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王东华-----发现母亲

[清之福]

王东华谈“发现母亲”

陈晓蓓
　

即将进入不惑之年的王东华，多年来一直从事母亲教育的研究。不久前他撰写的《发现母亲》一书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带着几个不解的问题，在秋高气爽的一日，记者来到了位于京城西北部的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采访了所长王东华。

　　文质彬彬的王东华爽朗健谈。当问及怎样理解“发现母亲”这个书名的意义时，王东华神情认真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在研究中发现，母亲的工作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工作，是社会中最为崇高的工作，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有创造性的工作，其他一切工作同母亲的工作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母亲的工作是造人的工作，是第一生产力，她站在整个民族的最前头，决定着国家的未来和命运。对孩子的成长来说，母亲的作用占到90%以上。母亲不仅对孩子的生理有极其巨大、深刻、永久的影响，而且对孩子的智力、意志、性格、品德等方面也有着难以估量的作用。优秀的母亲与文化高低的关系并不大，关键在于母亲的“境界”。一个自私的母亲，不可能培养出一个慷慨大方的孩子；一个心胸狭窄的母亲，也很难培养出一个心胸宽广的孩子。母亲的行为是通过社会遗传的方式传给孩子的。因此，当孩子发生问题的时候，母亲怎么可以只怨孩子而不自我反思呢？

　　王东华说，从母亲受孕到孩子上学，这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工作，数千道、数万道程序都是由母亲安装的，母亲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孩子的质量！只要母亲稍不称职，我们这个世界都将是另一幅图景，―幅不堪设想的图景。

　　教育孩子不仅是一门艺术，更是一门科学。王东华认为：从脑科学上来说，人是分两次诞生的，人是早产3年的动物，任何一个孩子在出生时都是同母亲联体的，3岁后才渐渐分开。在人生的头3年存在着一个镜像期，这时孩子的大脑像海绵一样全盘吸收他所感受到的一切。孩子的头3年不是没有记忆，恰恰相反正是这些记忆构成了人生生活的基础。人具有着一种比性本能更为本质的智本能，与性本能不同的是，它的发育期是人生的前几年，一旦错过时机，智本能便迅速递减，出现阉割现象，因此，孩子零到3岁间的每一年绝非普通意义上的一年，孩子的一年等于10年。事实上人生以10年为周期重演放大他生命最初的几年，也就是说10岁、20岁、30岁，分别是1岁、2岁、3岁的展开放大，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3岁看大，7岁看老。

在谈到对女性的认识时，王东华直言不讳地说，当前人们对女性的认识有偏差，女性的价值不应该仅仅是在社会再生产中得到体现，当然这种体现无可厚非，这种价值体现本身也是社会的一个进步；当前女性价值的体现更多的应该是对母亲工作的认可与尊重，也就是说母亲的工作应该是带薪的工作。

一位女性把孩子培养成才，其意义远远超过到工厂去拧几颗螺丝钉。因为孩子不是某个人的，孩子将要成为社会的公民，孩子是全社会的财富，关心孩子和母亲就是关心未来，就是关心我们自己。


来源：《中国教育报》

 

[清之福]

王东华――发现母亲

谭振飞 胡晓凡 王东华

　　《发现母亲》推出后引起了很多读者的反响。这么厚的一本书，80万字，有读者反映没有时间阅读，你有什么要对这部分读者说的？

　　■有个警察打电话过来对我说：“我是个警察，站岗非常辛苦，我呢，没有时间读这本书，那怎么办？”我当时有点生气，很多人都跟我说这种话，说我没有时间读，我就问那位警察：“你当警察的那 个姿势训练了多久？”他说：“我们上岗之前训练了好几个月。”我说：“你指挥交通的一个姿势就要训练几个月，你的孩子一个生命，你有没有花过一天的时间，难道你不应该为孩子花一天，花一星期，花一个月的时间学习一点东吗？”我不懂我没时间能做为不学习、不读的借口吗？我们对孩子已经欠缺了很多东西，我们更应该为孩子 花一些时间去阅读、去学习。

　　□现代人生活、工作非常忙碌，文化阅读普遍不受重视，都淹没在影视、视听产品中，拿到你这本书之后如果一位母亲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你最希望她阅读哪部分？

　　■对于一个母亲来说，下卷比上卷更重要，上卷更多地谈了母教的重要性，下卷更具有一种操作性的东西。

□能具体地谈一谈吗？

　　■下卷中的“方法与途径”提出一些具体教育孩子的方法与途径。

　　□您认为“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这种现实里应该注意什么？当前“母亲教育”最大的问题究竟在哪儿？

　　■我认为整个中国现代社会最大问题在于整个女性她被“女权运动”引错了方向，不把做母亲作为女性基本的一项职责，不把做母亲作为是做女人的天职，生了孩子以后她也无视女人生理上的最重要的一块儿，她作为和男性去竞争的这样一种人了，把女性的这种母性完全丢掉了，丢掉了本身对女性的损失很大，另外还直接关系到下一代的孩子。为什么现代很多的独生子女营养能跟上，却出现那么多的重症患者？大多数都是因为随便地流产造成的。母体是造人的机器，流产以后，机器已经变成一个破车子了，老牛拉破车，最后你生产出来的产品自然出问题。这是因为整个社会、整个女性对母亲的重大意义认识不清。

　　□您认为从教育思想上母亲应当如何教育孩子呢？

　　■关于教育孩子的思想有两个新的概念，这两个概念我觉得对教育是非常大的贡献。现在的教育是一个“显教育”，教你的东西都是你已经意识到的，你不能这样，你应该拾金不昧，这是显教育；对人的塑造最重要的是一种潜在的教育，我们意识不到的。潜教育就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习育，比如说江西人喜欢吃辣椒，上海人喜欢吃甜，我们没教他，为什么他喜欢，不是遗传的，你每天都喜欢吃辣椒，每天都喜欢吃甜的，自然而然他也就喜欢吃辣吃甜了。所以面对孩子必须重新做人。你要孩子慷慨大方，如果你是很小气的人，你是绝对教不会孩子慷慨大方的，你在教的时候，你的每根神经都在撒谎。作为一个母亲来说，你修炼得越纯粹，你就教育得越成功，你就越省力，教育孩子不是要花很多时间的。

