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一生倾情外交官
卢宝康
外交官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首先是要热爱祖国；第二条我觉得他应该有比较渊博的知识；第三条他要十分掌握我们国家的政策，明确我们的需求是什么；最后一条要善于交流。
我从来不责备记者提刁钻的问题。记者是干什么的？记者是找新闻的，他找新闻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他的读者、听众有这样的问题。当然恶意的提问在世界上也有一定的市场。面对一个非常刁钻的问题，你答不上来，我看不怪天、不怪地，怪你自己本事不够大。我想，凡是他提出的问题，一般情况下都可以回答。即使是挑衅性的问题也有办法回答。对不对？因为说到底中国人正在建设我们的国家，中国正在崛起，中国崛起最终对世界有好处，中国人没有做亏心事，我没有什么掖着藏着。我什么都可以回答。
――吴建民精彩语录
文汇报：作为一位有40多年外交经历的资深外交官，可以说您见证了新中国一代外交官队伍成长壮大的主要过程，请问您认为一个外交官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素质？
吴建民：我觉得外交官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首先是要热爱祖国。全世界的外交官都是非常热爱自己祖国的，没有一个国家会把卖国贼派去当外交官。他爱国还不是一般的爱，要热爱。就是说在关键的时刻，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可以牺牲一切。这是第一个条件。另外还必须明白祖国的利益是什么？人民的利益是什么？懂得国家的利益在什么地方，你才能知道如何去维护。我想这一条可能全世界的外交官都是这样。
第二条我觉得他应该有比较渊博的知识。如今，外交已经从小外交变成了大外交。小外交是什么意思呢？小外交就是在外交部这个小范围里面。大外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政治外交、军事外交、经济外交、教育外交等等，这一大堆都是与外交有关系的。你作为一个外交官来讲要有相对渊博的知识。外交官是一个杂家，他要有知识，这样才可以在跟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比较得体，懂得人家的要求是什么。
第三条他要十分掌握我们国家的政策，明确我们的需求是什么。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党的政策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我们天天讲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个话是经常挂在嘴边讲的。今天我们说什么？和平、发展是当今世界不可抗拒的潮流。所以，不能用以前的政策来处理新时期的问题。那就要犯错误。
最后一条要善于交流。外交官要同各个国家的人物打交道，既要懂得对方的文化，也要懂得自己的文化。我想，中国的外交官要是不懂得自己的文化，就不能说是一个称职的外交官，他在跟人家交流的时候，首先要让人家对他的讲话听得懂。并不是说能讲外文，人家就听懂了，不一定的。要懂得人家的文化、懂得按人家思考的逻辑去讲，才能让人听懂。其次要能够讲到点子上，而不是说讲了半天的废话，人家听了云里雾里，那不行。比如，全世界都关注中国的崛起。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你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化解人家的疑虑。如果他说中国威胁，你就讲为什么“中国威胁论”是站不住脚的，而且你讲话也要从他的利益来考虑。他肯定一开始也不清楚，慢慢地他觉得你讲的有点道理。这四条肯定是一位外交官最基本的素质。
文汇报：您对外交官应具备的素质讲得很清楚。自从您到外交学院工作以后，陆续新开设了《交流学》、《当代中国领事》、《中国传统文化》等课程。请问吴院长，您对外交学院今后的工作有什么设想？
