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明报报道，8月7日广东梅州兴宁市大兴煤矿发生涌水事故，123人全部遇难。距该矿不远的福胜煤矿，一个月前也发生过严重矿难，16名矿工死亡。尽管北京一再就安全生产下达命令，但仅是兴宁这个小地方，一个月内就发生两宗悲剧。内地煤矿数日一小灾、数月一大灾的极度不安全情况，究其原因，与中国能源紧缺的大背景及地方官商勾结、当局监管不力的人祸因素密切相关。
从去年开始，「能源紧缺」成为中国最热门词汇，而中国能源结构中，对煤的依赖最大，煤的消费量占总能源的74％，原煤价格也因供应紧缺而大幅暴涨，缺煤不但使产煤大省山西成为能源业追捧的「明星」，连广东这些年产煤不足1000万吨、还不够自己用煤十分之一（广东每年进口近1亿吨煤）的煤矿，也成了当地政府期望「为国分忧」砝码。
亡命超产惹祸
出事煤矿所在的黄槐镇的村民告诉记者，前年当地煤价仅为每吨100到200元人民币，但今年一下就升至400多元，煤价上升使企业拚命生产。据中央电视台报道，此次出事的大兴煤矿原来设计每年产量为3万吨，但该矿仅今年上半年就生产了原煤5万吨，超产逾2倍。据记者现场采访所得，这个数字其实还算「保守」。一陈姓矿工说，该矿每日产量逾400吨，半年下来，至少也有7万吨。煤矿容纳矿工人数是有限制的，超负荷生产迫使矿工超额数倍地挤在狭隘的矿道内，埋下矿难的导火线。大兴煤矿出事时就有百多人在井下工作，严重超过核定标准。
地方小煤矿尚且如此，足以看出中国其他煤矿在能源紧缺的形势下是如何急功近利、亡命生产。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资料显示，内地目前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国有煤矿超负荷生产，大大增加了出事的风险。
为钱官商勾结
记者在大兴现场采访所悉，官员及村干部参股矿山是公开的秘密。凌姓村民说，黄槐镇内每个煤矿都有数个股东参与，多的有数十人，少的也有五六人，有的村官年头入股二三万元，到了年底就可分得近百万，利润之高可见一斑。当记者笑问既然入股如此好赚为什么他又不入股时，凌说：「人家都是权力股，你没一定权力又怎能参股呢？毕竟世上没有天上掉馅饼的美事。」
由于矿主、部分镇村干部、执法人员有了这层利益关系，煤矿安全的监管体系自然土崩瓦解，以至「安全重于泰山」的警示被抛脑后，取而代之的是「GDP重于人命」、「利润重于生命」。一些官员着眼利益而为违法采矿的行为护航，加速了矿难发生的频率。
广东省纪委、省监察厅日前发通知指出，大兴煤矿65名股东大部分是兴宁市人大代表，矿公司董事长曾云高是梅州市和兴宁市的两级人大代表，副董事长曾桂祥、曾凡金分别是广东省和梅州市政协委员，另一副董事长曾文坤为兴宁市人大代表。
另一启人疑窦的情形是，大兴煤矿根本不具备开采条件，但却能在广东下令全省停产整顿期间拿到「安全生产许可证」。中共中央纪委和广东当局正调查其中的官商勾结情况，且表示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有当地人向记者说，官商勾结其实谁都知道，矿主只要花钱贿赂，就可以买到开矿的证明。
大兴矿难的背后让人看见，见利忘义已成为内地暴富矿主最常见的特徵，且利益集团瓜藤相缠，当局要落实「安全生产」，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废矿成水洞凿穿酿悲剧
