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问题：真实与谎言
徐明旭先生近年在关於西藏问题争论中，以“反潮流”的不同声音引起瞩目。
徐明旭1947年生於上海，自幼好学，1964年考上华中工学院，文革初因“成分不好”(徐父曾在国民党政府当过两年文职小吏，“解放後”被迫害致死)被打成“黑五类”，被指斥为“反革命小杂家”、“反动学习权威”而受尽侮辱。1970年“一打叁反”时，徐以恶毒攻击毛泽东、林彪、江青的罪名被“工宣队”打成“现行反革命份子”，经过上百次批斗，被发配到贵州一偏僻山沟的农具厂打铁。1971年又以“五一六份子”的罪名下狱。
徐明旭1978年考上杭州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研究生；1979年以中篇小说《调动》一举成名，但次年反自由化运动中遭到批判，与《在社会档案里》、《假如我是真的》、《女贼》、《飞天》等一起被列为全国五大毒草。1981年研究生毕业後被变相发配到西藏，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因一篇小说而被流放到西藏去的作家。
他在西藏文学编辑部受到严控使用。四年西藏生活体验，为他日後研究西藏提供了最直接具体的信息来源。1986年他因身体原因调到上海外语学院对外汉语系教书，但由於高原病後遗症，肺活量减少，讲话困难，一年後调到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1990年到美国探亲定居，写作有关西藏的的散文、小说等，後来他对政治评论产生了兴趣。
徐明旭坦承选择西藏问题，是因为他是海外中国人中少数几个曾经在西藏生活工作过的。他说：“我看到关於西藏问题的谎言实在太多，说中共在西藏犯了多少暴行，西藏人民坚决要独立，西藏自古就是一个独立国家，是中共侵略了西藏等等。我有责任把西藏的真相告诉中国和世界”。
徐明旭指责“谎言”，显然有悖国际主流舆论，难为舆论所接受。他讲的“真相”，也常常遭到反诘。但是，他饱经沧桑的生活经历，被流放西藏的背景和他义无反顾的精神，不能不引起人们对他所持观点的思考和重视。希望在海外新闻自由空间里，不同观点碰撞能够褪去政治功利与虚荣，给人们以“真实性思考”的自由。
讲真相遭误解
安琪：每一次有关西藏问题的讨论会，你发言时都要首先声明自己在西藏工作过，是被中共迫害去的，是不是对听众是否听得进你的发言有顾虑？
徐明旭：就象我有一次在德国发言时一样，有人说我在放毒，说我是共产党的走狗。这里我要声明，我是被共产党迫害去西藏的。我既不亲共产党，也不亲达赖喇嘛，我只尊重事实。我在西藏看到的事实是什麽样的，我就讲是什麽样的。
安琪：你是到了海外以後才开始研究西藏问题，那麽你参考的数据、资料是从哪里来的？
徐明旭：有的是我原来就知道的，有的是我到了海外才搜集的。我在海外看到了一些美国的藏学家的着作，有两个人，一个叫戈尔斯坦(Goldstein)，是凯西保留地大学教授，他精通藏文，着有《西藏现代史》。还有一个叫做格芮弗德(Grunfeld)，他是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在《现代西藏的诞生》中他直言不讳地说：1959年达赖喇嘛的起义，是农奴主发动的叛乱。他在书里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证明达赖喇嘛的很多宣传都是谎言。他说，所谓的西藏起义，已经过去了28年，时间可以证明，当时中共关於这一事件所列举的事实和宣传是真实的，达赖喇嘛的宣传是谎言。
国际舆论是达赖喇嘛的翻版
安琪：你说在海外中文报刊上，关於西藏问题的观点几乎是一边倒，那麽你了解到的国际舆论是怎样的？
徐明旭：国际舆论绝大多数的宣传是从达赖喇嘛那儿翻版过去的。国际上写西藏问题的那些人，大部分都没去过西藏，去过的也是走马观花看一下。而我上面说的那两个人，他们是学者，是懂藏文的，他们先读到大量藏文资料，然後到西藏和印度达赖喇嘛流亡政府所在地去，实地采访了达赖喇嘛当年的政府官员和当年叛乱参加者，以及上一代逃出来的在西藏生活过很长时间的难民，还采访了达赖喇嘛本人，查阅了西藏政府的档案，他们才做出了上述结论。戈尔斯坦《西藏现代史》是国际公认最权威的西藏史，他的副标题是“喇嘛王国的灭亡”，关於灭亡原因，他的结论说不是因为中共的侵略，而是西藏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太腐朽，它严重地阻碍社会的发展。这是非常客观的。