　　□社会的每个人都有自身的角色，比如我们可以分为音乐家、文学家、出租车司机等等，一个人的素质与是否能成为一个成功的父母有很大关系，你认为一个母亲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关于人的成长方面我有一个自己原创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能不是非常完备，但我有我的看法。一个人要取得成功，第一点就是智力的开发，智力在5岁之前就已经决定了，第二个就是意志，情感方面的，这是个体的，第三个比这两个都重要就是品德，品德就是和社会怎么协调，和个人、和其他人怎么协调。伟大的人他做这件事都会有很多人帮助他，所以一个人越伟大，他的品德应该越高尚，但这三点不过是个三角形，最重要的一点，品德、智力、意志怎样发挥到一种极至，决定这些东西扩张的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气概。过去我们都把它叫作理想，我认为我把理想和气概区分开来了。理想是一个职业，我将来要做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气概就是在七、八岁时每个人对自己有一个定位，做第几流的人物，我怎么看待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将做出什么样的贡献。比如说我做第一流的人物，我选择一个理想，通过做作家呢？还是做画家？这时候才是理想，理想与气概的关系就像照相，气概是感光阶段，理想相当于一个显影阶段。到了二三十岁以后，理想慢慢地实现，气概慢慢实现了。所以小学高年级的时候，气概非常重要。人不是无缘无故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的。“自古英雄出少年”，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我建议他们读伟人的传记，从伟人中汲取他们看世界的方法。什么样的是一个完全的人，我觉得是这四点。我的书里有一句话，气概是金，品德是银，意志是钢，智力是铁。智力是最不重要的。

　　□您刚刚谈到流产问题对孩子的影响，这是从生理上说的，那么现在很多女性有很高的学历，也受过很多教育，但为什么她们也会感叹教不好孩子，而且她们的孩子也常常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现在的母亲她是有素质，但是她没有重视母性的职责，没有发挥出来。欧阳修的母亲在家门口堆沙用竹竿子教他认字时，他母亲并没有很高的学历，也没有受什么教育，但她把自己所知道的所会的教给了孩子。现在的母亲呢？她是研究生毕业，她不骂孩子，也不教孩子，以前还有母亲的本能促使她教，现在的女性受教育了，母性没有了，不教孩子了，不是说现在的母亲水平差，她没有教孩子的意识了。

　　□这是不是我们的教育把这一点丧失了？

　　■这里边有一个对传统的破坏，对女权运动的错误的导向，还有学校制度出来后给中国带来的这些东西。

　　□既然你“发现母亲”，那你觉得对我们的教育制度，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应该做一种什么样的改变呢？

　　■我觉得一个理想东西就是在夸美纽斯时代，0―6岁有一个母育学校，不到6岁的孩子应该在家里受教育，到了6岁以后进入到小学，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服三年母役，三年应该和孩子在一起。和孩子在一起以后，三年把孩子的书面语言过关，识字比小孩说话还要简单，通过三年以后，阅读关过了，书面语言过关了，人类那么多东西他消化起来就特别容易了。我们国家中学语文的改革我认为都没有抓到实际，我们的语文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用教西方拼音文字的方法教中国的象形文字，把我们国家两千年优秀的识字教育抛弃掉了，在过去，一年的私塾教两千多字，现在到三年级都不能看懂东西，事实上这个问题在小学、在家庭就应该过关。

 

[清之福]

上帝之所以先造出男人，并不是男人比女人优越，而是因为男人比女人好造，上帝先造出男人这个试验品后才去造女人。当上帝把女人造出来后，上帝造人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它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女人！
母亲的工作正是上帝的工作！
-------作者题记
自序
愿天下人共读之

1925年初，陶行知先生为陈鹤琴先生的《家庭教育》写下了《愿天下父母共读之》的书评，后来陈著《家庭教育》再版时，陶文便作为序言而更为人知。70年后的今天，我竟用“愿天下人共读之”作为自己的序文，改陶先生文中的“天下父母”为“天下人”，此改决非是借陶、陈二先生之名以私自己的货色，更绝非是自己狂妄自大要与二先生 一争“天下”，而实在是这半个多世纪家庭教育研究与实践的发展使然，也就是说，在今天“天下父母共读之”已经远远不够了！
之所以说其不够，是因为做了父母再读，读了以后再在孩子身上实施，其间的过程无论长短对孩子来说都是一种损失。这类教育孩子的书不应该做了父母之后才去读，而应该没做父母时就读，而应该读懂之后才去做父母。正如领驾照之前就应该读了交通规则，而不是把车开上了高速公路之后再去读，更不是出了交通事故之后才去读。这是改“天下父母”为“天下人”的第一层意思，也就是说，为父母的意识应该大大提前，提前到结婚，提前到恋爱，甚至完全应该提前到青春期开始的中学阶段，这样婚前婚后便互为一体了。
无论是陶先生还是陈先生，他们那时所指的“家庭教育”都不过是婴幼儿教育，都不过是早期教育，都不过是学前教育，都不过是儿童教育。一句话，都不过是小孩子的教育。陈先生大著的几乎所有标题都是“小孩子”，如“小孩子怎样学待人接物的”、“我们应当怎样责罚小孩子的”，“怎样可以使小孩子的经验格外充分些”等等。陶先生的宏文也是如此，“父母不会教养，小孩子不晓得要枉哭多少回。……估计起来全中国6岁以下的小孩子每年流的眼泪该有两万万斤。如果做父母的肯像陈先生这样细心教导儿童或是采用陈先生的教导方法，我敢说小孩子的眼泪是可以省掉百分之九十九的……”
由于把家庭教育局限在儿童期，乃至幼儿期，很多父母一看都是喂奶、便溺、止哭之类也就不加注意了。实际上家庭教育决不仅仅是初为人父人母的父母对自己幼儿的教育，更是继之以后更为艰巨更为长久的对自己孩子的教育，这种教育无论是对于父母还是对于孩子都是终生的，并且不同的时期都不不同的教育重点与方法，我们社会上的每一个人无不正在进行或正在接受或既在进行又在接受这种教育。这是改“天下父母”为“天下人”的第二层意思，也就是说家庭教育的实施时间应该大大地推后，推后到孩子的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乃至下一代。这样早期与后期便互为一体了。
在陶、陈二先生时，家庭教育还仅仅限于显教育层次，所谈的教育都是父母注意得到并且可以教给孩子的，对于这样的认识现在显然已经不够了。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不应该仅仅是显教育层次上的，更重要的是要深入到潜教育层次的习育与化育。对于家庭教育，尤其是对于婴幼儿教育，教育更多的不是表现在父母如何“教”上，而是表现在父母如何“做”上，父母如何“做”的身影，对于思维能力薄弱的幼儿来说远比父母“教”的声音的影响要大得多！
遗憾的是，我们过去的教育学，都是“教”的教育学而不是“做”的教育学，殊不知“做”比“教”还要根本。因此父母不仅要懂得如何“教人”，更重要的是要懂得如何“做人”，自己正确的“做人”比正确的“教子”更为重要！而正确的“做人”决不是结婚生子之后的事情，同样是他们从小就要学习的事，这是改“天下父母”为“天下人”的第三层意思，也就是说“做父母”同“自己的做人”是紧密相连的，“做父母”不过是面对孩子这面镜子对自己“做人”的一次再检验再校对再完善与再提高。因此绝不应该在做了父母之后才开始修正自己，更不应该在做了父母之后还依然故我不做努力，而应该在做父母之前就已成为“最好的我”了，这样父母的“教子”同自己的“做人”便联系在一起了。
潜教育的提示，不仅对父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对社会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的日趋一体化让儿童也随之日趋公育化。对于孩子来说，社会上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是他们的课堂，任何一个公你都是他们的师长，任何一次事件都是他们的课案，任何一种行为都是对他们的示范，任何一部影视都是对他们的教化，任何一种图书都是对他们的启发……因此必须提高全社会的这种育儿意识、父母意识、教育意识，这是改“天下父母”为“天下人”的第四层意思，也就是说全社会都在对孩子产生影响――不是好的影响就是坏的影响。因此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对孩子们的责任。这样个人的修养与社会的要求又联系在一起了！
我以为此一词之改，正现了这几十年里家庭教育观念的进步，即由过去的做了父母之后才开始的补救教育，转变成做父母之前的预期教育；由过去的对孩子出生后一段时间的儿童教育，转变成对孩子整个一生的终生教育；由过去的重孩子重受教育者的“教”的教育，转变成重父母重教育者自身的“做”的教育；由过去的强调一家一户的显教育小教育，转变成强调整个社会参与的潜教育大教育……
在陶、陈二先生的时候，社会对家庭教育的要求还远不像今天这般迫切；而今天一对父母只有一个孩子，不仅孩子的教育是一次性的，而且父母教育机会甚至都是一次性的。在陶、陈二先生的时候，仅仅只是孩子在流泪，父母尚不需要为孩子流眼泪；而今天不仅孩子更爱流眼泪了，而且父母甚至比孩子流的眼泪还多。在陶、陈二先生的时候，母亲尚在家专心相夫教子；而今天母亲们都离开家庭走上社会！再说现在社会竞争空前激烈，不仅孩子需要父母的帮助，而且父母更需要社会的帮助……
我们每一个人都曾为人子为人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为人父为人母，现在就让我们面对这一人生与人类的第一等问题每一等学问既为孩子们也为自己做些什么吧！
愿天下人共读之，不仅仅是读这本书，甚至就不是读这本书――而是读父亲、母亲这样的大书，是读做人、做高尚的人这样的大书。因此，不仅愿天下人共读之，更愿天下人共勉之、共行之！

