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文化
中国网 | 时间：2006 年6 月1 日 |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王蒙：各位读者，今天有机会在《光明讲坛》来跟大家交换一些意见，我感到很高兴。我要讲到的题目是《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文化》，包括全球化的背景、中国传统文化、建设文化大国等内容。大家听后觉得有不对的地方，可以提出疑问或者批驳，我们互相交流启发。
全球化引起了文化焦虑
关于全球化的背景。我要说明一个观点，一个命题，即全球化与现代化是一致的，现代化的结果必然导致全球化。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任何事物都挡不住它的发展，这个道理很浅显，却经得住考验，是颠扑不破的。尽管对全球化有那么多的批评、质疑、抗议，但是谁也挡不住。全球化给中国这样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引起了文化的焦虑。
如果不吸收现代技术，我们无法设想有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的、而且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伟大祖国
讲到全球化与现代化的一致性，我们能看到，凡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很容易被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所吸收。比如说，飞机，相对来说是最迅捷也是相当安全的交通工具，可以被各个国家所吸收。一种技术，比如说电力、电脑，尤其是信息技术，会被不同语言、不同国家用不同的编码吸收，你挡不住。我们中华民族有非常辉煌的历史、辉煌的文化，但有今天的生活，从全世界吸收了多少现代的科学技术？比如说，电灯是现代技术，电脑投影、幻灯片是现代技术，我的眼镜也是现代技术等等。如果不吸收现代技术，我们就无法设想有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的、而且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伟大祖国。
条形码、集装箱等都是全世界一致用的东西，它使我们的产品、商品、科技成果能够交流，能够共享。如果没有全世界一致的标准，你造的电灯泡和我造的电灯泡之间互不相干，这个技术就不能够共享。数码化、电脑的发明使全球化的进程大大加速了，所谓的信息高速公路已经实现了。数码化逼着你学英语，这是一件非常无奈的事情，但也提供了很大机遇。如果你想使用电脑，不管中文软件做得多么好，仍然摆脱不了以英语形式出现的说明、菜单、可供选择的选项。这说明一个问题，目前，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不论一个国家多有志气、有多伟大，你都不能脱离开这个进程。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发展机遇，中国能有今天的发展，离不开全世界经济发展的势头。在我们沿海经济开发区可以看到众多的出口加工工厂、大量的出口商品。
全球化引起文化的焦虑，是指全球化使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感到有一种被融化、被改变的危险。首先你会失掉自己的身份
全球化引起文化的焦虑，是指全球化使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感到有一种被融化、被改变的危险。首先你会失掉自己的身份。所谓认同危机，就是学来学去都是英美的东西，主要是美国的，可是你学完了，又不是美国人。这种危机在许多国家，包括法国、中国等都存在。法国采取很多措施，限制英语的运用。我们在幻灯片上，在机场高速路牌上写上英语；电视标志“CCTV”也是英语。我们还开办英语频道，有大量英语教学节目。我无意批评这个东西，这个是必须的，甚至是很好的。中国要开放，有越来越多的各国游客来参观，虽然中文是非常伟大的文字，而且是被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应用着，但是它的国际性并不是很好。现在国际上客观上使用的就是英语―――这在理论上无法讲清楚，是不是英语就最好，就科学，那不见得―――但是你讲英语就能讲得通，你参加国际讨论会、生意谈判，做外交辞令，用英语能让很多人听得好。温家宝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他的翻译就是译英文，不可能用日文、俄文都翻译一遍。按道理说，世界上各国语言文字都是平等的，但是英语有这么一个优势的地位。
但确实存在另一面，就是我们中文的水准，给人的感觉是现在有所降低，讲究不够。比如说，很受欢迎的电视剧《汉武大帝》喜欢用一个成语“守株待兔”：敌人来了，我们不能守株待兔，要进攻。它认为守株待兔，就是守，就是采取防御性的战略。电视剧老是这么讲，说得我也糊涂了，今天借这个机会请教大家，这“守株待兔”是防御的意思吗？不对呀，应该是企图、侥幸的意思，是等着天上掉馅饼的意思。
春节联欢晚会，其中对联的用意非常好，可是我觉得推敲不够。举一个例子：重庆出“朝天门”（长江的码头），天津对“天津港”。“朝天门”对“天津港”，过去只要私塾上过一年的，就知道对错了，两边都有“天”不行；“朝天”和“天津”这四个字都是平声，也不行。其他的我就不一一讲了。
再譬如说生活方式。一个圣诞节，一个情人节，市场上都有热度，相反呢，对元宵节、中秋节，开掘得就不够。在基本温饱没有解决的时候，春节吃饺子是一件大事，还有就是元宵节吃元宵，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现在我们很幸运，温饱问题解决了，我们的子女根本就不知道饥饿是什么，让他吃饺子，在生活中不算是太好的东西。有人还嘲笑月饼太硬，主要是送礼。要知道这是咱们很美好的节日啊。
比较起来，我们说日常生活，衣食住行，这个“食”是中国的强项，大部分人的口味，还是喜欢吃中国饭。可很多小孩子，比如说三岁以下的，爱吃麦当劳，爱吃肯德基，那都是外国的垃圾食品啊!现在“衣”已经不是我们的强项，“行”也不是了，哪里还有坐中式轿子的啊？很少。“住”，也很难盖那种大屋顶式的房子了。我们是否该思考一下，怎样才能有自己的一些生活方式？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还有一个新的忧虑，就是文化越来越大众化、批量化。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就是那种有一点小众的，毛主席讲的“小众”、“阳春白雪”，一些高雅的东西，感觉有被冲击的危险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还有一个新的忧虑，就是文化越来越大众化、批量化。这种大众化、批量化有很大的好处，是一种文化的民主，有利于实现文化的共享、文化的平等―――你看得懂，他也看得懂。比如，电视里赵本山出来了，你学问高的人可以看，文盲也可以看。大众化，批量化，可以大量地生产，CD、VCD、DVD，最近还有什么新的叫做EVD，可以批量地生产。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文化中高精尖的东西，并不是人人都有条件去生产、去创造、去制作的，甚至于不是人人都能看得懂、看得明白的。就是那种有一点小众的，毛主席讲的“小众”、“阳春白雪”，一些高雅的东西，感觉有被冲击的危险。
我有时候也自己跟自己闹别扭。春节联欢晚会，电视小品已经在担纲了，因为它的效果非常好，让人笑，香港叫做“搞笑”。这样的节目，我也喜欢看，但有时候会想，除了这种通俗的娱乐节目之外，我们是否还需要一些能提高文化品位、文化素质，满足智慧要求的作品。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当然中国的国情不一样―――比如说维也纳金色大厅，它迎接新年的施特劳斯音乐会，也很大众化，里面也没有用特别深奥、特别难接受的曲调。施特劳斯主要是圆舞曲，是舞曲，是华尔兹，但他的格调显得就高一点。
写作也是一样。中国人过去对写字是非常敬仰的，写起字来，有一种精神贵族的感觉。他要明窗净几，沐浴焚香，书童研墨，红袖添香，然后拿着毛笔，舔过来，舔过去。因为字本身就非常优美，写的时候，吟哦再三：“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写起来，又是对仗又是成语，又有出处。这有它不好的一点：大众读不懂，说你“戆”。本来明白的话，让你一写，人家不太明白了。但是也有好处，它非常优雅，有一种风度，有一种格调，有一种品位。相反，如果都是大白话，都用群众语言，在获得了大量的受众的同时，有没有影响它的智慧含量、文化含量的危险，影响它的深度和格调？
