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ny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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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时下“爱国”义士们的标准，他是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汉奸无疑。
当初，“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人侵占东北，全国人民群情激昂，纷纷要求政府与日本绝交，对日宣战。他却于此时站出来唱低调，泼凉水，主张冷静应对，与日本直接交涉，为了保全东北主权，不惜屈辱地承认日本开列的五大条件。
这不是汉奸是什么？
１９３３年，日本人打到热河，对华北虎视眈眈，有血性之士著文号召，“就用‘无组织’与‘非现代’与日本一拼！”主张用大刀长矛、大车骆驼、人拉肩扛，驱使人民赤膊上阵，“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拉他们上前线去死，尽其所有拿去供军需，他们也不会出一句怨言。”而他，却拍案而起：“如果这才是救国，亡国又是什么？”“如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国，也不愿学着这壮语作战！”
两年后，他居然跟侵略者日本勾搭，在日本报刊发表文章，提醒日本人不要轻视四亿中国人的仇恨，不要因轻举妄动而毁灭日本民族光荣的过去和伟大的前途。他说，日本只有放弃武力征服，才能真正赢得中国的人心。从这些话中，鲁迅先生警惕地看出他教日本征服中国人心的阴谋，痛斥他“出卖灵魂”，“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
再两年后，七七事变爆发，全国军民正待奋起抗战之时，他竟同汪精卫、周佛海、高宗武等人搞在一起，大唱低调，企图尽最后的和平努力。他还给他们这个小圈子起了个名字，叫作“低调俱乐部”。以至于八月七日的南京中央国防会议上，国军参谋总长程潜指名道姓大骂其为汉奸！
确实，这样的人不是汉奸，谁是汉奸？
然而，这个汉奸对中国抗战的贡献，却远远超过了许多慷慨激昂纸上谈兵的“爱国”义士们。正是他，在国家危难之机，毅然放弃自己极端珍视的超然独立地位，应召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他称自己“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全副心力投入了争取美国支持中国抗战的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一位著名历史学家毕尔，写了本《罗斯福总统与大战之序幕》，探究美国卷入战争的根由。他总结道：美日之战本可避免，但罗斯福总统为着维护美国资本家在亚洲的利益，不幸地上了那位颇为干练的中国大使的圈套，才惹起日本来偷袭珍珠港。此说虽不尽正确，却也反映了一班历史学家对这位中国大使所起作用的评价。
拖美国下水，正是他早在1935年，即全面抗战爆发的两年以前，就已经定下的策略。这年六月下旬，他连续给当时的教育部长王世杰写了三封信，谋划抗日策略，并托后者转达蒋介石。他对世界局势作了两个基本判断：
第一个判断是，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为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的局势。第二个判断是，在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场最惨的国际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的敌人的霸权消灭。这也是不很可疑的。
以此作为基点，他提出两个可能的方案。第一个方案是与日本公开交涉，作有代价的让步，解决一切悬案，原则为换取十年和平，争取时间解决国内武装割据，同时发展经济，整军备武，积累本钱，以便在将来的国际大战中一举翻身。
这固然是委屈求全，忍辱求和，然而却有一个基本原则：“委屈求全，意在求全；忍辱求和，意在求和。倘辱而不能全，不能得十年的和平，则不免于一战。”于是有第二个方案的提出，此即苦战四年的计划。
苦战的目的，不是凭中国自身实力独自战胜日本，而在于加速那个“不很远的将来”的国际大战的实现，促使中日战争演变成国际大劫。为达成这个目的，非有中国下绝大牺牲决心不可。这个“绝大牺牲”的限度，将会是三年或四年的混战、苦战、失地、毁灭！他指出：
