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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还是去年十一月的一个下午。正当我准备离家去温哥华ＶＣＣ报名考英语
时，电话突然响了：
“柳老师！我是你老婆在中侨互助会认识的上海人。你能否帮助我一下，我
在菲沙街４２４２号申请失业金，但我一句英语都不懂，只认识上面有‘３０’
这个数字。你马上来一趟吧，求求你……”
“你别说了，我一会儿就到！”我打断这近似绝望的请求，和夫人晓月离开
家门，开车向菲莎街奔去。
到达２７街后，远远地看见一个穿着米黄夹克衫的中国中年男子站在马路东
边“人力资源中心”门口。我和晓月向他招手，他似乎没有看见。但当我将车从
26街转到后面停车场刚停稳，他已经急匆匆地向我们走来，左手拿着几张纸，右
手握着个空塑料袋，脖子上套着一副耳机。
这是个身体壮实的中年男子，身高大约一米七三，方方的脸膛上五官排列得
很端正，又浓又粗的眉毛下面是一双配着双眼皮的大眼睛，挺直的鼻梁下方横着
一张闭得很紧然而却因激动而不断抖动的嘴。人还没有走到汽车跟前，那张嘴终
于被强大的气流冲开了：
“柳老师，赵老师，实在对不起，我没办法，不懂英语真不行啊。我打了很
多电话，人家都不理我。多亏你们来了……”他一口气表白了一大套后，才停下
稍稍喘了口气。
到了中心的大厅，看见里面已经没有几个人了。接待台一名三十多岁的白人
男子站起来问我有什么事，我向他打过招呼后问他能否将这个申请提前办理，我
说我可以帮这个中国人翻译，如果到１１月３０日就可能找不到合适的人替他翻
译了。那位接待员解释到：“我曾给他这个电话，这些都是与我们合作的团体，
他们用中文免费服务，服务一直很好，但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帮他。”
我说可能是因为他听不懂广东话的原因，于是白人男子又给我几个电话号码。
我向小伙子道谢后将上海人领到旁边，开始读他的两张雇工记录表（ＲＯＥ）。
第一张是剪草，工作时间是７２５小时，停工原因是“Ｅ”，我赶忙查旁边的说
明：“不能胜任公司的工作要求”。另一张是厨师，工作时间是２５５小时，收
入是１９２０加元，停工原因是“Ｋ”，旁边说明是：“辞职”。根据这样的记
录，他根本没有资格领取失业金。我将雇工记录的意思告诉他，他立刻跳了起来：
“他妈的，这些人真恶劣，不是人！他们榨干了我的血汗还和我过不去，我
怎么办啊！”他的脸因气愤而有些扭曲，皮肤由蜡黄变成紫红色。我怕他过于激
动而影响他人，连忙带他到我车里说话。他边走边说：“原来这些都没用，我还
求老板好多次才给我开的呢！”随手就要将两张雇工记录扔掉。我告诉他那些记
录以后还有用，他才胡乱折叠了两下塞在上衣口袋里。
打开汽车，我让他坐在驾驶室的右边，他急切地向左侧着身子说：
“我现在在一家装潢公司刚找到一份临时工，干的是小工，主要是搬大理石
，干一天给一天钱，每小时还不到七块五。我今天请假半天老板还不愿意，估计
也干不了几天。我要坚持到明年开春，自己买车剪草。”
“那你原来的活儿为什么辞掉呢？”我不解地问。
“柳老师，第一份剪草的活其实不错，我吃住在他家里，他每月给我一千多
块钱，但是我一天到晚一点儿都不休息，一天干十五小时，比中国旧社会的长工
还苦，可他还不满意，终于有一天我和他吵了一架，他就把我赶出来了。没想到
给他干了好几个月，他还在单子上说我不能胜任，你说他还是人吗？”
“你没试着找个好一点儿的公司干吗？”我顺口问到。
“柳老师，听你老婆说你出国前是教授，你就是上流社会的人物了。你想找
什么都可以。我可不行，没有文化，只能干粗活，哪有好的老板啊！第二份工是
