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由 cucapila 发布
后者可以同情
但是那个泄密的家伙明显受的惩罚不够
泄密---那看是什么‘骗人的秘密’。是“东京湾事件”，还是‘伊拉克的大规模武器’。 美国要干涉亚洲的事情，吃了亏活该。
ZT--------
终结越战 五角大楼绝密文件曝光记 [转贴 2005-11-14 07:04:59 | 发表者: txwz]
丹尼尔.埃尔斯伯格曾经是美国著名的冷战政策鼓吹者。但在越战中，他目睹了美国在越南战争问题上的种种谎言、欺骗，政府官员对道德与良知的背弃，对总统的盲从和愚忠。这使他从一个越战的支持者转向了一个坚定的反战者。为了结束越南战争，他做出了种种努力，但收效甚微。最终他下定决心，冒着被终身监禁的危险，将7000多页美国对越政策的绝密文件偷偷复印，交给了多家报纸予以发表。这就是著名的“五角大楼文件”。
《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公布五角大楼文件之后引发了一连串事件，其中包括美国最高法院做出的决定―――对埃尔斯伯格和其同伴托尼.拉索拘捕和审判，以及后来的水门事件。最终，他的行动不仅终结了尼克松的总统任期，而且给越南战争画上了句号。
1、没想到会带着绝密文件穿过警卫
1969年9月31日傍晚，我打开自己办公室角落处的绝密保险柜，抽出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研究文件的前几卷，准备当晚交付印刷。47卷的研究文件占据了保险柜的两个抽屉，足足有八英尺高。我想，最好先复印与当今时事切实相关的那部分。我不知道复印一卷需要多长时间；也不知道在将该文件公之于众之前，自己到底能复印多少；而且当时我还没有周密考虑过公布文件的方法及时间。我希望在10月15日之前完成全部的工作，所剩时间已经不多。
我挑选1964－1965年的几卷进行复印。这几卷与现实情况息息相关。我一直在全力避免类似的历史重演：总统私下里威胁扩大战争。当其威胁无法奏效时，便秘密制订计划，实施战争；一场战争愈演愈烈，但是民众却蒙在鼓里。这几卷文件足以表明我需要阐述的主题。我对尼克松政策的种种论断也可以在此寻根溯源。至少，这些文件可以证明，类似的情况以前曾经出现过。事实上，24年以来，上述情况曾屡见不鲜。我保险柜中的文件可以逐一做出证明。我希望利用几个晚上的时间，复印完1964年到1965年的几卷文件。到时，一旦被人识破，我也可以设法将文件的复印件公之于众。
文件很重。这些文件没有经过兰德公司的保密系统，整个公司只有我一人拥有五角大楼文件。文件的封面全是绿色的硬皮纸。封面的上方和下方赫然用黑体字标出“绝密”二字。我把文件放入褐色的牛皮包中，走下大厅。我知道自己带的是机密文件。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带着绝密文件，穿过大厅里的警卫。
我打开门，门口的桌后坐着两名警卫。我戴着兰德公司的徽章。实际上，这些警卫可以一眼认出兰德公司的所有人。他们说道：“晚上好！丹尼尔。”我挥了挥手，向他们示意。从他们身边经过时，一名警卫在登记簿上核对了一下我的名字，然后记了一下时间。哨兵的桌边贴着二战时期的安全警告：“让你的所见所闻留在公司。”旁边还有一幅漫画。漫画上，一个人被关在监狱中，正在接受一群保安的审讯：“想要去会见新朋友，想要游览胜地，请打开您的公文包，接受我们的检查。”
我推开玻璃门，走向了停车场。
2、复印文件时警报拉响了17次
我径直前往托尼・拉索的住处，琳达・赛奈早已赶到那里。我们驱车一同前往琳达的办公室。她的办公室位于一家花店的二楼，我们从外面的楼梯走上办公室。琳达向我们演示，如何用一把特别的钥匙去除警报系统，但是连她自己也不知道钥匙是该向左拧，还是该向右拧。琳达说，她明天会去具体询问一下，然后再告诉我们。
