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墓地上的叙事之花
李 明
( 读书-2006年第8期 )
世事无常。好端端的，上帝死了、人死了、哲学死了、现代建筑死了……它们死就死吧，只要有医学活着，就不必害怕――医学是生存的底线。可是最恐怖的消息来了：医学也死了。
宣布这个消息的人叫劳伦斯・弗斯（Laurence Foss），他专门写了一本书，题目叫《现代医学的终结》（The End of Modern Medicine），出版于二○○二年。按照作者的说法，现代医学诞生于一八一六年，以听诊器的发明为标志，算起来享年一百八十六岁。
自从上世纪初“中医”在“西医”这个他者的注视下从中国医学传统中走出，与西医之间的抗争就不曾间断。最初“中医”一词只有在传教士办的医学刊物上才能见到。这个词的提出本身就是为了表明中国医学与西医的差别。可是后来“中医”逐渐自己认同了这种差别的存在，却又不甘心，一定要辩护说中医不比西医差，说中医同样科学。因为那些“中医”在骨子里还是认为西医高明的。殊不知这种辩护本身恰恰强化了两者的差别。结果“中医”的研究慢慢偏离了医学传统的干道，在西医的注视下异化了，成了不折不扣的怪胎。学习中医的人不信中医、中医药大学的学生成了中医的掘墓人、中医与西医的实践越来越相似、中医的术语逐渐西医化等等，这些现象已经司空见惯。在处理两种医学的关系上，国人的努力集中体现在“汇通”、“结合”和“学习”上。可惜，结果却是“汇而不通，结而不合，学而不习”。
有人说中国的医疗系统独具特色，因为世界上只有中国官方承认两种医学，且规定两种医学地位平等。其实中国又何尝不希望有统一的医学。可是历史证明了医学的统一十分困难。余云岫想通过废止“旧医”达到统一，结果群起而攻之。这是在情理之中的：当时的中西医力量悬殊非常大，而且全国推行西医根本不现实。而西医既已得到科学文化的认可，近现代的中国对它自然也是趋之若鹜，欲罢不能。恐怕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取两者之长，形成一种新医学。所以“中西医汇通”、“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相互学习”的声音最得人心。可是中医的诞生本身就证明了自己与西医的不同，现在要趋同，那就是威胁两种医学的存在。换句话说，两种医学都有一种“自以为是”的真理观，即认为真理只有一个，结果只能你死我活。如果不从这个根本上入手，中医和西医的关系根本不可能有出路。好在随着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影响渐深，终于开始撼动医学的真理观。其实当初现代医学观刚刚兴起的时候同样困难重重，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甚至出现医学的怀疑论，认为医学根本不能治病，人生病之后就裸体接受太阳浴，名曰“自然疗法”。现代医学的困境逼迫人们去反思其真理观本身，自然也需要一个困难的历程。但是，毕竟这种探索已经开始，而且已经取得一定成效。
西医对自身反思的结果就是对他者的逐渐开放。在二○○二年，美国全国范围的调查表明有30%的美国成人采用补充医学和替代医学（CAM）的治疗手段。且另一项研究表明，在美国，学历越高的人选择补充医学和替代医学的倾向性越强。比较而言，中国的中医学研究反而更加坚持所谓“科学的”真理观。中医被近代传教士灌输了一套理念，但现在西方人发现自己错了，在努力去改正，而中医却仍然坚信那套理念，不肯把紧箍咒取下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末学扼腕叹息之后不得不说中医死了。但是中医的死亡并非坏事，因为只有这种因西医而生的中医死了，才可能架构真正的面向世界的中国医学。
面向世界的中国医学应该具备三个特征：第一，她要有自信；第二，她能包容别人；第三，她不断超越自己。
医学的自信来自民族信仰。中国本土的信仰没有断，也不可能断。尽管现代国人经历了“五四”与“文革”的洗礼，我们的骨子里仍然流淌着几千年华夏文明的血液。无论年轻人如何表现得另类和反叛，恐怕他们都不会允许你去挖他们的祖坟。他们耳濡目染的，哪怕支离破碎的神话传统，早已把那种生生不息的文化信息深深地埋在心底。中国传统的医学正是从这些神话传统中得来。美国著名思想家罗洛・梅说：“神话给这个没有意义的世界赋予意义。神话是一种叙事的模式，她使得我们的存在具有价值。”中国传统医学的可信性早已在“神农尝百草”、“黄帝岐伯谈”等古老叙事中得到验证，不需要再去用粗糙的现代试验重复。叙事研究早已雄辩地说明，科学也是神话――至少它完全没有办法处理人心与人身之间的关系。弗洛伊德曾经在一封给爱因斯坦的信中说：“你可能觉得我们的理论（心理学）看起来像神话……可是哪一种科学最后不都和我们一样？你们今天的物理学不也是神话吗？”秉承了神话血脉的叙事医学，将来很可能是能够包容现代医学与本土医学，同时又不伤害各自尊严的医学形式。目前西方的医学界已经觉醒，开始探索叙事医学的道路。中医学没有理由去为一个死去的科学医学偶像守灵。