导论
江山是银，母亲是金

中国是最早开设学校的国家，尽管如此，他们的文明落后了。这是由于他们没有认识到妇女教育的必要。过去，中国人认为妇女不应受教育，因此，中国大多数妇女是文盲，也不进行家庭教育。受不到母亲教育的国民决不能成为伟大的国民。
斯特娜夫人[美国]


重释夏斐事件
……事实上相当多数乃至绝大多数的人生悲剧背后都有一个不正常的亲子关系，只不过人们没有注意到罢了。夏斐事件就是如此。
夏斐是一个很好的孩子，他聪明文静，学习成绩优秀，一直是学校的三好学生，任中队长和学习委员。从上学开始，他的语文、算术成绩一直在95分以上，名列全班第一。就是三年级第二学期开始引进内地高难试卷，夏斐的分数虽然下降了，但在班里仍然名列前茅。

 

[清之福]

本书是作者殚精竭虑砺炼十年而成的一部母亲教育专著。作者从母亲的角度对人类社会的一些核质问题进行了严肃而深入地思考，提出了一系列关乎整个人类命运的重大命题。其研究体系化、前瞻性、深刻内蕴以及对世纪更迭人类文化的建设上，都会使本书在百年人文浪潮中具有卓越的启蒙地位。这是一个我们不得不需要净心倾听地独特声音。

婴儿出生时都是同母亲连体的，因此存在着一个宫外孕期。同父亲相比，母亲在育儿方面有着本能的优越。人是分两次诞生的，人是早产三年的动物，人生的头三年是在组装大脑。人存在着一个比性本能更为本质的智本能，一旦错过便遭阉割，因此，孩子的一年决非普通意义上的一年，孩子的一年等于十年。

女性的特点适合于人口再生产，男性的特点适合于物质再生产，人口再生产的重要性远远高于物质再生产。让女性放弃育儿去从事他们不擅长的物质再生产是一个大错误。女人的名字叫母亲，母亲能顶半边天。

人类目前所强调的教育都是“显教育”，对于更本质更重要的“潜教育”却不加关注。道德、勇气、责任等不是通过教育者的“教”就能起作用，而是要通过教育者的“做“才能达到目的的。过往的教育学是“教”的教育学，以后的教育学将是“做”的教育学。

本书详尽的范例，细腻真情的说理，无不将读者领进一个崭新的母性境界。

 

[清之福]

