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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改革设计师邓小平曾经说过：“在历史上对中国伤害最大的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俄罗斯”。日本是近代史上杀害中国人最多的国家，而俄罗斯则使中国失去了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俄罗斯自己霸占了100多万平方公里，另外迫使中国承认面积达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独立，不但使中国丧失了大量的土地和资源，更直接使得元朝在中国历史上正统地位的合法性发生了动摇。其实，被俄罗斯杀死的中国人也不在少数。且不说清朝时期哥萨克骑兵在雅克萨城内活吃中国人，也不说江东64屯十六万名中国和平居民（主要是山东籍居民）被俄罗斯士兵用铁丝捆绑后驱入黑龙江活活溺毙，仅仅是在近代俄罗斯对远东华侨的清洗和对新疆汉民的屠杀就足以使人义愤填膺。
一九四○年后，东北抗日联军已无立脚之地，余部进入苏联，以为会得到给养和帮助，重返抗日前线。但经请示斯大林后，被全部缴械，关押劳改。七七事变后，斯大林为了讨好日本人，特别是在日本占领武汉以后，斯大林认为中国事实上已全面亡国，因此加大了对远东中国人政治迫害力度，把远东的十多万世代居住的华侨和二十多万中国客商劳工，安上各种罪名：如社会危险份子，有害份子，日本特务，分别判刑数年到十多年。幸运的被发配远离日本占领地的中亚无人烟地区的青山脚下，更多的发配到西伯利亚的高寒地带去服苦役。海参崴这样的城市，华侨一个也不准居留。 十月革命前，海参崴、双城子、伯力、海兰泡，中国人的店铺林立。据莫斯科一位汉学家去年在联合国《世界华侨史》广播文稿中提供的研究资料：十九世纪中叶，海参崴有一千三百多家中国商店，而俄罗斯才有一千一百多家。
“中国人常常骑马把商品卖到周围和偏远的农村。中国货价便宜，很受当地人欢迎”。大批华商、华工从海兰泡入出境，到海参崴、伯力附近城镇经商或做 工。“每年仅季节性临时工过境的就有二三十万人”，“一般是夏季来做工， 冬季返回”。“他们一个人一个月可以挣十五至二十个金卢布，能工巧匠多一 倍钱，俄海关允许带回中国一半......”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起，苏联对远东边界看管加强了，主要防控中国人进出，利用苏联抗日。日本全面侵占中国，斯大林更不客气了，对几十万华侨、华工的 迫害与希特勒当年迫害犹太人几无二致。苏共当年对中国男青年迫害尤其严酷。这里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叫赵福昌的青年，住在距离伯力近五十公里的农村，到伯力买东西，被苏联大兵不由分说地抓走。塞进一间已关押了三十多名中国人的临时牢房。审问时逼他承认是「日本问谍！？赵答：「不是。我早就在这里住，还有妻子......？审问者根本不听，挥手带回去。经一位朝鲜人翻译指点：「不承认就会被枪毙。」第二天提审，赵便承认是日本特务。并编造为日本人刺探伯力的苏联空军数量。由于「态度好」，被从宽判刑十年，发配到北纬六十三度的 北极圈的雅库茨克。这里夏季两、三个月没有黑夜，冬季两三个月无白昼，气温低到零下五六十度。外来人约有一半不久就死去。赵福昌仰仗青壮年，耐受 力强，活了下来。「刑满」回到了伯力，一九六六年谢世。十多年前，两位中国作家在外兴安岭的结雅斯科附近农庄，遇到了三位中国老人。其中一位已八十岁了，是烟台福山县人，叫张德魁，见到这两位中国人后哇哇大哭，“可见到祖国亲人了！”（半个世纪没有看到从中国来的人）他们是一九三八年从海参崴被清理赶出来的。（老婆孩子）给轰到哪里去了，是死是活？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八名中国男人，被发配到这高寒地带，密林深处，那五人已先后故去，现在只活着他们三人。下面是一位中共老党员回忆俄罗斯迫害华人的往事：
中共早期党员河南人马员生，一九二六年被派遣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及列宁学院学马列。与董必武、王若飞是同期同学。但是一九三○、一九三七、一九四九年几次「肃反」屡屡被捕判刑。原因是他曾经称赞过红军总司令托洛茨基，托被斯大林搞掉后，就追查同情者。他坐了苏联三十年的牢，一次次被判刑流放，直到一九五五才回到中国。后经董必武帮助恢复党籍，在富拉尔基东北重型机床厂担任技术处处长。一九八四年出版了一本真实生活的《旅苏记事》， 群众出版社“内部发行”。该书中写道：“一九三九年夏，一批中国人约有一百多，坐船路过农场到沃尔索特去，也因水浅，停在岸边，他们的未来得和我一样。谈话中知道他们大部份是从海参崴来的。据说，日本占领武汉后，苏联开始对在海参崴附近一带的中国人进行大规模拘捕，许多人被判刑八年、十年，还有十五年的。都给网上各种罪名......”
“过了不久，又发来一小批女犯人，有人告诉我，中间有两个中国女人。我很奇怪，便怀着好奇心去找她们......据她们说，一个中国人叫黄南波，一个朝 鲜族中国人姓朴，曾在东北抗日联军中和日本人打过仗。年龄很轻，都是二十 多岁。一九三七年被派到莫斯科学习，一九三八年忽然被捕，说她们是侦探， 判刑到这里.....”
“一个五十多岁的山东老头郭金玉，他从山东来到东北黑河地区金矿做工，夏 天到呼玛山上顺黑龙江向下流放木排，他押运的木排被冲到苏联边界。被捕 后，也以『侦探嫌疑』判刑八年。这个人又瞎、又聋、又哑，俄语一句不会。 竟然也被判为『侦探』......”
