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出版的《自由时报》９月２３日出人意外地掀开了关于“国安局”出资两
亿多新台币设立的《北京之春》杂志社，在“支持民运”的名义下每年搜集情
报二百五十件的内幕。报道说，《北京之春》杂志社目前的“社长”一职由“
民运人士”王丹担任。据台湾前“立法委员”钱达介绍，自１９８２年起，台
湾国民党提供给“海外民运”机关刊物《中国之春》的经费主要是通过台湾政
府中的情治单位拨出的，并不在“行政院”的行政开支预算之内。民进党上台
执政以后，为了使“海外民运”的活动更符合台湾新政府的意图，决定将资助
方式由以前的“定额补助”改为“逐案审查”。对此，“陆委会”副主委陈明
通解释道，这样做的目的是“钱要花在刀口上”。这则新闻很快被海外各中文
媒体转载，成为２００２年“海外民运”最引人关注的话题。
长期以来指责“民运组织”为台湾情治机构工作的批评之声不断，但《北京之
春》等“民运组织”均予以否认和驳斥，还谴责这是“共特造谣”。此次台湾
《自由时报》的曝光报道，无异于打了《北京之春》一记耳光。一向自称“海
外最大的民运杂志”的《北京之春》曾因代表“海外民运”与设在土耳其的“
疆独”基地组织签订“合作协议”，以及刊登广告公开为北约战机炸毁中国驻
南斯拉夫使馆之举进行狡辩，而在美国的其它“民运组织”以及华人社区中招
致非议，被斥为“台谍机构”和“败类”。其实，《北京之春》隶属于台湾情
治系统还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民联”、“民阵”、“民联阵”、“自
民党”、“中国人权”、“联席会议”、“中国之音”、“联总之声”、“天
安门一代”、“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大纪元》、《议报》、《新世纪》、
“汉藏协会”、“学自联”、《大参考》等组织又何尝脱离干系？尽管《北京
之春》的“经理”薛伟抱怨台湾给钱的数目越来越少，声称该社目前的处境是
“在工作人员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情况下勉强维持”，然而，实际上他本人则早
已从长年经手不受监督的秘密经费中获益，在美国拥有几处房产。早先另一名
主管《中国之春》秘密经费的“民运人士”徐邦泰，以及曾任“民阵”主席的
万润南，也一度被人指责“私吞大笔公款”。
向往民主自由的人们一直感到困惑，王丹等“民运人士”到了海外之后，何以
自甘沦为台湾一些反华、分裂势力的工具？在由台湾或外国机构资助的几家网
站、报刊、电台上，几位自诩为“民运主流”的评论员先后充当着台湾李登辉
、陈水扁两朝雇主的喉舌。他们往往一稿数投，相互因袭，唱着同一个调，论
点大致与台湾“陆委会”各个时期的对外发言基调亦步亦趋。虽然这些“民运
人士”常常说，“只要能搞民运，不必理会钱从哪里来”，但是，“天下没有
白吃的午餐”，你既然从间谍机构领取工资，就得完成情报任务，正如拿了“
远华案”赖昌星的钱，就得为其上庭辩护和出书立传。反华、分裂势力之所以
要“民运人士”出面活动，无非是要在遏制、肢解中国的“战略”中打出一面
漂亮的“民主人权”的旗号。众所周知，“台独教父”李登辉就是以“大陆不
民主，两岸不统一”作幌子，要实现他的中国“七块论”。１９９８年１２月
“民运人士”魏京生到台湾受李登辉接见，为了获得二百万美元的资助，竟声
称“山东也可以独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虽然台湾没有按魏京生要的数
目给钱，但是让《北京之春》牵头为他搞了一个“民运联席会议”，授予“主
席”虚衔，在满足其虚荣心的同时，调高他的反华音量。
面对台湾媒体突如其来的曝光，《北京之春》“社长”王丹透过“多维新闻社
”作了一番不能自圆其说的辩解。他称，只要自己当一天“社长”，《北京之
春》就不会接受情报机构提供的经费，也不会接受任何有特定政治条件的捐款
，而要去向那些“正当的基金会”（例如“美国民主基金会”）申请经费。其
实，《北京之春》的“编辑委员会”成员都由台湾“国安局”定案，王丹的人
事调动也得经过“国安局”。既然该杂志迄今名义上仍是“中国民联”的机关