安琪：他们的研究为人们所广泛接受或了解吗？
徐明旭：美国的藏学界都知道。你所看到的西方报刊上关於西藏问题的宣传，大部分不是精通藏文的藏学家写的，而是搞政治的新闻记者写的。他们是从达赖喇嘛的宣传机构道听途说来的。海外民运人士绝大多数都没去过西藏，他们关於西藏问题的文章很多也是从达赖喇嘛那里批发过来的。例如曹长青从来没去过西藏，他写文章说中共杀了一百多万藏人。在《北京之春》1995年第叁期，我写过一篇文章反驳曹长青，小标题是“中共真的杀了120万藏民吗？”我根据达赖喇嘛流亡政府的档案记载的中共进藏前夕的西藏人口统计，和达赖喇嘛所承认的现在的西藏人口加以比较，证明西藏人口在共产党统治时期和汉族人口同步增长。
国际舆论是达赖喇嘛的翻版
安琪：请问你的这些你认为谈西藏真实的作品，在海外引起了什麽反响？
徐明旭：一般来说，中国人不管是民运人士或非民运人士，大部分赞同我的观点，因为他们看到我说的非常客观。藏人几乎全部反对我。美国人和西方大部分人是反对我的，也有少数为我所讲的事实所折服，比如我去年在德国汉藏对话会上讲时，就有个德国人站起来，认为我讲得对，他也认为西藏独立既无法理根据，也不现实。今年在伦敦汉藏对话会上，有个老一辈流亡藏人，是当年青海玉树寺活佛，他也赞同我的观点，认为藏独不现实。
安琪：为什麽会有那麽多人反对你？
徐明旭：西方媒体从达赖喇嘛那里批发来的宣传铺天盖地，象我这样说明真相的文章凤毛麟角，而且发表的地方非常有限。我很多关於西藏的文章发不出来。我向美国基金会申请研究西藏的基金，人家一看我的经历，非常感兴趣，再一看我已经发表文章的观点，马上取消，谈都不谈。但如果是支持西藏独立的，哪怕文章都写不通他都会给你钱。这是种偏见，没办法。这种偏见主要出於对共产党的仇恨，很多人受毛泽东逻辑影响：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敌人，敌人的敌人也是我们的朋友。但事实上并不那麽简单。
安琪：为什麽会有人说你是在帮共产党说话？
徐明旭：刚好相反。我在文章里，一方面揭穿流亡藏人的谎言，另一方面我也揭露了共产党在西藏的罪恶，批判了共产党的政策。我在西藏的朋友写信告诉我，中共当局极为冒火。
安琪：作为个人来讲，你追求的是什麽？
徐明旭：忠於事实。我这个人天生有这个毛病，无论我说了真话以後对我本人会带来什麽，我都一定要说，说出来才痛快。即使要砍头我也要说出来。
毛泽东不懂藏人文化心理
安琪：你认为西藏的根本问题是什麽？
徐明旭：这个问题很复杂。概括地讲，毛泽东在西藏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他要废除农奴制，念念不忘用阶级斗争和无神论去改造西藏社会，这种农奴制从历史上来说是反动的。如今达赖喇嘛也承认西藏以前是类似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将来西藏独立以後他绝对不会恢复旧制度。
毛泽东要废除这个制度，但他操之过急，而且手段太粗暴。同时，他又忽视了西藏的宗教问题。藏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与汉人完全不一样，我曾写文章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个“心”，是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佛教是要求人们清心寡欲、超度来世的宗教，藏人重来世，至少把来世看得和现世一样重要。汉人是实用理性文化，不关心死後，只关心现世，老百姓到庙里磕头烧香不是为超度来世，是要求菩萨保佑现世发财生儿子，作官交好运。毛泽东把地主土地一分给农民，农民马上拥护他。毛泽东用同样的办法来对付西藏，打倒农奴主，把土地分给农奴，希望藏民老百姓无条件支持他，跟着他去反对农奴主阶级的总代表达赖喇嘛。但是毛泽东忘记了，达赖喇嘛是藏人心中观音菩萨的转世，他把握着藏人进入天堂之门的钥匙。只有经过达赖喇嘛的超度，才能进入天堂。达赖就以保教的名义煽动那些农奴反对中共。毛泽东从汉人的实用理性出发，完全忽视了藏人的宗教需求，使藏人得到物质幸福的同时，失去了来世进入天堂的机会。这样他们的世界观就发生了分裂，他们在物质上感恩毛泽东，但是他们在精神生活方面依然崇拜达赖喇嘛，毛泽东以为，把达赖喇嘛说成象蒋介石一样的坏人，农奴就恨达赖喇嘛了，但蒋介石并不是精神领袖，并不掌握汉人进入天堂的钥匙。毛泽东不懂文化心理学。这是毛泽东所犯的最大错误，也是共产党至今在西藏搞不好的重要原因。