吴建民：外交学院是1955年周恩来总理倡议设立的。全国1350所大学中，周恩来总理只为一所大学题写校名，那就是外交学院。50年来外交学院为国家培养了很多外交人才，大约有210名大使。现在，在外交部工作的外交官有5000多人，其中2000人要么是外交学院的校友，要么在外交学院学习过。外交学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觉得中国的开放度是前所未有的，如果优秀的外交人才多一点，中国会发展得更好。所以我跟李肇星部长谈了，我希望把外交学院扩大，这一点得到了他的支持，也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支持。我们准备在北京郊区开设一个新的校区。目前外交学院小得可怜，只有七、八十亩地。我们目前的在校生，研究生和本科生加在一起有1200多人，在职培训的有1000多人，我希望能逐渐扩大到5000人左右，而且这50 00人里要有1000人是外国留学生。为什么外国留学生的成分要增加？因为全球化了，未来从事大外交的官员在校园里就应该生活在跨文化交流的氛围中。留学生会带来各国的文化。我在国外跟很多大学校长交流过，他们有一个共识，就是好的大学，外国留学生的比例要相当高，不能少于10%，或15%。我想如果5000个学生里面有1000个外国留学生，那就占了1/5，这是我的希望。目前1200个学生中外国留学生只有100个，这个比例小了一点。
然后，现在外交学院有国际管理系、国际法系、国际经济系、英语系、外语系，外语系实际上就是法文和日文两种。我们第二外语是教德文、西班牙文。在外交学院扩大之后，我想从五个系列扩大学院，比如说国际关系学、经济学、法学，将来可能还会有交流学。
为什么呢？中国现在交流学是短缺的学问。我在新闻司工作的时候，西方记者都问我一个问题，说吴先生有没有形象顾问。我听了之后开始时觉得很滑稽。我说我这个官也不大，国家主席都没有形象顾问，我这个小小的新闻司长就有形象顾问？没有。后来工作中接触多了，包括出国当大使，见元首，见首相，见总理，见部长，我发现他们很多人都有形象顾问。为什么？因为有些东西他不一定懂。比如说穿衣在一定场合如何搭配，是有规定的。你光从个人爱好、个人情趣来选择，可能会出问题。比如，法国的希拉克竞选过三次总统，前两次都失败了。第三次他的形象顾问是谁呢？是他的女儿，她给希拉克出了个点子，就选上了。本来希拉克戴一副宽边、黑框眼镜，他女儿觉得在电视上看来这个形象缺乏亲和力，建议换上隐形眼镜，竞选效果就好了起来。还有，过去希拉克坐在椅子上老是抖脚，因为他官做得大，也没有人跟他讲。他女儿说不好，就改了。所以我认为，起码一些领导干部、大公司的老总、公众人物，在适当的时候要注意形象。我打算在外交学院建立交流学院，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培养这样的人才。
文汇报：看来形象设计将是交流学院中的一门课程。
吴建民：那当然了。一个公司的一把手、城市的一把手，在公众当中应该是什么样的形象，要考虑的。如果他有这个考虑，再加上形象顾问，可以做得更好。
文汇报：外交学院是新中国外交官的摇篮。您在法国有很多年的经历，交往了不少高层人士。听说法国培养外交官的是法国国立行政学院，您能不能把他们的培养方式和我们的做一些比较？
吴建民：法国培养外交官不注重语言训练，因为法文全世界都用，当然外交官要会讲英语。法国国立行政学院招收的一定是要在大学毕业之后，有了一段工作经历的人。他们授课的方式也很有意思，他们经常把社会资源用上，比如请大公司的老总、经济学家、外交官来讲课。我到国立行政学院讲过课。他们在课堂上讨论、研究一些案例，然后设计一些情景，比如你在什么时候遇见什么情况如何处理等等。他的教学方法与实践结合得比较紧密。
我们目前培养外交官的模式，从书本到书本多了一点。这个有点问题。我们现在就想办法把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案例编成教科书，在课堂上把一件件大事件跟学生讲。交流学也要跟实践紧密结合。我主编了一本书叫《交流学十四讲》，基本原理都有了，但是要实践。我就让学生看记者招待会实例，比如说对有些记者提的问题，我让学生评论，哪些记者提得很好，讲话的神态，使用的语言，当时的手势、眼神比较得体，等等，哪些记者就差一些。
文汇报：吴院长刚才讲到在课堂上要做提问的练习，无论是提问，还是答问都有很大的技巧，这方面吴院长是个专家。您与世界各国的记者都打过交道，即使面对最刁钻的提问你也不使用“无可奉告”这样的外交辞令，您说有的时候可以用，但您总是不用，而是用事实来做出明确的答复。您说过你愿意接受挑衅性的问题，而不愿意回答一个平庸的问题。为什么？
