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国民党报《中央日报》新闻第一的光芒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陈之岳／
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发行七十八年，终黯然熄灯。这份党报在四、五十年代曾意外地绽放异样光芒，一度坚持「新闻第一」、要「先日报后中央」，曾揭发孔宋家族贪污。但编辑部独立自主的信念，终不敌「先中央后日报」的党棍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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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七十八年的中国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因不堪长期销路下滑、读者流失和巨额赔累，再加上国民党中央党部拒绝继续提供每月约五百万台币（折合约十五万七千美元）的财务支援，而于六月一日正式停刊，为两岸新闻史画下一个黯淡的句号。
《中央日报》一九二八年二月一日在上海创刊，其时正值「宁汉分裂」，南京、武汉各有一个「国民党中央」。直至「宁汉合作」以后，《中央日报》始于一九二九年二月迁到首都南京出版。
由于《中央日报》（「央报」）是国民党的「党报」，是「党的喉舌」，报社高层就很自然地出现「先中央后日报」的论调，亦即党的文宣第一、新闻第二，新闻报道和言论方针必须跟党走，配合党的政策。抗战胜利后，以国民党中宣部副长身份出任《中央日报》总主笔的陶希圣（死于一九八八年），力主「先中央后日报」，认为报纸既是党的报纸，应以站稳党的立场为第一要务。但编辑部却充斥了「先日报后中央」的新闻自由精神，一批年轻的记者在总编辑李荆荪、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陆铿的领导下，戮力追求「新闻第一」的理想，一再打破政治禁忌和意识形态的桎梏，为抗战胜利后的南京央报，创造了该报史上的黄金时代。这批冲劲十足的记者如龚选舞、漆敬尧、徐佳士等人，日后在台湾也都成为报界和新闻教育方面的大才。
殷海光曾任主笔
主张「先中央后日报」的陶希圣，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是个「政治变色龙」，一九三八年与汪精卫出走河内，做过伪国民党中常委兼中宣部长，一九四零年与高宗武逃赴香港，披露汪日密约，向蒋介石「戴罪立功」，成为蒋的得力文胆，助蒋撰写《中国之命运》、《苏俄在中国》。陶希圣负责社论，王新命为副主笔，主笔室人才济济，有崖前（冀野）、史学家方豪神父（后为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政治大学文学院院长）、钱纳水、戴杜衡、张文伯、殷福生（即殷海光，后为台大哲学系教授，台湾反蒋杂志《自由中国》主笔）。
据陆铿在回忆录中说，副总主笔王新命「思想开放，富正义感」，常给年轻记者打气，并灌输他们一个基本观点：新闻自由靠争取，不能靠赐予。南京央报能够在抗战胜利后国共对峙的局面中办得有声有色的主因之一，是社长马星野暗中支持「先日报后中央」的做法。马星野（一九九一年去世）办过报纸，也是「中国国立大学派到密大研究新闻的第一个学生」，马氏于一九三三年获密苏里大学新闻学学士，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获蒋介石任命为央报社长，直到一九五二年。
马星野重视编采专业