可是没有办法，影响、威胁这种高精尖的东西，不仅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比如说大片，要的就是先声夺人，先把你刺激够再说。你先爱看，看完之后就忘，他认为这最成功。为什么？你看完记住干什么，多累得慌，而且治失眠。
这种全球化的进程，从另一方面来说，使得精英文化越来越边缘化。这种全球化带来的对文化的冲击和挑战，是一个新的时代命题，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它都会来
这种全球化的进程，从另一方面来说，使得精英文化越来越边缘化。不论是中国，还是像法国、德国这样一些欧洲古老的国家，我们与他们交谈当中，常常对美国的文化抱一种不屑的态度。记得有一年我在慕尼黑的歌德学院（歌德学院实际上是文化中心的意思），一位领导请我吃饭，谈起慕尼黑街上出现了麦当劳快餐店，他气得简直是浑身发抖。他说饮食是一种文化，而美国的快餐基本上就是饲养性的，是反文化的。后来我去美国，将此事传达给纽约图书馆的一个人，他也很自信，说德国的这位老师就让他骂吧，他每骂一次，我们在慕尼黑快餐店的顾客就会增加一成，我们的顾客会不断地增加，它的影响会越来越大。
这种全球化带来的对文化的冲击和挑战，是一个新的时代命题，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它都会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性的文化交流，也使很多传统的道德和精神生活遇到了新的挑战、新的问题。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道德的国家。我有时候看《春秋战国》、《东周列国志》，最感动我的是那时候人们的道德观念，重义轻生。荆轲刺秦王，找到逃到燕国的秦人樊于期说:“我现在要刺秦王，秦王不信任我。”樊于期一听就明白了，说“你要提着我的头去见秦王，秦王就会接见你。”当时一剑把自己的脑袋割下来了。你们看，这就是古人为了完成他们认为正义的事业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
又比如说“春秋笔”的故事：晋国有一个人篡位，于是史官写“某年某月，谁谁?其君”，王一听非常生气，就把他杀了。史官的弟弟来了，他还是写“谁谁?其君”，又被杀了。然后又一个弟弟来了，还是写“某年某月，谁谁?其君”。这种史官秉笔直书的精神，一看很惊人。你再看春秋战国的师旷，他搞音乐，为了献身事业，他用锥子把自己的两个眼珠子捅瞎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古代的时候，相当一段时期，道德观念是一种信仰，是形而上的，就是“义”、“忠”，这比一切都重要。
科学和技术的发达把很多东西解构了。许多伟大的事情，你用科学技术一衡量，并不是那么伟大。所以人的精神生活在受到挑战，人的道德观念、美德观念、侠义、崇高、诗情，都在受到挑战
然而，科学和技术的发达把很多东西解构了（现在有两个词，一个叫解构，一个叫去魅，鬼魅的魅，把身上的神学色彩给去掉了）。所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所谓“上帝死了”的说法―――就是原来对上帝的崇拜，对神的崇拜，一切行为都由神来要求，没有道理可讲，按照神的意志去办就行了，可是科学的发达，使你感觉到，在世界上找不出那样一个人格神来了，所以“上帝死了”。到了现代主义的时候，甚至出现了“人死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并不是世界的中心。许多伟大的事情，你用科学技术一衡量，并不是那么伟大。譬如说月亮，月亮在多少个民族的精神生活中，是一种幻想，一个永远的可望而不可及的幻想。可是美国人在20世纪60年代上去了，发现月亮是一个死寂的星球，既没有吴刚，没有嫦娥，没有兔儿爷，没有桂花树，人的这些幻想没有了。
还有爱情，多少诗歌、多少文人歌颂爱情。罗密欧与朱丽叶，普希金的诗，莱蒙托夫的诗，雪莱的诗……可是自从有了弗洛伊德，什么他都做实验（检验），美国就有一种说法：“爱情属于精神病现象”。爱情中有幻视，幻听，“她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不见得，比她美丽的有的是，所以你这是属于精神病。如果用纯医学的观点来看，甚至于你用兽医配种的观点来看，那么这个爱情就死了,没有爱情了。所以人的精神生活在受到挑战，人的道德观念、美德观念、侠义、崇高、诗情，都在受到挑战。现在的人天天跟科学仪器打交道。有一次我在301医院讲，陶潜可以写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你觉得非常的幽美；可是一个外科大夫就不能说“手术明灯下，悠然见病变”。所以大量的科学和技术、透视的技术，把人解构了。不管多么美丽的人，你给她做一个CT扫描，把扫描图拿出来，你不会觉得有太多的美感，不管她是王嫱、西施，还是貂婵。
经济技术发展引起的全球化也带来了所谓的文化冲突。尽管对这个文化冲突，亨廷顿提出来的观念，中国很多人不赞成，但是文化冲突是存在的，你不能不承认。比较起来，我们中国因为有儒教的传统，有比较入世的传统，相对来说能够接受全球化当中追求进步、追求富裕、追求高的生活质量的内容
因为这些焦虑，全世界在蓬蓬勃勃展开一种反对全球化、反对科学化、反对技术主义、反对唯发展论的思潮，有的称之为“新左派思潮”。是不是仅限于“新左派”？不见得。譬如说法兰克福学派，一些这几年西方非常有名的哲学家，像福柯、詹明信、马库赛，他们就揭露，这种全球化、技术的发展、文化产业发展的化背后，都有一种资本的统治，都有一种超级大国的统治，它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我们看到智利的反全球化大游行，意大利开八国首脑会议的时候也游行，还死了人。我们中国也有这种思潮，但是还搞不到西方国家那样。有些知识分子（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特别是一些留美、留学西欧的知识分子，他们学到了一些对美国和西欧进行严厉批判的思想武器。可是用中文批判起来，你觉得它和中国社会离得还比较远，比如说批判科学主义。中国批判什么科学主义，中国农村的迷信比科学多多了。
另外，经济技术发展引起的全球化也带来了所谓的文化冲突。尽管对这个文化冲突，亨廷顿提出来的观念，中国很多人不赞成，但是文化冲突是存在的，你不能不承认。比较起来，我们中国因为有儒教的传统，有比较入世的传统，相对来说能够接受全球化当中追求进步、追求富裕、追求高的生活质量的内容，可是有些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接受起来是有困难的，用强迫的方法是不行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
所谓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基本上发展传承下来、基本上没有脆性断裂过的基本价值取向，基本生活方式，基本思维方式，基本社会组织方式，与基本审美特色。从学理上――主要是伦理与政治学上看，是儒家与儒道互补，是四书。从思维上哲学上看，是汉语与汉字文化，是易经，是概念崇拜与直观判断。从地域与经济上看，是黄河文化为主并补充于楚文化，是农业文化。从社会组织方式上看是封建专政与民本思想的平衡补充。从民间文化上看是阴阳八卦，是宗法血缘，是中餐、中医、中药与多神混合崇拜，是戏曲里大肆宣扬的忠孝节义。
中国传统文化经受了极大的考验，目前出现了一种再生，这可以说是一种奇迹
中国传统文化经受了极大的考验，目前出现了一种再生，这可以说是一种奇迹。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由于丧权辱国，处境不好，一些先知先觉的爱国者对中国文化采取了最严厉的批判态度。我们先看看鲁迅。鲁迅说什么呢？他给青年人的意见就是不要读中国书，你什么书都可以读，不要读中国书，他说外国书读了以后让你自强，让你去奋斗，让你去斗争，读了中国的书你的心会静下来，你会不求上进，你只会忍耐，只会逆来顺受。大概的意思，不是原文，这是鲁迅。鲁迅是左翼，右翼也是一样。吴稚晖提出“把线装书扔到茅厕里去”。吴稚晖是老国民党啊，但这句话是他提的。当时还有一些年轻人，也提过很激烈的口号，特别是对汉字、对中国文化的痛恨。
