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 人”的 “道德制高点”[ZT]

蓝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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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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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深圳热线"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书店里发现了这本书,一本差不多是一百年前出版的书--《拉萨真面目》。当然我读的是中文译本(译者尹建新、苏平)。一百年前那片神秘的高原上的历史画卷,在我面前缓缓展开。尽管并没有太多新鲜的东西,可是联系到当今世界的现实,我还是不禁慨叹。
拉萨我至今还没有到过,而且时光荏苒,距离埃德蒙。坎德勒的时代已经有近百年了,所以对西藏和拉萨光看这本书大概是不敢 言说的。但是随着百年前英军随军记者的记述与自白,人类历史某些方面的真面目倒是从模糊而变得真切了。古代社会是野蛮人骚扰、劫掠、挤压乃至征服文明人的 时代,近代社会则是所谓“文明人”侵略、殖民、掠夺、屠杀“野蛮人”的时代。“十六世纪以来游牧民族怎么不再任意地支配定居民族了呢?理由是后者用大炮来 对他们。”“军事优势第一次,也将是永远地变换了阵地,文明变得比野蛮强大。”(《草原帝国》P7,法国,勒内・格鲁塞。蓝琪译,商务印书馆 1998.3)不管历史如何进步,人类文明如何发展,有些东西还是在继续支配着人类的历史的进程: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强权政治原则仍是普遍发生作用的原 则。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的角度审视,都可以在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关系背后,看到这一准则的铁手。只不过不同时代的强权者有着一副 不同的面孔,征服者的借口与理由也在变换。然而目的--攫取利益却是永恒的。

古代游牧民族对所谓“文明人”的征服是赤裸裸的,没有任何口号和理念,土地、人口、财富就是唯一的理由。可是文明人对所谓的“野蛮人”的征服就总是 扯上一块遮羞布,总是有那么一些冠冕堂皇的借口。文明人最初(十六到十九世纪)的借口就是“自由贸易”。因为贸易的要求受到野蛮人的阻挠、刁难,或者是寻 求贸易的文明人在野蛮人那里遭受了“羞辱”或者某些不恭敬的对待等等都是很好的借口。埃德蒙・坎德勒说:“由于藏人的愚蠢和顽固,我们不得不唯心地卷入了 战争的漩涡。”(《拉萨真面目》P2)作者列举了这些“愚蠢和顽固”:一是中国朝廷派兵入藏赶跑了尼泊尔人对西藏的入侵后,藏人对外实行闭关排外的政策。 二是西藏入侵锡金。三是西藏不遵守1893年签订的《藏印续约》。实际上这三件事情的背后都包藏着英国对西藏的渗透、觊觎的野心。中尼关系自古即为宗藩关 系,然而十八世纪后英国把尼泊尔变成了“保护国”,尼泊尔廓尔喀军队对西藏的入侵就与英国的纵容和支持有关。至于锡金一直为西藏属地,也一直视中国为宗主 国。孱弱的清政府已经没有能力确保自己对西藏的控制,更没有力量维持自己在尼泊尔、锡金等“藩属地”的利益和影响,反被英国人倒打一耙。可是埃德蒙・坎德 勒也算有点“诚实”:“无须说,俄国阴谋的暴露,是派遣远征军的真实的根本的原因,而西藏违反条约规定并拒绝与我们往来则是便于为人接受的表面动机。不可 否认,西藏的这些作为也是实实在在,足可以让我们理由充分的采取任何最强硬的措施的。”(《拉萨真面目》P13)强权者总是要找一些方便的借口,以便让他 们的征服行为充满正当逻辑和正义的色彩。对于当年的英国人来说,中国人在通商问题上采取的所谓“两面”手法导致贸易受到阻挠就是一个很好的借口。

二十世纪后,特别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与混乱之后,昔日的殖民地纷纷成为了独立的民族国家。现代西方强权也不再好用贸易之类的问题作借口发动战 争或者实施惩罚“野蛮人”的行为了。但是更好的或更堂皇的借口,充满着更多的道义的色彩,因而也就更让人难于拒斥。昔日的“贸易自由”和通商要求被置换成 了一些崇高抽象的价值:人权、民主、人道主义、自由等等。这是一种相当讽刺的历史进步。在西方人殖民统治亚洲、非洲、美洲野蛮人的几百年的历史过程中,他 们从来不曾想过要给予殖民地上原来的主人以自由、民主、人权,当然也不会去鼓吹和推动什么民族自决、全民公投之类的东西。