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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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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谈背景
黄德明这个名字读者不会陌生。他领衔提交的“关于全国改革身份证制度、加强人口管理的议案”，提出可用全国联网ＩＣ卡的形式管理人口，获公安部答复，已经开始实施；他提出“关于严厉打击足球运动中的犯罪行为的建议”，要求司法部门介入调查“黑哨”，轰动一时；电白高考作弊案后，为不“株连”后面的考生，人大代表提出恢复电白考场的建议，虽不是他直接提出，却与他有莫大的关系……
本报９月２号Ａ１版推出的《自掏２０００万办起一流学校》，主人公也是他。身为教育门外汉的他，居然首期就掏了２０００万，办起了一间“豪华”学校，设施设备一流，却按国家规定的“一费制”收费，还收了３００多贫困学生！
从临时工到千万身家的老板；从被国企“炒鱿鱼”后“自立门户”，到盘回破产的工厂，挽救了企业；从只管“挣钱”的普通老板，到心系公益的全国人大代表。黄德明的传奇人生令人感叹。
******
关于办学――“这是我人生的第二个春天”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的锁厂办得好好的，为什么会想到办学？
黄德明（以下简称“黄”）：去年６月１３日，省人大视察电白的教育，我也参加了。这才知道，电白教育战线面临学生流失、教育欠债的情况，很严峻。我们这里没什么好学校，许多学校都是早年建的，不少危房，台风一来，课都上不了。县里说希望我能支持，我说可以尝试，但也要县里支持，因为教育的事我不懂，我可以出钱建学校，但聘请老师、管理学校都得县教育部门来搞。７月份，就决定了，搞一个“混血儿”，民办公助，以省一级的标准来建校。
记：投入这么大，您是出于什么考虑？按我们常人的理解，都觉得做这种无利可图的事很不可思议，何况您还是商人！
黄：目前是一点不考虑经济效益的，最多能解决我们工厂部分工人子弟读书问题。其实，我的“野心”是―――办茂名地区最好的民办学校，让本地的学校都向我看齐，你追我赶，有竞争才有提高，最终把整个茂名的教育质量提上去。现在效应已经出来了，镇里有的学校很紧张，马上在广州开校友会，筹钱改善学校的设施。当然，长远来看，几年后，学校名气出来了，可能可以尝试走一条良性循环的道路。
记：家人理解吗？（朋友插话：不理解，连我们都觉得难以理解。）黄：老实说，没办学校以前，谁知道搞个学校要投入这么大的金钱、精力？以前荷包胀鼓鼓的，现在掏完了，扁啦！（大笑）不过，苦中还是找到了甜蜜的人生乐趣。家人不理解，我就安慰他们―――你看，我们做企业的，以前干什么事都是我求人，这回办起学校，咦，这回有人来求我了，（笑）而且是真心实意来求，我们招８００学生，报名来了１９００多人，可见办学校是得民心的事，群众真的需要。
记：办学和您以前的事业完全不相干，您觉得这件事在您人生中能占个什么样的位置？
黄：这是我人生的第二个春天！决定办学到现在建成学校，我瘦了１２斤，可人总是要有点追求的，是吧？从我自己的企业成长过程中，我知道人材缺乏的可怕，社会要发展，教育最重要。可能我自己的文化不多―――我们这一代，读书被文革耽误了，我心里有个“结”，教育“情结”。１９９５年的时候，我就在公司里设立了教育基金，凡实行计划生育的员工，子女从入托到大学，都能得到公司提供的助学金。几年来已支出了３０多万，４００多个孩子受益。这是公司福利的一部分。
我常说，我在电白的经济实力可能挤不进前１０００名，但我的社会贡献要达到前５名！等我年纪大的时候，能看到学校培养出了人才，自豪地说“我是汉山学校毕业的”，你说该有多高兴！
关于企业――“不讲诚信，是自取灭亡”
记：看您的简历，您当过十多年临时工，从临工到开创自己的事业，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事？
黄：我在电白县二轻马踏农具厂当了１１年的临时工。１９８２年，农机行业不景气，工厂转产铁锁，因管理不善，积压了５０多万把锁，连续５个多月发不出工资，工人叫苦连天。
我看不下去了，主动提出搞推销，要求厂里借１８０元给我当路费，厂里只肯借１００元，我想，１００元就１００元吧。我马不停蹄，１０天跑了十几个地方，下雷州、进广西、过海南，不知是我这人很能给人以信任感还是怎么的，我讲话，居然别人都信，１０天就把这５０万把锁全部推销出去了。