对汉字的痛恨，是认为汉字太难学了。中国为什么专制？就是因为汉字难学，老百姓学不到，只有很少数的精英才懂，才认字，这些人可以尽情地压迫老百姓。我年轻的时候就相信这个观点。我们知道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大学者、语言学家吕叔湘教授，他认为中国实行了拼音文字就能够实行民主。毛泽东主席也是非常讨厌崇洋媚外的，但是他在文字改革上一点都不保守，他有一句名言就是“汉字的出路在于拉丁化”。五四时期，钱玄同这些人走得更远，他们不但要求废除汉字，还要求废除汉语、废除中文，他们要求中国人全部从小学英文。到农村两个老农过来了，一个:“How are you?”一个是:“Come on。”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文化很有价值，它消灭不了。中国文化尽管有落后、僵化、腐朽的一面，但更有它灵活的、开放的，能够吸纳、适应、自我调节、获取新的生命力的一面
一个古老的民族而且是一个大国，对自己的文化持这样的态度，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我们要充分肯定他们的进步意义。如果五四时期没有这些先知先觉，没有这些人，发出这种振聋发聩、醍醐灌顶、春雷震响般的语言，没有这样的激情，哪有我们中国的后来？说不定现在我们还停留在“子曰”、“诗云”的阶段，因为中国这个古老的文化力量太大了。但是我们要看到，这是五四时期。解放以后还有很多类似的东西，比如1966年“破四旧”的时候，那个“破四旧”就更没有边了。
但是我们看一看，经过了这样的大难，现在是什么情况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文化很有价值，它消灭不了。中国文化尽管有落后、僵化、腐朽的一面，但更有它灵活的、开放的，能够吸纳、适应、自我调节、获取新的生命力的一面。很多我们误以为是正确的东西，现在证明并非如此。譬如说汉字，汉字稍微难学一点，但并不是特别的难，它有它的规律。拼音文字就那20几个，最多30几个字母，每一个字母代表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没有任何意义。而汉字的形状就包含了声音，包含了形象，包含了逻辑关系，包含了一种美的画面。尤其是汉字输入电脑的方法解决以后，要求消灭汉字的声音几乎响不起来了。我们这里有一些资料，讲到现在的中华文化又重新活起来了，又重新热起来了，我们中国文化显示了自己的再生能力，显示自己完全能够与时俱进，完全能够跟得上现代化、全球化的步伐，同时又保持我们自己文化的性格、特色、身份、魅力，表达了我们对中国文化的信心和自豪。
汉字本身代表了一种思维的方法。如果汉字废除了，我们都讲英语了，不讲中文了，那真是灾难啊
汉字的问题我还要讲一点：汉字本身代表了一种思维的方法，它与西方的实际是以欧洲为中心、以欧美为代表的文化之间，有相当多的区别。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稍微讲一点。我有一篇短篇小说叫做《夜的眼》，1979年发表在你们《光明日报》上，后来翻译成多国文字，俄文、法文、英文、德文都发表了。在翻译这些文字的时候，这些译者给我打越洋电话，差不多都问一个问题：“你的这个夜的‘眼’，是单数还是复数？eye还是eyes？”我糊涂了！因为这个“眼”在小说里有三个意思，一个是把夜拟人化，这个眼根本不存在单数、复数的问题，因为它没有形状也没有数量；第二是主人公，那个主人公叫陈杲，他的眼，这个陈杲我没有交代他是独眼龙，或者在战争中英勇牺牲，当然是“eyes”，不是独眼；第三呢，我里面描写到，在夜间的工地上有一个昏黄的电灯泡，那是“single”。所以夜的眼不能够分成“eye”或者“eyes”。但是我说的这一套他不明白，他说的那一套我也不明白。他认为眼本身必须说清楚，是一只眼，还是两只眼。我认为汉字“眼”比一只眼、两只眼更本质，我们的汉字有一种本质主义。
我还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牛”，这是本质，然后牛奶、牛油、小牛、乳牛、公牛、母牛、水牛、黄牛，等等，我们拿牛当本质。但是英语它没有这么一个统一的字，牛用cattle,cattle就是大牲畜的意思，也有牛的意思。母牛cow,牛油butter,小牛vealer,牛肉beef,它们之间是互不隶属的。
可是，我们中国人非常注意这个本质，甚至一、二、三在中文里都看得特别重。中国非常重视一，认为世界上的所有事物应该有一个集中的、不可变易也不可重复的本源，所以老子说:“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生，侯得一以为天下正。”我不知道英语怎么翻译这个一，如果翻译成“one”就麻烦了，对中国来说，这不是一个数量的概念，而是物的最后的本质，说一句不恰当的话，这里的“一”指的就是上帝，中国人的上帝。这些太复杂了，我的能力也说不清楚。
所以，汉字废除了就麻烦了，如果汉字废除了，我们都讲英语了，不讲中文了，那真是灾难啊！对中国文化面临的考验，有了感觉而没有信心的，王国维就自杀了。陈寅恪对王国维这样分析：他为什么自杀，因为中国文化是他赖以生存的根本，你推翻了满清没有关系，但是看到中国文化处境不妙，要完蛋，他自杀了。我们能活到今天，看到中国文化另一个昌明、发达的可能，确实是非常幸运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各种文物，各种经典，我们都不一一说了。传统文化还包括我们的饮食、生活、医药，很多是直观的，是感觉的，是混合的和深加工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各种文物，各种经典，我们都不一一说了。传统文化还包括我们的饮食、生活、医药，很多是直观的，是感觉的，是混合的和深加工的。譬如说中医，中医里的很多东西是一种直观的，比如说，红糖是热性的，白糖是凉的，冰糖是更凉的，更去火。我觉得这是一种直观，是没有实证根据的。但是我很喜欢这种直观，当我发烧的时候，也不想在水里搁很多红糖，宁愿在菊花里面加冰糖。这和外国的方法，一个讲严格的形式逻辑，一个讲实证（就是做实验，做多少次试验，每次的结果要详细地记录下来），确实是不太一样。
中国的宗教信仰，在全世界也是非常独特的，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宗教信仰。到马来西亚，华人就说:“我们是信仰佛教的。”但是佛教并不是中国的国教，像伊斯兰教在整个伊斯兰国家或者天主教在意大利那样。相反的，我们对待宗教问题往往采取一种非常灵活的态度，我们的思维和全世界哪儿的人都不一样。我们说:“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六合就是三维空间，三维空间，每一维是相对的两面，所以是六合。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就是属于终极性的东西我们不讨论，但是也不反对，叫做存而不论，它是一种以我为主的灵活的多神论。灶王爷你给我看灶，门神爷你替我看门，送子观音你替我解决生育问题，花娘娘替我出天花、出麻疹，财神爷帮助我赚钱，妈祖帮助我航行。鲁迅也说过:“孔子敬神如神在”。智商太高了！“敬神如神在”，全世界没有一个虔诚的信徒能如此地说话，但是他又不宣传无神论，没有说宗教是骗局。他不反对敬神，“敬神如神在”，所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很有意思的。
我在德国的时候，认识一个德国的汉学家，他的中文非常之好，在台湾学习过多年，又在中国内地呆过多年。他娶了一个台湾背景的太太，后来太太跟他打离婚，他太太跟我说:“王蒙，德国人学了中文，学了易经，学了老子，太可怕了，这就是魔鬼啊，他把德国式的冷酷无情和中国式的诡计多端结合起来了。”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这个民族是诡计多端，但是我们的思维是非常的灵活，这是事实。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过去亚洲那么多地方变成殖民地，而没有任何人能使中华民族屈服，因为我们中国有自己的文化，你想把中国屈服太困难了。反过来说，我们的文化能使我们渡过难关。
把我国建设成文化大国
我们应该把国家建设成文化大国，而实际上我们国家已经是一个文化大国，这个和科学发展观有关系。我们不能够只讲人均收入、国民收入，因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还赶不上发达国家。但是即使赶不上，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伟大的国家，仍然对人类有我们独特的贡献，因为我们有中华文化。我们的文化还要有新的发展。我们的文化是立国之本，是安身立命之本，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的光荣。
该坚持的时候，比谁都能坚持；该灵活的时候，怎么都灵活，怎么都能找到出路，找到自己前进的方向，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生命力
