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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9日消息，联合早报发表伊铭文章，引自如下：
西藏流亡政府日前在印度达兰姆萨拉呼吁支持者，在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本月下旬访问美国和墨西哥期间，不要举行抗议活动，以便为与北京恢复对话创造气氛。到目前为止，北京方面尚未就此事作出反应，也许是在“听其言，观其行”。不过，可以肯定他们会充分注意到达赖喇嘛的“善意”。那么，达赖喇嘛与北京的关系突然回暖，有无特别因素？
海外藏人纷纷响应
对于西藏流亡政府的呼吁，一般认为，达赖在藏人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流亡在北美各国的藏人应该不会反其道而行之。事实上也是如此。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约翰・阿克利说：“这个要求令许多人感到惊讶，也让支持西藏的团体感到进退两难。因为这些人觉得游行示威是他们的权利，也是他们的义务。”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是海外西藏人权运动的主流派，也是各种集会的组织者。尽管如此，这位西藏流亡组织领袖仍表示响应，不举行抗议活动。
加拿大西藏协会主席土旦桑珠则声称，他们虽然对达赖喇嘛的代表与北京官员的对话感到鼓舞，但会继续抗议中国的政策，包括对江泽民的抗议，直到西藏前途问题得到实质性解决。加拿大西藏协会似乎要一意孤行，但据接近他们的人士透露，这些人只是想保留一些弹性和独立性，不会违背达赖的旨意。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向流亡海外藏人发表声明说：“藏人停止示威是我们要求对话、非暴力及和解的积极姿态。”他还表示，希望在明年6月30日前与北京正式重开对话。在这期间，流亡政府将致力于创造有利于重新接触的气氛。北京会通过江泽民访美时的情况，观察达赖在海外藏人中的影响力。
达赖和北京较为像样的接触始于70年代中期。1976年，毛泽东过世，新华社的代表主动与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联系，希望能展开接触。1979年，嘉乐顿珠到北京会见邓小平、李先念。在邓小平首肯下，双方互派代表，西藏流亡政府开始派遣参观团到西藏访问。可惜好景不长，流亡政府的参观活动后来由于有煽动嫌疑被中止。1981年，嘉乐顿珠再访北京，时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亲自交给他一纸五点建议，作为谈判基础。大意是，双方勿再提1959年西藏暴乱事件，眼光要朝前看；达赖可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但不必出任西藏地方政府职位，他可以在任何时候出巡西藏。平心而论，胡耀邦的建议尚称温和中庸。
达赖知道时不我待
但这一建议被西藏流亡政府拒绝，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达赖政府先是要求对西藏实行“一国两制”，被北京断然否决；接着达赖又提出了一个“大西藏”计划，更是脱离现实，因为他要对云南、四川、甘肃、青海以及新疆等省份“说藏语的地区”拥有领导权，北京当然不可能认同。就这样，双方谈判时断时续，一直延续到1988年9月，北京大概是已经摸清了达赖的底线，于是下了最后通谍，几乎拒绝了西藏流亡政府的所有建议。至此，达赖转而诉诸国际支持。六四事件之后，双方接触完全中断。及至90年代初，北京与达赖集团的接触才转趋积极。
最近以来，北京主动向达赖招手。在嘉乐顿珠访问中国之后，达赖的驻美和驻欧洲代表也访问了北京和拉萨。
北京的善意行动还包括释放六名刑期未满的藏人政治犯、允许西方记者前往藏区访问等。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给江泽民访美营造气氛，也是为了改善国际形象。
达赖与北京斗争了几十年，除了赢得西方社会同情外，自身处境毫无改变。达赖早已年过花甲，来日无多，如果圆寂海外，这套灵童转世的制度将无以为继。何况花果飘零，追随他流亡的人所剩无几，内部纷争、难民重返西藏也时有所闻。加上近年来国际局势转变，印度视流亡组织为烫手山芋，而美国与北京的关系也逐渐由对抗转为合作。
中国国力日益强盛，对西藏的治理越来越得心应手。中央财政投入西藏的资金数以百亿计，而且源源不断；中央政府发动内地省区分别负责大型建设项目向西藏“输血”，以及正在施工的青藏铁路，亦赢得越来越多藏人民心。换句话说，时间不在达赖一边。达赖明白，无论西方国家如何支持，北京不可能在西藏地位问题上作出任何让步。不管他的身体状况如何，他要想在有生之年再踏上西藏的土地，就必须和北京谈判。除了国际舆论之外，达赖手中没有什么牌可打。达赖喇嘛最终能得到多少，不难想像。