“只有这样，可以促进太平洋国际战争的实现，也许等不到三四年，但我们必须要准备三四年的苦战。我们必须咬定牙根，认定在这三四年中我们不能期望他国加入战争，我们只能期望我们打得稀烂而敌人也打得疲于奔命的时候才可以有国际的参加与援助。这是破釜沉舟的故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可以促进那不易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两年之后，历史正好按照他这里所设想的第二方案展开，而这其中，也有他本人作出的不懈努力与不小的贡献。事后回顾，实在令人不能不佩服他的踏实的思路与惊人的预见力。与他相比，什么《论持久战》之类的玩艺儿，真是小儿科。
然而，最令人感佩不已的，还不是他的预见力，而是他对国家民族极端负责任的精神，是他在群情汹涌主战的时候敢于主和当“汉奸”的勇气。他虽然看清了中日之战的前途，看清了苦战之后中国必能翻身的结局，但是在1937年9月以前，他却始终不是一个坚决的主战派，甚至在七七事变之后仍然与汪精卫等人一起试图谋求和平之路。因为他看到那一条苦战之路太惨烈，因为他觉得中华民族付出的代价太大，因为他悲天悯人而没有某位伟人那种“全世界死一半人，剩下的还能建设社会主义”的草菅人命的伟大气魄，他自始至终就一直试图努力争取实现那相对而言能给国家民族带来最好结局的第一方案。所以，在举国汹涌澎湃的浮躁激情中，他坚持唱理性的低调，坚持说逆耳之言，坚持讲负责任的话。苟义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哪怕千夫所指，万众唾弃，负汉奸之名，又何惧哉！
与汪精卫相比，他毫无争权夺利的私心，也不象汪精卫那样对中国前途悲观失望。对于中国最后的翻身，他始终充满信心。1933年华北停战以后，当汪精卫主持行政外交一味对日妥协，举国抗战声音趋于消沉时，向来不怕唱低调的他，却不能不站出来唱高调，提醒政府不可只顾眼前安宁而承认侵略合法化，牺牲掉我们在国际上抬头做人的资格和我们将来翻身的本钱。
1935年，在举国趋于消沉之时，他公开站出来，呼吁大家反对华北特殊化，以致被日本军方视为“一二九”学生运动背后的黑手。当抗战全面展开，中国人已经付出惨重代价之后，他更是成了坚决的主战派，正式与汪精卫分道扬镳。因为代价已经付出，只有坚持到底，才不致前功尽弃。当汪精卫发出艳电投向日本怀抱之时，他却提醒政府，现在是和比战难百倍，我们已经逼上梁山，除了苦撑待变，别无他途。
这就是他，一位曾经遭人唾骂的汉奸，一位真正的爱国者。
他的名字叫胡适。
(搜狐文化)
当初，“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人侵占东北，全国人民群情激昂，纷纷要求政府与日本绝交，对日宣战。他却于此时站出来唱低调，泼凉水，主张冷静应对，与日本直接交涉，为了保全东北主权，不惜屈辱地承认日本开列的五大条件。
这不是汉奸是什么？
１９３３年，日本人打到热河，对华北虎视眈眈，有血性之士著文号召，“就用‘无组织’与‘非现代’与日本一拼！”主张用大刀长矛、大车骆驼、人拉肩扛，驱使人民赤膊上阵，“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拉他们上前线去死，尽其所有拿去供军需，他们也不会出一句怨言。”而他，却拍案而起：“如果这才是救国，亡国又是什么？”“如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国，也不愿学着这壮语作战！”
两年后，他居然跟侵略者日本勾搭，在日本报刊发表文章，提醒日本人不要轻视四亿中国人的仇恨，不要因轻举妄动而毁灭日本民族光荣的过去和伟大的前途。他说，日本只有放弃武力征服，才能真正赢得中国的人心。从这些话中，鲁迅先生警惕地看出他教日本征服中国人心的阴谋，痛斥他“出卖灵魂”，“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
再两年后，七七事变爆发，全国军民正待奋起抗战之时，他竟同汪精卫、周佛海、高宗武等人搞在一起，大唱低调，企图尽最后的和平努力。他还给他们这个小圈子起了个名字，叫作“低调俱乐部”。以至于八月七日的南京中央国防会议上，国军参谋总长程潜指名道姓大骂其为汉奸！
确实，这样的人不是汉奸，谁是汉奸？