刊物，王丹不是“民联”成员，“社长”一职显然并非通过“民联”产生，况
且直至《自由时报》的报道出来之前，“民运团体”对“社长”易人一事均未
知情。这个连美国任何一所普通大学的入学考试都无法通过的王丹，虽然早在
北京大学读一年级时就因学习成绩太差而差点留级，通过关系而“转系”，但
在辍学入狱十年之后，却以“民运人士”身份破格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硕
士、博士，据报道他在哈佛入学的将近二十万美元的费用悉由台湾提供，而且
还以“研究八十年代以后的台湾社会”为名经常呆在台北，因此，他实际上并
不可能多涉足《北京之春》的编辑事务。《北京之春》的“总编辑”胡平也在
对“多维社”说，《北京之春》与台湾方面“合作关系单纯，没有任何秘密可
言”，不会有“惊人内幕”公布之举。然而钱达等人９月２１日已向《自由时
报》驻美特派员曹郁芬公开表示，“一旦台湾政府不再补助时，相关人士届时
不排除会揭露台湾政府与民运组织之间的‘特殊合作’内幕”。这种口吻无异
于“要挟”。尽管《北京之春》经理薛伟也口口声声说，“我们不会因为台湾
不给钱了，就搞对抗”，试想，倘若他们真的那么顺服，守口如瓶，岂会把事
情闹得在媒体上沸沸扬扬吗？由此看来，王丹接任“社长”的另一项收获就是
，日后他也完全可以因为知悉机密而获得要挟主子的筹码了。
当然，为台湾收集情报并非“海外民运”的主业和所长，因而据钱达透露，台
湾“国安局”为此作了通融，决定“由自己内部来帮助消化处理”给《北京之
春》等机构限定的情报件数。按常理，台湾要“海外民运”做的正事主要还在
舆论方面，即抨击大陆，为台湾助阵。透过弥漫于“海外民运”之间的越来越
浓烈的“国家虚无主义”论调，令人明显感受到台湾方面对于“主权定位”问
题的越来越深重的忧虑。随着台湾由国民党政权过渡到民进党政权，“海外民
运”的舆论主调也由“逢共（共党）必反”演绎成“逢中（大陆）必反”。归
纳起来，就是在一波接一波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批判过程中，要
逐渐淡化大陆民众的“国家意识”、“民族情结”；同时，在“人权高于主权
”的理论依托下，否定大陆对台湾拥有主权。台北当局一说“台湾不是港澳，
不接受一国两制”，“海外民运”便立刻抨击香港、澳门“没有人权”，今非
昔比；台北当局否认“一中”和“九二共识”，“海外民运”便以联合国的成
员国两韩、两德为例，来比照大陆和台湾的关系，声称两岸即便要实现统一，
也得按“联邦”或“邦联”的模式，采用“中华两国”。近两年，“海外民运
”随着幕后的指挥棒“闻鸡起舞”，批判“民族主义”的方式日渐呈现激进化
的趋势，甚而出现项小吉、北明、远志明等人分别为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日
军南京大屠杀进行辩护的耸人听闻之语。如果说“海外民运”过去以“迫使中
国改进人权”为由而反对大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反对北京举办奥运会、反对
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以及反对中共领导人出访等等，还有一些道理的话
，那么，如今斥责大陆网民为“爱国贼”，给“东土尔其斯坦独立运动”贴上
“民运”的标签，把“远华案”主犯赖昌星说成是和刘少奇、“四人帮”一样
的“政治犯”，是所谓“创造了经济奇迹”的“英雄”，以及刘晓波等人一度
撰文称“一百年殖民地不够，三百年才好”，等等，则完全是谬论，导致“海
外民运”从此失去了听众。不过，王希哲却还公开“告诫”王丹、王军涛说“
不要怕孤立”，不必理会华人的看法，言外之意是“民运”应继续保持周舵所
形容的那种“自唱自弹”状态，“只要台湾听得顺耳就行”。
定居美国纽约的台湾民进党元老洪哲胜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直言不讳地指出，
台湾之所以应该支持“大陆民运”，就是要“让大陆忙不过来”，大陆一乱，
台湾就有机会实现独立了。其实，洪哲胜也明白，其所谓“支持民运”的结果
，只是让几位所谓“主流派”的“民运人士”获取金钱资助或其它方面的一些