喇嘛、尼姑丧失政治特权
安琪：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有什麽不同吗？
徐明旭：邓小平当政後，把毛泽东的政策翻了个个。他给藏人大量的钱，派汉人去西藏建设现代化设施，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允许宗教自由，国家出钱修寺庙，出钱养大批喇嘛尼姑，给了他们大量好处。这些政策是通过胡耀邦执行的，所以藏人说胡耀邦是共产党里唯一的好人。我亲眼看见了邓小平的政策，我称之为福利政策。邓小平企图用经济上的好处来换取藏人放弃独立，但他同样忘记了藏人的精神需要，对来世的需要，以前清朝皇帝懂得这一点，在西藏制造一个神话，说清朝皇帝也是西天大菩萨文殊菩萨的化身，达赖是观音菩萨的化身，藏人就信以为真了，就接受清朝的统治。同样，英国代表说英国女王才是西方大菩萨的化身，俄国代表说沙皇才是西方大菩萨的化身，他们都懂得在宗教上打动藏人，他们知道物质不能代替精神。共产党受自身意识形态的限制，不可以告诉藏人说：总书记就是西方大菩萨的化身，而藏人如果没有来世寄托，他们就不会听你的。无论给他们多少钱，都不能使他们放弃对达赖喇嘛的崇拜。用一个藏族老人的话来说：“共产党的政策管现世幸福，达赖喇嘛管来世幸福”。他们在物质上认同共产党，在精神上认同达赖喇嘛。
安琪：物质幸福主要是什麽？
徐明旭：例如，西藏土地全部分给了农牧民，国家不收一分钱税，反过来给他们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汉人的血汗，通过中央财政拨款与薪水、津贴、福利、住宅给了藏人。西藏自然生存条件极其严酷，没有现代工业，现在拉萨市民的生活与北京市民不相上下。中国政府现在每年给西藏15亿人民币，拉萨市民人均住房15平方米，全国最高。
安琪：为什麽西藏游行示威不断发生？
徐明旭：西藏游行示威，都是喇嘛尼姑带的头。喇嘛尼姑实际也是共产党养着的，但他们的宗教观念使他们看到不信神、不信宗教的汉人特别恨，就象义和团看到洋人就恨一样。另外，达赖喇嘛时代政教合一，喇嘛有很多政治特权，中共虽然给喇嘛恢复了政策，将大量当年红卫兵捣毁的寺庙修复得金碧辉煌，宗教事务管理局给那些喇嘛发工资，还定了级别，有科级喇嘛、处级喇嘛、省级喇嘛等，他们成了头面人物，出门有车，还有房子小别墅什麽的，但是共产党不可能把过去喇嘛的政治特权还给他们，他们就带头闹。崇拜达赖喇嘛的藏人看到喇嘛号召西藏独立，就跟上去了。西藏的衰落有其内在深刻原因，独立毫无可行性，只会带来灾难。
藏人仇恨汉藏官倒
安琪：共产党培养的藏族干部的立场是怎样的?
徐明旭：一些藏族高级干部，本来是共产党培养的翻身农奴，达赖喇嘛是他们的死对头，达赖喇嘛如果掌了权，他们就要受到追究和报复，至少会失去共产党给他们的特权。内地干部有多腐败，西藏干部就有多腐败，甚至更严重，因为天高皇帝远。
安琪：藏人对这些人怎麽看？
徐明旭：有很多西藏人和海外华人，包括民运人士，都有个错觉，似乎每个本土藏人都坚决要求独立。流亡藏人是受达赖喇嘛影响高度政治化了的，满脑子是西藏独立。西藏农牧民根本没有政治意识，他们从来就没有独立的概念。市民当然受到一定的文化教育，有政治概念了，他们中大多数也和中国普通市民一样，对自由、民主、独立是不关心的，他们关心的是反腐败、反官倒。他们看到那些藏族、汉族干部在西藏也很腐败，有钱去内地旅游，在拉萨豪华宾馆一掷千金的，就是汉藏官倒。西藏汉人受双重压迫。
安琪：从很多报道看，汉藏关系比较紧张，主要矛盾是什麽？