然而，这个汉奸对中国抗战的贡献，却远远超过了许多慷慨激昂纸上谈兵的“爱国”义士们。正是他，在国家危难之机，毅然放弃自己极端珍视的超然独立地位，应召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他称自己“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全副心力投入了争取美国支持中国抗战的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一位著名历史学家毕尔，写了本《罗斯福总统与大战之序幕》，探究美国卷入战争的根由。他总结道：美日之战本可避免，但罗斯福总统为着维护美国资本家在亚洲的利益，不幸地上了那位颇为干练的中国大使的圈套，才惹起日本来偷袭珍珠港。此说虽不尽正确，却也反映了一班历史学家对这位中国大使所起作用的评价。
拖美国下水，正是他早在1935年，即全面抗战爆发的两年以前，就已经定下的策略。这年六月下旬，他连续给当时的教育部长王世杰写了三封信，谋划抗日策略，并托后者转达蒋介石。他对世界局势作了两个基本判断：
第一个判断是，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为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的局势。第二个判断是，在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场最惨的国际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的敌人的霸权消灭。这也是不很可疑的。
以此作为基点，他提出两个可能的方案。第一个方案是与日本公开交涉，作有代价的让步，解决一切悬案，原则为换取十年和平，争取时间解决国内武装割据，同时发展经济，整军备武，积累本钱，以便在将来的国际大战中一举翻身。
这固然是委屈求全，忍辱求和，然而却有一个基本原则：“委屈求全，意在求全；忍辱求和，意在求和。倘辱而不能全，不能得十年的和平，则不免于一战。”于是有第二个方案的提出，此即苦战四年的计划。
苦战的目的，不是凭中国自身实力独自战胜日本，而在于加速那个“不很远的将来”的国际大战的实现，促使中日战争演变成国际大劫。为达成这个目的，非有中国下绝大牺牲决心不可。这个“绝大牺牲”的限度，将会是三年或四年的混战、苦战、失地、毁灭！他指出：
“只有这样，可以促进太平洋国际战争的实现，也许等不到三四年，但我们必须要准备三四年的苦战。我们必须咬定牙根，认定在这三四年中我们不能期望他国加入战争，我们只能期望我们打得稀烂而敌人也打得疲于奔命的时候才可以有国际的参加与援助。这是破釜沉舟的故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可以促进那不易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两年之后，历史正好按照他这里所设想的第二方案展开，而这其中，也有他本人作出的不懈努力与不小的贡献。事后回顾，实在令人不能不佩服他的踏实的思路与惊人的预见力。与他相比，什么《论持久战》之类的玩艺儿，真是小儿科。
然而，最令人感佩不已的，还不是他的预见力，而是他对国家民族极端负责任的精神，是他在群情汹涌主战的时候敢于主和当“汉奸”的勇气。他虽然看清了中日之战的前途，看清了苦战之后中国必能翻身的结局，但是在1937年9月以前，他却始终不是一个坚决的主战派，甚至在七七事变之后仍然与汪精卫等人一起试图谋求和平之路。因为他看到那一条苦战之路太惨烈，因为他觉得中华民族付出的代价太大，因为他悲天悯人而没有某位伟人那种“全世界死一半人，剩下的还能建设社会主义”的草菅人命的伟大气魄，他自始至终就一直试图努力争取实现那相对而言能给国家民族带来最好结局的第一方案。所以，在举国汹涌澎湃的浮躁激情中，他坚持唱理性的低调，坚持说逆耳之言，坚持讲负责任的话。苟义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哪怕千夫所指，万众唾弃，负汉奸之名，又何惧哉！
与汪精卫相比，他毫无争权夺利的私心，也不象汪精卫那样对中国前途悲观失望。对于中国最后的翻身，他始终充满信心。1933年华北停战以后，当汪精卫主持行政外交一味对日妥协，举国抗战声音趋于消沉时，向来不怕唱低调的他，却不能不站出来唱高调，提醒政府不可只顾眼前安宁而承认侵略合法化，牺牲掉我们在国际上抬头做人的资格和我们将来翻身的本钱。
1935年，在举国趋于消沉之时，他公开站出来，呼吁大家反对华北特殊化，以致被日本军方视为“一二九”学生运动背后的黑手。当抗战全面展开，中国人已经付出惨重代价之后，他更是成了坚决的主战派，正式与汪精卫分道扬镳。因为代价已经付出，只有坚持到底，才不致前功尽弃。当汪精卫发出艳电投向日本怀抱之时，他却提醒政府，现在是和比战难百倍，我们已经逼上梁山，除了苦撑待变，别无他途。
这就是他，一位曾经遭人唾骂的汉奸，一位真正的爱国者。
他的名字叫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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