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神鸟，成都三千年的名片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51013/wh/dl/200510130066.asp
南方周末 2005-10-13 15:50:52
2001年2月发现金沙遗址以来发掘出的近6000件文物不过是金沙地下宝库的冰山一角，90%以上的文物还有待继续发现。
□本报记者 赋格
（本版图片由成都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金沙考古发现使成都建城史向前推进了700年，同时也改写了中华文明史。然而，今日的教科书却未能及时反映考古学和历史学的新成就。
太阳神鸟代言中国文化遗产
一处房地产项目的建筑工地，意外地成为震惊世界的考古遗址；不断向上空寻求未来生存空间的城市，转向地下挖掘它自身的远古记忆。
在金沙发掘现场，金沙遗址工作站站长朱章义指着尚未完工的发掘展示大棚告诉我，这个总面积7400平方米的大棚子，是未来的成都金沙考古遗址博物馆的一部分。博物馆建成后，向公众开放的同时继续进行发掘，参观者可以在展示大棚里看到考古工作者的现场发掘。
在博物馆明年年底对外开放之前，金沙出土的全部文物暂时储存在成都市内的一个保管仓库。仓库位于一片寻常街区里一个不惹人注目的大院，外表低调，内部却是警戒严密。在朱站长和成都市考古研究所胡晓蓉女士的引领下，我得以近距离地目睹这批金沙出土的国宝。
保存在木制专柜中的巨大象牙，有整根的、切成片状的、打磨过的、做成器物的……最长的有1.85米。为了防止象牙失水碎裂，专柜中必须注满价格昂贵的高分子硅胶材料，保存一根象牙的费用就将近1万元。
“文物不会说话，和它们相处久了就会觉得，每件东西都有自己的故事。”胡晓蓉拿起一件断成两截的玉璋说，这是一个失败的作品，作者在作线切割的时候不小心弄断了玉器，然而这个废品上面却记录下3000年前一位古人劳作的情景。在金沙发现了1000多座平民墓葬，死者平均年龄在30岁上下。在铁器尚未发明的青铜时代，制作一件青铜器或玉器需要很多工夫，一个30岁的工匠，毕其一生之力也许只能完成一两件作品。
胡晓蓉说，金沙遗址显示劳动力已有较严格的分工，有专人制作玉器、专人制作工具，存在着生产流水线，这样的社会组织已经具有一定的文明程度。
金沙的文明程度还体现在9座小型“石跪坐人像”上：跪着的人形圆雕，可能是奴隶，从面貌看有些像少数民族，头发中分，嘴角涂有朱砂颜料。值得注意的是，用石刻人像而不是真人作祭祀品，说明金沙统治者具有了一定的人性―――同时代的中原殷商遗址发掘出了不少活人祭祀坑。
金沙玉器多是就地取材，玉石材质不算上佳，但金沙人对色彩、线条有很强的鉴赏力。一件石虎雕刻，身子是写实风格的，头部却凿刻得有些夸张，尾巴别出心裁地由另一块石料做成，用木屑与虎身胶合。安装上尾巴后，静态的石虎立即呈现出动感。
一件玉琮，极似长江下游良渚文化器物。中原青铜器的饕餮兽纹被刻到玉器表面，融入些许蜀文化的“诡秘的飘逸”。这表明远古成都这片土地与外界已不乏交流。
这批文物里最著名的无疑是“太阳神鸟”金饰。这是一件圆环形金箔，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厚度仅0.02厘米，重量却有20克。它看起来像一张工艺精美的剪纸艺术品，采用镂空的表现形式，图案分内外两层，内层为12条弧形齿状芒饰，按顺时针方向旋转，外层图案由4只首尾相接的飞鸟构成，飞行方向与内层图案的旋转方向相反。金饰中心图案很像一个喷射出12道光芒的太阳，专家学者据此将其命名为“太阳神鸟”。
朱章义站长亲自参与了太阳神鸟金饰的发掘。当时金箔包藏在一个直径十几厘米的泥块里，泥块一端露出了一个小金角。朱章义用镊子小心翼翼地剥下泥土，裹在泥里揉作一团的金箔一点一点露了出来。复原展开后，呈现出来的竟是一幅动感极强的“太阳神鸟”图案。