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蓬勃发展，我们今天仍然很幸福地在这里讨论文化问题，讨论中国文化的根。我2004年11月份去过俄国，苏联建立70多年，但是它的农业产量没有赶上沙皇时期的最好水平。俄罗斯呢，现在的人均收入，远远没有达到苏联时期的水平。所以中国的文化是有两下子的。这不光是我们的看法，撒切尔夫人，还有美国的布热津斯基都有这样的说法，认为中国的文化太厉害了，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该坚持的时候，比谁都能坚持；该灵活的时候，怎么都灵活，怎么都能找到出路，找到自己前进的方向，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生命力。
中国文化，我们不是关起门来搞，我们是一个开放的态度，而且学来以后，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自己的。我们中国在这方面特别有能力
中国文化，我们不是关起门来搞，我多次讲过这一点。我在参加文化高峰论坛的时候，媒体上乱炒，说王蒙提出要开展“汉语保卫战”，我根本没说过那个话――汉语不是保卫战的问题，只要好好学习就可以了，你保卫战干什么啊？而且我认为学习汉语和学习英语并不矛盾，汉语学好了，也就是母语学好了，才能学其他的外语；外语学好了，也能反过来比较一下，认识你自己语言的美好和特色。
我常常举这个例子：中国外语最好的一个是辜鸿铭。他英语好到什么程度？有一次他在伦敦地铁，看《泰晤士报》的时候倒着看，还留着一个辫子，旁边的英国青年咯咯地笑了，说:“带着猪尾巴的这个中国人，他字倒着看。”结果辜鸿铭回过头来，用标准的牛津音告诉他们：“小伙子，你们的英文太简单啦，我要是正着看，对我的智力是一个侮辱。”“我倒着看还算是一个游戏。”他的中文好不好？他用中文讲学妙语连珠。还有就是钱锺书，他的外语好不好？他七八种语言都是过关的，英语、德语、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等他都懂，但是他的中文呢，他的旧体诗写得何等的美妙。林语堂，包括连续剧《京华烟云》和《苏东坡传》是用英语写的，但是他的中文呢？他写的中文小品都很好。所以如果我们的中文不好，就是中文不好，不是由于学习了英语。反过来说，你的英文不好，也不是由于你的中文太好了，而是你没有好好地学习英语。既然中文那么好，你好好地再学些英语，岂不学得更好？
所以我们是一个开放的态度，而且学来以后，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自己的。我们中国在这方面特别有能力。1998年，我到美国就谈到中国文化的吸纳能力、改造能力。我说，改革开放以后，可口可乐在中国一开始不成功，为什么呢?就是买一大瓶可口可乐送你一个杯子，这肯定不成功。现在慢慢成功了，喝可乐的人很多，但是中国人吸收了可乐以后，肯定会有所变化。有什么变化呢？我当时还不知道，后来才知道，中国人用可口可乐熬姜汤，作为解表的药品治疗感冒。而这个呢，美国人接受不了。美国医生对一个人的感冒，只要不到39度，他很少给你开药，他一般建议你喝点冰水，喝点可乐，少穿一点衣服。和中国人的习惯特别不一样，我们一感冒就赶紧得捂。他们认为，你感冒既然热，就少穿一点，被子盖薄一点，好好睡一觉。你洗澡吧，淋浴一下，我们岂敢？所以我们强调，中华文化绝对不是要关门。
我还讲过，就是芭蕾舞，中国吸收过来，因为身材秀气一点，和欧洲人三围悬殊、1米85以上相比，跳起来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就是意大利歌剧，中国人唱起来，跟帕瓦罗蒂、多明戈绝对也不一样――中国人受戏曲的影响，也受自己身材等的影响，很可能在洪亮上不如人家，但是显得更多情、更甜美。
我们在文化上要有一种慎重，就是千万不要轻易否定什么东西。对中国的文化，我们应该是非常有信心的，非常开朗的，非常开放的，向全世界学习他们的优秀文化，同时也向他们传播我们的优秀文化
所以说，我们在文化上要有一种慎重，就是千万不要轻易否定什么东西。我们现在觉得非常可惜的，就是北京把城墙拆了。这几年非常迅速的建设当中，很多旧的、有保护价值的建筑被拆除了，这都是非常可惜的。所以，我们在文化上，要再珍重一点已有的东西。
再举个例子：我一直认为过去戏曲里面男扮女、女扮男，是一种不得已，因为旧社会男女授受不亲，一个戏班子里面，三男的俩女的，这是没法活的。解放以后，也有领导说，这种落后的现象不必再搞下去了。可是我和法国的一个高级文化人谈话，他说，你们为什么不发展男人的旦角了？我说女性解放了，她们可以很方便地从事戏曲工作了。他说：“不不不，这个角色的意思是不一样的，男人模仿女人用假嗓，有一种很特殊的感觉，这个不能够没有。”后来我觉得他讲的有点道理，有些东西你千万不要轻易否定。当我们看到男的旦角，用非常美好的声音唱京戏的时候，仍然感觉到一种很大的快乐和满足。当看到一个女花脸，大喝一声再来一段铜锤的表演，我们也觉得很好，所以这方面我不能细谈，我们在文化上的事情要稍微慎重一点。同时我们应该有信心，我们的文化已经随着国家的发展，对全世界有越来越大的影响了，虽然这些影响一开始是浅层次的，一个功夫，一个针灸，一个豆腐，已经是世界性的。美国有一个太极大师，成了电视连续剧《太极》的主角。还有外国人学唱京剧的，美国的一些大城市到处都有卖豆腐的，等等。
对中国的文化，我们应该是非常有信心的，非常开朗的，非常开放的，向全世界学习他们的优秀文化，同时也向他们传播我们的优秀文化。
■答问
问：还有一些具体问题，想请您“解构”一下。比如：怎么看幼儿读经？
王蒙：对现在有些幼儿、小学生，学习中国古典诗词，我觉得太好了。说句不好听的话，我对古典诗词的知识，基本上是八岁以前学的，能背诵的大概都是八岁以前背的。古诗词又合辙又押韵，很容易背诵，所以趁着小的时候学，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问：中国的语言文字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但是有人认为解放初搞的汉字简化运动，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了比较大的负面作用，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王蒙：废除汉字是我坚决反对的，但是汉字简化，到现在为止，我认为还是可以的，它并没有造成很多的破坏。因为汉字的简化是由一批非常高级的专家来进行的，它们的简化都有相当的道理，有的用的是异体字，比如说树叶的“叶”，中国古代就有，线装书就有；有的是用民间早已通行的字，比如“灯”；有的是用日语里面的汉字，比如国家的“国”，不过日语的“国”，是方块加王，我们觉得方块加王不好，就加了一个点，变成了玉，成为国。这个对于儿童启蒙时候的学习有很大帮助，但是受教育到一定程度，比如说到了高中阶段，就应该认识所有的繁体字了。
问：您怎么看待学习唐诗宋词？为什么现在我们国家没有这样的大家？
王蒙：这个问题也是我感到困惑的问题。因为如果简单地说社会急剧变革，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前的政治运动是一个很明显的原因，但是这个问题全世界都存在。譬如说英国，古代我们知道莎士比亚、狄更斯，那么现在英国的莎士比亚是谁呢？近50年来，有谁能和莎士比亚、狄更斯相比呢？法国，我们知道巴尔扎克、司汤达，那么现在是谁呢？所以说，全世界都面临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心目中那种古典级的大师好像找不到，不但文学上找不到，音乐、美术、绘画上也找不到。你说文艺复兴时期的大画家，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现在意大利有吗？荷兰有吗？音乐也是一样，你说现在哪一个活着的作曲家能和贝多芬相比？能和柴可夫斯基相比？能和马纳相比？等等。那么这究竟是怎么造成的？这也是我刚才所说的全球化时代人们的一种文化焦虑。有时候，我们搞写作的人，经常受到责备，最经常被责备的就是:“你们当中没有一个鲁迅。”但是我觉得所有的伟大作家都是不可以重复的，你不可能有第二个鲁迅。不但没有第二个鲁迅，也没有第二个曹雪芹，也没有第二个杜甫，也没有第二个李白，也没有第二个莎士比亚。如果说我们写得不好，那是因为我们自己写得不好，我们现在也很难把理由推给领导，由于领导不好，我写得不好，那更说明你没有出息了。
问：听说您在政协会上有一个发言，批评电视里面帝王戏太多。
王蒙：我的孙子同意一件事就说:“朕许了！”影响太大了，这也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吧。
问：面对铺天盖地的商业炒作，您认为应该怎样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
王蒙：目前有的广为传播的文化产品，它的文化品位不高，文化含量不高，确有这样的问题。怎么样提高呢？我觉得在文艺工作的安排上，我们也要两手抓，既要抓普及，这种大众的、节庆的、搞笑的、雅俗共赏都能接受的，也还要抓一点小众的、高精尖的，所谓精品工程，不让市场牵着鼻子走。
