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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推荐,完全同意"田茂永"的高见,事实将证明联想买IBM PC部门将是个天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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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茂永：本土企业第一轮国际化高潮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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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2月28日 11:51 ChinaByte
文/田茂永
最近一段时间，关于中国本土企业国际化的事件空前增加起来，堪称本土企业第一轮成规模的国际化高潮。这其中，尤其以联想巨资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四川长虹开拓美国市场遗留4.84亿美元巨额应收账款这两件事情最值得关注和研究。
与国内常见的公司间并购重组所不同的是，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的整个框架属于完全西式的收购形式。首先，出资形式不再是简单的现金出资，实际交易价格17.5亿美元中含6.5亿美元现金、6亿股票以及5亿的债务；其次，收购后联想和IBM形成交叉持股状态，联想会以每股2.675港元的价格，向IBM发行包括8.21亿股新股，及9.216亿股无投票权的股份；第三，此次收购属于西方最常见的部分资产收购，联想将得到IBM在全球范围的笔记本及台式机业务，以及Think系列品牌的5年使用权。
同时，令本土企业精神振奋的是，在本次收购完成后，联想将成为全球第三大PC厂商，以约120亿美元的年收入规模首次进入财富500强。
至此，联想此举所激发的媒体、学界和工商业界之间的观点交锋也在本土企业第一次国际化高潮中达到了顶峰。然而，无论是"以市场换品牌"，还是"耗尽现金流的大凶之棋"，都难以全面阐述在本土企业的第一次国际化浪潮中所存在的大量值得深入研究且难以回避的问题。
这些问题由于涉及到国家宏观经济环境、产业竞争环境、微观企业管理甚至企业家精神等多层次和多领域，因此很难有确切的定论。本文也只是尝试着进行一点化繁为简的梳理。
问题一、人民币升值预期下的时机选择问题
如果用经济学的角度来观察，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所成长起来的这批本土企业家，普遍拥有较强的市场意识和营销操作能力，但同时也欠缺相应的对宏观经济环境和产业结构双重变迁的分析能力和应变能力。这样在企业运营过程中，他们往往在追逐资本增值的过程中，"赢了局面，输了实地"。
仍以联想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为例，在中国宏观经济面已经形成了比较明显的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大背景下，计划在今年六月底以前就向IBM支付6.5亿美元现金和6亿美元股票的柳传志显然对这件事情操之过急了。以联想获得的Think品牌5年使用期限来看，很可能联想所持有的相当于4亿美元的现金储备以及为收购案将募集的12.5亿美元资金在这个周期内对美元升值所得到的资本增值(以对美元比价来计算)将大大超过这次并购所带来的利润。从一个普通投资人的角度来看，这很可能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由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国，中国所实行的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在美元持续3年走低的大背景下逐渐演变成全球经济的焦点问题。只要人民币继续坚持与美元挂钩，那么美元的跌势就必须由欧元、日圆等其他货币来承受。2004年一年，欧元兑美元升值约8%，日圆兑美元也升值约5%，而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基本未变。
从外部经济环境来看，美、日、欧等全球主要经济力量一直没有放弃对人民币升值问题进行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施压。2004年，美国副总统切尼、财政部长斯诺和商务部长埃文斯等政府高官先后访问中国，虽然王顾左右而言他，但是汇率问题已经成为中美经贸关系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同时，来自欧美等国的反倾销攻势也在中国入世3年时间里不断升温，2004年1至9月，国外对我国企业反倾销立案34起，涉案金额约8.3亿美元，同比增长45%以上。
从1978年到1992年，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由1.7贬值到5.5，近10年来官方汇率一直稳定在8.3左右。其间，中国不仅成功地引入大量外资，而且迅速形成了出口导向和内需导向的双引擎经济增长模式。根据发展经济学的常识我们可以知道，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以每年8%左右的GDP高速增长的条件下，人民币由不断贬值转向大幅升值是一个不可更改的长期趋势。唯一的问题在于，央行并不希望眼下以各种形式涌入中国押宝人民币升值的巨额热钱套利成功，因此何时调整汇率和多大幅度调整汇率便成为各方利益博弈的待解命题。
Standard Life基金管理人Agnes Deng曾经表示："从现在开始，中国企业在海外收购将是一个长期趋势。人民币汇率调整对他们是一大利好。"截止到12月20日，中国企业的海外收购总额达到了3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99%。
目前国内外的乐观估计是一年内人民币汇率就会有10%以内的升幅，而即便是最不乐观的估计，人民币在三年内的汇率升幅也肯定将超过10%。因此，此时对于坐拥大笔人民币现金并图谋国际化的本土企业来讲，最佳的资本策略是静待人民币升值而增加自身的资本实力，这样一来以人民币计价的同样一笔资金就能买到更多以美元计价的海外资产。换句话说，比起那些整天猜测人民币哪天升值并为此时时计算成本的外资热钱来说，本土企业的资本天然就能享有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资本增值收益。
事实上，被本土企业奉为国际化标杆的日本企业正是这样做的。