吴建民：是这样的，我担任外交部发言人的时候，从1991年到1 994年9月这一段，是中国外交逐渐走出低谷的时期，世界上，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有很深的误解。我为什么不用“无可奉告”回答呢？你想，如果老说“无可奉告”，要发言人干什么？发言人是要向对方提供信息。提供信息的目的是什么？让对方了解中国政府的政策，了解中国的情况，你无可奉告，你不愿意回答，这本身就跟你的工作有一点相对立。
当然不是说“无可奉告”不可以讲，但不要以为说“无可奉告”就等于什么话都没有说，不一定。有的时候你“无可奉告”会出问题的。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我在担任外交部发言人期间，记者不时要问一个问题，邓小平先生病重，你对此有何评论？你说我能“无可奉告”吗？我讲“无可奉告”就出事了。所以每次那个时候我都说邓小平一直身体很好。要否定这个提问，你不能说“无可奉告”。
我从来不责备记者提刁钻的问题。记者是干什么的？记者是找新闻的，他找新闻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他的读者、听众有这样的问题。当然恶意的提问在世界上也有一定的市场。面对一个非常刁钻的问题，你答不上来，我看不怪天、不怪地，怪你自己本事不够大。我想，凡是他提出的问题，一般情况下都可以回答。即使是挑衅性的问题也有办法回答。对不对？因为说到底中国人正在建设我们的国家，中国正在崛起，中国崛起最终对世界有好处，中国人没有做亏心事，我没有什么掖着藏着。我什么都可以回答。还有一些听起来带有刁钻性、挑衅性的问题，你问到了我就可以讲了，你不问我倒不好宣传。这就是辩证地看待所谓刁钻的问题。
文汇报：我想吴院长在家里也应该是交流的大师，跟子女，跟夫人。那么在子女教育方面，他们也有逆反心理吗？你能给我们提一些建议吗？
吴建民：我们就一个女儿，我们当时可以再生一个，但是我们没有多生，因为两人都是外交官，太忙了，就生一个女儿。女儿跟我挺好的。我女儿小的时候老是让我给她讲故事，我脑子里面没有那么多故事，但喜欢一起出去散步，散步的时候她要讲故事。她拉住我，我一边编故事一边给她讲，她听得津津有味，在家门口拉着我不让走，走慢一点，因为故事还没有讲完。长大以后，她笑我当年给她讲的都是些小故事。我们交流很多。她学习很努力，现在结婚了，在一家外国银行工作。她考波士顿大学MBA，人家要读三年，她一年就拿下来了。我对我女儿说，我最怕你自我感觉太良好。我说你现在就像海绵一样，你要吸收好的东西，自我感觉太良好了，就不学习了。我是跟她开开玩笑，这个道理她懂。
文汇报：非常感谢吴院长花费时间接受我的采访，我想今天您提供的信息对我们的读者来说都是很好的帮助。
吴建民：生活当中处处都是学问，我把我的体会向大家介绍，供大家参考。
《文汇报》驻巴黎记者眼中的吴建民
对法国立场的准确预测
2003年伊战前我正在国内休假。当时很多人关注法国对伊战的立场，关键就是“法国会不会动用否决权”。一般的观点都认为：法国会大大地“做秀”一番，但到最后关键时刻，法国仍然会支持美国开战，顶多会投弃权票。其理由相当“充分”：法国是西方国家之一员，共同利益是一致的。美国是冷战后惟一一个超级大国，法国没有力量与之对抗。
3月初我回法后，当年的外交部发言人吴建民已经成为我国驻法国大使。我很自然就向吴大使请教法国的立场。当我表示怀疑法国总统希拉克能否真的动用手中的否决权时，吴建民大使的一番话使我茅塞顿开。他说，我认为希拉克会动用否决权。一是欧洲与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利益分歧太大，无法融合；二是欧洲舆论强烈反对伊战，希拉克不会不考虑这一点；三是这与法国戴高乐将军传统独立外交风格是一脉相承的……这在当时可是一个非常大胆的预测。我根据吴大使的观点，结合自己与法国专家们交往得出的结论，很快就写出了有关法国很有可能动用否决权的分析和评论报道。事实证明吴大使的预测完全正确。对于一位外交官来说，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吗？准确的预测意味着为国家外交战略提供了可靠的决策依据。后来我们一批常驻法国的记者在谈起吴大使在此事上的明见，都深感钦佩。
荐人不拘一格
一天，吴大使约我见面。法国前国防部长、总统候选人之一舍韦纳芒主持的“共和国论坛”准备在参议院做一次《世界与美国》的全球性座谈，请吴大使推荐一位“熟悉中国外交和中美关系、同时又能没有约束地发言的专家”。我没有想到的是，吴大使推荐了我。