马员生回忆说，自己被发配时，士兵们把“犯人们”押上木船顺流而下（流向北极），直到船搁浅了，把犯人和一袋土豆种子卸下来，他们就回去了。“犯人们”要自建房屋、寻找食物，才能生存。许多中国人饿得上垃圾箱里拣食物吃，结果第二天就腹泻而死。第二年春天大兵们来看看，有活下来的，命令你生产粮食交公，到时候交不出来就地枪毙。马员生看到的，经历的大批犯人和远东地区流放过来的人，能活着回去的，实在是凤毛麟角。远东地区除了华侨以外，还有大批华工，所以至少有三十万人被全部剥夺了财产、迫害流放，其中二十万以上的人已经被折腾死。这是就是在苏德战争爆发前，俄罗斯对中国人所进行的种族大清洗，种族性迫害！看到了这些，又怎能不使有血性的中国人对俄罗斯恨之入骨呢？！毕竟，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屠杀距离我们相对遥远，而俄罗斯在同一时期对中国人的迫害却是我们的切肤之痛呀！
如果说俄罗斯在远东对华侨的清洗勉强还可以算作是其国内事务的话，那么前苏联军队在新疆对中国公民（特别是汉族公民）的屠杀就更加不可原谅。
提及新疆的和平解放，无法回避新疆三区革命，而提及三区革命。就不能回避新疆民族军。所谓新疆民族军就是新疆三区革命的武装。部队的渊源很多，内中成分复杂，其中主要组成部分有：
1、乌斯满、达力克汗（1949年任新疆民族军高级将领，在赴北京参加政协会议时由于飞机失事去世）的阿山哈萨克族武装。这个武装是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一手扶植下发展壮大起来的。乌斯满和达力克汗都是新疆阿山地区哈萨克人，乌斯满早在30年代就组织武装反抗盛世才，在当地很有影响力，三区革命胜利后被三区临时政府任命为阿山地区专员，1947年投靠国民党政府，新疆和平解放后沦落成新疆最猖獗的土匪。1951年2月在青海柴达木被解放军剿匪部队活捉，两个月后在迪化经公审后枪决。
2、新疆伊犁解放组织。该组织成分十分复杂，有大土耳其分子（东突分子）、泛伊斯兰分子、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在苏联学习归来的苏共在伊犁地下组织成员、进步青年和伊犁民族起义人员（如巩哈暴动人员）。人员众多、装备精良，是新疆民族军的主力。
3、在南疆蒲犁（今天塔什库尔干）的蒲犁游击队。该游击队主要由柯尔克孜和塔吉克人组成，领导者是从苏联伏龙芝军校学习归来的伊斯哈克伯克（后来成为新疆民族军高级将领，1949年赴北京参加政协会议时由于飞机失事去世）。该部队在三区革命时期曾经数次进攻喀什，后来经过和谈，大部经苏联进入伊犁地区。
4、在苏联驻塔城领事馆帮助下建立的塔城战斗小组，领导人是司马义也夫。司马义也夫后来成为新疆民族军的主力骑兵团团长，在新疆平叛战斗中战功卓著。
1944年伊犁革命的起源是乌拉斯台各民族人民的起义，起义导火索是盛世才的“献马运动”，强征暴掠激起民众的反抗。实际上三区革命的爆发有着更为深层的复杂原因，最直接的因素是苏联的态度。新疆与苏联有着密切关系，近现代新疆诸大事无一不和苏联（俄国）有关，尤其是盛世才的上台，更与苏联大有干系，苏联为了支持盛世才独霸新疆，甚至还出动机械化部队和空军直接帮助盛世才打败马仲英。苏联如此明目张胆地支持盛世才，目的不外乎要在新疆扶植一个极端亲苏的政权，以确立自己在新疆的势力范围，同时也为自己建立一个有效的战略缓冲地带。因此二战后期盛世才突然从亲苏转向亲蒋后，自然引起苏联的不安，尤其是盛世才的412事件后，公开关押驱逐共产党人，更让斯大林大为光火。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在伊犁巩哈暴动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大批人员迅速赶往阿拉木图，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即内务部部长）贝里亚亲自坐镇指挥，许多在苏联成长、学习的少数民族共产党人被派进新疆，如在盛世才时期返回苏联的前白俄鲍里诺夫、列斯肯，流亡苏联的伊犁地区宗教人士艾里汗・吐里等，进入苏联接受先进思想的进步青年阿巴索夫和阿合买提江、受苏联训练的军事指挥人员伊斯哈克伯克、达力克汗等。伊犁革命组织就是这时候由苏联驻伊犁领事馆牵线，联系当地民族宗教势力和进步人士建立起来的。
１９４３年１１月，国军第二十九集团军司令李铁军率部下三个师开入新疆。在哈密他们曾一度与苏军对峙。斯大林不能在这时得罪盟国，只得忍气退兵。北极熊当然不是这么容易打发的，一旦欧洲战场上形势好转，立即还以颜色。而蒋公在中央军尚未接管边防、新疆人心未稳之际，即于４４年９月召盛世才去重庆担任农林部长，也为人留下可乘之隙。当时，美国援助中国抗日的物资，要靠飞机艰难地越过喜马拉雅山脉，才能送到重庆政府手里。掌握了新疆，蒋介石以为获得了接受美援的陆上通道。美国第一批满载军火的五百辆卡车，９月从波斯湾出发，计划在１２月初驶达伊宁。但是，俄国人同意吗？
1944年11月7日夜（这天也是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伊宁爆发以哈萨克族牧民为主（其主力是得到大量苏联军火、人员援助的伊犁解放组织）的暴乱，宣布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从苏联派遣回来的原二台公路养路段段长列斯肯（俄罗斯族）带领一个经过精心训练的游击队在果子沟切断了进入伊犁的唯一公路――迪（迪化，今天的乌鲁木齐）伊（伊犁）公路（这条公路也是目前通向伊犁的咽喉要道。20世纪60年代，为了保证战争时期需要，我国在新疆天山腹地花费大量人力、物力修建了天山公路，就是为了保证一旦312国道被敌人占领，我们还有一个备用公路而修建的）。民族军玩了个调虎离山计，先在伊宁东面百余公里的尼勒克县闹事，调出国军的伊宁守备团。守备团平定了尼勒克的暴乱，却发现老家被抄，伊宁城落入民族军之手，只剩飞机场还在国军手里。