那时的国营企业，你做出了成绩，也没有什么奖励，我还是临时工。由于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方面“病根”未除，锁厂越走越艰难，１９８４年，负债几十万元，濒临死火。我毛遂自荐，承包了工厂，成了二轻系统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居然把工厂给“救活”了。
这方面我成功了，但另一方面我又“失败”了，厂领导觉得：这还得了？一个临时工把死火工厂玩得风生水起，让他们的面子往哪放？再说“好处”不能让我一个人吞了，怕我“抢班夺权”，所以他们搞了个突然袭击，宣布终止承包，收回集体经营，我被“扫地出门”，只得“自立门户”。
记：您一走，原来的工厂又不行了？黄：是啊！反而我自己的企业蒸蒸日上。记：您在国企干过十几年，现在办私企也有十几年，对两者都可以说很有发言权，您觉得为什么许多国企往往没有私企那么有活力？
黄：（沉吟片刻）我看关键是有没有发挥出主人翁精神，两者都得“锁住人心”。有的国企，从上到下都觉得企业不是自己的，领导也是这样，反正都是“阿爷”的，这种想法影响了大家全情投入。这是体制上的弊端，大家都吃大锅饭，权责利不分明。有的领导，想着做两三年就退了，无过即是有功，没有责任感，不为企业的长远利益着想，有很多短期行为。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以前我们厂的老厂长就是这样。还有一些是管理、理念上的问题，但核心还是体制。
而私企，企业赚多一分钱都是看得到的、摸得到的，老板要工人肯替他干活、赚钱，就得想方设法激发他的积极性。当然，民营企业也有不少是昙花一现的，多半都是老板的问题，如判断失误、投资失败，还有一些不守法，搞假冒伪劣，不讲诚信，你就是自取灭亡嘛！今天不死，明天也会死。
关于家庭――“儿孙自有儿孙福。”
记：听说您立了不少“家规”？黄：不多！一是老婆子女全下车间，从基层干起；另外，我的股份―――我占了集团６５％的股份，一律不继承、不转让，全部投入企业的再发展。我老婆这两年从车间退下来了，现在每月只领几百元退休金。我的女儿现在也在车间干，我都没给她转到办公室。
记：您怎么这么“不近人情”啊？黄：（笑）很多人这样说我。其实我还是讲感情的。以前炒我“鱿鱼”的老厂长，他看好的“接班人”卷款逃跑，他连退休金都没着落，我就把他返聘回厂，让他抓他以前较熟悉的党建工作。
对亲戚我也不是不照顾，开始的时候，我可以“任人唯亲”，我的亲友，我给你机会，但过一段时间我就得“任人唯贤”了。你做得好，留下来，甚至升职加薪；你不行，对不起，请你“走人”。这两年我已经炒了５个亲戚了。我老婆这人对人特别好，我让她下车间她没意见，但我炒她亲戚的“鱿鱼”她就不高兴。我只能跟她说，厂政家政要分开。
记：股份不继承是怎么一回事？黄：公司有今天，靠的不是我一人，大家都有贡献。最紧要的一点，儿孙自有儿孙福嘛，何须为他做牛马？我儿子找我要２０００元都要不到，他要，我就翻开口袋给他看，里面还不够１０块钱（大笑，翻给记者看）。我跟他们说，你读书，多少钱我都出，我以后走了，住的房子可以给你一套，其他的就免谈。当我的儿子，也得凭实力吃饭，自食其力，你是出类拔萃的，你要的东西以后都会得到。
关于人大代表――“我是勤能补拙。”
记：您既是企业家，又是全国人大代表，还担任了许多社会职务，现在又办起了学校，您怎么在这几个重角色中游走？还能游刃有余？
黄：可能是我这人应变能力比较强吧。工厂上了轨道，只用抓大的方面，不在家的时候，我就充分利用现代发达的通讯工具，电话指挥；在家的时候，我一般也是白天忙社会事务，下午晚上回厂，一般晚上１０时你都能在厂里找到我。
记：能者多劳吗？
黄：不是，我是勤能补拙。以前我没事天天泡在车间里，这一年建学校，“泡车间”变成“泡工地”了。我文化不高，只能勤力些，没事做好像周身不舒服，天生的“劳碌命”（笑）。
记：听人大的工作人员说您履行代表职责很积极，提了那么多有影响力的议案建议，而且几乎每逢视察、检查从不缺席，您怎么看自己的代表身份？
黄：我差不多是共和国的同龄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我更是改革开放的得益者，没有党的好政策，没有我的今天。所以，能当上人大代表，我无比自豪，也觉得责任重大。作为身处基层的代表，我的优势在于可以更方便地了解到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可以为他们做点什么。为多听到百姓呼声，我还设了“黄德明代表信箱”，连贵州省都有群众写信来反映问题。
记：您觉得自己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黄：可能是我对人比较公正、做事勤恳、为人果断吧。“敬业、勤奋、友爱、正派”是我给学校老师定的“校规”，可以说也是我的准则。