广东兴宁黄槐镇盛产煤，早在数十年前已开始采矿，但由于技术条件相对落后，加上资金不足，当地大部分是小型煤矿。矿主在一个地方采完煤后，就用炸药将煤矿洞口炸?趿之后再转移到其他地方继续开采。矿主留下这些废弃矿洞就像一个个巨大容器，长年累月大量积纳雨水和地下水，久而久之，地底下就形成了规模像「中型水库」一样的水洞群，而且彼此相连贯通。
当地表的原煤采完后，采挖的目标就转向水洞下面一二百米深处的深层原煤。此次出事的大兴煤矿就是建在「中型水库」下的典型煤矿。为了生计，数百工人每日就被迫头顶□「水库」打洞采煤。有矿工说，像大兴煤矿一样危险的大型煤矿在当地还有七八个，只要矿工稍不注意、打穿煤矿与「水库」间的隔水层，随时都可能出现「第二个大兴煤矿」。
谁叫家里穷养家要搏命
大兴煤矿九成以上矿工是外省人，主要来自江西、湖南、贵州、四川等省份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有矿工无奈地说，他们祖祖辈辈都过□「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看到一些外出打工的同乡发财后回家建起了新房子，自己也希望外出闯一闯。他们说，外面打工即使再苦，每月也能赚到一千几百，总比留在家乡朝不保夕好。「不是家里穷，谁来干这一行呀！」
矿工说，对于既无学历又无技能的农民来说，矿工每月千元左右的收入极具吸引力，而且如果采煤量愈多，工资也会相应增加，于是很多人都干得很卖力。当记者问到他们是否知道采煤是要冒生命危险时，答案几乎都是肯定的。有温姓矿工慨叹，这都是「贫穷惹的祸！」矿工家属则无奈地说，早上还是一家人，晚上就阴阳相隔的事经常发生，他们最担心的莫过亲人的生命安全。
村民怕失业反对禁采令
大兴矿难发生后，矿工家属固然呼天抢地，村民也「闷闷不乐」，因为煤矿关闭后，当地3万多人中有九成人可能失业。村民提出了与家属截然相反的要求：希望当局继续准许采煤。据悉，黄槐镇不少人「靠山吃山」，依仗当地的煤矿资源「发达」，即使做不了大老板，还可靠贩煤赚些养家钱。
张先生几年前投资5万多元人民币在通往黄槐镇中心的公路旁开了一间兴旺煤店，将从煤矿买来的原煤以每吨400多元价钱卖给梅州、东莞、深圳等地的发电厂、水泥厂。生意好时每日卖煤30至50吨，按照每吨赚几十元计算，收入不菲，店内工人每月也可分得六七百元。
张说，黄槐村民除少数外出打工外，九成人都做与煤矿相关的卖煤、运煤、选煤工作，他们的生命早已与煤矿连成一体。矿难发生后，所有煤矿被下令关停，等于断了他们生计。另一温姓煤店老板说，不准采煤，等于在黄槐制造2万多名失业者，到今年9月学校开课时，相信一定有孩子失学，希望当局准许继续采煤。
唇齿相依用煤产业难维生
香港文汇报报道说，从兴宁的黄陂镇到黄槐镇，在公路的沿线，100来个煤炭销售铺一字排开，一位煤炭销售商告诉记者，「现在也就这些存煤了，我们利润其实很薄的，每吨也就赚个5元左右，煤矿一停，这个生意真不太好做了。」
当地经营石灰窑的老张也很忧虑。因为不仅烧石灰需要用煤炭，原料也大多是煤矿生产出来的废料矸石，「煤矿停产，石灰窑就坚持不了多久了。」几家生产铸铁的小作坊还在开工，但记者注意到，作坊里面的煤堆已经很小了。
作为整个梅州地区的龙头电力企业，梅县电厂也是深受影响。该电厂主要以兴宁和平远本地的煤矿供应为主，一位负责人透露说，虽然梅县电厂前一段在煤炭方面有所储备，目前也在积极寻找福建煤，但是毕竟解决不了目前的难题。