当天，伊犁解放组织领导人阿巴索夫（三区革命领导人，也是三区革命的核心人物，1946年代表三区参加了国民党的国大会议，与周恩来、董必武进行过接触，1949年坚决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同年在接受毛主席邀请赴北京参加政协会议时因为飞机失事去世，年仅28岁）和苏联军事顾问彼得・罗曼诺维奇・阿列克山德洛夫率领60人的武装（根据一些在伊宁的国民党官员事后回忆，这批人员还身着苏军制服，佩带苏军军衔）从霍城越界潜入伊犁市区。他们首先切断了伊犁河大桥的交通，国民党伊宁当局派遣一个排的兵力试图重新夺回大桥，未出城即遭武装人员伏击。入夜，巩哈游击队主力绕道赶到伊宁城，开始四处进攻国民党守军，起义很快取得了胜利，大批汉族人和国民党军队被迫撤退到惠远老城和艾林巴克（飞机场），起义部队（内中包括有从苏联赶来的身穿军装的苏联正规军和数十架苏军飞机以及大批从苏联运来的火炮）在苏联军事总顾问科兹洛夫的统一指挥下，到12月31日终于将这里的国民党守军歼灭，守将陈伯良、高炜在惠远城破时互相射击自杀身亡。伊犁郊县汉族官民纷纷逃亡，巩留、新源、特克斯等地数百人向焉耆撤退，至玉尔都斯山被追及，生抵焉耆者只余三十多人；昭苏官民企图翻越冰达坂退往阿克苏，正值寒冬，最后抵达者只有十余人。整个伊犁地区只有艾林巴克（飞机场）孤军死守。
艾林巴克，在维语中为“脏园子”，位于伊宁东北，是全城最高处，北为飞机场，南是乱坟岗，原来是沙俄军队营房，当时是国民党中央航空分校教导总队。由于当时飞机场的苏军训练人员早已撤走，同时苏方也断绝了航空汽油的供应。中方飞行员无法把当时在机场的飞机飞回内地抗日，因此留下了一批部队看守。他们感到伊宁形势紧张，不待上级指令，就在机场周围筑了四十来个碉堡，内置飞机上的机枪。这些机枪射速高，射程远，子弹穿透力又大，民族军一时对之无可奈何。守备团和从附近赶来增援的两个营退入这个据点，再加上出城逃避种族屠杀的三千回汉平民，这样就开始了“三区革命”中最惨烈的一章――历时三个月的伊宁机场保卫战。按理讲，机场在国军手里，只要处置得当，一面空投军火粮食，一面调动足够的兵力驰援伊宁，事情尚有可为。但是接替盛世才主管新疆事务的朱绍良，不敢让部队远离乌鲁木齐，强调与苏联和谈。苏联自然推得一乾二净，尽管谁都知道，许多“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要人，叛变前为提防驻军的明捕暗杀，就是躲在苏联驻伊宁领事馆内。而民族军的前线总指挥波里诺夫"；伊万"；格乌科维奇，干脆就是苏联派过来的红军少将。直到老蒋急调甘肃的马家回民骑兵第五军进疆，才有大部队向伊宁进发。这时已是４５年１月，伊宁暴乱已扩展到塔城和阿尔泰，新疆西部已陷入民族军之手，穿行于天山北麓的从乌鲁木齐至伊宁的公路也被民族军切断。1945年1月中旬，国民党军队援军赶来救援艾林巴克守军，在果子沟和游击队发生激战，同时国民党军队谢义锋一部在付出极大代价后翻越雪山抵达伊犁外郊。阿列克山德洛夫惊慌失措企图从霍城逃回苏联，结果被伊犁临时政府撤去职务，代之以鲍里诺夫，同时苏联红军正规军一个骑兵团和部分炮兵也迅速入境投入战斗，终于将国民党援军击溃。
民族军占据险要山口，中国军队的一师援军被睹在精河－乌苏一线。地形狭窄，部队施展不开，谢义锋师长决定出奇兵翻过天山绝顶下伊宁。北疆苦寒，国军准备不足。这回可不是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左宗棠征讨阿古柏收复新疆。那时英国人不愿让俄国势力进入南疆威胁印度，他们从银行拿出钱来援助左宗棠的军队对抗沙俄，为每一个湘军子弟都买了皮袍御寒。国军只有一件旧棉袄。靠洋镐敲冰，圆锹铲雪，一天只能走二、三十里。没有燃料，吃的是冻成石块的面包，连热水都喝不上一口。冰雪茫茫，何处是伊宁？同时，民族军也加紧了对伊宁机场的围攻。白天是当地人，夜晚则有苏联哈萨克共和国的正规部队。炮火轰毁了机场的跑道，运载物资的飞机无法降落，只能改为空投，但在民族军的炮火下，只有很少一部分落到守军手里。将士虽有死守到底的决心（反正投降也是被人练马刀），无奈血战八十七日之后，弹尽粮绝，机场终于被攻破。叛乱发生时远在乌鲁木齐、自愿空投伊宁指挥战斗的国军师长杜德孚，拔枪自戕。五千军民，玉碎伊宁。另一方面，谢义锋的援军在天山顶上冻死冻伤，减员近半，也撑不下去了，不得已退回精河。到这时候，国军和民族军，已成对峙局面，一时谁也吃不了谁。
在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中，我们特别要记住的是1945年元月10日，国民党第45师和预备第7师援兵试图救援艾林巴克，其中第45师一个团冒严寒跨越天山抵达伊宁东郊，遭到大批装备精良、受过正规训练的起义部队（其中相当部分根本就是脱下军服换上便装秘密潜入新疆的苏联正规军）的围歼。艾林巴克守军见救援不成，遂决定冒险突围，突围后残余2000军民又被起义人员骑兵追击，绝望中守将杜德孚（预备第7师副师长）、曹日灵（预备第7师参谋长）自杀，最后这批死守艾林巴克的军民仅有800多人被俘，而最终的被俘者也只有500多人，包括34名妇女被关押进监狱，其余人皆“失踪”。伊宁被起义军攻克后，大批极端民族主义者手持大刀木棒，四处搜杀汉人和华侨，到事态被临时政府制止的时候，已经有大批汉人被杀，其中东北籍汉人几乎无一人幸免，甚至连伊宁救济院的残废汉人都被拖到河边用木棒击毙。直到几十年之后的今天，还有一些极端分子威胁与之发生冲突的汉族人：“难道你忘记伊犁河水的颜色了吗？”这里说的伊犁河的颜色就是指当时虐杀俘虏和汉人将河水都染红了。
1945年2月，伊犁临时政府决定将游击队总司令部改组为民族军总指挥部。发布兵役法，规定20―22岁“公民”要应征入伍，服役三年，在目前总动员时期，23―44岁“公民”也要入伍。1945年4月8日，在伊宁市西公园（后来的斯大林公园，好像现在叫人民公园）广场上，隆重举行民族军成立大会，这标志民族军的正式成立。在大会上，临时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发表了带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内容的煽动性讲话，并给民族军各部队授予标有伊斯兰星月徽、写有“为东突厥斯坦的独立前进”文字的军旗和写有经文的白色伊斯兰教教旗。授旗后还进行了阅兵式。
