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1年”酒吧回到租界时代的上海?
三联生活周刊
一个幽灵，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幽灵在到处转悠。当他转悠到上海衡山路时，他会问：“1931年在哪里?”?
“1931年”在茂名南路，这条路上还有个叫“海上寻梦”的酒吧。“1931年”的一位女老板以戴墨镜、穿男装、头发中分、能让人想起汪精卫而闻名。陈丹燕在《上海的风花雪月》中如是说：“一进去，最先听到咿咿呀呀的音乐声，唱针在密纹唱片上轧到了细尘，扑
扑地响。那是周璇的细嗓子，像一根细而坚韧的尼龙线，勒到你双手出血也不会被拉断的，柔弱而顽强地把60年以前的多愁善感拖到你面前。”?
这段颇似张爱玲的文字可以算是“1931年”最棒的广告文案。静安寺的Always Cafe则把张爱玲端进咖啡馆，他们说，张爱玲曾住在爱丁堡公寓，常去旁边的一家咖啡馆，她曾在《上海的家》中写过：“每天下午，在阳光里我会挑一个靠窗的位置，喝咖啡，看看外面的世界。”如今，带你走进这家咖啡馆的人也许会随手指向一幢旧房子，告诉你张爱玲就曾住在那里。?
“陈逸飞的画是画布上的余秋雨，而现在的咖啡一条街，则是街上的陈逸飞，把陈逸飞的画布放大为街景而已。”上海学者朱学勤说，“那个酒吧刻意营造一种1931年的气氛，每一面墙都不放过，从月份牌，到汽车牌照，各种道具应有尽有。我到厕所去方便，一抬头，发现它连厕所马桶上方的那一堵墙也不放过，在那里有模有样地挂着一个小马灯，色泽老旧，似乎经历了60年的沧桑。但是那个型号的马灯我太熟悉了!是国营企业上海桅灯厂1969年的产品，1970年我曾经买过一盏，价格都记得清清楚楚，人民币两元六角八分。”?
朱学勤先生说，他感觉上海在分裂，一个虚幻上海，一个真实上海，那个虚幻的上海在把自己故意做旧，仿佛生活在历史里。他说：“上海这城市真是奇怪，“文革”时期的外滩就很有意思，政府大楼前有哨兵站岗，那是无产阶级专政，中间是批判墙，贴满大字报，内容是革命的，但上海人用特有的精巧把它的版式弄得挺漂亮，小资产阶级情调；而最外面的是情侣墙，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边情人接吻可以听到旁边接吻的声音。”?
“当革命被中断的时候，一切恢复得那么自然。‘同志’这个称呼很快就退隐，叫‘老板’、‘先生’是那么容易。”作家陈村说，“也许这个城市资本主义的遗老遗少多了点儿。”?
尔东强先生是在80年代开始搞摄影，这个“出身不好”的人厌倦城市向往乡村，但在80年代中期，他感觉到上海的变化，他意识到那些即将拆除的老房子对自己颇为重要，他拿起照相机记录上海的老房子，他说：“那时候人们向往新的，哪怕它是塑料的。”?
他记录了《上海的最后一瞥》，他还想记录新东西涌进来，或者说涌回来--可口可乐进入上海，雀巢咖啡进入上海，但他很快感到，他拍不过来，新的东西太多太快了。?
“一家面包店开张，大家会去排队买法式面包；有‘起士’卖了，大家排队买‘起士’。老上海中有现代城市里的‘市民阶层’，他们会无意中渲染以前如何如何，把旧社会的故事编得非常伟大。”尔东强说，“这种渲染很有诱惑力，陈丹燕本是一个北京来的革命干部子弟，她在华亭路的旧房子里找到一个银调羹，就慢慢浸进旧上海，写了关于上海的畅销书。”?
“那是对旧上海浪漫梦想的无限扩大，”作家陈村说，“实际上我们很难知道它原来是什么样子。”小时候的陈村对围墙中的兴国宾馆充满好奇，成了名之后才有机会进去住了一晚，他在那个灯火通明的夜晚体会到了什么叫作“冒险家的乐园”。他在书本上知道了武康路路边原有一条铺满沙子的小道，那是供住在郊外别墅里的洋人遛马用的，“那是传说中的30年代”。?
