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初，我有幸到山海关一游。站在城楼上看那长城自莽莽群山间奔腾而来，
不禁心怀大畅。这时身旁一对母子的对话引起了我的注意。那男孩约八九岁模样，
自上得城楼来一直在大呼小叫，没片刻宁静。他在试图攀爬城牒时被母亲制止了。
“你看看那长城”，那中年妇人说，“看啊！好看吗？”
“好看。”孩子敷衍地说，一面琢磨著如何突出母亲手臂的包围。
“别动！好好看著！想想你该怎麽描写眼前的风景。想一想长城象什麽？好好想想！你说，象什麽？”
孩子停止了躁动，呆呆地望著前方说不出话来。
“好好想想，象什麽？”母亲循循善诱，目光中流露出无限的柔情与期待。然而过
了好久，孩子仍然只能嗫嚅著说：“象…象…”
“你看，”母亲无奈只得给出标准答案了，“象不象一条蜿蜒的巨龙？多雄伟！多
有气势！”
我只觉得一阵反胃，想起了幼年鲁迅进城游玩前被父亲勒令背书的事。八九岁的孩
子，知道什麽叫“蜿蜒”、“气势”？真要说得好听，为什麽不教“夭矫”这个谁也弄不明白的词呢？就是那母亲自己，又何曾见过什麽“巨龙”？
然而我知道，那孩子过后不写游记则已，要写必然有这麽一个“点睛之笔”。而且
就是这句话，外加若干“祖国大好河山”、“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的屁话，注定了他的文章要在学校里夺个头筹，弄好了说不定还能选到《中国少年报》上去。我自己不就是这麽过来的吗？当年路过麦田，一定充满“丰收的喜悦”；到古寺随喜，必然震骇于塑像的“栩栩如生”、感佩于“古代劳动人民巧夺天工的聪明才智”；见到三春景色，马上想到“祖国的锦绣河山”与“劳动人民的幸福生活”。如此干了几十年，等到后来见到尼亚加拉大瀑布只能哑然，因为自己那无所不包的假话库中竟然找不到一句合适的。
要写游记，看来还得等到咱们解放了北美那一天。
这就是我们的教育，它就象马戏团训练小狗做算术那样，为我们建立了一种牢不可
破的条件反射。什麽场合该叫几声，丝毫也错不得。错了挨鞭子，对了有糖果。当年在作文中谈志向，我老老实实地自报长大了要当工程师，结果得了个不及格不说，老师还在全班批我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下来后请教老师自己将来究竟应该当什麽，老师白了我一眼：
“那还用问？当工人农民！”
从那一天起，这就成了我的“官方志向”。虽然后来被迫如愿以偿，先后当了农民
工人，多年内却一直在暗中苦苦追逐“私人志向”，颇有些至死方休的模样。
也是在小学时，有一次布置的家庭作业，大部份人都没做。老师叫起一个作完了的
好学生，让他给大家讲讲他是怎麽想的。他说：
“我觉得，学习是自己的事，是为自己好。要是不努力，吃亏的是自己…”
“错了！”老师勃然，“学习怎麽是为自己呢？那是为革命！”
我怎麽也想不通：学习怎麽会是别人的事呢？自己不学习，又如何害得革命吃亏？
尽管这麽想，正确的条件反射还是牢固地建立了。从那天起，我便立下了刻苦学习、解放全人类的雄心壮志。
等到六十年代学雷锋、学毛著，我和绝大多数同学一样，已经成熟到天天写雷锋式
的日记，专门放在课桌上等人翻阅的程度。到得后来全民山呼万万岁，当然也就不会去深究人类能否存在一亿年、要是所有的人都死光了，撇下他老人家岂不寂寞得紧的问题。
只是后来见到英文将“万寿无疆”译为“a long，long life”时一度慨叹过鬼子语言的贫乏。所谓“无疆”著，无边无涯也。译作“an eternal life”或许更贴切。只不过据“耶和华见证人”说，此待遇凡归依我主者均能享受，用于伟大舵把未免失敬。
假作真时假即真。几十年蒙党的辛勤培育，春风化雨，醍醐灌顶，甘露酩心，谎言
已经融化在我们的血液里，渗透在我们的骨髓中。撒谎已经成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生存条件。我们以谎言立国，以谎言兴邦，在鬼话中欣欣向荣，在欺骗中茁壮成长。特大饥荒即特大丰收，全国大乱就是全国山河一片红。打倒刘邓陶，我们万众一心；批林批孔，我们众志成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们同仇敌忾；欢呼中央两个决议打倒邓纳吉，我们敲锣打鼓；歌颂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我们载歌载舞；没有人意识到自己是人格分裂、言不由衷的伪君子。每个人都知道话分“官腔”与“私房话”两种，各有各的用途。所以哪怕是对於象毛主席生前殷殷托付华主席干掉他老婆那样的神话，或是毛主席对刘主席百般关怀、无微不至的奇谈，我们都决不会扬起惊奇的眉毛。