这时期的民族军主要组成部分是：
1、1944年8月成立的乌拉斯台游击队，也就是后来的巩哈游击队，这是伊犁起义的主力，人员最多。
2、阿巴索夫和阿列克山德洛夫在苏联编组训练后秘密潜入的游击队，人员虽然少，但是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
3、列斯肯率领的芦草沟游击队，这个游击队主要是俄罗斯族人。
4、鲍里诺夫和伊斯哈克伯克从苏联带回来的一个营骑兵，注意，这支部队是由从各苏军边防部队抽调的人员组成，可以看作是俄罗斯派出的干涉军。
民族军的军衔分为士兵、尉官、校官和将官四级，肩章和军服都仿照苏军式样。肩章为蓝、红、白三色，以区分骑兵、步兵和炮兵；帽徽为铁制，中间一内圈为天蓝色，中心是一个橘红色月牙和五角星。伊犁临时政府聘请了一批苏联军事教官，在霍儿果斯举办军官培训班，每期三个月。
民族军总司令部下设后勤处、政治处、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侦察处、作战处、人事处、总务处等机关。鲍里诺夫为民族军总指挥、瓦尔沙诺菲・米哈伊洛维奇・莫日阿洛夫为总参谋长，阿巴索夫为政治部主任，艾尼（巩哈游击队指挥员）为军事法院院长。总兵力大约15000人，各部队有：
特克斯骑兵第一团
特克斯骑兵第二团
新二台骑兵第三团
蒙古族骑兵营（来自博尔塔拉的土尔扈特蒙古族）
锡伯族独立骑兵连
骑兵补充团（巩留）
回族独立骑兵营
绥定步兵第一团
伊犁步兵第二团
伊犁预备第四团
直属炮兵营
直属警卫营。
步兵编制：每团2个营，每营3个连，每连3个排，每排4个班，全团大约2500人。
骑兵团编制：每团4个骑兵连和1个机枪连。每团约1000人。
团设参谋部、政治处、后勤处。有团长、军务副团长、政治副团长、宗教副团长各一。
1945年2月开始，伊犁局势已经稳定下来，革命开始向北疆和南疆发展。7月在民族军和当地游击队的夹击下，塔城国民党守军、政府人员和汉族群众1400多人逃入苏联，塔城解放。民族军将塔城游击队改编为额敏骑兵第4团和塔城骑兵第6团，并将原来的二台骑兵第3团和上述两个团合并成立了独立骑兵旅，该旅人员大约2400人，列斯肯为旅长。
此时北疆的阿山地区局势更加混乱，乌斯满和达列力汗两次大规模进攻承化，但是并未能占领。8月7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大约50多人的部队和达列力汗的游击队会合，第三次进攻承化，在国民党军队的抵抗下，仍然未能夺取承化，9月，民族军独立骑兵旅赶来，9月6日再次包围承化，国民党守将高伯玉率守军和百姓3000余人弃城北逃，希望能进入蒙古避难，但在中蒙边境奥尔尕提达坂遭到蒙方阻拦；9日，民族军赶到，捕获高伯玉在内的国民党官兵1130人。9月20日，在阿山的游击队被改编为民族军阿山哈萨克族骑兵团，达列力汗为团长。
4月，民族军主力在苏联红军的步兵、炮兵、装甲车和飞机的支援和参战下开始向迪化进军，到9月将战线推进到距离迪化仅150公里的玛纳斯河西岸。
在南疆，苏联顾问纳斯洛夫和阿巴索夫直出天山，进攻库车，在阿克苏一带和国民党军队展开拉锯战。
在蒲犁，以苏联的托合托米什为基地的游击队在苏联军事顾问的带领下夺取了蒲犁等地，成立了蒲犁专署和蒲犁革命军总指挥部。建立了柯尔克孜和塔吉克两个团。每个团有2连，共有大约400人。
此时三区民族军总兵力根据民族军司令部干部处处长玉素甫汗・昆拜的记录，“全军共有29650人，战士中60%为哈萨克人”。霍斋・松哈什在他的回忆文章《三区革命武装力量简述》中提到：“作战期间，由苏联而来的俄罗斯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塔尔族军官是三区革命军军事技术的传播者。三区民族军共17个团，其中13个团是骑兵团，2个独立骑兵师，5个步兵旅”。
苏联对三区的影响十分深远，用邓力群的话说就是“没有苏联的帮助，三区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而彭国安则说的更为直接：“三区就是苏联打出来的”，三区革命与苏联的联系如此紧密，可以想像三区民族军众多官兵与苏联的关系，有未经证实的资料说在新疆和谈成功之前，三区民族军排以上干部均为苏军派遣来的正规军官。民族军中也有大批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根据锡伯族骑兵连成员在90年代的回忆录中提到，新疆和谈成功后，有正式的命令收回部队中所有带有俄文字符标示的武器，代以缴获的国民党武器。至于三区政府和苏联的关系自不必说，张治中回忆录中讲，就在和谈协议签字仪式上，苏联领事馆领事俨然一个太上皇，当着张治中的面直接修改和谈协议条款，从此可见一斑。大批三区民族军将领在三区革命成功后陆续返回苏联，如原民族军总指挥鲍里若夫在新疆和谈即将成功前返回；曾经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5军军长的列斯肯在50年代初5军番号被取消前返回，到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苏联策动三区边民叛逃，原三区民族军个别将领也随之进入苏联，如马尔果夫和祖龙・太也夫后来移居土耳其，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当然这都是话题外的话了。
