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知世博会上的“中国之迷”
陈映芳
读书->200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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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手记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读文章（或写文章、编文章），有时候反而是在不经意间读到（或写出、编出）比较令自己喜欢的。《读书》几乎每期都有“短长书”，其中的一些文章，作为编者，我往往比较喜欢。这本来没有什么可说的，文章各样、读者各异嘛，即使同一个读者在不同时候也有不同口味呢，何况还有作者对于把自己的文章编入“短长书”还很有意见。但至少，一年将尽，读着《世博会上的“中国之迷”》，想了很多很多。我这一年，碰到听到不少涉及中外关系、中国形象、中国经验乃至“中国模式”的文章和事情，我甚至也与朋友一起编过一本《“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的文集，但老实说，很少有这篇《世博会上的“中国之迷”》这么让我难眠的。
“中国形象”说得小一点是个面子上的事，说得大一点是与今后的发展道路密切攸关的事。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自己怎么看自己，都不是小事。一些好心人总喜欢把自己说得很美好很富裕很发达，或生怕别人把自己看低了，于是就按照自己的主观设想，大喊大叫，大红大紫，殊不知，一相情愿（更不用说浮夸虚夸）其实是没有用的，一旦要走出去（拿出去）让别人看，就有个怎样入境随俗的问题。
进而言之，今天我们再也不能关起门来自说自话了，中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世界之一部分，一些所谓“对内”的做法，也直接影响到“对外”的形象。例如文章中说的“超短裙式的旗袍”，其实就是这些年国内惯用的“礼仪”的向外延伸（也许甚至是无意识地延伸，这就更糟！），而前些年，包括“对内”的一些非常庄严的场合，也老有此类“旗袍小姐”来往穿梭，还美其名曰“带路”！
现在，里里外外，越来越多的人都在谈论着“中国”，从“接轨”到“中国崛起”乃至“中国威胁”，都似乎不绝于耳。其实，只要看看这世博会中国馆的设计和包装，就知道我们实在还差得天远地远。不是因为还有几亿农民拖后腿，而是因为连搞“前沿艺术”的，其实也都还没有搞明白这“世界”究竟是怎么回事,甚至也没有弄清楚“中国”究竟是怎么回事。
路漫漫兮其修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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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儿题中的“中国之迷”，非是指外国人的“神秘东方”之迷或“古老中国”之迷一类，而是特指在国外场景中的中国人眼中、心中的那一个特殊的祖国之迷。
到爱知看世博会，同行诸位除社会学者外，还有研究城市经济、城市地理和城市生态的人士，大家对中国的环境问题以及二○一○年的上海世博会都心存牵挂，因此想去看一看，今年的中国馆，办得怎么样？就像事前被告知的那样，那些人气高的展馆，需要在几周前甚至几个月前预约，又因为那天正逢周末，结果，许多展馆前都排着令人绝望的长队。
当我们走到亚洲展区的最里端，迎面看到的首先是韩国馆――五彩缤纷的八卦、蝴蝶图案，醒目显眼。那门前场上，密密匝匝地排满了等候入场的人，队伍弯来又折去，望不见终端所在。这时候，我们转过身来，蓦然发现，中国馆就在我们的右边――炎炎烈日下，眼前彤红一片。门前，没有一个人排队。
那次参观中国馆的经历给我们留下的感受，说实话，到如今我都很难用恰当的话语来表述。事实上，那一天和那以后，提到中国馆，大家翻来覆去说得最多的，是一句疑问：“怎么会是这样？！”这在当时似是诧然，到后来更像是一种困惑。