徐明旭：汉藏之间有个文化习惯问题。汉藏冲突问题主要出在共产党身上。共产党对西藏的政策，是以藏人为主，一切要优待藏族。比如评职称，升工资，提干部，派人到内地出差，学术交流活动等，都是藏族优先。以我来说，我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到西藏去的毕业研究生，我离开时西藏只有四个研究生，说起来我在西藏学历最高。我在很多学术杂志上发表过论文，经常收到一些邀请，参加全国性学术会，我的藏族同事说是中央民院中文系毕业，连文章都写不通，当然不会得到任何人邀请，就抢开会机会，藉口就是藏族优先。时候多了我就忍不了。在那里的汉族就是两种人，一种是掌握权力的，如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以及各个单位的主要汉族领导干部，藏人看到他们也毕恭毕敬，但是，绝大部分汉人是普通小吧部和专业人员，他们要受双重压迫，一是汉族共产党干部对他们的压迫，另外还有藏干的压迫，还要受藏族同事的压迫，什麽好事，如果两个人选一个，肯定是给藏族，不给汉族，不论你的知识水平和业务水平有多高都不行。久而久之汉人就气不过了：我放弃内地舒适生活，戴着红花到了这边，为的是建设西藏，让藏人享受现代物质文明，却变成了二等公民，还要受藏族同事的气。
安琪：藏人也说他们在自己的地方成了二等公民？
徐明旭：毛泽东时代他们是二等公民，邓小平时代就完全不一样了，汉人在西藏变成了二等公民。在西藏的汉人干部，他们的子女家属是没有公费医疗的，但藏人全部有公费医疗，包括农牧民，这是不是不平等？招工藏族优先，汉族干部的子女成年了就没有工作，考大学，藏人录取分数线只是汉人的一半，这是不是倒过来的种族歧视？
西藏不能独立
安琪：抛开可能性，你认为西藏独立这个问题能否成立？
在徐明旭看来，藏族干部唯恐失去其既得利益和特权，最不愿意西藏独立、达赖回来。
徐明旭：作为一个政治研究者，任何问题都要考虑二个方面，即理论合法性与现实可行性。联合国人权宣言讲，每个民族都有自决权，但是联合国宪章也规定，主权国家不容分裂。塞尔维亚占波斯尼亚叁分之一人口，他们全民投票要求独立，结果联合国就藉口“主权国家不容分裂”不准塞尔维亚人独立。现在世界上有20多个国家的少数民族要求独立，联合国都不让他们独立，这是双重标准。世界上有3500个民族，只有190几个国家和地区，如果这3500个民族都要独立，那不得了！很多民族是混居的，都要独立，土地怎麽划分？领土怎麽分界？只有用武力解决，这是世界的末日。
民族自决从理论上是行得通，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人民自决更荒谬，哪个范围自决？你说中国人民自决，中国有56个民族，少数民族要求独立，中国全民投票，你是少数，你肯定输，肯定独立不了。联合国、西方各国都不承认西藏独立，也没有一国承认西藏流亡政府。
安琪：如果从语言、文化、宗教等心理结构特徵来分析，西藏是不是有特殊的独立因素？
徐明旭：有很多国家内的少数民族跟主体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完全不同，如印度克什米尔的穆斯林要求独立，他们的语言和宗教跟主体民族完全不一样，谁支持它了呢？塞浦路斯的土耳其人在土耳其军队支持下，占领了塞浦路斯北部，自称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联合国拒不承认，只有土耳其承认它，美、英、法都不承认它。这种情况多了，所以说，语言宗教不同，并不能成为独立的理由。
再看可行性，达赖喇嘛还坚持“大西藏”，根据他的自传，“大西藏”只有600万藏人，却有
750万非藏人、17个民族，有的信伊斯兰教，有的不信教，如“大西藏”独立，就会造成内战，不管对谁来说，都是灾难！
汉文化还是西方文化侵略
安琪：西藏有没有独立能力？
徐明旭：达赖喇嘛在会见海外民运人士时曾说，他只要西藏自治，不要独立，因为西藏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很难独立，它只能依附中国和印度中的一个，那麽还是中国靠得住一点。他没有说为什麽，我个人分析，因为中国政府拿得出钱来。现在西藏的经济全靠汉族供给，华尔街日报1997年7月14日文章说，中国去年给西藏补贴4亿6000万美元，等於36.8亿人民币，不得了啊！我在西藏亲眼看到，如果没有中国政府补贴，西藏经济就会崩溃。西藏生产粮食和肉类，只能养活它人口叁分之二，市民吃的全是内地运去的粮食。
安琪：你说中共给了他们这麽多好处，那麽从文化传统、宗教信仰方面都有哪些变化？
