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教育产业化”座谈纪要
读书->2005年第4期
去年年底，《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与《读书》杂志编辑部共同召开了“反思教育产业化”座谈会。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代表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等参加了座谈。大家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对教育产业化谈了自己的观点。
北京师范大学的劳改声先生首先回顾了教育产业化的过程。他说：教育界大致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讨论教育与市场的关系，具体问题是教育能不能商品化、学校是不是产业等等这样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的讨论基本上是学术性的，对学校的影响并不太大。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大概是一九九五年《教育法》出台的前后，首先是一批中、小学的校长，他们根据自己对学校和市场关系的理解，创造了一些把学校和市场联系起来的办学形式。统计一下，大致有十种：股份制办学、合伙人办学、中外合资办学、集团式办学、校中校、一校两制、转制学校，还有二级民办学院；在浙江创造了政府参股的民办学校以及公立学校的拍卖等等。
与会人员认为，多元化办学或曰教育产业化从理论上说是市场化的需要，实践上大概基于两点考虑：一是资金短缺。有一个统计数字，我们的高等教育每年大概需要投资一千五百亿左右，而财政支出只有七百亿。其中，用于学费支出占四百多个亿。其他的缺口靠社会集资或其他渠道。二是为缓解就业压力，拉动经济而采取的扩大招生。扩招后出现的资金不足和教学设备的严重短缺，只好靠市场运作解决。
教育产业化使上述两个问题暂时性地解决了，这一举措打破了公立学校的垄断地位，引进了竞争机制，提高了办学效率。但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基础教育和社会公正问题；教育质量的评估问题及扩招中出现的腐败现象等等，使许多人对教育产业化提出质疑，甚至认为它是失败的。
基础教育世界银行的汤敏先生认为，在教育这个问题上，首先要解决基础教育的问题。现在中国的基础教育投资远远不够，需要加强投资，应该把绝大部分的钱放在基础教育上。我们总的教育经费比例小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在少量的教育经费里，投在大学里的部分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挤占了义务教育的经费，特别是西部的贫困地区。如果要讲教育投资排序的话，首先应是西部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要做到全免，然后再去做别的。
对基础教育，大家的观点比较一致，认为保证基础教育是最基本的，因为这涉及到千千万万普通孩子受教育的权利，作为基本权利，就不存在富或穷，没钱就不能上的问题。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如不解决会进一步扩大贫富差别。
对基础教育的资金来源问题，基本观点是，基础教育经费可以考虑由省政府或中央财政解决。只有中央和省政府才有能力把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负责起来，县、乡两级财政，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县、乡两级财政恐怕承担不起。有研究者算过，如果西部的小学、初中全部免费，大概需要拿出六七百亿元。
社会公正北航的一个学生说，一九九六年我上高中时学费是二百九十元。三年后是六百元，翻了一番。现在要拿一千二百九十元，又翻了一番。超过了我们国家二十年GDP的增长速度，二十年GDP的增长翻了两番，可这十年高中部分的学费翻了四番。一九九六年我们招生是六个班，现在是招二十个班。其中，50%―60%的学生是计划外招生，要拿高学费，三千到五千元，甚至六千元不等。而计划内招生只占40%。
这组数字意味着很多没钱家庭的孩子被教育的“市场机制”断送了学业。这是不是一种社会不公？教育产业化后，我们的媒体频频报道，学生拿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却因交不起学费而弃学，更有甚者学生家长为交学费卖血等等。这种状况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社会不公，对社会来说是个损失。北大教育学院的一位老师说，一次，在英国开会的时候，渣打银行的行长说，你们计划经济体制下还是有一套做法的，能够把不管是 出身贫寒，还是出身富裕的孩子，只要有能力的都选拔出来，接受高等教育或比较好的教育。而现在呢？一边是在扩大机会，一边是以支付能力为基础。如果付费能力低下，即便是很聪明的孩子，也没有得到教育的机会。这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种损失。