现在我觉得，也许有必要将这件事和一直以来我心中的那个“中国之迷”放到一起来想一想了：令我们在国外场景中感到难堪的那个“中国”，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什么让我们难以面对？这一个“中国之迷”，主要并不是有关“现实的中国”应该是什么、实际是什么的问题，而是在国外一些特殊场景中“被展示的中国”应该是什么、实际是什么的问题。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对其感到不适，多半是因为觉得在那样的场景中它不应该是那个样子。这事首先涉及到了常识。从价值观念、专业知识到操作技术的各个层面，总有哪儿出了些差错，不是展示者，就是观看者，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作为一个具体的场景，世博会是个什么样的平台？往简单里说，它只是个国际秀台。往复杂里说，学问家们已经有大量的分析和定义，诸如“帝国主义的庆典”、“被观赏的产业宫殿”、“被展示的商品世界”、“被演出的消费文化”（吉见俊哉：《博览会的政治学――视线的近代》）……有关世博会的哲学、政治学以及运营策略学等等的学术研究，已经形成蔚为可观的“世博学”。
自一八五一年英国伦敦举办第一届世界博览会起，产业帝国、博览会都市……世博会曾在现代世界历史上构建起一连串象征“发达”、“现代”的特殊符号。魔幻般的世博效应不仅成功地将欧美产业帝国及其商品、生活方式有效地推向了全世界，也使得后起的各国，将承办世博会当作了挤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成人仪式。
但是，世博会自身，却一直面临着它如何存续和转变的种种问题。一些国家和城市对通过世博会来展示国家/都市地位的方式逐渐失去兴趣（如东京就在一九九五年决定放弃申办世博会），而产业与商品，也已经有了更便捷的广告全球的新手段。不仅如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西方世界，世博会的哲学理念和文化价值还受到了来自知识界的清算。一些学者对世博空间中蕴含的社会进化论的、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性，以及民族学意义上的集落展示、国家主义的表现等做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这使得世博会开始面对如何获得普遍意义上的价值认同这一要害问题。
作为对世博会鸡肋化危机的应对，早从一九三三年的芝加哥世博会开始，主题公园的方式就被导入了世博会，对各种新生活理念、新消费方式的推广成了世博会的主要内容。同时，企业也逐步取代国家，成为世博会越来越重要的主角。因此，我们看到，本次爱知世博会上，绿色成了最基本的元素，各个展馆都在大自然风光（国家形象、旅游资源）、环保的生活方式（传统的或后现代的多元文化），以及节能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企业战略）上大做文章。即使是非洲、南美洲的一些经济欠发达国家的小展馆、多国合租展馆，在捉襟见肘的空间里，那些丰富的自然/人文资源和奇妙的构思设计，也多令我们感动不已。
尽管如此，现实中，世博会还是不断受到来自世界各国民众的反对和抵制。随着战后各国内部“国家―企业―社会”关系的变化，尤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人们对全球化趋势和城市主义意识形态的反弹、反思，民众不再只是世博庆典的被动的观看者，人们以自己的方式对世博会做出反应。几乎每一届世博会的举办都是主办各方与所在社会互动博弈的过程。典型的如一九九五年世博会，最初由维也纳政府争得了承办权，却遭到了维也纳市民的激烈反对，实施公民投票表决的结果，是反对者获胜。尽管当时世博工程已经开始动工，维也纳主办方最后还是不得不将这次世博会的承办权交还给了BIE（博览会国际事务局）。那一届世博会遭遇了流产的命运。
这一次，在日本的爱知县，同样也出现了民众的反对运动。爱知县的一些县民和社会团体，为抵制世博会在爱知的举办进行了持续多年的抗争努力。反对者曾征集大量签名，多次向县知事和县议会提出“直接请求”，要求在全县实行“县民投票”，由县民公决爱知是否该承办二○○五年的世博会。几次请求都遭到了知事和议会的否决。二○○五年世博会在爱知的如期举办，意味着反对运动的失败。不过，民意的表达，对本届世博会决策过程的影响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本届世博会的主题，最初是以拉动住宅建设为主旨的“技术•文化•交流”，后来改成了地球环保。会址的选择和会场的设计也一再被调整，最后基本上是以对当地居民生活环境的最小破坏为原则和条件。我们在长久手会场看到，设立在山林（本为“青少年公园”）中的世博会场，几乎所有展馆都是环保的临时性建筑，连场内主干道也由木条铺设而成，随着博览会的结束，它们都将被撤除。为了获得爱知县一般市民对这次世博会的认同和支持，世博会的主办者煞费苦心，不仅巧妙地将地名与主题组合一起，给本次世博会起了一个颇有特色的爱称，叫“爱•地球博”，还宣称“市民参与”是本次世博会除环境保护主题以外的另一个主旨。