在中餐馆洗碗，老板说每月给我两千元，但我每天干十二个小时，一个月干了三
百多小时，一小时还不到六块五。我找他理论，他说不干拉倒，有的是人干。我
明明干了三百多小时，为什么只写２５５小时……”他气愤得说不下去了，嘴半
张着定在那里，左手的塑料袋团了又团攥在手心里。
“他不得不将工时减少，”我解释说，“否则他就是违法了，因为他付给你
的工资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我告诉他后他激动地说：
“我要找他去！”他挥了挥右拳说。
“其实你的申请是合法的，你如果现在不干活是完全有理由拿ＥＩ的，但是
你必须打官司才行，那些工友能为你出庭作证或出示书面证明吗？而且你必须花
钱请律师才行。”
一听说要花钱请律师，他的头立即耷拉下来，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算了
，算我倒霉，好好干活挣钱，熬个身份我就回国。”他闭上了嘴。经历了短暂的
沉默后，他索性全身左转九十度，左侧斜靠着靠背，左腿搬到座位上，又打开了
话匣子：
“柳老师，说起来你我都不认识，我这是报应啊！”他稍微停顿了一下，便
对我们叙述起他的故事：
“九七年香港回归前半个月，我老婆持旅游签证到了香港她表姨家，蛇头收
了１９万元人民币为她弄了张新加坡假护照（其中她姨得了３万元好处费）。她
和别人一起乘飞机到加拿大多伦多（她还有个表姨在多伦多），下飞机后就被扣
留在难民营。９８年夏天她申请难民成功，理由是计划生育生第二胎受迫害，我
在上海的亲友有当医生的，开个证明，没想到还真管用，老外就是相信那一套。
我和女儿９８年都拿到了移民纸，全家人都很高兴，亲友们也羡慕我们，别提多
风光了。
九九年六月我和女儿乘飞机到达多伦多，在机场一个五六十岁的华人老头儿
开车陪我老婆接我们，我问她是什么人，她说是一位朋友帮忙的。但我刚到的头
三天内，老头就天天来我们家，还经常喊她夜里上班，我觉得苗头有点儿不对。
第四天她在外面车上给我打电话时就和老头吵起来，她忘记关手机，我全都听见
了，老头催她赶快离婚，她则向老头大叫说‘我们都勿要急，离婚要慢慢来’。
我在家整整听了二十分钟，一下子就瘫了。我在国内白白养了她十多年，什么都
不让她干，花光了我开出租车辛苦来的所有积蓄让她到了加拿大。出国前我妈妈
劝我留下住房以备后用，可我完全听老婆的话，将房子卖了，家具都拖到丈母娘
家，还花费２００元拆空调。满心欢喜地来加拿大和她团聚，原来都是假的！我
可怎么办？
晚上她回来后我就发作了，我给她下跪几个小时。我哭了，大声地哭，我觉
得没有希望了，我完了。
那天夜里我老婆第一次向我吐露了真情。她说：‘我对不起你，我现在已经
不是人了，浑身到处都龌龊得很。我在你的心灵中再也不是在中国时的天仙女了
，我成了魔鬼，我没有了灵魂。我一个人在加拿大一年多，没有钱，还欠蛇头的
钱，什么本事都没有，靠什么生存？只好出卖身体。现在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了，离婚吧，离婚后你就解脱了。我给你一万五千加元作为损失费，四年后我再
给你这些。’我不知道如何是好。柳老师，你是教授，是上九流，干大事情你比
我强，但是下九流的事情你就不懂了。不是吹，要是在国内，我那些朋友一定能
帮我搞定这件事，可是在加拿大我无能为力，没有文化也就没的办法啊。
我求那个老头儿说：‘我把老婆让给你好不好？求你为我们留条生路’。可
那老头没有钱，家里还有老婆没离婚。老头和我老婆睡在里面，我就睡在客厅的
沙发上，我还算个男人吗？我想一死了之，已没有脸面回去了，后来觉得不能死
，一定要回国。离婚很快就办好了，我老婆果然如数给了我钱。女儿埋怨我不该
对她妈发火，说否则她妈不会找别的男人，我说她还不懂事，以后她会明白的，
