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个比较敏感并且沉重的话题。农民工因为穷，不得不背井离乡，被迫过新时代牛郎织女生活。性学家和社会学者李银河曾大力鼓噪要关注和解决农民工性饥饿的问题，将之看成一个影响社会不安定的因素。诚然，由于工作环境和条件的特殊性，性饥饿的问题在这个群体之中非常普遍，但这种性压力是不是完全没有得到释放呢？农民工自己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在这个问题背后又有多少“潜规则”呢？
其实引起我对这个问题关注的起因，是一次到北京某工地旁边的私人诊所去包扎伤口，骑车路过的时候我摔倒了，刚好就摔倒在那个诊所前面。清洗，包扎，我是个喜欢跟底层群众接触的人，就跟那个看起来很和蔼的私人医生攀谈起来。问了一些诸如收入和服务对象之类的闲话后，我注意到里面坐着一个头戴安全帽肤色黝黑的汉子正在输液。他得了什么病？医生偷偷告诉我：急性淋病。这引起了我的兴趣。在付出了两包香烟，并作出我不是记者、只是感兴趣的承诺后，或多或少对农民工的“性问题”有了初步了解，其中大部分内容是他亲口说的，小部分是我推断的。这只是位于北京的某建筑工地的情况，可能不具有代表性，但也能够说明一些问题。
农民工解决性饥饿，大抵通过以下几种途径：
一、很多农民工是带家属的，有的是夫妻，还有的是一起外出打工的同居者。这在建筑工地比较普遍，因为农民工盖新房的时候，一般是有旧的住房或者拼装房可以居住的，只要有住的地方，再添一套简单的炉灶就可以生活，甚至经济上会更为节省。妻子或同居对象的存在，很大程度缓解了他们的性饥饿，她们平时一般做些家务，也在工地附近卖些小商品或者做针线活补贴家用。
二、有的农民工的“老婆”是公用的。在居住相对集中的地方，总有两三个“随队老婆”，她们是老家一同出来打工的没有技能的劳动妇女，或者是流动在社会上的年老色衰的妓女，公开身份是谁谁的老婆，其实大家都心照不宣。这些女人平时也给大家做饭，洗衣服什么的，晚上就在工地里进行服务，据说收费相当地低。
三、有的农民工的亲戚甚至女儿也加入了“随队”行列。一个工期较长的工程，或者一个较长时期固定在某地工作的施工队，为农民工的亲属和子女来投亲创造了条件。其中的年经较轻的女亲属，如果没有什么特长，再加上天天都可以看到的那些男女勾当的耳濡目染，就被动或者半主动地下水了。年轻有些姿色的，就不但对内服务，也对外服务，主要通过附近的发廊或者私人旅馆联系生意，并成为较为固定的性服务工作者。
四、农民工聚居地，会有很多“站街女”和“野鸡”上门服务。因为相貌或者年龄的原因，她们要价低廉，甚至有20元至50元一次的低价，对于一个急于解决性饥渴的民工来说，这个价钱基本可以接受。一般的情况是，她们先轮流为其他农民工服务，最后为“工头”或者肯出大价钱的农民工“陪宿”。
五、有一些收入较高或者比较讲究的民工会选择每周或者每半月去附近的发廊、旅馆解决需要。据说，每次的消费大概是50元至100元。
六、也有袭击和强暴单身妇女的。但这个问题比较敏感，无从得到材料，有些事也未必就一定是农民工做的。我从报纸上看到，被袭击对象多以单身的中年妇女、贫民区的劳动妇女为主，可能是她们心理承受能力更强，遭侵犯后不喜欢张扬罢。
通过上述事例可以看出，农民工的“性饥饿”问题似乎不能算作多大的问题了，而真正的问题是：因为生活习惯和卫生条件，因为性滥交，因为没钱用好药没钱到正规医院，很多农民工都有性病，有的相当严重。据那个私人医生讲，农民工主要的性病包括：急性淋病，疱疹，尖锐湿疣和阴虱。而这些病，有的是需要长期输用抗生素的，农民工没钱，只能用最便宜的诸如青霉素类的药，倘若治疗一段之后没什么效果，他们也就放弃了，这严重影响了农民工的身心健康，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性病的传播蔓延。还有就是性滥交造成的人性扭曲和道德观念的堕落，这不但影响了他们，也影响了他们的后代。
谁造成了这一切？贫穷固然是根源，但跟整个社会对农民工的歧视，对其精神和生理需要的不重视，以及农民工卫生医疗体系的不健全就没有关系吗？仅从心理上同情，在舆情上关注是远远不够的。很多时候，我们的媒体和领导、专家，只是高高在上地进行呼吁、鼓噪，又何曾稍移尊步，深入农民工之中去了解、倾听他们最卑微最真实的声音呢？哀莫大于此.