中国网 | 时间：2006 年6 月1 日 |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王蒙：各位读者，今天有机会在《光明讲坛》来跟大家交换一些意见，我感到很高兴。我要讲到的题目是《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文化》，包括全球化的背景、中国传统文化、建设文化大国等内容。大家听后觉得有不对的地方，可以提出疑问或者批驳，我们互相交流启发。
全球化引起了文化焦虑
关于全球化的背景。我要说明一个观点，一个命题，即全球化与现代化是一致的，现代化的结果必然导致全球化。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任何事物都挡不住它的发展，这个道理很浅显，却经得住考验，是颠扑不破的。尽管对全球化有那么多的批评、质疑、抗议，但是谁也挡不住。全球化给中国这样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引起了文化的焦虑。
如果不吸收现代技术，我们无法设想有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的、而且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伟大祖国
讲到全球化与现代化的一致性，我们能看到，凡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很容易被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所吸收。比如说，飞机，相对来说是最迅捷也是相当安全的交通工具，可以被各个国家所吸收。一种技术，比如说电力、电脑，尤其是信息技术，会被不同语言、不同国家用不同的编码吸收，你挡不住。我们中华民族有非常辉煌的历史、辉煌的文化，但有今天的生活，从全世界吸收了多少现代的科学技术？比如说，电灯是现代技术，电脑投影、幻灯片是现代技术，我的眼镜也是现代技术等等。如果不吸收现代技术，我们就无法设想有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的、而且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伟大祖国。
条形码、集装箱等都是全世界一致用的东西，它使我们的产品、商品、科技成果能够交流，能够共享。如果没有全世界一致的标准，你造的电灯泡和我造的电灯泡之间互不相干，这个技术就不能够共享。数码化、电脑的发明使全球化的进程大大加速了，所谓的信息高速公路已经实现了。数码化逼着你学英语，这是一件非常无奈的事情，但也提供了很大机遇。如果你想使用电脑，不管中文软件做得多么好，仍然摆脱不了以英语形式出现的说明、菜单、可供选择的选项。这说明一个问题，目前，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不论一个国家多有志气、有多伟大，你都不能脱离开这个进程。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发展机遇，中国能有今天的发展，离不开全世界经济发展的势头。在我们沿海经济开发区可以看到众多的出口加工工厂、大量的出口商品。
全球化引起文化的焦虑，是指全球化使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感到有一种被融化、被改变的危险。首先你会失掉自己的身份
全球化引起文化的焦虑，是指全球化使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感到有一种被融化、被改变的危险。首先你会失掉自己的身份。所谓认同危机，就是学来学去都是英美的东西，主要是美国的，可是你学完了，又不是美国人。这种危机在许多国家，包括法国、中国等都存在。法国采取很多措施，限制英语的运用。我们在幻灯片上，在机场高速路牌上写上英语；电视标志“CCTV”也是英语。我们还开办英语频道，有大量英语教学节目。我无意批评这个东西，这个是必须的，甚至是很好的。中国要开放，有越来越多的各国游客来参观，虽然中文是非常伟大的文字，而且是被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应用着，但是它的国际性并不是很好。现在国际上客观上使用的就是英语―――这在理论上无法讲清楚，是不是英语就最好，就科学，那不见得―――但是你讲英语就能讲得通，你参加国际讨论会、生意谈判，做外交辞令，用英语能让很多人听得好。温家宝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他的翻译就是译英文，不可能用日文、俄文都翻译一遍。按道理说，世界上各国语言文字都是平等的，但是英语有这么一个优势的地位。
但确实存在另一面，就是我们中文的水准，给人的感觉是现在有所降低，讲究不够。比如说，很受欢迎的电视剧《汉武大帝》喜欢用一个成语“守株待兔”：敌人来了，我们不能守株待兔，要进攻。它认为守株待兔，就是守，就是采取防御性的战略。电视剧老是这么讲，说得我也糊涂了，今天借这个机会请教大家，这“守株待兔”是防御的意思吗？不对呀，应该是企图、侥幸的意思，是等着天上掉馅饼的意思。
春节联欢晚会，其中对联的用意非常好，可是我觉得推敲不够。举一个例子：重庆出“朝天门”（长江的码头），天津对“天津港”。“朝天门”对“天津港”，过去只要私塾上过一年的，就知道对错了，两边都有“天”不行；“朝天”和“天津”这四个字都是平声，也不行。其他的我就不一一讲了。
再譬如说生活方式。一个圣诞节，一个情人节，市场上都有热度，相反呢，对元宵节、中秋节，开掘得就不够。在基本温饱没有解决的时候，春节吃饺子是一件大事，还有就是元宵节吃元宵，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现在我们很幸运，温饱问题解决了，我们的子女根本就不知道饥饿是什么，让他吃饺子，在生活中不算是太好的东西。有人还嘲笑月饼太硬，主要是送礼。要知道这是咱们很美好的节日啊。
比较起来，我们说日常生活，衣食住行，这个“食”是中国的强项，大部分人的口味，还是喜欢吃中国饭。可很多小孩子，比如说三岁以下的，爱吃麦当劳，爱吃肯德基，那都是外国的垃圾食品啊!现在“衣”已经不是我们的强项，“行”也不是了，哪里还有坐中式轿子的啊？很少。“住”，也很难盖那种大屋顶式的房子了。我们是否该思考一下，怎样才能有自己的一些生活方式？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还有一个新的忧虑，就是文化越来越大众化、批量化。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就是那种有一点小众的，毛主席讲的“小众”、“阳春白雪”，一些高雅的东西，感觉有被冲击的危险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还有一个新的忧虑，就是文化越来越大众化、批量化。这种大众化、批量化有很大的好处，是一种文化的民主，有利于实现文化的共享、文化的平等―――你看得懂，他也看得懂。比如，电视里赵本山出来了，你学问高的人可以看，文盲也可以看。大众化，批量化，可以大量地生产，CD、VCD、DVD，最近还有什么新的叫做EVD，可以批量地生产。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文化中高精尖的东西，并不是人人都有条件去生产、去创造、去制作的，甚至于不是人人都能看得懂、看得明白的。就是那种有一点小众的，毛主席讲的“小众”、“阳春白雪”，一些高雅的东西，感觉有被冲击的危险。
我有时候也自己跟自己闹别扭。春节联欢晚会，电视小品已经在担纲了，因为它的效果非常好，让人笑，香港叫做“搞笑”。这样的节目，我也喜欢看，但有时候会想，除了这种通俗的娱乐节目之外，我们是否还需要一些能提高文化品位、文化素质，满足智慧要求的作品。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当然中国的国情不一样―――比如说维也纳金色大厅，它迎接新年的施特劳斯音乐会，也很大众化，里面也没有用特别深奥、特别难接受的曲调。施特劳斯主要是圆舞曲，是舞曲，是华尔兹，但他的格调显得就高一点。
写作也是一样。中国人过去对写字是非常敬仰的，写起字来，有一种精神贵族的感觉。他要明窗净几，沐浴焚香，书童研墨，红袖添香，然后拿着毛笔，舔过来，舔过去。因为字本身就非常优美，写的时候，吟哦再三：“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写起来，又是对仗又是成语，又有出处。这有它不好的一点：大众读不懂，说你“戆”。本来明白的话，让你一写，人家不太明白了。但是也有好处，它非常优雅，有一种风度，有一种格调，有一种品位。相反，如果都是大白话，都用群众语言，在获得了大量的受众的同时，有没有影响它的智慧含量、文化含量的危险，影响它的深度和格调？