作为一名记者，平时并没有做演讲的心理准备，更何况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专家”。要知道，到场发言者都是国际上的重量级人物，包括法国前外长蓬塞、克林顿国际事务顾问梅莱、国际关系与战略问题研究所所长波尼法斯、西班牙前外长莫朗、著名历史学家德布歇等。吴大使当时对我说：“从我对你的了解和你对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的把握，以及你的语言水平，我相信你能做好这次演讲。这是对法国和国际社会解释我国对美政策、争取更多的国际朋友的理解和支持的好机会，你要抓住这次机会。”
其实，以吴大使的能力，特别是他能够用法语不看讲稿即席发言两三个小时的水平，他来做此演讲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但他说：“我作为现任外交官，发言会被人认为属官方立场。你作为记者，可以相对自由地以民间的身份来发言。这样会更有说服力……”好在我没有辜负他的信任。发言稿不仅被收入题为《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演讲集里，还被《国际关系与战略》杂志发表。
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吴大使不拘一格，一切从国家利益出发，既不论资排辈，也不从关系背景出发，纯从个人能力和效果来做选择。尽管事情已经过去多年，但我对吴大使的知人用人，至今仍记忆犹新。
巴黎外交界的“名人”
吴建民与很多外交官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社交圈子广泛。吴建民出席各种各样的演讲会、座谈会不计其数。他的演讲才华也是公认的。更重要的当然是他的个人魅力。随着中国实力地位的上升，中国大使也成为巴黎外交界的“热门人物”。这是自然的。但要“热”到超过很多发达国家的大使，则是不容易的。我在巴黎认识相当多的法国同行。他们对巴黎外交界动态了如指掌。不止一个人对我说过：你们的大使不得了，到处被邀请，现在巴黎上流社会晚会以能邀到吴建民为荣……
我认识一位美国外交官。他告诉我，美国曾向法国派出女大使，目的就是为了在法国外交社交圈打开关系网，多结交法国上层人物，加强私人友谊的同时，也就增进了两国间的相互了解和沟通的水平。在当代国际社会，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固然重要，但国家各个层次之间的私人友谊，也同样对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法国前外长迪马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要是德国明天攻击法国的话，根舍(当时的德国外长)今晚会打电话通知我。这当然是玩笑，但也很能说明私交的外交效果。不然小布什为何总要邀请他认可的外国元首到他的农场去做客？
“告别采访”
吴建民在法国当了四年大使。四年中我从未采访过大使。一方面采访大使比较难，因为大使身份摆在那里，说话不能不注意“外交影响”。另一方面中法之间关系的发展非常稳定，没有什么特别的题目。但更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大使太忙！忙到记者不好意思去打扰他。因为我想当然地认为，采访大使，一定事先要问话提纲、事后要审稿。最后出来的就是一篇“官样文章”。读者不爱读，我也不爱写。
吴建民要离任了，我忽然产生冲动：伊战以来法中关系与法美关系的互动、单极世界与多极世界之争，都到了关键时刻，吴建民积四年的观察、分析和经验，显然是对此做一番评论的最佳人选。于是我提出了采访要求。吴建民一口答应。我想当然地问：要不要我把采访提纲给您的秘书？吴建民当时诧异地看了我一眼说，不用，明天十一点你来，我有二十分钟时间。第二天我准时到达，准时采访。吴建民刚刚获得希拉克总统授予的法国国家最高荣誉勋章。但吴建民没有一字提及此事，而是深入详谈了他对当代国际关系、对中法关系、对中欧关系前景等的看法和分析。二十分钟的谈话，使我写成了一篇四千字的访谈。其实我什么也没做，就是把录音按原话整理出来而已。我问吴大使是否还要审阅，他回答说，我充分信任你。这篇专访在国内各大网站广泛转载，成为当时对中国与西方关系的一篇重要的分析性文章。
写吴建民印象，应该说区区几千字是不可能的。因为轶事太多，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令人欣慰的是，中国驻外大使的素养和才华正在一代代持续提高。今天我国驻法国大使赵进军也以潇洒、自信、一口流利的法语闻名，正在日益成为巴黎外交界的“红人”。中国外交，风光无限。
《文汇报》 2005年11月28日
