手谕上的“虎臣孝候”到底是说于学忠是张学良的虎臣呢？还是把杨虎城与于孝侯并列谈及呢？要是后者的话，为何两个名字都出现了错别字？结尾那个多余的“以杨虎臣代理余之职？”又是什么意思呢？史家的解释时，张学良当时精神过度紧张，神情恍惚濒于崩溃，所以这份匆忙草就的手谕出现了如上错误。
如果这份手谕不是伪造的话，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张学良之所以把指挥权交给于学忠和外人杨虎城，而不是东北军内部势力最强而且又最亲共的王以哲，这表明张对中共在西安事变中扮演的角色极为不满。依张的看法，中共早已得知苏联和蒋介石的暗中交易，却又鼓吹反蒋抗日，不与蒋介石合作，明明是把自己往火坑里推。西安事变虽然不是中共参与策划的，但中共的挑唆鼓动作用却功不可殁。
张学良走后，东北军和西北军内部分崩离析。蒋介石的六条口头承诺一条也没能兑现，随后又调动五个集团军进逼西安，使西安“三位一体”局面充分瓦解，西安事变的扣蒋行动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东北军内部主战的少壮派希望拼死一战救回张学良，这无异于痴人说梦，生死一线利益攸关，主和派当然不会同意。1937年2月2日，主战派枪杀主和派首领王以哲，随后王的好友，正在前线与蒋介石的中央军对峙的缪澄流军长和刘多荃师长擅自撤军回西安报仇，枪杀了主战派的高福源和于文俊，主战派的孙鸣九等人在中共的劝说下避往延安，杨虎城建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为逃避惩罚出国疗养。蒋介石因此顺利改编了已经分化瓦解的东北军和西北军，政治权力进一步得以巩固。
用张国焘的话说，西安事变放蒋之后，“众多关系人都在洗刷自己的责任，以期蒋介石那根报复的棍子，不会打在自己头上。更重要的是剿共战争事实上是停止了，代之而来是抗日战争。”有人藉此下结论说这就是张学良西安事变的历史作用，但依笔者看来纯粹是个莫大的误会。实际上当时的蒋介石思想上早已发生根本转变，日本侵略的威胁日甚一日，已经由皮肤病转为皮肤癌，不治足可以丧命。与之相比，中共的内患已变得微不足道。之所以还要调兵遣将继续剿共，完全是做个姿态，以便在中苏密谈中增加政治砝码。另外，还可以借全力剿共之名，行北上抗日之实，这种备战方略可谓高明之至。
不久抗战爆发，张学良被软禁。中共借抗战之机东跑西颠扩充实力，后来更趁日军投降之际，出兵东北大捞了一把。国共对峙，攻守易势，不出三年，已是山河变色，诸多因果不便道来。杨虎城被中正短刀刺死于戴公祠，张学良流放台湾岛。
失去自由的张学良苦读《明史》，希望从中看清自己的历史定位。《明史》中有段李氏父子保家卫国的故事深深吸引着他。1592年冬，日本军阀丰臣秀吉“广征诸镇兵，储三岁粮，欲自将以犯中国”遣军陷朝鲜。李成梁之子李如松奉诏抵抗，以征东提督帅大军渡鸭绿江抗倭援朝。第二年攻抵平壤“如松马毙于炮，易马驰，坠堑，跃而上。麾兵益进，将士无不以一当百，遂克之。”逼倭寇“结营釜山”“有归志”。不知英雄看后有何感想，是否会为自己“好汉不吃眼前亏”的不抵抗主义而羞愧；是否会因为自己一手制造的西安事变，足以成为爆发全面内战的导火索，从而导致日本人趁虚而入占领全中国的可怕后果而汗流浃背寝食难安呢？也许，信教是其唯一的解脱方式。
“主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圣经》
本文参考资料：
季托夫《1935――1936年南京政府与苏联的谈判》
《毛泽东书信集》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
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
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
付斯年《论张贼叛乱变》
蒋介石《西安半月记》
王炳南《关于西安事变》
李荫春《西安事变亲历记》
《明史•李如松传》
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实录》
张国焘《我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