陆铿说：「《中央日报》自一九二八年二月创办以来，一直都是赔本的，赔了十八年的本。到一九四六年马星野老师（按：陆就读中央政校新闻事业专修班，受业于马门下）接掌才开始赚钱。内容充实，版面清新，新闻快而准；报纸杂志化，销路自是日日上升；有一个时期，刊登广告甚至排队，令人难以想像。……《中央日报》一向被视为CC派掌握的国民党喉舌，报社董事长就是陈立夫。而我们一群年轻人，则秉持新闻自由原则工作，以办好报纸为目标，不管CC或DD。」马星野一方面尊重陶希圣主持央报言论的地位，但在新闻上则放手让他的一群学生去大展拳脚，而使陶希圣很难干预编务。
南京央报记者在战后混沌情势中「冲新闻」的热血与干劲，在中国近代报业洵不多见：漆敬尧揭发了孔祥熙、宋子文家族贪污国家外汇的内情，震撼全中国；徐佳士采访国民大会听到福建籍国大代表林紫贵不满国军东北剿共失利，大喊：「请杀陈诚，以谢天下」，徐佳士照录，央报照登，掀起轩然大波。陈诚担任参谋总长时曾放出「三个月内解决共军」的豪语。最使陈诚恼怒和难堪的是，央报登出「请杀陈诚，以谢天下」的标题，而陈诚本人却是该报常驻监察人（监事长）。
大陆变色前夕，央报准备迁台，当时担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死于一九六五年）曾反对央报迁台，其时台湾已有《中华日报》（南北版）和中日文字发行的《台湾新生报》。陈说，《中央日报》迁台「除了影响民心士气之外，可谓别无作用！」先行赴台进行筹备工作的央报总经理黎世芬和央报驻台特派员龚选舞只得托高人向陈诚婉言相求，说明数百员工眷属均已来台，只等发刊命令，陈诚终于软化，央报乃于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二日在台正式出刊。日后做过央报驻欧、美特派员的龚选舞说：「想不到出报之后，一纸风行，在此后的将近二十年间，一直维持第一大报地位。」
国民党撤退台湾后不久即实行戒严法，限制办报（即所谓「报禁」），央报（国民党中央）、《中华日报》（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台湾新生报》（台湾省政府）成为台湾五六十年代的三大报，尤其是央报最具权威，内容、版面、编排和印刷皆属上乘，而编辑部人才亦众，广告收入多，每逢周末第一版所刊登的套红「子女在美结婚启事」广告，成为「留美文化」的一大象徵。
在风雨飘摇的五十年代，台湾两大民营报纸《徵信新闻》（后改名为《中国时报》）与《联合》报（由《民族报》、《全民日报》、《经济时报》组成）分别在余纪忠、王惕吾领导下艰苦经营，他们一要在戒严法和出版法的禁锢下争取一点新闻与言论自由，以有别于党报和官报；二要在困难的环境中筹措办报经费，据龚选舞说，吴国桢执掌台湾省期间（一九四九至五三）曾密嘱财政厅长任显群将省政府所属事业单位广告委由徵信、联合刊登，让二报有丰富收入以此拉拢民营报纸。
中央副刊曾受欢迎
六十年代台湾经济起飞，《中时》、《联合》羽毛渐丰，老板有眼光、有格局、有前瞻，同时大量吸收人才，言论尺度与社会新闻（当时政治新闻仍属禁区）远比党报宽松活泼。两报内容的多样化与笔阵的坚强，更非党报所能比拟。于是两报销路直升，而党报日益下跌。央报在六七十年代由孙如陵编的副刊和连载武侠小说（如卧龙生的《玉钗盟》等），佳作不少；陆铁山主编的地图周刊也广受欢迎。
台湾《中央日报》先盛后衰的原因，固然与台湾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变迁有关，但自马星野于一九五二年交棒给蒋介石官邸出身的曹圣芬之后，央报从此走向了「先中央后日报」的正统党报路线。曹圣芬（死于二零零三年）虽系新闻科班出身，然其官邸色彩太浓。其后的萧自诚亦为官邸派，党报越来越自闭，民营报越来越精采。陆铿于一九九零年冬访台时，央报董事长楚崧秋（亦为官邸派）问他如何才能办好央报，陆铿提供了「先日报后中央」的南京经验，但已时不我予，落日余晖之兆早已出现，再也无法挽回了。陆铿说：「央报迁台初期还是不错的，后来只因出身宫廷的个别人，刚愎自用，摆出『忠党爱国』的姿态，不是办报，而是做官，违背了新闻自由的原则，反对新闻竞争，且排挤菁英骨干如戴杜衡、江德成等，以致江河日下。」