当然，承办方及其相关的利益团体依然会是最大的赢家。中部国际空港的建设是爱知当局的重要目标之一，从“爱地球”的新主题中提炼出的“节能”、“绿色”等口号，也不难满足政府的政绩需要和各大企业的新产业开发、新商品推销的需要，甚至各种农业团体的生存需求。尽管如此，民间社会的反对活动无论是对世博会还是对当地社会，都将留下多方面的深刻影响。以爱知教育大学名誉教授影山健为代表的“爱知世博中止会”在他们的意见书中，从哲学层面的世博理念（包括世博的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和主题的文化哲学）到本次世博会操作层面的现实悖论（以保护环境的名义破坏环境、以振兴区域的名义牺牲县民生活、以市民参与的名义破坏民主制度、以自然睿智的名义推行产业主义）等，提出了系统的质疑和批判。这样的思想和声音，事实上，也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世博常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国际常识有时并不通用于所有的国家。现在让我们回过来看看世博会上的那一个“中国之迷”。在长久手的青山绿水之间，在这个以地球、自然、环境保护为主题的世博会上，当我们与中国馆那扑面而来的大红色块猝然相遇时，真的有点无所适从。虽然那是我们最熟悉的色彩。
中国馆虽是以“自然、城市、和谐――生活的艺术”为分题目，“文明大国”的气派，仍是它突出的风格追求。一千六百二十平方米的占地面积，属于本次正式参展国的最高级别。长方形的建筑四角方正，正面廊内是龙的图案。高高的大红色装饰板上，雕刻着同样为大红色的天干地支十二生肖。主厅内，四周高大的墙壁上，从底端到顶端，全部以暗绿氤氲的古青铜器色为基调，上面印满了被放大或被缩小了的各色各样的出土文物图案，间或有几处可以伸缩的汉字活字装置。整个展馆，从里到外，从色彩、音响到展示物（如侧室里的紫檀斋和出口处的工艺商品区），无不由最典型的“中国”元素组合而成。置身其间，宛如进到了国内哪个博物馆，或是上海豫园的哪家旅游商品店。
说中国馆全都是传统文化的符号，也不尽然。主厅的四周，放着十多台电视机，里面播放的，全都是反映中国发展、崛起的“现代的”景象：高楼、时尚……居然还有跻身美国NBA的小超人姚明！记得我们一位同事曾脱口说道：“这应该是下届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呀！”
最令人费解的，是宽广的展馆主厅中央，空荡荡一片，地上散坐着几十个男男女女。开始我们搞不清这些人是走累了进来歇息的，还是因为不耐外面热辣辣的日头而到里面孵冷气来了？后来才知道，大厅里有定时开始的中国民族音乐表演，那些坐在地上的是等待开场的观众。
“怎么会是这样？”带着疑问，回国后，我上网找到世博会介绍，这才了解到，这一次，中国馆的宗旨是通过介绍中华文明，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智慧”。具体来说，是通过展示中华文明几千年的演变脉络，让观众了解中国“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传统哲学思想，以及“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诗的境界。材料还介绍说，在中国馆里有一组名为“生命之树”的艺术装置，它与乐队的表演，一起构成光与影、音乐与歌声的组合，共同酝酿中华文明与天地共生的氛围……
可惜吾等愚笨，在馆内竟没能看出来，厅内挂着的那些绿色片状物原来是集“传统的宣纸制造技术和现代的映像投影技术”于一体的、寓意深远的“生命之树”，也没能在馆内睹物寄情而为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及诗情画意所陶醉。不知那些慕名而来或顺便拐入的日本的男女老少或其他的外国人，在里面会看到、感受到些什么？
于是在网上寻看日本人的评论。在各种BBS和Blog里，不难找到日本网民的世博观感。讲到中国馆的却不多，偶有提及也多三言两语一带而过。倒是见到一个有些仇华色彩的主帖，在专门议论世博会上的中国馆。谩骂其实是不具有什么杀伤力的，可有些跟帖对中国馆的主题以及设计所做的评论，不乏针对性，读来令人气噎。诸如“去看过了，空空荡荡”，“中国馆与这次世博的主题有什么关系？！”“只有‘中国’的介绍，全不见关于自然的智慧和与环境的关系”，“内容空洞，敷衍了事”，“二十一世纪的感觉呢？”“空间使用的方法太浪费了”，“中国人真的就没有一点建筑意匠了吗？”“除了空间面积，里面什么也没有，这不就是中国的现状吗？”“上次德国汉诺威世博会上，中国馆也是四方形的建筑、万里长城的照片”，“中国馆对这次世博会其实并没有兴趣，全是些上海世博会的宣传”……