夏斐是个好孩子，那么夏母呢？夏母该是个恶毒的坏女人吧？
事实与人们想象有恰恰相反，我以为就是按照一个比较严格的标准，夏母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优秀的母亲。为了夏斐上学，夏母不惜辞去每月一百八十多元收入的临时工，从一个煤矿搬到镇上居住。为了孩子学习，她这个初中毕业的母亲当起了孩子的老师，小夏斐是在家中由母亲教完了一年级的全部课程后跳级去读二年级的。就是上学后，夏斐所学的课程也都是由母亲先在家里预习、讲解一遍后才去听讲的，对孩子的辅导她从不厌烦也从不马虎。至于吃穿方面，她更是没怠慢过孩子：小夏斐不爱吃面条，她就一日三餐给他做米饭；小夏斐爱吃水果，虽然很贵，她也总是三斤两斤地买来给孩子一人吃，自己却舍不得吃一口。她从不让孩子干任何家务活，只希望他学习。即使是在孩子不幸遇难后，夏母选择仍然是“自杀”这一极端惨烈的方式来表示一个母亲对自己独生儿子万劫不复的歉疚……
但是，这样一个“优秀的母亲”在对待自己这样一个“优秀的独生子”时，却表现得太残酷了。例如孩子偶尔不能按时完成作业、或者做错了题、练习本不整洁、考试成绩低了、出去玩一玩等，都会成为她毒打孩子的原因。1987年10月期中考试，由于题多量大，孩子成绩没有达到夏母规定的标准，夏母把他的腿都打肿了。上不了学，夏母就用自行车接送。夏斐的腿疼得迈不过教室的门坎，只能让同学们搀扶着才能进去；手肿得不能看书，只能用舌头一页页舔着翻……(下面的我无法摘下去，实在太令人痛苦了)
夏斐事件发生后，舆论直指夏母，大有不将夏母绳之以法决不罢休之势。母亲失去自己的独生子已经是件极其不幸的事了，可舆论还在加油点为，直到以夏母自杀身亡这个更大的悲剧出现才骇然了结。随着夏母的自杀，批评矛头才怆惶指向升学教育，认为是分数葬送了这一对母子。
但是，我在细读相关报道之后，发现人们所列举出的这些都不过是一些表因、近因、诱因，致使他们母子双亡的最根本原因乃在于他们母子感情的不融，乃在于小夏斐是两年前，也就是快七岁时才从江苏老家接到父母身边的，而这才是这个悲剧的主因！
因此，夏母的残酷乃在于母子之间长期的隔离造成的。当孩子不能完全顺遂父母的意愿时，由于没有以往的亲情为之缓冲，由于亲子之间的性格差异没有得到充分的磨合，再加上外界的压力如孩子成绩下降等，原本的处罚就演变成了施虐，就演变成了折磨！这种折磨同那种亲子共同成长中的责打孩子在本质上是不同的，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那就是由自己从小养大的宠物如猫、狗等，主人偶尔也会在生气时踢上几脚；可面对跑进自己家园里吠叫的猫、狗，即使是极爱宠物的人也可能给它一顿棒打，尽管这猫这狗也是别人家的宠物！
夏母在她的遗书上忏悔说：“我后悔不该用打的方法教育他，望子成龙的心过切，对他学习、成长的要求过高……”我以为她真正应该后悔的是不该把孩子送到老家寄养了那么长的时间，真正应该后悔的是把孩子接回家后没有用足够的时间去融洽磨合亲子之间的感情，最后才应该是后悔“用打的方法”和“对他学习、成长的要求过高”！如果她与孩子一直在一起，她极可能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母亲，最起码地不会滥用“殴打”这种“融洽”感情的方式！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告诉过她正确的做法是什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夏斐何其不幸，夏母又何其不幸！

摒弃母职的做法并不是制度造成的
面对这样的亲子关系问题，我首先想到的便是制度，是妇女翻身的原因，妇女解放让女性都走上社会从而摒弃母职的做法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说明。但是当我翻开国际共运史时，尤其是当我看到还没有变“修”的苏联在列宁领导下对母职的重视时，这咱将问题归结到制度上的想法便显得幼稚乃至可笑了。
在这方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读斯大林女儿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在这本书里这位红色公主是这样纪录她儿时所受教育的：“我母亲的兴趣在别的一些事上――我们的教育和培养。她死的时候我才六岁半，可是我已经能念俄文、德文，也会写一些了。我已经会画画儿，捏泥塑，用剪刀胶水制作剪纸，已经识得乐谱，还会听着别人弹钢琴记下乐曲的谱子。我哥和我很幸运，母亲给我们找了极好的老师。”才六岁半就已经能念俄文、德文，就已识得乐谱记下乐谱，就是在我们今天也能算得上神童了。
那么是不是她母亲贵族出身，因为自己小时候受到了这种良好的家庭教育，她自己做母亲时也这样依葫芦画瓢，是习惯使然呢？否！我们知道斯大林出身于农民家庭，对于儿童教育并无太多关注。斯大林的妻子同样出身于农民家庭，小时候同样没有受过家庭教师的教育，不仅如此，甚至连良好的学校教育也没有受到：她十几岁就同斯大林结婚，快三十岁时才进大学学习！她之所以有如此良好的家教意识，完全可以说是得益于他们那个社会重视母亲和孩子的风气！
也许有些朋友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可能是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的特殊位置所致，事实的回答正相反：“那时所有苏维埃领导人的生活大体上都是这个样。谁也不贪图奢侈生活，不贪图财物，虽然他们都尽量给孩子以良好的教育。他们雇用革命前受过旧式训练的优秀家庭教师，主要是教孩子学德文。”
记得我第一次读到这些时，惊讶得目瞪口呆：“这不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吗？”家里请有家庭教师，而且还都是“雇用革命前受过旧式训练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教育，这究竟要把孩子培养成哪个阶级的接班人呢？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可能这样去做，相反是让孩子连大学也不上，甚至连中学也不上就到“人民群众”中去，去上劳动大学，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广阔天地炼红心，去经风雨见世面……
给我带来更理论冲击的是苏霍姆斯基的《家长教育学》，他在这本书里甚至这样说：“行业、专业、工作，有数十种，上百种，许许多多：有的是修铁路、有的是盖房子、有的是种庄稼、给病人治病、缝衣服等，但是有一种包罗万象的、最复杂和最高尚的工作，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的，而同时在每个家庭中又各自是独特的、不会重样的工作，那就是对人的养育和造就。”“应当在中学时代就给未来的父亲和母亲以教育学的知识。教育学应当成为对一切人都有用的学科，下面的话也可能对某些人来说好像是夸大其辞：我认为，没有研究过教育学基本知识的青年公民不应当有成立家庭的权利。”
这就是对家庭教育多么深刻而又精辟的认识！有这样的认识，那时苏维埃领导人在子女教育上的所做所为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们很多人都曾听说过这样的传闻，那就是苏联政府曾大力奖励那些多生孩子的母亲，授于她们以勋章，因为他们人口少。后来我翻看资料时才知确有此事，只不过不仅仅是为了多生孩子，而更是为了做个好母亲。苏联曾设置了“母亲英雄”、“母亲光荣”、“母亲奖章”等多种荣誉性的称号，并且凡得到这些称号的母亲都能获得某种优待如优生分配住房等，到1983年，这种奖章已经发出14000枚。如果多生了几个就能得到一枚，那么几十年时间只不过多生了这几万名孩子，效果也未免太寒碜了一些。
如果多生了几个就能得到一枚，那么几十年时间只不过多生了这几万名孩子，效果也未免太寒碜了一些。作为一项坚持了几十年的长期政策，显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种数量上的增加，而是要在整个社会倡导一种良好的母亲意识！

东欧国家也是如此
那么是否仅仅苏联这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如此呢？回答仍然是否定的，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如此。
在一本我国翻译出版、由捷克学者编写的给女性青年的读物中，他们的学者是这样批评那些摒弃母职的女性：“我们当今世界，极其缺乏的是我们称之 女人或者说是母亲的天性。今天的姑娘不把做母亲当成自己的基本使命，而有时甚至不想当母亲。对这种姑娘来说（由于她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终日忙忙碌碌），教育孩子的事，她已力不从心了。解放运动的消极后果之一是，母亲的作用在现代妇女的眼中急剧下降。……那些对自己的生理使命持反对态度，竭尽全力要和男人并驾齐驱的女子，未必会感到自己一度有过真正的幸福。几乎所有主张男女平等的人都不能如愿以偿”。
………