但她愿意跟她妈过。
我一个人孤零零地乘飞机到北京，然后乘火车到上海。家里人一看我一个人
回来都惊呆了，得知我和老婆离婚了，我妈妈马上责怪我当初不该卖光了房子和
家产，现在去哪儿住？我弟弟妹妹则求我给他们留点儿面子，别让人家知道这件
事，赶快到加拿大挣钱，至少混个身份再回来。
我买了点儿礼品去丈母娘家看望他们，当我将我老婆的情况告诉他们时，老
丈人说我羞辱他们，朝我破口大骂，那些话你老婆在我不好说出口。他说：‘你
看见他们那个了吗？’”
他同时用右手食指向左手食指和拇指组成的圈儿中捅了几下，接着说：
“我小舅子要打我，他妹妹把他抱住了，说‘别管他们的闲事’。我连滚带
爬地逃出他们家门，却不知道去哪儿。我已经没有房子，没有工作，没有老婆和
孩子，一无所有了。我老父亲七十多岁了，身患中风瘫在床上，靠我母亲照顾，
我风光的时候没有照顾好他们，现在没脸再和他们挤在一起。我给在美国的妹夫
打电话，我弟弟说我：‘你还好意思给他们打电话，你有钱时想到他们了吗？’
想想我原来做人确实不好，只想到老婆，从来不管父母、兄弟姐妹的事。要是换
我是他们，我也会那样做的，真是报应啊！
没有办法，我乘飞机到了温哥华，这时我离开多伦多刚刚三个多月，但我人
瘦得不成样子，在温哥华海关警察把我当成偷渡客抓了起来，因为实在和护照上
的人不一样。”说着他翻开上衣露出皮带，“你看，当时皮带比现在向里移动三
个洞，”又拿出一张安大略省的驾驶执照，照片上的男子比现在要胖很多，像个
大款，而且有一种踌躇满志的样子，目光有神，估计是一到多伦多就办理了驾照
。而眼前的他则目光呆滞，一脸茫然。
装好驾照后他又接着说：“在海关警察局，翻译告诉我说，警察不相信四个
月内能瘦成这样，一定要说清楚来温哥华是干什么的，我告诉他们是打工的，他
们更怀疑了，我告诉他们银行帐号和工卡，他们还不信。我说：‘加拿大不是自
由民主社会吗，你们怎么动不动就抓人？’翻译说可别这么说，警察知道后没有
你的好果子吃，他没翻译给警察听我的话。我说，关着好了，反正我也没地方去
。一个多小时后他们放了我，但我在那住了７天，每天交二十块钱。后来才到温
东一位上海老乡家住，每个月房租２５０块钱，一直住到我去那家剪草。柳老师
，你们住在什么地方？”
“我们在４９街附近，不过月底就搬到Burnaby去了。”我告诉他说。
“那你们搬家后可一定要告诉我新地址，我需要你们帮忙，别人没人愿意帮
我。”他着急地说。
“可是你现在还没告诉我们你的名字和电话，我如何告诉你？”我问他。
“柳老师，你不知道，我现在没有电话，要到明年开春我自己剪草时才买手
机，我们合住的人都有自己的电话，但大家都互相不来往，我现在也不想花电话
费。我会经常给你打电话的。”说着他掏出个皱皱的信封，那上面歪歪地写着‘
顾志纯’三个字。我给他留下电子信箱地址后，准备开车上路，可他还没有停止
的意思。他接着说：
“柳老师，我是不想在加拿大呆了，真想回家，可是我已经没有家了。我怕
自己坚持不住，就把护照邮寄回了上海，以后需要时再告诉他们地址。我连想女
儿都不敢打电话啊，我不想让她们知道我现在的情况。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
终于往多伦多打了一次电话，那次正好是我女儿接的。她在电话那边说：‘爸爸
，你在哪儿，为什么不来看我？你知不知道女儿多么想你啊，我回上海都没有看
见你’……”他说不下去了，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啪啦啪啦掉在衣襟上，鼻涕也
长长地拖了下来，他连忙用右手来抹，反而更多了，索性将左手紧握着的塑料袋
当作手帕在脸上狠擦了几下。这个自称是哭干了眼泪的男人想到自己的亲骨肉时