不消说，世博会与国家间关系或民族情绪都脱不了干系。我们当时也曾试图以“民族关系”来说明中国馆里面的单调无物和门前的冷落。但是政治解释不了一切，紧挨着的韩国馆就是现成的例子。还是那个问题：在世博会这样一个国际展场上，“被展示的中国”，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直截了当地说吧。自我神秘化以及对中国符号的滥用，是本次世博会上、也是许多国际平台上的“中国之迷”的共通的特征。这其中，透出有自卑与虚骄的心态，更表现出了傲慢又功利的惯习。
讲到这里，不能不提到中国馆的民族音乐表演。从现场情形和资料介绍看，“女子六人乐坊”是本次中国馆的招牌节目之一。本来，在日本大红大紫的“中国女子十二乐坊”尚属艺术创意、商业运营的范畴，但后来张艺谋将其改头换面搬上奥运会闭幕式，却是对中国符号的滥用！那在中国并不存在的超短裙式旗袍的创制和使用，是以色诱方式招徕外国人、将中国元素自我妖魔化的一个恶例。这一次，中国馆东施效颦般地搞了个女子六人乐坊。借“十二乐坊”的效应，应该是招来了一些日本人。据网上介绍，曲子主要是《四季歌》、《茉莉花》（又是《茉莉花》，在奥运会闭幕式上它就响起过两次）等，还有电影《少林寺》的主题曲。这些，就是令中国人骄傲到要不分场合、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展示给全世界的“中国的”优秀文化？
女子乐坊，还有茶室小姐、时装女模特儿，这些，都是本次中国馆展示活动的重要内容。对此，一些日本人津津乐道，戏称其为“美女军团”。但也有认真的日本人，直率地批评道：那些袒胸的模特儿，还有穿着深开衩旗袍的小姐，“太色情了！”
在这里，作为“被展示的中国”的策划人，忽略了另一个基本的国际常识：普通的市民，是“中国”在许多国际平台上必须要认真地、真诚地面对的最重要的观众。我们的决策者在国内通常不习惯这个。但是，跨出国门，就可能成为问题。以这次世博会为例，平心而论，中国馆不能说真的是“敷衍了事”。“外事无小事”，中国一向是拿国际交往的事当大事的。从本次世博会上中国馆的表现来看，无论是场地规模还是活动内容（常例展出外，中国十三个省市都去世博会举行过特别的宣传活动），钱没少花，着力也不小。但是，问题在于，中国在许多国际平台上的展示活动，主要是以外国政要和作为“投资者”或“消费者”的外国人为假想对象的。与此相对照，对于普通的、一般意义上的外国市民，他们的需要与感受，其所在社会普遍的价值与规范，“中国”往往是忽略不顾的。中国馆内“空空荡荡”，说穿了，是因为中国馆的操办者们不习惯、也没有耐心将普通的外国民众（很多参观者是孩子）当作真正的观众和服务对象。
另一方面，他们也并没有把中国的民众认真当回事。无论对外或对内，“中国的”国际形象应该是什么样的、实际又是怎么样的，这自有有关部门来负责定义并告知国人。这些年来，以开放为标榜的“中国”，虽然在全世界四处亮相，骨子里依旧是关起门来自成一统。从目的到效果，自创意至评价，自始至终，大致算是自产自销，自娱自乐。竟也似皆大欢喜，每每都能圆满收摊。外国人的议论，可以充耳不闻；本国人的坊间酷评，只当是无。
倘是在国内，或是在国外的其他场合（譬如唐人街），我们对于组织者如何作为、中国符号怎样被利用，还可以视而不见，或者“他是他、我是我”地撇清干系。但是，在国外，面对那一个具有正统象征意味的“中国”，我们通常很难超脱。“中国”有时是一个国家，有时是一种文化，或者是一个民族、一种血脉因缘，你没法不介意。不仅因为内心里会有认同，还因为你知道，无论你自以为是什么，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在外国人眼里，那些个“被展示的中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中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之迷”的另一端，正是我们这些不满又无奈的身为中国人的观看者。
遗憾还在于，虽然我们可以试着将这些个“被展示的中国”理解成、想像成一种虚拟的空间，它只是国际间的一种游戏，仅此而已，但我们深知，这一类虚拟的“中国”，正是这个国家种种真实状况的投射。自豪又屈辱的民族记忆，落后的现状和对国家/都市地位的强烈诉求，以西方为参照的身不由己和对西方价值的抵制冲动（夹杂着在“传统”和“后现代”之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尴尬？），还有“正在迅速崛起”的自我期许，对国际常识的隔膜，以及人们对国家或多或少的一体化欲求，等等，都构成了“中国之迷”的深刻背景。
或许可以说，这一个“中国之迷”，其实就是一百几十年来一直困扰着中国人的“中国之魅”。这是一种有关认同的困惑：当自己的国家与文化被展现在世界面前时，关于“中国”到底应该是什么、实际是什么，这其间的种种落差，让我们难以面对。