今年10月17日在西安召开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第15届大会上，中国国家文物局将向世界展示成都金沙太阳神鸟金饰，国家文物局已决定采用太阳神鸟图案作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这也是成都亮给世人的一张古老而炫目的名片。
3000年“水库效应”
金沙出土的器物表明，这是一个与中原文化相区别，但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密切相关的古文明遗址。三星堆出土了众多令人目瞪口呆的青铜面具、青铜神树、黄金面罩、金杖等器物，青铜面具上的人物造型“纵目长耳”，与中原文化的人物形象截然不同，而金面罩、金手杖等黄金饰品在我们习知的中国古代文化里更是极为罕见（中原以鼎代表王权，而不是面罩、手杖）。我想起几年前曾经在开罗和雅典见过古埃及文明和迈锡尼文明的金面罩，在另一些博物馆也见过两河流域亚述、巴比伦出土的神树和权杖，这让我深感三星堆和金沙所代表的古蜀文明有着谜样的异域色彩。
古蜀文明是如何产生、如何消亡的？它和后来的巴蜀文化又有何关联？有趣的是，在距离成都约40公里的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我见到一件陶制的尖底盏，像极了现在成都茶馆里盖碗茶的碗盖。
在成都二环路内一家传统样式的茶馆，巴蜀文化研究专家袁庭栋和我一边啜饮盖碗茶，一边聊起成都和成都人。袁先生说，成都历史上遭受过几次惨烈的兵燹，如元末农民战争，如明末张献忠攻破成都后屠城三日，因此后来清政府组织几次大规模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若是上溯十代，成都便基本上没有土著的成都人了。在成都，历史上对成都做出贡献的外地移民都会受到尊重、被人纪念，像诸葛亮、杜甫这些人在成都留下了一处处遗迹，但他们其实都不是成都人。袁先生提醒我，川剧川菜这些正宗“川味”，实际上也都是外来文化入蜀后的杂交产物。
73岁的历史学家林向把成都兼容并蓄的文化特性形容为“水库效应”：八方集辏，融合发散。“人种起源和文化起源是多元的，”林向说，“古代中国是多元一体的文明。”他认为古蜀文明是一支独立发展的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有机构成部分，但具有独特的表现形式。三星堆出土的祭祀物品大多是静止形态，而年代稍晚的金沙太阳神鸟分明表现出动态，说明人的思维能力更发达了，说明古蜀文化中心从三星堆迁移到了成都附近。从三星堆的年代上推，目前在川西平原已经找到8个以上的古蜀文化遗址；从金沙的年代下推，成都市内还有十二桥遗址、船棺葬等先秦遗址。林向说：“把这些连起来，是从新石器时期延续到夏商周，再到秦、两汉、三国……每个时代在成都都留下了证据，这个意义简直不得了。”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段渝也强调，蜀国开明王朝（相当于战国早期）定都成都后，成都作为地方首府的格局自此未变，“成都”这个名称也自此不变。“两千多年来，这是全国惟一地名不变、城址不变的地区政治文化中心。”段渝说，以苏州为例，自春秋战国起苏州城址至今未变，但城市名称改变了多次。我国一些像成都一样历史悠久的古城，都和苏州一样改变过名字。
成都西郊苏坡乡金沙村的考古发现，使成都建城历史向前推进将近700年，由以往认定的2310年前的战国后期，提前到3000年前的商代。
一方面是“没有主客之分，只有先后之别”的杂合包容的移民都会，一方面又有深厚的历史文脉。这次到成都，我的第一个发现就是，下榻的旅馆旁边那条府南河被改名为锦江，这个古老的名称使我想起旧唐诗中一个美不胜收的句子：“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
黄河不是中华文明惟一的摇篮