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日本的出口持续增长。日本的巨额顺差引发美欧日的贸易争端，美国和欧洲动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力量强压日元升值。1985年9月美英德法日等五国财长聚会纽约的广场饭店，就争执许久的日元升值达成 "饭店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开始大幅升值，仅三年时间日元对美元就升值了一倍以上。在其后的10年间，日元汇率平均每年上升5.2%。同时，日经指数从1984年中期的10000点附近开始，一路攀升，在5年多的时间里大涨小回，到1989年12月底，日经指数达到接近39000点。高涨的日本股市固然带来了泡沫经济，但100：1的市盈率下，也为日本企业的海外扩张无疑提供了极为廉价的募集资金的机会。
正是在这一轮日元升值浪潮中，日本企业开始了被美国媒体惊呼"日本正在买下整个美国"的海外收购运动，来自日本的投资者大肆购买在他们眼中一下子变得便宜起来的美国资产。其中，索尼在1988年收购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三菱1989年购买了洛克菲勒中心51%的股权，后者一贯被视为"美国精神"的象征(无独有偶的是，前两天柳传志做客央视《对话》的时候，也兴奋地表达了联想收购的是有"美国精神"之称的IBM)。据统计，日本对外投资存量从1980年的188亿美元，到1985年急速上升至443亿美元，到了1994年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843亿美元的天文数字。
另外，对于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出口能力下降等负面问题，需要辩证地来看待。
一方面人民币升值会导致出口商品在海外的价格升高，降低了贸易品部门的利润率，但很多制造业企业也可以抓住这个机会获得相对廉价的技术进口和设备进口，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品质、降低自身的生产成本，重新获得海外市场的竞争优势(目前中国出口商品的主要竞争力还仅限于价格)。因此，这次人民币升值将间接地推进贸易品部门的优胜劣汰。
另一方面，对非贸易品部门(产品不能被用于国际贸易的部门，主要集中在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而言，人民币升值将带来积极的影响。非贸易品相对价格的提高注定将扩大非贸易品部门的盈利能力，因此将激励第三产业的投资和扩张，这对于带动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值比率是15∶52∶33，而世界平均的比率是5∶31∶64；我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率49∶22∶29，而国际上的普遍规律是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是第二产业的2至3倍。因此，人民币升值背景下的第三产业扩张无疑对解决国内长期的就业压力是一个重大利好。相应地，制造业资本也可以寻求在第三产业方面的多元化扩张(比如，联想投资的金白领餐饮业务可以大举扩张)，以避免预期的出口衰退带来的影响。
问题二、优化全球资源配置还是简单的获取市场？
根据菲利普・科特勒的总结，国际化通常有5个层次，即间接出口、直接出口、许可证贸易、合资企业和直接投资。以上5个层次随着企业自身参与程度的不断提高，其投资承诺、风险和复杂度都随之增大，相应的对海外市场的控制能力和利润回报也随之提高。而平时我们听到或看到的本土企业家谈论的人才国际化、资本国际化等等，都属于企业内部的微观管理范畴，与国际化的业务运营来说，是两个不同层次不同内涵的概念。
从现有的国内出口贸易状况来看，绝大多数企业仍然处于国际化的第一和第二层次。造成巨额应收账款坏账的四川长虹就是典型的间接出口形式。如果从简单地进入某个海外市场的角度来看，本土企业目前似乎尚没有去海外尤其是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市场进行直接投资建厂的迫切性，因为再也没有比土地和劳动力资本低廉且丰富的中国更适合建造制造基地的地方了。然而，如果着眼于全球资源配置的角度，本土企业的海外投资仍然势在必行，只不过主要的海外投资不应把重点放在替代性极高的工厂上，而应把重点放在获得在本土无法获得的软资源上，比如高水平的研发能力。
研发领域的国际化对于一个旨在成为跨国公司的中国企业尤为重要，因为真正的跨国公司对于全球市场的控制能力是通过生产、贸易和技术等各个环节逐级增强的。有统计表明，全球大约5.3万家跨国公司只占有20%到30%的世界产出，但却占有70%的世界贸易，同时更占有80%的世界技术贸易。
从华为最近在3G和海外市场屡屡斩获大单的案例上，我们能得到更深的启示。2002年10月，我随"数字中国"北欧企业考察团访问了斯德哥尔摩北部著名的移动谷--Kista科学城。这块占地面积 200万平方米的科技新区云集了650 多家所谓的TIME公司(电信、信息、媒体、娱乐)，其中不乏IBM、微软、Intel、Oracle、SUN、苹果、诺基亚这样的业界巨人，当然更少不了爱立信，它拥有Kista科学城29,000 名员工中的10,000名。在被问及知道哪些中国企业的时候，瑞典工业大臣能说出名字的企业只有两家--华为和中兴，这也是移动谷内仅有的两家中国公司。
每年全球通讯巨头投入的研发资金数以千亿美元计算，华为如果想分得一杯羹，那么它屡受争议的"不计代价"投入研发的策略不仅不能更改，而且只能变本加厉。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统计数字，早在2002年，华为就以1003件的数量，居国内企业发明专利申请量首位，与申请量居第一位的国外企业--韩国三星株式会社以同样数字并驾齐驱，这是国内企业专利申请首次在数量上与国外企业持平。而且，华为在国际化进程中布局谋篇的能力堪称全国第一：其一，华为从很早就在全球范围内对自己知识产权进行不遗余力的保护，迄今已在86个国家和地区注册了600多件次商标；其二，华为在全球40个多国家都设有分支机构，全球营销网络十分畅通；其三，华为在美国、印度、瑞典和俄罗斯都设有不同发展方向的研发中心，全球通讯产业的技术走势很难把华为落下；其四，华为不仅在产品上紧追思科，而且在技术获取策略上也紧盯着以疯狂收购见长的思科，与3COM的合资在撼动思科市场侧翼之余，也扳回了2年前被诉侵权后撤出美国市场的尴尬。
3年前华为设立美国分公司Futuer wei的时候，曾经针对思科抛出了一个暗示性极强的广告：一边是金门大桥(思科公司的标志就是该桥的剪影)和路由器，另一边是金门二桥和相似的路由器，旁白的广告语意味深长地说："它们唯一的不同，就是造价。"
事实上，中国企业只有获得了研发、生产和供应链等综合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之后，才能真正告诉全球的消费者--"它们唯一的不同，就是造价。"否则低价出口策略只会招致越来越多的反倾销制裁。
问题三、日本企业的海外扩张模式有误导作用