名利而已，然而却以“海外民运”的整体声誉受损及内部分裂为惨痛代价的。
当然，那种“主流”与“非主流”之分，系由台湾“操盘”而定，凡是能在他
们掌控的会议中应邀主讲，或者在他们资助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便是“主流”
。因“资源”有限，故“规矩”颇严，绝对排斥异己。“主流派”里的“大角
色”协助台湾外交或推动反华声浪，“小角色”则帮腔诋毁、讨伐一下“海外
民运”内部的异己派系，也算表明了自己“立场可靠”。虽然“主流派”一再
强调“民运”应当团结包括“台独”、“藏独”、“疆独”、“蒙独”、“法
轮功”、“中功”以及赖昌星等在内的“一切反共力量”，但是，凡说这些话
的人却往往正是内斗起来最凶很的“要角”，非把对方打成“中共特务”才罢
休，斗来杀去，将“海外民运”折腾得山头林立。为了争夺“资源”，“主流
派”内部也时有发生相互贬低、拆台的闹剧，例如刘青和萧强容不得卢四清、
吴弘达及李洪宽等人在主流美国媒体上越来越多的声音，频频向某些“基金会
”递送中伤他们的材料；王希哲、薛明德等为了发言资格被夺，而跑到美国国
会与魏京生、刘青等高声对骂，推搡冲撞；王丹的“天安门一代”会议的排斥
性也颇强，竟然叫来警察，对原“北高联”主席周勇军、“外高联”主席连胜
德等人实行“清场”；此外，薛伟、胡平等也曾为了不让秘密经费的控制权旁
落，而与徐邦泰、伍凡等闹上法庭，最后导致《北京之春》与《中国之春》分
裂；而徐邦泰、伍凡、汪岷等人随后又因为不愿把《中国之春》交给王策、林
樵清、王涵万接管，促使“民联阵”与“民联阵--自民党”二度分裂，等等。
对于这些现象，就连台湾“陆委会”的官员们也颇为费解，为何台湾的慷慨“
支持”，非但未见使“海外民运”壮大，还反而使华人离“民运”越来越远？
最后他们只好埋怨“大陆共产党教育出的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了。“民运人士
”中的确有为数不少者是大陆“文革”、“反右”运动中的“极左派”和“打
砸抢分子”出身的（如魏京生、阮铭、王希哲、方圆等），缺乏民主素养，但
作为“民主台湾”的当今执政者，岂不也是在台湾的现实政治斗争中，给在野
党领袖们扣上了一顶“联共反台”或“投共卖台”的大“帽子”吗？挂在口头
上的“民主”并不可靠。
虽然《大参考》以“台湾媒体披露：政府给大陆海外民运刊物《北京之春》断
了奶”为标题向“民运团体”通报了这一令人不悦的消息，但是，“海外民运
”也没有必要担心台湾或美国会真正对他们“断奶”，毕竟他们的利用价值仍
然客观存在，毋需再以“无与轮比的喜悦”之类让人肉麻的词汇来欢呼台湾新
主，或联篇累牍地颂唱“台湾经验”了。其实，在“统独问题”上，大多数“
民运人士”内心都很矛盾，以往他们多以“维持现状”来搪塞，但自从陈水扁
入主台北“总统府”以来，原先不敢苟同“台独”的，现在也站出来为“一边
一国论”打气；原先附庸“一中各表”的，现在也改口“坚拒一中”。这算是
投机迎合呢，还是政治觉悟提高了呢？这些年来“主流派”的“民运人士”在
《北京之春》等机构的安排下，每年都跑不少地方，从台北、泰国到美国、欧
洲、澳洲，从“疆独”的大本营土尔其到“西藏流亡政府”的印度所在地达兰
萨拉，每回都不必自己掏钱。同时，一些有反华背景的“基金会”还给他们颁
发了奖状或津贴。没文化的照样在美国著名学府获聘“访问学者”，拿学位的
也不必参加堂堂考试或到校听课。当年天安门广场前流血的示威者们以及现今
国内在押的政治犯们，都成为这些人在海外以“民运领袖”自居的政治资本。
至少直到将来台湾问题彻底解决之前，他们仍可以过着一种衣食无虞、不劳而
获、喊喊空洞口号、骂骂中国、吹捧几句台湾的逢场作戏而又自我封闭的生活
方式，与普通华人格格不入。就这么几十号人，在狭小的活动空间里，不断地
成立这个或那个组织，不断编写经费报告，不断结派，不断倾轧，不断在内部
揪“特务”，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末了客死他乡连开个追悼会也被强差人意
和利用，令人摇头唏嘘。为了总结他们在“民主事业”上的业绩，本文最后罗
列部分“民运人士”近年来发表的文章和演讲的题目，读者从中可以大致领略