陈村说，在上海话里，没有“殖民地”、“殖民时期”这样的字眼儿，而是以“外国派头”来当形容词。这种方言可以化解许多意识形态上的矛盾，保持生活的现实性与市俗性。?
“殖民的，这个词在澳大利亚、在美国都是一个好的形容词，说一个建筑物有‘殖民色彩’，是说明它有传统，代表了一种更好的文明。”朱学勤先生说。?
“19世纪末，世界上有几个新兴的城市，如上海、巴塞罗那、孟买等，经过20年，上海是发展得最好的。不可否认，先进的城市管理体制起了很大的作用。”上海历史研究所的许敏先生说，“那是一个西方化的过程，社会阶层趋于稳定，外国人是高等人，次一等是高级白领，再次一等的是住在石库门里的人，稍微有些钱，更低层的是工人，每一种人都有一种向上比照的自觉，希望自己过得好一点儿。”?
“现在的年轻人会不会忘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悲哀呢?”尔东强在80年代早期就开始为外文杂志拍照片、撰稿，他的《上海的最后一瞥》没有一家大陆的出版社愿意出版，说这本书赚不到钱，尔东强拿给外国人的出版社，洋人们对上海有自己的一套看法，自己的一套理论，他们要尔东强修改文字。“那与我的观点根本不一样，所以我自己在香港注册一个出版社，自己出这本书。”?
那些老房子里保留的是什么样的记忆呢?人们对着这些房子又在缅怀什么?当历史已成为一种消费品的时候。?
美国人霍塞在《出卖上海滩》一书中这样说：“你应当再来探望上海一次，但这也将是最后的一次。你来的时节或许就是1936年--上海末日的上一年。你或许是坐着一只英国轮船来的--只很大很华丽的轮船，有着一个很美的名称：亚洲皇后号。快到上海时，你能看到海水已经变了黄色。二十个国籍的船只都好似被一种无形的吸力将它们一起吸引到这一条航路上来。”“上海滋长了，已一跃而为世界第五大都市了。它已是非常之伟大、非常之富裕、非常之动人，不过有些过于成熟的样子。”--这是1940年的文字。?
上海社科院的包亚明先生在60年后写了一篇叫《为什么是1931》的文章，他说： “1931年不仅是通常意义上的30年代的开端，也是史学家眼中的30年代(1927～1937)的巅峰，更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当人们回味那段历史时，倾心的不仅仅是逝去的繁华：洋房高耸，商店林立，货物山积，车水马龙，摩肩接踵，流光溢彩的都市风情，还有衣求华贵、食求精细，住求敞雅，行求快捷，乐求刺激尽兴的生活方式，当一个阶级消逝以后，它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因为无法再现而值得留恋，因为与现实生活遥相呼应而更值得陶醉。不过，值得提醒的是，1931年还是‘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的年份。”?
这个城市蠕动的历史?
是否有必要把中国资产阶级的经历看成只不过是历史中的偶发事件--一个不会再次出现的插曲呢?在以后的革命中，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但是，一种传统留存了下来：城市的、现代主义的、民主和世界性的传统。这种传统--向世界其余部分开放的民族发展传统--感召着后世的现代化官僚。中国资产阶级是最先作为一个阶级而接受现代化挑战的；这就是它所奠定的这一传统继续感召那些梦想在它失败了的地方获得成功的人们的原因之所在。?--引自《剑桥中华民国史》?
到处是记忆?