不难看出，正是在苏联的大力策划下，这场叛乱才得以蔓延至斯。这里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如果没有前苏联当局对叛军大量的物资支持（特别是军火支持）甚至直接出兵围歼中国军队，前文所记述的对汉族和平居民的血腥屠杀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而俄罗斯支持和纵容这种种族屠杀，和同时期发生的纳粹法西斯对犹太人的屠杀又有什么区别？还是在前文说过的那句话，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距离我们相对遥远，而俄罗斯对中国人的迫害却是我们的切肤之痛。其实在苏德战争进行期间俄罗斯对中国的侵犯还远远不止局限于新疆。1944年（请注意，是1944年），当西线苏军正与德军拼杀得你死我活之际，东线苏军突然出击，强占了我国唐努乌梁海地区七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或者是九万平方公里，对不起，记不太清了，不好意思），至今都没有归还！那可是1944年呀！苏联正处在最危险的时候，正是应该尽全力和德国军队拼杀的时候，居然还不忘记分兵抢占中国的国土！这说明即使俄罗斯处于最危险的生死关头，都没忘记向中国的背后捅一刀！那么，当他强盛以后，他又会怎么对待中国？应该可以想象得到了吧？（在珍宝岛战役中阵亡的中国将士永垂不朽！）
上面提到的仅仅是俄罗斯对中国国土的强占和对中国人在肉体上的屠杀，至于俄罗斯在历史上从中国掠夺走的经济资源，就更加无法计算了。
一九四○年后，东北抗日联军已无立脚之地，余部进入苏联，以为会得到给养和帮助，重返抗日前线。但经请示斯大林后，被全部缴械，关押劳改。七七事变后，斯大林为了讨好日本人，特别是在日本占领武汉以后，斯大林认为中国事实上已全面亡国，因此加大了对远东中国人政治迫害力度，把远东的十多万世代居住的华侨和二十多万中国客商劳工，安上各种罪名：如社会危险份子，有害份子，日本特务，分别判刑数年到十多年。幸运的被发配远离日本占领地的中亚无人烟地区的青山脚下，更多的发配到西伯利亚的高寒地带去服苦役。海参崴这样的城市，华侨一个也不准居留。 十月革命前，海参崴、双城子、伯力、海兰泡，中国人的店铺林立。据莫斯科一位汉学家去年在联合国《世界华侨史》广播文稿中提供的研究资料：十九世纪中叶，海参崴有一千三百多家中国商店，而俄罗斯才有一千一百多家。
“中国人常常骑马把商品卖到周围和偏远的农村。中国货价便宜，很受当地人欢迎”。大批华商、华工从海兰泡入出境，到海参崴、伯力附近城镇经商或做 工。“每年仅季节性临时工过境的就有二三十万人”，“一般是夏季来做工， 冬季返回”。“他们一个人一个月可以挣十五至二十个金卢布，能工巧匠多一 倍钱，俄海关允许带回中国一半......”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起，苏联对远东边界看管加强了，主要防控中国人进出，利用苏联抗日。日本全面侵占中国，斯大林更不客气了，对几十万华侨、华工的 迫害与希特勒当年迫害犹太人几无二致。苏共当年对中国男青年迫害尤其严酷。这里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叫赵福昌的青年，住在距离伯力近五十公里的农村，到伯力买东西，被苏联大兵不由分说地抓走。塞进一间已关押了三十多名中国人的临时牢房。审问时逼他承认是「日本问谍！？赵答：「不是。我早就在这里住，还有妻子......？审问者根本不听，挥手带回去。经一位朝鲜人翻译指点：「不承认就会被枪毙。」第二天提审，赵便承认是日本特务。并编造为日本人刺探伯力的苏联空军数量。由于「态度好」，被从宽判刑十年，发配到北纬六十三度的 北极圈的雅库茨克。这里夏季两、三个月没有黑夜，冬季两三个月无白昼，气温低到零下五六十度。外来人约有一半不久就死去。赵福昌仰仗青壮年，耐受 力强，活了下来。「刑满」回到了伯力，一九六六年谢世。十多年前，两位中国作家在外兴安岭的结雅斯科附近农庄，遇到了三位中国老人。其中一位已八十岁了，是烟台福山县人，叫张德魁，见到这两位中国人后哇哇大哭，“可见到祖国亲人了！”（半个世纪没有看到从中国来的人）他们是一九三八年从海参崴被清理赶出来的。（老婆孩子）给轰到哪里去了，是死是活？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八名中国男人，被发配到这高寒地带，密林深处，那五人已先后故去，现在只活着他们三人。下面是一位中共老党员回忆俄罗斯迫害华人的往事：
中共早期党员河南人马员生，一九二六年被派遣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及列宁学院学马列。与董必武、王若飞是同期同学。但是一九三○、一九三七、一九四九年几次「肃反」屡屡被捕判刑。原因是他曾经称赞过红军总司令托洛茨基，托被斯大林搞掉后，就追查同情者。他坐了苏联三十年的牢，一次次被判刑流放，直到一九五五才回到中国。后经董必武帮助恢复党籍，在富拉尔基东北重型机床厂担任技术处处长。一九八四年出版了一本真实生活的《旅苏记事》， 群众出版社“内部发行”。该书中写道：“一九三九年夏，一批中国人约有一百多，坐船路过农场到沃尔索特去，也因水浅，停在岸边，他们的未来得和我一样。谈话中知道他们大部份是从海参崴来的。据说，日本占领武汉后，苏联开始对在海参崴附近一带的中国人进行大规模拘捕，许多人被判刑八年、十年，还有十五年的。都给网上各种罪名......”
“过了不久，又发来一小批女犯人，有人告诉我，中间有两个中国女人。我很奇怪，便怀着好奇心去找她们......据她们说，一个中国人叫黄南波，一个朝 鲜族中国人姓朴，曾在东北抗日联军中和日本人打过仗。年龄很轻，都是二十 多岁。一九三七年被派到莫斯科学习，一九三八年忽然被捕，说她们是侦探， 判刑到这里.....”
“一个五十多岁的山东老头郭金玉，他从山东来到东北黑河地区金矿做工，夏 天到呼玛山上顺黑龙江向下流放木排，他押运的木排被冲到苏联边界。被捕 后，也以『侦探嫌疑』判刑八年。这个人又瞎、又聋、又哑，俄语一句不会。 竟然也被判为『侦探』......”