徐明旭：93年我在华盛顿参加美国和平研究所召开的西藏问题讨论会，这是美国总统直属的外交政策研究机构，达赖喇嘛的首席代表洛地先生代表藏族参加会议，我作为汉族代表参加，还有很多美国西藏问题专家。一位美国教授发言，说他到西藏，满眼看到汉式建筑，看不到藏式建筑，看到很多汉式服装，很少看到藏式服装，这是汉族的文化侵略！我马上站起来说，这位先生到西藏去走马观花，他看到的电影院、百货大厦、饭店等所谓汉式建筑，实际上是西方传来的钢筋水泥平顶大楼。我拿出美国报纸西藏人示威游行的照片说，你所看到的汉式服装，其实是西式服装。所谓汉族文化侵略，实际上是西方文化侵略。西方文化侵略不仅深入到西藏，深入到中国各地，也深入到韩国、日本、台湾等亚洲各地。那个美国教授哑口无言。
藏民族的衰落
安琪：你说中国政府拨款叁亿元人民币，把文革中被摧毁的寺庙大部分修好了，还养着四万六千个喇嘛，所谓养是什麽意思？
徐明旭：喇嘛拿工资，还有公费医疗。有个美国导演拍西藏的政治研究片，来采访我，我问他们在西藏是不是看到寺庙和在那里烧香磕头的藏族老百姓？是不是看到那些念经的喇嘛？他们说看到了。我说，既然你们看到西藏老百姓和喇嘛都能自由从事宗教活动，怎麽还说西藏没有宗教自由呢？他们说：我听说那些喇嘛如果搞大规模佛教活动，要向政府报告。我说，这是因为他们要从事大规模宗教活动，就要政府拨款，他们的工资也是政府给的。就像你是一个自由撰稿人，你要美国一个基金会给你钱？事某项课题，你总要打个报告，说明一下你要干什麽吧，不然人家凭什麽给你钱呀！要你打个报告，你能说人家是在干涉你的学术自由吗？他们很惊讶：西藏寺庙是政府给钱的，美国任何宗教活动都不是国家给钱的。
安琪：据报道，西藏以前有6000多座寺庙，现在只修复了1700多座。以前大约有11万个喇嘛，现在只有4万6000个喇嘛。宗教活动较之以前，是不是有很大差距？
徐明旭：西方批判中共西藏政策，把毛泽东时代的暴行移到现在来。只说中共摧毁西藏寺庙，闭口不提中共修复寺庙。这里有个问题，中共控制喇嘛人数，因为他要发工资，所以要求定编。以前喇嘛没人发工资。美国藏学家戈尔斯坦在分析西藏民族的衰落时讲到，达赖喇嘛时代的西藏，有26%的男人是喇嘛，而尼姑的数字微乎其微。占人口四分之一的出家人按佛教规定不从事生产，不结婚生育，必然引起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和经济後果，第一，很多笨重的农牧业劳动，就要由妇女承担；第二，四分之一妇女找不到丈夫（虽然西藏人可以一夫多妻，但能够有两个以上妻子的人很少，因为他没有能力养活），那麽这也妨碍西藏人口发展。正因为有这样多问题，所以西藏曾出现很多单身母亲，而且性病流行，是共产党派大量医疗队，把西藏的梅毒治好的。但这点他们从来不提。那麽多人当喇嘛是造成西藏社会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中共限制喇嘛人数，不允许他们无限膨胀，这是巳说馈?
安琪：这是你的解释还是共产党的解释？
徐明旭：是我的解释，不是共产党的解释。中共只从发展经济的角度解释，我从人权角度解释。你讲人权，那我问你，你使那麽多妇女找不到丈夫，这是不是侵犯人权？你使那麽多妇女不得不去做本来应由男人来做的沉重的农牧业劳动，这是不是侵犯妇女的人权？再举例来说，现在西藏自治区藏族人口有230万，其中有4万6000个喇嘛，占总人口的2%。而以佛教立国的泰国，根据官方数字，和尚只占全国人口0.5%，共产党养的西藏喇嘛已经是佛教之国泰国的四倍，够高了吧！无论哪个国家都没有这样高的比例。而且没有那一个国家的宗教人士是由政府养的。
政教合一的达赖喇嘛
安琪：西藏的人权状况究竟是怎样的？
徐明旭：跟达赖喇嘛时代来比，毫无疑问，现在人权改善了很多，现在的藏人，跟现在的汉人一样，没有政治上表达不同意见的自由，没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但达赖喇嘛时代，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什麽自由也没有，他们的法律规定，农奴如果议论(还不是批评)达赖喇嘛，就要逮捕法办。当年的农奴连人身自由都没有，是主人的财产，是会说话的牲口，可以买卖。达赖喇嘛每天都在攻击共产党，但他从来不敢说，在共产党统治下，藏人就像会说话的牲口，被他们的主人随意买卖。中共给了藏人人身自由，但是没有政治自由。政治自由和人身自由相比，人身自由比政治自由更基本。邓小平给了藏人更多自由，除了政治自由，其它什麽自由都有，如文化自由，经济自由、宗教自由等。
