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自我认同困境
吴玉军
个体的困境
在传统社会，几乎每个人的生命世界，都被局限在生活群落和阶层身份的范围之内，其社会地位是既定的。处于稳定秩序当中的个体，通过其在秩序中所处的环节而获得自己的身份感和归属感。
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发展，随着小型亲密社区的逐渐解体，这种外加式的认定不再是个人形成自我认同的可行方式。现代性确认，主体自我是现代性能量的来源和基本表征，主体性原则是自我确证的根本点。无论是经验主义将道德和政治的本体规定为感性的欲望、情感、同情心和自利心，还是理性主义将政治的本体规定为纯粹的理性，无一例外，自我始终居于核心地位。这种自我不易形成共同体所必需的献身精神和成员之间的亲密联系，容易引发个体归属感的匮乏。
首先，现代性将自我视为一种“无负担性的自我”，它消除了种族的、宗教的、历史的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结社在自我认同中的重要性。其次，个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原子式的关系，相互之间充满情感的对话被冷漠的契约关系所代替。最后，面对共同善的消失、个体权利的无限伸张，共同体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丧失了，它对个体所具有的庇护功能成为永久的过去。
现代性的发展经历着一种全球化的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是全球化进程的动力机制和现实基础。其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一主观目的，在客观上促使了“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全球化条件下的价值主体不仅仅是以民族国家为主导的群体或集团，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个体已经更为直接地步入到全球化进程当中，个体的全球性体验正成为全球化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关系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个体参与全球事务的程度也成为全球化深入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
个体的全球性体验对自我认同也产生了巨大冲击。置身于全球化当中的个体，面临着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身份冲突。飘零个体在进入另一个生存空间之前，依据自己所生活的民族国家实际，并通过外在文化的非切身性感受形成了一种理想的自我形象。但作为一个在文化上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体，基于融入新的生活群体的需要，他需要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在原有的话语和叙事中所建构起来的理想形象，转而去追寻他者。这种从自恋情结走向他恋情结的过程，是一个伴随着焦虑和痛苦的过程。面对新的认同对象，原有族群或国家在人们心中留下的烙印是挥之不去的。归属感和身份感的匮乏恰好体现了全球化条件下现代人游牧化生存的基本特征。
归属感的找寻
通过分析我们看到，归属感的匮乏所导致的认同困境，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它使前现代社会条件下以血缘、姻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纽带被割断，情感化的交往被代之以中立化的契约关系。生老病死于其中的温情脉脉的共同体，被代之以具有高度陌生感的社会乃至世界。无疑，从共同体的成员转变为现代国家的公民乃至世界公民，其中必然伴随着一种痛苦的过程。身份的多重化及其不断转换所带来的归属感的匮乏，是现代人在享受自由的同时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多样化的选择、交往空间的不断拓展，与确定感和归属感的相对削弱，构成了现代人独特的生存体验。
无疑，现代化是一个集中化的过程，但这一过程不应当以人际间亲密关系的丧失为代价。一个越发达的社会，应当是一个人们相互关系更加密切的社会。在这一社会当中，尽管个人自由与国家行为之间存在明晰的界限，但在这两极背后，却是人们在次级社群中交往的日益紧密。现代化虽然以其强大的力量摧毁了氏族、村庄、部落等原有的社区机构，但是现代性的维系和发展，同样也需要在新的基础上建构一种新型的亲密化的人际关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回归到前现代社会当中，新型关系的建构应当在现代自由民主社会的宪政框架之内进行，应当是建立在公民彼此之间的对话基础上，通过对话使原有独白状态下仅对每个分别的个人而言的善，转变为对我们大家而言共享的善，从而改变原子化个人主义的封闭现象。借助彼此之间的交流和对话，自我与他者可以得到相互型塑，进而形成一种“既此且彼”而非“非此即彼”的共享式关系。这一点，不仅对于国家范围内的公民建构新的归属感是适用的，对于全球化条件下的个体而言，也有助于他们解决因归属感的削弱所导致的认同焦虑问题。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摘自2005年11月1日《中国教育报》）