汤敏先生提出， 解决贫困学生上大学难的根本出路，就在于要把学费拉开距离。国家对大学投入的资金相当大，可是贫困的大学生还是上不起学。其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对大学生的补助是一刀切，国家投了钱，但是没有起到效果。所以对贫困学生的补助标准应该有所区别。
扩招一方面给更多的学生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另一方面是在就业市场上大量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而用工单位又苦于招不到人。特别是一些技术性强的工作，像高级技工等等。我们的专业设置不是根据社会的需要，引导学生，而是根据学生市场的寻求设置专业。北航的学生说，我是学火箭发动机的，就业口径很窄，由于毕业找不到工作只好读研。这个领域需要的研究人员也相当有限，而历年累积起来的研究生人数已经很多。所以感觉就业前景黯淡。
最近有一个现象，许多学校为吸引学生，制造虚假的就业比率。学生一毕业就填写一张所谓的三方就业协议，其实，根本没有接收单位。
一位老师表示了另一种担心。目前，学校用就业作为吸引学生的手段，学生则把大学文凭仅仅作为谋生和寻找职业的一个门槛、一个资本。这种实用主义风气对我们将来整个的教育、国家的未来会产生很不好的影响。大学生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核心竞争力，现在大学生的教育，在性格和品德的培养上面很令人担忧。
教育腐败这两年，大学腐败据统计上升许多。最典型的当属发生在北航的庞宏冰事件和西安几所大学的丑闻。利用学生和学生家长迫切要求上大学的心理高收费、乱收费，损害学生利益，破坏学校声誉，造成的影响极其恶劣。
公办的高等教育学校中的校中校，即所谓的独立学院，变成了圈钱的学院。它的收费不是明码标价而是暗箱操作，没有统一的标准，空间相当大。这种操作的不规范，也是造成教育腐败的一个因素。
从整个社会背景来看这个问题，就是这些年膨胀了的物质欲望和制度上的缺陷使一些人把教育产业化作为自己牟利的工具。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这叫目标置换。把原来生产知识的目标变成了赚钱的手段！
教育到底要不要产业化？教育产业化的确带来了许多的问题，那么，如何解决？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唐灿说，从经济学的角度划分，教育隶属于第三产业，属公共领域。这些领域承担着很多的社会功能、社会目标任务。这些社会目标要通过政府的行政手段来实现。现在的美国和英国，教育的主体是公办，虽然有些私立学校，政府也要通过财政、税收等手段对它的行为进行干预。美国的斯坦福大学是私立学校，它就不能成为一个盈利性的机构，因为它要接受社会的捐赠等等。在中国，私立学校或民办大学，不能以盈利作为第一目的，其首要目的应该是社会公共目标。政府要保证他们的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如果不能实现，政府就要干预。教育作为公共政策领域，是不可以随意的产业化的。
北师大的劳先生认为，教育产业化已经是一个事实，所以现在的讨论不是教育要不要产业化的问题，而是如何面对这个市场，如何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比方说，教育领域是不是可以分层。分为公共性质多一些的义务教育和非公共性质明显一点的非义务教育两个层面。义务教育领域由政府来做，由国家通过税收来解决。像职业培训，包括高等教育，可以更多的引进市场的做法。
改造和治理学校乱收费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变学校收费为政府收税来解决。非义务教育领域也应该由教育的社会属性决定，不能以利润为目标。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从一九九八年开始高收费，扩大招生后国家开始给大学生无息贷款，解决贫困生的学费与生活问题。但是，学生毕业之后如果找不到好工作，贷款还不了，不仅个人陷入困境，而且商业银行也会出现呆坏账。至于扩招后出现的腐败问题要用规范市场的方式来解决。最后不得不考虑的是，扩招的另一社会性后果是，造成人才大量集中于大城市，可能进一步导致自然资源紧缺。
