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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影子的行走》终于散发着新书特有的纸香被摆上了案头。从国内外读者热情洋溢的鼓励和形形色色的评论中，我不觉生发出一些有关海外华人中文写作的联想。
当一个人带着他的母语走到一块陌生的土地，本来不是问题的语言便成了大问题。有专家称，十四岁以前学习一种新语言，可以象母语一样流利，不带口音。然而语言仅仅是语言，语言与文学有着本质的区别。语言用来进行日常生活的人际交流，并获取实用信息，文学则上升到一个比较高级的精神层面。有的人出国时年纪太小，汉语基础知识有限，出国后中文方面一般难以再有大的发展。年纪大的，则面临学习新语言及融入当地社会的困难。职业作家出了国，原本炉火纯青的语言技能受到了极大的制约，获取信息的途径也由过去的信手拈来变得艰难曲折。他们得到的消息、听说的故事，往往是延迟了的经过翻译加工的中文版本。作家值得自豪的敏锐被陌生的拼音文字削弱和隔膜。不是说出国的作家都不懂英语，不能讲英语，而是他们接触社会的层面和渠道与在国内相比完全不成比例。林语堂、韩素音们直接用英语成功写作的例子实在不多。
难能可贵的是，在这种状况下，海外华人作家仍然在努力用中文写作。他们的生活毕竟充满了新奇和激情，他们的聚焦点自然而然放到了海外华人的身上。由于地域、文化和生活圈子所限，他们创造出来的文学形像经常带有较强的边缘性和极端性。可以说，海外文学是贫富不均的文学。读者在作品中经常读到的是留学生的挣扎、餐馆打工族的惨状和跨国老板的风光。这种情形在北美华人文学中表现尤为突出。学术界普遍把海外华人文学分成台港澳、东南亚、澳大利亚和北美四大板块，而欧洲和其它地域的海外文学在规模上尚不足以形成独立的板块。近十年来，随着出国人数的急剧增加和因特网的广泛应用，一大批以纪实、倾诉和呼吁为主题的文学作品闯入了人们的视野。留学生文学、海外打工文学、海外发迹文学、移民文学，纷纷登坛亮相。这也恰恰反映了北美中文写作群体的庞杂，作者中非文字工作者的比例很高。
海外文学作品在国内大受欢迎，正是由于大多数国人的目光还触及不到外部的世界。读者希望借助一双双作家的眼睛，发现和了解更多的真实。从白先勇、聂华玲、於犁华、到曹桂林、阎真、严歌苓、张翎，作家们写出了一部部优秀的作品。有牟天磊、高力伟文科留学生的不平衡，有“曼哈顿女人”的传奇，也有“北京人”的血泪凄婉。每部作品的视角都不尽相同，但谁能说这些作品没有反映出那一时那一地的真实？
然而，这种本土以外的“纪实”，很容易脱离主流社会。作者的视野难免狭窄，作品记录的常常是作者自己熟悉的有限的生活环境。即便作品在华人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当地社会也未必有什么应和。当然这没有什么，这些激情四射的作品本来就是写给华人看的，有的甚至只是写给作者自己看的。
一个中国人如果在本土出生、长大、生活，他不论对自己周围还是对整个国家都一定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环境对于他一般不会成为障碍。听一听北京出租汽车司机跟乘客的神侃，就明白个人与社会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水乳交融。而到了国外，环境成了一堵无形的高墙。每一个人都无法不被自己的生活小圈子圈定，看世界的目光明显趋向于某个被限定的方向。
作者如此，读者也如此。
对海外文学作品提出批评甚至尖锐批评的，往往是海外华人。海外读者尤其不能忍受海外作家狭窄的视野，他们觉得有些作品扭曲了他们的生活，扭曲了外面的世界。好在中国不再封闭，西方的文学作品和好莱坞大片在国内街边的地摊上俯拾皆是。外国人展示的外国与海外华人展示的外国，构成了国人头脑中西方世界不同而又重叠的映象。海外华人则随着阅历的增加，变得更加宽容。即便如此，如果一部海外文学作品没有把国外生活写好，没有把中国人和外国人的相对关系写好，或者写了个体读者不认同的一面，则立即就被提升到对国外生活不熟悉，对外国的历史文化不了解。这话一点都没错。我们中国人在一起，随便说一句“鬼子来了”，说一句“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大家便心照不宣。然而在海外，不论作者还是读者，大家看到的，通常只是一些生活的碎片，这些碎片很难与所在国的人物、事件、历史、地理等等发生本该存在的联系。即便一个中国人在国外生活一辈子，他的视野恐怕仍然难以开阔到收放自如的地步。出国的人错失当地的东西太多了，不可能每个人都从童话补起。不可否认，许多人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以训练的的方式而不是以自然适应的方式将自己强制嵌入了新的社会。他们的心态无疑是非常积极健康的，但他们是不是会有观念转换的痛苦呢？他们是不是十分向往随心所欲的轻松生活呢？他们的视线是否足够开阔？他们每天象读中文报纸一样从头到尾一版不漏读当地英文报纸吗？电影院里正在上映什么片子？哪里举办音乐会，哪里有名画展览？相信有人知道，但也相信更多的人并不知道。他们的生活与社会的生活仿佛隔着一层玻璃，什么都看到了，但其实什么都还需要绕个弯。