他们的思想和活动的轨迹。
亿多新台币设立的《北京之春》杂志社，在“支持民运”的名义下每年搜集情
报二百五十件的内幕。报道说，《北京之春》杂志社目前的“社长”一职由“
民运人士”王丹担任。据台湾前“立法委员”钱达介绍，自１９８２年起，台
湾国民党提供给“海外民运”机关刊物《中国之春》的经费主要是通过台湾政
府中的情治单位拨出的，并不在“行政院”的行政开支预算之内。民进党上台
执政以后，为了使“海外民运”的活动更符合台湾新政府的意图，决定将资助
方式由以前的“定额补助”改为“逐案审查”。对此，“陆委会”副主委陈明
通解释道，这样做的目的是“钱要花在刀口上”。这则新闻很快被海外各中文
媒体转载，成为２００２年“海外民运”最引人关注的话题。
长期以来指责“民运组织”为台湾情治机构工作的批评之声不断，但《北京之
春》等“民运组织”均予以否认和驳斥，还谴责这是“共特造谣”。此次台湾
《自由时报》的曝光报道，无异于打了《北京之春》一记耳光。一向自称“海
外最大的民运杂志”的《北京之春》曾因代表“海外民运”与设在土耳其的“
疆独”基地组织签订“合作协议”，以及刊登广告公开为北约战机炸毁中国驻
南斯拉夫使馆之举进行狡辩，而在美国的其它“民运组织”以及华人社区中招
致非议，被斥为“台谍机构”和“败类”。其实，《北京之春》隶属于台湾情
治系统还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民联”、“民阵”、“民联阵”、“自
民党”、“中国人权”、“联席会议”、“中国之音”、“联总之声”、“天
安门一代”、“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大纪元》、《议报》、《新世纪》、
“汉藏协会”、“学自联”、《大参考》等组织又何尝脱离干系？尽管《北京
之春》的“经理”薛伟抱怨台湾给钱的数目越来越少，声称该社目前的处境是
“在工作人员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情况下勉强维持”，然而，实际上他本人则早
已从长年经手不受监督的秘密经费中获益，在美国拥有几处房产。早先另一名
主管《中国之春》秘密经费的“民运人士”徐邦泰，以及曾任“民阵”主席的
万润南，也一度被人指责“私吞大笔公款”。
向往民主自由的人们一直感到困惑，王丹等“民运人士”到了海外之后，何以
自甘沦为台湾一些反华、分裂势力的工具？在由台湾或外国机构资助的几家网
站、报刊、电台上，几位自诩为“民运主流”的评论员先后充当着台湾李登辉
、陈水扁两朝雇主的喉舌。他们往往一稿数投，相互因袭，唱着同一个调，论
点大致与台湾“陆委会”各个时期的对外发言基调亦步亦趋。虽然这些“民运
人士”常常说，“只要能搞民运，不必理会钱从哪里来”，但是，“天下没有
白吃的午餐”，你既然从间谍机构领取工资，就得完成情报任务，正如拿了“
远华案”赖昌星的钱，就得为其上庭辩护和出书立传。反华、分裂势力之所以
要“民运人士”出面活动，无非是要在遏制、肢解中国的“战略”中打出一面
漂亮的“民主人权”的旗号。众所周知，“台独教父”李登辉就是以“大陆不
民主，两岸不统一”作幌子，要实现他的中国“七块论”。１９９８年１２月
“民运人士”魏京生到台湾受李登辉接见，为了获得二百万美元的资助，竟声
称“山东也可以独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虽然台湾没有按魏京生要的数
目给钱，但是让《北京之春》牵头为他搞了一个“民运联席会议”，授予“主
席”虚衔，在满足其虚荣心的同时，调高他的反华音量。
面对台湾媒体突如其来的曝光，《北京之春》“社长”王丹透过“多维新闻社
”作了一番不能自圆其说的辩解。他称，只要自己当一天“社长”，《北京之
春》就不会接受情报机构提供的经费，也不会接受任何有特定政治条件的捐款
，而要去向那些“正当的基金会”（例如“美国民主基金会”）申请经费。其
实，《北京之春》的“编辑委员会”成员都由台湾“国安局”定案，王丹的人
事调动也得经过“国安局”。既然该杂志迄今名义上仍是“中国民联”的机关
刊物，王丹不是“民联”成员，“社长”一职显然并非通过“民联”产生，况
且直至《自由时报》的报道出来之前，“民运团体”对“社长”易人一事均未