二○○五年九月于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
陈映芳
读书->200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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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手记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读文章（或写文章、编文章），有时候反而是在不经意间读到（或写出、编出）比较令自己喜欢的。《读书》几乎每期都有“短长书”，其中的一些文章，作为编者，我往往比较喜欢。这本来没有什么可说的，文章各样、读者各异嘛，即使同一个读者在不同时候也有不同口味呢，何况还有作者对于把自己的文章编入“短长书”还很有意见。但至少，一年将尽，读着《世博会上的“中国之迷”》，想了很多很多。我这一年，碰到听到不少涉及中外关系、中国形象、中国经验乃至“中国模式”的文章和事情，我甚至也与朋友一起编过一本《“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的文集，但老实说，很少有这篇《世博会上的“中国之迷”》这么让我难眠的。
“中国形象”说得小一点是个面子上的事，说得大一点是与今后的发展道路密切攸关的事。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自己怎么看自己，都不是小事。一些好心人总喜欢把自己说得很美好很富裕很发达，或生怕别人把自己看低了，于是就按照自己的主观设想，大喊大叫，大红大紫，殊不知，一相情愿（更不用说浮夸虚夸）其实是没有用的，一旦要走出去（拿出去）让别人看，就有个怎样入境随俗的问题。
进而言之，今天我们再也不能关起门来自说自话了，中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世界之一部分，一些所谓“对内”的做法，也直接影响到“对外”的形象。例如文章中说的“超短裙式的旗袍”，其实就是这些年国内惯用的“礼仪”的向外延伸（也许甚至是无意识地延伸，这就更糟！），而前些年，包括“对内”的一些非常庄严的场合，也老有此类“旗袍小姐”来往穿梭，还美其名曰“带路”！
现在，里里外外，越来越多的人都在谈论着“中国”，从“接轨”到“中国崛起”乃至“中国威胁”，都似乎不绝于耳。其实，只要看看这世博会中国馆的设计和包装，就知道我们实在还差得天远地远。不是因为还有几亿农民拖后腿，而是因为连搞“前沿艺术”的，其实也都还没有搞明白这“世界”究竟是怎么回事,甚至也没有弄清楚“中国”究竟是怎么回事。
路漫漫兮其修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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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儿题中的“中国之迷”，非是指外国人的“神秘东方”之迷或“古老中国”之迷一类，而是特指在国外场景中的中国人眼中、心中的那一个特殊的祖国之迷。
到爱知看世博会，同行诸位除社会学者外，还有研究城市经济、城市地理和城市生态的人士，大家对中国的环境问题以及二○一○年的上海世博会都心存牵挂，因此想去看一看，今年的中国馆，办得怎么样？就像事前被告知的那样，那些人气高的展馆，需要在几周前甚至几个月前预约，又因为那天正逢周末，结果，许多展馆前都排着令人绝望的长队。
当我们走到亚洲展区的最里端，迎面看到的首先是韩国馆――五彩缤纷的八卦、蝴蝶图案，醒目显眼。那门前场上，密密匝匝地排满了等候入场的人，队伍弯来又折去，望不见终端所在。这时候，我们转过身来，蓦然发现，中国馆就在我们的右边――炎炎烈日下，眼前彤红一片。门前，没有一个人排队。
那次参观中国馆的经历给我们留下的感受，说实话，到如今我都很难用恰当的话语来表述。事实上，那一天和那以后，提到中国馆，大家翻来覆去说得最多的，是一句疑问：“怎么会是这样？！”这在当时似是诧然，到后来更像是一种困惑。
现在我觉得，也许有必要将这件事和一直以来我心中的那个“中国之迷”放到一起来想一想了：令我们在国外场景中感到难堪的那个“中国”，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什么让我们难以面对？这一个“中国之迷”，主要并不是有关“现实的中国”应该是什么、实际是什么的问题，而是在国外一些特殊场景中“被展示的中国”应该是什么、实际是什么的问题。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对其感到不适，多半是因为觉得在那样的场景中它不应该是那个样子。这事首先涉及到了常识。从价值观念、专业知识到操作技术的各个层面，总有哪儿出了些差错，不是展示者，就是观看者，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作为一个具体的场景，世博会是个什么样的平台？往简单里说，它只是个国际秀台。往复杂里说，学问家们已经有大量的分析和定义，诸如“帝国主义的庆典”、“被观赏的产业宫殿”、“被展示的商品世界”、“被演出的消费文化”（吉见俊哉：《博览会的政治学――视线的近代》）……有关世博会的哲学、政治学以及运营策略学等等的学术研究，已经形成蔚为可观的“世博学”。
