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有“基督徒”为当年列强侵华张目~~转反驳文章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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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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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见:
http://www.comefromchina.com/newbbs/showthread.php?s=&forumid=1068&threadid=473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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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版的“顺民”教材――评袁伟时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

黎阳

2006.2.2.

如今这年头修改教科书成风。日本有人闹着修改教科书,中国也有人闹着修改
教科书。日本鬼子修改教科书,欲证明日本侵略中国“无罪”;中国“精英”
修改教科书,欲证明中国被侵略“有理”。二者遥相呼应,配合绝妙。日本人
修改了日本的教科书还不算,又命令中国人按日本人的口味修改中国的教科书
,删除一切抗日反侵略的内容。他那边一发“最高指示”,中国这里马上有人
闻风而动,坚决照办,删掉了《狼牙山五壮士》。现在又蹦出个中山大学教授
袁伟时,嫌光删除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内容还不够,干脆来了个更彻底的,从
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算总帐,连锅端,全盘否定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全部历史,
超额完成任务。他的那篇《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就是不折不扣的现代版的“
顺民”教材。当年日本鬼子用刺刀逼着中国人当“顺民”。今天却见中国“精
英”用“软刀子”逼着中国人当“顺民”。这也算“与时俱进”。

袁大教授的文章劈头第一句话就是:“21世纪的中国人,面对的是顺之者昌、
逆之者困的全球化趋势。”注意,注意,袁大教授借古喻今给中国人上课了。
说的是历史,讲的是政治;名为“历史教科书”,实为今日“现代化”。文章
从头至尾就一个意思:侵略有理,反抗有罪。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是“先进
生产力”的“全球化趋势”,只能顺,不能逆,“顺之者昌、逆之者困”,反
抗不仅徒劳无益,而且是“反文明、反人类”、“敌视现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
国人以及外来文化”、“极端愚昧”、“正是这些罪恶行径给国家和人民带来
莫大的灾难”。

为什么圆明园被烧了?因为中国人不“顺”,或曰“顺”得太不彻底:居然只
释放缉捕的海盗和水手而拒绝向洋大人道歉;居然敢处死违反条约侵入中国内
地的天主教神甫;居然敢不“忠实履行《江宁条约》的规定”,妨碍洋大人自
由进出中国城市;居然敢对“修改有关的通商条款”这种“平常外交事务”“
一拖再拖”;居然不会处理洋大人在“纯属程序性的最后一步”的“节外生枝
”,不允许洋人公使在中国的领土上自由选择走哪条路;居然不准洋大人的军
舰“大沽口溯白河进京”;居然在受到洋大人的攻击时开火还击……结论:圆
明园被烧是中国人不肯逆来顺受的结果,咎由自取,活该。

袁大教授引经据典,喋喋不休地告诉中国年轻一代的就一个字:“顺”。面对
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人一定得“顺”:俯首贴耳,百依百顺,逆来顺受
,任人宰割。“顺”才有出路,“灾祸是有可能避免的”;不“顺”就只有死
路一条,“结果酿成大祸”。绝对不能有丝毫不满,更不能企图反抗,否则就
是“吃狼奶长大的!”

然而历史实际是这样吗?九.一八时中国“绝对不抵抗”,“顺”得还不够彻
底吗?结果呢?沙基惨案,和平游行的中国人手无寸铁,还不够“顺”的?英
国军队照样向中国群众开枪。“顺”顶个屁用。济南惨案,赤手空拳的中国外
交官居然被日军挖眼舌割耳鼻大卸八块。你再“顺”,再“文明”,再“外交
礼仪”,再“程序正义”又值几何?根本没有宣战,“和平时期”的外国军舰
动不动就在中国内河向中国人口稠密的和平城市开炮轰击:炮轰万县、炮轰九
江、炮轰南京……中国人“顺”来“顺”去,照样“闭门家中坐,炮弹天上来
”。这又是哪门子的“程序正义”?南京大屠杀,几个日本兵就能看押几千中
国人。死难的那三十万同胞“顺”不“顺”?结果呢?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遭
屠杀,难道反倒是因为中国人不“顺”?所有那些死难的中国人究竟是“喝狼
奶长大的”,还是“喝羊奶长大的”?这时候怎么不见袁大教授“奶”不“奶
”的大发议论了?

(伊拉克的萨达姆到后来对美国的一切要求简直百依百顺,连卧室都敞开了让
人家检查有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差让人家解开裤子验裤裆了。这还
不够“顺”吗?那又怎么样?避免了“酿成大祸”了吗?)

读了袁大教授的这些“高论”,不禁令人想起鲁迅的两段话:

“山羊……比胡羊(注:绵羊)聪明,能够率领羊群,悉依它的进止,所以畜
牧家虽然偶而养几匹,却只用作胡羊们的领导,并不杀掉它。这样的山羊我只
见过一回,确是走在一群胡羊的前面,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智识阶
级的徽章。通常,领的赶的却多是牧人,胡羊们便成了一长串,挨挨挤挤,浩
浩荡荡,凝着柔顺有余的眼色,跟定他匆匆地竞奔它们的前程。我看见这种认
真的忙迫的情形时,心里总想开口向它们发一句愚不可及的疑问――
‘往那里去?!’

人群中也很有这样的山羊,能领了群众稳妥平静地走去,直到他们应该走到的
所在。……脖子上挂着小铃铎的聪明人是总要交到红运的,虽然现在表面上还
不免有些小挫折。那时候,人们,尤其是青年,就都循规蹈矩,既不嚣张,也
不浮动,一心向着‘正路’前进了,只要没有人问――‘往那里去?!’

君子若曰:‘羊总是羊,不成了一长串顺从地走,还有什么别的法子呢?君不
见夫猪乎?拖延着,逃着,喊着,奔突着,终于也还是被捉到非去不可的地方
去,那些暴动,不过是空费力气而已矣。’这是说:虽死也应该如羊,使天下
太平,彼此省力。这计划当然是很妥帖,大可佩服的。然而,君不见夫野猪乎
?它以两个牙,使老猎人也不免于退避。这牙,只要猪脱出了牧豕奴所造的猪
圈,走入山野,不久就会长出来。”《鲁迅:一点比喻》

“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
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缠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
?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鲁迅致许广平


中国人实际从来都是喝袁大教授这类“知识精英”们的“羊奶”(或曰“洋奶
”)长大的。所以才会有“绝对不抵抗”,才会有南京大屠杀的任人宰割。从
晚清到民国,中国的“精英”们不都是一直在严格遵照袁大教授们的主张来决
策吗?“勿以小嫌酿大衅”、“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绝对不抵
抗”、“消气外交”……凡此种种,哪样不是百分之百地符合了袁大教授“明
智的选择是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与之正面冲突,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
己”、“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的“理论”?结果呢
?行得通吗?

毛泽东说:“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
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
理,什么书也看。”“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
,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
,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注:注意:当年谓之“维新”,如今
谓之“改革”。换个名词而已。有什么本质区别?)“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
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
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
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一切别的东西都试
过了,都失败了。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们,有些人倒下去了,有些人觉悟
过来了,有些人正在换脑筋。”正因为再喝袁大教授这类“知识精英”们的“
洋奶”也救不了命,所以才有一些先锋队改喝了“狼奶”,“让思想冲破牢笼
”,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面对列强的侵略,毛泽东的主张跟袁大教授的“大顺主义”截然相反:“在野
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
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
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
是纸老虎”、“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兵民是胜利之本”……客观实践检
验的结果呢?抗日战争前的事且不论。1946年“安平事件”,面对美军陆战一
师的武力进犯,样样劣势的解放军照打不误,美军被当场毙伤十几个,半点便
宜没占着。之后美军不但没有象袁大教授之类“精英”断言的那样倾全力出兵
介入中国内战消灭共产党,反而在解放军进军全国时乖乖从上海青岛天津等地
撤走了全部军队。为什么?因为美国人从“安平事件”、“紫石英”事件等一
系列事件中捕捉到了一个准确的信息:毛泽东的军队的字典里没有“绝对不抵
抗”这个词。1949年渡江战役时,还没有海军的解放军用野战火炮照着擅闯禁
区的英国军舰“紫石英”号劈头盖脸就是一顿痛打,光舰长加司令就前后打死
了仨:你胆敢擅闯禁区又不听警告,那就老实不客气。先开炮就先开炮。打了
你就打了你,看你敢怎么着?之后英国不但没有再来一次“英法联军”“火烧
圆明园”,反而赶紧跟新中国谈判建交拉关系。为什么?因为英国人同样得出
了一个正确的结论:虽然英国还是那个大英帝国,但中国已经不是那个“大清
帝国”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不是喝“羊奶”长大的。袁大教授不是说不平
等条约“在没有修改以前,我们仍然不得不遵守它,否则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混
乱”吗?新中国一建国,立刻宣布不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什么外国特权,什
么“程序正义”,统统去你妈的。“造成不应有的混乱”了吗?1950年美军把
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处于绝对劣势的中国照样出兵抗美援朝,一顿痛打把美军
轰回了三八线。得罪了这天字第一号的世界头等强国,天并没有塌下来。1967
年英军在香港新界挑起冲突,解放军不打则已,一开火当场干掉英军42名,揍
得英国人大哭小叫:“中国老虎真地吃人”。1969年珍宝岛冲突,中国为面积
不足一平方公里的的弹丸之地跟绝对优势的苏军大打出手,宁可冒核战争的危
险,也绝不放弃寸土。上述种种中国人哪次不是处于劣势情况下的以弱击强?
袁大教授拼命告诫弱者对强者只能百依百顺,别妨碍洋人自由进出中国城市、
别限制洋人在中国的领土上自由选择走哪条路、别禁止洋大人的军舰在中国内
河自由往来,否则就会“酿成大祸”。即使“一拖再拖”、“纯属程序性的最
后一步”的“节外生枝”都不得了。而喝了“狼奶”的中国人岂止妨碍了洋大
人在中国的横冲直撞,根本就敢迎头痛击一切挑衅,命都要了他们的,更不用
说“赔礼道歉”、“忠实执行”不平等条约了。这比袁大教授战战兢兢总结出
来的种种“教训”严重了一万倍都不止。结果呢?“酿成大祸”了吗?重演“
火烧圆明园”了吗?签定了新的割地赔款的“北京条约”了吗?看看这一切,
再想想中国人九.一八时“绝对不抵抗”的结果,想想中国人南京大屠杀时任
人宰割的结果,历史究竟证明了谁的主张对?毛泽东,还是袁大教授之类“精
英”?