索尼董事长出井伸之在前段时间做客央视《对话》节目的时候，曾经针对TCL董事长李东生提出的问题给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大意是：中国企业在国际化战略上不应模仿日本企业，因为日本国土狭小，国内市场容量极为有限，因此日本企业不得不从一开始就谋求国际化。而中国市场容量巨大，国内市场可做的文章就很大，因此其国际化的模式与"小国只能着眼海外大市场"的日本注定有本质的不同。
也许有人认为出井伸之的论断有点儿惺惺作态，但"大国大市场"背景下应该成就什么样的制造企业，的确是中国企业需要全面思考的问题。
事实上，长虹和TCL等大多数中国企业的国际化都不是顺理成章的，而是在其国内市场的第二轮启动失败后，才被迫转向海外市场的，包括联想在国内PC市场的销售增长也连续3年遇到了天花板。这时，作为这些企业战略连贯性的次优选择，仓促上阵的国际化战略不免带有某种"赌一把"、"死马当活马医"的味道。同时，我们不能不看到，国内制造业企业在大规模国际化之前，自身所形成的核心竞争能力和日本企业大规模国际化时所拥有的核心竞争能力有天壤之别。
然而，在中国企业纷纷着手国际化的同时，中国本土市场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在日前举行的全国政策咨询工作会议上指出，"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将保持稳步增长的态势。到2010年GDP将达到21.5万亿元左右，人均GDP将达到1900美元。王梦奎说，预计"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将保持在8%左右。按2004年不变价格计算，2010年GDP将达到21.5万亿元左右，折合2.6万多亿美元左右，考虑人口增长因素，人均GDP将达到1900美元，与目前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大体相当。其后十年经济增长速度即使有所放缓，仍可实现十年翻一番。这样，按2004年不变价格计算，2020年我国GDP将达到43万多亿元，折合5万亿美元以上，人均超过35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国内市场的容量必将空前扩大，而且期间充斥着大量个性化产品与服务的商机。因此我认为，中国制造业的真正突破口不应聚焦于是否国际化，而应聚焦于如何走向针对个性化产品与服务的"大规模定制"。
早在1984年就开始在《世界级制造业(Ⅰ)》一书中彻底解析日本"静益制造"模式从而引起欧美工商业巨大震动的美国学者理查德oJo雪恩伯格尔，在其十年后的另一本著作《世界级制造业：下一个十年》一书中通过对霍尼韦尔等几十家世界级制造企业的研究和观察，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计划与控制式管理16条原则。很明显，理查德oJo雪恩伯格尔试图寻找在下一个十年中可以称雄制造业的方法论，但真正颠覆了从福特以来的大规模生产范式的是曾经参与了IBM历史上最成功的AS400项目(又称银湖计划)的约瑟夫o派恩，他在20世纪末出版了《大规模定制--企业竞争的新前沿》一书，为谋求成为世界级制造领袖的企业提出了全新的"制造"世界观。两者结合起来，就形成了造就世界级制造企业的基本理论结构。
按照约瑟夫o派恩的定义，多样化根本不同于定制化。多样化仍然是生产一个产品，把它放入成品库中，期待客户上门购买，而只有定制化才是响应客户的特殊要求而生产产品。大规模定制的任务是以客户愿意支付的价格并以能获得一定利润的成本、高效率地进行产品定制。而且，走向大规模定制的生产商发现，虽然在产品开发、流程和技术中可能需要重要的前期投入，但是当市场细分使大规模生产技术不再能有效地预测客户需求时，大规模定制的产品成本几乎可以与大规模生产的产品成本相同，有时甚至更低。
我在《从成长到优秀》一书中曾经总结了大规模定制需求产生的四大外部因素，其中的两大因素在国内制造业已经体现得极为明显了。
第一、所处产业已经完成第一波普及性浪潮，市场基本初始化结束。
纵观全球各个产业兴起的历史，通常企业开始追求规模效应的原始动力都来自于某个新兴产品的第一波普及性浪潮。面对旺盛的市场需求，这个时候对企业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尽可能提高某个单一品种的产能，以尽快填补市场的空白，并由此获得宝贵的该产业第一桶金。福特最早推出的T型车，我国国产彩电厂商的群体崛起，等等，莫不如此。
但当这一波来势凶猛的产品普及浪潮过去之后，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都发生了细微的变化。首先，买方市场不再以获得这些产品或服务的基本品质为满足点，开始关注这些产品或服务在各个层面上的差异性。同时他们不再满足于和视野内的其他购买者获得相同基本品质的产品和服务。
这个大规模定制的演化方向与马斯洛的"需求五层次理论"非常相似。我们可以看出，第一波普及性浪潮解决的是"最基本生理需求"问题，而逐渐开始兴起的个性化产品和服务，开始关注的是"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等更高境界的问题，从而为市场的梯度开发和不断细分创造了条件。
强力研发、高端品牌、细分市场和成本优势，正是三星对"灵捷的新制造主义"最好的阐释。
在30年前，三星电子只是日本三洋公司众多OEM工厂之一，为其制造12英寸黑白电视机；5年前，和中国家电业一样没有核心技术的三星还不得不从索尼或者松下公司购买芯片。经过持续不懈的努力，今天三星电子的专利数已经高居全球第5。如今，国内企业中只有华为有这样疯狂的劲头，当然也只有华为在海外市场上的表现最让国人称道。
从近5年来，三星电子在以手机为代表的消费类电子产品市场上的表现来说，其耗费巨大人财物力在个性化设计方面及研发方面取得的领先地位，恰恰是三星电子迅速摆脱困境的最大法宝。
换言之，如果再提前10年，三星手机采取的"高定价、高品质、个性化"的策略，反而有可能带来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因为那时全球手机市场上处于大规模普及阶段，还没一个比较清晰的细分市场趋势。
对于国内企业而言，大多数行业处于生产能力过剩的状况，恰恰是企业有可能通过重新细分、定义市场而获得超速增长的良好机会，毕竟潜在的平均客户购买能力已经超出了行业提供平均服务水平的价格。
第二、产业技术进步呈现改良式的连续性特征明显，技术进步的半衰期越来越短。
通常令本土制造业陷入困惑的是，当一项产品的技术和服务越来越臻于完善的时候，不仅产品的毛利率逐步走低，同时新产品推出时所引起的轰动也越来越差了。想一想看，微软推出Windows95时，欧美PC市场几乎万人空巷争购的场景，而时隔七年后投入更大资金炒作的Windows XP却已经在人们眼中平常起来，再也引发不了当年的轰动。
由此，我们可以推导出一个让技术进步依赖者略感惊讶的结论：一项革命性的技术一旦推出以后，其后续进步的趋势注定会变得日益保守和功利，从而使得一个曾经生机勃勃的公司或产业变得越来越善于精良运作但却越来越远离理想主义。这方面全球IT产业有太多的例子，从软件天才少年比尔o盖茨、硅谷电脑"教父"斯蒂夫o乔布斯(Steve Jobs)到曾在大学宿舍里悠然自得卖二手机的迈克尔o戴尔，莫不如此。