印地安人、印加人和澳大利亚土著 人在被烧杀、抢掠、驱赶殆尽之后,西方人就“进化”成了满口仁义道德、人权平等、自由民主的更文明的人了。在亚洲和非洲,西方人不得不退出一些殖民地后, 很快就变成了最支持原殖民地内部不同区域和族群实行民族自决的“文明人”,很有点“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味道。当帝国主义不能再维持对一个地区的殖民统 治时,分裂、削弱和变乱该地区就是一种有利于其日后对该地区继续施加影响的最好的策略。为了贸易、殖民、甚至为了倾销鸦片都可以大动干戈。那么为了“人 权、自由、民主”为了控制武器扩散、控制大杀伤力武器的失控,为了推翻专制独裁、为了消灭暴政、为了铲除恐怖主义,对某些国家实施打击、干预甚至占领就更 加名正言顺,理所当然充满正义和道德色彩。于是文明人永远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以道德审视历史,然后充满道德的义愤,是无济于事的。而从道德律来乞求历史的平等公正则更是可悲。平等只存在于“平等者”之间,公平只存在于势均力 敌者之间。正义自然还停留在人类的嘴上。尊重显然是赢来的而非来自别人的赏赐。强者凭什么要和弱者平等对话呢?居高临下,蔑视另一种文明,是每一种更高级 的文明习惯性的态度。无论中国中原政权对四夷蛮戎狄的政策与中国皇帝对西方使者的傲慢,还是西方人对弱小民族以及其他文明的屠杀灭绝,其态度都有共同之 处。只不过中国文明总体上怀抱满脑子“王道”的迂腐,很少有主动出击对外征伐的冲动,象西汉东汉对西域的征服那种富有冒险精神的征伐扩张时代毕竟是凤毛麟 角。
埃德蒙・坎德勒在随远征军进军西藏的途中受伤,由十二名勒克瑙担架工轮流抬着后撤治疗。担架工一直唱着一些简朴的歌谣。这位来自英格兰的文明人在担 架上百无聊赖,就有了一些感想:“比家狗进化不了多少的原始莱普恰人;西藏的担架工,他们还算在文明圈子之内,他们也是被用来使其人民协调一致的整个机制 的组成部分;勒克瑙担架工和印度尉官先生,他们是文明的粗糙的产物,缺乏复杂的头脑;根据人种来看,最上层的是英国军人,他们是最进化的。这些人之所以汇 集到了一块,是因为山那边的人们坚持落后于时代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与时代不合的人,他们沉睡了数百年,与此同时我们在培养对我们邻国的责任感。他们必须与 别人一致起来,这是进化程度最高的人们的意愿。”(〈拉萨真面目〉P75)西方人百年后对其他文明的看法大概也很难脱出坎德勒的窠臼。然而坎德勒的话的前 半部分不正符合弱肉强食的自然律吗?西方文明骨子里那种要求“他们必须与别人一致起来”的意识才是关键,至于什么培养对邻国的责任感,希望别人文明进步云 云,自不过是强者的虚伪罢了。
弱者总是惯于从道德律的立场看待强者的行为。然而强者又自有强者的文明进化论相应的道德准则。你要跟强者讲道德,他比你更有道德,他的道德比你的更 高级。“不文明”的国家的专制、愚昧、落后乃至于肮脏,其他一些特殊宗教信仰,甚至某些饮食习惯,在文明人看来都可能会是不文明不合道德的存在。“在西 藏,肮脏和宗教不可分离,喇嘛是这个国家我所遇见的人当中最肮脏最臭的了。”在类似的批评中除了某些由于不同文化习俗造成的分歧外,确实包含着不少合理的 成分。埃德蒙・坎德勒对西藏的观察和批评的某些方面,放在百年后的今天来看,仍然具有不容置疑的准确性。他说:“藏人并非是人们所描述的那样的野蛮人。他 们还算文明的,即便说这种文明具有中世纪的性质。”“毫无疑问,喇嘛采用了精神恐怖手法以维持他们的影响和将政权继续控制在他们手中。”(〈拉萨真面目〉 P186)“当喇嘛说他们的宗教受到了我们入侵损害时,他们肯定是在考虑其神秘的面纱又一次要被揭开了,这是他们害怕的物质和理智的年代。
在这样的年代里,他们那些愚昧无知的农奴将逐渐接触到生活的真实面貌,将会开始怀疑若干世纪以来存在于他们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公正。”(同上 P186)这是对改革前的西藏社会性质一个比较公允的判断。可是坎德勒的后代在一百年后却似乎把以达赖喇嘛为代表的西藏农奴制政教合一的社会看作是净土和 天堂的所在。除了意识形态的理由,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
关于西藏的教育,坎德勒这样评价道:“在这个若干世纪以来为自身的偏执和闭关锁国而感到自豪的国度里,喇嘛是最保守的--这些人除了对于僧侣的谋略 和本身就含糊不清的玄学外,对于科学、文学、历史、政治以及其他一切都是无知的。我们认为藏人是非常讨厌的。他们的整个教育体系就是要使他们成为这样的 人。藏人所受的教育越多就越令人讨厌。“(同上P216)这样的评论有点一针见血的味道了。可是从这样的观察和立场出发是很难建立起对另一种文明的尊重 的。与此同时坎德勒毫不掩饰他对西藏文明的和文化宗教和风俗的困惑和轻蔑。“人们在处理世俗事务的时,还要用一只眼睛盯着那奇异的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 在他们的生活中是最实在的东西,这是一个乱七八糟、秩序颠倒的国度,这里的人们用一生中一半的时间哼着晦涩难懂的经文和摇晃着转经筒,死人则被砍成碎块扔 去喂狗和鹰。”(同上P187)坎德勒的叙述不无客观之处,他的观察也不无公允和启迪。可是这一切都并不构成侵略、屠杀与征服的理由。同时对别的国家的某 些真实情形的描述也并不能掩盖掉强权者的行为背后的贪婪、欲望和利益。