袁大教授口口声声说:“明智的选择是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与之正面冲突
,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己”、“必须千方百计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为国内的改革和建设赢得充分的时间”。他既然号称“历史学家”,那就应该
能够做个统计:从1840年到1911年这晚清七十一年中,中国一共签订了多少不
平等条约?平均多久签订一个?平均每个条约为中国带来了几年“和平的国际
环境”、“为国内的改革和建设”赢得了几年“充分的时间”?“忠实执行”
不平等条约,结果是不平等条约越执行越多,多到再也“忠实执行”不下去。
再算算1911年到1949年这38年中,对外“绝对不抵抗”、继承了满清一切不平
等条约、“严格执行现有条约”的民国政府又得到了几年的“和平的国际环境
”、“为国内的改革和建设”赢得了几年“充分的时间”?最后看看毛泽东创
建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可曾签订过任何不平等条约?中国人从那以来可曾再受
过任何战乱之苦?究竟是谁为中国争取到了“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国内的
改革和建设赢得充分的时间”?是袁大教授之流“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与
之正面冲突”的“大顺主义”,还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针锋相对、
寸土必争”的毛泽东思想?“历史学家”如果连这么大的历史反差都看不见、
想不到、不认帐,那还有什么资格号称“历史学家”?还有什么资格说别人“
合格”不“合格”?

袁大教授大骂义和团“反文明、反人类”、“敌视现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国人
以及外来文化”、“极端愚昧”、“乱杀无辜,烧杀抢掠的野蛮、残忍的罪行
”、“正是这些罪恶行径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是中国人不能忘
记的国耻”,大骂“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是义和团行动的翻版”,并断言
这是“把革命粗鄙化的文化心态”的“错误教育的后果”。他在这里完全颠倒
了黑白。凡有人群的地方,任何时候都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错误倾向或破坏性倾
向。哪国都一样。上次美国洛杉矶大骚乱时,暴徒就专抢外国人,尤其是亚裔
。怎么不见袁大教授谴责这是“盲目排斥外国人以及外来文化的极端愚昧的行
为”?人群中出现自发的破坏性倾向不是要害,当权者如何处理这种自发的破
坏性倾向才是要害。一种破坏性倾向如果能甚嚣尘上压倒一切,必然有当权者
的煽动支持。真正要负责的是煽动支持这种破坏倾向的当权者。中国现在仍然
有跳大神的。你能说中国文化就是跳大神吗?但如果某当官的利用权力公开支
持、宣扬、保护跳大神,跳大神行业必然风靡一时。那么谁应该对跳大神运动
负责?是中国文化中国人,还是利用权力制造跳大神运动的官员?同样,当年
以义和团名义搞的极端行为之所以愈演愈烈,完全是因为满清政府的存心纵容
与蓄意煽动。没有权力机构的引导和支持,那些盲动倾向根本成不了气候。否
则为什么只有北京一带闹义和团,全国其他地区就不闹?为什么就1900年那一
年闹义和团,其他时期就不闹?再战乱、再动荡、再出现无政府状态也不见中
国人自发闹什么义和团、搞什么“反文明、反人类”、“敌视现代文明和盲目
排斥外国人以及外来文化”。可见以义和团名义搞的种种胡作非为根本不是因
为中国人天生的愚昧无知、“文化低劣”,完全是满清政府内部因争权夺利的
需要而故意假借义和团名义制造出来的政治“动乱”。他们又要打击政敌又不
肯负责,所以才用义和团的名义横扫一切,完了事之后一推六二五,把一切责
任赖得干干净净。真正“反文明、反人类”、“敌视现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国
人以及外来文化”、“极端愚昧”、“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的是那
些蓄意把义和团变成政治斗争工具的满清政府,是西太后和大大小小的官吏,
而不是被愚弄被利用被出卖的普通义和团群众。同样,所谓“红卫兵火烧英国
代办处”也是同样性质的政治动乱。毛泽东要发动群众整“走资派”,“走资
派”的对策就是挑动群众互相打成一团,打得越乱越凶狠,就越顾不上整“走
资派”,“走资派”们就越安全。这是其一。更要紧的是“走资派”们蓄意制
造动乱,惟恐天下不乱,惟恐社会不出大乱子。因为乱子越大,对人民群众的
正常生活破坏就越厉害,就越容易引发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走资派”们就
越容易借此证明毛泽东的主张错了,行不通。他们不敢直接反对毛泽东,就故
意把社会搅乱然后嫁祸于人,用这种办法间接反对毛泽东。这是其二。毛泽东
再三再四强调不准整群众,但“走资派”们偏要阳奉阴违。你越说不准整群众
,他们就越制造大动乱,以此证明群众不整不行,专整“走资派”的运动方向
错了。所谓“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正是这样的一种政治权术的产物:你看
,闹得如此无法无天,都闹成明显违反国际法的国际事件了,可见你错了。实
际上毛泽东什么时候允许这样胡闹过?一旦发现这种倾向,立刻采取严厉措施
,抓了鼓动放火的官员。类似事件就再也没出过。可见所谓“红卫兵无法无天
”同样是别有用心的官僚人为制造出来的。如果真如袁大教授说的那样,是“
把革命粗鄙化的文化心态”的“错误教育的后果”,那全国随时随地都会出现
红卫兵的那种“暴行”,而不是单单在毛泽东决心整肃“走资派”的“文化大
革命”那几年才这么折腾。而且可以肯定,如果将来中国决心狠抓贪官,大力
肃贪,贪官们必然会采取同样对策:想方设法搅乱社会秩序,比如制造金融危
机、制造停产、停电、经济混乱,散布“整贪官错误”、“贪官整不得,整了
损失更大”的舆论,借此引起老百姓不满,借老百姓之手制止肃贪。这跟当年
制造义和团和红卫兵“反人类、反文明的罪行”,借此打击政敌是同样的政治
权术、政治阴谋、政治动乱。真正“反人类、反文明”的从来都是那些两面三
刀的贪官污吏和政客阴谋家。他们为了自己争权夺利,不惜故意煽动狂热,制
造事端,搅乱社会。他们才是真正“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的罪魁祸
首,才应该永远受到谴责。

袁大教授们大骂义和团是“拳匪”、“暴民”。不对了。袁大教授自己也承认
,无视国际法、攻打外国使馆是西太后命令干的。这“西太后”是“官”还是
“民”?在山西有组织屠杀外国人是山西巡抚毓贤亲自出马干的。这“山西巡
抚”是“官”还是“民”?北京的辅国公载澜“奉旨会同载勋、刚毅‘统率’
京津义和团”“入人家,大索,得毡布及他物,皆以教民论,扑杀之,虽宗室
大臣不免”。这奉了旨的“辅国公”是“官”还是“民”?袁大教授明明一清
二楚,却故意说:“清政府高级官员及义和团乱杀无辜,烧杀抢掠的野蛮、残
忍的罪行”。注意这个并列联词“及”字。袁大教授用词大有讲究。一个“及
”字就把“清政府高级官员”和“义和团”平起平坐并列到一起,让二者同等
分担“乱杀无辜,烧杀抢掠的野蛮、残忍的罪行”。就这么“见面分一半”,
先把“官”的罪责硬摊给了“民”一半。然后呢?“回头再看义和团,对内,
它是与社会前进方向背道而驰的反动事件。对外,乱杀洋人不但是反人道、反
文明的罪行,也是极端愚蠢危害中国自身利益的暴行。”瞧见没有?袁大教授
的文章到下结论这会儿指责的就只剩下义和团一家了。先是承认一切劣行都是
满清政府煽动纵容指挥指使的,接着来了个“相提并论”,用个“及”字把“
清政府高级官员”和“义和团”拽到一起,而最后算总帐时却是“回头再看义
和团”,只剩下了义和团一家。真正的罪犯满清政府呢?早被袁大教授偷偷摸
摸“无罪释放”了。最后的结论是义和团“反人道、反文明”、“极端愚蠢”
,而不是满清政府“反人道、反文明”“极端愚蠢”。“反人道、反文明”、
“极端愚蠢”等大帽子就这么最终全部悄悄罩到了义和团头上。袁大教授真不
愧学问高深,懂得一步一步偷梁换柱。就这么分步走,不知不觉就把满清政府
的罪责走了后门。实际上,真正“反人道、反文明”、“烧杀抢掠、敌视和肆
意摧毁现代文明”的元凶祸首是义和团民众吗?根本不是,是满清政府,是那
些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这样干并非简单的愚昧无知,而是居心险恶,为了争
权夺利不惜牺牲整个世界。所以说把一切极端行为归罪于义和团、诬之为“拳
匪”、“暴民”不对,这是在替满清政府开脱罪责。既然满清政府的官员以义
和团名义干土匪行径,那就应该说真正的“反文明、反人类”的罪魁祸首不是
“拳匪”,而是“官匪”,或曰“匪官”;不是“暴民”,而是“暴官”。同
理,“文化大革命”时的“走资派”以红卫兵的名义干土匪勾当,他们应该算
是“资匪”。今天的“精英”们以“改革”的名义干土匪买卖,他们应该算是
“改匪”。真正给中国带来国耻的从来不是什么“拳匪”、“暴民”,而是那
些一脉相承、种子绵绵不绝的“匪官”、“暴官”加今天的“精英”“改匪”