自一八五一年英国伦敦举办第一届世界博览会起，产业帝国、博览会都市……世博会曾在现代世界历史上构建起一连串象征“发达”、“现代”的特殊符号。魔幻般的世博效应不仅成功地将欧美产业帝国及其商品、生活方式有效地推向了全世界，也使得后起的各国，将承办世博会当作了挤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成人仪式。
但是，世博会自身，却一直面临着它如何存续和转变的种种问题。一些国家和城市对通过世博会来展示国家/都市地位的方式逐渐失去兴趣（如东京就在一九九五年决定放弃申办世博会），而产业与商品，也已经有了更便捷的广告全球的新手段。不仅如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西方世界，世博会的哲学理念和文化价值还受到了来自知识界的清算。一些学者对世博空间中蕴含的社会进化论的、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性，以及民族学意义上的集落展示、国家主义的表现等做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这使得世博会开始面对如何获得普遍意义上的价值认同这一要害问题。
作为对世博会鸡肋化危机的应对，早从一九三三年的芝加哥世博会开始，主题公园的方式就被导入了世博会，对各种新生活理念、新消费方式的推广成了世博会的主要内容。同时，企业也逐步取代国家，成为世博会越来越重要的主角。因此，我们看到，本次爱知世博会上，绿色成了最基本的元素，各个展馆都在大自然风光（国家形象、旅游资源）、环保的生活方式（传统的或后现代的多元文化），以及节能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企业战略）上大做文章。即使是非洲、南美洲的一些经济欠发达国家的小展馆、多国合租展馆，在捉襟见肘的空间里，那些丰富的自然/人文资源和奇妙的构思设计，也多令我们感动不已。
尽管如此，现实中，世博会还是不断受到来自世界各国民众的反对和抵制。随着战后各国内部“国家―企业―社会”关系的变化，尤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人们对全球化趋势和城市主义意识形态的反弹、反思，民众不再只是世博庆典的被动的观看者，人们以自己的方式对世博会做出反应。几乎每一届世博会的举办都是主办各方与所在社会互动博弈的过程。典型的如一九九五年世博会，最初由维也纳政府争得了承办权，却遭到了维也纳市民的激烈反对，实施公民投票表决的结果，是反对者获胜。尽管当时世博工程已经开始动工，维也纳主办方最后还是不得不将这次世博会的承办权交还给了BIE（博览会国际事务局）。那一届世博会遭遇了流产的命运。
这一次，在日本的爱知县，同样也出现了民众的反对运动。爱知县的一些县民和社会团体，为抵制世博会在爱知的举办进行了持续多年的抗争努力。反对者曾征集大量签名，多次向县知事和县议会提出“直接请求”，要求在全县实行“县民投票”，由县民公决爱知是否该承办二○○五年的世博会。几次请求都遭到了知事和议会的否决。二○○五年世博会在爱知的如期举办，意味着反对运动的失败。不过，民意的表达，对本届世博会决策过程的影响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本届世博会的主题，最初是以拉动住宅建设为主旨的“技术•文化•交流”，后来改成了地球环保。会址的选择和会场的设计也一再被调整，最后基本上是以对当地居民生活环境的最小破坏为原则和条件。我们在长久手会场看到，设立在山林（本为“青少年公园”）中的世博会场，几乎所有展馆都是环保的临时性建筑，连场内主干道也由木条铺设而成，随着博览会的结束，它们都将被撤除。为了获得爱知县一般市民对这次世博会的认同和支持，世博会的主办者煞费苦心，不仅巧妙地将地名与主题组合一起，给本次世博会起了一个颇有特色的爱称，叫“爱•地球博”，还宣称“市民参与”是本次世博会除环境保护主题以外的另一个主旨。