根据艾伯纳西(Abernathy)和厄特巴克(Utterback)对产品生命周期模型的反复推敲，最初的产品设计处于高度不稳定性，极易发生变化，通常为买方提供了丰富的产品种类，而此时产品创新的方向是改进产品性能而非降低成本。但随着买方通过购买偏好对上述产品种类和功能的不断筛选，最终在产业内形成了从外形到功能都趋于标准化的"主导设计"，实现了最优产品结构。然而，随着产品设计逐渐趋于稳定，产业技术进步的主要驱动力在于降低成本，而且这些技术进步所能形成的竞争优势相对容易被模仿。
因此，我们看到，此时整个产业的供应链上的自动化方式将大量采用，低成本、高效率的供应链集成能力将越来越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最终在产品生命周期成熟期内形成"精良运作者胜"的主要竞争局面。
美国奥本大学教授保罗o斯瓦米达斯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71%的制造商在以整合供应链为手段的"精良运作者胜"战略上获得了巨大的回报，已经使商品库存时间从1990年的2个月、1993年的1.5个月明显下降到1997年的1.2个月。而汽车、电子产品和零售企业的周转时间已经从1987年的27天，缩短为1998年的12天。有资料表明，1990-1998年，美国、德国和日本制造业库存总额平均只占销售总额的1.3-1.5%； 非制造业(含批发和零售业)库存总额平均只占销售总的1.14-1.29%。这个指标表示，由于经济运行的节奏加快，同量流动资本处于沉淀状态的份额极小，周转速度普遍较快。
而国内制造业的精良运作能力却相形见绌。有统计显示，2000年，中国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流动资金周转率平均为1.62次/年，这些企业的流动资产平均余额为5.2万亿元，同期的销售规模是8.4万亿元。也就是说，用5.2万亿元的流动资产平均余额来支撑8.4万亿元的销售规模，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沉重的。此外就商品库存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来看，美国不超过1%，中等发达国家不超过5%，可是中国却超过37%以上。
目前，国内以家电业为代表的很多行业也已经到了"精良运作者胜"的临界点时刻，恰好是以精良运作体系击败技术型公司的时机，因此上述行业内志在称雄的公司应该全力投入资源打造国内第一流的供应链体系。但是，对于通过技术的连续性进步仍然能够获得超额利润的行业，企业还是应该把着眼点放在研发和降低制造成本上。此后，基于精良运作能力的国际化战略，显然就不是危机转移的孤注一掷，而是锦上添花之举了。
国际化问题的实质
说到底，眼下这一轮轰轰烈烈的本土企业国际化高潮，从很大程度上说，一方面是本土企业个体在运营内在矛盾不断积累且无法宣泄的前提下的危机转移，另一方面是由于内需迟迟无法启动，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正陷入竭泽而渔或饮鸩止渴的困境。类似于大家熟知的"鸵鸟政策"，只不过这一次鸵鸟们是把脑袋埋在了海外市场的沙子里。
曾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院长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在《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开篇中所引用的中国谚语颇耐人寻味，"我们就象一条被拖离了水的大鱼，拼命地扑腾，渴求夺路返回水中。此刻，离水的鱼无暇过问下一轮扑腾会把自己带往何处。它只是觉得目前的状况不可容忍，必须尝试求变。"
美国的贸易赤字和日本的贸易盈余，莱斯特・瑟罗仅用两个词组就勾勒出全球贸易20多年来的一条最著名的"断层线"。莱斯特・瑟罗据此断言，"在21世纪，出口仍然十分重要，但是，经济想要成功的国家都不能指望自己国家的出口增长的速度高出全球整体经济增长3倍或4倍。" 莱斯特・瑟罗的理由很简单，"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永远承担(支付)贸易赤字。在这条铁则面前，美国亦不例外。到了将来的某一时刻，太平洋圈的贸易模式必定有重大改变，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将会终止。经济赛局的优胜者将是那些能够认清行将到来的转变，并赶在现行战略被经济态势的发展淘汰之前，明智地改变自己的发展策略的国家。如果经济的增长还要继续，那么，就要重新创造一种靠内在的推动力而不是依赖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也是美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所采用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是很适合建立这种新模式的，因为它是一个大陆国家，是一个拥有需求积压的大国。"
然而，仓促抛出国际化时间表的本土企业(比如，TCL并购法国汤姆逊从动议到完成仅用了3个月时间，这很难算是一种严肃的战略行为)有必要反思，为何近几年国内市场上的很多产业机会频频呈现"过山车"式的行情？从早年的彩电，到近年来的手机、汽车，从获利丰厚的"第一轮普及浪潮"演变到库存高涨、大打价格战的"衰退期疯狂"所需要的时间也越来越短，后果也越来越惨烈。
从这个意义上所诞生的所谓国际化，无非是把价格战的战火烧到了大洋彼岸而已。这些年来，本土企业在东南亚摩托车市场、美国彩电市场和家具市场以及全球纺织品市场上的所作所为，都或多或少让人对这种"获而一无所获"的国际化战略不免打上几个问号。
说到底，国际化问题的实质还是本土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问题。从目前来讲，国内制造业主要的竞争优势还是来自于低成本，就中国目前大多数行业已经出现"过剩经济"形态来看，成本领先战略也似乎是这些行业的领先者通常奉行的主要战略形式。以彩电业中最擅长打价格战的四川长虹为例，其获得低成本的主要途径如下：零部件的大规模采购；熟练的产业工人；多条自动化生产线；自主核心技术研发。从上面可以看出，除了"自主核心技术研发"对成本领先战略有长期的支持能力以外，四川长虹其他获得低成本的途径都十分脆弱，无法构筑起较高的低成本门槛，以有效对抗TCL和康佳等采取类似成本领先战略来争夺市场份额的行动。
竞争战略大师迈克尔・波特曾经警告过奉行这一战略者一句话："成本领先的战略逻辑要求企业就是成本领先者，而不是成为竞争这一地位的几个企业之一。"这正是四川长虹最终无法依靠成本领先战略继续称霸国内彩电市场的深层原因，四川长虹的低成本优势从来也没有达到过类似运作精良的戴尔在PC领域里所达到的低成本优势的高度，其与康佳、TCL等彩电巨头的总体成本始终没有形成明显的差异。