袁大教授专骂“暴民”不骂“暴官”,专骂“拳匪”不骂“官匪”,当然更不
骂“改匪”。道理很简单。第一,他自己就是一名“改匪”,现在正在借“改
革”之机篡改历史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服务。第二,他的文章是“顺民”教材,
而不是“顺官”教材(“顺官”无师自通,用不着教)。如果如实承认当年以
义和团的名义“反文明、反人类”的其实是“匪官”,那就没法“论证”中国
人是“劣等文化”“劣等民族”,而只能证明中国的“匪官”是“劣等官僚”
,中国的“精英”是“劣等精英”了。这岂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口口声
声“暴民”“拳匪”地没完没了,就是要给所有中国人都按上个“原罪”:“2
0世纪中国人干了不少‘无法无天’的事,义和团事件是其中的典型。”“文明
程度的高低和野蛮孑遗的大小,决定性的因素是受文化传统和制度制约的自我
净化能力的强弱。”看见没有?袁大教授的提法是“20世纪中国人”,而不是
“满清政府的‘匪官’”。一切罪行都让义和团给包圆了还不算,现在一家伙
把全体中国人都给扫进去了。中国人人都有“原罪”,个个都属“愚昧”。这
下子弄得中国人在世界面前一提义和团就矮人一截:我们的祖先曾经“反人类
”,中华文化曾经孕育出“反文明”的思潮。就凭这个,你还能理直气壮指责
别人的侵略吗?你还能振振有词捍卫中华文化吗?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切罪
行一下子就给比下去了。中国人遭受侵略吃足了亏反而还捞了个“咎由自取”
、“愚昧无知”。纳粹?国搞侵略扩张种族灭绝,全世界包括受害最甚的犹太
人也只说一切都是纳粹党的罪恶,并没有说德国人民“反人类”,德国文化“
反文明”。德国人民也用不着为历史上出了个纳粹党而永远低人一头。而袁大
教授们这么“论证”来“论证”去,“论证”得中国这个被侵略者居然比侵略
者“罪过”还大。不信你看袁大教授们骂谁最起劲:骂法西斯德国?骂日本军
国主义?骂南京大屠杀?还是骂“拳匪”?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位置楞是让他
们给说得掉了个个儿。你说这帮“精英”颠倒黑白的本事大不大?叫他们这么
一“论证”,中国人“劣等”,中国文化“劣等”,文明程度低下,“野蛮孑
遗”巨大,没有“自我净化能力”,所以才会如此“愚昧无知”,才有如此“
反文明、反人类”的罪行。怎么办呢?不吃“狼奶”吃“洋奶”。“全盘西化
”当“顺民”。“走出把革命粗鄙化的文化心态”。彻底忘掉“被侮辱被损害
的屈辱”。“学习西方彻底改革”。“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让理性、宽
容内在化,成为中国人的国民性”。“以理性的态度分析一切”。“冷静、客
观、全面地看待和处理一切涉外矛盾”。乖乖“全球化”。“绝对不抵抗”。
即使使馆挨了炸也要“消气外交”、“战略伙伴关系”,不顾一切一头拱过去
抱住粗腿,扯开嗓子放声高唱“啊,多么辉煌,灿烂的阳光,暴风雨过去后,
天空多晴朗。新鲜的空气,令人精神爽朗。啊,多辉煌,灿烂的太阳。还有个
太阳,比这更美。心中的太阳,那就是你……”

袁大教授指责别人“对一些史料的运用也很不严肃”,他自己呢?岂止“不严
肃”,根本就是随心所欲篡改歪曲。他要“论证”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顺”才
有出路,所以对一切“顺”了仍无出路的例子,比如九.一八的“绝对不抵抗
”;对一切不“顺”却有出路的例子,比如毛泽东的人民民主革命,一概不予
理睬。号称历史学家,却对这么大的历史事实这么明显的历史教训视而不见,
把局部历史的特例总结成普遍性的历史规律,这叫“严肃”?

不仅如此,袁大教授的文章处处搞小动作。指责中国人时各种材料又丰富有精
确,而对颂扬义和团有利、对掩饰外国侵略者的罪行不利之处则不是轻描淡写
,一笔带过,就是来个“材料不足,无法证明”。一说“中国人”如何如何坏
,谁的日记,谁的电文,谁的实录,绘声绘色详细形容场面之恐怖,竭尽全力
描述“中国人”之残暴愚昧。“被杀外国人231名,其中儿童53名”,统计数字
详细精确之极。但八国联军杀了多少中国人呢?绝口不提。为什么?一提就露
馅了。被杀的中国人岂止数以百计?袁大教授只形容“中国人”如何如何残暴
,绝口不提八国联军如何如何残暴,比如使用毒气弹,比如奸污完妇女还要剁
下小脚留做“纪念”,比如把成百上千老百姓赶入死胡同用机枪全部扫死……
在袁大教授笔下,法国神甫马赖干了什么坏事“至今仍是一笔糊涂账”、“直
至现在人们仍无法确定马氏确有该处死刑的哪些罪”。法国天主教堂“没有材
料足以证明它是‘侵略者据点’”。颂扬义和团的歌谣“往往是后人加工乃至
创造的,根本不足为凭”、“找不到可以作为根据的史料”。再有,袁大教授
不承认“义和团避免了中国被瓜分”,因为“战后的瓜分阴谋更没有停止”。
瞧瞧袁大教授这逻辑:“瓜分”与“瓜分阴谋”是一回事吗?“警察制止了小
偷作案”,跟“警察制止了小偷作案阴谋”是一回事吗?因为瓜分中国的阴谋
还存在,所以不能说中国没有被瓜分,这是什么逻辑?能旁明义和团运动使中
国免于被瓜分的八国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的话却只能算“瓦德西个人的观
感”“并不能代表德国的政策”。中国没有被瓜分“只是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
矛盾”。证据呢?对不起,不知道。这就是袁大教授的逻辑:已经有的证据不
算数,算了数的拿不出证据。袁大教授为了抹杀义和团的历史贡献,连这种下
三滥的流氓手法都用上了。他就是如此“严肃”地运用史料的。

袁大教授用尽了一切无赖文法,仍然是“墨写的谎言,决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
”。于是他索性不再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而是撕下一切伪装,赤裸
裸连裤子都不穿了:“如果有人说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者太凶狠了,这等于什么
都没有说”。为什么“等于什么都没有说”呢?因为在袁大教授面前说了也白
说。袁大教授只许说“中国人”不好,不许说帝国主义侵略不好。因为他要为
帝国主义侵略服务。这是他的根本立场。难怪他的文章从头到尾处处都是站在
侵略者的立场上说话。

――
袁大教授先装模作样地承认“火烧圆明园是英法侵略军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
”,然后马上问:“事情为什么会弄到如此地步?”“我们理应冷静地考察双
方的应对得失,吸取教训,让各国人民更好地共处。”莫名其妙。既然是“侵
略军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那“为什么会弄到如此地步”应该问侵略者才
对。让受害者考察什么“应对得失”?能不能“让各国人民更好地共处”是被
侵略者的责任吗?袁大教授这一问一答等于说“各国人民不能更好地共处”是
中国人闹的,一下子就把侵略者的责任推的精光。

――
法国神甫马赖违反条约侵入中国内地只是“错误行为”而不是罪;他干了什么
坏事“至今仍是一笔糊涂账”;“直至现在人们仍无法确定马氏确有该处死刑
的哪些罪”;而“按照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观点,中方无疑理亏”。看,“程
序正义优先”,多么先进的文明,多么无耻的逻辑。犯了罪了倒“程序正义”
了。是非曲直就这样一步一步被袁大教授颠倒过来,有罪的变没罪,没罪的变
有罪了。

――
“引发这次战争的两条根本原因:一是英国政府要求清政府忠实履行《江宁条
约》的规定,其中重要一点是让英国官员和商人可以自由进入广州城。让洋人
进城,现在看来,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修改有关的通商条款,本属平
常外交事务,清政府也一再拖延,加深了双方的矛盾。”“如果照双方的协议
办理,导致火烧圆明园的英法联军再一次入侵是有可能避免。”“谁也没有料
到纯属程序性的最后一步还会节外生枝,招来更大灾祸!”“分歧不是教科书
说的走哪条路进京,而是要英法使者绕个大弯进天津。”“公使走哪条路进京
,真有那么重要,乃至不惜一战?”看看,为了“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
为了“拖延”了“本属平常外交事务”,居然就要发动侵略战争,居然就成了
“引发这次战争的两条根本原因”!因为“走哪条路进京”、“绕个大弯”的
纠纷就要撕毁条约再次开战!随便找个小借口就能撕毁的条约,即使这次不被
撕毁,下次也会被撕毁,而且用不了多久。袁大教授不说侵略者故意寻衅制造
借口发动战争,却反过来处处指责中国人不识时务,就这样一点一点把“火烧
圆明园是英法侵略军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改变成了“火烧圆明园是中国人
愚蠢的不识时务造成的咎由自取的苦果”。这不是强盗逻辑又是什么?

――
“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结
论:八国联军是“正当自卫”,侵略“有理”。

――
“开头,民众与传教士和教民的矛盾令人同情;可是,他们后来的作为远远超
过与外来宗教矛盾的界线。”袁大教授把侵略与反侵略的民族矛盾歪曲成没有
是非的宗教矛盾,一下子就把侵略者的罪行给抹得干干净净。中华民族是世界
上最宽容的民族,历史上几乎从来就没有过宗教战争。犹太民族从来没有被别
人同化过,唯独在中国被同化了,因为中国人从来没有因宗教而歧视他们。有
着如此宗教宽容传统的民族却因“外来宗教矛盾”而闹起了义和团,为什么?
因为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欺人太甚。袁大教授号称“历史学家”,难道连这
点历史常识都没有?

袁大教授动不动就指责别人“错得一塌糊涂”,却不给自己照照镜子。他先大
骂慈禧“专制淫威惹来滔天大祸”,接下来又说:“清政府确实曾派人给被围
困的外国使馆送过生活日用品,这是奉旨公开进行的”,然后结论:“这是清
政府内部理性尚未完全泯灭的表现”。既然是“奉旨公开进行”,那自然是慈
禧指使的。那就是说慈禧“理性尚未完全泯灭”。同一个袁大教授,同一篇文
章,先骂慈禧“专制淫威”,再夸慈禧“理性尚未完全泯灭”。这不叫自相矛
盾?这不叫“错得一塌糊涂”?如此逻辑水平,还有脸指责别人?