复印机就在楼梯顶层的玻璃门后，前面是一间接待室。另外两间屋子里放着办公桌和绘图工作台，还有一间小厨房和洗澡间。琳达带我们参观了一下，然后告诉我如何使用复印机。复印机非常大，在当时已属先进，但是按照今天的标准来说，还是很慢，一次只能复印一页，而且复印一页需要几秒钟的时间。我用尽全力，把文件压在玻璃挡板上，想一次复印两页，但是中间部分非常模糊，根本无法识别。幸运的是，该研究文件是用金属线穿在一起的，可以将其逐一分开。我小心翼翼地拆开金属线，以防被人发觉曾动过文件。尽管复印的速度很慢，我还是决定一式两份。托尼和琳达在另一间屋里聊天。我把复印好的一堆文件交给托尼，让他帮助我整理一下，然后回到复印机旁，继续复印。
这时，左面的玻璃门上忽然响起“砰砰”的敲门声。两名警察站在楼梯顶端。其中一人刚刚用警棍敲了一下门。他示意我打开屋门。我合上复印机盖，把机密文件压在复印机下，然后打开门，让他们进来。我随手拿起一张黑皮纸，盖在有机密标记的文件之上。我的心里一直在发颤：太不可思议了！他们来这儿做什么？我问道：“怎么了，长官？”
其中一个人挥挥手，说道：“你们的警报系统响了。”
我对着另外一个屋说道：“琳达，这儿出了点问题，需要你过来看一下。”我希望托尼已经藏好了文件。实际上，警察进屋时，他已经把文件藏好了。
其中一名警察说道：“琳达，怎么又是你？”
琳达说道：“我的老天！太不好意思了。这把讨厌的钥匙真让我受不了。”
警察说道：“没有关系。”很显然，他们并不是第一次遇到类似的情况。他们漫不经心地四下打量了一番，随后说道：“这回，你可要吸取教训了。”
琳达回答道：“我会的，我会的。”两名警察随后离开了办公室。我们互相对视了一番，然后继续工作。
托尼替我复印了一会儿。随后，他和琳达离开了办公室。我想尽可能多地复印文件，所以决定干个通宵。
我想把该信息传达给自己的两个孩子，但是我知道，要让女儿玛丽也卷入其中的话，我的前妻一定会大发雷霆。其实，她也不想让儿子罗伯特受我的影响，可是罗伯特已经14岁了（玛丽还不到11岁）。如果他愿意的话，我希望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参与到我们的行动中来。
10月4日，是我开始复印麦克纳马拉文件的第三天。我带罗伯特去布伦特伍德市场吃午餐。午饭之时，我向罗伯特提到了麦克纳马拉研究文件。我说，该文件所讲述的内容全是事实，虽然与大众所了解的不同，但这的的确确是总统的计划。现在，战争将会继续进行，而且会比以前更为激烈。如果让美国大众了解到，他们在过去一直受人误导的话，他们可能会阻止战争，所以我准备把这一切转达给美国大众。因为该文件属于机密文件，所以我可能会像拒服兵役者一样，面临铁窗生涯。
一个月前，参加哈弗福德反战人士大会时，我曾为罗伯特带回一些宣传材料，其中包括索罗的《论不合作主义》和巴巴拉・戴明的《变革与平衡》。罗伯特已经读过索罗所写的论文，我们就索罗的论文进行了探讨。我告诉他，自己现在的行动也属于非暴力不合作行为。我问他，是否可以帮助我一下。罗伯特说，他会的。当天早上，我从兰德公司拿了几卷文件。下午我们一起赶到琳达的办公室。琳达正在那里工作，但是她说，其他的员工都回去度周末了。我教给罗伯特使用复印机的方法，让他帮我复印。尽管该工作很是枯燥，他还是做得津津有味。随后我们一起出去吃了晚餐，回来后，又继续复印文件。