“五四”也许是中国母教的一个转折点
既然维新时期女学就已如此轰轰烈烈：为什么半个多世纪后却消逝得如此干净彻底呢？当我回过头来再次细究中国近代史时，发现这一切似乎又是“五四”这场反传统运动使然。
最能代表“五四”这一时期女性叛逆形象的便是《玩偶之家》中的娜拉，而那拉是理直气壮拒绝做母亲的，当她的丈夫提醒她做母亲的责任时，她的回答是：“这种话，我如今都不信了。人相信第一要紧的我是一个人，同你是一样的人。无论如何，我总得努力做一个人。”于是她撇下孩子离家出走了。正是在这种强大的新势力面前，刚刚建立起来的一点女学基础便纷纷土崩瓦解了，做母亲的教育更是被斥之为封建主义的“贤妻良母”教育而被全面禁毁。
因此，当许广平在生下海婴闹了许多笑话后才这样写道：“本来做女学生如果教授育儿法，在‘五四’之后的女青年是认为不大合适的。就算听过些儿童心理学，那是预备做教师用的，和养孩子不生关系，因之我急时抱佛脚来看育儿法也来不及了。所以我想，结了婚的女性，总有做母亲的一天，最好还是有这样的研究所或指导所，对于小孩，那惠福真不浅呢？”
可就是这样的大实话，这一时代的人们却听不进去：“尤其令人痛心的一件事，就是从前高呼‘妇女解放’的女性战士们和一般妇女界的知识分子们，等到自身做了某某太太、某某夫人以后……忘却了本来的任务，抛弃了妇女大众，竟毫无羞耻的提倡甚么‘新贤妻良母主义’来了。”

 

[清之福]

现代中国已无家庭教育可言
为什么我们骨髓里有这样一种儿童公育的理想呢？
原来在我们这样一个公私分明的传统中，大公无私、牺牲自我利益被看成是一种难得的好品德，而孩子又恰恰被划入最私的范畴，自然离他越远德行越高了。因此一生下孩子就去开批判会不仅不会受到谴责，相反还会成为先进典型；孩子不成才甚至犯罪不仅不认为是自己的失职，相反还被当成一心扑在事业上的一个证明。电影《少年犯》中的女记者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交给自己对少年犯们的调查任务，可自己的孩子在这期间也成了一个少年犯；《人到中年》中的陆文婷博得了人们广泛的同情，可是对那啃着又冷又硬的烧饼当饭吃的小儿子，对那希望妈妈替她扎条小辫也总不能如愿的女儿人们却视为当然，甚至成为母亲工作刻苦的一种陪衬……
其实，儿女与其说是最自私的，还不如说是最公的。说他私，是因为孩子是父母身上掉下为的肉；说他公，是因为孩子终将是独立的社会人，是社会的公民。孩子不成才不仅给父母添了心病，更给社会添了负担；孩子成才也不仅是为父母争了光，更是为社会做出了贡献。因此，生儿育女从根本上说不是私事而是公事，是为社会不是为自己。费孝通早就说过，生儿育女是利群不利已的，生育的风险、养育的花消，与父母从中的获得是不相配的。马卡连柯说得更加直率：“如果你打算生一个公民，而生了以后对他缺乏父母的爱，那么就请你们发发慈悲预先告诉社会，说你要想耍滑头。”
遗憾的是，我们直到现在还没有明白“孩子”对社会的意义。“爱孩子，那是母鸡也会的”，高尔基的这句话常常被我们一些人用来作为自己不进行家庭教育的挡箭牌，殊不知却完全弄错了高尔基的意思。高尔基并没有简单地否定母鸡式的爱，相反肯定了这种爱，认为这种爱不仅人类会有，连母鸡也会有，这仅仅是他的前半句话，仅仅是立了一个靶子，关键是紧随其后的“重要的是要教育孩子，而这却是一桩伟大的事业，”他强调更高一级的教育爱，而这才是母鸡所不可能有的。高尔基用母亲式的爱来反对母鸡式的爱，可我们却是用公鸡式的爱一反对母鸡式的爱！
将这种公鸡式教育体现得最真切的，莫过于现在出版的那些不忍卒读的所谓名人教子故事。把名人对孩子说的一句话，写的一封信，发的一通脾气等等，都无限上纲到是在教子，打是教子，骂是教子，不管也是教子，甚至教唆也是教子。孩子成才当然是教子，孩子不成才也是教子，因为孩子没按照父母说的去做，甚至孩子犯下弥天大罪的也是教子，因为孩子本性顽劣！所有这一切实在是对家教的亵渎。古代的教子是没有名姓的父母教出了杰出的子女，如孟母等，今天却是杰出的父母教出了没有多少能力，甚至是犯罪的子女；过去教子是以子女的成功为标准，现在却是以父母的成功乃至名声大小为取舍的标准，真是岂有此理！能带兵打胜仗的才是军事家，能治国安邦的才是政治家，能获得丰收的才是种田能手，能出绝活的才是能工巧匠，孩子没有被教育成才怎么能够说明他教子成功了呢？作为反面的例子还差不多！
至于其他的模糊认识就更多了。例如，对于小孩子，认为“不要紧逼读书，书呆子作官则必贪污误国”等等。其实是否贪污误国与读书是没有必然联系的，怎么能够把贪污误国同读书划上等号呢？对于孩子的职业，认为“以自己的血汗挣饭吃，不要做空头的××家，一个诚实的车夫强于一个贪官污吏”。殊不知是诚实还是不诚实，是贪官污吏还是清官廉吏都在于父母自己培养，能培养成一个包拯一个海瑞一个外交部长一个财政部长，为什么不去培养偏要将他培养成一个车夫！能成一个诚实的人为什么偏要培养成一个贪污的人！诚实的人即使做了总统也是诚实，贪污的人即使去做一个车夫也是贪污耍赖的！还有那些遗言之类：“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等等，把孩子品行的好坏诿过于金钱，完完全全忽视了自己作为一个父母有教育好子孙正确使用钱财的职责与义务，真是莫名其妙！
因此，现在的中国事实上已无家庭教育可言！就是连这样的说法我以为还是有所保留的，因为家庭影响无时不在，不是给孩子好的影响，就是给孩子坏的影响，不给孩子以影响的家庭是不存在的。从这个角度说，现在中国的多数家庭给孩子的不仅不是好的家庭教育，相反却是不好的坏的家庭教育。尽管这并不是父母有意为之的。如果高尔基看到我们今天还如此理解他上面那段话，他一定会痛心疾首地告诉我们：爱孩子，那是母鸡也会的，除非是现在中国的一些人！