困境更为突出的是正在兴建的兴宁兴达火电厂，一位工程师说，一台13.5万千瓦的发电机，作业一天要烧掉500吨煤，一旦燃煤出现困难，就会影响到整个发电厂的营运。「而且兴达电厂当初本来就是依靠本地煤矿资源设计的，一旦停产，电厂正式营运基本不太可能。」在兴宁到平远的公路沿线，记者走访了数家水泥厂时也被告知，由于本地煤矿停工，等到存煤用完，也都面临停产困境。
从去年开始，「能源紧缺」成为中国最热门词汇，而中国能源结构中，对煤的依赖最大，煤的消费量占总能源的74％，原煤价格也因供应紧缺而大幅暴涨，缺煤不但使产煤大省山西成为能源业追捧的「明星」，连广东这些年产煤不足1000万吨、还不够自己用煤十分之一（广东每年进口近1亿吨煤）的煤矿，也成了当地政府期望「为国分忧」砝码。
亡命超产惹祸
出事煤矿所在的黄槐镇的村民告诉记者，前年当地煤价仅为每吨100到200元人民币，但今年一下就升至400多元，煤价上升使企业拚命生产。据中央电视台报道，此次出事的大兴煤矿原来设计每年产量为3万吨，但该矿仅今年上半年就生产了原煤5万吨，超产逾2倍。据记者现场采访所得，这个数字其实还算「保守」。一陈姓矿工说，该矿每日产量逾400吨，半年下来，至少也有7万吨。煤矿容纳矿工人数是有限制的，超负荷生产迫使矿工超额数倍地挤在狭隘的矿道内，埋下矿难的导火线。大兴煤矿出事时就有百多人在井下工作，严重超过核定标准。
地方小煤矿尚且如此，足以看出中国其他煤矿在能源紧缺的形势下是如何急功近利、亡命生产。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资料显示，内地目前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国有煤矿超负荷生产，大大增加了出事的风险。
为钱官商勾结
记者在大兴现场采访所悉，官员及村干部参股矿山是公开的秘密。凌姓村民说，黄槐镇内每个煤矿都有数个股东参与，多的有数十人，少的也有五六人，有的村官年头入股二三万元，到了年底就可分得近百万，利润之高可见一斑。当记者笑问既然入股如此好赚为什么他又不入股时，凌说：「人家都是权力股，你没一定权力又怎能参股呢？毕竟世上没有天上掉馅饼的美事。」
由于矿主、部分镇村干部、执法人员有了这层利益关系，煤矿安全的监管体系自然土崩瓦解，以至「安全重于泰山」的警示被抛脑后，取而代之的是「GDP重于人命」、「利润重于生命」。一些官员着眼利益而为违法采矿的行为护航，加速了矿难发生的频率。
广东省纪委、省监察厅日前发通知指出，大兴煤矿65名股东大部分是兴宁市人大代表，矿公司董事长曾云高是梅州市和兴宁市的两级人大代表，副董事长曾桂祥、曾凡金分别是广东省和梅州市政协委员，另一副董事长曾文坤为兴宁市人大代表。
另一启人疑窦的情形是，大兴煤矿根本不具备开采条件，但却能在广东下令全省停产整顿期间拿到「安全生产许可证」。中共中央纪委和广东当局正调查其中的官商勾结情况，且表示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有当地人向记者说，官商勾结其实谁都知道，矿主只要花钱贿赂，就可以买到开矿的证明。
大兴矿难的背后让人看见，见利忘义已成为内地暴富矿主最常见的特徵，且利益集团瓜藤相缠，当局要落实「安全生产」，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废矿成水洞凿穿酿悲剧
广东兴宁黄槐镇盛产煤，早在数十年前已开始采矿，但由于技术条件相对落后，加上资金不足，当地大部分是小型煤矿。矿主在一个地方采完煤后，就用炸药将煤矿洞口炸?趿之后再转移到其他地方继续开采。矿主留下这些废弃矿洞就像一个个巨大容器，长年累月大量积纳雨水和地下水，久而久之，地底下就形成了规模像「中型水库」一样的水洞群，而且彼此相连贯通。