还有人认为，目前中国教育的问题，是要打破政府垄断。政府垄断了所有的教育资源：选用教材的权利、颁发学位的权利等等。教育垄断破坏了教育目标。教育除了知识的传授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目标，就是塑造人格健全的人。但是由于垄断，这些目标不可能达到。其次，它全方位地摧毁了教育伦理。因为政府的垄断，使得无法在教育领域里面形成自己的科学共同体；没有科学共同体，就无法制约本领域所有从业者的职业道德。再次，因为大学丧失了这种学术自由，就不可能产生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
中国政法大学的张帆先生说，现在的关键是政府的政策目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教育经济学家说，如果从学术的角度去考量中国的《民办教育促进法》，这是一个专业程度和透明化都不高的法律。这位教育家提出考量教育的四个标准值得我们参考：一是教育能不能提供更多的选择性；二是教育的效率；三是教育的公平性；四是教育的方式、教育资源的配置是不是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具有凝聚力。对照这四个目标，我们的教育，至少在政府层面上政策目标更多的是考虑资源的不足，而不是解决效率问题。而对于公平性问题、对于学校的选择性问题，对于社会的凝聚力等方面的问题，考虑得更是远远不够。
再看政府的政策工具也非常单一。作为政策工具，政府在教育领域至少有三种方式可以使用：一种是管制方式。政府作为一个公共角色，可以通过制定各种各样的法律、条例进行管制。二是财政的手段。通过各种各样的财政手段，调节市场。三是公共设施的建设。这方面政府的管制手段比较多，财政的经济手段显得非常的不足。对照这三种，政府在教育质量的监控方面明显缺位。政策思路是数量目标第一位，大众化目标第一，而缺乏质量的检验。质量检验应是政府实现控制教育市场最核心的一个方面。
在国外，私立大学、盈利性大学也是新出现的一种教育形式，但它们对于盈利性大学，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对其质量进行监控。美国的盈利性大学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联邦政府所提供的对学生的贷款。但一旦接受贷款就意味着学校必须接受中介机构的认证。政府通过这种方式对盈利大学进行监控。
（此次座谈会得到乌有之乡书吧的大力支持和襄助，特此鸣谢。乌有之乡网站：www.wyzxwyzx.com）
读书->2005年第4期
去年年底，《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与《读书》杂志编辑部共同召开了“反思教育产业化”座谈会。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代表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等参加了座谈。大家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对教育产业化谈了自己的观点。
北京师范大学的劳改声先生首先回顾了教育产业化的过程。他说：教育界大致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讨论教育与市场的关系，具体问题是教育能不能商品化、学校是不是产业等等这样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的讨论基本上是学术性的，对学校的影响并不太大。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大概是一九九五年《教育法》出台的前后，首先是一批中、小学的校长，他们根据自己对学校和市场关系的理解，创造了一些把学校和市场联系起来的办学形式。统计一下，大致有十种：股份制办学、合伙人办学、中外合资办学、集团式办学、校中校、一校两制、转制学校，还有二级民办学院；在浙江创造了政府参股的民办学校以及公立学校的拍卖等等。
与会人员认为，多元化办学或曰教育产业化从理论上说是市场化的需要，实践上大概基于两点考虑：一是资金短缺。有一个统计数字，我们的高等教育每年大概需要投资一千五百亿左右，而财政支出只有七百亿。其中，用于学费支出占四百多个亿。其他的缺口靠社会集资或其他渠道。二是为缓解就业压力，拉动经济而采取的扩大招生。扩招后出现的资金不足和教学设备的严重短缺，只好靠市场运作解决。
教育产业化使上述两个问题暂时性地解决了，这一举措打破了公立学校的垄断地位，引进了竞争机制，提高了办学效率。但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基础教育和社会公正问题；教育质量的评估问题及扩招中出现的腐败现象等等，使许多人对教育产业化提出质疑，甚至认为它是失败的。