知情。这个连美国任何一所普通大学的入学考试都无法通过的王丹，虽然早在
北京大学读一年级时就因学习成绩太差而差点留级，通过关系而“转系”，但
在辍学入狱十年之后，却以“民运人士”身份破格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硕
士、博士，据报道他在哈佛入学的将近二十万美元的费用悉由台湾提供，而且
还以“研究八十年代以后的台湾社会”为名经常呆在台北，因此，他实际上并
不可能多涉足《北京之春》的编辑事务。《北京之春》的“总编辑”胡平也在
对“多维社”说，《北京之春》与台湾方面“合作关系单纯，没有任何秘密可
言”，不会有“惊人内幕”公布之举。然而钱达等人９月２１日已向《自由时
报》驻美特派员曹郁芬公开表示，“一旦台湾政府不再补助时，相关人士届时
不排除会揭露台湾政府与民运组织之间的‘特殊合作’内幕”。这种口吻无异
于“要挟”。尽管《北京之春》经理薛伟也口口声声说，“我们不会因为台湾
不给钱了，就搞对抗”，试想，倘若他们真的那么顺服，守口如瓶，岂会把事
情闹得在媒体上沸沸扬扬吗？由此看来，王丹接任“社长”的另一项收获就是
，日后他也完全可以因为知悉机密而获得要挟主子的筹码了。
当然，为台湾收集情报并非“海外民运”的主业和所长，因而据钱达透露，台
湾“国安局”为此作了通融，决定“由自己内部来帮助消化处理”给《北京之
春》等机构限定的情报件数。按常理，台湾要“海外民运”做的正事主要还在
舆论方面，即抨击大陆，为台湾助阵。透过弥漫于“海外民运”之间的越来越
浓烈的“国家虚无主义”论调，令人明显感受到台湾方面对于“主权定位”问
题的越来越深重的忧虑。随着台湾由国民党政权过渡到民进党政权，“海外民
运”的舆论主调也由“逢共（共党）必反”演绎成“逢中（大陆）必反”。归
纳起来，就是在一波接一波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批判过程中，要
逐渐淡化大陆民众的“国家意识”、“民族情结”；同时，在“人权高于主权
”的理论依托下，否定大陆对台湾拥有主权。台北当局一说“台湾不是港澳，
不接受一国两制”，“海外民运”便立刻抨击香港、澳门“没有人权”，今非
昔比；台北当局否认“一中”和“九二共识”，“海外民运”便以联合国的成
员国两韩、两德为例，来比照大陆和台湾的关系，声称两岸即便要实现统一，
也得按“联邦”或“邦联”的模式，采用“中华两国”。近两年，“海外民运
”随着幕后的指挥棒“闻鸡起舞”，批判“民族主义”的方式日渐呈现激进化
的趋势，甚而出现项小吉、北明、远志明等人分别为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日
军南京大屠杀进行辩护的耸人听闻之语。如果说“海外民运”过去以“迫使中
国改进人权”为由而反对大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反对北京举办奥运会、反对
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以及反对中共领导人出访等等，还有一些道理的话
，那么，如今斥责大陆网民为“爱国贼”，给“东土尔其斯坦独立运动”贴上
“民运”的标签，把“远华案”主犯赖昌星说成是和刘少奇、“四人帮”一样
的“政治犯”，是所谓“创造了经济奇迹”的“英雄”，以及刘晓波等人一度
撰文称“一百年殖民地不够，三百年才好”，等等，则完全是谬论，导致“海
外民运”从此失去了听众。不过，王希哲却还公开“告诫”王丹、王军涛说“
不要怕孤立”，不必理会华人的看法，言外之意是“民运”应继续保持周舵所
形容的那种“自唱自弹”状态，“只要台湾听得顺耳就行”。
定居美国纽约的台湾民进党元老洪哲胜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直言不讳地指出，
台湾之所以应该支持“大陆民运”，就是要“让大陆忙不过来”，大陆一乱，
台湾就有机会实现独立了。其实，洪哲胜也明白，其所谓“支持民运”的结果
，只是让几位所谓“主流派”的“民运人士”获取金钱资助或其它方面的一些
名利而已，然而却以“海外民运”的整体声誉受损及内部分裂为惨痛代价的。
当然，那种“主流”与“非主流”之分，系由台湾“操盘”而定，凡是能在他