黄德明这个名字读者不会陌生。他领衔提交的“关于全国改革身份证制度、加强人口管理的议案”，提出可用全国联网ＩＣ卡的形式管理人口，获公安部答复，已经开始实施；他提出“关于严厉打击足球运动中的犯罪行为的建议”，要求司法部门介入调查“黑哨”，轰动一时；电白高考作弊案后，为不“株连”后面的考生，人大代表提出恢复电白考场的建议，虽不是他直接提出，却与他有莫大的关系……
本报９月２号Ａ１版推出的《自掏２０００万办起一流学校》，主人公也是他。身为教育门外汉的他，居然首期就掏了２０００万，办起了一间“豪华”学校，设施设备一流，却按国家规定的“一费制”收费，还收了３００多贫困学生！
从临时工到千万身家的老板；从被国企“炒鱿鱼”后“自立门户”，到盘回破产的工厂，挽救了企业；从只管“挣钱”的普通老板，到心系公益的全国人大代表。黄德明的传奇人生令人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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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办学――“这是我人生的第二个春天”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的锁厂办得好好的，为什么会想到办学？
黄德明（以下简称“黄”）：去年６月１３日，省人大视察电白的教育，我也参加了。这才知道，电白教育战线面临学生流失、教育欠债的情况，很严峻。我们这里没什么好学校，许多学校都是早年建的，不少危房，台风一来，课都上不了。县里说希望我能支持，我说可以尝试，但也要县里支持，因为教育的事我不懂，我可以出钱建学校，但聘请老师、管理学校都得县教育部门来搞。７月份，就决定了，搞一个“混血儿”，民办公助，以省一级的标准来建校。
记：投入这么大，您是出于什么考虑？按我们常人的理解，都觉得做这种无利可图的事很不可思议，何况您还是商人！
黄：目前是一点不考虑经济效益的，最多能解决我们工厂部分工人子弟读书问题。其实，我的“野心”是―――办茂名地区最好的民办学校，让本地的学校都向我看齐，你追我赶，有竞争才有提高，最终把整个茂名的教育质量提上去。现在效应已经出来了，镇里有的学校很紧张，马上在广州开校友会，筹钱改善学校的设施。当然，长远来看，几年后，学校名气出来了，可能可以尝试走一条良性循环的道路。
记：家人理解吗？（朋友插话：不理解，连我们都觉得难以理解。）黄：老实说，没办学校以前，谁知道搞个学校要投入这么大的金钱、精力？以前荷包胀鼓鼓的，现在掏完了，扁啦！（大笑）不过，苦中还是找到了甜蜜的人生乐趣。家人不理解，我就安慰他们―――你看，我们做企业的，以前干什么事都是我求人，这回办起学校，咦，这回有人来求我了，（笑）而且是真心实意来求，我们招８００学生，报名来了１９００多人，可见办学校是得民心的事，群众真的需要。
记：办学和您以前的事业完全不相干，您觉得这件事在您人生中能占个什么样的位置？
黄：这是我人生的第二个春天！决定办学到现在建成学校，我瘦了１２斤，可人总是要有点追求的，是吧？从我自己的企业成长过程中，我知道人材缺乏的可怕，社会要发展，教育最重要。可能我自己的文化不多―――我们这一代，读书被文革耽误了，我心里有个“结”，教育“情结”。１９９５年的时候，我就在公司里设立了教育基金，凡实行计划生育的员工，子女从入托到大学，都能得到公司提供的助学金。几年来已支出了３０多万，４００多个孩子受益。这是公司福利的一部分。
我常说，我在电白的经济实力可能挤不进前１０００名，但我的社会贡献要达到前５名！等我年纪大的时候，能看到学校培养出了人才，自豪地说“我是汉山学校毕业的”，你说该有多高兴！
关于企业――“不讲诚信，是自取灭亡”
记：看您的简历，您当过十多年临时工，从临工到开创自己的事业，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事？
黄：我在电白县二轻马踏农具厂当了１１年的临时工。１９８２年，农机行业不景气，工厂转产铁锁，因管理不善，积压了５０多万把锁，连续５个多月发不出工资，工人叫苦连天。
我看不下去了，主动提出搞推销，要求厂里借１８０元给我当路费，厂里只肯借１００元，我想，１００元就１００元吧。我马不停蹄，１０天跑了十几个地方，下雷州、进广西、过海南，不知是我这人很能给人以信任感还是怎么的，我讲话，居然别人都信，１０天就把这５０万把锁全部推销出去了。
那时的国营企业，你做出了成绩，也没有什么奖励，我还是临时工。由于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方面“病根”未除，锁厂越走越艰难，１９８４年，负债几十万元，濒临死火。我毛遂自荐，承包了工厂，成了二轻系统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居然把工厂给“救活”了。