谁都知道那是不可不说，但绝对当不得真的伟大的假话。而且，既然第一流的科学家都可以证明亩产万斤粮的可行性，或是宣称克隆了恐龙蛋的基因，我们在谋职时对简历稍加创作又何足为怪？作为顺利通过以全社会的规模长期进行的“奖伪罚诚”的负筛选的佼佼者，我们深知诚实等於愚蠢，欺骗通向成功的真理。
假作真时真亦假。我们不但丧失了讲真话的能力，而且还容不得别人讲大实话。李
登辉的“两国论”，本来不过是把象房事一样“做得说不得”的那层窗户纸点破了。其实即使从马列主义上讲，此论也无懈可击（国家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包括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等。一个主权国家该有的，什麽东西台湾没有？）可就是这麽一句实话，竟然让大陆人民的血压普遍升高几个月。林思云先生比较了一下中日两民族的民族性，爱国志士们就长篇大论地证明他其实是个日本杂种，扬言要去测他的DNA。
当今之世，谁胆敢通知大众穿著新衣的皇帝其实是一丝不挂，谁就掘了民族的祖坟。说来可悲，一些历史学术作品之所以有震撼力，不是因为它们真的洞幽发微，而是因为作者有足够的道德勇气讲了真话。例如赵无眠先生证明“元朝非中国”；“女真原是外国人”；王力雄先生证明“西藏并非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等等。在西方，他们大概会被当成是说“伏尔加河流入里海”“马吃燕麦”一类永恒真理的契诃夫笔下的人物。的确，哪怕是希特勒，也不曾因为英国王室来自于德国就宣称大不列颠自古就是德国领土。靠文成公主的下嫁来宣称唐朝对吐蕃的领有，这种事只有咱们做得出来。
上次回国，亲友聚会时有人谈到西方科技的先进，我忍不住说了句：“岂止如此？
人家的社会制度先进！”顿时全场愕然。冷场半天后，一位至亲率先讨伐，说他最见不得有些人出国几天回来就这也看不惯，那也指责，活脱一副西崽相。我回敬曰：“西方文明比中国文明优越是事实。中国充其量只能算个刚刚脱出中世纪的半开化国家。想想文革吧！还有比那血腥野蛮的时代吗？”这一下捅了马蜂窝，全部人冲著我横眉立眼地恶骂。一气之下，我索性一不作二不休：“台湾和中国的关系，和澳大利亚与英国有什麽差别？”“西藏属于中国，和印度属于大英帝国有什麽两样？”直到那位至亲指著我的鼻子暴雷也似地断喝一声：“汉奸！滚回你的美国去！”
自此学了乖，发誓不谈国事。本来，不说假话，也不一定非得讲真话不可。可没几
天又毒害了青少年。一位亲戚让我辅导她的孩子的英语，孩子的一篇作文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在文章中歌颂了家乡的美丽和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表达了他对家乡的热爱。
“写得不错。”我说，“可看起来怎麽这麽面熟呢？是不是《中国日报》上抄来的？”
“不是！全是我自己写的！”他委屈地嚷。
“对不起。不过这真是你的感想吗？”
“你想听真话？”他看看母亲，欲言又止。
“没关系，”我说，“咱们随便聊聊，看你能不能用英语讲一下。”
在母亲鼓励的目光下，他开始讲了。他不喜欢自己的家乡，这儿污染严重，文化经
济落后，人们的信息闭塞，观念陈旧。他盼望著早日离开家门，到北京上海那些先进的大城市去见世面。
“讲得真不错。”我由衷地夸奖，一面把他的话翻给他母亲听。“可是你为什麽不
在作文里这麽写呢？”
“可这只是我自己这麽想的，不是作文啊！”
“自己想什麽就写什麽，这才是真的作文！”
“是吗？”他满脸困惑，再次强调：“可这是作文啊！能想什麽就写什麽吗？这麽
做我不会及格的！”
“没错，外国孩子就是这麽写的。”
孩子不言语了，惶惑地看著母亲。后者一言不发，原来满是笑容的脸拉了下来。我
的辅导只得草草收场。后来我离开客厅上卫生间时，听到了他母亲小声而焦灼的叮嘱：