可是没有办法，影响、威胁这种高精尖的东西，不仅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比如说大片，要的就是先声夺人，先把你刺激够再说。你先爱看，看完之后就忘，他认为这最成功。为什么？你看完记住干什么，多累得慌，而且治失眠。
这种全球化的进程，从另一方面来说，使得精英文化越来越边缘化。这种全球化带来的对文化的冲击和挑战，是一个新的时代命题，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它都会来
这种全球化的进程，从另一方面来说，使得精英文化越来越边缘化。不论是中国，还是像法国、德国这样一些欧洲古老的国家，我们与他们交谈当中，常常对美国的文化抱一种不屑的态度。记得有一年我在慕尼黑的歌德学院（歌德学院实际上是文化中心的意思），一位领导请我吃饭，谈起慕尼黑街上出现了麦当劳快餐店，他气得简直是浑身发抖。他说饮食是一种文化，而美国的快餐基本上就是饲养性的，是反文化的。后来我去美国，将此事传达给纽约图书馆的一个人，他也很自信，说德国的这位老师就让他骂吧，他每骂一次，我们在慕尼黑快餐店的顾客就会增加一成，我们的顾客会不断地增加，它的影响会越来越大。
这种全球化带来的对文化的冲击和挑战，是一个新的时代命题，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它都会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性的文化交流，也使很多传统的道德和精神生活遇到了新的挑战、新的问题。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道德的国家。我有时候看《春秋战国》、《东周列国志》，最感动我的是那时候人们的道德观念，重义轻生。荆轲刺秦王，找到逃到燕国的秦人樊于期说:“我现在要刺秦王，秦王不信任我。”樊于期一听就明白了，说“你要提着我的头去见秦王，秦王就会接见你。”当时一剑把自己的脑袋割下来了。你们看，这就是古人为了完成他们认为正义的事业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
又比如说“春秋笔”的故事：晋国有一个人篡位，于是史官写“某年某月，谁谁?其君”，王一听非常生气，就把他杀了。史官的弟弟来了，他还是写“谁谁?其君”，又被杀了。然后又一个弟弟来了，还是写“某年某月，谁谁?其君”。这种史官秉笔直书的精神，一看很惊人。你再看春秋战国的师旷，他搞音乐，为了献身事业，他用锥子把自己的两个眼珠子捅瞎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古代的时候，相当一段时期，道德观念是一种信仰，是形而上的，就是“义”、“忠”，这比一切都重要。
科学和技术的发达把很多东西解构了。许多伟大的事情，你用科学技术一衡量，并不是那么伟大。所以人的精神生活在受到挑战，人的道德观念、美德观念、侠义、崇高、诗情，都在受到挑战
然而，科学和技术的发达把很多东西解构了（现在有两个词，一个叫解构，一个叫去魅，鬼魅的魅，把身上的神学色彩给去掉了）。所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所谓“上帝死了”的说法―――就是原来对上帝的崇拜，对神的崇拜，一切行为都由神来要求，没有道理可讲，按照神的意志去办就行了，可是科学的发达，使你感觉到，在世界上找不出那样一个人格神来了，所以“上帝死了”。到了现代主义的时候，甚至出现了“人死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并不是世界的中心。许多伟大的事情，你用科学技术一衡量，并不是那么伟大。譬如说月亮，月亮在多少个民族的精神生活中，是一种幻想，一个永远的可望而不可及的幻想。可是美国人在20世纪60年代上去了，发现月亮是一个死寂的星球，既没有吴刚，没有嫦娥，没有兔儿爷，没有桂花树，人的这些幻想没有了。
还有爱情，多少诗歌、多少文人歌颂爱情。罗密欧与朱丽叶，普希金的诗，莱蒙托夫的诗，雪莱的诗……可是自从有了弗洛伊德，什么他都做实验（检验），美国就有一种说法：“爱情属于精神病现象”。爱情中有幻视，幻听，“她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不见得，比她美丽的有的是，所以你这是属于精神病。如果用纯医学的观点来看，甚至于你用兽医配种的观点来看，那么这个爱情就死了,没有爱情了。所以人的精神生活在受到挑战，人的道德观念、美德观念、侠义、崇高、诗情，都在受到挑战。现在的人天天跟科学仪器打交道。有一次我在301医院讲，陶潜可以写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你觉得非常的幽美；可是一个外科大夫就不能说“手术明灯下，悠然见病变”。所以大量的科学和技术、透视的技术，把人解构了。不管多么美丽的人，你给她做一个CT扫描，把扫描图拿出来，你不会觉得有太多的美感，不管她是王嫱、西施，还是貂婵。
经济技术发展引起的全球化也带来了所谓的文化冲突。尽管对这个文化冲突，亨廷顿提出来的观念，中国很多人不赞成，但是文化冲突是存在的，你不能不承认。比较起来，我们中国因为有儒教的传统，有比较入世的传统，相对来说能够接受全球化当中追求进步、追求富裕、追求高的生活质量的内容
因为这些焦虑，全世界在蓬蓬勃勃展开一种反对全球化、反对科学化、反对技术主义、反对唯发展论的思潮，有的称之为“新左派思潮”。是不是仅限于“新左派”？不见得。譬如说法兰克福学派，一些这几年西方非常有名的哲学家，像福柯、詹明信、马库赛，他们就揭露，这种全球化、技术的发展、文化产业发展的化背后，都有一种资本的统治，都有一种超级大国的统治，它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我们看到智利的反全球化大游行，意大利开八国首脑会议的时候也游行，还死了人。我们中国也有这种思潮，但是还搞不到西方国家那样。有些知识分子（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特别是一些留美、留学西欧的知识分子，他们学到了一些对美国和西欧进行严厉批判的思想武器。可是用中文批判起来，你觉得它和中国社会离得还比较远，比如说批判科学主义。中国批判什么科学主义，中国农村的迷信比科学多多了。
另外，经济技术发展引起的全球化也带来了所谓的文化冲突。尽管对这个文化冲突，亨廷顿提出来的观念，中国很多人不赞成，但是文化冲突是存在的，你不能不承认。比较起来，我们中国因为有儒教的传统，有比较入世的传统，相对来说能够接受全球化当中追求进步、追求富裕、追求高的生活质量的内容，可是有些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接受起来是有困难的，用强迫的方法是不行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
所谓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基本上发展传承下来、基本上没有脆性断裂过的基本价值取向，基本生活方式，基本思维方式，基本社会组织方式，与基本审美特色。从学理上――主要是伦理与政治学上看，是儒家与儒道互补，是四书。从思维上哲学上看，是汉语与汉字文化，是易经，是概念崇拜与直观判断。从地域与经济上看，是黄河文化为主并补充于楚文化，是农业文化。从社会组织方式上看是封建专政与民本思想的平衡补充。从民间文化上看是阴阳八卦，是宗法血缘，是中餐、中医、中药与多神混合崇拜，是戏曲里大肆宣扬的忠孝节义。
中国传统文化经受了极大的考验，目前出现了一种再生，这可以说是一种奇迹
中国传统文化经受了极大的考验，目前出现了一种再生，这可以说是一种奇迹。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由于丧权辱国，处境不好，一些先知先觉的爱国者对中国文化采取了最严厉的批判态度。我们先看看鲁迅。鲁迅说什么呢？他给青年人的意见就是不要读中国书，你什么书都可以读，不要读中国书，他说外国书读了以后让你自强，让你去奋斗，让你去斗争，读了中国的书你的心会静下来，你会不求上进，你只会忍耐，只会逆来顺受。大概的意思，不是原文，这是鲁迅。鲁迅是左翼，右翼也是一样。吴稚晖提出“把线装书扔到茅厕里去”。吴稚晖是老国民党啊，但这句话是他提的。当时还有一些年轻人，也提过很激烈的口号，特别是对汉字、对中国文化的痛恨。
对汉字的痛恨，是认为汉字太难学了。中国为什么专制？就是因为汉字难学，老百姓学不到，只有很少数的精英才懂，才认字，这些人可以尽情地压迫老百姓。我年轻的时候就相信这个观点。我们知道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大学者、语言学家吕叔湘教授，他认为中国实行了拼音文字就能够实行民主。毛泽东主席也是非常讨厌崇洋媚外的，但是他在文字改革上一点都不保守，他有一句名言就是“汉字的出路在于拉丁化”。五四时期，钱玄同这些人走得更远，他们不但要求废除汉字，还要求废除汉语、废除中文，他们要求中国人全部从小学英文。到农村两个老农过来了，一个:“How are you?”一个是:“Come on。”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文化很有价值，它消灭不了。中国文化尽管有落后、僵化、腐朽的一面，但更有它灵活的、开放的，能够吸纳、适应、自我调节、获取新的生命力的一面