也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在车上失声痛哭。
我劝他说：“走吧，我送你”。
“不要了，我有月票。”他从口袋里掏出票夹，指着票夹中半露的红色月票
说：“我刚学会‘November’这个字，你看我挂着的耳机，不要以为我是听音乐
，我没有那个闲心，我是在学外语啊！我在教会上认识了一家人，从美国来的，
我请求他们教我学英语，他们让小孩给我录了一段英语，标准的美国英语，我一
个字一个字地学，”说着他将耳机递给我，里面传出小女孩清脆的声音：“冬天
，Winter；夏天，Summer…”。我将耳机还给他，他又接着说：
“我现在想通了，我不能永远在加拿大打工，今年四十五了，五十岁后我还
干得动吗？我要坚持打到拿到身份，争取挣个八万十万的我就回国。那时候我也
能说上几句英语了，回上海人们就会另眼相看我。我以后还要成家，我要当个国
际打工崽，去日本、美国挣大钱去。”他设想着美好的未来，我则开动了汽车。
穿过４１街，他让我停车，说自己下车乘公共汽车。下车后刚走出几步远又
回过头来对我说：“搬家后可千万别忘了把电话告诉我！”我向他挥手道别，目
送那个米黄色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之中。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好几分钟后才回过神
来，浑浑噩噩地启动了马达。
我搬家后的第二天他曾经给我打过一次电话，说听懂了电话局的说明和英语
的数字，他还有点自豪地用英语给我重复了我的电话号码，英语确实有了惊人的
进步。今年春节后他又给我打过一次电话，说已经买了手机，想让我为他的剪草
公司接听电话。从那以后，也便失去了音讯。
春天又来了，花繁了，叶茂了。街头不时传来剪草机的轰鸣声，空气中也时
常飘着青草的芳香。每当这时，我总不自觉地张望一番，希望看到在绿茵茵的草
地上忙碌的人是他 ---- 那个我既陌生又难以忘却的人。
时，电话突然响了：
“柳老师！我是你老婆在中侨互助会认识的上海人。你能否帮助我一下，我
在菲沙街４２４２号申请失业金，但我一句英语都不懂，只认识上面有‘３０’
这个数字。你马上来一趟吧，求求你……”
“你别说了，我一会儿就到！”我打断这近似绝望的请求，和夫人晓月离开
家门，开车向菲莎街奔去。
到达２７街后，远远地看见一个穿着米黄夹克衫的中国中年男子站在马路东
边“人力资源中心”门口。我和晓月向他招手，他似乎没有看见。但当我将车从
26街转到后面停车场刚停稳，他已经急匆匆地向我们走来，左手拿着几张纸，右
手握着个空塑料袋，脖子上套着一副耳机。
这是个身体壮实的中年男子，身高大约一米七三，方方的脸膛上五官排列得
很端正，又浓又粗的眉毛下面是一双配着双眼皮的大眼睛，挺直的鼻梁下方横着
一张闭得很紧然而却因激动而不断抖动的嘴。人还没有走到汽车跟前，那张嘴终
于被强大的气流冲开了：
“柳老师，赵老师，实在对不起，我没办法，不懂英语真不行啊。我打了很
多电话，人家都不理我。多亏你们来了……”他一口气表白了一大套后，才停下
稍稍喘了口气。
到了中心的大厅，看见里面已经没有几个人了。接待台一名三十多岁的白人
男子站起来问我有什么事，我向他打过招呼后问他能否将这个申请提前办理，我
说我可以帮这个中国人翻译，如果到１１月３０日就可能找不到合适的人替他翻
译了。那位接待员解释到：“我曾给他这个电话，这些都是与我们合作的团体，
他们用中文免费服务，服务一直很好，但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帮他。”
我说可能是因为他听不懂广东话的原因，于是白人男子又给我几个电话号码。
我向小伙子道谢后将上海人领到旁边，开始读他的两张雇工记录表（ＲＯＥ）。
