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的变化不容忽视！

[盗版情人]

【万维读者网】多维新闻社1日电发陆学仁来稿：中国最大的变化不容忽视！ 全文如下。
浏览所有网页和报刊，有关中国问题的议论几乎没有人关注中国近十多年最大的一个变化――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和中国民营企业家崭露头角，刚看到在十月份要在纽约法拉盛图书馆举行的研讨会，将在会上发言的名家们也没有关注这个领域。我用笔名发表文章的大缺点是无法亮相，所以只能用文字去与会。 我认为，中国最有希望的一个事实恰恰在此。中国字改革开放以来已经从封闭的计划经济走向商品经济是没有任何人质疑的，我们不能把商品经济发展后的中国说成所有人都被铜臭污染了灵魂，可惜这样说、而且说得很过份的不乏其人。再进一步讲，在发展商品经济过程中发了财的人是不是都是该杀的混蛋？是不是都靠专制强权发的不义之财，并且倒过来又强化了集权统治呢？如果这样说是可以肯定的，那么中国的发展不是同所有国家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和民主的发展规律都不一样了吗？难道中国不是蒋介石和毛泽东时代而是改革开放时代才出现了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吗？中国从计划经济又陷入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吗？似乎没有人这样说。问题是在海外的朋友道听途说，对发财有一点反资本主义的本能的偏见。我根据亲自接触要讲讲事实。

我在最近的五年间（1997-2002）在国内接触了各种层次的大批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从新疆、黑龙江、四川到北京，大企业，如有的一个集团拥有四家上市公司；有高科技企业，如我为一个纳米公司义务当副总裁多年；有著名上市公司-东方集团，我同他们的董事长张宏伟有深入的接触；还有人把他们最头痛的事情向我倾诉――挂著国营企业的照牌，现在被共产党弄假成真了，怎么解套？总之，我自己愿意根据亲身经验提供信息和观点，也希望关心中国的人不要落在江泽民后面，对民营经济发展和民营企业家的崛起尽快抱有应有的关注。

一、我这样强调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却不是为了卖弄自己同他们的交往，而是因为我认为中国近几十年的松动最大的成果尚不在外国人不得不承认的世界首屈一指的高速度发展生产，而在于体制和实体的变化，即国有国营经济已经不占统治地位或垄断一切了。我手边没有最新的统计数据，但我可以肯定几点：一、最近几年国有国营经济的份额已经不到GDP的一半；二、而且实际情况比统计数字中民有民营部分更高，因为现在没有国有国营企业冒充非国有国营的，恰恰相反，有大批国有国营企业是假冒的，实际上是私有民营的；

二、中国私有资本主义企业的产权不属于权力资本。民营企业家发财是官僚资本主靠权力实现的腐败的结果吗？也不尽然。中国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拜经济改革中两个要点扶植起来的：一是权力下放，即中央向地方放权；二是邓小平允许一部分人先发起来；没有或不坚持改革开放，他们发不起来，或会马上寿终正寝，所以他们是非常支持改革开放的。

他们在中央向地方权力下放过程中，因为地方政府激励地方经济发展而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各种形式的支持，也确有地方政府官员卷入他们的事业，但是很少中央政府官员或他们的子女搞私人企业，我们听到的中央一级的以权谋私的途径都要简便易行，赤裸裸得多，比如出售批文和项目，或直接拿走国家项目拨款得以挥金如土。而地方上多半是通过帮助私人批准借贷，获得按政策规定的多少年的免税优惠等，进一步还有地方保护措施等，帮助引进外资就是更上一层楼了。举一个例子，有名的东方集团得到世界银行集团的国际金融公司批准可以得到3000万美元贷款，但是这种贷款必须拿到中国政府批准的额度，他们从黑龙江省政府得到了这种额度，实现了贷款的目的。

很多大的私人企业都是从乡镇企业起家的。乡镇企业很多都是村民集腋成裘，要求进乡镇企业工作的人投资若干金额才可以获得工作机会，与是有人靠自己或父母进城打工，积攒的钱为某人谋个非农的工作，投资人真是把血汗钱投到乡镇企业。但是等企业发展后就必须靠银行了，这时同地方政府的关系就是一种借用的信用，而地方政府谋求的，一是本地的经济发展；二是留住人和财，抓住税收源头；可能有某些地方官员挤身其间，但不是全国那么多从小鸡孵化的大鹏都在权力资本卵翼下。

那么民营企业主要靠什么？靠自己。比如中国最大的家用缝纫机出口商，几年前他还是个农民，他跑到广州打算参加广交会，被拒之门外，他百般无奈，心生一计从狗洞钻了进去，结果他在会上同一名外商签署了一个合同，从而开始了他的事业。不料几年后他成了全国最大的缝纫机出口企业家。