因此，现有条件下的国际化浪潮中，除了个别的案例之外，大多数只能属于一种推迟危机爆发的"伪国际化"行为，而本土企业能够持续推进的国际化浪潮将在厘清并弥补了本土制造业低成本优势的脆弱性之后才能水到渠成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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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茂永：本土企业第一轮国际化高潮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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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2月28日 11:51 ChinaByte
文/田茂永
最近一段时间，关于中国本土企业国际化的事件空前增加起来，堪称本土企业第一轮成规模的国际化高潮。这其中，尤其以联想巨资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四川长虹开拓美国市场遗留4.84亿美元巨额应收账款这两件事情最值得关注和研究。
与国内常见的公司间并购重组所不同的是，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的整个框架属于完全西式的收购形式。首先，出资形式不再是简单的现金出资，实际交易价格17.5亿美元中含6.5亿美元现金、6亿股票以及5亿的债务；其次，收购后联想和IBM形成交叉持股状态，联想会以每股2.675港元的价格，向IBM发行包括8.21亿股新股，及9.216亿股无投票权的股份；第三，此次收购属于西方最常见的部分资产收购，联想将得到IBM在全球范围的笔记本及台式机业务，以及Think系列品牌的5年使用权。
同时，令本土企业精神振奋的是，在本次收购完成后，联想将成为全球第三大PC厂商，以约120亿美元的年收入规模首次进入财富500强。
至此，联想此举所激发的媒体、学界和工商业界之间的观点交锋也在本土企业第一次国际化高潮中达到了顶峰。然而，无论是"以市场换品牌"，还是"耗尽现金流的大凶之棋"，都难以全面阐述在本土企业的第一次国际化浪潮中所存在的大量值得深入研究且难以回避的问题。
这些问题由于涉及到国家宏观经济环境、产业竞争环境、微观企业管理甚至企业家精神等多层次和多领域，因此很难有确切的定论。本文也只是尝试着进行一点化繁为简的梳理。
问题一、人民币升值预期下的时机选择问题
如果用经济学的角度来观察，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所成长起来的这批本土企业家，普遍拥有较强的市场意识和营销操作能力，但同时也欠缺相应的对宏观经济环境和产业结构双重变迁的分析能力和应变能力。这样在企业运营过程中，他们往往在追逐资本增值的过程中，"赢了局面，输了实地"。
仍以联想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为例，在中国宏观经济面已经形成了比较明显的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大背景下，计划在今年六月底以前就向IBM支付6.5亿美元现金和6亿美元股票的柳传志显然对这件事情操之过急了。以联想获得的Think品牌5年使用期限来看，很可能联想所持有的相当于4亿美元的现金储备以及为收购案将募集的12.5亿美元资金在这个周期内对美元升值所得到的资本增值(以对美元比价来计算)将大大超过这次并购所带来的利润。从一个普通投资人的角度来看，这很可能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由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国，中国所实行的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在美元持续3年走低的大背景下逐渐演变成全球经济的焦点问题。只要人民币继续坚持与美元挂钩，那么美元的跌势就必须由欧元、日圆等其他货币来承受。2004年一年，欧元兑美元升值约8%，日圆兑美元也升值约5%，而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基本未变。
从外部经济环境来看，美、日、欧等全球主要经济力量一直没有放弃对人民币升值问题进行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施压。2004年，美国副总统切尼、财政部长斯诺和商务部长埃文斯等政府高官先后访问中国，虽然王顾左右而言他，但是汇率问题已经成为中美经贸关系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同时，来自欧美等国的反倾销攻势也在中国入世3年时间里不断升温，2004年1至9月，国外对我国企业反倾销立案34起，涉案金额约8.3亿美元，同比增长45%以上。
从1978年到1992年，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由1.7贬值到5.5，近10年来官方汇率一直稳定在8.3左右。其间，中国不仅成功地引入大量外资，而且迅速形成了出口导向和内需导向的双引擎经济增长模式。根据发展经济学的常识我们可以知道，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以每年8%左右的GDP高速增长的条件下，人民币由不断贬值转向大幅升值是一个不可更改的长期趋势。唯一的问题在于，央行并不希望眼下以各种形式涌入中国押宝人民币升值的巨额热钱套利成功，因此何时调整汇率和多大幅度调整汇率便成为各方利益博弈的待解命题。
Standard Life基金管理人Agnes Deng曾经表示："从现在开始，中国企业在海外收购将是一个长期趋势。人民币汇率调整对他们是一大利好。"截止到12月20日，中国企业的海外收购总额达到了3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99%。
目前国内外的乐观估计是一年内人民币汇率就会有10%以内的升幅，而即便是最不乐观的估计，人民币在三年内的汇率升幅也肯定将超过10%。因此，此时对于坐拥大笔人民币现金并图谋国际化的本土企业来讲，最佳的资本策略是静待人民币升值而增加自身的资本实力，这样一来以人民币计价的同样一笔资金就能买到更多以美元计价的海外资产。换句话说，比起那些整天猜测人民币哪天升值并为此时时计算成本的外资热钱来说，本土企业的资本天然就能享有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资本增值收益。
事实上，被本土企业奉为国际化标杆的日本企业正是这样做的。