安琪：去年又有喇嘛、尼姑上街游行，抗议中共控制宗教活动，对此如何解释？
徐明旭：说来很有意思。在90年前，西藏有叁次重大游行示威，带头的主要是喇嘛尼姑，上街的包括国家职工和无业游民。90年以後就没有大规模游行示威。原因很简单：中共给那些闹事的无业游民安排工作，给职工提高工资，分房子，然後警告他们说：这些钱是政府给的汉人的钱，你要独立，这些钱就没有了，达赖喇嘛可以给你们同样的钱吗？他口袋里有多少钱？藏人一想，对呀！就不闹了。现在喇嘛尼姑绝大多数也不闹事，只有千分之一的人闹事。今年一个美国议员去西藏回国後发表文章谴责中共，说中共禁止未经当局同意的宗教活动是侵犯宗教自由。所谓未经当局同意的的宗教活动其实是政治活动，宣扬西藏独立，散发传单。西方先进民主国家都要政教分离。喇嘛上街游行，向来朝拜的老百姓宣传藏独，这是政治活动，违反政教分离原则。
安琪：你怎样评价达赖喇嘛？
徐明旭：达赖喇嘛一夜之间，从政教合一的最高领袖变成了民主领袖，人权斗士。如果他只是在一个国家的范围，不会变成民主领袖。西藏的民族问题掩盖或者扭曲了政治制度问题。达赖喇嘛所说的自由，不是废除农奴制，他的人权也不是要解放农奴，而是要民族独立。当然达赖喇嘛在西方学习到了民主制度，他个人也是会改变的，认识到了以前的农奴制不合时宜，这个我们也要肯定。但是，达赖喇嘛至今还是政教合一的，他既是西藏人的政治领袖，又是西藏人的宗教领袖，政教合一与西方国家民主制度是反其道而行的，是反民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达赖喇嘛充其量算一个民族领袖，根本不是一个民主领袖。
徐明旭先生近年在关於西藏问题争论中，以“反潮流”的不同声音引起瞩目。
徐明旭1947年生於上海，自幼好学，1964年考上华中工学院，文革初因“成分不好”(徐父曾在国民党政府当过两年文职小吏，“解放後”被迫害致死)被打成“黑五类”，被指斥为“反革命小杂家”、“反动学习权威”而受尽侮辱。1970年“一打叁反”时，徐以恶毒攻击毛泽东、林彪、江青的罪名被“工宣队”打成“现行反革命份子”，经过上百次批斗，被发配到贵州一偏僻山沟的农具厂打铁。1971年又以“五一六份子”的罪名下狱。
徐明旭1978年考上杭州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研究生；1979年以中篇小说《调动》一举成名，但次年反自由化运动中遭到批判，与《在社会档案里》、《假如我是真的》、《女贼》、《飞天》等一起被列为全国五大毒草。1981年研究生毕业後被变相发配到西藏，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因一篇小说而被流放到西藏去的作家。
他在西藏文学编辑部受到严控使用。四年西藏生活体验，为他日後研究西藏提供了最直接具体的信息来源。1986年他因身体原因调到上海外语学院对外汉语系教书，但由於高原病後遗症，肺活量减少，讲话困难，一年後调到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1990年到美国探亲定居，写作有关西藏的的散文、小说等，後来他对政治评论产生了兴趣。
徐明旭坦承选择西藏问题，是因为他是海外中国人中少数几个曾经在西藏生活工作过的。他说：“我看到关於西藏问题的谎言实在太多，说中共在西藏犯了多少暴行，西藏人民坚决要独立，西藏自古就是一个独立国家，是中共侵略了西藏等等。我有责任把西藏的真相告诉中国和世界”。
徐明旭指责“谎言”，显然有悖国际主流舆论，难为舆论所接受。他讲的“真相”，也常常遭到反诘。但是，他饱经沧桑的生活经历，被流放西藏的背景和他义无反顾的精神，不能不引起人们对他所持观点的思考和重视。希望在海外新闻自由空间里，不同观点碰撞能够褪去政治功利与虚荣，给人们以“真实性思考”的自由。
讲真相遭误解
安琪：每一次有关西藏问题的讨论会，你发言时都要首先声明自己在西藏工作过，是被中共迫害去的，是不是对听众是否听得进你的发言有顾虑？
徐明旭：就象我有一次在德国发言时一样，有人说我在放毒，说我是共产党的走狗。这里我要声明，我是被共产党迫害去西藏的。我既不亲共产党，也不亲达赖喇嘛，我只尊重事实。我在西藏看到的事实是什麽样的，我就讲是什麽样的。