在民主、自由的开放社会，「党报」最终走上停刊之路似乎是必然的规律。国民党在台湾的式微，台湾变成一个众声喧哗、「呛声」不断的社会，《中央日报》的寿终正寝，说明了一党独大和一报独尊的威权时代早已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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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七十八年的中国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因不堪长期销路下滑、读者流失和巨额赔累，再加上国民党中央党部拒绝继续提供每月约五百万台币（折合约十五万七千美元）的财务支援，而于六月一日正式停刊，为两岸新闻史画下一个黯淡的句号。
《中央日报》一九二八年二月一日在上海创刊，其时正值「宁汉分裂」，南京、武汉各有一个「国民党中央」。直至「宁汉合作」以后，《中央日报》始于一九二九年二月迁到首都南京出版。
由于《中央日报》（「央报」）是国民党的「党报」，是「党的喉舌」，报社高层就很自然地出现「先中央后日报」的论调，亦即党的文宣第一、新闻第二，新闻报道和言论方针必须跟党走，配合党的政策。抗战胜利后，以国民党中宣部副长身份出任《中央日报》总主笔的陶希圣（死于一九八八年），力主「先中央后日报」，认为报纸既是党的报纸，应以站稳党的立场为第一要务。但编辑部却充斥了「先日报后中央」的新闻自由精神，一批年轻的记者在总编辑李荆荪、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陆铿的领导下，戮力追求「新闻第一」的理想，一再打破政治禁忌和意识形态的桎梏，为抗战胜利后的南京央报，创造了该报史上的黄金时代。这批冲劲十足的记者如龚选舞、漆敬尧、徐佳士等人，日后在台湾也都成为报界和新闻教育方面的大才。
殷海光曾任主笔
主张「先中央后日报」的陶希圣，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是个「政治变色龙」，一九三八年与汪精卫出走河内，做过伪国民党中常委兼中宣部长，一九四零年与高宗武逃赴香港，披露汪日密约，向蒋介石「戴罪立功」，成为蒋的得力文胆，助蒋撰写《中国之命运》、《苏俄在中国》。陶希圣负责社论，王新命为副主笔，主笔室人才济济，有崖前（冀野）、史学家方豪神父（后为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政治大学文学院院长）、钱纳水、戴杜衡、张文伯、殷福生（即殷海光，后为台大哲学系教授，台湾反蒋杂志《自由中国》主笔）。
据陆铿在回忆录中说，副总主笔王新命「思想开放，富正义感」，常给年轻记者打气，并灌输他们一个基本观点：新闻自由靠争取，不能靠赐予。南京央报能够在抗战胜利后国共对峙的局面中办得有声有色的主因之一，是社长马星野暗中支持「先日报后中央」的做法。马星野（一九九一年去世）办过报纸，也是「中国国立大学派到密大研究新闻的第一个学生」，马氏于一九三三年获密苏里大学新闻学学士，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获蒋介石任命为央报社长，直到一九五二年。
马星野重视编采专业
陆铿说：「《中央日报》自一九二八年二月创办以来，一直都是赔本的，赔了十八年的本。到一九四六年马星野老师（按：陆就读中央政校新闻事业专修班，受业于马门下）接掌才开始赚钱。内容充实，版面清新，新闻快而准；报纸杂志化，销路自是日日上升；有一个时期，刊登广告甚至排队，令人难以想像。……《中央日报》一向被视为CC派掌握的国民党喉舌，报社董事长就是陈立夫。而我们一群年轻人，则秉持新闻自由原则工作，以办好报纸为目标，不管CC或DD。」马星野一方面尊重陶希圣主持央报言论的地位，但在新闻上则放手让他的一群学生去大展拳脚，而使陶希圣很难干预编务。