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日本的出口持续增长。日本的巨额顺差引发美欧日的贸易争端，美国和欧洲动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力量强压日元升值。1985年9月美英德法日等五国财长聚会纽约的广场饭店，就争执许久的日元升值达成 "饭店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开始大幅升值，仅三年时间日元对美元就升值了一倍以上。在其后的10年间，日元汇率平均每年上升5.2%。同时，日经指数从1984年中期的10000点附近开始，一路攀升，在5年多的时间里大涨小回，到1989年12月底，日经指数达到接近39000点。高涨的日本股市固然带来了泡沫经济，但100：1的市盈率下，也为日本企业的海外扩张无疑提供了极为廉价的募集资金的机会。
正是在这一轮日元升值浪潮中，日本企业开始了被美国媒体惊呼"日本正在买下整个美国"的海外收购运动，来自日本的投资者大肆购买在他们眼中一下子变得便宜起来的美国资产。其中，索尼在1988年收购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三菱1989年购买了洛克菲勒中心51%的股权，后者一贯被视为"美国精神"的象征(无独有偶的是，前两天柳传志做客央视《对话》的时候，也兴奋地表达了联想收购的是有"美国精神"之称的IBM)。据统计，日本对外投资存量从1980年的188亿美元，到1985年急速上升至443亿美元，到了1994年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843亿美元的天文数字。
另外，对于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出口能力下降等负面问题，需要辩证地来看待。
一方面人民币升值会导致出口商品在海外的价格升高，降低了贸易品部门的利润率，但很多制造业企业也可以抓住这个机会获得相对廉价的技术进口和设备进口，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品质、降低自身的生产成本，重新获得海外市场的竞争优势(目前中国出口商品的主要竞争力还仅限于价格)。因此，这次人民币升值将间接地推进贸易品部门的优胜劣汰。
另一方面，对非贸易品部门(产品不能被用于国际贸易的部门，主要集中在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而言，人民币升值将带来积极的影响。非贸易品相对价格的提高注定将扩大非贸易品部门的盈利能力，因此将激励第三产业的投资和扩张，这对于带动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值比率是15∶52∶33，而世界平均的比率是5∶31∶64；我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率49∶22∶29，而国际上的普遍规律是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是第二产业的2至3倍。因此，人民币升值背景下的第三产业扩张无疑对解决国内长期的就业压力是一个重大利好。相应地，制造业资本也可以寻求在第三产业方面的多元化扩张(比如，联想投资的金白领餐饮业务可以大举扩张)，以避免预期的出口衰退带来的影响。
问题二、优化全球资源配置还是简单的获取市场？
根据菲利普・科特勒的总结，国际化通常有5个层次，即间接出口、直接出口、许可证贸易、合资企业和直接投资。以上5个层次随着企业自身参与程度的不断提高，其投资承诺、风险和复杂度都随之增大，相应的对海外市场的控制能力和利润回报也随之提高。而平时我们听到或看到的本土企业家谈论的人才国际化、资本国际化等等，都属于企业内部的微观管理范畴，与国际化的业务运营来说，是两个不同层次不同内涵的概念。
从现有的国内出口贸易状况来看，绝大多数企业仍然处于国际化的第一和第二层次。造成巨额应收账款坏账的四川长虹就是典型的间接出口形式。如果从简单地进入某个海外市场的角度来看，本土企业目前似乎尚没有去海外尤其是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市场进行直接投资建厂的迫切性，因为再也没有比土地和劳动力资本低廉且丰富的中国更适合建造制造基地的地方了。然而，如果着眼于全球资源配置的角度，本土企业的海外投资仍然势在必行，只不过主要的海外投资不应把重点放在替代性极高的工厂上，而应把重点放在获得在本土无法获得的软资源上，比如高水平的研发能力。
研发领域的国际化对于一个旨在成为跨国公司的中国企业尤为重要，因为真正的跨国公司对于全球市场的控制能力是通过生产、贸易和技术等各个环节逐级增强的。有统计表明，全球大约5.3万家跨国公司只占有20%到30%的世界产出，但却占有70%的世界贸易，同时更占有80%的世界技术贸易。
从华为最近在3G和海外市场屡屡斩获大单的案例上，我们能得到更深的启示。2002年10月，我随"数字中国"北欧企业考察团访问了斯德哥尔摩北部著名的移动谷--Kista科学城。这块占地面积 200万平方米的科技新区云集了650 多家所谓的TIME公司(电信、信息、媒体、娱乐)，其中不乏IBM、微软、Intel、Oracle、SUN、苹果、诺基亚这样的业界巨人，当然更少不了爱立信，它拥有Kista科学城29,000 名员工中的10,000名。在被问及知道哪些中国企业的时候，瑞典工业大臣能说出名字的企业只有两家--华为和中兴，这也是移动谷内仅有的两家中国公司。
每年全球通讯巨头投入的研发资金数以千亿美元计算，华为如果想分得一杯羹，那么它屡受争议的"不计代价"投入研发的策略不仅不能更改，而且只能变本加厉。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统计数字，早在2002年，华为就以1003件的数量，居国内企业发明专利申请量首位，与申请量居第一位的国外企业--韩国三星株式会社以同样数字并驾齐驱，这是国内企业专利申请首次在数量上与国外企业持平。而且，华为在国际化进程中布局谋篇的能力堪称全国第一：其一，华为从很早就在全球范围内对自己知识产权进行不遗余力的保护，迄今已在86个国家和地区注册了600多件次商标；其二，华为在全球40个多国家都设有分支机构，全球营销网络十分畅通；其三，华为在美国、印度、瑞典和俄罗斯都设有不同发展方向的研发中心，全球通讯产业的技术走势很难把华为落下；其四，华为不仅在产品上紧追思科，而且在技术获取策略上也紧盯着以疯狂收购见长的思科，与3COM的合资在撼动思科市场侧翼之余，也扳回了2年前被诉侵权后撤出美国市场的尴尬。
3年前华为设立美国分公司Futuer wei的时候，曾经针对思科抛出了一个暗示性极强的广告：一边是金门大桥(思科公司的标志就是该桥的剪影)和路由器，另一边是金门二桥和相似的路由器，旁白的广告语意味深长地说："它们唯一的不同，就是造价。"
事实上，中国企业只有获得了研发、生产和供应链等综合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之后，才能真正告诉全球的消费者--"它们唯一的不同，就是造价。"否则低价出口策略只会招致越来越多的反倾销制裁。
问题三、日本企业的海外扩张模式有误导作用
索尼董事长出井伸之在前段时间做客央视《对话》节目的时候，曾经针对TCL董事长李东生提出的问题给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大意是：中国企业在国际化战略上不应模仿日本企业，因为日本国土狭小，国内市场容量极为有限，因此日本企业不得不从一开始就谋求国际化。而中国市场容量巨大，国内市场可做的文章就很大，因此其国际化的模式与"小国只能着眼海外大市场"的日本注定有本质的不同。