西藏流亡政府日前在印度达兰姆萨拉呼吁支持者，在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本月下旬访问美国和墨西哥期间，不要举行抗议活动，以便为与北京恢复对话创造气氛。到目前为止，北京方面尚未就此事作出反应，也许是在“听其言，观其行”。不过，可以肯定他们会充分注意到达赖喇嘛的“善意”。那么，达赖喇嘛与北京的关系突然回暖，有无特别因素？
海外藏人纷纷响应
对于西藏流亡政府的呼吁，一般认为，达赖在藏人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流亡在北美各国的藏人应该不会反其道而行之。事实上也是如此。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约翰・阿克利说：“这个要求令许多人感到惊讶，也让支持西藏的团体感到进退两难。因为这些人觉得游行示威是他们的权利，也是他们的义务。”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是海外西藏人权运动的主流派，也是各种集会的组织者。尽管如此，这位西藏流亡组织领袖仍表示响应，不举行抗议活动。
加拿大西藏协会主席土旦桑珠则声称，他们虽然对达赖喇嘛的代表与北京官员的对话感到鼓舞，但会继续抗议中国的政策，包括对江泽民的抗议，直到西藏前途问题得到实质性解决。加拿大西藏协会似乎要一意孤行，但据接近他们的人士透露，这些人只是想保留一些弹性和独立性，不会违背达赖的旨意。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向流亡海外藏人发表声明说：“藏人停止示威是我们要求对话、非暴力及和解的积极姿态。”他还表示，希望在明年6月30日前与北京正式重开对话。在这期间，流亡政府将致力于创造有利于重新接触的气氛。北京会通过江泽民访美时的情况，观察达赖在海外藏人中的影响力。
达赖和北京较为像样的接触始于70年代中期。1976年，毛泽东过世，新华社的代表主动与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联系，希望能展开接触。1979年，嘉乐顿珠到北京会见邓小平、李先念。在邓小平首肯下，双方互派代表，西藏流亡政府开始派遣参观团到西藏访问。可惜好景不长，流亡政府的参观活动后来由于有煽动嫌疑被中止。1981年，嘉乐顿珠再访北京，时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亲自交给他一纸五点建议，作为谈判基础。大意是，双方勿再提1959年西藏暴乱事件，眼光要朝前看；达赖可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但不必出任西藏地方政府职位，他可以在任何时候出巡西藏。平心而论，胡耀邦的建议尚称温和中庸。
达赖知道时不我待
但这一建议被西藏流亡政府拒绝，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达赖政府先是要求对西藏实行“一国两制”，被北京断然否决；接着达赖又提出了一个“大西藏”计划，更是脱离现实，因为他要对云南、四川、甘肃、青海以及新疆等省份“说藏语的地区”拥有领导权，北京当然不可能认同。就这样，双方谈判时断时续，一直延续到1988年9月，北京大概是已经摸清了达赖的底线，于是下了最后通谍，几乎拒绝了西藏流亡政府的所有建议。至此，达赖转而诉诸国际支持。六四事件之后，双方接触完全中断。及至90年代初，北京与达赖集团的接触才转趋积极。
最近以来，北京主动向达赖招手。在嘉乐顿珠访问中国之后，达赖的驻美和驻欧洲代表也访问了北京和拉萨。
北京的善意行动还包括释放六名刑期未满的藏人政治犯、允许西方记者前往藏区访问等。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给江泽民访美营造气氛，也是为了改善国际形象。
达赖与北京斗争了几十年，除了赢得西方社会同情外，自身处境毫无改变。达赖早已年过花甲，来日无多，如果圆寂海外，这套灵童转世的制度将无以为继。何况花果飘零，追随他流亡的人所剩无几，内部纷争、难民重返西藏也时有所闻。加上近年来国际局势转变，印度视流亡组织为烫手山芋，而美国与北京的关系也逐渐由对抗转为合作。
中国国力日益强盛，对西藏的治理越来越得心应手。中央财政投入西藏的资金数以百亿计，而且源源不断；中央政府发动内地省区分别负责大型建设项目向西藏“输血”，以及正在施工的青藏铁路，亦赢得越来越多藏人民心。换句话说，时间不在达赖一边。达赖明白，无论西方国家如何支持，北京不可能在西藏地位问题上作出任何让步。不管他的身体状况如何，他要想在有生之年再踏上西藏的土地，就必须和北京谈判。除了国际舆论之外，达赖手中没有什么牌可打。达赖喇嘛最终能得到多少，不难想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