安琪：你是到了海外以後才开始研究西藏问题，那麽你参考的数据、资料是从哪里来的？
徐明旭：有的是我原来就知道的，有的是我到了海外才搜集的。我在海外看到了一些美国的藏学家的着作，有两个人，一个叫戈尔斯坦(Goldstein)，是凯西保留地大学教授，他精通藏文，着有《西藏现代史》。还有一个叫做格芮弗德(Grunfeld)，他是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在《现代西藏的诞生》中他直言不讳地说：1959年达赖喇嘛的起义，是农奴主发动的叛乱。他在书里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证明达赖喇嘛的很多宣传都是谎言。他说，所谓的西藏起义，已经过去了28年，时间可以证明，当时中共关於这一事件所列举的事实和宣传是真实的，达赖喇嘛的宣传是谎言。
国际舆论是达赖喇嘛的翻版
安琪：你说在海外中文报刊上，关於西藏问题的观点几乎是一边倒，那麽你了解到的国际舆论是怎样的？
徐明旭：国际舆论绝大多数的宣传是从达赖喇嘛那儿翻版过去的。国际上写西藏问题的那些人，大部分都没去过西藏，去过的也是走马观花看一下。而我上面说的那两个人，他们是学者，是懂藏文的，他们先读到大量藏文资料，然後到西藏和印度达赖喇嘛流亡政府所在地去，实地采访了达赖喇嘛当年的政府官员和当年叛乱参加者，以及上一代逃出来的在西藏生活过很长时间的难民，还采访了达赖喇嘛本人，查阅了西藏政府的档案，他们才做出了上述结论。戈尔斯坦《西藏现代史》是国际公认最权威的西藏史，他的副标题是“喇嘛王国的灭亡”，关於灭亡原因，他的结论说不是因为中共的侵略，而是西藏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太腐朽，它严重地阻碍社会的发展。这是非常客观的。
安琪：他们的研究为人们所广泛接受或了解吗？
徐明旭：美国的藏学界都知道。你所看到的西方报刊上关於西藏问题的宣传，大部分不是精通藏文的藏学家写的，而是搞政治的新闻记者写的。他们是从达赖喇嘛的宣传机构道听途说来的。海外民运人士绝大多数都没去过西藏，他们关於西藏问题的文章很多也是从达赖喇嘛那里批发过来的。例如曹长青从来没去过西藏，他写文章说中共杀了一百多万藏人。在《北京之春》1995年第叁期，我写过一篇文章反驳曹长青，小标题是“中共真的杀了120万藏民吗？”我根据达赖喇嘛流亡政府的档案记载的中共进藏前夕的西藏人口统计，和达赖喇嘛所承认的现在的西藏人口加以比较，证明西藏人口在共产党统治时期和汉族人口同步增长。
国际舆论是达赖喇嘛的翻版
安琪：请问你的这些你认为谈西藏真实的作品，在海外引起了什麽反响？
徐明旭：一般来说，中国人不管是民运人士或非民运人士，大部分赞同我的观点，因为他们看到我说的非常客观。藏人几乎全部反对我。美国人和西方大部分人是反对我的，也有少数为我所讲的事实所折服，比如我去年在德国汉藏对话会上讲时，就有个德国人站起来，认为我讲得对，他也认为西藏独立既无法理根据，也不现实。今年在伦敦汉藏对话会上，有个老一辈流亡藏人，是当年青海玉树寺活佛，他也赞同我的观点，认为藏独不现实。
安琪：为什麽会有那麽多人反对你？
徐明旭：西方媒体从达赖喇嘛那里批发来的宣传铺天盖地，象我这样说明真相的文章凤毛麟角，而且发表的地方非常有限。我很多关於西藏的文章发不出来。我向美国基金会申请研究西藏的基金，人家一看我的经历，非常感兴趣，再一看我已经发表文章的观点，马上取消，谈都不谈。但如果是支持西藏独立的，哪怕文章都写不通他都会给你钱。这是种偏见，没办法。这种偏见主要出於对共产党的仇恨，很多人受毛泽东逻辑影响：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敌人，敌人的敌人也是我们的朋友。但事实上并不那麽简单。
安琪：为什麽会有人说你是在帮共产党说话？
徐明旭：刚好相反。我在文章里，一方面揭穿流亡藏人的谎言，另一方面我也揭露了共产党在西藏的罪恶，批判了共产党的政策。我在西藏的朋友写信告诉我，中共当局极为冒火。
安琪：作为个人来讲，你追求的是什麽？
徐明旭：忠於事实。我这个人天生有这个毛病，无论我说了真话以後对我本人会带来什麽，我都一定要说，说出来才痛快。即使要砍头我也要说出来。
毛泽东不懂藏人文化心理
安琪：你认为西藏的根本问题是什麽？