义和团的斗争是可歌可泣的。纵有千错万错,反抗侵略不错。有这种反抗精神
在,尽管他们那一代不善于斗争,但后来人终于学会了。袁大教授这号“精英
”千有理万有理,鼓吹“侵略有理”就没理。就凭这条,再高的学问也狗屁不
如。

袁大教授煞费苦心写了这篇当代的“顺民”教材,给中国新一代吞食“变味乃
至有意无意假造的丸丹”,以便培养当代的“顺民”,不愧是洋大人的模范“
顺の民”,“良心大大的”。
 
中国要欢迎强盗来家杀人放火?
评袁伟时的历史观与研究方法

陈立红



  帝国主义列强傲慢地把军舰开到家门口了,我们怎么办??人民怎么办?国
家怎么办?这是发生在150年前的事情。在150年后21世纪的今天,一个叫袁伟时
的中山大学教授在苦口婆心地教导我们,知道打不赢人家,就欢迎强盗来家里杀
人放火,它要杀你的时候你不要反抗,以免一下杀不死还得给你再来一下干受尽
疼;它强奸的时候你不要反抗,这样会舒服一点…………这是我看了袁伟时的《
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这篇长文后的直觉,心里很不平静,极为难受。我实在想
不通,一个74岁的老人,一个老教授,怎么会写出这样哗众取宠的浅薄文章呢?
难道他真的老糊涂了吗?看他如此鸿篇巨制,分明又精明透顶??文章的开头与
马立的“新思维”的开头如出一辙,看似漫不经心,实则精心炮制,既可以哗哗
地争大把的稿费,又可赚得“思想家”的美名,还显得自己比编教科书的专家们
高明……


  其实,袁教授的这种高论,并不新鲜。在3年前就有一些所谓的历史学家曾抛
出“岳飞不是民族英雄”这样怪论,吓唬过国人,遭到网民一致臭骂。当时,鄙
人忍无可忍,也作了一块砖头《民族英雄与历史的前视点和后视点问题》(见人
民网)狠狠地拍了这般家伙一下。没想到几年过去了,这股“学术逆流”不但没
有烟消云散,反而又卷土重来,而且是在《中国青年报》上整版发表,耀武扬威
,大肆贩卖。上一次是假借教育部修改教材之名,这一次干脆在全国大名鼎鼎的
《中国青年报》上来个全面亮相,真是历史有惊人的相似啊!佩服!


  拜读读袁文可以看出,袁伟时先生的论据可能是真是的,但是他的结论却是
错误的。为何?因为他犯了以偏概全和本末倒置的逻辑错误。历史不容假设,历
史研究也不是马后炮,任何以先入为主的假设为前提来研究历史,都是别有用心
,都是在贩卖自己的私货。
 我不是历史学家,但我知道,却可以从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中看出一
个人的学术水准和行业操守,可以看出他的立场和人性。从袁文的评价中,我们
看到的是投降主义、汉奸理论和强盗逻辑,看到的是对反抗人民的野蛮诬蔑,看
到的是为侵略者的无耻张目。


  我不是历史学家,没有那么多高深的理论,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在历史的故纸
堆中寻章摘句。但作为一个已经成年的中国人,基本的是非观念我还是非常清楚
的。我知道,综观五千年中华民族历史,不管是哪朝历哪代,人民反抗侵略肯定
没错的,绝对是正确的。那些面对侵略者野蛮入侵而拼死抵抗的人,就是我们的
民族英雄,我们世世代代都会感佩他们不怕牺牲的民族气节和英雄气概。义和团
反抗侵略有错吗?没有。就连袁教授也不敢直接说义和团反抗侵略有错。但是,
他却给拐弯抹角地给义和团扣上一顶反现代化的大帽子,因为义和团杀过洋人、
拔过电线杆、扒过铁路??乖乖,这帽子够大啊,狗厉害啊,因为我们现在正在
进行的现代化建设,所以,义和团不好,愚昧无知,反现代化,义和团运动不能
进教科书,以免毒害青少年。这条结论曾让不少年轻人哑口无言,无法反驳。袁
教授够厉害。可是,袁教授独独忘了一个基本前提,这就是,义和团杀洋人、拔
电线杆、扒铁路只是反抗侵略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就像在抗日战争中,铁道游击
队杀日本人、扒铁路、炸火车一样,这只是反抗侵略的手段而已,跟“现代化”
一点关系气儿都没有。我想问袁教授,你敢说铁道游击队愚昧、反现代化吗?打
败日本侵略者以后,我们开始了国家建设,那些被扒过炸过的铁路不是马上就修
好了嘛。请问袁教授,按照你的“马后炮”理论,你还能说铁路以后会有用的,
打鬼子时先不炸铁路和火车吗?!如果照你这样的理论打击侵略者的话,那可真
是要亡国灭种。因为敌强我若,敌人是大炮我们是长矛,如果不绕到从敌人背后
打,靠,你想让我们的先人死绝呀!我不知道,当义和团民众在洋枪洋炮前一批
批地悲壮倒下时,他们可曾想到自己的后代人会把他们的英勇抵抗嘲笑成愚昧无
知?


  我不是历史学家,但我从袁教授的宏论中看出,他的历史观有问题。他的历
史观不是中国人应有的历史观。对同一个历史问题,因为研究人员的历史观不同
,他们得出的结论可能会有一些不同,有时甚至截然相反。这一点都不奇怪。这
是学术常识,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但是,到了袁老先生这里,却变成了少见
怪,大搞友邦惊诧论。侵略者把军舰都开到你的家门口了,至于它用什么借口开
炮,找几个理由开炮,都是次要的,都是细枝末节,唯有侵略的灾难是不可能避
免的,因为他们蓄谋已久??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说法,已经产生了费用,必须捞
回来,不能赔本,因为他们开着军舰不是来观光旅游的。但袁老先生却硬着脖子
说可以避免,那真是太天真了。这种书生意气,让中华民族吃尽了苦头,到了21世
界的今天,到了精确制导武器可以专打你教授的键盘的或钢笔的今天,还食古不
化地像搞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真是可笑可气又可叹。在中外历史历史上,侵略
者从来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希望他们仁慈,就如同希望强盗行善一样可笑。



  历史观是价值观的基础。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历史观,就难以形成统一的价
值观,这对一个民族来说,是非常不幸的。这样的民族将毫无凝聚力,就会是一
盘散沙,进而受人欺凌、任人宰割。这样的历史我们的先人早已受够了,最为他
们的子孙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受二茬罪。就当代中国而言,如果没有统一的价值观
,就无法凝聚实现民族复兴的意志。对中国青年来说,他们就无法形成民族凝聚
力、向心力,自己将自己子排斥在民族复兴的队伍之外,成为局外人,自己将无
法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共同进步,这样就必然成为倒垮的一代、颓废的一代。这
可是西方现代化的硕果呃,他们已经发生了,难道还要我们重复这个弯路!?遗
憾的是,现在许多大学毕业的青年却对此关系国家和自己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问
题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到关键的时候迷失自己。这又是为何?就是因为我们的
大学里象袁伟时这样的教授,给他们灌输了完全相反的东西!痛心啊!现在,一
个稍微像样一点的公司,都有自己的企业文化,也就是企业价值观,更何况我们
这样一个大国,13亿人啊。如果全国人民都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块使,那将大大
加快我们民族复兴的步伐。反之,就成为制肘的力量,无端内耗。但是,现在就
是有那么一帮所谓学者或者文化人,就是想不通这个简单的道理,天天写些莫名
其妙的东西东发西贴(我就不明白他们是否工作),蛊惑人心,涣散意志。我自
己在年轻的时候,就深受其害,有用的知识不学,尽搞旁门左道。它们的伎俩和
小心眼,我门儿清。靠,想蒙我,还嫩点。以后有没时间,我要把这帮人的可笑
可恶的嘴脸一一揭穿。


  还有一个问题:现代化问题。这个问题让教授们谈很复杂,他们可以弄好几
本砖头那么厚的书,结果越弄越复杂。但只要我们跳出三界外,站得更高一些来
审视这个问题,就可以非常简单地解答了。细的没时间讲,我只想提醒袁教授一
点,现代化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社会的发展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是为了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是为了现代化而现代化。搞请这个目的,才是根本。其实
,所谓现代化,让袁先生说的天花乱坠,其实并不尽然,它有许多非人性的东西
??比如城市生存压力大、节奏快,还有污染等等。从本质而言,袁老先生文中
的所说现代化并不是我们国家的现代化,他的现代化说白了是西化、洋化,是想
让中国人都变成强盗的羔羊,当列强举起屠刀的时候,我们不要用羊角进行自卫
反抗,不要咩咩地惨叫。


  还有一点,我们也要有清醒的认识,西方人推崇的商业法则,其实就是丛林
逻辑,就是弱肉强食,这也是非常不人性不人道的。一个公司成立了,就朝思暮
想地想把对手整垮,为此,可谓无所不用其极,阴招使尽使绝(美其名曰策划、
推广、新技术)。他们根本就不考虑,一个公司倒闭了有多少人失业(他们还有
阴招,鼓动失业者去让找政府的麻烦,把自己打扮成民权人士)?多少家庭遭殃
?这时候,他们的所谓的知识分子良心到哪里去了?今年是狗年,无数嫉恶如仇
的中国狗可是在等着啊。


  我们加入WTO是因为我们有廉价劳动力和土特产资源优势,我的理解是想用子
之矛戳子之盾。只有傻瓜才明知火坑还会往里跳。如果我们没有这点优势,我们
拿什么同资本主义列强的所谓高科技“博弈”??就是赌博嘛,就是经济战斗嘛
。最近泰国要与美国搞自由贸易,泰国人民就不同意,因为他们很清楚,他们的
手工劳动斗不过美国的机械化、高科技。就这么简单。但是到了教授那里,他却
把它弄得很复杂。洋洋万言,不知所云。我们现在进行和谐社会建设,就是要规
避这些风险,就是要纠正一些失误。因为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人口的大国,如果不
防微杜渐,预防资本主义的恶性竞争和对关键产业的侵蚀,后果将不堪设想。


  批评有两种,一是正面批评,一是负面批评。前者具有建设性,对社会和当
事人均有帮助。我认为,这样的批评多多益善。后者,却是吹毛求疵,恶意挖苦
,无理中伤,多见于外电报道和时下的时评网评和论坛灌水。如何进行批评,反
映出作者的思想和道德水准及行业操守,由此我们可以看清他的立场,可以分清
敌我。??只要帝国主义分子一天不停止诋毁新中国的言行、瓦解新中国的图谋
,这个问题就永远存在。拜托各类小右不要假装糊涂,瞪着眼睛说瞎话。因为社
会主义就像一面照妖镜,照见了资本主的罪恶本质,让所有的帝国主义者浑身不
自在,50多年了,一直蠢蠢欲动必预除之而后快。其实,你搞你的资本主义,我
搞我的社会主义,本来井水不犯河水,但是,他们却不答应。因为他们霸道惯了
,因为他们想当地球的老大,因为他们想把第三世界变成廉价原料的供应地和自
己产品的消费市场,不管第三世界人民如何贫穷,他们都要用巨大的工业、高科
技逆差和资本投机,供资产阶级过上富裕而优雅的生活。人性何在?天理何在?
公理何在?