马员生回忆说，自己被发配时，士兵们把“犯人们”押上木船顺流而下（流向北极），直到船搁浅了，把犯人和一袋土豆种子卸下来，他们就回去了。“犯人们”要自建房屋、寻找食物，才能生存。许多中国人饿得上垃圾箱里拣食物吃，结果第二天就腹泻而死。第二年春天大兵们来看看，有活下来的，命令你生产粮食交公，到时候交不出来就地枪毙。马员生看到的，经历的大批犯人和远东地区流放过来的人，能活着回去的，实在是凤毛麟角。远东地区除了华侨以外，还有大批华工，所以至少有三十万人被全部剥夺了财产、迫害流放，其中二十万以上的人已经被折腾死。这是就是在苏德战争爆发前，俄罗斯对中国人所进行的种族大清洗，种族性迫害！看到了这些，又怎能不使有血性的中国人对俄罗斯恨之入骨呢？！毕竟，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屠杀距离我们相对遥远，而俄罗斯在同一时期对中国人的迫害却是我们的切肤之痛呀！
如果说俄罗斯在远东对华侨的清洗勉强还可以算作是其国内事务的话，那么前苏联军队在新疆对中国公民（特别是汉族公民）的屠杀就更加不可原谅。
提及新疆的和平解放，无法回避新疆三区革命，而提及三区革命。就不能回避新疆民族军。所谓新疆民族军就是新疆三区革命的武装。部队的渊源很多，内中成分复杂，其中主要组成部分有：
1、乌斯满、达力克汗（1949年任新疆民族军高级将领，在赴北京参加政协会议时由于飞机失事去世）的阿山哈萨克族武装。这个武装是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一手扶植下发展壮大起来的。乌斯满和达力克汗都是新疆阿山地区哈萨克人，乌斯满早在30年代就组织武装反抗盛世才，在当地很有影响力，三区革命胜利后被三区临时政府任命为阿山地区专员，1947年投靠国民党政府，新疆和平解放后沦落成新疆最猖獗的土匪。1951年2月在青海柴达木被解放军剿匪部队活捉，两个月后在迪化经公审后枪决。
2、新疆伊犁解放组织。该组织成分十分复杂，有大土耳其分子（东突分子）、泛伊斯兰分子、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在苏联学习归来的苏共在伊犁地下组织成员、进步青年和伊犁民族起义人员（如巩哈暴动人员）。人员众多、装备精良，是新疆民族军的主力。
3、在南疆蒲犁（今天塔什库尔干）的蒲犁游击队。该游击队主要由柯尔克孜和塔吉克人组成，领导者是从苏联伏龙芝军校学习归来的伊斯哈克伯克（后来成为新疆民族军高级将领，1949年赴北京参加政协会议时由于飞机失事去世）。该部队在三区革命时期曾经数次进攻喀什，后来经过和谈，大部经苏联进入伊犁地区。
4、在苏联驻塔城领事馆帮助下建立的塔城战斗小组，领导人是司马义也夫。司马义也夫后来成为新疆民族军的主力骑兵团团长，在新疆平叛战斗中战功卓著。
1944年伊犁革命的起源是乌拉斯台各民族人民的起义，起义导火索是盛世才的“献马运动”，强征暴掠激起民众的反抗。实际上三区革命的爆发有着更为深层的复杂原因，最直接的因素是苏联的态度。新疆与苏联有着密切关系，近现代新疆诸大事无一不和苏联（俄国）有关，尤其是盛世才的上台，更与苏联大有干系，苏联为了支持盛世才独霸新疆，甚至还出动机械化部队和空军直接帮助盛世才打败马仲英。苏联如此明目张胆地支持盛世才，目的不外乎要在新疆扶植一个极端亲苏的政权，以确立自己在新疆的势力范围，同时也为自己建立一个有效的战略缓冲地带。因此二战后期盛世才突然从亲苏转向亲蒋后，自然引起苏联的不安，尤其是盛世才的412事件后，公开关押驱逐共产党人，更让斯大林大为光火。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在伊犁巩哈暴动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大批人员迅速赶往阿拉木图，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即内务部部长）贝里亚亲自坐镇指挥，许多在苏联成长、学习的少数民族共产党人被派进新疆，如在盛世才时期返回苏联的前白俄鲍里诺夫、列斯肯，流亡苏联的伊犁地区宗教人士艾里汗・吐里等，进入苏联接受先进思想的进步青年阿巴索夫和阿合买提江、受苏联训练的军事指挥人员伊斯哈克伯克、达力克汗等。伊犁革命组织就是这时候由苏联驻伊犁领事馆牵线，联系当地民族宗教势力和进步人士建立起来的。
１９４３年１１月，国军第二十九集团军司令李铁军率部下三个师开入新疆。在哈密他们曾一度与苏军对峙。斯大林不能在这时得罪盟国，只得忍气退兵。北极熊当然不是这么容易打发的，一旦欧洲战场上形势好转，立即还以颜色。而蒋公在中央军尚未接管边防、新疆人心未稳之际，即于４４年９月召盛世才去重庆担任农林部长，也为人留下可乘之隙。当时，美国援助中国抗日的物资，要靠飞机艰难地越过喜马拉雅山脉，才能送到重庆政府手里。掌握了新疆，蒋介石以为获得了接受美援的陆上通道。美国第一批满载军火的五百辆卡车，９月从波斯湾出发，计划在１２月初驶达伊宁。但是，俄国人同意吗？
1944年11月7日夜（这天也是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伊宁爆发以哈萨克族牧民为主（其主力是得到大量苏联军火、人员援助的伊犁解放组织）的暴乱，宣布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从苏联派遣回来的原二台公路养路段段长列斯肯（俄罗斯族）带领一个经过精心训练的游击队在果子沟切断了进入伊犁的唯一公路――迪（迪化，今天的乌鲁木齐）伊（伊犁）公路（这条公路也是目前通向伊犁的咽喉要道。20世纪60年代，为了保证战争时期需要，我国在新疆天山腹地花费大量人力、物力修建了天山公路，就是为了保证一旦312国道被敌人占领，我们还有一个备用公路而修建的）。民族军玩了个调虎离山计，先在伊宁东面百余公里的尼勒克县闹事，调出国军的伊宁守备团。守备团平定了尼勒克的暴乱，却发现老家被抄，伊宁城落入民族军之手，只剩飞机场还在国军手里。当天，伊犁解放组织领导人阿巴索夫（三区革命领导人，也是三区革命的核心人物，1946年代表三区参加了国民党的国大会议，与周恩来、董必武进行过接触，1949年坚决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同年在接受毛主席邀请赴北京参加政协会议时因为飞机失事去世，年仅28岁）和苏联军事顾问彼得・罗曼诺维奇・阿列克山德洛夫率领60人的武装（根据一些在伊宁的国民党官员事后回忆，这批人员还身着苏军制服，佩带苏军军衔）从霍城越界潜入伊犁市区。他们首先切断了伊犁河大桥的交通，国民党伊宁当局派遣一个排的兵力试图重新夺回大桥，未出城即遭武装人员伏击。入夜，巩哈游击队主力绕道赶到伊宁城，开始四处进攻国民党守军，起义很快取得了胜利，大批汉族人和国民党军队被迫撤退到惠远老城和艾林巴克（飞机场），起义部队（内中包括有从苏联赶来的身穿军装的苏联正规军和数十架苏军飞机以及大批从苏联运来的火炮）在苏联军事总顾问科兹洛夫的统一指挥下，到12月31日终于将这里的国民党守军歼灭，守将陈伯良、高炜在惠远城破时互相射击自杀身亡。伊犁郊县汉族官民纷纷逃亡，巩留、新源、特克斯等地数百人向焉耆撤退，至玉尔都斯山被追及，生抵焉耆者只余三十多人；昭苏官民企图翻越冰达坂退往阿克苏，正值寒冬，最后抵达者只有十余人。整个伊犁地区只有艾林巴克（飞机场）孤军死守。