当然，承办方及其相关的利益团体依然会是最大的赢家。中部国际空港的建设是爱知当局的重要目标之一，从“爱地球”的新主题中提炼出的“节能”、“绿色”等口号，也不难满足政府的政绩需要和各大企业的新产业开发、新商品推销的需要，甚至各种农业团体的生存需求。尽管如此，民间社会的反对活动无论是对世博会还是对当地社会，都将留下多方面的深刻影响。以爱知教育大学名誉教授影山健为代表的“爱知世博中止会”在他们的意见书中，从哲学层面的世博理念（包括世博的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和主题的文化哲学）到本次世博会操作层面的现实悖论（以保护环境的名义破坏环境、以振兴区域的名义牺牲县民生活、以市民参与的名义破坏民主制度、以自然睿智的名义推行产业主义）等，提出了系统的质疑和批判。这样的思想和声音，事实上，也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世博常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国际常识有时并不通用于所有的国家。现在让我们回过来看看世博会上的那一个“中国之迷”。在长久手的青山绿水之间，在这个以地球、自然、环境保护为主题的世博会上，当我们与中国馆那扑面而来的大红色块猝然相遇时，真的有点无所适从。虽然那是我们最熟悉的色彩。
中国馆虽是以“自然、城市、和谐――生活的艺术”为分题目，“文明大国”的气派，仍是它突出的风格追求。一千六百二十平方米的占地面积，属于本次正式参展国的最高级别。长方形的建筑四角方正，正面廊内是龙的图案。高高的大红色装饰板上，雕刻着同样为大红色的天干地支十二生肖。主厅内，四周高大的墙壁上，从底端到顶端，全部以暗绿氤氲的古青铜器色为基调，上面印满了被放大或被缩小了的各色各样的出土文物图案，间或有几处可以伸缩的汉字活字装置。整个展馆，从里到外，从色彩、音响到展示物（如侧室里的紫檀斋和出口处的工艺商品区），无不由最典型的“中国”元素组合而成。置身其间，宛如进到了国内哪个博物馆，或是上海豫园的哪家旅游商品店。
说中国馆全都是传统文化的符号，也不尽然。主厅的四周，放着十多台电视机，里面播放的，全都是反映中国发展、崛起的“现代的”景象：高楼、时尚……居然还有跻身美国NBA的小超人姚明！记得我们一位同事曾脱口说道：“这应该是下届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呀！”
最令人费解的，是宽广的展馆主厅中央，空荡荡一片，地上散坐着几十个男男女女。开始我们搞不清这些人是走累了进来歇息的，还是因为不耐外面热辣辣的日头而到里面孵冷气来了？后来才知道，大厅里有定时开始的中国民族音乐表演，那些坐在地上的是等待开场的观众。
“怎么会是这样？”带着疑问，回国后，我上网找到世博会介绍，这才了解到，这一次，中国馆的宗旨是通过介绍中华文明，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智慧”。具体来说，是通过展示中华文明几千年的演变脉络，让观众了解中国“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传统哲学思想，以及“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诗的境界。材料还介绍说，在中国馆里有一组名为“生命之树”的艺术装置，它与乐队的表演，一起构成光与影、音乐与歌声的组合，共同酝酿中华文明与天地共生的氛围……
可惜吾等愚笨，在馆内竟没能看出来，厅内挂着的那些绿色片状物原来是集“传统的宣纸制造技术和现代的映像投影技术”于一体的、寓意深远的“生命之树”，也没能在馆内睹物寄情而为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及诗情画意所陶醉。不知那些慕名而来或顺便拐入的日本的男女老少或其他的外国人，在里面会看到、感受到些什么？
于是在网上寻看日本人的评论。在各种BBS和Blog里，不难找到日本网民的世博观感。讲到中国馆的却不多，偶有提及也多三言两语一带而过。倒是见到一个有些仇华色彩的主帖，在专门议论世博会上的中国馆。谩骂其实是不具有什么杀伤力的，可有些跟帖对中国馆的主题以及设计所做的评论，不乏针对性，读来令人气噎。诸如“去看过了，空空荡荡”，“中国馆与这次世博的主题有什么关系？！”“只有‘中国’的介绍，全不见关于自然的智慧和与环境的关系”，“内容空洞，敷衍了事”，“二十一世纪的感觉呢？”“空间使用的方法太浪费了”，“中国人真的就没有一点建筑意匠了吗？”“除了空间面积，里面什么也没有，这不就是中国的现状吗？”“上次德国汉诺威世博会上，中国馆也是四方形的建筑、万里长城的照片”，“中国馆对这次世博会其实并没有兴趣，全是些上海世博会的宣传”……