  关于历史问题,袁老先生已经抛出了许多怪论,在网上一搜,一大堆。这些
奇谈怪论被一些报刊编者和敌对势力一吹捧,74岁的老爷子竟然有些飘飘然了。
这是我的拟猜,或者说推理,要不然,一个74岁的老人咋会如此精神亢奋?难道
他有很多助手或研究生可以驱使?不知道,但我深知我的遗憾。这是一个媒体审
丑的时代,霸占许多媒体和网站重要版面的,大多是那些奇谈怪论和花边新闻。
审丑的作者和审丑的编者,他们已经构成了一个共同体,可谓狼狈为奸,共同制
造出如此丑陋的精神食粮,无穷无尽地堆放在不谙世事的青春期青少年面前……
袁老先生说,我们的历史是教科书是“狼奶”(对了,去年一本《狼图腾》火得
厉害,这可不是教科书),现在我想问一问他还有编发这篇文章的编辑李大同先
生,你们共同制造如此丑陋的的精神食粮,是想让你们的后代变成羊呢还是变成
狼?


  中华民族实在是太宽厚仁慈了,面对此挖民族墙角、解构民族精神为侵略者
张目的民族异类(看他这么大年纪,实在不好意思使用“败类”一词,马立诚年
轻一些已经受了此封),我们大家却没有像韩国人民逼迫演员李成延自杀一样来
申讨他。是不是也正是因此,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才有了盛产汉奸的土壤?袁教
授历史知识那么渊博,精力又如此旺盛,应该好好研究一下这个问题,这才是对
中华民族最有用的事情,这才是解决民族劣根性的关键问题,这才是通向中国现
代化的正确道路。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万一哪一天帝国主义者瞧咱社会主义国
家不顺眼又打过来了,中华民族又会产生多少民族败类!袁教授会研究吗?但愿
研究出来的结果不是把所有的汉奸、败类都变成了英雄。呵呵。
 
文章太长,俺农民工要挣饭钱。不打算看了。抱歉。^^
 
大学教授袁伟时的汉奸言论和混蛋逻辑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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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探戈

  看了陈立红痛批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的檄文《中国要欢迎强盗来家杀人放火
?》后,我又看了袁先生的袁文,深感陈文批得有理,为了让大家对袁的谬论有
更清晰地认识,我也来痛批一下,因我是一个中国人!


 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最近,中国青年报“冰点”发了一篇奇文《现代
化与历史教科书》,作者是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这样的文章由所谓教授写出,
又由权威报纸中国青年报登出,流毒甚广,害人不浅。不是披着羊皮就能变成羊
的。戳穿袁大教授的学术外衣,我们来看看他的汉奸言论和混蛋逻辑,防止他继
续害人。我这里列了12条混蛋逻辑。本人才疏学浅,请各位高人继续。

  第一条混蛋逻辑:圆明园可以不被火烧,只要清政府遵守卖国条约。


  袁大教授也未免太天真可爱了吧?按照袁大教授的逻辑,如果没有费迪南德
大公在萨拉热窝的被暗杀事件,就不会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如果没有宛平城日本
兵的“失踪”就不会有日本侵华战争,如果萨达姆真的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
不会被美国进攻――那世界历史真的要被袁大教授改写了。这种寄希望于侵略者
的仁慈心肠、良心发现有什么意义?


  “落后就要挨打”,没有“火烧圆明园”,也可能会有“火烧方明园”。狼
吃羊还需要理由吗?

 第二条混蛋逻辑,流氓无赖法国神父马赖不该死。


 袁大教授说,马氏违反《黄埔条约》,被清地方政府处死,按照程序正义优先
的法学观点,中方无疑理亏。按照袁大教授的逻辑,洋人定的规矩,洋人是可以
违反的,我们是不能违反的。洋人违规不算违规,我们违规就算我们“理亏”,
这是什么强盗逻辑

 马赖何许人也?兄弟我抽空查了一下:

  (1)违规传教:
《黄浦条约》规定,法国人只准在上海、广州等通商口岸传教。但马氏1852年潜
入中国内地湖南、贵州、广西等地活动,1855年又进入广西西部偏僻地区西林县
进行非法传教活动。

(2)违反天主教戒律,勾引奸淫妇女:


天主教伦理生活的基本准则“十诫”中第六诫明示:毋行邪淫。但根据西林县当
地百姓揭发:马神父千方百计勾引长相较好的妇女入教,时常单独与这些妇女同
处并趁机实施奸淫;教徒结婚时都是由他做弥撒,而他往往利用这些机会奸污新
娘。

(3)破坏当地风俗,干涉教徒婚姻:


 西林县是民族聚居地区,各族男女有较多的婚姻自由权利。马赖却借“教规”
规定教徒子女必须嫁娶教徒,如果对方不是教徒,必须受洗入教才准结婚。

  (4)勾结贪官强盗,扩展教会势力


 马赖通过当地教徒与黔桂边境的“绿林”勾结,扩大实力。马赖曾为拉拢当地
土匪,出面行贿当地一位姓陶的县官,使拦路抢劫杀死妇女的土匪无罪开释。

  第三条混蛋逻辑:洋人进城,小事一桩。


  且不说广州城不让洋人进对不对,袁大教授讲洋人进城小事一桩,实在是混
帐话。不让洋人进城是“小事”吗?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如何体现,还不是通过口
岸、海关进出体现。进美国还要留下指模呢!要是让袁大教授当外交部长,堂堂
中华岂不成了可以随便进出的菜市场了。再有,“引狼入室”的故事就不用多说
了吧,相信除了袁大教授,大家都是懂这个道理的。

  第四条混蛋逻辑:卖国本属平常事。


 袁大教授振振有词地说:“修改(《黄埔条约》)有关的通商条款,本属平常
外交事务,清政府也一再拖延,加深了双方的矛盾。” 人家修订条约要干什么?
不就是列强要从中国更多的渔利吗!不就是要进一步侵害国人吗!难道我们非得
痛痛快快地让人家得逞,连拖延都不行吗?

 第五条混蛋逻辑:洋人可以打我们,我们打洋人就不行


 袁大教授讲大沽口一战,我们不打这一仗,圆明园不会被烧。袁大教授的逻辑
是,面对侵略者的时候,我们别抵抗了,就洗净了脖子让侵略者砍吧。按照这个
逻辑,日本鬼子打来了,我们就投降把,抗日战争也别打了。顺便问一句,那汪
精卫就是民族英雄了。

第六条混蛋逻辑:卖国条约就是国际法


 袁大教授号称是研究历史的,应当知道《江宁条约》、《望厦条约》是不平等
条约吧,应当知道这些条约是列强用枪炮顶着中国人的脑袋制订的吧。您不会告
诉我那几个不平等条约就是我们要遵守的“国际法”吧!拿今天的概念说100多年
前的事,时空混乱了吧!

您老人家还唾沫横飞的说我们不应该不遵守那些条约,那我就用枪顶着您的脑袋
逼您签一个够您恶心一辈子的条约,也让您“虽然丧失了不少权利,问题总算有
个着落”,反正你肯定是不会不遵守的,我怕什么?

  第七个混蛋逻辑:列强走哪条路进京都是可以的


  “大沽口”是当时清政府的军事要塞,地位很重要。不允许从“大沽口”进入
,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正当要求。请问袁大教授,如果你在美国,你能自由穿
过美军军事基地吗?人家让你换个路线,你就会打人家吗?


 第八个混蛋逻辑:义和团敌视摧毁现代文明,八国联军才进军


  袁大教授为何看不到:1840年以来,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有多少,杀了
多少人,掳掠了多少财物,霸占了多少妇女?呵,我只听说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
反抗,在袁大教授那里,却成了哪里有反抗哪里就有侵略!

 第九个混蛋逻辑:袁大教授不知道的,就是不存在的。


 袁大教授说,“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孩童个个拿起刀,保国逞
英雄”的歌谣,他没查到,所以不足为据。


  请问袁大教授,你有几个脑袋,你有多大本领,你真得能穷尽所有的史料吗
!除了你,天底下还没有人敢说自己查不到的就不存在呢!天哪,这是什么学阀
作风!

  第十条混蛋逻辑:义和团破坏铁路是蓄意破坏财产

八国联军想通过铁路运输军队打过来,我们破坏这个铁路有什么错?请问袁大教
授,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的游击队为了打碎鬼子的“囚笼”政策,延迟敌人的
进攻破坏铁路,不也成了“蓄意破坏财产”了。

 第十一条混蛋逻辑:中日两国教科书是一回事


 袁大教授是外星人吧?把中华民族被侵略被欺侮的历史与侵略者施暴的历史等
同在一起,汉奸卖国贼的嘴脸昭然若揭。袁大教授还有没有一个学者的底线,有
没有一个中国人的底线!

  第十二条混蛋逻辑:我们都是吃狼奶长大的


  都知道侵略者是狼,被侵略者是羊,从来没听说鼓励爱国就是给人家吃狼奶


  如果这么多年我们吃的都是狼奶,那袁大教授吃的什么?“洋奶”?!
 
最初由 农民工 发布
文章太长,俺农民工要挣饭钱。不打算看了。抱歉。^^

"基督徒“果然是高明,说假话都不会脸红!

这篇反驳文章比你的那篇“袁大教授”的所谓”中国进步了“的文章要短吧?