一个古老的民族而且是一个大国，对自己的文化持这样的态度，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我们要充分肯定他们的进步意义。如果五四时期没有这些先知先觉，没有这些人，发出这种振聋发聩、醍醐灌顶、春雷震响般的语言，没有这样的激情，哪有我们中国的后来？说不定现在我们还停留在“子曰”、“诗云”的阶段，因为中国这个古老的文化力量太大了。但是我们要看到，这是五四时期。解放以后还有很多类似的东西，比如1966年“破四旧”的时候，那个“破四旧”就更没有边了。
但是我们看一看，经过了这样的大难，现在是什么情况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文化很有价值，它消灭不了。中国文化尽管有落后、僵化、腐朽的一面，但更有它灵活的、开放的，能够吸纳、适应、自我调节、获取新的生命力的一面。很多我们误以为是正确的东西，现在证明并非如此。譬如说汉字，汉字稍微难学一点，但并不是特别的难，它有它的规律。拼音文字就那20几个，最多30几个字母，每一个字母代表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没有任何意义。而汉字的形状就包含了声音，包含了形象，包含了逻辑关系，包含了一种美的画面。尤其是汉字输入电脑的方法解决以后，要求消灭汉字的声音几乎响不起来了。我们这里有一些资料，讲到现在的中华文化又重新活起来了，又重新热起来了，我们中国文化显示了自己的再生能力，显示自己完全能够与时俱进，完全能够跟得上现代化、全球化的步伐，同时又保持我们自己文化的性格、特色、身份、魅力，表达了我们对中国文化的信心和自豪。
汉字本身代表了一种思维的方法。如果汉字废除了，我们都讲英语了，不讲中文了，那真是灾难啊
汉字的问题我还要讲一点：汉字本身代表了一种思维的方法，它与西方的实际是以欧洲为中心、以欧美为代表的文化之间，有相当多的区别。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稍微讲一点。我有一篇短篇小说叫做《夜的眼》，1979年发表在你们《光明日报》上，后来翻译成多国文字，俄文、法文、英文、德文都发表了。在翻译这些文字的时候，这些译者给我打越洋电话，差不多都问一个问题：“你的这个夜的‘眼’，是单数还是复数？eye还是eyes？”我糊涂了！因为这个“眼”在小说里有三个意思，一个是把夜拟人化，这个眼根本不存在单数、复数的问题，因为它没有形状也没有数量；第二是主人公，那个主人公叫陈杲，他的眼，这个陈杲我没有交代他是独眼龙，或者在战争中英勇牺牲，当然是“eyes”，不是独眼；第三呢，我里面描写到，在夜间的工地上有一个昏黄的电灯泡，那是“single”。所以夜的眼不能够分成“eye”或者“eyes”。但是我说的这一套他不明白，他说的那一套我也不明白。他认为眼本身必须说清楚，是一只眼，还是两只眼。我认为汉字“眼”比一只眼、两只眼更本质，我们的汉字有一种本质主义。
我还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牛”，这是本质，然后牛奶、牛油、小牛、乳牛、公牛、母牛、水牛、黄牛，等等，我们拿牛当本质。但是英语它没有这么一个统一的字，牛用cattle,cattle就是大牲畜的意思，也有牛的意思。母牛cow,牛油butter,小牛vealer,牛肉beef,它们之间是互不隶属的。
可是，我们中国人非常注意这个本质，甚至一、二、三在中文里都看得特别重。中国非常重视一，认为世界上的所有事物应该有一个集中的、不可变易也不可重复的本源，所以老子说:“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生，侯得一以为天下正。”我不知道英语怎么翻译这个一，如果翻译成“one”就麻烦了，对中国来说，这不是一个数量的概念，而是物的最后的本质，说一句不恰当的话，这里的“一”指的就是上帝，中国人的上帝。这些太复杂了，我的能力也说不清楚。
所以，汉字废除了就麻烦了，如果汉字废除了，我们都讲英语了，不讲中文了，那真是灾难啊！对中国文化面临的考验，有了感觉而没有信心的，王国维就自杀了。陈寅恪对王国维这样分析：他为什么自杀，因为中国文化是他赖以生存的根本，你推翻了满清没有关系，但是看到中国文化处境不妙，要完蛋，他自杀了。我们能活到今天，看到中国文化另一个昌明、发达的可能，确实是非常幸运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各种文物，各种经典，我们都不一一说了。传统文化还包括我们的饮食、生活、医药，很多是直观的，是感觉的，是混合的和深加工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各种文物，各种经典，我们都不一一说了。传统文化还包括我们的饮食、生活、医药，很多是直观的，是感觉的，是混合的和深加工的。譬如说中医，中医里的很多东西是一种直观的，比如说，红糖是热性的，白糖是凉的，冰糖是更凉的，更去火。我觉得这是一种直观，是没有实证根据的。但是我很喜欢这种直观，当我发烧的时候，也不想在水里搁很多红糖，宁愿在菊花里面加冰糖。这和外国的方法，一个讲严格的形式逻辑，一个讲实证（就是做实验，做多少次试验，每次的结果要详细地记录下来），确实是不太一样。
中国的宗教信仰，在全世界也是非常独特的，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宗教信仰。到马来西亚，华人就说:“我们是信仰佛教的。”但是佛教并不是中国的国教，像伊斯兰教在整个伊斯兰国家或者天主教在意大利那样。相反的，我们对待宗教问题往往采取一种非常灵活的态度，我们的思维和全世界哪儿的人都不一样。我们说:“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六合就是三维空间，三维空间，每一维是相对的两面，所以是六合。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就是属于终极性的东西我们不讨论，但是也不反对，叫做存而不论，它是一种以我为主的灵活的多神论。灶王爷你给我看灶，门神爷你替我看门，送子观音你替我解决生育问题，花娘娘替我出天花、出麻疹，财神爷帮助我赚钱，妈祖帮助我航行。鲁迅也说过:“孔子敬神如神在”。智商太高了！“敬神如神在”，全世界没有一个虔诚的信徒能如此地说话，但是他又不宣传无神论，没有说宗教是骗局。他不反对敬神，“敬神如神在”，所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很有意思的。
我在德国的时候，认识一个德国的汉学家，他的中文非常之好，在台湾学习过多年，又在中国内地呆过多年。他娶了一个台湾背景的太太，后来太太跟他打离婚，他太太跟我说:“王蒙，德国人学了中文，学了易经，学了老子，太可怕了，这就是魔鬼啊，他把德国式的冷酷无情和中国式的诡计多端结合起来了。”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这个民族是诡计多端，但是我们的思维是非常的灵活，这是事实。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过去亚洲那么多地方变成殖民地，而没有任何人能使中华民族屈服，因为我们中国有自己的文化，你想把中国屈服太困难了。反过来说，我们的文化能使我们渡过难关。
把我国建设成文化大国
我们应该把国家建设成文化大国，而实际上我们国家已经是一个文化大国，这个和科学发展观有关系。我们不能够只讲人均收入、国民收入，因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还赶不上发达国家。但是即使赶不上，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伟大的国家，仍然对人类有我们独特的贡献，因为我们有中华文化。我们的文化还要有新的发展。我们的文化是立国之本，是安身立命之本，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的光荣。
该坚持的时候，比谁都能坚持；该灵活的时候，怎么都灵活，怎么都能找到出路，找到自己前进的方向，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生命力