吴玉军
个体的困境
在传统社会，几乎每个人的生命世界，都被局限在生活群落和阶层身份的范围之内，其社会地位是既定的。处于稳定秩序当中的个体，通过其在秩序中所处的环节而获得自己的身份感和归属感。
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发展，随着小型亲密社区的逐渐解体，这种外加式的认定不再是个人形成自我认同的可行方式。现代性确认，主体自我是现代性能量的来源和基本表征，主体性原则是自我确证的根本点。无论是经验主义将道德和政治的本体规定为感性的欲望、情感、同情心和自利心，还是理性主义将政治的本体规定为纯粹的理性，无一例外，自我始终居于核心地位。这种自我不易形成共同体所必需的献身精神和成员之间的亲密联系，容易引发个体归属感的匮乏。
首先，现代性将自我视为一种“无负担性的自我”，它消除了种族的、宗教的、历史的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结社在自我认同中的重要性。其次，个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原子式的关系，相互之间充满情感的对话被冷漠的契约关系所代替。最后，面对共同善的消失、个体权利的无限伸张，共同体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丧失了，它对个体所具有的庇护功能成为永久的过去。
现代性的发展经历着一种全球化的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是全球化进程的动力机制和现实基础。其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一主观目的，在客观上促使了“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全球化条件下的价值主体不仅仅是以民族国家为主导的群体或集团，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个体已经更为直接地步入到全球化进程当中，个体的全球性体验正成为全球化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关系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个体参与全球事务的程度也成为全球化深入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
个体的全球性体验对自我认同也产生了巨大冲击。置身于全球化当中的个体，面临着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身份冲突。飘零个体在进入另一个生存空间之前，依据自己所生活的民族国家实际，并通过外在文化的非切身性感受形成了一种理想的自我形象。但作为一个在文化上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体，基于融入新的生活群体的需要，他需要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在原有的话语和叙事中所建构起来的理想形象，转而去追寻他者。这种从自恋情结走向他恋情结的过程，是一个伴随着焦虑和痛苦的过程。面对新的认同对象，原有族群或国家在人们心中留下的烙印是挥之不去的。归属感和身份感的匮乏恰好体现了全球化条件下现代人游牧化生存的基本特征。
归属感的找寻
通过分析我们看到，归属感的匮乏所导致的认同困境，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它使前现代社会条件下以血缘、姻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纽带被割断，情感化的交往被代之以中立化的契约关系。生老病死于其中的温情脉脉的共同体，被代之以具有高度陌生感的社会乃至世界。无疑，从共同体的成员转变为现代国家的公民乃至世界公民，其中必然伴随着一种痛苦的过程。身份的多重化及其不断转换所带来的归属感的匮乏，是现代人在享受自由的同时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多样化的选择、交往空间的不断拓展，与确定感和归属感的相对削弱，构成了现代人独特的生存体验。
无疑，现代化是一个集中化的过程，但这一过程不应当以人际间亲密关系的丧失为代价。一个越发达的社会，应当是一个人们相互关系更加密切的社会。在这一社会当中，尽管个人自由与国家行为之间存在明晰的界限，但在这两极背后，却是人们在次级社群中交往的日益紧密。现代化虽然以其强大的力量摧毁了氏族、村庄、部落等原有的社区机构，但是现代性的维系和发展，同样也需要在新的基础上建构一种新型的亲密化的人际关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回归到前现代社会当中，新型关系的建构应当在现代自由民主社会的宪政框架之内进行，应当是建立在公民彼此之间的对话基础上，通过对话使原有独白状态下仅对每个分别的个人而言的善，转变为对我们大家而言共享的善，从而改变原子化个人主义的封闭现象。借助彼此之间的交流和对话，自我与他者可以得到相互型塑，进而形成一种“既此且彼”而非“非此即彼”的共享式关系。这一点，不仅对于国家范围内的公民建构新的归属感是适用的，对于全球化条件下的个体而言，也有助于他们解决因归属感的削弱所导致的认同焦虑问题。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摘自2005年11月1日《中国教育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