当地表的原煤采完后，采挖的目标就转向水洞下面一二百米深处的深层原煤。此次出事的大兴煤矿就是建在「中型水库」下的典型煤矿。为了生计，数百工人每日就被迫头顶□「水库」打洞采煤。有矿工说，像大兴煤矿一样危险的大型煤矿在当地还有七八个，只要矿工稍不注意、打穿煤矿与「水库」间的隔水层，随时都可能出现「第二个大兴煤矿」。
谁叫家里穷养家要搏命
大兴煤矿九成以上矿工是外省人，主要来自江西、湖南、贵州、四川等省份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有矿工无奈地说，他们祖祖辈辈都过□「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看到一些外出打工的同乡发财后回家建起了新房子，自己也希望外出闯一闯。他们说，外面打工即使再苦，每月也能赚到一千几百，总比留在家乡朝不保夕好。「不是家里穷，谁来干这一行呀！」
矿工说，对于既无学历又无技能的农民来说，矿工每月千元左右的收入极具吸引力，而且如果采煤量愈多，工资也会相应增加，于是很多人都干得很卖力。当记者问到他们是否知道采煤是要冒生命危险时，答案几乎都是肯定的。有温姓矿工慨叹，这都是「贫穷惹的祸！」矿工家属则无奈地说，早上还是一家人，晚上就阴阳相隔的事经常发生，他们最担心的莫过亲人的生命安全。
村民怕失业反对禁采令
大兴矿难发生后，矿工家属固然呼天抢地，村民也「闷闷不乐」，因为煤矿关闭后，当地3万多人中有九成人可能失业。村民提出了与家属截然相反的要求：希望当局继续准许采煤。据悉，黄槐镇不少人「靠山吃山」，依仗当地的煤矿资源「发达」，即使做不了大老板，还可靠贩煤赚些养家钱。
张先生几年前投资5万多元人民币在通往黄槐镇中心的公路旁开了一间兴旺煤店，将从煤矿买来的原煤以每吨400多元价钱卖给梅州、东莞、深圳等地的发电厂、水泥厂。生意好时每日卖煤30至50吨，按照每吨赚几十元计算，收入不菲，店内工人每月也可分得六七百元。
张说，黄槐村民除少数外出打工外，九成人都做与煤矿相关的卖煤、运煤、选煤工作，他们的生命早已与煤矿连成一体。矿难发生后，所有煤矿被下令关停，等于断了他们生计。另一温姓煤店老板说，不准采煤，等于在黄槐制造2万多名失业者，到今年9月学校开课时，相信一定有孩子失学，希望当局准许继续采煤。
唇齿相依用煤产业难维生
香港文汇报报道说，从兴宁的黄陂镇到黄槐镇，在公路的沿线，100来个煤炭销售铺一字排开，一位煤炭销售商告诉记者，「现在也就这些存煤了，我们利润其实很薄的，每吨也就赚个5元左右，煤矿一停，这个生意真不太好做了。」
当地经营石灰窑的老张也很忧虑。因为不仅烧石灰需要用煤炭，原料也大多是煤矿生产出来的废料矸石，「煤矿停产，石灰窑就坚持不了多久了。」几家生产铸铁的小作坊还在开工，但记者注意到，作坊里面的煤堆已经很小了。
作为整个梅州地区的龙头电力企业，梅县电厂也是深受影响。该电厂主要以兴宁和平远本地的煤矿供应为主，一位负责人透露说，虽然梅县电厂前一段在煤炭方面有所储备，目前也在积极寻找福建煤，但是毕竟解决不了目前的难题。
困境更为突出的是正在兴建的兴宁兴达火电厂，一位工程师说，一台13.5万千瓦的发电机，作业一天要烧掉500吨煤，一旦燃煤出现困难，就会影响到整个发电厂的营运。「而且兴达电厂当初本来就是依靠本地煤矿资源设计的，一旦停产，电厂正式营运基本不太可能。」在兴宁到平远的公路沿线，记者走访了数家水泥厂时也被告知，由于本地煤矿停工，等到存煤用完，也都面临停产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