基础教育世界银行的汤敏先生认为，在教育这个问题上，首先要解决基础教育的问题。现在中国的基础教育投资远远不够，需要加强投资，应该把绝大部分的钱放在基础教育上。我们总的教育经费比例小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在少量的教育经费里，投在大学里的部分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挤占了义务教育的经费，特别是西部的贫困地区。如果要讲教育投资排序的话，首先应是西部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要做到全免，然后再去做别的。
对基础教育，大家的观点比较一致，认为保证基础教育是最基本的，因为这涉及到千千万万普通孩子受教育的权利，作为基本权利，就不存在富或穷，没钱就不能上的问题。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如不解决会进一步扩大贫富差别。
对基础教育的资金来源问题，基本观点是，基础教育经费可以考虑由省政府或中央财政解决。只有中央和省政府才有能力把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负责起来，县、乡两级财政，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县、乡两级财政恐怕承担不起。有研究者算过，如果西部的小学、初中全部免费，大概需要拿出六七百亿元。
社会公正北航的一个学生说，一九九六年我上高中时学费是二百九十元。三年后是六百元，翻了一番。现在要拿一千二百九十元，又翻了一番。超过了我们国家二十年GDP的增长速度，二十年GDP的增长翻了两番，可这十年高中部分的学费翻了四番。一九九六年我们招生是六个班，现在是招二十个班。其中，50%―60%的学生是计划外招生，要拿高学费，三千到五千元，甚至六千元不等。而计划内招生只占40%。
这组数字意味着很多没钱家庭的孩子被教育的“市场机制”断送了学业。这是不是一种社会不公？教育产业化后，我们的媒体频频报道，学生拿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却因交不起学费而弃学，更有甚者学生家长为交学费卖血等等。这种状况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社会不公，对社会来说是个损失。北大教育学院的一位老师说，一次，在英国开会的时候，渣打银行的行长说，你们计划经济体制下还是有一套做法的，能够把不管是 出身贫寒，还是出身富裕的孩子，只要有能力的都选拔出来，接受高等教育或比较好的教育。而现在呢？一边是在扩大机会，一边是以支付能力为基础。如果付费能力低下，即便是很聪明的孩子，也没有得到教育的机会。这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种损失。
汤敏先生提出， 解决贫困学生上大学难的根本出路，就在于要把学费拉开距离。国家对大学投入的资金相当大，可是贫困的大学生还是上不起学。其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对大学生的补助是一刀切，国家投了钱，但是没有起到效果。所以对贫困学生的补助标准应该有所区别。
扩招一方面给更多的学生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另一方面是在就业市场上大量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而用工单位又苦于招不到人。特别是一些技术性强的工作，像高级技工等等。我们的专业设置不是根据社会的需要，引导学生，而是根据学生市场的寻求设置专业。北航的学生说，我是学火箭发动机的，就业口径很窄，由于毕业找不到工作只好读研。这个领域需要的研究人员也相当有限，而历年累积起来的研究生人数已经很多。所以感觉就业前景黯淡。
最近有一个现象，许多学校为吸引学生，制造虚假的就业比率。学生一毕业就填写一张所谓的三方就业协议，其实，根本没有接收单位。
一位老师表示了另一种担心。目前，学校用就业作为吸引学生的手段，学生则把大学文凭仅仅作为谋生和寻找职业的一个门槛、一个资本。这种实用主义风气对我们将来整个的教育、国家的未来会产生很不好的影响。大学生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核心竞争力，现在大学生的教育，在性格和品德的培养上面很令人担忧。
教育腐败这两年，大学腐败据统计上升许多。最典型的当属发生在北航的庞宏冰事件和西安几所大学的丑闻。利用学生和学生家长迫切要求上大学的心理高收费、乱收费，损害学生利益，破坏学校声誉，造成的影响极其恶劣。
公办的高等教育学校中的校中校，即所谓的独立学院，变成了圈钱的学院。它的收费不是明码标价而是暗箱操作，没有统一的标准，空间相当大。这种操作的不规范，也是造成教育腐败的一个因素。
从整个社会背景来看这个问题，就是这些年膨胀了的物质欲望和制度上的缺陷使一些人把教育产业化作为自己牟利的工具。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这叫目标置换。把原来生产知识的目标变成了赚钱的手段！