包容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承认别人的存在，但老死不相往来；另一种是相互欣赏，共同促进。前一种包容实际上是一种容忍，一种没有办法消灭对方时候的权宜之计。面向世界的中国叙事医学不能采取这种包容的态度。现代医学的确有很多不足，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借助现代医学，即所谓科学的医学，人类在健康史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不能因为它存在不足就把成绩一笔勾销。《剑桥医学史》的作者罗伊・波特记录了抗生素的使用给人类带来的福祉。当今各种高科技在医学上的运用也的确给很多人带来了好处。尽管抗生素的滥用导致股骨头坏死及其他副作用，高科技的高昂费用让人反思医学的目的等等，但它们的效用本身不可抹煞。叙事医学要做的不是去反对任何一种医学，而是去成就所有的医学。成人之美是叙事医学的宗旨。要让各种各样的医学叙事都有自己的空间，让人们的可选叙事越来越多，让人们在面对疾病和死亡的时候更有力量、更有意义、更有尊严。
叙事的意思就是讲故事。故事就像流淌的小河，源源不断。正因为如此，叙事医学的精神如同《周易》，生生不息――“生生之谓易。” 叙事医学的生命力来自它永不僵死的世界观。医学不应该是必然，而应该是可能。信奉必然的医学必定会成为权威，成为权威的医学就很难再顾及人的尊严。当一个人浑身插着管子，完全靠机械的力量维系的时候，它所关心的是治疗过程是否符合它的理论和规程。“人的尊严”在它的视野中很淡很淡。但信奉可能的叙事医学不然，“执手相望，娓娓道来”，各种因素都可能成为左右一个人的健康的根源。亚马孙河上一只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纽约就爆发了一场风暴――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吗？很可能有。叙事医学就是在对不确定性的尊重中不断超越自己，不断把人的健康和生命引向新的篇章。
有人说“医者艺也，医者意也，医者易也”。在实践的层面，医应该可以积极协助人面对疾病和死亡；在理论的层面，医应该可以容纳无限的可能，在元理论的层面，医不是别的，就是华夏文明一以贯之的易道精神。在“中医”被埋葬的地方，中国传统医学智慧将重放光芒，这种医学智慧便是“叙事医学”。这一朵朵在医学的墓地上开出的稚嫩小花，究竟能长多大，究竟能不能结果，尚待业医者、好学者去呵护、去栽培……
李 明
( 读书-2006年第8期 )
世事无常。好端端的，上帝死了、人死了、哲学死了、现代建筑死了……它们死就死吧，只要有医学活着，就不必害怕――医学是生存的底线。可是最恐怖的消息来了：医学也死了。
宣布这个消息的人叫劳伦斯・弗斯（Laurence Foss），他专门写了一本书，题目叫《现代医学的终结》（The End of Modern Medicine），出版于二○○二年。按照作者的说法，现代医学诞生于一八一六年，以听诊器的发明为标志，算起来享年一百八十六岁。
自从上世纪初“中医”在“西医”这个他者的注视下从中国医学传统中走出，与西医之间的抗争就不曾间断。最初“中医”一词只有在传教士办的医学刊物上才能见到。这个词的提出本身就是为了表明中国医学与西医的差别。可是后来“中医”逐渐自己认同了这种差别的存在，却又不甘心，一定要辩护说中医不比西医差，说中医同样科学。因为那些“中医”在骨子里还是认为西医高明的。殊不知这种辩护本身恰恰强化了两者的差别。结果“中医”的研究慢慢偏离了医学传统的干道，在西医的注视下异化了，成了不折不扣的怪胎。学习中医的人不信中医、中医药大学的学生成了中医的掘墓人、中医与西医的实践越来越相似、中医的术语逐渐西医化等等，这些现象已经司空见惯。在处理两种医学的关系上，国人的努力集中体现在“汇通”、“结合”和“学习”上。可惜，结果却是“汇而不通，结而不合，学而不习”。
有人说中国的医疗系统独具特色，因为世界上只有中国官方承认两种医学，且规定两种医学地位平等。其实中国又何尝不希望有统一的医学。可是历史证明了医学的统一十分困难。余云岫想通过废止“旧医”达到统一，结果群起而攻之。这是在情理之中的：当时的中西医力量悬殊非常大，而且全国推行西医根本不现实。而西医既已得到科学文化的认可，近现代的中国对它自然也是趋之若鹜，欲罢不能。恐怕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取两者之长，形成一种新医学。所以“中西医汇通”、“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相互学习”的声音最得人心。可是中医的诞生本身就证明了自己与西医的不同，现在要趋同，那就是威胁两种医学的存在。换句话说，两种医学都有一种“自以为是”的真理观，即认为真理只有一个，结果只能你死我活。如果不从这个根本上入手，中医和西医的关系根本不可能有出路。好在随着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影响渐深，终于开始撼动医学的真理观。其实当初现代医学观刚刚兴起的时候同样困难重重，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甚至出现医学的怀疑论，认为医学根本不能治病，人生病之后就裸体接受太阳浴，名曰“自然疗法”。现代医学的困境逼迫人们去反思其真理观本身，自然也需要一个困难的历程。但是，毕竟这种探索已经开始，而且已经取得一定成效。