卢宝康
外交官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首先是要热爱祖国；第二条我觉得他应该有比较渊博的知识；第三条他要十分掌握我们国家的政策，明确我们的需求是什么；最后一条要善于交流。
我从来不责备记者提刁钻的问题。记者是干什么的？记者是找新闻的，他找新闻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他的读者、听众有这样的问题。当然恶意的提问在世界上也有一定的市场。面对一个非常刁钻的问题，你答不上来，我看不怪天、不怪地，怪你自己本事不够大。我想，凡是他提出的问题，一般情况下都可以回答。即使是挑衅性的问题也有办法回答。对不对？因为说到底中国人正在建设我们的国家，中国正在崛起，中国崛起最终对世界有好处，中国人没有做亏心事，我没有什么掖着藏着。我什么都可以回答。
――吴建民精彩语录
文汇报：作为一位有40多年外交经历的资深外交官，可以说您见证了新中国一代外交官队伍成长壮大的主要过程，请问您认为一个外交官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素质？
吴建民：我觉得外交官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首先是要热爱祖国。全世界的外交官都是非常热爱自己祖国的，没有一个国家会把卖国贼派去当外交官。他爱国还不是一般的爱，要热爱。就是说在关键的时刻，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可以牺牲一切。这是第一个条件。另外还必须明白祖国的利益是什么？人民的利益是什么？懂得国家的利益在什么地方，你才能知道如何去维护。我想这一条可能全世界的外交官都是这样。
第二条我觉得他应该有比较渊博的知识。如今，外交已经从小外交变成了大外交。小外交是什么意思呢？小外交就是在外交部这个小范围里面。大外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政治外交、军事外交、经济外交、教育外交等等，这一大堆都是与外交有关系的。你作为一个外交官来讲要有相对渊博的知识。外交官是一个杂家，他要有知识，这样才可以在跟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比较得体，懂得人家的要求是什么。
第三条他要十分掌握我们国家的政策，明确我们的需求是什么。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党的政策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我们天天讲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个话是经常挂在嘴边讲的。今天我们说什么？和平、发展是当今世界不可抗拒的潮流。所以，不能用以前的政策来处理新时期的问题。那就要犯错误。
最后一条要善于交流。外交官要同各个国家的人物打交道，既要懂得对方的文化，也要懂得自己的文化。我想，中国的外交官要是不懂得自己的文化，就不能说是一个称职的外交官，他在跟人家交流的时候，首先要让人家对他的讲话听得懂。并不是说能讲外文，人家就听懂了，不一定的。要懂得人家的文化、懂得按人家思考的逻辑去讲，才能让人听懂。其次要能够讲到点子上，而不是说讲了半天的废话，人家听了云里雾里，那不行。比如，全世界都关注中国的崛起。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你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化解人家的疑虑。如果他说中国威胁，你就讲为什么“中国威胁论”是站不住脚的，而且你讲话也要从他的利益来考虑。他肯定一开始也不清楚，慢慢地他觉得你讲的有点道理。这四条肯定是一位外交官最基本的素质。
文汇报：您对外交官应具备的素质讲得很清楚。自从您到外交学院工作以后，陆续新开设了《交流学》、《当代中国领事》、《中国传统文化》等课程。请问吴院长，您对外交学院今后的工作有什么设想？