其实引起我对这个问题关注的起因，是一次到北京某工地旁边的私人诊所去包扎伤口，骑车路过的时候我摔倒了，刚好就摔倒在那个诊所前面。清洗，包扎，我是个喜欢跟底层群众接触的人，就跟那个看起来很和蔼的私人医生攀谈起来。问了一些诸如收入和服务对象之类的闲话后，我注意到里面坐着一个头戴安全帽肤色黝黑的汉子正在输液。他得了什么病？医生偷偷告诉我：急性淋病。这引起了我的兴趣。在付出了两包香烟，并作出我不是记者、只是感兴趣的承诺后，或多或少对农民工的“性问题”有了初步了解，其中大部分内容是他亲口说的，小部分是我推断的。这只是位于北京的某建筑工地的情况，可能不具有代表性，但也能够说明一些问题。
农民工解决性饥饿，大抵通过以下几种途径：
一、很多农民工是带家属的，有的是夫妻，还有的是一起外出打工的同居者。这在建筑工地比较普遍，因为农民工盖新房的时候，一般是有旧的住房或者拼装房可以居住的，只要有住的地方，再添一套简单的炉灶就可以生活，甚至经济上会更为节省。妻子或同居对象的存在，很大程度缓解了他们的性饥饿，她们平时一般做些家务，也在工地附近卖些小商品或者做针线活补贴家用。
二、有的农民工的“老婆”是公用的。在居住相对集中的地方，总有两三个“随队老婆”，她们是老家一同出来打工的没有技能的劳动妇女，或者是流动在社会上的年老色衰的妓女，公开身份是谁谁的老婆，其实大家都心照不宣。这些女人平时也给大家做饭，洗衣服什么的，晚上就在工地里进行服务，据说收费相当地低。
三、有的农民工的亲戚甚至女儿也加入了“随队”行列。一个工期较长的工程，或者一个较长时期固定在某地工作的施工队，为农民工的亲属和子女来投亲创造了条件。其中的年经较轻的女亲属，如果没有什么特长，再加上天天都可以看到的那些男女勾当的耳濡目染，就被动或者半主动地下水了。年轻有些姿色的，就不但对内服务，也对外服务，主要通过附近的发廊或者私人旅馆联系生意，并成为较为固定的性服务工作者。
四、农民工聚居地，会有很多“站街女”和“野鸡”上门服务。因为相貌或者年龄的原因，她们要价低廉，甚至有20元至50元一次的低价，对于一个急于解决性饥渴的民工来说，这个价钱基本可以接受。一般的情况是，她们先轮流为其他农民工服务，最后为“工头”或者肯出大价钱的农民工“陪宿”。
五、有一些收入较高或者比较讲究的民工会选择每周或者每半月去附近的发廊、旅馆解决需要。据说，每次的消费大概是50元至100元。
六、也有袭击和强暴单身妇女的。但这个问题比较敏感，无从得到材料，有些事也未必就一定是农民工做的。我从报纸上看到，被袭击对象多以单身的中年妇女、贫民区的劳动妇女为主，可能是她们心理承受能力更强，遭侵犯后不喜欢张扬罢。
通过上述事例可以看出，农民工的“性饥饿”问题似乎不能算作多大的问题了，而真正的问题是：因为生活习惯和卫生条件，因为性滥交，因为没钱用好药没钱到正规医院，很多农民工都有性病，有的相当严重。据那个私人医生讲，农民工主要的性病包括：急性淋病，疱疹，尖锐湿疣和阴虱。而这些病，有的是需要长期输用抗生素的，农民工没钱，只能用最便宜的诸如青霉素类的药，倘若治疗一段之后没什么效果，他们也就放弃了，这严重影响了农民工的身心健康，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性病的传播蔓延。还有就是性滥交造成的人性扭曲和道德观念的堕落，这不但影响了他们，也影响了他们的后代。
谁造成了这一切？贫穷固然是根源，但跟整个社会对农民工的歧视，对其精神和生理需要的不重视，以及农民工卫生医疗体系的不健全就没有关系吗？仅从心理上同情，在舆情上关注是远远不够的。很多时候，我们的媒体和领导、专家，只是高高在上地进行呼吁、鼓噪，又何曾稍移尊步，深入农民工之中去了解、倾听他们最卑微最真实的声音呢？哀莫大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