西医对自身反思的结果就是对他者的逐渐开放。在二○○二年，美国全国范围的调查表明有30%的美国成人采用补充医学和替代医学（CAM）的治疗手段。且另一项研究表明，在美国，学历越高的人选择补充医学和替代医学的倾向性越强。比较而言，中国的中医学研究反而更加坚持所谓“科学的”真理观。中医被近代传教士灌输了一套理念，但现在西方人发现自己错了，在努力去改正，而中医却仍然坚信那套理念，不肯把紧箍咒取下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末学扼腕叹息之后不得不说中医死了。但是中医的死亡并非坏事，因为只有这种因西医而生的中医死了，才可能架构真正的面向世界的中国医学。
面向世界的中国医学应该具备三个特征：第一，她要有自信；第二，她能包容别人；第三，她不断超越自己。
医学的自信来自民族信仰。中国本土的信仰没有断，也不可能断。尽管现代国人经历了“五四”与“文革”的洗礼，我们的骨子里仍然流淌着几千年华夏文明的血液。无论年轻人如何表现得另类和反叛，恐怕他们都不会允许你去挖他们的祖坟。他们耳濡目染的，哪怕支离破碎的神话传统，早已把那种生生不息的文化信息深深地埋在心底。中国传统的医学正是从这些神话传统中得来。美国著名思想家罗洛・梅说：“神话给这个没有意义的世界赋予意义。神话是一种叙事的模式，她使得我们的存在具有价值。”中国传统医学的可信性早已在“神农尝百草”、“黄帝岐伯谈”等古老叙事中得到验证，不需要再去用粗糙的现代试验重复。叙事研究早已雄辩地说明，科学也是神话――至少它完全没有办法处理人心与人身之间的关系。弗洛伊德曾经在一封给爱因斯坦的信中说：“你可能觉得我们的理论（心理学）看起来像神话……可是哪一种科学最后不都和我们一样？你们今天的物理学不也是神话吗？”秉承了神话血脉的叙事医学，将来很可能是能够包容现代医学与本土医学，同时又不伤害各自尊严的医学形式。目前西方的医学界已经觉醒，开始探索叙事医学的道路。中医学没有理由去为一个死去的科学医学偶像守灵。
包容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承认别人的存在，但老死不相往来；另一种是相互欣赏，共同促进。前一种包容实际上是一种容忍，一种没有办法消灭对方时候的权宜之计。面向世界的中国叙事医学不能采取这种包容的态度。现代医学的确有很多不足，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借助现代医学，即所谓科学的医学，人类在健康史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不能因为它存在不足就把成绩一笔勾销。《剑桥医学史》的作者罗伊・波特记录了抗生素的使用给人类带来的福祉。当今各种高科技在医学上的运用也的确给很多人带来了好处。尽管抗生素的滥用导致股骨头坏死及其他副作用，高科技的高昂费用让人反思医学的目的等等，但它们的效用本身不可抹煞。叙事医学要做的不是去反对任何一种医学，而是去成就所有的医学。成人之美是叙事医学的宗旨。要让各种各样的医学叙事都有自己的空间，让人们的可选叙事越来越多，让人们在面对疾病和死亡的时候更有力量、更有意义、更有尊严。
叙事的意思就是讲故事。故事就像流淌的小河，源源不断。正因为如此，叙事医学的精神如同《周易》，生生不息――“生生之谓易。” 叙事医学的生命力来自它永不僵死的世界观。医学不应该是必然，而应该是可能。信奉必然的医学必定会成为权威，成为权威的医学就很难再顾及人的尊严。当一个人浑身插着管子，完全靠机械的力量维系的时候，它所关心的是治疗过程是否符合它的理论和规程。“人的尊严”在它的视野中很淡很淡。但信奉可能的叙事医学不然，“执手相望，娓娓道来”，各种因素都可能成为左右一个人的健康的根源。亚马孙河上一只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纽约就爆发了一场风暴――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吗？很可能有。叙事医学就是在对不确定性的尊重中不断超越自己，不断把人的健康和生命引向新的篇章。
有人说“医者艺也，医者意也，医者易也”。在实践的层面，医应该可以积极协助人面对疾病和死亡；在理论的层面，医应该可以容纳无限的可能，在元理论的层面，医不是别的，就是华夏文明一以贯之的易道精神。在“中医”被埋葬的地方，中国传统医学智慧将重放光芒，这种医学智慧便是“叙事医学”。这一朵朵在医学的墓地上开出的稚嫩小花，究竟能长多大，究竟能不能结果，尚待业医者、好学者去呵护、去栽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