吴建民：外交学院是1955年周恩来总理倡议设立的。全国1350所大学中，周恩来总理只为一所大学题写校名，那就是外交学院。50年来外交学院为国家培养了很多外交人才，大约有210名大使。现在，在外交部工作的外交官有5000多人，其中2000人要么是外交学院的校友，要么在外交学院学习过。外交学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觉得中国的开放度是前所未有的，如果优秀的外交人才多一点，中国会发展得更好。所以我跟李肇星部长谈了，我希望把外交学院扩大，这一点得到了他的支持，也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支持。我们准备在北京郊区开设一个新的校区。目前外交学院小得可怜，只有七、八十亩地。我们目前的在校生，研究生和本科生加在一起有1200多人，在职培训的有1000多人，我希望能逐渐扩大到5000人左右，而且这50 00人里要有1000人是外国留学生。为什么外国留学生的成分要增加？因为全球化了，未来从事大外交的官员在校园里就应该生活在跨文化交流的氛围中。留学生会带来各国的文化。我在国外跟很多大学校长交流过，他们有一个共识，就是好的大学，外国留学生的比例要相当高，不能少于10%，或15%。我想如果5000个学生里面有1000个外国留学生，那就占了1/5，这是我的希望。目前1200个学生中外国留学生只有100个，这个比例小了一点。
然后，现在外交学院有国际管理系、国际法系、国际经济系、英语系、外语系，外语系实际上就是法文和日文两种。我们第二外语是教德文、西班牙文。在外交学院扩大之后，我想从五个系列扩大学院，比如说国际关系学、经济学、法学，将来可能还会有交流学。
为什么呢？中国现在交流学是短缺的学问。我在新闻司工作的时候，西方记者都问我一个问题，说吴先生有没有形象顾问。我听了之后开始时觉得很滑稽。我说我这个官也不大，国家主席都没有形象顾问，我这个小小的新闻司长就有形象顾问？没有。后来工作中接触多了，包括出国当大使，见元首，见首相，见总理，见部长，我发现他们很多人都有形象顾问。为什么？因为有些东西他不一定懂。比如说穿衣在一定场合如何搭配，是有规定的。你光从个人爱好、个人情趣来选择，可能会出问题。比如，法国的希拉克竞选过三次总统，前两次都失败了。第三次他的形象顾问是谁呢？是他的女儿，她给希拉克出了个点子，就选上了。本来希拉克戴一副宽边、黑框眼镜，他女儿觉得在电视上看来这个形象缺乏亲和力，建议换上隐形眼镜，竞选效果就好了起来。还有，过去希拉克坐在椅子上老是抖脚，因为他官做得大，也没有人跟他讲。他女儿说不好，就改了。所以我认为，起码一些领导干部、大公司的老总、公众人物，在适当的时候要注意形象。我打算在外交学院建立交流学院，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培养这样的人才。
文汇报：看来形象设计将是交流学院中的一门课程。
吴建民：那当然了。一个公司的一把手、城市的一把手，在公众当中应该是什么样的形象，要考虑的。如果他有这个考虑，再加上形象顾问，可以做得更好。
文汇报：外交学院是新中国外交官的摇篮。您在法国有很多年的经历，交往了不少高层人士。听说法国培养外交官的是法国国立行政学院，您能不能把他们的培养方式和我们的做一些比较？
吴建民：法国培养外交官不注重语言训练，因为法文全世界都用，当然外交官要会讲英语。法国国立行政学院招收的一定是要在大学毕业之后，有了一段工作经历的人。他们授课的方式也很有意思，他们经常把社会资源用上，比如请大公司的老总、经济学家、外交官来讲课。我到国立行政学院讲过课。他们在课堂上讨论、研究一些案例，然后设计一些情景，比如你在什么时候遇见什么情况如何处理等等。他的教学方法与实践结合得比较紧密。
我们目前培养外交官的模式，从书本到书本多了一点。这个有点问题。我们现在就想办法把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案例编成教科书，在课堂上把一件件大事件跟学生讲。交流学也要跟实践紧密结合。我主编了一本书叫《交流学十四讲》，基本原理都有了，但是要实践。我就让学生看记者招待会实例，比如说对有些记者提的问题，我让学生评论，哪些记者提得很好，讲话的神态，使用的语言，当时的手势、眼神比较得体，等等，哪些记者就差一些。
文汇报：吴院长刚才讲到在课堂上要做提问的练习，无论是提问，还是答问都有很大的技巧，这方面吴院长是个专家。您与世界各国的记者都打过交道，即使面对最刁钻的提问你也不使用“无可奉告”这样的外交辞令，您说有的时候可以用，但您总是不用，而是用事实来做出明确的答复。您说过你愿意接受挑衅性的问题，而不愿意回答一个平庸的问题。为什么？
吴建民：是这样的，我担任外交部发言人的时候，从1991年到1 994年9月这一段，是中国外交逐渐走出低谷的时期，世界上，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有很深的误解。我为什么不用“无可奉告”回答呢？你想，如果老说“无可奉告”，要发言人干什么？发言人是要向对方提供信息。提供信息的目的是什么？让对方了解中国政府的政策，了解中国的情况，你无可奉告，你不愿意回答，这本身就跟你的工作有一点相对立。