你倒嫌长了,嘿嘿
 
很高兴在中国青年报的网页上查到此篇:中国在进步!

冰点特稿第574期
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
2006年01月11日

中山大学教授 袁伟时

  21世纪的中国人,面对的是顺之者昌、逆之者困的全球化趋势。与此同时,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进入了关键时刻。在这个年代,决定公民和国家发展成败的最重要条件是制度环境,但公民的心智状态对自己乃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也十分巨大。

  20世纪70年代末,在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三大灾难后,人们沉痛地发觉,这些灾难的根源之一是:“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20多年过去了,偶然翻阅一下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的青少年还在继续吃狼奶!

  “以史为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言。屈辱、挫折、兵连祸结、前仆后继,一部中国近代史蕴藏着多少血泪和经验教训!我们有责任将历史真实告诉我们的青少年,让他们永志不忘。这是帮助他们成为现代公民的必由之路。如果天真纯洁的孩子吞食的竟是变味乃至有意无意假造的丸丹,只能让偏见伴随终生,甚至因而误入歧途。

  现在是正视我们自己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时候了。现从几个具体的历史事件谈起。

  火烧圆明园是不是无法避免的?

 火烧圆明园是英法侵略军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事情为什么会弄到如此地步?140多年过去了,我们理应冷静地考察双方的应对得失,吸取教训,让各国人民更好地共处。这一事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恶果之一。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著的《中国历史》第三册,是被普遍采用的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它是这样评述这次战争的:

  一、关于战争起因。

 这部教科书写道:“1856年3月,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潜入广西西林地区胡作非为,被当地官吏处死。这就是所谓的‘马神甫事件’。后来,法国以此为借口,伙同英国发动侵略战争。同年10月,广州水师在中国商船‘亚罗号’上,缉捕了海盗和水手。英国领事无端干涉,硬说‘亚罗号’是英国船要求中国方面释放被捕的人,并向英方赔礼道歉。两广总督叶名琛怕事态扩大,释放了被捕的水手,但拒绝道歉。这就是所谓的‘亚罗号事件’。1856年10月,英国首先挑起战争,炮轰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

  这里说的亚罗号事件大体符合历史事实。至于杀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Auguste Chapdelaine),至今仍是一笔糊涂账。马氏是1856年2月29日被广西西林代理知县张鸣凤所杀的。直至法国公使查问,张鸣凤仍然矢口否认,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致使广西按察使和两广总督到了1858年初还信以为真,据此回答法国公使和上奏朝廷。

  1844年10月订立的中法《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人只准在五口通商的双方“议定界址内”活动,“法兰西无论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远入内地,听凭中国官查拿,但应解送近口法兰西领事官收管;中国官民均不得殴打、伤害、虐待所获法兰西人,以伤两国和好。”

 马氏1842年起,便到西林传教,《黄埔条约》订立后仍不离开,这是违反条约的错误行为。但把他处死,显然是西林地方官员的行为,违反了应把拘捕的法国人解送领事的条约义务。直至现在人们仍无法确定马氏确有该处死刑的哪些罪。按照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观点,中方无疑理亏。教科书对此事的评述是不准确的。

 还要指出,教科书只字不提引发这次战争的两条根本原因:一是英国政府要求清政府忠实履行《江宁条约》的规定,其中重要一点是让英国官员和商人可以自由进入广州城。让洋人进城,现在看来,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当时在五口通商的其他四口尽管也有过大小不一的纠纷,但都一一化解,没有酿成巨祸。惟独在广州,却惊动朝野上下,闹得天翻地覆,开各地反入城斗争的先河,历时十多年无法解决,直至兵戎相见。

 二是《望厦条约》规定:“所有贸易及海关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黄埔条约》亦规定:“若有应行更易章程条款之处……核计满十二年之数,方可与中国再行筹议。”修改有关的通商条款,本属平常外交事务,清政府也一再拖延,加深了双方的矛盾。

 关于挑起这次战争的原因,当时的有识之士就有所反思。深悉内情的薛福成沉痛地说:“英人初志在得入城见大吏,借以通隔阂、驭商民,乃粤民一激再激,叶相(叶名琛)复一误再误,使拱手而有粤城……益知中国易与,遂纠法、俄、美三国兵船北上,驶入大沽,阻我海运,立约而还……粤民激于前此大府议和之愤,万众一辞,牢不可破,必阻其入城一事以为快,屡请屡拒,纷纭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约,皆成于此,由今观之,甚无谓也。”晚清曾国藩、李鸿章、冯桂芬、郭嵩焘等人屡以“勿以小嫌酿大衅”相告诫,其中就包含了以广州反入城斗争为开端的惨痛教训。

 同属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就比大陆编得高明。它把这次战争的起因归结为四点:1.外人入城问题。2.续修条约问题。3.阿罗号船事件。 4.马赖神父事件。这样说符合历史实际,无损中国国家利益,有利于年轻一代学会冷静地分析历史问题,显示出编者是合格的历史学家。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不向这些本国的同行学习呢?

  二、关于战争过程。

  1858年,大沽被占,英法侵略者兵临天津城下,英法俄美等国先后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虽然丧失了不少权利,问题总算有个着落,双方还议定翌年在北京互换批准书,彻底完成法定程序。如果照双方的协议办理,导致火烧圆明园的英法联军再一次入侵是有可能避免。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纯属程序性的最后一步还会节外生枝,招来更大灾祸!教科书是这样写的:“1859年,英国公使和法国公使各率一支舰队北上大沽口,准备进京换约。清政府指定换约代表由北塘登陆,经天津至北京,并要求各兵船武装人员不得登岸。英法公使却仗恃武力,坚持要从大沽口溯白河进京。他们蛮横地率舰队闯入大沽口。防守大沽炮台的士兵开炮打击入侵者。炮弹准确地落在侵略军的军舰上,打沉了四艘,打坏了六艘,其余三艘挂起白旗逃跑了。在炮战的同时,侵略军900人企图登陆,也被打退。侵略军死伤几百人。大沽一带人民冒着枪林弹雨,给战士送饼送面,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在编者笔下,这是一曲爱国英雄进行曲,主角是士兵和普通百姓。可是,稍加推敲,便有很多疑问。

 从后果看,这一仗显然打错了。翌年,英法联军再次入侵,招致北京被占,圆明园被烧。续订《北京条约》,不但规定原订的《天津条约》继续有效,还招来其他新损失:对英法的赔款分别由四百万两和二百万两一律增至各八百万两;割让九龙司;允许法籍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为日后连绵不断的教案种下祸根。如果不打,不是对中国更有利吗?

  人们理所当然应该追问:公使走哪条路进京,真有那么重要,乃至不惜一战?双方意见分歧有没有认真交涉?真的是士兵自行开炮还是奉命行事?如果是前者,这是触犯军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大错,能算是爱国英雄的义举吗?如属后者,是奉了什么样的命令?

 复查史实,这根本不是什么爱国英雄的壮举,而是愚昧的咸丰皇帝和僧格林沁亲王犯下的大罪。而且分歧不是教科书说的走哪条路进京,而是要英法使者绕个大弯进天津。当时在僧王幕下的郭嵩焘在日记中留下这样的记录:1859年4月10日“怡亲王至营……言奉旨密商一语:如夷人入口不依规矩,可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予曰:凡事须是名正言顺,须缓缓商之。怡邸愦愦可笑。僧邸商酌再三,欲令其由北塘入口,绕道至天津……辩论再三始定局,附片奏明。”

 《北京条约》订立后,他更具体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夷祸成于僧邸之诱击。去岁之役,先后奉诏旨十余,饬令迎出拦江沙外晓谕。洎夷船入内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谕。去衣冠自称乡勇,薄而击之。仆陈谏再四,又虑语言不能通晓,两上书力争。”曾国藩对他的幕僚说过:“咸丰九年,洋人来换和约,僧忠亲王诱而击沉其船,天下称快。十年,夷人复至……京师不守,几丧天下。某谓僧邸此败,义当杀身以谢天下矣。”他们说的情况,同当时在现场的英国公使卜鲁斯的报告如出一辙。英法军舰6月16日已经到达,直到25日早晨才接到直隶总督恒福的照会,而当时军事行动已经开始。这些史料可以归纳为这么几点:

  1.咸丰皇帝决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让官兵假扮乡勇,“悄悄”袭击洋鬼子。同时,他又十余次下令,要先“晓谕”洋人,先礼后兵。

  2.僧格林沁忠实执行了“悄悄击之”的旨意,但没有事先晓谕;也坚决拒绝手下大臣的劝阻;并且是要洋人从北塘登陆,绕道至天津的设计者。

  3.对这一丧权辱国的横祸,以曾国藩、郭嵩焘、吴汝纶等为代表(还包括李鸿章、冯桂芬等人)的比较清醒的官僚和士绅,已经有过严厉的批评和讽喻。

  令人震惊的是:时至20世纪90年代,我们的教科书,仍然按咸丰皇帝和僧格林沁的调子唱歌,不同之处仅在把“乡勇”换成“士兵”!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回答火烧圆明园是不是可以避免的问题了。面对咄咄逼人的强敌,作为弱势的大清帝国一方,明智的选择是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与之正面冲突,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己。而当时的政府和士绅,完全被极端的情绪支配,在小事上制造违约的蠢行,结果酿成大祸。如果清政府决策层和有关的地方督抚不是那么愚昧,这场灾祸是有可能避免的。可是,朝野上下的认识水平和专制的决策程序,是历史的积淀,不是朝夕所能改变;侵略的本性又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文明之师;于是,这场灾祸又是难以避免的。

  是爱国壮举还是有悖文明行为

  再来看看教科书的作者对义和团事件的评述吧。

  教科书正确揭露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以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八国联军进攻天津的时候……(俄国)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泡大屠杀惨案。俄国军队还强占了中国江东六十四屯,残酷屠杀当地居民。”此外的论述只能说是错误连篇。

  一、教科书没有只字提及义和团敌视现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国人以及外来文化的极端愚昧的行为。

 义和团毁电线、毁学校、拆铁路、烧洋货、杀洋人和与外国人及外国文化有点关系的中国人……凡沾点洋气的物和人,必彻底消灭而后快。即使义和团真的立下了 “扶清灭洋”的伟大功勋,也不能回避它的这些反文明、反人类的错误,何况正是这些罪恶行径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史实,也是中国人不能忘记的国耻,而我们的少年儿童必读的教科书却偏偏闭口不谈。

 教科书也谈到拆毁铁路。它是怎么说的呢?“1900年6月……八国侵略军2000多人,由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率领,从大沽经天津向北京进犯。义和团拆毁从天津到北京的铁道,奋起狙击侵略军。侵略军在廊坊一带被义和团包围,死伤多人,狼狈逃回天津。”如此说来,拆毁铁路不过是抵抗侵略者迫不得已的措施。实际情况怎样?