李白《蜀道难》中慨叹，“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说的是古蜀那湮没不详的茫茫远古（蚕丛及鱼凫是两位传说中的蜀王）。如果说考古工作者致力于挖掘远古的记忆和证据，那么历史学家所做的就是为这些证据寻找合理的解读。段渝说，中国西南地区向来不是考古学的重点，三星堆和金沙的发现改变了这个局面。20年前史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城市起源只有一种模式，即城市是王权政治中心，然而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众多祭祀用品表明长江上游的古蜀文明与神权政治有关。可以说，古蜀文明是独立于中原殷商文明，平行发展的一个文明。
有例为证：中原商朝把它的附属国称为“方”，而史料记载中蜀从未成为殷商的方国，中原王朝多次征蜀，甲骨文称“伐蜀”，是把蜀直接当作独立国家对待。商朝礼制对诸侯国在城市建制上有严格限制，地方城市不可大于都城，但三星堆面积达3.5平方公里，已超过商朝初期和中期都城规模（河南安阳殷墟面积约为2平方公里），说明古蜀是一独立政治系统，没有被作为下属国家看待。
段渝说，黄河、长江文化有各自独立的起源模式，秦以前中国并无大一统王朝局面，传统观念中夏商周到元明清王朝更迭的历史体系其实是儒家制造出来的观念，而非历史实际。中华文明起源是多元的，黄河流域是一个源头，此外还有长江流域、长城内外、珠江流域……各地独立起源，各大区域互相交流互相刺激。段渝强调说：“黄河是中国文明起源中心之一，但不是全部。三星堆与金沙的考古成就已经改写了中国先秦史，但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还沿袭着过去的观点，即‘黄河是中华文化的摇篮’。”他说，中华文化不止黄河一个摇篮，而教科书一上来就把中国定位成大一统的国家。教科书的内容跟不上学术发展的形势，稍有知识的人看了这样的课本，都会感到这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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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2005-10-13 15:50:52
2001年2月发现金沙遗址以来发掘出的近6000件文物不过是金沙地下宝库的冰山一角，90%以上的文物还有待继续发现。
□本报记者 赋格
（本版图片由成都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金沙考古发现使成都建城史向前推进了700年，同时也改写了中华文明史。然而，今日的教科书却未能及时反映考古学和历史学的新成就。
太阳神鸟代言中国文化遗产
一处房地产项目的建筑工地，意外地成为震惊世界的考古遗址；不断向上空寻求未来生存空间的城市，转向地下挖掘它自身的远古记忆。
在金沙发掘现场，金沙遗址工作站站长朱章义指着尚未完工的发掘展示大棚告诉我，这个总面积7400平方米的大棚子，是未来的成都金沙考古遗址博物馆的一部分。博物馆建成后，向公众开放的同时继续进行发掘，参观者可以在展示大棚里看到考古工作者的现场发掘。
在博物馆明年年底对外开放之前，金沙出土的全部文物暂时储存在成都市内的一个保管仓库。仓库位于一片寻常街区里一个不惹人注目的大院，外表低调，内部却是警戒严密。在朱站长和成都市考古研究所胡晓蓉女士的引领下，我得以近距离地目睹这批金沙出土的国宝。
保存在木制专柜中的巨大象牙，有整根的、切成片状的、打磨过的、做成器物的……最长的有1.85米。为了防止象牙失水碎裂，专柜中必须注满价格昂贵的高分子硅胶材料，保存一根象牙的费用就将近1万元。
“文物不会说话，和它们相处久了就会觉得，每件东西都有自己的故事。”胡晓蓉拿起一件断成两截的玉璋说，这是一个失败的作品，作者在作线切割的时候不小心弄断了玉器，然而这个废品上面却记录下3000年前一位古人劳作的情景。在金沙发现了1000多座平民墓葬，死者平均年龄在30岁上下。在铁器尚未发明的青铜时代，制作一件青铜器或玉器需要很多工夫，一个30岁的工匠，毕其一生之力也许只能完成一两件作品。