警察进来的时候，罗伯特正在复印文件。他打开屋门，让警察进来。这次进来3名警察。当时，我正坐在地板上，裁剪文件上方和末端的机密标记。几名警察突然造访，大大出乎我的意料，现在已经来不及隐藏所有文件了。文件碎片上的“绝密”标记可能已经引起他们的注意，但是当时的情景根本容不得他们怀疑。琳达坐在办公桌旁，一名14岁的孩子在旁摆弄打印机，俨然一幅一家人共度周末的情景。警察立刻抽身离去。罗伯特记得，当天警察一共去过两次，这的确是事实。我模糊记起，对同一警报做出回应的有两支警察分队。两年后，当琳达在大陪审团作证时，法官曾问起我复印文件的具体时间。她说，可以去察看警察局的警报记录。法官问道：“琳达，你知道自己当年拉响多少次警报吗？”数据显示，是17次。
3、妻子鼓励我公布真相
自1970年12月，参议员富布莱特问我：“文件是否仅是历史？”之后，参议员麦戈文退缩了，帕特里夏问我，是否值得将文件公之于众？是否应该冒着被监禁的风险去做此事？她说：“参议员们并不认为，应该冒这些风险。为何你如此确信不疑？”
我说：“我不敢说自己的做法一定正确。也许，他们是对的。没有人可以确定，披露文件，最后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但是我是唯一读过文件的人，而他们却没有。我不能受他们的观点左右，我必须依赖自己。”
但现在，我和帕特里夏已经结婚。一旦我被政府监禁，遭受影响的将不再是我一个人。帕特里夏应该有发言权。她不了解五角大楼文件的内容，所以无法提出自己的观点。直到现在，我还没有让帕特里夏阅读文件。我原本希望，这样做，她便可以在面对法官时，声称自己从未见过文件。但是，要想让她与我一起同甘共苦，并肩作战，就必须让其对文件的内容有所了解。我认为，现在该是让她阅读材料的时候了。
我从文件中选出一些备忘录。这些备忘录是对1964年到1965年之间美国各种轰炸战略正反两方面的评论，足以展示在1964年的总统竞选中以及其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国民众如何受人误导。民众丝毫不知道，约翰逊政府内部推崇的正是类似于戈德华特提出的战略。写作该备忘录的是我的上司约翰.麦克诺顿和比尔.邦迪。我曾为他们工作，对两人极为熟悉。
我们公寓的第三层是一个改装后的阁楼，包括厨房、客厅和一个刚刚容纳一张床的卧室。帕特里夏拿起文件，走进卧室阅读，以便我使用电话。趁着帕特里夏在卧室阅读文件之时，我坐在摆满文件的办公桌旁，仔细查阅五角大楼文件的其他部分，看是否还有其他一些内容应该让她过目。一个小时之后，帕特里夏手里拿着我给她的文件，来到客厅。她在阅读中意识到的问题，我在1964年到1965年之间阅读这些备忘录时从未留意过，后来重新阅读麦克纳马拉文件时，也没有注意到。她指出，文件中所提及的轰炸战略，充斥着类似的字眼：“要让北越无法忍受自己所遭受的痛苦”；“摧毁北越民众的财物，但并不杀害他们”；“猛攻策略……”与“边攻边谈”；“……‘冷战和热战’并用……只有如此，才可以达到‘劝阻’北越的目的。每隔一段时间，对北越进行外科手术式的猛烈轰炸……” 从卧室中走出来时，妻子的眼里噙着泪水。她说道：“这是迫害者的言语。”
帕特里夏的观点让我震惊不已。在海军陆战队服役时，我曾直接受到战争法的教诲。多年来，自己十分看重战争法所规定的禁令：在任何情况下，不要迫害手无寸铁的民众。我一直强烈认为，不应逾越战争法；作为退役的美军士兵和政府官员，我一直将战争法视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现在妻子指出，我的朋友和上司都是迫害者；这意味着我也参与了迫害的过程。尽管对战争一直持批评态度，尽管对战争的前景和正义性一直有所怀疑，我还是留在政府内部，参与战争，拒绝对民众谈论此事，参与了迫害的过程。尽管我是分析强权政治的专家，但是自己一直在想方设法逃避此事。
短短的时间之内，帕特里夏就参透了其中的缘由。她告诉我：“文件必须公之于众。你应该这样做。”
摘自《吹哨者自述》 美 丹尼尔.埃尔斯伯格 中信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