  1900年5月28日(阴历五月初一),直隶总督裕禄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二十九夜(5月27日)先闻涿州至琉璃河一带猝被拳匪将铁路焚毁,讵今早由琉璃河至长辛店一百余里沿途铁道车站桥梁并局所洋房,均有拳匪蜂起焚烧”。与此同时,各地纷纷告急:“刻下电线又阻……至长辛店线阻,由琉璃河至涿州线,被匪徒砍断,所有电均被阻滞。”他们破坏这些设施完全出于对外来事物的敌视,而不是为了抵抗侵略者不得不采取的应急行动。同时,这类行动波及各地,不是局部性的偶发现象。也就是说,这是蓄意破坏财产的罪行,而不是某些史家说的抵抗侵略者的功勋。从时间看,西摩尔军从出发到被迫撤回天津是6月10日至26日之间的事,而在此之前拆毁铁路、电线,焚烧车站、抢掠财产的急报,已纷至沓来。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这个次序是历史事实,无法也不应修改。

  二、教科书也没有谴责清政府高级官员及义和团乱杀无辜,烧杀抢掠的野蛮、残忍的罪行。

 最有代表性的是山西巡抚毓贤的作为。六月初一(6月27日),他将太原洋人办的医院烧掉,同时“将省中洋人,诱令迁居一处。当于教堂内搜出妇女二百一十一口,年老者数人,而五六岁十余岁至二三十岁者居多……于六月十三日,不动声色,带领兵勇,前赴洋人聚居之处,亲自兜拿。该洋人等尤敢拼力抗拒,奴才麾令勇敢数人,冒死突进,将洋人大小男女四十四口,及同恶相济的教民十七名,一齐擒获,立即绑赴市曹,同时正法”;“寿阳县秦锡圭?获滋事之洋人七名口,押解前来,一并将其立正典刑。是晚北门教堂亦为拳民焚烧,省城洋人教堂已无遗迹”。当时的报刊还报道:“寓晋西人,得京师乱耗。群求毓贤保护。不料竟诱聚而歼之,且手刃数人焉。”

 毓贤的行为不是孤立的。所有不思进取的顽固分子,都是传统文化中最落后、野蛮的成分的继承者,这类顽固官僚趁机为非作歹的事例不胜枚举。例如,辅国公载澜是奉旨会同载勋、刚毅“统率”京津义和团的宗室,其残暴就不让毓贤:“京师乱起,载澜从拳匪入人家,大索,得毡布及他物,皆以教民论,扑杀之,虽宗室大臣不免”。

 再看看义和团的所作所为吧。前人早已指出,不能把所有参加义和团的民众都视为匪徒,他们不少是盲从的愚民,但混迹其间的确实不少是土匪和流氓。总计在义和团事件中,全国各地1900年6月24日~7月24日期间,被杀外国人231名,其中儿童53名。他们大都死于义和团之手。至于中国的教徒(教民)和所谓 “二毛子”被杀的,更是没有算清的糊涂账,其中绝大部分是被义和团杀死的,官兵也杀了一些。仅山西一省,就有中国天主教徒5700余人被杀。奉天(辽宁)全省“教民人命千余”。“而直隶(河北)全省杀人焚屋之案,几于无县无之。其杀人多者,一县竟至一二千名口”。甚至浙江亦“抢劫、焚毁教民家室至一千余家之众”。

  “受害最烈”的北京,当时有关人士留下不少实录:1900年6月18日“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法国天主堂在西安门内西什库,刚相(刚毅)尝督兵攻之,亦不能破,拳实不敢前,哗噪而已。拳匪既不得志,无以塞后意,乃噪而出永定门。乡民适趋市集,七十余人悉絷以来;伪饰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指为白莲教;下刑部一夕,未讯供,骈斩西市。有妇人宁家,亦陷其中,杂诛之,儿犹在抱也……毓鼎上疏力争之,谓:‘谋乱当有据,羸翁弱妇,非谋乱之人;优装玩具,非谋乱之物……’疏入,狱已具”。

  6月16日,“是日九点中,团匪烧大栅栏德记药房,延烧粮食店、灯市街、观音寺、珠宝市……共计店铺四千余家,火至天明未息。匪禁水会救火”。这个京师最繁华的地区于是毁于一旦。总的说来,“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这是所谓义和团“革命”的后果之一。

  开头,民众与传教士和教民的矛盾令人同情;可是,他们后来的作为远远超过与外来宗教矛盾的界线。事件过后直至民国初年,朝野各界将这个组织定性为拳匪是有足够根据的。

  三、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它对慈禧的专制淫威惹来滔天大祸竟只字不提!

 义和团兴起之初,袁世凯就上奏“其用以惑人者,谓能避枪炮。然迭与乡团、教民、兵役格斗,一遇枪炮,辄伤毙多人,瓦解鼠窜……其藉以动人者,谓图灭洋教。然上年春夏间,在曹州、济宁各属,掠教民一千一百余家,并掠及平民二百余家。秋冬间在东阳、济南各属,掠教民六百余家,亦掠及平民百余家。内多掳架勒赎之案,直与盗匪无异。故教民既被其殃,而平民亦多受其害。”而且有些地位比袁世凯更高的大臣(如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裕禄等等)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慈禧充耳不闻,比较清醒的众多大臣只好保持缄默,品质不良之辈则乘风转舵,谄上邀宠(如裕禄)。

  一个在六年前连一个“敢于犯上”的“蕞尔小国”―――日本都无法招架的弱国,居然要同时向包括日本在内的11国宣战!《国际法》传入中国60年后,竟要派兵围攻驻华使馆!

 为了决定和战大计,从1900年6月16日开始,慈禧一连四天召集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开御前会议。在会上吏部侍郎许景澄、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人先后提出不能听信邪术、不可围攻使馆、不能主动对外宣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袁昶和许景澄在两人联名的奏折中写道:“伏以春秋之义,两国?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为国之重臣,蔑视其公使,即蔑视其国。兹若任令该匪攻毁使馆,尽杀使臣,各国引为大耻,联合一气,致死报复……以一国而敌各国,臣愚以谓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慈禧不但不接纳这些浅显的常识,而且大发专制淫威,把他们的脑袋砍掉!

  同时,包括毓贤杀洋人在内的罪行,大都发生在6月21日下诏与各国宣战、6月24日命各省督抚杀洋人以后。首犯是慈禧,毓贤、载漪等人不过是凶狠的执行者。

  四、教科书对一些史料的运用也很不严肃。

  “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孩童个个拿起刀,保国逞英雄。”教科书以突出位置刊载了这一歌谣,说是“义和团歌谣”。可是,笔者孤陋寡闻,读过的现存义和团传单、揭帖等书面材料中找不到可以作为根据的史料。而后来调查的所谓口头传说,往往是后人加工乃至创造的,根本不足为凭。

  教科书又说:“北京东单西裱胡同有座于谦庙。为了学习于谦的爱国精神,1900年4月,义和团进城后,把神坛设在这里。”一切学术观点都应拒绝牵强附会,要经得起反驳。载漪、载澜等祸国殃民的满清权贵家里都设有义和团神坛,这又是向他们学习什么?

  在我国,除了上述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外,还有一套可供选用的沿海地区教材。号称沿海版,有的地方史实错误更严重,是非观念更加糊涂。

  例如,对义和团事件的论述,它增加了这么两句话:“6月中旬以后,义和团群众开始围攻侵略者据点西什库教堂和外国使馆区。清政府却暗中派人给被围困的侵略者送去粮食、蔬菜、酒、水果等,表示慰问。”每句话都错得一塌糊涂!

 首先要问:西什库教堂是“侵略者据点”吗?在义和团事件前,这不过是普通的法国天主教堂,没有材料足以证明它是“侵略者据点”。义和团期间,从1900 年 6月13日起几天内就将北京大部分教堂和洋楼烧毁,连带烧掉数千家民居和商店,劫余的西什库教堂和东交民巷使馆区聚集了大批逃生的外国人和中国教民。这个教堂的逃生者,在清政府不能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情况下,固守反抗屠杀,于理于法都无可指责。说这个教堂是“侵略者据点”,完全是信口开河。

 其次,围攻东交民巷是奉慈禧的旨意,主力是董福祥的甘军和荣禄的武卫中军,是他们犯下的罪行,义和团则是助纣为虐。含糊其词,仿佛此举是义和团自发的爱国义举,不但歪曲了历史真相,也掩盖了清政府践踏国际法的罪行。再次,对西什库教堂和使馆区的进攻,充分体现了专制统治者极端愚昧无知和残暴;时至20世纪 90年代仍然正面予以肯定,这是对国际法的无知,已经沦为对国耻的颂扬,也忘记了“反对封建专制”的责任!