胡晓蓉说，金沙遗址显示劳动力已有较严格的分工，有专人制作玉器、专人制作工具，存在着生产流水线，这样的社会组织已经具有一定的文明程度。
金沙的文明程度还体现在9座小型“石跪坐人像”上：跪着的人形圆雕，可能是奴隶，从面貌看有些像少数民族，头发中分，嘴角涂有朱砂颜料。值得注意的是，用石刻人像而不是真人作祭祀品，说明金沙统治者具有了一定的人性―――同时代的中原殷商遗址发掘出了不少活人祭祀坑。
金沙玉器多是就地取材，玉石材质不算上佳，但金沙人对色彩、线条有很强的鉴赏力。一件石虎雕刻，身子是写实风格的，头部却凿刻得有些夸张，尾巴别出心裁地由另一块石料做成，用木屑与虎身胶合。安装上尾巴后，静态的石虎立即呈现出动感。
一件玉琮，极似长江下游良渚文化器物。中原青铜器的饕餮兽纹被刻到玉器表面，融入些许蜀文化的“诡秘的飘逸”。这表明远古成都这片土地与外界已不乏交流。
这批文物里最著名的无疑是“太阳神鸟”金饰。这是一件圆环形金箔，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厚度仅0.02厘米，重量却有20克。它看起来像一张工艺精美的剪纸艺术品，采用镂空的表现形式，图案分内外两层，内层为12条弧形齿状芒饰，按顺时针方向旋转，外层图案由4只首尾相接的飞鸟构成，飞行方向与内层图案的旋转方向相反。金饰中心图案很像一个喷射出12道光芒的太阳，专家学者据此将其命名为“太阳神鸟”。
朱章义站长亲自参与了太阳神鸟金饰的发掘。当时金箔包藏在一个直径十几厘米的泥块里，泥块一端露出了一个小金角。朱章义用镊子小心翼翼地剥下泥土，裹在泥里揉作一团的金箔一点一点露了出来。复原展开后，呈现出来的竟是一幅动感极强的“太阳神鸟”图案。
今年10月17日在西安召开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第15届大会上，中国国家文物局将向世界展示成都金沙太阳神鸟金饰，国家文物局已决定采用太阳神鸟图案作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这也是成都亮给世人的一张古老而炫目的名片。
3000年“水库效应”
金沙出土的器物表明，这是一个与中原文化相区别，但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密切相关的古文明遗址。三星堆出土了众多令人目瞪口呆的青铜面具、青铜神树、黄金面罩、金杖等器物，青铜面具上的人物造型“纵目长耳”，与中原文化的人物形象截然不同，而金面罩、金手杖等黄金饰品在我们习知的中国古代文化里更是极为罕见（中原以鼎代表王权，而不是面罩、手杖）。我想起几年前曾经在开罗和雅典见过古埃及文明和迈锡尼文明的金面罩，在另一些博物馆也见过两河流域亚述、巴比伦出土的神树和权杖，这让我深感三星堆和金沙所代表的古蜀文明有着谜样的异域色彩。
古蜀文明是如何产生、如何消亡的？它和后来的巴蜀文化又有何关联？有趣的是，在距离成都约40公里的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我见到一件陶制的尖底盏，像极了现在成都茶馆里盖碗茶的碗盖。
在成都二环路内一家传统样式的茶馆，巴蜀文化研究专家袁庭栋和我一边啜饮盖碗茶，一边聊起成都和成都人。袁先生说，成都历史上遭受过几次惨烈的兵燹，如元末农民战争，如明末张献忠攻破成都后屠城三日，因此后来清政府组织几次大规模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若是上溯十代，成都便基本上没有土著的成都人了。在成都，历史上对成都做出贡献的外地移民都会受到尊重、被人纪念，像诸葛亮、杜甫这些人在成都留下了一处处遗迹，但他们其实都不是成都人。袁先生提醒我，川剧川菜这些正宗“川味”，实际上也都是外来文化入蜀后的杂交产物。