是超常还是正常
……那些智力超常的，事实上都是良好教育的结果，超常与一般常态儿童之间并不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一个人先天的优良遗传素质和后天的科学喂养对其健康成长固然重要，但这毕竟只是为孩子提供了发展的可能性，而后天的良好教育正是将发展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
弗洛姆曾说可以用考察一粒种子成长的方法来考察一个人。他说一粒种子看起来是那么微小，那么平淡，以致你得使用显微镜才能看清它们，但就在这样的种子内存在着巨大的生长潜力。如果你拿到一粒花种，把它抛到露天的地里，踢些尘土将它覆盖，它很可能在一两周内发出芽来，再过些时候，它也许会开出一朵小花来。可是，假如你仔细的观察就会看到，它有一朵暗淡色的小花，还有细小而未发育出来的叶子，也许上面还有昆虫在蛀食掉它。但是，如果你拿到同类的另一粒种子，将它种植在深度刚好适宜的土壤里，给它以适量的水分、阳光和营养，你会如到一株美丽的植物，其叶子葱绿苍翠，其花朵色彩娇艳，你会看到一株发展已接近它全部潜能的植物。
井深大用1985年日本筑波国际科技博览会上的一株西红柿，来证明弗洛姆“一株发展已接近它全部潜能的植物”说法的正确。这棵极普通的西红柿种子用“水耕法”培育起来后，枝叶竟伸展到了14平方米之在，结出的果之前竟达13000个，而一般菜农种的西红柿每棵能结100个果实就已经不可思议了！
所以，弗洛姆和井深大都说道，我们都很像一棵发育极不充分的植物，我们中许多人从生到死，没有实现我们每个人所具有的巨大潜能。
因此，我以为超常儿童这个词本身就代表“危机”，让人很容易联想到事故、不安全等，这个词给人优质产品的心理暗示是限制而不是发展。其实，这些孩子才应该是享受到良好教育的正常儿童，而那些所谓的正常儿童则是教育、环境缺失的逊常儿童，至于逊常儿童更是为环境、教育所摧残的儿童了。因此，我建议用新的更准确的语词来替代目前这个很容易引起歧义的语词，以批示社会教育发展的方向。

是天然还是自然
现在对抗早期教育的另一个“新”观念，就是“我想让孩子顺其自然”、“我想让孩子自由发展，”持这种观点的父母大多素质较高，有些更是受过高等教育，在他们的意识深处，早期教育是违背自然的，而不管教孩子才是正确的，这些人的错误在于将“天然”当成“自然”了。
如果说一些家长持这种态度倒也罢了，遗憾的是，一些儿童专家也持这样的看法。一次一位对孩子进行了早期教育的家长请冰心老人为孩子题词，老人看到孩子不堪重负，便题了“让孩子像野花一样生长”这类祝愿，老人的本意并非反对早教，而是反对揠苗助长，可是这样的题词到了一些专家手里，却成了反对早期教育的一种利器，认为应该“让孩子像野花一样成长”。
那么，什么是“像野花一样成长”呢？人又如何“像野花一样成长”呢？野花生命力旺盛、香气浓郁，看似漫不经心，实则这些人们所赞美的野花正是获得良好生长的野花，土壤、气候让它们比家花的生长条件还要优越！并不是所有的野花都有此幸运，更多的野花正是我们在前面如弗洛姆、井深大所说的那样，在漫漫戈壁，在茫茫雪域，在黄土高坡我们也能看到野花，但是谁曾歌吟过这种野花的美丽呢？个中道理，两千多年前《伊索寓言》中的“种菜人”就已讲得清清楚楚的了。
不过类似的口号我们的确曾提过，但仅仅是针对意志锻炼方面。如巴独秀借福泽谕吉之言而提出的“兽性主义”；如毛泽东年轻时提出的“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等等都有其严格的办定。不加限定的“野花主义”有没有过呢?也有！在“文革”中要“教育学大寨”，要“开门办学”，要“批师道尊严”，要“经风雨见世面”，总之是要不做温室里的花朵，要做野花。结果呢？我们成千上万人成了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受害者，国家和民族也为此付出出巨大的代价。转了一大圈之后才发现这种放手不管的“野花主义”同“野兽主义”、“野人主义”同出一辙。按照这样的逻辑，孩子不仅不应该上幼儿园，连小学、中学、大学也不该上，只要给他吃喝，甚至连吃喝也不给，岂不更像“野花”那样吗？
其实那些坚持“野花主义”的没有一个能坚持到底。一旦孩子面临“三考”，他们再也不会“顺其自然”了，他们这时常常要比其他父母还要专制还要灭绝人性。很多悲剧都是在开始“顺其自然”的生长，而后却又不让孩子“顺其自然”地开花、结果，认为那样的花、果太小，从而“不顺自然”地让孩子开出符合自己规格的“鲜花”，结出符合自己满意的“硕果”所致。
因此，家长在教育中应该持的是一种“自然”而非“天然”的态度。“自然”是孩子自己的本性，它需要教育的护持，而“天然”则是“自然”的一种极偶然的结果，是孩子的本性被外界环境塑造后的一种结果，甚至是在一种极不幸极恶劣条件下的结果。在过去灵芝、珍珠被认为是稀世之珍，可现在人们却可以让它们成批的生长。如果说一次偶然的机会让菌种生长让贝肉结石是“自然”的，为什么我们今天用注射菌种的方法就不是“自然”的呢？金钢石是自然界中最硬的，人造金钢石同样可以达到这样的硬度，何以在买玻璃刀时要问是“天然”而还是“合成”的呢？因为“天然”只具有解剖的、收藏的价值！