如果某个读者以自己被迫变得狭窄的目光看一本小说，看到了作者以另一束狭窄的目光写出的世界，便觉得不可忍受，觉得自己的感知和判断乃至智力都受到了侮辱，实在大可不必。
事实上，有机会直面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才最令海外作家们兴奋不已。故事的叙述、情节的安排、人物的生死，不过是他们对文化整合进行探索的道具。正是由于他们始终在双重文化的挤压下摆来荡去，他们笔下才总有那么多的犹疑和困惑，那么强烈的归根欲望。就象赵思运先生在评论《没有影子的行走》时指出的那样：“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象中国那样更注重国与家的关系。在西方，‘国’（country或nation）与‘家’（family）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而在中国，‘国’与‘家’构成一个词──‘国家’。……为什么中国人离开祖国把自己称做‘游子’？孔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妨。’离国与离家是同样道理，无论离家还是离国，都是‘游子’。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把祖国称作故乡、为什么把对祖国的思念叫做‘乡愁’。”这样看来，北美中文作家在作品中始终流露出心灵挣扎的痕迹，就一点也不奇怪了。而这种过于集中的情绪，反过来是不是也影响了作家的思维，局限了他们对更宽泛题材的撷取？
赢得海外读者宽容的最好方法莫过于写出更多的海外中文作品。当一个个看似狭窄的作家视野汇聚起来，海外社会、海外华人生活的场景就变得立体多姿，变得象无数的水晶棱镜，让海外华人从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把自己的生活折射到其中。而这个时候，作家的创作也将获得极大的自由。
当一个人带着他的母语走到一块陌生的土地，本来不是问题的语言便成了大问题。有专家称，十四岁以前学习一种新语言，可以象母语一样流利，不带口音。然而语言仅仅是语言，语言与文学有着本质的区别。语言用来进行日常生活的人际交流，并获取实用信息，文学则上升到一个比较高级的精神层面。有的人出国时年纪太小，汉语基础知识有限，出国后中文方面一般难以再有大的发展。年纪大的，则面临学习新语言及融入当地社会的困难。职业作家出了国，原本炉火纯青的语言技能受到了极大的制约，获取信息的途径也由过去的信手拈来变得艰难曲折。他们得到的消息、听说的故事，往往是延迟了的经过翻译加工的中文版本。作家值得自豪的敏锐被陌生的拼音文字削弱和隔膜。不是说出国的作家都不懂英语，不能讲英语，而是他们接触社会的层面和渠道与在国内相比完全不成比例。林语堂、韩素音们直接用英语成功写作的例子实在不多。
难能可贵的是，在这种状况下，海外华人作家仍然在努力用中文写作。他们的生活毕竟充满了新奇和激情，他们的聚焦点自然而然放到了海外华人的身上。由于地域、文化和生活圈子所限，他们创造出来的文学形像经常带有较强的边缘性和极端性。可以说，海外文学是贫富不均的文学。读者在作品中经常读到的是留学生的挣扎、餐馆打工族的惨状和跨国老板的风光。这种情形在北美华人文学中表现尤为突出。学术界普遍把海外华人文学分成台港澳、东南亚、澳大利亚和北美四大板块，而欧洲和其它地域的海外文学在规模上尚不足以形成独立的板块。近十年来，随着出国人数的急剧增加和因特网的广泛应用，一大批以纪实、倾诉和呼吁为主题的文学作品闯入了人们的视野。留学生文学、海外打工文学、海外发迹文学、移民文学，纷纷登坛亮相。这也恰恰反映了北美中文写作群体的庞杂，作者中非文字工作者的比例很高。
海外文学作品在国内大受欢迎，正是由于大多数国人的目光还触及不到外部的世界。读者希望借助一双双作家的眼睛，发现和了解更多的真实。从白先勇、聂华玲、於犁华、到曹桂林、阎真、严歌苓、张翎，作家们写出了一部部优秀的作品。有牟天磊、高力伟文科留学生的不平衡，有“曼哈顿女人”的传奇，也有“北京人”的血泪凄婉。每部作品的视角都不尽相同，但谁能说这些作品没有反映出那一时那一地的真实？