73岁的历史学家林向把成都兼容并蓄的文化特性形容为“水库效应”：八方集辏，融合发散。“人种起源和文化起源是多元的，”林向说，“古代中国是多元一体的文明。”他认为古蜀文明是一支独立发展的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有机构成部分，但具有独特的表现形式。三星堆出土的祭祀物品大多是静止形态，而年代稍晚的金沙太阳神鸟分明表现出动态，说明人的思维能力更发达了，说明古蜀文化中心从三星堆迁移到了成都附近。从三星堆的年代上推，目前在川西平原已经找到8个以上的古蜀文化遗址；从金沙的年代下推，成都市内还有十二桥遗址、船棺葬等先秦遗址。林向说：“把这些连起来，是从新石器时期延续到夏商周，再到秦、两汉、三国……每个时代在成都都留下了证据，这个意义简直不得了。”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段渝也强调，蜀国开明王朝（相当于战国早期）定都成都后，成都作为地方首府的格局自此未变，“成都”这个名称也自此不变。“两千多年来，这是全国惟一地名不变、城址不变的地区政治文化中心。”段渝说，以苏州为例，自春秋战国起苏州城址至今未变，但城市名称改变了多次。我国一些像成都一样历史悠久的古城，都和苏州一样改变过名字。
成都西郊苏坡乡金沙村的考古发现，使成都建城历史向前推进将近700年，由以往认定的2310年前的战国后期，提前到3000年前的商代。
一方面是“没有主客之分，只有先后之别”的杂合包容的移民都会，一方面又有深厚的历史文脉。这次到成都，我的第一个发现就是，下榻的旅馆旁边那条府南河被改名为锦江，这个古老的名称使我想起旧唐诗中一个美不胜收的句子：“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
黄河不是中华文明惟一的摇篮
李白《蜀道难》中慨叹，“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说的是古蜀那湮没不详的茫茫远古（蚕丛及鱼凫是两位传说中的蜀王）。如果说考古工作者致力于挖掘远古的记忆和证据，那么历史学家所做的就是为这些证据寻找合理的解读。段渝说，中国西南地区向来不是考古学的重点，三星堆和金沙的发现改变了这个局面。20年前史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城市起源只有一种模式，即城市是王权政治中心，然而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众多祭祀用品表明长江上游的古蜀文明与神权政治有关。可以说，古蜀文明是独立于中原殷商文明，平行发展的一个文明。
有例为证：中原商朝把它的附属国称为“方”，而史料记载中蜀从未成为殷商的方国，中原王朝多次征蜀，甲骨文称“伐蜀”，是把蜀直接当作独立国家对待。商朝礼制对诸侯国在城市建制上有严格限制，地方城市不可大于都城，但三星堆面积达3.5平方公里，已超过商朝初期和中期都城规模（河南安阳殷墟面积约为2平方公里），说明古蜀是一独立政治系统，没有被作为下属国家看待。
段渝说，黄河、长江文化有各自独立的起源模式，秦以前中国并无大一统王朝局面，传统观念中夏商周到元明清王朝更迭的历史体系其实是儒家制造出来的观念，而非历史实际。中华文明起源是多元的，黄河流域是一个源头，此外还有长江流域、长城内外、珠江流域……各地独立起源，各大区域互相交流互相刺激。段渝强调说：“黄河是中国文明起源中心之一，但不是全部。三星堆与金沙的考古成就已经改写了中国先秦史，但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还沿袭着过去的观点，即‘黄河是中华文化的摇篮’。”他说，中华文化不止黄河一个摇篮，而教科书一上来就把中国定位成大一统的国家。教科书的内容跟不上学术发展的形势，稍有知识的人看了这样的课本，都会感到这是一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