光鲜的别克车迅速驶过上海街头，几乎不给人们留下回忆的时间：1921年，通用汽车远东办事处从马尼拉迁至上海，1924年，已被废黜但仍居住在紫禁城里的溥仪购买了一辆别克轿车，1929年，通用汽车中国公司在上海成立，1935年，他们在国内25个城市建立别克经销商网络，1940年，有了8个流动的汽车维修站。1974年，通用汽车公司得以与中国重建联系，那一年，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参观了底特律的装配厂，并出席了通用汽车总裁艾斯特的晚宴。?像一支烟，可以自己静静地燃烧，积下长长的一截烟灰，忽地落下时已经是100年了。1897年，美国烟草公司的詹姆斯-汤麦斯来到上海，他在一番市场调查之后，发现中国人最注重的就是便宜，他通知本国工厂生产一种每包5支的廉价香烟运到中国发售，每包价钱不过两三分。当有人斥责他要用尼古丁代替鸦片烟时，他聘请一位历史学家，由他发表研究报告，表明中国人在15世纪时已有了吸水烟的习惯。1902年，英资加入，英美烟草公司创设，它在上海、汉口、天津都有了卷烟厂。?
建筑是凝固的，和平饭店的房客们可能知道沙逊这个名字。1931年7月，沙逊招呼印度《泰晤士报》的总编辑到他的办公室，说他要永远离开印度改住到中国去。这个家族在对中国的鸦片贸易中赚取了大量金钱，沙逊是个大金融家，他移居上海的消息成为全世界各地报纸的重要新闻。他来了，带着让别人猜来猜去也猜不准数目的金钱，他建了华懋大厦以及数不清的房产，他投资了许多产业，收取数不清的利润。?
1842年6月，英国军舰纳密雪斯号悄悄驶进扬子江口，停泊在吴淞炮台附近的海面上。几天之后，他们开炮了。19世纪末，外国人在上海已经有了他们的报纸--《字林西报》的社论说：“我们决不致会有由于下层民众的要求而被逐出中国之可能，我们切不可怀抱我们的住在此地是出于中国人的优容的思想，眼前在公园里边玩耍的外国儿童将来必会在此地举行上海开埠的百年纪念。每年的一切经过更加使我们深信，到了1943年，上海必会在外国人的势力之下发达到从未有过的地步。”?
租界里的“工部局”?
根据《南京条约》的规定，1843年11月上海对外开埠。1845年，英国驻沪领事与上海道台签订《上海土地章程》，英、法、美的居留地由外国领事与上海道台和县官共同管制。1854年，英、美、法三国领事单方面修改了《土地章程》，新章程中的第10款有这样的内容：“起造、修整道路、码头、沟渠、桥梁，随时扫洗净洁，并点路灯，设派更夫各费，每年初间，三国领事官传集各租主会商，或按地输税，或由码头纳饷，选派3名或多名(组成委员会)经收。”?
以此条款为依据，选举开始了，三国居留地统一的地方自治性市政机关诞生。7名董事在1854年组成了“市政厅”，但这一组织却被误译为“工部局”，因为它的管理范围似乎只是交通、工程、工匠、水利等。?
然而，在洋人的论述中，这部土地章程就是“上海宪法”，它推翻了土地主权依旧归于中国政府的原则，上海租界从此成为一个自有主权的、自治的、国际的政治体系，“这部上海宪法实是一组最自私自利的、最示预兆的、最现实主义的法典。这批眼光远大的上海先生们，利用中国政府的缺乏能力，替未来的上海先生树立了这个市区之特殊的法律基础，而使后人得在其中自由活动，使这上海滩逐渐滋长而成为一个供人以发财机会、不尚感情的、乐观的、门户开放的城市。”?
上海租界中有“纳税外人会议”和工部局及后来法租界分离出来的公董局，他们把资本主义“三权分立”的政权组建模式引进租界，这对仍处于封建政权的中国来说是一件吸引人的新事物。1909年1月，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筹备“立宪”时，上海早已开始效仿租界的管理体制，学习西方各国有关地方自治的规章制度。?
上海史专家郑祖安先生说：“以城市的开发、建设为先导和契机，西方的各种新事物、新思想源源不断地输来上海，近代世界的物质文明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此逐步地推广运用。
上海，作为西方国家在近代首先畅通打开的最主要的门户，因第一个设置了租界而最早揭开了城市近代化的序幕，接着，随着时代的前进，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继续渗进蔓延，由上海始，近代世界的物质文明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又向内地及其他地方传播辐射，从而影响和推动了全国更大范围的步入近代化。中国的近代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追根溯源，《上海土地章程》却是一个实际的发端。”?