第一张是剪草，工作时间是７２５小时，停工原因是“Ｅ”，我赶忙查旁边的说
明：“不能胜任公司的工作要求”。另一张是厨师，工作时间是２５５小时，收
入是１９２０加元，停工原因是“Ｋ”，旁边说明是：“辞职”。根据这样的记
录，他根本没有资格领取失业金。我将雇工记录的意思告诉他，他立刻跳了起来：
“他妈的，这些人真恶劣，不是人！他们榨干了我的血汗还和我过不去，我
怎么办啊！”他的脸因气愤而有些扭曲，皮肤由蜡黄变成紫红色。我怕他过于激
动而影响他人，连忙带他到我车里说话。他边走边说：“原来这些都没用，我还
求老板好多次才给我开的呢！”随手就要将两张雇工记录扔掉。我告诉他那些记
录以后还有用，他才胡乱折叠了两下塞在上衣口袋里。
打开汽车，我让他坐在驾驶室的右边，他急切地向左侧着身子说：
“我现在在一家装潢公司刚找到一份临时工，干的是小工，主要是搬大理石
，干一天给一天钱，每小时还不到七块五。我今天请假半天老板还不愿意，估计
也干不了几天。我要坚持到明年开春，自己买车剪草。”
“那你原来的活儿为什么辞掉呢？”我不解地问。
“柳老师，第一份剪草的活其实不错，我吃住在他家里，他每月给我一千多
块钱，但是我一天到晚一点儿都不休息，一天干十五小时，比中国旧社会的长工
还苦，可他还不满意，终于有一天我和他吵了一架，他就把我赶出来了。没想到
给他干了好几个月，他还在单子上说我不能胜任，你说他还是人吗？”
“你没试着找个好一点儿的公司干吗？”我顺口问到。
“柳老师，听你老婆说你出国前是教授，你就是上流社会的人物了。你想找
什么都可以。我可不行，没有文化，只能干粗活，哪有好的老板啊！第二份工是
在中餐馆洗碗，老板说每月给我两千元，但我每天干十二个小时，一个月干了三
百多小时，一小时还不到六块五。我找他理论，他说不干拉倒，有的是人干。我
明明干了三百多小时，为什么只写２５５小时……”他气愤得说不下去了，嘴半
张着定在那里，左手的塑料袋团了又团攥在手心里。
“他不得不将工时减少，”我解释说，“否则他就是违法了，因为他付给你
的工资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我告诉他后他激动地说：
“我要找他去！”他挥了挥右拳说。
“其实你的申请是合法的，你如果现在不干活是完全有理由拿ＥＩ的，但是
你必须打官司才行，那些工友能为你出庭作证或出示书面证明吗？而且你必须花
钱请律师才行。”
一听说要花钱请律师，他的头立即耷拉下来，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算了
，算我倒霉，好好干活挣钱，熬个身份我就回国。”他闭上了嘴。经历了短暂的
沉默后，他索性全身左转九十度，左侧斜靠着靠背，左腿搬到座位上，又打开了
话匣子：
“柳老师，说起来你我都不认识，我这是报应啊！”他稍微停顿了一下，便
对我们叙述起他的故事：
“九七年香港回归前半个月，我老婆持旅游签证到了香港她表姨家，蛇头收
了１９万元人民币为她弄了张新加坡假护照（其中她姨得了３万元好处费）。她
和别人一起乘飞机到加拿大多伦多（她还有个表姨在多伦多），下飞机后就被扣
留在难民营。９８年夏天她申请难民成功，理由是计划生育生第二胎受迫害，我
在上海的亲友有当医生的，开个证明，没想到还真管用，老外就是相信那一套。
我和女儿９８年都拿到了移民纸，全家人都很高兴，亲友们也羡慕我们，别提多
风光了。
九九年六月我和女儿乘飞机到达多伦多，在机场一个五六十岁的华人老头儿
开车陪我老婆接我们，我问她是什么人，她说是一位朋友帮忙的。但我刚到的头
三天内，老头就天天来我们家，还经常喊她夜里上班，我觉得苗头有点儿不对。
第四天她在外面车上给我打电话时就和老头吵起来，她忘记关手机，我全都听见
了，老头催她赶快离婚，她则向老头大叫说‘我们都勿要急，离婚要慢慢来’。