南京央报记者在战后混沌情势中「冲新闻」的热血与干劲，在中国近代报业洵不多见：漆敬尧揭发了孔祥熙、宋子文家族贪污国家外汇的内情，震撼全中国；徐佳士采访国民大会听到福建籍国大代表林紫贵不满国军东北剿共失利，大喊：「请杀陈诚，以谢天下」，徐佳士照录，央报照登，掀起轩然大波。陈诚担任参谋总长时曾放出「三个月内解决共军」的豪语。最使陈诚恼怒和难堪的是，央报登出「请杀陈诚，以谢天下」的标题，而陈诚本人却是该报常驻监察人（监事长）。
大陆变色前夕，央报准备迁台，当时担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死于一九六五年）曾反对央报迁台，其时台湾已有《中华日报》（南北版）和中日文字发行的《台湾新生报》。陈说，《中央日报》迁台「除了影响民心士气之外，可谓别无作用！」先行赴台进行筹备工作的央报总经理黎世芬和央报驻台特派员龚选舞只得托高人向陈诚婉言相求，说明数百员工眷属均已来台，只等发刊命令，陈诚终于软化，央报乃于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二日在台正式出刊。日后做过央报驻欧、美特派员的龚选舞说：「想不到出报之后，一纸风行，在此后的将近二十年间，一直维持第一大报地位。」
国民党撤退台湾后不久即实行戒严法，限制办报（即所谓「报禁」），央报（国民党中央）、《中华日报》（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台湾新生报》（台湾省政府）成为台湾五六十年代的三大报，尤其是央报最具权威，内容、版面、编排和印刷皆属上乘，而编辑部人才亦众，广告收入多，每逢周末第一版所刊登的套红「子女在美结婚启事」广告，成为「留美文化」的一大象徵。
在风雨飘摇的五十年代，台湾两大民营报纸《徵信新闻》（后改名为《中国时报》）与《联合》报（由《民族报》、《全民日报》、《经济时报》组成）分别在余纪忠、王惕吾领导下艰苦经营，他们一要在戒严法和出版法的禁锢下争取一点新闻与言论自由，以有别于党报和官报；二要在困难的环境中筹措办报经费，据龚选舞说，吴国桢执掌台湾省期间（一九四九至五三）曾密嘱财政厅长任显群将省政府所属事业单位广告委由徵信、联合刊登，让二报有丰富收入以此拉拢民营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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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台湾经济起飞，《中时》、《联合》羽毛渐丰，老板有眼光、有格局、有前瞻，同时大量吸收人才，言论尺度与社会新闻（当时政治新闻仍属禁区）远比党报宽松活泼。两报内容的多样化与笔阵的坚强，更非党报所能比拟。于是两报销路直升，而党报日益下跌。央报在六七十年代由孙如陵编的副刊和连载武侠小说（如卧龙生的《玉钗盟》等），佳作不少；陆铁山主编的地图周刊也广受欢迎。
台湾《中央日报》先盛后衰的原因，固然与台湾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变迁有关，但自马星野于一九五二年交棒给蒋介石官邸出身的曹圣芬之后，央报从此走向了「先中央后日报」的正统党报路线。曹圣芬（死于二零零三年）虽系新闻科班出身，然其官邸色彩太浓。其后的萧自诚亦为官邸派，党报越来越自闭，民营报越来越精采。陆铿于一九九零年冬访台时，央报董事长楚崧秋（亦为官邸派）问他如何才能办好央报，陆铿提供了「先日报后中央」的南京经验，但已时不我予，落日余晖之兆早已出现，再也无法挽回了。陆铿说：「央报迁台初期还是不错的，后来只因出身宫廷的个别人，刚愎自用，摆出『忠党爱国』的姿态，不是办报，而是做官，违背了新闻自由的原则，反对新闻竞争，且排挤菁英骨干如戴杜衡、江德成等，以致江河日下。」
在民主、自由的开放社会，「党报」最终走上停刊之路似乎是必然的规律。国民党在台湾的式微，台湾变成一个众声喧哗、「呛声」不断的社会，《中央日报》的寿终正寝，说明了一党独大和一报独尊的威权时代早已远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