开放的心态?
郑祖安先生在他的专著《百年上海城》中曾对上海与横滨这两个城市进行了横向比较，开埠与开港调动了这两个城市的地理优势和港口优势，接纳了物质文明和西方文化，获得了特殊的国家地位和国际地位。然而，开港的历史性意义在横滨早就得到肯定，
1860年6月，横滨就举行了开港一周年的纪念，当开港50周年时又举行了盛大纪念，市民捐资建造了纪念馆，整修了“开港广场”。但在上海，至今还没有正视这个城市在近代的开埠及其巨大的意义，中国的口岸开放是在不平等的条约下被迫执行的，是丧权辱国的标志之一，这就使开埠同时伴带着战败后的耻辱与痛苦，这是辛酸的历史阴影，它一直被看作是中国半殖民地化和沉沦的起点之一。?
革命与战火始终围绕着上海，鸦片战争英军攻打上海、小刀会起义、太平军东征上海、江浙战争、一二八事变、八一三事变、上海解放。这座城市在日本人占领下成为一片孤岛之际，依旧有着更大的贸易额和顽强的生命力。?
1943年，英、美、法没能有机会庆祝上海开埠100周年，这一年2月，英美两国分别与重庆国民党政府签定条约放弃他们在华的所有租界；7月，法租界正式交还给汪精卫政府，租界这一形式在中国因此而消失。然而，历史仍旧暧昧，它有多少说不清楚的地方，也许就会给未来造成多少说不清楚的障碍。
?1925年，工部局总董事费信澳在纳税外人的年会中演说：“我们很明了中国的土地将有一天完全仍由中国人所统治，上海也终将成为中国的中心大都市。但是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是经过一个自然的程序，而不可经由一个革命的程序，这一点是我希望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抱着同感的。”以后的历史进程证明，他的话只说对了一半。
三联生活周刊
一个幽灵，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幽灵在到处转悠。当他转悠到上海衡山路时，他会问：“1931年在哪里?”?
“1931年”在茂名南路，这条路上还有个叫“海上寻梦”的酒吧。“1931年”的一位女老板以戴墨镜、穿男装、头发中分、能让人想起汪精卫而闻名。陈丹燕在《上海的风花雪月》中如是说：“一进去，最先听到咿咿呀呀的音乐声，唱针在密纹唱片上轧到了细尘，扑
扑地响。那是周璇的细嗓子，像一根细而坚韧的尼龙线，勒到你双手出血也不会被拉断的，柔弱而顽强地把60年以前的多愁善感拖到你面前。”?
这段颇似张爱玲的文字可以算是“1931年”最棒的广告文案。静安寺的Always Cafe则把张爱玲端进咖啡馆，他们说，张爱玲曾住在爱丁堡公寓，常去旁边的一家咖啡馆，她曾在《上海的家》中写过：“每天下午，在阳光里我会挑一个靠窗的位置，喝咖啡，看看外面的世界。”如今，带你走进这家咖啡馆的人也许会随手指向一幢旧房子，告诉你张爱玲就曾住在那里。?
“陈逸飞的画是画布上的余秋雨，而现在的咖啡一条街，则是街上的陈逸飞，把陈逸飞的画布放大为街景而已。”上海学者朱学勤说，“那个酒吧刻意营造一种1931年的气氛，每一面墙都不放过，从月份牌，到汽车牌照，各种道具应有尽有。我到厕所去方便，一抬头，发现它连厕所马桶上方的那一堵墙也不放过，在那里有模有样地挂着一个小马灯，色泽老旧，似乎经历了60年的沧桑。但是那个型号的马灯我太熟悉了!是国营企业上海桅灯厂1969年的产品，1970年我曾经买过一盏，价格都记得清清楚楚，人民币两元六角八分。”?