自古英雄出少年
人的成长三棱锥说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现在绝大部分研究还仅仅局限、停留在智力开发上，因此每过一段时间都会有这样或那样一阵小小的神童波澜出现。我也是在这一阶段停留了很久，才开始对这一问题提出怀疑与反思的，那就是早期教育可以出神童，可神童是否就一定能成为天才呢？这似乎就不得而知了，起码就木村久一所推崇的几位来看，除了威特外，其他几位都没有成为天才，而西迪斯更成为最著名的神童失败的例子。
那么，早期教育究竟在人的成长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如果说它不起作用，显然不符合事实；如果说它能起决定性作用，为什么神童又不能都成为天才呢？早期教育在智力领域中的作用是明显的，但如果将其扩大到人生的其他方面来看，它的作用似乎又是有限的，否则神童不能成为天才又何以解释呢？
在人的整个生长过程中，究竟是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于是我从对早期教育、对童年的研究里又抽出身来，投身到对天才的研究上来。
在对人的成长认识上，我们过去或是从伦理学的角度如仁、义、礼、智、信，或是从教育学的角度如德、才、学、识，或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如知、情、意、行等加以分析概括，这些分析与概括都有其合理的地方，但共同的缺点是层次、主次不明。因此我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由智力、意志、品德、气概这四者构成的人的成长三棱锥说。
什么是人的成长三棱锥说呢？简而言之就是人的成长是由智力、意志、品德、气概这四个主要方面构成的。智力是指一个人大脑的使用状况，意志是指兴趣、情感、性格等非智力方面的表现，这两者构成了一个人的基本素质，加上品德便构成一个人的社会素质，这三点构成一个平面。但这三者还不够，还不能决定一个人的综合素质，决定综合素质的是气概，这三者还需要在气概的统率下才能充分发挥作用，气概是高，这四者构成一个三棱锥体。因此在人的成长中，真正重要的不是其他，而是气概，气概是纲，纲举目张！
这四者中，位于首位的是气概，其次重要的品德，它决定着气概的方向正确与否，并为气概的实现提供强大的社会支持，再次是意志，它为气概的实现提供个体非智力方面的支持，最后才是智力，它仅仅提供工具性的帮助。因此，智力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充其量仅仅是四分天下有其一，这样神童不都能成为天才也就很正常了，智力中心主义的局限也就一目了然了。
至于早期教育，是否就不重要了呢？否！它甚至比我们过去所认识到的还要重要，因为它对意志、品德、气概的发展都有着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而我们过去只是认识到了智力方面的意义。但早期教育只有注意到这四个方面，才会有最好的效果！
下面谨是我对这四者关系的一个初步认识，虽然还很不成熟，但它的目的很明确，那不是力图超越智力上的神童层次，而进入更加广阔的创造领域上的天才层次。


智力商数――天才都是神童
虽然神童不一定都能成为天才，但天才却似乎无一例外出身于神童。这是我对天才进行研究得出的第一个结论。
在进行早期教育研究时，虽然我不断受到“天才从神童开始”的刺激，但我一直不敢相信这个命题的正确。尽管我知道在30年代，林传鼎先生对34个历史人物研究后就认为他们的智力在儿童时代都得到了突出发展；也知道推孟对超常儿童数十年研究的结果证实了这样的看法；还知道高尔顿的天才出自遗传的学说，但我一直不敢真正相信！
让我最终形成、相信这一观点的，是我在看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外国著名小提琴家辞典》和《外国著名钢琴家辞典》。由于多年养成看辞典的习惯，这两部辞典在翻看时也没有什么更深的用意，只是随便翻翻。可是当我看到这些著名天才演奏家几乎都是四五岁学琴、七八岁公开演出、十二三岁就已誉满天下时，我被深深地震撼了。尽管我研究儿童教育已有十多年，尽管我坚信神童出自早期教育，尽管我朦胧中认识到天才可能从神童中开始，但还从来没有感受过这么多天才与神童合二为一的壮观，还从来没有想到这个最具天赋的艺术领域居然同早期教育关系如此密切！于是我一鼓作气对这些音乐家、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才群体、犹太天才群体以及各类天才群体进行颇具工程的分析，分析的结果让我确信那些有大成就者都是神童出身！
既然天才都是从神童开始，那么人们为什么没有注意到这个现象，甚至还奖天才与神童对立起来，如××天才小时候是“笨蛋”、“傻瓜”等。原来根子不在其他，而在于人们理解、衡量神童的标准有异。
在阐述人的智力时，我以为斯皮尔曼的双因素论比较直观简洁。这种理论认为，人的智力是由一般因素和特殊因素组成，一般因素是指人的全部认识机能共有的能力，也就是基础因素，而特殊因素则是关于特殊机能的能力。
遗憾的是，斯皮尔曼像我们一般人一样，把基础因素的作用夸大了，认为它是天才与白痴相区别的标志，其其实它仅仅是正常与白痴的区别的标志。再加上基础因素也即智商测试的不完善，那些心理学家认为是基础因素的，其实并不是基础因素，这样测试起来就不可能准确。因此科学界认为智商是测试不出天才的，在基础因素的智商测试面前，天才并不是神童。
但是，如果测试他们在今后发燕尾服领域里的特殊智商，和前面基础智商不同的是，他们的特殊智商却是绝对领先的。仅以运动领域来说，科马内奇是体操神童，如果让她到篮球场上可能只有到场外捡球的份；刘易斯是短跑神童，如果用国际象棋来测量则可能连初级段位也不能取得；聂卫平是围棋神童，如果以拳击定胜负则只能被打得鼻青脸肿；邓亚萍是乒乓神童，如果让她跳高也许连一个中学的校队也进入不了……体育运动尚且如此，更何况比这远为复杂的智力领域了。
既然天才都是从神童开始的，为什么很多神童尤其是那些大神童最终却不能成为天才呢？我的回答有两点：其一，这些神童都是基础智商上的神童，他们没有非常偏重爱好方面的特殊智商。其二，天才是经过层层淘汰后的结果，非常不易获得。天才之如神童，犹如果实之如花朵，并非所有的神童都能成为天才，正如并非所有的花朵都能结出果实一样。我们看那桃花、那梨花、那杏花绽放时是如何绚烂，可最后能结果实的不过百分之一二乃至千分之一二！所有的果实都是花，所有的天才都曾是神童！因此，我同意心理学家柯科斯的话“成就最大的超常人物，在他们的儿童时代，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超常儿童。”

 

[清之福]