当然不是说“无可奉告”不可以讲，但不要以为说“无可奉告”就等于什么话都没有说，不一定。有的时候你“无可奉告”会出问题的。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我在担任外交部发言人期间，记者不时要问一个问题，邓小平先生病重，你对此有何评论？你说我能“无可奉告”吗？我讲“无可奉告”就出事了。所以每次那个时候我都说邓小平一直身体很好。要否定这个提问，你不能说“无可奉告”。
我从来不责备记者提刁钻的问题。记者是干什么的？记者是找新闻的，他找新闻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他的读者、听众有这样的问题。当然恶意的提问在世界上也有一定的市场。面对一个非常刁钻的问题，你答不上来，我看不怪天、不怪地，怪你自己本事不够大。我想，凡是他提出的问题，一般情况下都可以回答。即使是挑衅性的问题也有办法回答。对不对？因为说到底中国人正在建设我们的国家，中国正在崛起，中国崛起最终对世界有好处，中国人没有做亏心事，我没有什么掖着藏着。我什么都可以回答。还有一些听起来带有刁钻性、挑衅性的问题，你问到了我就可以讲了，你不问我倒不好宣传。这就是辩证地看待所谓刁钻的问题。
文汇报：我想吴院长在家里也应该是交流的大师，跟子女，跟夫人。那么在子女教育方面，他们也有逆反心理吗？你能给我们提一些建议吗？
吴建民：我们就一个女儿，我们当时可以再生一个，但是我们没有多生，因为两人都是外交官，太忙了，就生一个女儿。女儿跟我挺好的。我女儿小的时候老是让我给她讲故事，我脑子里面没有那么多故事，但喜欢一起出去散步，散步的时候她要讲故事。她拉住我，我一边编故事一边给她讲，她听得津津有味，在家门口拉着我不让走，走慢一点，因为故事还没有讲完。长大以后，她笑我当年给她讲的都是些小故事。我们交流很多。她学习很努力，现在结婚了，在一家外国银行工作。她考波士顿大学MBA，人家要读三年，她一年就拿下来了。我对我女儿说，我最怕你自我感觉太良好。我说你现在就像海绵一样，你要吸收好的东西，自我感觉太良好了，就不学习了。我是跟她开开玩笑，这个道理她懂。
文汇报：非常感谢吴院长花费时间接受我的采访，我想今天您提供的信息对我们的读者来说都是很好的帮助。
吴建民：生活当中处处都是学问，我把我的体会向大家介绍，供大家参考。
《文汇报》驻巴黎记者眼中的吴建民
对法国立场的准确预测
2003年伊战前我正在国内休假。当时很多人关注法国对伊战的立场，关键就是“法国会不会动用否决权”。一般的观点都认为：法国会大大地“做秀”一番，但到最后关键时刻，法国仍然会支持美国开战，顶多会投弃权票。其理由相当“充分”：法国是西方国家之一员，共同利益是一致的。美国是冷战后惟一一个超级大国，法国没有力量与之对抗。
3月初我回法后，当年的外交部发言人吴建民已经成为我国驻法国大使。我很自然就向吴大使请教法国的立场。当我表示怀疑法国总统希拉克能否真的动用手中的否决权时，吴建民大使的一番话使我茅塞顿开。他说，我认为希拉克会动用否决权。一是欧洲与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利益分歧太大，无法融合；二是欧洲舆论强烈反对伊战，希拉克不会不考虑这一点；三是这与法国戴高乐将军传统独立外交风格是一脉相承的……这在当时可是一个非常大胆的预测。我根据吴大使的观点，结合自己与法国专家们交往得出的结论，很快就写出了有关法国很有可能动用否决权的分析和评论报道。事实证明吴大使的预测完全正确。对于一位外交官来说，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吗？准确的预测意味着为国家外交战略提供了可靠的决策依据。后来我们一批常驻法国的记者在谈起吴大使在此事上的明见，都深感钦佩。
荐人不拘一格
一天，吴大使约我见面。法国前国防部长、总统候选人之一舍韦纳芒主持的“共和国论坛”准备在参议院做一次《世界与美国》的全球性座谈，请吴大使推荐一位“熟悉中国外交和中美关系、同时又能没有约束地发言的专家”。我没有想到的是，吴大使推荐了我。
作为一名记者，平时并没有做演讲的心理准备，更何况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专家”。要知道，到场发言者都是国际上的重量级人物，包括法国前外长蓬塞、克林顿国际事务顾问梅莱、国际关系与战略问题研究所所长波尼法斯、西班牙前外长莫朗、著名历史学家德布歇等。吴大使当时对我说：“从我对你的了解和你对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的把握，以及你的语言水平，我相信你能做好这次演讲。这是对法国和国际社会解释我国对美政策、争取更多的国际朋友的理解和支持的好机会，你要抓住这次机会。”