艾林巴克，在维语中为“脏园子”，位于伊宁东北，是全城最高处，北为飞机场，南是乱坟岗，原来是沙俄军队营房，当时是国民党中央航空分校教导总队。由于当时飞机场的苏军训练人员早已撤走，同时苏方也断绝了航空汽油的供应。中方飞行员无法把当时在机场的飞机飞回内地抗日，因此留下了一批部队看守。他们感到伊宁形势紧张，不待上级指令，就在机场周围筑了四十来个碉堡，内置飞机上的机枪。这些机枪射速高，射程远，子弹穿透力又大，民族军一时对之无可奈何。守备团和从附近赶来增援的两个营退入这个据点，再加上出城逃避种族屠杀的三千回汉平民，这样就开始了“三区革命”中最惨烈的一章――历时三个月的伊宁机场保卫战。按理讲，机场在国军手里，只要处置得当，一面空投军火粮食，一面调动足够的兵力驰援伊宁，事情尚有可为。但是接替盛世才主管新疆事务的朱绍良，不敢让部队远离乌鲁木齐，强调与苏联和谈。苏联自然推得一乾二净，尽管谁都知道，许多“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要人，叛变前为提防驻军的明捕暗杀，就是躲在苏联驻伊宁领事馆内。而民族军的前线总指挥波里诺夫"；伊万"；格乌科维奇，干脆就是苏联派过来的红军少将。直到老蒋急调甘肃的马家回民骑兵第五军进疆，才有大部队向伊宁进发。这时已是４５年１月，伊宁暴乱已扩展到塔城和阿尔泰，新疆西部已陷入民族军之手，穿行于天山北麓的从乌鲁木齐至伊宁的公路也被民族军切断。1945年1月中旬，国民党军队援军赶来救援艾林巴克守军，在果子沟和游击队发生激战，同时国民党军队谢义锋一部在付出极大代价后翻越雪山抵达伊犁外郊。阿列克山德洛夫惊慌失措企图从霍城逃回苏联，结果被伊犁临时政府撤去职务，代之以鲍里诺夫，同时苏联红军正规军一个骑兵团和部分炮兵也迅速入境投入战斗，终于将国民党援军击溃。
民族军占据险要山口，中国军队的一师援军被睹在精河－乌苏一线。地形狭窄，部队施展不开，谢义锋师长决定出奇兵翻过天山绝顶下伊宁。北疆苦寒，国军准备不足。这回可不是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左宗棠征讨阿古柏收复新疆。那时英国人不愿让俄国势力进入南疆威胁印度，他们从银行拿出钱来援助左宗棠的军队对抗沙俄，为每一个湘军子弟都买了皮袍御寒。国军只有一件旧棉袄。靠洋镐敲冰，圆锹铲雪，一天只能走二、三十里。没有燃料，吃的是冻成石块的面包，连热水都喝不上一口。冰雪茫茫，何处是伊宁？同时，民族军也加紧了对伊宁机场的围攻。白天是当地人，夜晚则有苏联哈萨克共和国的正规部队。炮火轰毁了机场的跑道，运载物资的飞机无法降落，只能改为空投，但在民族军的炮火下，只有很少一部分落到守军手里。将士虽有死守到底的决心（反正投降也是被人练马刀），无奈血战八十七日之后，弹尽粮绝，机场终于被攻破。叛乱发生时远在乌鲁木齐、自愿空投伊宁指挥战斗的国军师长杜德孚，拔枪自戕。五千军民，玉碎伊宁。另一方面，谢义锋的援军在天山顶上冻死冻伤，减员近半，也撑不下去了，不得已退回精河。到这时候，国军和民族军，已成对峙局面，一时谁也吃不了谁。
在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中，我们特别要记住的是1945年元月10日，国民党第45师和预备第7师援兵试图救援艾林巴克，其中第45师一个团冒严寒跨越天山抵达伊宁东郊，遭到大批装备精良、受过正规训练的起义部队（其中相当部分根本就是脱下军服换上便装秘密潜入新疆的苏联正规军）的围歼。艾林巴克守军见救援不成，遂决定冒险突围，突围后残余2000军民又被起义人员骑兵追击，绝望中守将杜德孚（预备第7师副师长）、曹日灵（预备第7师参谋长）自杀，最后这批死守艾林巴克的军民仅有800多人被俘，而最终的被俘者也只有500多人，包括34名妇女被关押进监狱，其余人皆“失踪”。伊宁被起义军攻克后，大批极端民族主义者手持大刀木棒，四处搜杀汉人和华侨，到事态被临时政府制止的时候，已经有大批汉人被杀，其中东北籍汉人几乎无一人幸免，甚至连伊宁救济院的残废汉人都被拖到河边用木棒击毙。直到几十年之后的今天，还有一些极端分子威胁与之发生冲突的汉族人：“难道你忘记伊犁河水的颜色了吗？”这里说的伊犁河的颜色就是指当时虐杀俘虏和汉人将河水都染红了。
1945年2月，伊犁临时政府决定将游击队总司令部改组为民族军总指挥部。发布兵役法，规定20―22岁“公民”要应征入伍，服役三年，在目前总动员时期，23―44岁“公民”也要入伍。1945年4月8日，在伊宁市西公园（后来的斯大林公园，好像现在叫人民公园）广场上，隆重举行民族军成立大会，这标志民族军的正式成立。在大会上，临时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发表了带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内容的煽动性讲话，并给民族军各部队授予标有伊斯兰星月徽、写有“为东突厥斯坦的独立前进”文字的军旗和写有经文的白色伊斯兰教教旗。授旗后还进行了阅兵式。
这时期的民族军主要组成部分是：
1、1944年8月成立的乌拉斯台游击队，也就是后来的巩哈游击队，这是伊犁起义的主力，人员最多。
2、阿巴索夫和阿列克山德洛夫在苏联编组训练后秘密潜入的游击队，人员虽然少，但是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
3、列斯肯率领的芦草沟游击队，这个游击队主要是俄罗斯族人。
4、鲍里诺夫和伊斯哈克伯克从苏联带回来的一个营骑兵，注意，这支部队是由从各苏军边防部队抽调的人员组成，可以看作是俄罗斯派出的干涉军。