“别听你大伯的！他出国时间太长，忘了中国的国情了！”
不禁心怀大畅。这时身旁一对母子的对话引起了我的注意。那男孩约八九岁模样，
自上得城楼来一直在大呼小叫，没片刻宁静。他在试图攀爬城牒时被母亲制止了。
“你看看那长城”，那中年妇人说，“看啊！好看吗？”
“好看。”孩子敷衍地说，一面琢磨著如何突出母亲手臂的包围。
“别动！好好看著！想想你该怎麽描写眼前的风景。想一想长城象什麽？好好想想！你说，象什麽？”
孩子停止了躁动，呆呆地望著前方说不出话来。
“好好想想，象什麽？”母亲循循善诱，目光中流露出无限的柔情与期待。然而过
了好久，孩子仍然只能嗫嚅著说：“象…象…”
“你看，”母亲无奈只得给出标准答案了，“象不象一条蜿蜒的巨龙？多雄伟！多
有气势！”
我只觉得一阵反胃，想起了幼年鲁迅进城游玩前被父亲勒令背书的事。八九岁的孩
子，知道什麽叫“蜿蜒”、“气势”？真要说得好听，为什麽不教“夭矫”这个谁也弄不明白的词呢？就是那母亲自己，又何曾见过什麽“巨龙”？
然而我知道，那孩子过后不写游记则已，要写必然有这麽一个“点睛之笔”。而且
就是这句话，外加若干“祖国大好河山”、“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的屁话，注定了他的文章要在学校里夺个头筹，弄好了说不定还能选到《中国少年报》上去。我自己不就是这麽过来的吗？当年路过麦田，一定充满“丰收的喜悦”；到古寺随喜，必然震骇于塑像的“栩栩如生”、感佩于“古代劳动人民巧夺天工的聪明才智”；见到三春景色，马上想到“祖国的锦绣河山”与“劳动人民的幸福生活”。如此干了几十年，等到后来见到尼亚加拉大瀑布只能哑然，因为自己那无所不包的假话库中竟然找不到一句合适的。
要写游记，看来还得等到咱们解放了北美那一天。
这就是我们的教育，它就象马戏团训练小狗做算术那样，为我们建立了一种牢不可
破的条件反射。什麽场合该叫几声，丝毫也错不得。错了挨鞭子，对了有糖果。当年在作文中谈志向，我老老实实地自报长大了要当工程师，结果得了个不及格不说，老师还在全班批我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下来后请教老师自己将来究竟应该当什麽，老师白了我一眼：
“那还用问？当工人农民！”
从那一天起，这就成了我的“官方志向”。虽然后来被迫如愿以偿，先后当了农民
工人，多年内却一直在暗中苦苦追逐“私人志向”，颇有些至死方休的模样。
也是在小学时，有一次布置的家庭作业，大部份人都没做。老师叫起一个作完了的
好学生，让他给大家讲讲他是怎麽想的。他说：
“我觉得，学习是自己的事，是为自己好。要是不努力，吃亏的是自己…”
“错了！”老师勃然，“学习怎麽是为自己呢？那是为革命！”
我怎麽也想不通：学习怎麽会是别人的事呢？自己不学习，又如何害得革命吃亏？
尽管这麽想，正确的条件反射还是牢固地建立了。从那天起，我便立下了刻苦学习、解放全人类的雄心壮志。
等到六十年代学雷锋、学毛著，我和绝大多数同学一样，已经成熟到天天写雷锋式
的日记，专门放在课桌上等人翻阅的程度。到得后来全民山呼万万岁，当然也就不会去深究人类能否存在一亿年、要是所有的人都死光了，撇下他老人家岂不寂寞得紧的问题。
只是后来见到英文将“万寿无疆”译为“a long，long life”时一度慨叹过鬼子语言的贫乏。所谓“无疆”著，无边无涯也。译作“an eternal life”或许更贴切。只不过据“耶和华见证人”说，此待遇凡归依我主者均能享受，用于伟大舵把未免失敬。
假作真时假即真。几十年蒙党的辛勤培育，春风化雨，醍醐灌顶，甘露酩心，谎言
已经融化在我们的血液里，渗透在我们的骨髓中。撒谎已经成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生存条件。我们以谎言立国，以谎言兴邦，在鬼话中欣欣向荣，在欺骗中茁壮成长。特大饥荒即特大丰收，全国大乱就是全国山河一片红。打倒刘邓陶，我们万众一心；批林批孔，我们众志成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们同仇敌忾；欢呼中央两个决议打倒邓纳吉，我们敲锣打鼓；歌颂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我们载歌载舞；没有人意识到自己是人格分裂、言不由衷的伪君子。每个人都知道话分“官腔”与“私房话”两种，各有各的用途。所以哪怕是对於象毛主席生前殷殷托付华主席干掉他老婆那样的神话，或是毛主席对刘主席百般关怀、无微不至的奇谈，我们都决不会扬起惊奇的眉毛。