其实，以吴大使的能力，特别是他能够用法语不看讲稿即席发言两三个小时的水平，他来做此演讲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但他说：“我作为现任外交官，发言会被人认为属官方立场。你作为记者，可以相对自由地以民间的身份来发言。这样会更有说服力……”好在我没有辜负他的信任。发言稿不仅被收入题为《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演讲集里，还被《国际关系与战略》杂志发表。
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吴大使不拘一格，一切从国家利益出发，既不论资排辈，也不从关系背景出发，纯从个人能力和效果来做选择。尽管事情已经过去多年，但我对吴大使的知人用人，至今仍记忆犹新。
巴黎外交界的“名人”
吴建民与很多外交官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社交圈子广泛。吴建民出席各种各样的演讲会、座谈会不计其数。他的演讲才华也是公认的。更重要的当然是他的个人魅力。随着中国实力地位的上升，中国大使也成为巴黎外交界的“热门人物”。这是自然的。但要“热”到超过很多发达国家的大使，则是不容易的。我在巴黎认识相当多的法国同行。他们对巴黎外交界动态了如指掌。不止一个人对我说过：你们的大使不得了，到处被邀请，现在巴黎上流社会晚会以能邀到吴建民为荣……
我认识一位美国外交官。他告诉我，美国曾向法国派出女大使，目的就是为了在法国外交社交圈打开关系网，多结交法国上层人物，加强私人友谊的同时，也就增进了两国间的相互了解和沟通的水平。在当代国际社会，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固然重要，但国家各个层次之间的私人友谊，也同样对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法国前外长迪马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要是德国明天攻击法国的话，根舍(当时的德国外长)今晚会打电话通知我。这当然是玩笑，但也很能说明私交的外交效果。不然小布什为何总要邀请他认可的外国元首到他的农场去做客？
“告别采访”
吴建民在法国当了四年大使。四年中我从未采访过大使。一方面采访大使比较难，因为大使身份摆在那里，说话不能不注意“外交影响”。另一方面中法之间关系的发展非常稳定，没有什么特别的题目。但更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大使太忙！忙到记者不好意思去打扰他。因为我想当然地认为，采访大使，一定事先要问话提纲、事后要审稿。最后出来的就是一篇“官样文章”。读者不爱读，我也不爱写。
吴建民要离任了，我忽然产生冲动：伊战以来法中关系与法美关系的互动、单极世界与多极世界之争，都到了关键时刻，吴建民积四年的观察、分析和经验，显然是对此做一番评论的最佳人选。于是我提出了采访要求。吴建民一口答应。我想当然地问：要不要我把采访提纲给您的秘书？吴建民当时诧异地看了我一眼说，不用，明天十一点你来，我有二十分钟时间。第二天我准时到达，准时采访。吴建民刚刚获得希拉克总统授予的法国国家最高荣誉勋章。但吴建民没有一字提及此事，而是深入详谈了他对当代国际关系、对中法关系、对中欧关系前景等的看法和分析。二十分钟的谈话，使我写成了一篇四千字的访谈。其实我什么也没做，就是把录音按原话整理出来而已。我问吴大使是否还要审阅，他回答说，我充分信任你。这篇专访在国内各大网站广泛转载，成为当时对中国与西方关系的一篇重要的分析性文章。
写吴建民印象，应该说区区几千字是不可能的。因为轶事太多，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令人欣慰的是，中国驻外大使的素养和才华正在一代代持续提高。今天我国驻法国大使赵进军也以潇洒、自信、一口流利的法语闻名，正在日益成为巴黎外交界的“红人”。中国外交，风光无限。
《文汇报》 2005年11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