们掌控的会议中应邀主讲，或者在他们资助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便是“主流”
。因“资源”有限，故“规矩”颇严，绝对排斥异己。“主流派”里的“大角
色”协助台湾外交或推动反华声浪，“小角色”则帮腔诋毁、讨伐一下“海外
民运”内部的异己派系，也算表明了自己“立场可靠”。虽然“主流派”一再
强调“民运”应当团结包括“台独”、“藏独”、“疆独”、“蒙独”、“法
轮功”、“中功”以及赖昌星等在内的“一切反共力量”，但是，凡说这些话
的人却往往正是内斗起来最凶很的“要角”，非把对方打成“中共特务”才罢
休，斗来杀去，将“海外民运”折腾得山头林立。为了争夺“资源”，“主流
派”内部也时有发生相互贬低、拆台的闹剧，例如刘青和萧强容不得卢四清、
吴弘达及李洪宽等人在主流美国媒体上越来越多的声音，频频向某些“基金会
”递送中伤他们的材料；王希哲、薛明德等为了发言资格被夺，而跑到美国国
会与魏京生、刘青等高声对骂，推搡冲撞；王丹的“天安门一代”会议的排斥
性也颇强，竟然叫来警察，对原“北高联”主席周勇军、“外高联”主席连胜
德等人实行“清场”；此外，薛伟、胡平等也曾为了不让秘密经费的控制权旁
落，而与徐邦泰、伍凡等闹上法庭，最后导致《北京之春》与《中国之春》分
裂；而徐邦泰、伍凡、汪岷等人随后又因为不愿把《中国之春》交给王策、林
樵清、王涵万接管，促使“民联阵”与“民联阵--自民党”二度分裂，等等。
对于这些现象，就连台湾“陆委会”的官员们也颇为费解，为何台湾的慷慨“
支持”，非但未见使“海外民运”壮大，还反而使华人离“民运”越来越远？
最后他们只好埋怨“大陆共产党教育出的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了。“民运人士
”中的确有为数不少者是大陆“文革”、“反右”运动中的“极左派”和“打
砸抢分子”出身的（如魏京生、阮铭、王希哲、方圆等），缺乏民主素养，但
作为“民主台湾”的当今执政者，岂不也是在台湾的现实政治斗争中，给在野
党领袖们扣上了一顶“联共反台”或“投共卖台”的大“帽子”吗？挂在口头
上的“民主”并不可靠。
虽然《大参考》以“台湾媒体披露：政府给大陆海外民运刊物《北京之春》断
了奶”为标题向“民运团体”通报了这一令人不悦的消息，但是，“海外民运
”也没有必要担心台湾或美国会真正对他们“断奶”，毕竟他们的利用价值仍
然客观存在，毋需再以“无与轮比的喜悦”之类让人肉麻的词汇来欢呼台湾新
主，或联篇累牍地颂唱“台湾经验”了。其实，在“统独问题”上，大多数“
民运人士”内心都很矛盾，以往他们多以“维持现状”来搪塞，但自从陈水扁
入主台北“总统府”以来，原先不敢苟同“台独”的，现在也站出来为“一边
一国论”打气；原先附庸“一中各表”的，现在也改口“坚拒一中”。这算是
投机迎合呢，还是政治觉悟提高了呢？这些年来“主流派”的“民运人士”在
《北京之春》等机构的安排下，每年都跑不少地方，从台北、泰国到美国、欧
洲、澳洲，从“疆独”的大本营土尔其到“西藏流亡政府”的印度所在地达兰
萨拉，每回都不必自己掏钱。同时，一些有反华背景的“基金会”还给他们颁
发了奖状或津贴。没文化的照样在美国著名学府获聘“访问学者”，拿学位的
也不必参加堂堂考试或到校听课。当年天安门广场前流血的示威者们以及现今
国内在押的政治犯们，都成为这些人在海外以“民运领袖”自居的政治资本。
至少直到将来台湾问题彻底解决之前，他们仍可以过着一种衣食无虞、不劳而
获、喊喊空洞口号、骂骂中国、吹捧几句台湾的逢场作戏而又自我封闭的生活
方式，与普通华人格格不入。就这么几十号人，在狭小的活动空间里，不断地
成立这个或那个组织，不断编写经费报告，不断结派，不断倾轧，不断在内部
揪“特务”，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末了客死他乡连开个追悼会也被强差人意
和利用，令人摇头唏嘘。为了总结他们在“民主事业”上的业绩，本文最后罗
列部分“民运人士”近年来发表的文章和演讲的题目，读者从中可以大致领略
他们的思想和活动的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