 再看第二句。清政府确实曾派人给被围困的外国使馆送过生活日用品,这是奉旨公开进行的,说是“暗中”于史无据。当时,清政府内部比较清醒的大臣一再上奏,要求按照国际惯例保护外国外交人员和外国人;东南各省的督抚甚至公开声明不再承认6月21日宣战后的“伪诏”。迫于这些压力,加上她色厉内荏,要预留 “转圜”余地,不得不作出这样的姿态。不管是真是假,这是清政府内部理性尚未完全泯灭的表现。把它与义和团的行动对举而意含贬损,显然是很不恰当的。

 对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评述比较全面的同样是香港的教科书。它既谴责义和团“大肆排外,杀教士、教民,连藏洋书、戴眼镜的人都不放过,且到处破坏,烧教堂、拆电线、毁铁路。”“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德国公使克林德先后被杀”;也指出“当时联军纪律极坏,任意焚掠屠杀,其中以俄、德两国军队及英国的印度兵最为残暴。”细致分析了义和团产生的背景:1.民族情绪。2.民生困苦。3.列强侵略。4.教案频生。还全面论述了辛丑条约的内容及它对当时和日后中国的深远影响。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会承认,这部教科书说的是真实的历史。

  如何面对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状况

  出现这些现象与中国长期处于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境遇息息相关。面对如是现实,可以有不同的心态。

  西方的入侵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行程。伴之而生的是天朝大国的表象破裂,大量民众在生死线上挣扎。人们顺理成章把这种状况归罪于“洋鬼子”;也谴责统治者腐朽、愚昧、软弱。一个辩论不休难于取得共识的问题是:内因还是外因是导致这个状况的主要根源?

 其实,完全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问题:这个状况迟迟不能改变的原因何在?如果有人说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者太凶狠了,这等于什么都没有说。经过长期、复杂、反复的博弈过程,在国际关系中可以逐步建立比较合乎多数人和多数国家长远利益的“正义”秩序。当这个状况尚未出现以前,不会有救世主从天而降,慷慨代你维护国家利益。问题只能归结为面对这样的现实,如何才能走出困境?

 海内外的经验证明: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改变不发达状况,改变被动局面的惟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在国内的改革。这是一个社会运行机制的全面改造过程。对那些文化自成体系,而对外来文化深闭固拒的国家说来,这是十分艰难的过程。以中国来说,从鸦片战争算起至20世纪初实行新政,仅是辩论要不要改革就整整花掉60年!至于改革取向,包括是通过革命手段还是通过渐进的改革开辟前进道路,更是头绪繁复。不过,有一条是肯定无疑的:必须千方百计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国内的改革和建设赢得充分的时间。如果此说大致不差,回头再看义和团,对内,它是与社会前进方向背道而驰的反动事件。对外,乱杀洋人不但是反人道、反文明的罪行,也是极端愚蠢危害中国自身利益的暴行。

 有个流行多年为义和团事件辩护的论断:义和团避免了中国被瓜分。早在1989年已故历史学家李时岳先生已经详尽地驳斥了这一诡辩。不但4亿5千万两赔款(相当于当时将近6年的全国财政收入)像一支巨大的吸血管插进中国人的胸膛,而且给沙俄藉口,趁机制造了海兰泡和江东64屯惨案,7000多中国人被杀,江东领土全被吞没,大量俄军进占东北;华北地区在战争中死伤烧杀的损失难以数计。战后的瓜分阴谋更没有停止:英军进攻西藏,占领拉萨;德国派炮舰进入洞庭湖,并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阳湖沿岸;英国则相应要求租借舟山群岛作为“补偿”!

 有人喜欢援引八国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的这么一段话:“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证明义和团化解了瓜分图谋。李时岳先生说得好:“瓦德西个人的观感并不能代表德国的政策,德皇一直把瓜分作为对华政策的基点,上述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阳湖沿岸的行动就是证明。只是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瓜分才没有实行。”

 把视野放得更宽一些,问题就更加清楚。前人早已指出: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和义和团事件是一条割不断的历史链条。说得更准确一些是:甲午战争彻底暴露了大清帝国的腐朽,不少知识阶层从几十年迷梦中惊醒,反思自强运动不敢触及“自由不自由”这个根本问题的错误,形成了第一次群众性启蒙运动,改革也有新进展。是学习西方彻底改革,还是固守传统,不准变革,成了中国盛衰的关键,也是解读这段历史的基本线索。不幸,体现甲午战败后的变革进程进入高潮的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戊戌政变标志着学西方、求变革的挫折和倒退;义和团事件不过是政变后固守传统反对变革的反动逆流的巅峰。换句话说,义和团事件对外使中国在被奴役的附属国的道路上继续沉沦,对内则举目皆是国破家亡的图景。

  走出把革命粗鄙化的文化心态

  2000~2001年之间,引起中国人关注的一个国际事件,是日本的教科书问题。一部右翼势力编纂的历史教科书掩盖历史真相,否认日本政府犯下的侵略罪行,激起包括中韩两国政府和人民在内的海内外朝野人士强烈抗议。这是伸张正义的斗争,而且这是20年间第四次了。1982、1986、1996年都曾出现新修教科书歪曲历史,一再在日本国内外激起公愤。这一日本思想文化领域的顽症,促使许多人形成一个极为深刻的印象:日本人缺乏忏悔意识。人们还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死不认罪的现象?这是不是大和民族特有的缺陷?

  看看上述中国的教科书问题,一个合理的推断是,我们的近代史观也有类似的问题。当然日本是侵略者,中国是被侵略者,这是截然不同的。可是,两者也有共同点:社会的主流文化都对自己的近代史缺乏深刻的反思。

 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的有识之士一再提出要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这些先驱用心良苦,但他们没有进一步追问:决定国民性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可以说,国民性是一国公民思维和行为方式的特点。任何民族都是从吃人生番演变过来的。作为一个群体,文明程度的高低和野蛮孑遗的大小,决定性的因素是受文化传统和制度制约的自我净化能力的强弱。

  被侮辱被损害的屈辱,给中国人构筑了新的思想定势。这突出地表现在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因为“洋鬼子”是侵略者,中国人怎么做都是有理,都应歌颂。这是爱国主义的要求。

 现在的历史教科书就是以此为指导思想的。热爱自己的祖国,理所当然。可是,如何爱国,却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一种是盲目煽动民族情绪;中国传统文化中“严华夷之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观念已经深入骨髓。时至今日,余毒未清。新的版本是:中外矛盾,中国必对;反列强、反洋人就是爱国。在史料选择和运用中,不管是真是假,有利中国的就用。另一种选择是:以理性的态度分析一切;是其是,非其非,冷静、客观、全面地看待和处理一切涉外矛盾。

 现代化的基本精神就是理性化。如果我们认同这个基本观点,就应该引导中国人往这条道上走,让理性、宽容内在化,成为中国人的国民性,以利各国人民和各种文化和谐共处。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企业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能泯灭;理性地认识和化解矛盾对任何国家和企业都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一涉外就是 “反帝”、“反霸”,非把事情弄砸不可。

 例如,法是人类文明的结晶,社会运行的规则。国际条约是有法律效力的。人们可以指责这些规则和条约是列强主导下形成的,不利于弱国和贫苦民众。人们应该不断批判和揭露它的谬误,通过各种力量的博弈,形成新的规则,修订新的条约。可是,在没有修改以前,我们仍然不得不遵守它,否则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混乱,归根到底不利于弱国和多数民众。

  19、20世纪中国人干了不少“无法无天”的事,义和团事件是其中的典型。值得重视的是不但至今有人把野蛮的行为说成是“革命”,而且到了20世纪90年代,有人竟把主张遵守现行国际条约的观点视为应该严加批判的卖国投降观点!

  说到底,这是把革命粗鄙化的流毒。

  必须清醒地看到,在社会领域,只有引发制度变革的行动,才称得上真正的革命。太平天国和义和团都不符合这个要求。这样的歪曲实际是把革命粗鄙化,迟早总要付出代价。

 不能轻视这些错误教育的后果。违反常识理性,以“革命”的名义故意歪曲历史真相,歌颂义和团的直接恶果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暴露无遗。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是义和团行动的翻版;“破四旧”和“反帝”、“反修”中体现的清除外来事物的疯狂,这些行动体现的内在理路,也与义和团的“灭洋”如出一辙。

 上述教科书的编写所呈现的理路,也没有什么不同。它们的共同点是:1.现有的中华文化至高无上。2.外来文化的邪恶,侵蚀了现有文化的纯洁。3.应该或可以用政权或暴民专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领域的邪恶。用这样的理路潜移默化我们的孩子,不管主观意图如何,都是不可宽宥的戕害。

  为了培育理性的有法治观念的现代公民,以利于现代化事业,现在是纠正这些谬误的时候了。
 
最初由 假农民工 发布


"基督徒“果然是高明,说假话都不会脸红!

这篇反驳文章比你的那篇“袁大教授”的所谓”中国进步了“的文章要短吧?

你倒嫌长了,嘿嘿

呵呵,所谓酒逢知己干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合自己胃口,又或与饭碗相关,十本八本也看了。不合自己的胃口,就是老兄转贴的那点点也嫌多。
 
最初由 假农民工 发布


"基督徒“果然是高明,说假话都不会脸红!

这篇反驳文章比你的那篇“袁大教授”的所谓”中国进步了“的文章要短吧?

你倒嫌长了,嘿嘿

另外,真的很谢谢假兄在基督徒三字上面加引号。

这说明假兄只是认为俺农民工这个“基督徒”不那么地道而已。假兄其实对基督徒有更高的期待。很抱歉,我明显是让你失望了。
 
最初由 农民工 发布


呵呵,所谓酒逢知己干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合自己胃口,又或与饭碗相关,十本八本也看了。不合自己的胃口,就是老兄转贴的那点点也嫌多。

是啊,只要是合你反华仇华心意的,你是连篇累牍的看,不厌其烦的转,也是不嫌多的。

其实,你信什么教,在cfc传什么教,都是你的自由,别人不会说什么。但你却利用宗教来搞政治,搞反华,为当年侵华的十字军张目,就难免让人厌恶!

望你还是好自为之吧,别把基督教与fxg搞在一起,成反华工具。
 
反华仇华的帽子未免太大了些。和观点不一致的人,还是理性平和的交流。

就F&G学员而言,我反对他们的信仰,但支持他们有信仰的自由。我反对中国政府压制F&G学员的信仰自由,但支持政府对任何人的违法行为进行依法的、符合程序正义的审判。

我支持个人和宗教团体对邪教认定的权利和自由,但反对政府和政治组织有“打击邪教”的权力。
 
为什么政府不能有打击邪教的权力?难道等着邪教来危害我们的孩子和生活吗?
个人在有组织的邪教面前很无力,应该由政府来完成这个有关公共利益的问题。
补一句,楼主的好文章要顶
 
中国人喝的羊奶太多,喝的狼奶还不够

这个教授不是白痴就是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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