尽管在21世纪人类认识到人权、自由、民主诸如此类的价值是普世的,而且还是永恒的。可是从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和不同的文明交往的历史看,利益才是真正毫无疑问地既是现实的又是永恒不移的。
人类的祖先在历经二百万年的生息繁衍后,终于形成了色彩各异的文明。自从在我们的文明里产生了以地域划分的民族国家之后,便产生了利益至上的国家伦 理关,形成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伦理关系。这种关系向来是以利益的冲突、争夺、妥协、分配以及征服与被征服为特征的。古代社会在宗教、文化、艺术、经济、战 争等领域的交流中,这个以利益为标准的国家伦理是不存在什么疑问的。比方说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纵兵向南抢掠时,为的就是人口、牲畜、土地、人 民、粮食,自然无须任何冠冕堂皇的借口。中原皇朝向西向南扩张拓展疆域,也不会宣称是为了什么抽象的价值。但是在近代,国家关系的伦理观念却变得好象模糊 混乱。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变得更为错综复杂头绪纷繁。利益这只永恒的巨手似乎有意无意地隐退在了某些东西的背后。
在弱者看来,强权国家恃强凌弱的行为是不道德的。文明迥异于西方的发展中国家、非民主国家由于在国家制度、社会文化、宗教道德等与西方的巨大的差 别,使西方人在骨子里认为这些国家的制度和文化存在着非道德性、非合理性。同时,因为强权的占先和控制,弱小国家在武器控制方面也被迫接受不平等国家提出 的道德伦理准则:即他们拥有大杀伤力武器,发展核武器是不道德的,是被禁止的。游戏规则是强者制定的。理由是:弱小落后的国家是不负责任的,是没有理性 的,甚至可以被称为“流氓国家”、“邪恶轴心”。当今弱小的国家和民族以及弱势文明和国家地区,日益处于强权者的控制讹诈之中。这是因为国际关系的准则完 全是由强者制定和操纵的。尽管比之一百年前多了很多漂亮的名词,但是大行其道的仍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国家利益的角逐仍是国家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国家伦理准则并无本质的改变。如果埃德蒙。坎德勒生活在二十一世纪初,那么他的随军日记就必定会换上很多 诸如人权、自由、民主之类的崇高动听的词儿,而不会在那大谈什么通商、贸易之类市侩的词。他说:“也许在我们这还没有表示要躲开西藏的苦难之前,我们就会 意识到,喇嘛会鄙视我们是彻头彻尾的实利主义者,是市侩--我们这些人总是摸索和追求具体的目标,而他们则总是潜心于崇高而抽象的理想。”(同上p59) 相比之下20世纪至21世纪显然是一个更为虚伪的时代--一个盛行在“崇高而抽象的理想”准则下采取行动的时代。中国的不少知识精英已经迫不及待地在为人 类进入一个为崇高抽象的理想而行动的时代而欢呼雀跃了。但笔者却比较悲观,眼光也似乎宁愿短浅些。因为现实仍然是:人类无往而不在各自具体的目标中挥霍着 资源、人力、智慧,展开冲突、抢夺、争斗,因而流血、饥饿、死亡、动荡。
基于上述理由,毫无疑问的是:当今世界,国家与国家之间除了重视经济\军事\文化\科学技术的竞争之外,还必须看到在政治道德上的竞争力也是相当重 要的因素.中国要在世界经济全球化时代中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乃至于追求人民的福祉,缺少了政治道德上的竞争力会让整个国家处于竞争的劣势.而这种政治道德 上的竞争力的获得,必须是在认同自由\人权普世价值的前提下走向民主宪政道路.中国只有站在人类现代"道德的制高点"上,才能在世界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 才能真正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造福自己的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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