也许有人认为出井伸之的论断有点儿惺惺作态，但"大国大市场"背景下应该成就什么样的制造企业，的确是中国企业需要全面思考的问题。
事实上，长虹和TCL等大多数中国企业的国际化都不是顺理成章的，而是在其国内市场的第二轮启动失败后，才被迫转向海外市场的，包括联想在国内PC市场的销售增长也连续3年遇到了天花板。这时，作为这些企业战略连贯性的次优选择，仓促上阵的国际化战略不免带有某种"赌一把"、"死马当活马医"的味道。同时，我们不能不看到，国内制造业企业在大规模国际化之前，自身所形成的核心竞争能力和日本企业大规模国际化时所拥有的核心竞争能力有天壤之别。
然而，在中国企业纷纷着手国际化的同时，中国本土市场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在日前举行的全国政策咨询工作会议上指出，"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将保持稳步增长的态势。到2010年GDP将达到21.5万亿元左右，人均GDP将达到1900美元。王梦奎说，预计"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将保持在8%左右。按2004年不变价格计算，2010年GDP将达到21.5万亿元左右，折合2.6万多亿美元左右，考虑人口增长因素，人均GDP将达到1900美元，与目前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大体相当。其后十年经济增长速度即使有所放缓，仍可实现十年翻一番。这样，按2004年不变价格计算，2020年我国GDP将达到43万多亿元，折合5万亿美元以上，人均超过35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国内市场的容量必将空前扩大，而且期间充斥着大量个性化产品与服务的商机。因此我认为，中国制造业的真正突破口不应聚焦于是否国际化，而应聚焦于如何走向针对个性化产品与服务的"大规模定制"。
早在1984年就开始在《世界级制造业(Ⅰ)》一书中彻底解析日本"静益制造"模式从而引起欧美工商业巨大震动的美国学者理查德oJo雪恩伯格尔，在其十年后的另一本著作《世界级制造业：下一个十年》一书中通过对霍尼韦尔等几十家世界级制造企业的研究和观察，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计划与控制式管理16条原则。很明显，理查德oJo雪恩伯格尔试图寻找在下一个十年中可以称雄制造业的方法论，但真正颠覆了从福特以来的大规模生产范式的是曾经参与了IBM历史上最成功的AS400项目(又称银湖计划)的约瑟夫o派恩，他在20世纪末出版了《大规模定制--企业竞争的新前沿》一书，为谋求成为世界级制造领袖的企业提出了全新的"制造"世界观。两者结合起来，就形成了造就世界级制造企业的基本理论结构。
按照约瑟夫o派恩的定义，多样化根本不同于定制化。多样化仍然是生产一个产品，把它放入成品库中，期待客户上门购买，而只有定制化才是响应客户的特殊要求而生产产品。大规模定制的任务是以客户愿意支付的价格并以能获得一定利润的成本、高效率地进行产品定制。而且，走向大规模定制的生产商发现，虽然在产品开发、流程和技术中可能需要重要的前期投入，但是当市场细分使大规模生产技术不再能有效地预测客户需求时，大规模定制的产品成本几乎可以与大规模生产的产品成本相同，有时甚至更低。
我在《从成长到优秀》一书中曾经总结了大规模定制需求产生的四大外部因素，其中的两大因素在国内制造业已经体现得极为明显了。
第一、所处产业已经完成第一波普及性浪潮，市场基本初始化结束。
纵观全球各个产业兴起的历史，通常企业开始追求规模效应的原始动力都来自于某个新兴产品的第一波普及性浪潮。面对旺盛的市场需求，这个时候对企业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尽可能提高某个单一品种的产能，以尽快填补市场的空白，并由此获得宝贵的该产业第一桶金。福特最早推出的T型车，我国国产彩电厂商的群体崛起，等等，莫不如此。
但当这一波来势凶猛的产品普及浪潮过去之后，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都发生了细微的变化。首先，买方市场不再以获得这些产品或服务的基本品质为满足点，开始关注这些产品或服务在各个层面上的差异性。同时他们不再满足于和视野内的其他购买者获得相同基本品质的产品和服务。
这个大规模定制的演化方向与马斯洛的"需求五层次理论"非常相似。我们可以看出，第一波普及性浪潮解决的是"最基本生理需求"问题，而逐渐开始兴起的个性化产品和服务，开始关注的是"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等更高境界的问题，从而为市场的梯度开发和不断细分创造了条件。
强力研发、高端品牌、细分市场和成本优势，正是三星对"灵捷的新制造主义"最好的阐释。
在30年前，三星电子只是日本三洋公司众多OEM工厂之一，为其制造12英寸黑白电视机；5年前，和中国家电业一样没有核心技术的三星还不得不从索尼或者松下公司购买芯片。经过持续不懈的努力，今天三星电子的专利数已经高居全球第5。如今，国内企业中只有华为有这样疯狂的劲头，当然也只有华为在海外市场上的表现最让国人称道。
从近5年来，三星电子在以手机为代表的消费类电子产品市场上的表现来说，其耗费巨大人财物力在个性化设计方面及研发方面取得的领先地位，恰恰是三星电子迅速摆脱困境的最大法宝。
换言之，如果再提前10年，三星手机采取的"高定价、高品质、个性化"的策略，反而有可能带来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因为那时全球手机市场上处于大规模普及阶段，还没一个比较清晰的细分市场趋势。
对于国内企业而言，大多数行业处于生产能力过剩的状况，恰恰是企业有可能通过重新细分、定义市场而获得超速增长的良好机会，毕竟潜在的平均客户购买能力已经超出了行业提供平均服务水平的价格。
第二、产业技术进步呈现改良式的连续性特征明显，技术进步的半衰期越来越短。
通常令本土制造业陷入困惑的是，当一项产品的技术和服务越来越臻于完善的时候，不仅产品的毛利率逐步走低，同时新产品推出时所引起的轰动也越来越差了。想一想看，微软推出Windows95时，欧美PC市场几乎万人空巷争购的场景，而时隔七年后投入更大资金炒作的Windows XP却已经在人们眼中平常起来，再也引发不了当年的轰动。
由此，我们可以推导出一个让技术进步依赖者略感惊讶的结论：一项革命性的技术一旦推出以后，其后续进步的趋势注定会变得日益保守和功利，从而使得一个曾经生机勃勃的公司或产业变得越来越善于精良运作但却越来越远离理想主义。这方面全球IT产业有太多的例子，从软件天才少年比尔o盖茨、硅谷电脑"教父"斯蒂夫o乔布斯(Steve Jobs)到曾在大学宿舍里悠然自得卖二手机的迈克尔o戴尔，莫不如此。