又如我服务过几年的纳米企业，老板张福海也是靠自己看准了项目，利用国家863项目贷款购买了沈阳金属研究所一个专利技术，自己拉拢朋友合作，启用一批当地有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在使用研究所专利技术时稍加改进，从而搞出了世界第一流的硅基纳米粉，被美国和日本等国的权威机构认可质量优秀。一切说明，他们的成功靠的是灵活的机制和企业家的干劲和智慧。中国经济体改研究会秘书长石小敏对我说，民营企业家是目前最用功读书的人，这样的人我见过很多。所以，他们是利用政府和政策，而不是源于权力和被权力所完全驾驭，如是，他们就不可能有生机，就早已奄奄一息。比如张福海的纳米事业就因为后来过分仰政府鼻息而拒绝香港的李嘉诚等人的投资而拖延了时日，他手中的外国人不堪设想的世界一流的陶瓷轴承、股骨头等至今未能投产。他能拿到先进技术靠的是什么呢？他完成863计划目标后，科技部在钓鱼台开了新闻发布会，通过全国媒体宣告863计划的纳米粉生产产业化项目提前顺利完成，马上有一大批企业来联系，比如几乎所有大军工企业喜出望外拿走了样品，但是他们都一打开封装就把密封的非氧化物纳米粉毁了。真正同张福海马上走到一起的是一批高级专家，张福海提供纳米粉材料，同他们签署合同答应纳米制品生产成功后给25%股份、给月工资万元以上高工资、提供专家个人房子和汽车，总之，几乎政府不能给的他都给了，从而把他们的成果乃至本人都买断了。而且由于以他为中心进行科技合作，专家们相互取长补短，短时间内就把几个远超过西方和日本在微米基础上搞的产品在纳米技术基础上搞出了新样品，提供了生产方案，马上引起了香港金犀宝上市公司等至少三家大企业的兴趣，他们主动前来洽谈合作。这里'权力资本'插手没有成功。我所指的是，沈阳那个后来被捕的市长莫绥新插了手，后来逃之夭夭的华诚集团的董事长也插了手，让张福海浪费了一年多时间。而等李嘉诚先生两年前已经拨款，希望能在香港二板上市时，张福海贪心政府投资会更有利于本人所占的份额，拒绝了包括李嘉诚在内的投资机会，放弃在香港上市的努力，从而竹篮打水两头空，拖延至今。从这些经过来看，中国并不是权力一插手，就使民营经济变色，而且能靠权力使民营经济膨胀起来，那腐败的体制在争夺民营经济上照样处处显得无能，当时我作为顾问就警告张福海，不应该理会莫绥新的什么'市长工程'，而且当某省长许诺'提供省里风险投资资金时，'我也警告他，政府的风险基金你是玩不转的，而且省长让我们等待在中国的二板上市，可能得等到驴年马月，他不信。不幸，不久后，朱总理果然说，在他任内不再出台重大改革措施。，当那位省长让张福海等在中国二板市场上市时，中国出现了几百个专门搞高科技项目指望在二板上市的风险投资公司，朱榕基他这一句话顿时使三分之二这种指靠二板迅速出台而成立的投高科技项目之机的风险投资公司纷纷关门。我这个分析和描述证明，中国的体制使国有国营经济奄奄一息，它再运用权力资本谋贪官的私利也无力扶植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飞速成长。中国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放松搞活的结果不是官僚资本转型的形式。官僚确实同民营企业家勾勾搭搭，但是成功率很低，他们无力扶植乃至控制大部分民营企业。

三、严重的问题却是，私营企业家对政府有可能通过各种形式重新把他们的资产国有化一直在提心吊胆。我通过各种调查发现在好几个省市都发生了实际上的国有化个例。比如某沿海大省有一个企业家八十年代末本是国营贸易公司职工，下海后发了财，被评为全国劳模，到中央党校学习，受李鹏接见，他所在地区的首长出国不仅差旅费，连到泰国看人妖表演和在女子裸体服务的澡堂洗澡都到他那里报销。但是后来突然省里说，他应该退休了，给他比一般退休干部高的工资，却弄假成真，连企业带汽车，一切在'国有企业'名下的资产全部归政府掌握，他发财二十多年落得一场空，连一个有相当数额的银行存折都没有。如这样的例子在这个省和其他省里我可以有名有姓地举出好几个。所以，企业家们认为，人们不怕什么政策，就怕政府'惦记'。以至不得不对政府封锁消息，不得不隐瞒富裕。