朱学勤先生说，他感觉上海在分裂，一个虚幻上海，一个真实上海，那个虚幻的上海在把自己故意做旧，仿佛生活在历史里。他说：“上海这城市真是奇怪，“文革”时期的外滩就很有意思，政府大楼前有哨兵站岗，那是无产阶级专政，中间是批判墙，贴满大字报，内容是革命的，但上海人用特有的精巧把它的版式弄得挺漂亮，小资产阶级情调；而最外面的是情侣墙，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边情人接吻可以听到旁边接吻的声音。”?
“当革命被中断的时候，一切恢复得那么自然。‘同志’这个称呼很快就退隐，叫‘老板’、‘先生’是那么容易。”作家陈村说，“也许这个城市资本主义的遗老遗少多了点儿。”?
尔东强先生是在80年代开始搞摄影，这个“出身不好”的人厌倦城市向往乡村，但在80年代中期，他感觉到上海的变化，他意识到那些即将拆除的老房子对自己颇为重要，他拿起照相机记录上海的老房子，他说：“那时候人们向往新的，哪怕它是塑料的。”?
他记录了《上海的最后一瞥》，他还想记录新东西涌进来，或者说涌回来--可口可乐进入上海，雀巢咖啡进入上海，但他很快感到，他拍不过来，新的东西太多太快了。?
“一家面包店开张，大家会去排队买法式面包；有‘起士’卖了，大家排队买‘起士’。老上海中有现代城市里的‘市民阶层’，他们会无意中渲染以前如何如何，把旧社会的故事编得非常伟大。”尔东强说，“这种渲染很有诱惑力，陈丹燕本是一个北京来的革命干部子弟，她在华亭路的旧房子里找到一个银调羹，就慢慢浸进旧上海，写了关于上海的畅销书。”?
“那是对旧上海浪漫梦想的无限扩大，”作家陈村说，“实际上我们很难知道它原来是什么样子。”小时候的陈村对围墙中的兴国宾馆充满好奇，成了名之后才有机会进去住了一晚，他在那个灯火通明的夜晚体会到了什么叫作“冒险家的乐园”。他在书本上知道了武康路路边原有一条铺满沙子的小道，那是供住在郊外别墅里的洋人遛马用的，“那是传说中的30年代”。?
陈村说，在上海话里，没有“殖民地”、“殖民时期”这样的字眼儿，而是以“外国派头”来当形容词。这种方言可以化解许多意识形态上的矛盾，保持生活的现实性与市俗性。?
“殖民的，这个词在澳大利亚、在美国都是一个好的形容词，说一个建筑物有‘殖民色彩’，是说明它有传统，代表了一种更好的文明。”朱学勤先生说。?
“19世纪末，世界上有几个新兴的城市，如上海、巴塞罗那、孟买等，经过20年，上海是发展得最好的。不可否认，先进的城市管理体制起了很大的作用。”上海历史研究所的许敏先生说，“那是一个西方化的过程，社会阶层趋于稳定，外国人是高等人，次一等是高级白领，再次一等的是住在石库门里的人，稍微有些钱，更低层的是工人，每一种人都有一种向上比照的自觉，希望自己过得好一点儿。”?
“现在的年轻人会不会忘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悲哀呢?”尔东强在80年代早期就开始为外文杂志拍照片、撰稿，他的《上海的最后一瞥》没有一家大陆的出版社愿意出版，说这本书赚不到钱，尔东强拿给外国人的出版社，洋人们对上海有自己的一套看法，自己的一套理论，他们要尔东强修改文字。“那与我的观点根本不一样，所以我自己在香港注册一个出版社，自己出这本书。”?
那些老房子里保留的是什么样的记忆呢?人们对着这些房子又在缅怀什么?当历史已成为一种消费品的时候。?
美国人霍塞在《出卖上海滩》一书中这样说：“你应当再来探望上海一次，但这也将是最后的一次。你来的时节或许就是1936年--上海末日的上一年。你或许是坐着一只英国轮船来的--只很大很华丽的轮船，有着一个很美的名称：亚洲皇后号。快到上海时，你能看到海水已经变了黄色。二十个国籍的船只都好似被一种无形的吸力将它们一起吸引到这一条航路上来。”“上海滋长了，已一跃而为世界第五大都市了。它已是非常之伟大、非常之富裕、非常之动人，不过有些过于成熟的样子。”--这是1940年的文字。?