教育到底要不要产业化？教育产业化的确带来了许多的问题，那么，如何解决？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唐灿说，从经济学的角度划分，教育隶属于第三产业，属公共领域。这些领域承担着很多的社会功能、社会目标任务。这些社会目标要通过政府的行政手段来实现。现在的美国和英国，教育的主体是公办，虽然有些私立学校，政府也要通过财政、税收等手段对它的行为进行干预。美国的斯坦福大学是私立学校，它就不能成为一个盈利性的机构，因为它要接受社会的捐赠等等。在中国，私立学校或民办大学，不能以盈利作为第一目的，其首要目的应该是社会公共目标。政府要保证他们的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如果不能实现，政府就要干预。教育作为公共政策领域，是不可以随意的产业化的。
北师大的劳先生认为，教育产业化已经是一个事实，所以现在的讨论不是教育要不要产业化的问题，而是如何面对这个市场，如何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比方说，教育领域是不是可以分层。分为公共性质多一些的义务教育和非公共性质明显一点的非义务教育两个层面。义务教育领域由政府来做，由国家通过税收来解决。像职业培训，包括高等教育，可以更多的引进市场的做法。
改造和治理学校乱收费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变学校收费为政府收税来解决。非义务教育领域也应该由教育的社会属性决定，不能以利润为目标。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从一九九八年开始高收费，扩大招生后国家开始给大学生无息贷款，解决贫困生的学费与生活问题。但是，学生毕业之后如果找不到好工作，贷款还不了，不仅个人陷入困境，而且商业银行也会出现呆坏账。至于扩招后出现的腐败问题要用规范市场的方式来解决。最后不得不考虑的是，扩招的另一社会性后果是，造成人才大量集中于大城市，可能进一步导致自然资源紧缺。
还有人认为，目前中国教育的问题，是要打破政府垄断。政府垄断了所有的教育资源：选用教材的权利、颁发学位的权利等等。教育垄断破坏了教育目标。教育除了知识的传授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目标，就是塑造人格健全的人。但是由于垄断，这些目标不可能达到。其次，它全方位地摧毁了教育伦理。因为政府的垄断，使得无法在教育领域里面形成自己的科学共同体；没有科学共同体，就无法制约本领域所有从业者的职业道德。再次，因为大学丧失了这种学术自由，就不可能产生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
中国政法大学的张帆先生说，现在的关键是政府的政策目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教育经济学家说，如果从学术的角度去考量中国的《民办教育促进法》，这是一个专业程度和透明化都不高的法律。这位教育家提出考量教育的四个标准值得我们参考：一是教育能不能提供更多的选择性；二是教育的效率；三是教育的公平性；四是教育的方式、教育资源的配置是不是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具有凝聚力。对照这四个目标，我们的教育，至少在政府层面上政策目标更多的是考虑资源的不足，而不是解决效率问题。而对于公平性问题、对于学校的选择性问题，对于社会的凝聚力等方面的问题，考虑得更是远远不够。
再看政府的政策工具也非常单一。作为政策工具，政府在教育领域至少有三种方式可以使用：一种是管制方式。政府作为一个公共角色，可以通过制定各种各样的法律、条例进行管制。二是财政的手段。通过各种各样的财政手段，调节市场。三是公共设施的建设。这方面政府的管制手段比较多，财政的经济手段显得非常的不足。对照这三种，政府在教育质量的监控方面明显缺位。政策思路是数量目标第一位，大众化目标第一，而缺乏质量的检验。质量检验应是政府实现控制教育市场最核心的一个方面。
在国外，私立大学、盈利性大学也是新出现的一种教育形式，但它们对于盈利性大学，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对其质量进行监控。美国的盈利性大学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联邦政府所提供的对学生的贷款。但一旦接受贷款就意味着学校必须接受中介机构的认证。政府通过这种方式对盈利大学进行监控。
（此次座谈会得到乌有之乡书吧的大力支持和襄助，特此鸣谢。乌有之乡网站：www.wyzxwyzx.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