民族军的军衔分为士兵、尉官、校官和将官四级，肩章和军服都仿照苏军式样。肩章为蓝、红、白三色，以区分骑兵、步兵和炮兵；帽徽为铁制，中间一内圈为天蓝色，中心是一个橘红色月牙和五角星。伊犁临时政府聘请了一批苏联军事教官，在霍儿果斯举办军官培训班，每期三个月。
民族军总司令部下设后勤处、政治处、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侦察处、作战处、人事处、总务处等机关。鲍里诺夫为民族军总指挥、瓦尔沙诺菲・米哈伊洛维奇・莫日阿洛夫为总参谋长，阿巴索夫为政治部主任，艾尼（巩哈游击队指挥员）为军事法院院长。总兵力大约15000人，各部队有：
特克斯骑兵第一团
特克斯骑兵第二团
新二台骑兵第三团
蒙古族骑兵营（来自博尔塔拉的土尔扈特蒙古族）
锡伯族独立骑兵连
骑兵补充团（巩留）
回族独立骑兵营
绥定步兵第一团
伊犁步兵第二团
伊犁预备第四团
直属炮兵营
直属警卫营。
步兵编制：每团2个营，每营3个连，每连3个排，每排4个班，全团大约2500人。
骑兵团编制：每团4个骑兵连和1个机枪连。每团约1000人。
团设参谋部、政治处、后勤处。有团长、军务副团长、政治副团长、宗教副团长各一。
1945年2月开始，伊犁局势已经稳定下来，革命开始向北疆和南疆发展。7月在民族军和当地游击队的夹击下，塔城国民党守军、政府人员和汉族群众1400多人逃入苏联，塔城解放。民族军将塔城游击队改编为额敏骑兵第4团和塔城骑兵第6团，并将原来的二台骑兵第3团和上述两个团合并成立了独立骑兵旅，该旅人员大约2400人，列斯肯为旅长。
此时北疆的阿山地区局势更加混乱，乌斯满和达列力汗两次大规模进攻承化，但是并未能占领。8月7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大约50多人的部队和达列力汗的游击队会合，第三次进攻承化，在国民党军队的抵抗下，仍然未能夺取承化，9月，民族军独立骑兵旅赶来，9月6日再次包围承化，国民党守将高伯玉率守军和百姓3000余人弃城北逃，希望能进入蒙古避难，但在中蒙边境奥尔尕提达坂遭到蒙方阻拦；9日，民族军赶到，捕获高伯玉在内的国民党官兵1130人。9月20日，在阿山的游击队被改编为民族军阿山哈萨克族骑兵团，达列力汗为团长。
4月，民族军主力在苏联红军的步兵、炮兵、装甲车和飞机的支援和参战下开始向迪化进军，到9月将战线推进到距离迪化仅150公里的玛纳斯河西岸。
在南疆，苏联顾问纳斯洛夫和阿巴索夫直出天山，进攻库车，在阿克苏一带和国民党军队展开拉锯战。
在蒲犁，以苏联的托合托米什为基地的游击队在苏联军事顾问的带领下夺取了蒲犁等地，成立了蒲犁专署和蒲犁革命军总指挥部。建立了柯尔克孜和塔吉克两个团。每个团有2连，共有大约400人。
此时三区民族军总兵力根据民族军司令部干部处处长玉素甫汗・昆拜的记录，“全军共有29650人，战士中60%为哈萨克人”。霍斋・松哈什在他的回忆文章《三区革命武装力量简述》中提到：“作战期间，由苏联而来的俄罗斯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塔尔族军官是三区革命军军事技术的传播者。三区民族军共17个团，其中13个团是骑兵团，2个独立骑兵师，5个步兵旅”。
苏联对三区的影响十分深远，用邓力群的话说就是“没有苏联的帮助，三区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而彭国安则说的更为直接：“三区就是苏联打出来的”，三区革命与苏联的联系如此紧密，可以想像三区民族军众多官兵与苏联的关系，有未经证实的资料说在新疆和谈成功之前，三区民族军排以上干部均为苏军派遣来的正规军官。民族军中也有大批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根据锡伯族骑兵连成员在90年代的回忆录中提到，新疆和谈成功后，有正式的命令收回部队中所有带有俄文字符标示的武器，代以缴获的国民党武器。至于三区政府和苏联的关系自不必说，张治中回忆录中讲，就在和谈协议签字仪式上，苏联领事馆领事俨然一个太上皇，当着张治中的面直接修改和谈协议条款，从此可见一斑。大批三区民族军将领在三区革命成功后陆续返回苏联，如原民族军总指挥鲍里若夫在新疆和谈即将成功前返回；曾经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5军军长的列斯肯在50年代初5军番号被取消前返回，到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苏联策动三区边民叛逃，原三区民族军个别将领也随之进入苏联，如马尔果夫和祖龙・太也夫后来移居土耳其，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当然这都是话题外的话了。
不难看出，正是在苏联的大力策划下，这场叛乱才得以蔓延至斯。这里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如果没有前苏联当局对叛军大量的物资支持（特别是军火支持）甚至直接出兵围歼中国军队，前文所记述的对汉族和平居民的血腥屠杀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而俄罗斯支持和纵容这种种族屠杀，和同时期发生的纳粹法西斯对犹太人的屠杀又有什么区别？还是在前文说过的那句话，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距离我们相对遥远，而俄罗斯对中国人的迫害却是我们的切肤之痛。其实在苏德战争进行期间俄罗斯对中国的侵犯还远远不止局限于新疆。1944年（请注意，是1944年），当西线苏军正与德军拼杀得你死我活之际，东线苏军突然出击，强占了我国唐努乌梁海地区七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或者是九万平方公里，对不起，记不太清了，不好意思），至今都没有归还！那可是1944年呀！苏联正处在最危险的时候，正是应该尽全力和德国军队拼杀的时候，居然还不忘记分兵抢占中国的国土！这说明即使俄罗斯处于最危险的生死关头，都没忘记向中国的背后捅一刀！那么，当他强盛以后，他又会怎么对待中国？应该可以想象得到了吧？（在珍宝岛战役中阵亡的中国将士永垂不朽！）
上面提到的仅仅是俄罗斯对中国国土的强占和对中国人在肉体上的屠杀，至于俄罗斯在历史上从中国掠夺走的经济资源，就更加无法计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