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蓬勃发展，我们今天仍然很幸福地在这里讨论文化问题，讨论中国文化的根。我2004年11月份去过俄国，苏联建立70多年，但是它的农业产量没有赶上沙皇时期的最好水平。俄罗斯呢，现在的人均收入，远远没有达到苏联时期的水平。所以中国的文化是有两下子的。这不光是我们的看法，撒切尔夫人，还有美国的布热津斯基都有这样的说法，认为中国的文化太厉害了，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该坚持的时候，比谁都能坚持；该灵活的时候，怎么都灵活，怎么都能找到出路，找到自己前进的方向，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生命力。
中国文化，我们不是关起门来搞，我们是一个开放的态度，而且学来以后，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自己的。我们中国在这方面特别有能力
中国文化，我们不是关起门来搞，我多次讲过这一点。我在参加文化高峰论坛的时候，媒体上乱炒，说王蒙提出要开展“汉语保卫战”，我根本没说过那个话――汉语不是保卫战的问题，只要好好学习就可以了，你保卫战干什么啊？而且我认为学习汉语和学习英语并不矛盾，汉语学好了，也就是母语学好了，才能学其他的外语；外语学好了，也能反过来比较一下，认识你自己语言的美好和特色。
我常常举这个例子：中国外语最好的一个是辜鸿铭。他英语好到什么程度？有一次他在伦敦地铁，看《泰晤士报》的时候倒着看，还留着一个辫子，旁边的英国青年咯咯地笑了，说:“带着猪尾巴的这个中国人，他字倒着看。”结果辜鸿铭回过头来，用标准的牛津音告诉他们：“小伙子，你们的英文太简单啦，我要是正着看，对我的智力是一个侮辱。”“我倒着看还算是一个游戏。”他的中文好不好？他用中文讲学妙语连珠。还有就是钱锺书，他的外语好不好？他七八种语言都是过关的，英语、德语、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等他都懂，但是他的中文呢，他的旧体诗写得何等的美妙。林语堂，包括连续剧《京华烟云》和《苏东坡传》是用英语写的，但是他的中文呢？他写的中文小品都很好。所以如果我们的中文不好，就是中文不好，不是由于学习了英语。反过来说，你的英文不好，也不是由于你的中文太好了，而是你没有好好地学习英语。既然中文那么好，你好好地再学些英语，岂不学得更好？
所以我们是一个开放的态度，而且学来以后，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自己的。我们中国在这方面特别有能力。1998年，我到美国就谈到中国文化的吸纳能力、改造能力。我说，改革开放以后，可口可乐在中国一开始不成功，为什么呢?就是买一大瓶可口可乐送你一个杯子，这肯定不成功。现在慢慢成功了，喝可乐的人很多，但是中国人吸收了可乐以后，肯定会有所变化。有什么变化呢？我当时还不知道，后来才知道，中国人用可口可乐熬姜汤，作为解表的药品治疗感冒。而这个呢，美国人接受不了。美国医生对一个人的感冒，只要不到39度，他很少给你开药，他一般建议你喝点冰水，喝点可乐，少穿一点衣服。和中国人的习惯特别不一样，我们一感冒就赶紧得捂。他们认为，你感冒既然热，就少穿一点，被子盖薄一点，好好睡一觉。你洗澡吧，淋浴一下，我们岂敢？所以我们强调，中华文化绝对不是要关门。
我还讲过，就是芭蕾舞，中国吸收过来，因为身材秀气一点，和欧洲人三围悬殊、1米85以上相比，跳起来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就是意大利歌剧，中国人唱起来，跟帕瓦罗蒂、多明戈绝对也不一样――中国人受戏曲的影响，也受自己身材等的影响，很可能在洪亮上不如人家，但是显得更多情、更甜美。
我们在文化上要有一种慎重，就是千万不要轻易否定什么东西。对中国的文化，我们应该是非常有信心的，非常开朗的，非常开放的，向全世界学习他们的优秀文化，同时也向他们传播我们的优秀文化
所以说，我们在文化上要有一种慎重，就是千万不要轻易否定什么东西。我们现在觉得非常可惜的，就是北京把城墙拆了。这几年非常迅速的建设当中，很多旧的、有保护价值的建筑被拆除了，这都是非常可惜的。所以，我们在文化上，要再珍重一点已有的东西。
再举个例子：我一直认为过去戏曲里面男扮女、女扮男，是一种不得已，因为旧社会男女授受不亲，一个戏班子里面，三男的俩女的，这是没法活的。解放以后，也有领导说，这种落后的现象不必再搞下去了。可是我和法国的一个高级文化人谈话，他说，你们为什么不发展男人的旦角了？我说女性解放了，她们可以很方便地从事戏曲工作了。他说：“不不不，这个角色的意思是不一样的，男人模仿女人用假嗓，有一种很特殊的感觉，这个不能够没有。”后来我觉得他讲的有点道理，有些东西你千万不要轻易否定。当我们看到男的旦角，用非常美好的声音唱京戏的时候，仍然感觉到一种很大的快乐和满足。当看到一个女花脸，大喝一声再来一段铜锤的表演，我们也觉得很好，所以这方面我不能细谈，我们在文化上的事情要稍微慎重一点。同时我们应该有信心，我们的文化已经随着国家的发展，对全世界有越来越大的影响了，虽然这些影响一开始是浅层次的，一个功夫，一个针灸，一个豆腐，已经是世界性的。美国有一个太极大师，成了电视连续剧《太极》的主角。还有外国人学唱京剧的，美国的一些大城市到处都有卖豆腐的，等等。
对中国的文化，我们应该是非常有信心的，非常开朗的，非常开放的，向全世界学习他们的优秀文化，同时也向他们传播我们的优秀文化。
■答问
问：还有一些具体问题，想请您“解构”一下。比如：怎么看幼儿读经？
王蒙：对现在有些幼儿、小学生，学习中国古典诗词，我觉得太好了。说句不好听的话，我对古典诗词的知识，基本上是八岁以前学的，能背诵的大概都是八岁以前背的。古诗词又合辙又押韵，很容易背诵，所以趁着小的时候学，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问：中国的语言文字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但是有人认为解放初搞的汉字简化运动，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了比较大的负面作用，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王蒙：废除汉字是我坚决反对的，但是汉字简化，到现在为止，我认为还是可以的，它并没有造成很多的破坏。因为汉字的简化是由一批非常高级的专家来进行的，它们的简化都有相当的道理，有的用的是异体字，比如说树叶的“叶”，中国古代就有，线装书就有；有的是用民间早已通行的字，比如“灯”；有的是用日语里面的汉字，比如国家的“国”，不过日语的“国”，是方块加王，我们觉得方块加王不好，就加了一个点，变成了玉，成为国。这个对于儿童启蒙时候的学习有很大帮助，但是受教育到一定程度，比如说到了高中阶段，就应该认识所有的繁体字了。
问：您怎么看待学习唐诗宋词？为什么现在我们国家没有这样的大家？
王蒙：这个问题也是我感到困惑的问题。因为如果简单地说社会急剧变革，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前的政治运动是一个很明显的原因，但是这个问题全世界都存在。譬如说英国，古代我们知道莎士比亚、狄更斯，那么现在英国的莎士比亚是谁呢？近50年来，有谁能和莎士比亚、狄更斯相比呢？法国，我们知道巴尔扎克、司汤达，那么现在是谁呢？所以说，全世界都面临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心目中那种古典级的大师好像找不到，不但文学上找不到，音乐、美术、绘画上也找不到。你说文艺复兴时期的大画家，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现在意大利有吗？荷兰有吗？音乐也是一样，你说现在哪一个活着的作曲家能和贝多芬相比？能和柴可夫斯基相比？能和马纳相比？等等。那么这究竟是怎么造成的？这也是我刚才所说的全球化时代人们的一种文化焦虑。有时候，我们搞写作的人，经常受到责备，最经常被责备的就是:“你们当中没有一个鲁迅。”但是我觉得所有的伟大作家都是不可以重复的，你不可能有第二个鲁迅。不但没有第二个鲁迅，也没有第二个曹雪芹，也没有第二个杜甫，也没有第二个李白，也没有第二个莎士比亚。如果说我们写得不好，那是因为我们自己写得不好，我们现在也很难把理由推给领导，由于领导不好，我写得不好，那更说明你没有出息了。
问：听说您在政协会上有一个发言，批评电视里面帝王戏太多。
王蒙：我的孙子同意一件事就说:“朕许了！”影响太大了，这也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吧。
问：面对铺天盖地的商业炒作，您认为应该怎样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
王蒙：目前有的广为传播的文化产品，它的文化品位不高，文化含量不高，确有这样的问题。怎么样提高呢？我觉得在文艺工作的安排上，我们也要两手抓，既要抓普及，这种大众的、节庆的、搞笑的、雅俗共赏都能接受的，也还要抓一点小众的、高精尖的，所谓精品工程，不让市场牵着鼻子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