这方面我成功了，但另一方面我又“失败”了，厂领导觉得：这还得了？一个临时工把死火工厂玩得风生水起，让他们的面子往哪放？再说“好处”不能让我一个人吞了，怕我“抢班夺权”，所以他们搞了个突然袭击，宣布终止承包，收回集体经营，我被“扫地出门”，只得“自立门户”。
记：您一走，原来的工厂又不行了？黄：是啊！反而我自己的企业蒸蒸日上。记：您在国企干过十几年，现在办私企也有十几年，对两者都可以说很有发言权，您觉得为什么许多国企往往没有私企那么有活力？
黄：（沉吟片刻）我看关键是有没有发挥出主人翁精神，两者都得“锁住人心”。有的国企，从上到下都觉得企业不是自己的，领导也是这样，反正都是“阿爷”的，这种想法影响了大家全情投入。这是体制上的弊端，大家都吃大锅饭，权责利不分明。有的领导，想着做两三年就退了，无过即是有功，没有责任感，不为企业的长远利益着想，有很多短期行为。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以前我们厂的老厂长就是这样。还有一些是管理、理念上的问题，但核心还是体制。
而私企，企业赚多一分钱都是看得到的、摸得到的，老板要工人肯替他干活、赚钱，就得想方设法激发他的积极性。当然，民营企业也有不少是昙花一现的，多半都是老板的问题，如判断失误、投资失败，还有一些不守法，搞假冒伪劣，不讲诚信，你就是自取灭亡嘛！今天不死，明天也会死。
关于家庭――“儿孙自有儿孙福。”
记：听说您立了不少“家规”？黄：不多！一是老婆子女全下车间，从基层干起；另外，我的股份―――我占了集团６５％的股份，一律不继承、不转让，全部投入企业的再发展。我老婆这两年从车间退下来了，现在每月只领几百元退休金。我的女儿现在也在车间干，我都没给她转到办公室。
记：您怎么这么“不近人情”啊？黄：（笑）很多人这样说我。其实我还是讲感情的。以前炒我“鱿鱼”的老厂长，他看好的“接班人”卷款逃跑，他连退休金都没着落，我就把他返聘回厂，让他抓他以前较熟悉的党建工作。
对亲戚我也不是不照顾，开始的时候，我可以“任人唯亲”，我的亲友，我给你机会，但过一段时间我就得“任人唯贤”了。你做得好，留下来，甚至升职加薪；你不行，对不起，请你“走人”。这两年我已经炒了５个亲戚了。我老婆这人对人特别好，我让她下车间她没意见，但我炒她亲戚的“鱿鱼”她就不高兴。我只能跟她说，厂政家政要分开。
记：股份不继承是怎么一回事？黄：公司有今天，靠的不是我一人，大家都有贡献。最紧要的一点，儿孙自有儿孙福嘛，何须为他做牛马？我儿子找我要２０００元都要不到，他要，我就翻开口袋给他看，里面还不够１０块钱（大笑，翻给记者看）。我跟他们说，你读书，多少钱我都出，我以后走了，住的房子可以给你一套，其他的就免谈。当我的儿子，也得凭实力吃饭，自食其力，你是出类拔萃的，你要的东西以后都会得到。
关于人大代表――“我是勤能补拙。”
记：您既是企业家，又是全国人大代表，还担任了许多社会职务，现在又办起了学校，您怎么在这几个重角色中游走？还能游刃有余？
黄：可能是我这人应变能力比较强吧。工厂上了轨道，只用抓大的方面，不在家的时候，我就充分利用现代发达的通讯工具，电话指挥；在家的时候，我一般也是白天忙社会事务，下午晚上回厂，一般晚上１０时你都能在厂里找到我。
记：能者多劳吗？
黄：不是，我是勤能补拙。以前我没事天天泡在车间里，这一年建学校，“泡车间”变成“泡工地”了。我文化不高，只能勤力些，没事做好像周身不舒服，天生的“劳碌命”（笑）。
记：听人大的工作人员说您履行代表职责很积极，提了那么多有影响力的议案建议，而且几乎每逢视察、检查从不缺席，您怎么看自己的代表身份？
黄：我差不多是共和国的同龄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我更是改革开放的得益者，没有党的好政策，没有我的今天。所以，能当上人大代表，我无比自豪，也觉得责任重大。作为身处基层的代表，我的优势在于可以更方便地了解到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可以为他们做点什么。为多听到百姓呼声，我还设了“黄德明代表信箱”，连贵州省都有群众写信来反映问题。
记：您觉得自己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黄：可能是我对人比较公正、做事勤恳、为人果断吧。“敬业、勤奋、友爱、正派”是我给学校老师定的“校规”，可以说也是我的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