上海社科院的包亚明先生在60年后写了一篇叫《为什么是1931》的文章，他说： “1931年不仅是通常意义上的30年代的开端，也是史学家眼中的30年代(1927～1937)的巅峰，更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当人们回味那段历史时，倾心的不仅仅是逝去的繁华：洋房高耸，商店林立，货物山积，车水马龙，摩肩接踵，流光溢彩的都市风情，还有衣求华贵、食求精细，住求敞雅，行求快捷，乐求刺激尽兴的生活方式，当一个阶级消逝以后，它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因为无法再现而值得留恋，因为与现实生活遥相呼应而更值得陶醉。不过，值得提醒的是，1931年还是‘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的年份。”?
这个城市蠕动的历史?
是否有必要把中国资产阶级的经历看成只不过是历史中的偶发事件--一个不会再次出现的插曲呢?在以后的革命中，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但是，一种传统留存了下来：城市的、现代主义的、民主和世界性的传统。这种传统--向世界其余部分开放的民族发展传统--感召着后世的现代化官僚。中国资产阶级是最先作为一个阶级而接受现代化挑战的；这就是它所奠定的这一传统继续感召那些梦想在它失败了的地方获得成功的人们的原因之所在。?--引自《剑桥中华民国史》?
到处是记忆?
光鲜的别克车迅速驶过上海街头，几乎不给人们留下回忆的时间：1921年，通用汽车远东办事处从马尼拉迁至上海，1924年，已被废黜但仍居住在紫禁城里的溥仪购买了一辆别克轿车，1929年，通用汽车中国公司在上海成立，1935年，他们在国内25个城市建立别克经销商网络，1940年，有了8个流动的汽车维修站。1974年，通用汽车公司得以与中国重建联系，那一年，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参观了底特律的装配厂，并出席了通用汽车总裁艾斯特的晚宴。?像一支烟，可以自己静静地燃烧，积下长长的一截烟灰，忽地落下时已经是100年了。1897年，美国烟草公司的詹姆斯-汤麦斯来到上海，他在一番市场调查之后，发现中国人最注重的就是便宜，他通知本国工厂生产一种每包5支的廉价香烟运到中国发售，每包价钱不过两三分。当有人斥责他要用尼古丁代替鸦片烟时，他聘请一位历史学家，由他发表研究报告，表明中国人在15世纪时已有了吸水烟的习惯。1902年，英资加入，英美烟草公司创设，它在上海、汉口、天津都有了卷烟厂。?
建筑是凝固的，和平饭店的房客们可能知道沙逊这个名字。1931年7月，沙逊招呼印度《泰晤士报》的总编辑到他的办公室，说他要永远离开印度改住到中国去。这个家族在对中国的鸦片贸易中赚取了大量金钱，沙逊是个大金融家，他移居上海的消息成为全世界各地报纸的重要新闻。他来了，带着让别人猜来猜去也猜不准数目的金钱，他建了华懋大厦以及数不清的房产，他投资了许多产业，收取数不清的利润。?
1842年6月，英国军舰纳密雪斯号悄悄驶进扬子江口，停泊在吴淞炮台附近的海面上。几天之后，他们开炮了。19世纪末，外国人在上海已经有了他们的报纸--《字林西报》的社论说：“我们决不致会有由于下层民众的要求而被逐出中国之可能，我们切不可怀抱我们的住在此地是出于中国人的优容的思想，眼前在公园里边玩耍的外国儿童将来必会在此地举行上海开埠的百年纪念。每年的一切经过更加使我们深信，到了1943年，上海必会在外国人的势力之下发达到从未有过的地步。”?
租界里的“工部局”?