我在家整整听了二十分钟，一下子就瘫了。我在国内白白养了她十多年，什么都
不让她干，花光了我开出租车辛苦来的所有积蓄让她到了加拿大。出国前我妈妈
劝我留下住房以备后用，可我完全听老婆的话，将房子卖了，家具都拖到丈母娘
家，还花费２００元拆空调。满心欢喜地来加拿大和她团聚，原来都是假的！我
可怎么办？
晚上她回来后我就发作了，我给她下跪几个小时。我哭了，大声地哭，我觉
得没有希望了，我完了。
那天夜里我老婆第一次向我吐露了真情。她说：‘我对不起你，我现在已经
不是人了，浑身到处都龌龊得很。我在你的心灵中再也不是在中国时的天仙女了
，我成了魔鬼，我没有了灵魂。我一个人在加拿大一年多，没有钱，还欠蛇头的
钱，什么本事都没有，靠什么生存？只好出卖身体。现在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了，离婚吧，离婚后你就解脱了。我给你一万五千加元作为损失费，四年后我再
给你这些。’我不知道如何是好。柳老师，你是教授，是上九流，干大事情你比
我强，但是下九流的事情你就不懂了。不是吹，要是在国内，我那些朋友一定能
帮我搞定这件事，可是在加拿大我无能为力，没有文化也就没的办法啊。
我求那个老头儿说：‘我把老婆让给你好不好？求你为我们留条生路’。可
那老头没有钱，家里还有老婆没离婚。老头和我老婆睡在里面，我就睡在客厅的
沙发上，我还算个男人吗？我想一死了之，已没有脸面回去了，后来觉得不能死
，一定要回国。离婚很快就办好了，我老婆果然如数给了我钱。女儿埋怨我不该
对她妈发火，说否则她妈不会找别的男人，我说她还不懂事，以后她会明白的，
但她愿意跟她妈过。
我一个人孤零零地乘飞机到北京，然后乘火车到上海。家里人一看我一个人
回来都惊呆了，得知我和老婆离婚了，我妈妈马上责怪我当初不该卖光了房子和
家产，现在去哪儿住？我弟弟妹妹则求我给他们留点儿面子，别让人家知道这件
事，赶快到加拿大挣钱，至少混个身份再回来。
我买了点儿礼品去丈母娘家看望他们，当我将我老婆的情况告诉他们时，老
丈人说我羞辱他们，朝我破口大骂，那些话你老婆在我不好说出口。他说：‘你
看见他们那个了吗？’”
他同时用右手食指向左手食指和拇指组成的圈儿中捅了几下，接着说：
“我小舅子要打我，他妹妹把他抱住了，说‘别管他们的闲事’。我连滚带
爬地逃出他们家门，却不知道去哪儿。我已经没有房子，没有工作，没有老婆和
孩子，一无所有了。我老父亲七十多岁了，身患中风瘫在床上，靠我母亲照顾，
我风光的时候没有照顾好他们，现在没脸再和他们挤在一起。我给在美国的妹夫
打电话，我弟弟说我：‘你还好意思给他们打电话，你有钱时想到他们了吗？’
想想我原来做人确实不好，只想到老婆，从来不管父母、兄弟姐妹的事。要是换
我是他们，我也会那样做的，真是报应啊！
没有办法，我乘飞机到了温哥华，这时我离开多伦多刚刚三个多月，但我人
瘦得不成样子，在温哥华海关警察把我当成偷渡客抓了起来，因为实在和护照上
的人不一样。”说着他翻开上衣露出皮带，“你看，当时皮带比现在向里移动三
个洞，”又拿出一张安大略省的驾驶执照，照片上的男子比现在要胖很多，像个
大款，而且有一种踌躇满志的样子，目光有神，估计是一到多伦多就办理了驾照
。而眼前的他则目光呆滞，一脸茫然。
装好驾照后他又接着说：“在海关警察局，翻译告诉我说，警察不相信四个
月内能瘦成这样，一定要说清楚来温哥华是干什么的，我告诉他们是打工的，他
们更怀疑了，我告诉他们银行帐号和工卡，他们还不信。我说：‘加拿大不是自
由民主社会吗，你们怎么动不动就抓人？’翻译说可别这么说，警察知道后没有
你的好果子吃，他没翻译给警察听我的话。我说，关着好了，反正我也没地方去
。一个多小时后他们放了我，但我在那住了７天，每天交二十块钱。后来才到温