上面说的那个集团旗下有四家上市公司的企业集团，他们能力从俄罗斯投标成功买下一艏退役的废弃的航空母舰，但是他们给我一份英文的资产负债表就要求千万不能给任何政府官员看。我帮助他们联系一个美国大企业-友升公司(Unison)，这家美国企业在中国直接间接投资了38个项目，总额达数亿美元，而且经我中介，它的董事长沈坚白先生已经开始帮助他们在美国联系收购某汽车零配件厂事宜。我帮助安排了他们双方在长城饭店的总统包房会谈，可是届时中方没有出席也没有说明理由，美方沈坚白先生分析，从他们的资产负债表看，他们在北京的最大项目是一家卡拉OK厅，沈先生说，"我长城饭店也有卡拉OK厅，却仅仅是出租场地而已，因为在长城饭店的卡拉OK厅里有一次北京的两个区公安局的警察竟拔枪动了武，没有走通黑白两道的人谁敢做这种行当？"所以，他劝我，并安慰我说，不同他们打交道也省得麻烦。哪知道几个月后，我得知他们回避沈先生的真正原因是沈先生在见面前送给他们一本书，里面介绍了沈先生同朱榕基有很深的私交，正是这件事使他们退避三所。

那么，为什么没有大规模地全面地没收私有企业呢？据我所知，这种非官面堂皇的国有化，确实仅仅是对某企业的一种'惦记'，想捞一把时才出现，而非中共的宏观决策，因为如果在全国摆开架势搞国有化，到目前这种程度的私有经济的发展，已经一定会引起全国经济政治社会大动荡，中国已经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现在的问题是挂国有企业羊头卖私有经济羊肉者怕弄假成真，难以脱勾，我曾被邀请吃饭，某沿海大省的一个资产几十个亿的集团公司驻北京代表在宴请时求教于我，他们公司是几年前几位记者借了几十万人民币办起来的，很快办成了综合型的大企业集团，最初借的钱已经还清，再也没有得到贷款或国家投资，但为了搞好关系，给地方首长面子，也为了享受某些政策优惠，始终挂著国有照牌，现在怎么也摘不掉了，而某些国家领导人，好像有李岚清还表杨这样的用自己的而不是国家投资办得好的国有企业！？我当时建议他们把利用国有照牌当作一种软件投资，折成股份，正式名正言顺地归地方政府所有，换取政府对于改制的支持，让企业把划归政府的股份后所剩下的所有企业股票折成职工股份，即把每人可得的退休后的福利一次付清，一次按贡献分发股票外，每人按贡献还有权购买若干股票，落实到人头，这样做，名义上说成国有企业改制，对一些真的国有企业都行得通，我们还可以帮助他们设计，并争取该省体改系统认可。对方还感到到我太书生气，后来没有下文，我只知道这个问题仍然如箭在弦上令企业家夜不成寐。

四、谁都知道民营经济的发展是形成中产阶级的要件，会反映在政治上的民主诉求上。说实话，中国在这个方面还只是非常初步的。最早在河南省人代会上，经代表酝酿而不是省委组织部门提名选出刘源为副省长，上海好像也出现了这种违逆党委组织部门意志的选举结果。于是，中共就下令停止了选举中的差额选举制度，同时造舆论声称要防止民营企业家推出他们的政治代理人影响政治。我在美国接见过一位企图上市的企业家，他是省人代会常委委员，市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但是他从来只是报到，却不参加会议。可是等他听说我曾当过政府智囊后，他就极力鼓动我为他们民营企业家说话。所以自己藏头掖耳，却极其希望有代理人。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江泽民发现党票不值钱，就要求拉私人资本家入党的原因，他就是企图把行将形成政治气候的他们纳入共产党的轨道，一边让他们在共产党内寻找自己的代理人，在党的纲领政策范围内寻求利益表述。这一点江泽民似乎比我们可爱的民运人士还聪明，因为我们的民运朋友好像还在担心这些企业家，如有人担心"今天的政治极权正在与金钱资本权力相结合，使反抗的难度更大了。"（见《北京之春》110期24页），为什么不把关心民营企业家当作我们的依靠或同盟军呢？同他们一起来寻求对付中共的共同对策呢而非要把金钱资本笼统地划在极权一边呢？

我还遇到过做期货投机的上万人对抗政府的事件，你能说，他们都是一帮投机家吗？为什么让我搞民主的神圣事业者去关心呢？殊不知，恰恰是这样的案子引发了六四后比法轮功出现得早出现得频繁的无数次在中南海前的游行和静坐，几乎每周他们都组织示威情愿活动。而政府严格控制不让外国记者接触，不让他们报道这个案子，后来是我把他们的材料带到美国在2001年第一期的《北京之春》上发表了这个"新国大期货案"，《世界日报》据此作了综合报道，此事件才在全世界曝光。可是至今我们的人权组织还有一个死教条曰“人权努力不过问经济问题”，怪不得经济问题成了中共臭美其人权进步的专利！我知道，那个新国大期货案，中共所以能封锁得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外国人，从美国领事官员到记者也不关心。难道要求中国人人都不为了生活，单单为民主奋斗才是中国的希望吗？那么正好上了独裁政权的当，大家必须忍耐被勒脖子，难道这就会关心你在海外为他追求什么民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