根据《南京条约》的规定，1843年11月上海对外开埠。1845年，英国驻沪领事与上海道台签订《上海土地章程》，英、法、美的居留地由外国领事与上海道台和县官共同管制。1854年，英、美、法三国领事单方面修改了《土地章程》，新章程中的第10款有这样的内容：“起造、修整道路、码头、沟渠、桥梁，随时扫洗净洁，并点路灯，设派更夫各费，每年初间，三国领事官传集各租主会商，或按地输税，或由码头纳饷，选派3名或多名(组成委员会)经收。”?
以此条款为依据，选举开始了，三国居留地统一的地方自治性市政机关诞生。7名董事在1854年组成了“市政厅”，但这一组织却被误译为“工部局”，因为它的管理范围似乎只是交通、工程、工匠、水利等。?
然而，在洋人的论述中，这部土地章程就是“上海宪法”，它推翻了土地主权依旧归于中国政府的原则，上海租界从此成为一个自有主权的、自治的、国际的政治体系，“这部上海宪法实是一组最自私自利的、最示预兆的、最现实主义的法典。这批眼光远大的上海先生们，利用中国政府的缺乏能力，替未来的上海先生树立了这个市区之特殊的法律基础，而使后人得在其中自由活动，使这上海滩逐渐滋长而成为一个供人以发财机会、不尚感情的、乐观的、门户开放的城市。”?
上海租界中有“纳税外人会议”和工部局及后来法租界分离出来的公董局，他们把资本主义“三权分立”的政权组建模式引进租界，这对仍处于封建政权的中国来说是一件吸引人的新事物。1909年1月，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筹备“立宪”时，上海早已开始效仿租界的管理体制，学习西方各国有关地方自治的规章制度。?
上海史专家郑祖安先生说：“以城市的开发、建设为先导和契机，西方的各种新事物、新思想源源不断地输来上海，近代世界的物质文明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此逐步地推广运用。
上海，作为西方国家在近代首先畅通打开的最主要的门户，因第一个设置了租界而最早揭开了城市近代化的序幕，接着，随着时代的前进，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继续渗进蔓延，由上海始，近代世界的物质文明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又向内地及其他地方传播辐射，从而影响和推动了全国更大范围的步入近代化。中国的近代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追根溯源，《上海土地章程》却是一个实际的发端。”?
开放的心态?
郑祖安先生在他的专著《百年上海城》中曾对上海与横滨这两个城市进行了横向比较，开埠与开港调动了这两个城市的地理优势和港口优势，接纳了物质文明和西方文化，获得了特殊的国家地位和国际地位。然而，开港的历史性意义在横滨早就得到肯定，
1860年6月，横滨就举行了开港一周年的纪念，当开港50周年时又举行了盛大纪念，市民捐资建造了纪念馆，整修了“开港广场”。但在上海，至今还没有正视这个城市在近代的开埠及其巨大的意义，中国的口岸开放是在不平等的条约下被迫执行的，是丧权辱国的标志之一，这就使开埠同时伴带着战败后的耻辱与痛苦，这是辛酸的历史阴影，它一直被看作是中国半殖民地化和沉沦的起点之一。?
革命与战火始终围绕着上海，鸦片战争英军攻打上海、小刀会起义、太平军东征上海、江浙战争、一二八事变、八一三事变、上海解放。这座城市在日本人占领下成为一片孤岛之际，依旧有着更大的贸易额和顽强的生命力。?
1943年，英、美、法没能有机会庆祝上海开埠100周年，这一年2月，英美两国分别与重庆国民党政府签定条约放弃他们在华的所有租界；7月，法租界正式交还给汪精卫政府，租界这一形式在中国因此而消失。然而，历史仍旧暧昧，它有多少说不清楚的地方，也许就会给未来造成多少说不清楚的障碍。
?1925年，工部局总董事费信澳在纳税外人的年会中演说：“我们很明了中国的土地将有一天完全仍由中国人所统治，上海也终将成为中国的中心大都市。但是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是经过一个自然的程序，而不可经由一个革命的程序，这一点是我希望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抱着同感的。”以后的历史进程证明，他的话只说对了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