然而，这种本土以外的“纪实”，很容易脱离主流社会。作者的视野难免狭窄，作品记录的常常是作者自己熟悉的有限的生活环境。即便作品在华人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当地社会也未必有什么应和。当然这没有什么，这些激情四射的作品本来就是写给华人看的，有的甚至只是写给作者自己看的。
一个中国人如果在本土出生、长大、生活，他不论对自己周围还是对整个国家都一定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环境对于他一般不会成为障碍。听一听北京出租汽车司机跟乘客的神侃，就明白个人与社会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水乳交融。而到了国外，环境成了一堵无形的高墙。每一个人都无法不被自己的生活小圈子圈定，看世界的目光明显趋向于某个被限定的方向。
作者如此，读者也如此。
对海外文学作品提出批评甚至尖锐批评的，往往是海外华人。海外读者尤其不能忍受海外作家狭窄的视野，他们觉得有些作品扭曲了他们的生活，扭曲了外面的世界。好在中国不再封闭，西方的文学作品和好莱坞大片在国内街边的地摊上俯拾皆是。外国人展示的外国与海外华人展示的外国，构成了国人头脑中西方世界不同而又重叠的映象。海外华人则随着阅历的增加，变得更加宽容。即便如此，如果一部海外文学作品没有把国外生活写好，没有把中国人和外国人的相对关系写好，或者写了个体读者不认同的一面，则立即就被提升到对国外生活不熟悉，对外国的历史文化不了解。这话一点都没错。我们中国人在一起，随便说一句“鬼子来了”，说一句“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大家便心照不宣。然而在海外，不论作者还是读者，大家看到的，通常只是一些生活的碎片，这些碎片很难与所在国的人物、事件、历史、地理等等发生本该存在的联系。即便一个中国人在国外生活一辈子，他的视野恐怕仍然难以开阔到收放自如的地步。出国的人错失当地的东西太多了，不可能每个人都从童话补起。不可否认，许多人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以训练的的方式而不是以自然适应的方式将自己强制嵌入了新的社会。他们的心态无疑是非常积极健康的，但他们是不是会有观念转换的痛苦呢？他们是不是十分向往随心所欲的轻松生活呢？他们的视线是否足够开阔？他们每天象读中文报纸一样从头到尾一版不漏读当地英文报纸吗？电影院里正在上映什么片子？哪里举办音乐会，哪里有名画展览？相信有人知道，但也相信更多的人并不知道。他们的生活与社会的生活仿佛隔着一层玻璃，什么都看到了，但其实什么都还需要绕个弯。
如果某个读者以自己被迫变得狭窄的目光看一本小说，看到了作者以另一束狭窄的目光写出的世界，便觉得不可忍受，觉得自己的感知和判断乃至智力都受到了侮辱，实在大可不必。
事实上，有机会直面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才最令海外作家们兴奋不已。故事的叙述、情节的安排、人物的生死，不过是他们对文化整合进行探索的道具。正是由于他们始终在双重文化的挤压下摆来荡去，他们笔下才总有那么多的犹疑和困惑，那么强烈的归根欲望。就象赵思运先生在评论《没有影子的行走》时指出的那样：“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象中国那样更注重国与家的关系。在西方，‘国’（country或nation）与‘家’（family）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而在中国，‘国’与‘家’构成一个词──‘国家’。……为什么中国人离开祖国把自己称做‘游子’？孔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妨。’离国与离家是同样道理，无论离家还是离国，都是‘游子’。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把祖国称作故乡、为什么把对祖国的思念叫做‘乡愁’。”这样看来，北美中文作家在作品中始终流露出心灵挣扎的痕迹，就一点也不奇怪了。而这种过于集中的情绪，反过来是不是也影响了作家的思维，局限了他们对更宽泛题材的撷取？
赢得海外读者宽容的最好方法莫过于写出更多的海外中文作品。当一个个看似狭窄的作家视野汇聚起来，海外社会、海外华人生活的场景就变得立体多姿，变得象无数的水晶棱镜，让海外华人从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把自己的生活折射到其中。而这个时候，作家的创作也将获得极大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