东一位上海老乡家住，每个月房租２５０块钱，一直住到我去那家剪草。柳老师
，你们住在什么地方？”
“我们在４９街附近，不过月底就搬到Burnaby去了。”我告诉他说。
“那你们搬家后可一定要告诉我新地址，我需要你们帮忙，别人没人愿意帮
我。”他着急地说。
“可是你现在还没告诉我们你的名字和电话，我如何告诉你？”我问他。
“柳老师，你不知道，我现在没有电话，要到明年开春我自己剪草时才买手
机，我们合住的人都有自己的电话，但大家都互相不来往，我现在也不想花电话
费。我会经常给你打电话的。”说着他掏出个皱皱的信封，那上面歪歪地写着‘
顾志纯’三个字。我给他留下电子信箱地址后，准备开车上路，可他还没有停止
的意思。他接着说：
“柳老师，我是不想在加拿大呆了，真想回家，可是我已经没有家了。我怕
自己坚持不住，就把护照邮寄回了上海，以后需要时再告诉他们地址。我连想女
儿都不敢打电话啊，我不想让她们知道我现在的情况。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
终于往多伦多打了一次电话，那次正好是我女儿接的。她在电话那边说：‘爸爸
，你在哪儿，为什么不来看我？你知不知道女儿多么想你啊，我回上海都没有看
见你’……”他说不下去了，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啪啦啪啦掉在衣襟上，鼻涕也
长长地拖了下来，他连忙用右手来抹，反而更多了，索性将左手紧握着的塑料袋
当作手帕在脸上狠擦了几下。这个自称是哭干了眼泪的男人想到自己的亲骨肉时
也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在车上失声痛哭。
我劝他说：“走吧，我送你”。
“不要了，我有月票。”他从口袋里掏出票夹，指着票夹中半露的红色月票
说：“我刚学会‘November’这个字，你看我挂着的耳机，不要以为我是听音乐
，我没有那个闲心，我是在学外语啊！我在教会上认识了一家人，从美国来的，
我请求他们教我学英语，他们让小孩给我录了一段英语，标准的美国英语，我一
个字一个字地学，”说着他将耳机递给我，里面传出小女孩清脆的声音：“冬天
，Winter；夏天，Summer…”。我将耳机还给他，他又接着说：
“我现在想通了，我不能永远在加拿大打工，今年四十五了，五十岁后我还
干得动吗？我要坚持打到拿到身份，争取挣个八万十万的我就回国。那时候我也
能说上几句英语了，回上海人们就会另眼相看我。我以后还要成家，我要当个国
际打工崽，去日本、美国挣大钱去。”他设想着美好的未来，我则开动了汽车。
穿过４１街，他让我停车，说自己下车乘公共汽车。下车后刚走出几步远又
回过头来对我说：“搬家后可千万别忘了把电话告诉我！”我向他挥手道别，目
送那个米黄色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之中。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好几分钟后才回过神
来，浑浑噩噩地启动了马达。
我搬家后的第二天他曾经给我打过一次电话，说听懂了电话局的说明和英语
的数字，他还有点自豪地用英语给我重复了我的电话号码，英语确实有了惊人的
进步。今年春节后他又给我打过一次电话，说已经买了手机，想让我为他的剪草
公司接听电话。从那以后，也便失去了音讯。
春天又来了，花繁了，叶茂了。街头不时传来剪草机的轰鸣声，空气中也时
常飘着青草的芳香。每当这时，我总不自觉地张望一番，希望看到在绿茵茵的草
地上忙碌的人是他 ---- 那个我既陌生又难以忘却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