根据艾伯纳西(Abernathy)和厄特巴克(Utterback)对产品生命周期模型的反复推敲，最初的产品设计处于高度不稳定性，极易发生变化，通常为买方提供了丰富的产品种类，而此时产品创新的方向是改进产品性能而非降低成本。但随着买方通过购买偏好对上述产品种类和功能的不断筛选，最终在产业内形成了从外形到功能都趋于标准化的"主导设计"，实现了最优产品结构。然而，随着产品设计逐渐趋于稳定，产业技术进步的主要驱动力在于降低成本，而且这些技术进步所能形成的竞争优势相对容易被模仿。
因此，我们看到，此时整个产业的供应链上的自动化方式将大量采用，低成本、高效率的供应链集成能力将越来越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最终在产品生命周期成熟期内形成"精良运作者胜"的主要竞争局面。
美国奥本大学教授保罗o斯瓦米达斯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71%的制造商在以整合供应链为手段的"精良运作者胜"战略上获得了巨大的回报，已经使商品库存时间从1990年的2个月、1993年的1.5个月明显下降到1997年的1.2个月。而汽车、电子产品和零售企业的周转时间已经从1987年的27天，缩短为1998年的12天。有资料表明，1990-1998年，美国、德国和日本制造业库存总额平均只占销售总额的1.3-1.5%； 非制造业(含批发和零售业)库存总额平均只占销售总的1.14-1.29%。这个指标表示，由于经济运行的节奏加快，同量流动资本处于沉淀状态的份额极小，周转速度普遍较快。
而国内制造业的精良运作能力却相形见绌。有统计显示，2000年，中国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流动资金周转率平均为1.62次/年，这些企业的流动资产平均余额为5.2万亿元，同期的销售规模是8.4万亿元。也就是说，用5.2万亿元的流动资产平均余额来支撑8.4万亿元的销售规模，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沉重的。此外就商品库存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来看，美国不超过1%，中等发达国家不超过5%，可是中国却超过37%以上。
目前，国内以家电业为代表的很多行业也已经到了"精良运作者胜"的临界点时刻，恰好是以精良运作体系击败技术型公司的时机，因此上述行业内志在称雄的公司应该全力投入资源打造国内第一流的供应链体系。但是，对于通过技术的连续性进步仍然能够获得超额利润的行业，企业还是应该把着眼点放在研发和降低制造成本上。此后，基于精良运作能力的国际化战略，显然就不是危机转移的孤注一掷，而是锦上添花之举了。
国际化问题的实质
说到底，眼下这一轮轰轰烈烈的本土企业国际化高潮，从很大程度上说，一方面是本土企业个体在运营内在矛盾不断积累且无法宣泄的前提下的危机转移，另一方面是由于内需迟迟无法启动，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正陷入竭泽而渔或饮鸩止渴的困境。类似于大家熟知的"鸵鸟政策"，只不过这一次鸵鸟们是把脑袋埋在了海外市场的沙子里。
曾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院长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在《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开篇中所引用的中国谚语颇耐人寻味，"我们就象一条被拖离了水的大鱼，拼命地扑腾，渴求夺路返回水中。此刻，离水的鱼无暇过问下一轮扑腾会把自己带往何处。它只是觉得目前的状况不可容忍，必须尝试求变。"
美国的贸易赤字和日本的贸易盈余，莱斯特・瑟罗仅用两个词组就勾勒出全球贸易20多年来的一条最著名的"断层线"。莱斯特・瑟罗据此断言，"在21世纪，出口仍然十分重要，但是，经济想要成功的国家都不能指望自己国家的出口增长的速度高出全球整体经济增长3倍或4倍。" 莱斯特・瑟罗的理由很简单，"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永远承担(支付)贸易赤字。在这条铁则面前，美国亦不例外。到了将来的某一时刻，太平洋圈的贸易模式必定有重大改变，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将会终止。经济赛局的优胜者将是那些能够认清行将到来的转变，并赶在现行战略被经济态势的发展淘汰之前，明智地改变自己的发展策略的国家。如果经济的增长还要继续，那么，就要重新创造一种靠内在的推动力而不是依赖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也是美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所采用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是很适合建立这种新模式的，因为它是一个大陆国家，是一个拥有需求积压的大国。"
然而，仓促抛出国际化时间表的本土企业(比如，TCL并购法国汤姆逊从动议到完成仅用了3个月时间，这很难算是一种严肃的战略行为)有必要反思，为何近几年国内市场上的很多产业机会频频呈现"过山车"式的行情？从早年的彩电，到近年来的手机、汽车，从获利丰厚的"第一轮普及浪潮"演变到库存高涨、大打价格战的"衰退期疯狂"所需要的时间也越来越短，后果也越来越惨烈。
从这个意义上所诞生的所谓国际化，无非是把价格战的战火烧到了大洋彼岸而已。这些年来，本土企业在东南亚摩托车市场、美国彩电市场和家具市场以及全球纺织品市场上的所作所为，都或多或少让人对这种"获而一无所获"的国际化战略不免打上几个问号。
说到底，国际化问题的实质还是本土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问题。从目前来讲，国内制造业主要的竞争优势还是来自于低成本，就中国目前大多数行业已经出现"过剩经济"形态来看，成本领先战略也似乎是这些行业的领先者通常奉行的主要战略形式。以彩电业中最擅长打价格战的四川长虹为例，其获得低成本的主要途径如下：零部件的大规模采购；熟练的产业工人；多条自动化生产线；自主核心技术研发。从上面可以看出，除了"自主核心技术研发"对成本领先战略有长期的支持能力以外，四川长虹其他获得低成本的途径都十分脆弱，无法构筑起较高的低成本门槛，以有效对抗TCL和康佳等采取类似成本领先战略来争夺市场份额的行动。
竞争战略大师迈克尔・波特曾经警告过奉行这一战略者一句话："成本领先的战略逻辑要求企业就是成本领先者，而不是成为竞争这一地位的几个企业之一。"这正是四川长虹最终无法依靠成本领先战略继续称霸国内彩电市场的深层原因，四川长虹的低成本优势从来也没有达到过类似运作精良的戴尔在PC领域里所达到的低成本优势的高度，其与康佳、TCL等彩电巨头的总体成本始终没有形成明显的差异。
因此，现有条件下的国际化浪潮中，除了个别的案例之外，大多数只能属于一种推迟危机爆发的"伪国际化"行为，而本土企业能够持续推进的国际化浪潮将在厘清并弥补了本土制造业低成本优势的脆弱性之后才能水到渠成地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