谁都知道那是不可不说，但绝对当不得真的伟大的假话。而且，既然第一流的科学家都可以证明亩产万斤粮的可行性，或是宣称克隆了恐龙蛋的基因，我们在谋职时对简历稍加创作又何足为怪？作为顺利通过以全社会的规模长期进行的“奖伪罚诚”的负筛选的佼佼者，我们深知诚实等於愚蠢，欺骗通向成功的真理。
假作真时真亦假。我们不但丧失了讲真话的能力，而且还容不得别人讲大实话。李
登辉的“两国论”，本来不过是把象房事一样“做得说不得”的那层窗户纸点破了。其实即使从马列主义上讲，此论也无懈可击（国家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包括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等。一个主权国家该有的，什麽东西台湾没有？）可就是这麽一句实话，竟然让大陆人民的血压普遍升高几个月。林思云先生比较了一下中日两民族的民族性，爱国志士们就长篇大论地证明他其实是个日本杂种，扬言要去测他的DNA。
当今之世，谁胆敢通知大众穿著新衣的皇帝其实是一丝不挂，谁就掘了民族的祖坟。说来可悲，一些历史学术作品之所以有震撼力，不是因为它们真的洞幽发微，而是因为作者有足够的道德勇气讲了真话。例如赵无眠先生证明“元朝非中国”；“女真原是外国人”；王力雄先生证明“西藏并非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等等。在西方，他们大概会被当成是说“伏尔加河流入里海”“马吃燕麦”一类永恒真理的契诃夫笔下的人物。的确，哪怕是希特勒，也不曾因为英国王室来自于德国就宣称大不列颠自古就是德国领土。靠文成公主的下嫁来宣称唐朝对吐蕃的领有，这种事只有咱们做得出来。
上次回国，亲友聚会时有人谈到西方科技的先进，我忍不住说了句：“岂止如此？
人家的社会制度先进！”顿时全场愕然。冷场半天后，一位至亲率先讨伐，说他最见不得有些人出国几天回来就这也看不惯，那也指责，活脱一副西崽相。我回敬曰：“西方文明比中国文明优越是事实。中国充其量只能算个刚刚脱出中世纪的半开化国家。想想文革吧！还有比那血腥野蛮的时代吗？”这一下捅了马蜂窝，全部人冲著我横眉立眼地恶骂。一气之下，我索性一不作二不休：“台湾和中国的关系，和澳大利亚与英国有什麽差别？”“西藏属于中国，和印度属于大英帝国有什麽两样？”直到那位至亲指著我的鼻子暴雷也似地断喝一声：“汉奸！滚回你的美国去！”
自此学了乖，发誓不谈国事。本来，不说假话，也不一定非得讲真话不可。可没几
天又毒害了青少年。一位亲戚让我辅导她的孩子的英语，孩子的一篇作文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在文章中歌颂了家乡的美丽和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表达了他对家乡的热爱。
“写得不错。”我说，“可看起来怎麽这麽面熟呢？是不是《中国日报》上抄来的？”
“不是！全是我自己写的！”他委屈地嚷。
“对不起。不过这真是你的感想吗？”
“你想听真话？”他看看母亲，欲言又止。
“没关系，”我说，“咱们随便聊聊，看你能不能用英语讲一下。”
在母亲鼓励的目光下，他开始讲了。他不喜欢自己的家乡，这儿污染严重，文化经
济落后，人们的信息闭塞，观念陈旧。他盼望著早日离开家门，到北京上海那些先进的大城市去见世面。
“讲得真不错。”我由衷地夸奖，一面把他的话翻给他母亲听。“可是你为什麽不
在作文里这麽写呢？”
“可这只是我自己这麽想的，不是作文啊！”
“自己想什麽就写什麽，这才是真的作文！”
“是吗？”他满脸困惑，再次强调：“可这是作文啊！能想什麽就写什麽吗？这麽
做我不会及格的！”
“没错，外国孩子就是这麽写的。”
孩子不言语了，惶惑地看著母亲。后者一言不发，原来满是笑容的脸拉了下来。我
的辅导只得草草收场。后来我离开客厅上卫生间时，听到了他母亲小声而焦灼的叮嘱：
“别听你大伯的！他出国时间太长，忘了中国的国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