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外国记者要到中国去采访，向我了解一些情况，事先开了一张单子。打开一看，头一个问题就把我给难住了。一方面，中国经济还在持续发展，但是公安部长周永康，有一次讲话中说会，去年中国大规模群众骚乱事件发生了七万四千起。在这个背景下，依你的预测，二十年后的中国将会是什么样子？
很多中国人，对中国的未来都有自己也没有的某种预感或预测。干我们这一行得更是如此。记得1985年风云突变，保守派对胡耀邦发动了全面的反攻，改革派损兵折将，连胡耀邦都有些招架不住了。知识界心情都很黯淡。谁也没有想到，到了1986年四月，天空又忽然晴朗起来。早些时候郭罗基先生写文章说“政治问题也可以讨论”，遭到邓小平的严厉惩罚。可是到了1986年夏天，国家领导人万里居然可以公开说，人民不仅可以参加政治问题的讨论，也应该参加政治问题的决策。那个夏天，对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控制也明显的放松了。于是群情振奋，对未来从悲观一变而为乐观。但是我仍然有点不放心，有一次讲到万里，便问他：近来胡乔木和邓力群销声匿迹了，但是会不会像过去一样，过一段时间又冒出来了呢？万里含笑不语，但不断地摆手，表示那是不可能的啦。但是不出四个月，这些人不但回来了，还推翻了胡耀邦，完成了一次宫廷政变。可见重大决策都在黑箱里进行，连万里那么高的干部都看不到两个月后政治局势的大逆转，还谈得上什么政治预测呢？
也不是不能做任何预测。1989年五月，很多中国人对中国政治前景都很乐观，我至今认为，那是1949年以来可能成功的第一次人民运动。以赵紫阳为首的党内改革力量，是支持这场运动的。北京党政军中央机关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干部同情甚至参加了。有谁会想到，广场上的学生领袖们，始终拒绝同党内改革派合作以至给保守派提供了剪除赵紫阳和镇压天安门的机会呢？责任当然也不在学生身上，是知识分子在改革的前十年没有作出足够的努力，帮助他们认识中国的国情，提供必要的理论和策略。
也不是没有人作出远期预测。二十年前的1985年，我和朋友们就时常议论，看来保守派是不会允许改革继续下去了，一场大劫难必不免。那就是类似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大动乱。年前一位学者到内地一个省份作调查，听到中层以下干部纷纷议论，三五年内必定天下大乱。另一些人认为需要五八年到十年。现在十年都过去了，是不是他们关于“天下大乱” 的预言都错误了呢？
中国历史上只有暴民揭竿而起，那就是把一切旧事物统统化为灰烬的那种天下大乱，再就是文化大革命了。但是一百年来的变迁，使下一次的社会大变动必然地会具有某些新内容和新形式，而不同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去年以来，中国农民维权运动的新高潮，首先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对这个政府不再有信任、抱任何希望了；认为只有靠自己的斗争才能维护自己的权利。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化。同时，他们在斗争中表现出很高的理性，注重策略，既有理有节，又绝不放弃斗争。仔细看去，便会发现他们在改变旧秩序的同时，也在建造某些民主社会的基础性的条件。比如很多地方已经在开始实行地方自治。考虑到世界上很多国家实行了民主，但多数人得到的不过是一张选票，被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另一方面，中国的下一步改革不会仅仅是政治形式的变革，而必定是同时进行带有社会革命性质的社会革命，必须有广大民众参加，那么，目前正在发生的这些变化，意义之大，也就显而易见了。它虽然并不是人们多年来预感到的“天下大乱”，但是最好方式也许并不是天下大乱。天下不大乱而能有大变，岂不是更好。
很多中国人，对中国的未来都有自己也没有的某种预感或预测。干我们这一行得更是如此。记得1985年风云突变，保守派对胡耀邦发动了全面的反攻，改革派损兵折将，连胡耀邦都有些招架不住了。知识界心情都很黯淡。谁也没有想到，到了1986年四月，天空又忽然晴朗起来。早些时候郭罗基先生写文章说“政治问题也可以讨论”，遭到邓小平的严厉惩罚。可是到了1986年夏天，国家领导人万里居然可以公开说，人民不仅可以参加政治问题的讨论，也应该参加政治问题的决策。那个夏天，对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控制也明显的放松了。于是群情振奋，对未来从悲观一变而为乐观。但是我仍然有点不放心，有一次讲到万里，便问他：近来胡乔木和邓力群销声匿迹了，但是会不会像过去一样，过一段时间又冒出来了呢？万里含笑不语，但不断地摆手，表示那是不可能的啦。但是不出四个月，这些人不但回来了，还推翻了胡耀邦，完成了一次宫廷政变。可见重大决策都在黑箱里进行，连万里那么高的干部都看不到两个月后政治局势的大逆转，还谈得上什么政治预测呢？
也不是不能做任何预测。1989年五月，很多中国人对中国政治前景都很乐观，我至今认为，那是1949年以来可能成功的第一次人民运动。以赵紫阳为首的党内改革力量，是支持这场运动的。北京党政军中央机关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干部同情甚至参加了。有谁会想到，广场上的学生领袖们，始终拒绝同党内改革派合作以至给保守派提供了剪除赵紫阳和镇压天安门的机会呢？责任当然也不在学生身上，是知识分子在改革的前十年没有作出足够的努力，帮助他们认识中国的国情，提供必要的理论和策略。
也不是没有人作出远期预测。二十年前的1985年，我和朋友们就时常议论，看来保守派是不会允许改革继续下去了，一场大劫难必不免。那就是类似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大动乱。年前一位学者到内地一个省份作调查，听到中层以下干部纷纷议论，三五年内必定天下大乱。另一些人认为需要五八年到十年。现在十年都过去了，是不是他们关于“天下大乱” 的预言都错误了呢？
中国历史上只有暴民揭竿而起，那就是把一切旧事物统统化为灰烬的那种天下大乱，再就是文化大革命了。但是一百年来的变迁，使下一次的社会大变动必然地会具有某些新内容和新形式，而不同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去年以来，中国农民维权运动的新高潮，首先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对这个政府不再有信任、抱任何希望了；认为只有靠自己的斗争才能维护自己的权利。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化。同时，他们在斗争中表现出很高的理性，注重策略，既有理有节，又绝不放弃斗争。仔细看去，便会发现他们在改变旧秩序的同时，也在建造某些民主社会的基础性的条件。比如很多地方已经在开始实行地方自治。考虑到世界上很多国家实行了民主，但多数人得到的不过是一张选票，被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另一方面，中国的下一步改革不会仅仅是政治形式的变革，而必定是同时进行带有社会革命性质的社会革命，必须有广大民众参加，那么，目前正在发生的这些变化，意义之大，也就显而易见了。它虽然并不是人们多年来预感到的“天下大乱”，但是最好方式也许并不是天下大乱。天下不大乱而能有大变，岂不是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