不消说，世博会与国家间关系或民族情绪都脱不了干系。我们当时也曾试图以“民族关系”来说明中国馆里面的单调无物和门前的冷落。但是政治解释不了一切，紧挨着的韩国馆就是现成的例子。还是那个问题：在世博会这样一个国际展场上，“被展示的中国”，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直截了当地说吧。自我神秘化以及对中国符号的滥用，是本次世博会上、也是许多国际平台上的“中国之迷”的共通的特征。这其中，透出有自卑与虚骄的心态，更表现出了傲慢又功利的惯习。
讲到这里，不能不提到中国馆的民族音乐表演。从现场情形和资料介绍看，“女子六人乐坊”是本次中国馆的招牌节目之一。本来，在日本大红大紫的“中国女子十二乐坊”尚属艺术创意、商业运营的范畴，但后来张艺谋将其改头换面搬上奥运会闭幕式，却是对中国符号的滥用！那在中国并不存在的超短裙式旗袍的创制和使用，是以色诱方式招徕外国人、将中国元素自我妖魔化的一个恶例。这一次，中国馆东施效颦般地搞了个女子六人乐坊。借“十二乐坊”的效应，应该是招来了一些日本人。据网上介绍，曲子主要是《四季歌》、《茉莉花》（又是《茉莉花》，在奥运会闭幕式上它就响起过两次）等，还有电影《少林寺》的主题曲。这些，就是令中国人骄傲到要不分场合、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展示给全世界的“中国的”优秀文化？
女子乐坊，还有茶室小姐、时装女模特儿，这些，都是本次中国馆展示活动的重要内容。对此，一些日本人津津乐道，戏称其为“美女军团”。但也有认真的日本人，直率地批评道：那些袒胸的模特儿，还有穿着深开衩旗袍的小姐，“太色情了！”
在这里，作为“被展示的中国”的策划人，忽略了另一个基本的国际常识：普通的市民，是“中国”在许多国际平台上必须要认真地、真诚地面对的最重要的观众。我们的决策者在国内通常不习惯这个。但是，跨出国门，就可能成为问题。以这次世博会为例，平心而论，中国馆不能说真的是“敷衍了事”。“外事无小事”，中国一向是拿国际交往的事当大事的。从本次世博会上中国馆的表现来看，无论是场地规模还是活动内容（常例展出外，中国十三个省市都去世博会举行过特别的宣传活动），钱没少花，着力也不小。但是，问题在于，中国在许多国际平台上的展示活动，主要是以外国政要和作为“投资者”或“消费者”的外国人为假想对象的。与此相对照，对于普通的、一般意义上的外国市民，他们的需要与感受，其所在社会普遍的价值与规范，“中国”往往是忽略不顾的。中国馆内“空空荡荡”，说穿了，是因为中国馆的操办者们不习惯、也没有耐心将普通的外国民众（很多参观者是孩子）当作真正的观众和服务对象。
另一方面，他们也并没有把中国的民众认真当回事。无论对外或对内，“中国的”国际形象应该是什么样的、实际又是怎么样的，这自有有关部门来负责定义并告知国人。这些年来，以开放为标榜的“中国”，虽然在全世界四处亮相，骨子里依旧是关起门来自成一统。从目的到效果，自创意至评价，自始至终，大致算是自产自销，自娱自乐。竟也似皆大欢喜，每每都能圆满收摊。外国人的议论，可以充耳不闻；本国人的坊间酷评，只当是无。
倘是在国内，或是在国外的其他场合（譬如唐人街），我们对于组织者如何作为、中国符号怎样被利用，还可以视而不见，或者“他是他、我是我”地撇清干系。但是，在国外，面对那一个具有正统象征意味的“中国”，我们通常很难超脱。“中国”有时是一个国家，有时是一种文化，或者是一个民族、一种血脉因缘，你没法不介意。不仅因为内心里会有认同，还因为你知道，无论你自以为是什么，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在外国人眼里，那些个“被展示的中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中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之迷”的另一端，正是我们这些不满又无奈的身为中国人的观看者。
遗憾还在于，虽然我们可以试着将这些个“被展示的中国”理解成、想像成一种虚拟的空间，它只是国际间的一种游戏，仅此而已，但我们深知，这一类虚拟的“中国”，正是这个国家种种真实状况的投射。自豪又屈辱的民族记忆，落后的现状和对国家/都市地位的强烈诉求，以西方为参照的身不由己和对西方价值的抵制冲动（夹杂着在“传统”和“后现代”之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尴尬？），还有“正在迅速崛起”的自我期许，对国际常识的隔膜，以及人们对国家或多或少的一体化欲求，等等，都构成了“中国之迷”的深刻背景。
或许可以说，这一个“中国之迷”，其实就是一百几十年来一直困扰着中国人的“中国之魅”。这是一种有关认同的困惑：当自己的国家与文化被展现在世界面前时，关于“中国”到底应该是什么、实际是什么，这其间的种种落差，让我们难以面对。
二○○五年九月于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