气概商数――天才就是天才
天才就是天才！这是我对天才进行研究时得出的最重要的一个结论。
在进行天才研究时，人一个问题一直缠绕着我，那就是如果达尔文、马克思、孙中山、爱因斯坦、毛泽等，如果不从事他们成功的这种事业，他们还会成为伟人吗？也就是说如果达尔文生长在其时的中国，或者当时英国的生物学还没有，那么达尔文还能成为伟大的人物吗？如果不能，是什么原因，如果能，又是什么原因？
这个问题困绕了我很长时间，而我目前的看法是，如果达尔文少年以前这段时间的环境不变，那么他仍然会成为一个伟人。他这时可以不是一个伟大的生物学家，但一定可以成为一个与之相当的另一个领域里的伟大人物。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这是因为真正决定一个人成长高度的既不是智力，也不是非智力，甚至也不是品德，而是气概！而气概通俗地说就是把自己归入第几流人物档次的自我期望。
我将人的精神发展分成这样几个阶段。三岁之前是物与我的阶段，这个时候还是处于物我不分不能自觉意识的阶段。三至七岁是生与死的阶段，这个阶段物我已分，但却不懂得生死，即使知道所有的人都会死，仍坚信自己是一个长生不老的特例。七至十四岁是灵与肉的阶段，这个阶段已经知道自己会死，从而出现人生的第一次大危机，为了拯救、反抗这种危机，灵与肉开始搏斗，这个时候便产生气概，也就是说要回答自己将以什么样的形象展现在这个世界上，成为第几流的人物这个问题。气概越大，灵对肉的支配力量就越大，成就与贡献也就越大。这个时期尽管还是虚拟的，但对今后的发展极为重要。在此阶段之后便是图与践的阶段，也就是理想与实现。
现在人们的一个大错误，就是把气概与理想混为一谈了。
其实，孩子们最先养成的不是理想，而是气概，理想是在气概之上孵化出来的，理想只有在气概的支撑下才不会掉下为。最重要最关键的不是最后的理想实现的显影阶段，而是在童年、少年气概形成时的感光阶段，这个感光阶段形成他人生的规模。这个时期他并没有具体的职业意识，但是他却有了明确的流品意识。也就是说他将来是否成为“××家”他并不清楚，但他却在潜意识中已经将自己的将来定位在是“一流的”还是“末流的”，是“杰出的”还是“平庸的”。理想是一个名词，而气概早在这个名词之前就已加了上限制性的定语。
因此，如果某个人的气概是“杰出的”，那么理想不过是在这“杰出的”后面填空，填上科学家、作家、艺术家之类的职业名称而已。理想仅仅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职业，这种职业是在不断变化的，可以说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十年后该从事何种职业，更何况对孩子们了。就以鲁迅来说吧，他首先是一个伟大的鲁迅，最后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鲁迅。如果鲁迅没有选择文学，而是选择了军事、医学，那么他也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军事家或医学家。其之所以最后没有选择军事和医学，是因为这几项他的条件不好，不能过到与他气概相匹配的高度，他最终选择文学，是因为文学能让他的气概得以最好的显影！
因此，先有气概后有理想的实现。每一个人都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只不过都是实现了与自己气概相匹配的理想！正因为这样，童年时的气概培养才显得如此重要。
关于这种气概的重要，我们在看人物传记时常常都会对传主幼年时的不同凡响留下极深刻的印象，这一点也可以反证气概对一个人最终成就的巨大影响。
例如，向秦长苛政挥出第一刀的陈胜，小时候穷得只能给人佣耕，可就是这样他在田间休息时学说“苟富贵，毋相忘”，面对一阵嘲笑，他的回答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面对秦始皇的皇家车队，灭秦立下头功的少年项羽发出的是“彼可取而代也”，另一位少年刘邦“喟然太息”“大丈夫当如此也”。而少年张良更是在博浪沙同刺客一道扔出了一个一百二十斤的大铁锥！陈平家贫，只能去帮人做丧事办祭祀为生，人们赞扬他分送肉食时非常公平均匀，可陈平回答：就是给我天下来分，我也分像分这肉一样让你们满意。韩信也是家贫，母亲死了连安葬的钱都没有，可他却选了一高丘安葬了母亲，并说将来要让万户人家为其母守坟，司马迁壮游到淮阳时，“余视其母冢，良然。”
那么，这些风支人物的豪言壮语是否是常见的少年大话呢？否！气概同大话的区别在于它随时随地地洋溢出来，不仅在说话上，同样也表现在行动上。例如刘邦正是因为“贺万钱”这一举动才打动吕公，从而效宝贝女儿吕雉嫁给他的；而韩信对给他饭吃的漂母说的也是“吾必有以重报母”，仿佛不是他在乞食，而是漂母在求他，在他身上投资，是他给漂母这样一个机会！
教育的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
教育的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呢？我发现我们教育的目标并没有错，德、智、体、美劳、群、爱，没有人提出反对，说这些不对，但是面对这些不同的目标，我们却没有辅之以相应的方法，我们是用“教学”这唯一的方法去解决所有的教育问题的。目标并没有错，但方法上出错了。
为什么说方法出错了呢？这是因为我们所谓的教育规律都是从教育者，从智力教育的学科体系出发总结出来的，只注意了教育者一方，而没有注意被教育者一方。对于被教育者一方，我们没有去做更加认真的研究。被教育一方的本质是学习，如果我们不懂学习的原理，教育便无的放矢，便是为吃素的人准备了一桌烧烤，这倒的确是我们人类常做的傻事。当年我之所以写《新大学人》，就在于尽管我们有几百个高教研究室，却没有一个是专门研究大学生的，结果是大学生的本质都已改变，过去是大学员，现在是大学生，可是我们还是用对待大学员的方法来对待新出现的大学生，怎么可能不出问题。连对学校的主体――学生都没有花力气去弄个明白，又如何能教育好他们！
对于教育也是如此。我们没有弄清学生学习的原理，相反却从教育者一方弄了一大堆教育原理，结果成了只有一半的教育。只重视教与学，而没有重视育与习。这种忽视是怎样的忽视呢？那就是教与学是显意识层次上的，育与习是潜意识层次上的。我们注意到的仅仅是显教育，也就是教与学，而没有注意到潜教育，也就是育与习，而且潜教育比显教育要重要得多。显教育仅仅是冰山之一角，潜教育则是其庞大的基座，虽然显教育的效果是明显的，但却是肤浅与有限的；潜教育效果是不明显的，但却是重要与无限的。
教育方法中的这种错误我们可以举体育的例子来说明。在体育中不说“教师”而说“教练”，为什么呢？因为关在教室里是培养不出世界冠军的，必须要在运动场上训练，只有训练才是提高运动成绩的好方法。虽然我们知道把学生关在教室里是教不会游泳的，但是我们却把孩子关在教室里教他们锻炼自己的意志、品德、气概……
这种方法又是从什么时候出错的呢？原来在古代教与学、育与习是统为一体的，没有像现在这样截然分开。孔子讲学、生活、周游都是同学生在一起，育的时间比教的时间还多。我们现在看《论语》，孔子的学生结智力上的问题问得很少，大多数都是其他方面的问题。在古印度的古儒乃至文艺复兴时由著名艺术家执教的画坊，学生都是同老师生活在一起，在老师方面教与育一体，在学生方面学与习一体，因此教育目的与方法还存在分离问题。
可是后为却不同了。在中国到西汉董仲舒时便“下帷讲论”，学生连老师的面都见不到，自然也就谈不到育了。到了近代，教与育的分离更严重，现在更是成了教校与学校，而完全没有了育与习的位置了。教师只讲一些智力题目，只是一些试题的训练，不过是像驯兽一样训练大脑罢了。学校只抓住了教，把育全部放弃了，育的任务留给了家庭，而由于家庭又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更重要的育与习便放任自流无所归依了。
因此，当前的教育破产不在其他，而在于育与习的不存，智能中心主义的最大症结也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