徐明旭：这个问题很复杂。概括地讲，毛泽东在西藏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他要废除农奴制，念念不忘用阶级斗争和无神论去改造西藏社会，这种农奴制从历史上来说是反动的。如今达赖喇嘛也承认西藏以前是类似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将来西藏独立以後他绝对不会恢复旧制度。
毛泽东要废除这个制度，但他操之过急，而且手段太粗暴。同时，他又忽视了西藏的宗教问题。藏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与汉人完全不一样，我曾写文章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个“心”，是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佛教是要求人们清心寡欲、超度来世的宗教，藏人重来世，至少把来世看得和现世一样重要。汉人是实用理性文化，不关心死後，只关心现世，老百姓到庙里磕头烧香不是为超度来世，是要求菩萨保佑现世发财生儿子，作官交好运。毛泽东把地主土地一分给农民，农民马上拥护他。毛泽东用同样的办法来对付西藏，打倒农奴主，把土地分给农奴，希望藏民老百姓无条件支持他，跟着他去反对农奴主阶级的总代表达赖喇嘛。但是毛泽东忘记了，达赖喇嘛是藏人心中观音菩萨的转世，他把握着藏人进入天堂之门的钥匙。只有经过达赖喇嘛的超度，才能进入天堂。达赖就以保教的名义煽动那些农奴反对中共。毛泽东从汉人的实用理性出发，完全忽视了藏人的宗教需求，使藏人得到物质幸福的同时，失去了来世进入天堂的机会。这样他们的世界观就发生了分裂，他们在物质上感恩毛泽东，但是他们在精神生活方面依然崇拜达赖喇嘛，毛泽东以为，把达赖喇嘛说成象蒋介石一样的坏人，农奴就恨达赖喇嘛了，但蒋介石并不是精神领袖，并不掌握汉人进入天堂的钥匙。毛泽东不懂文化心理学。这是毛泽东所犯的最大错误，也是共产党至今在西藏搞不好的重要原因。
喇嘛、尼姑丧失政治特权
安琪：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有什麽不同吗？
徐明旭：邓小平当政後，把毛泽东的政策翻了个个。他给藏人大量的钱，派汉人去西藏建设现代化设施，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允许宗教自由，国家出钱修寺庙，出钱养大批喇嘛尼姑，给了他们大量好处。这些政策是通过胡耀邦执行的，所以藏人说胡耀邦是共产党里唯一的好人。我亲眼看见了邓小平的政策，我称之为福利政策。邓小平企图用经济上的好处来换取藏人放弃独立，但他同样忘记了藏人的精神需要，对来世的需要，以前清朝皇帝懂得这一点，在西藏制造一个神话，说清朝皇帝也是西天大菩萨文殊菩萨的化身，达赖是观音菩萨的化身，藏人就信以为真了，就接受清朝的统治。同样，英国代表说英国女王才是西方大菩萨的化身，俄国代表说沙皇才是西方大菩萨的化身，他们都懂得在宗教上打动藏人，他们知道物质不能代替精神。共产党受自身意识形态的限制，不可以告诉藏人说：总书记就是西方大菩萨的化身，而藏人如果没有来世寄托，他们就不会听你的。无论给他们多少钱，都不能使他们放弃对达赖喇嘛的崇拜。用一个藏族老人的话来说：“共产党的政策管现世幸福，达赖喇嘛管来世幸福”。他们在物质上认同共产党，在精神上认同达赖喇嘛。
安琪：物质幸福主要是什麽？
徐明旭：例如，西藏土地全部分给了农牧民，国家不收一分钱税，反过来给他们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汉人的血汗，通过中央财政拨款与薪水、津贴、福利、住宅给了藏人。西藏自然生存条件极其严酷，没有现代工业，现在拉萨市民的生活与北京市民不相上下。中国政府现在每年给西藏15亿人民币，拉萨市民人均住房15平方米，全国最高。
安琪：为什麽西藏游行示威不断发生？
徐明旭：西藏游行示威，都是喇嘛尼姑带的头。喇嘛尼姑实际也是共产党养着的，但他们的宗教观念使他们看到不信神、不信宗教的汉人特别恨，就象义和团看到洋人就恨一样。另外，达赖喇嘛时代政教合一，喇嘛有很多政治特权，中共虽然给喇嘛恢复了政策，将大量当年红卫兵捣毁的寺庙修复得金碧辉煌，宗教事务管理局给那些喇嘛发工资，还定了级别，有科级喇嘛、处级喇嘛、省级喇嘛等，他们成了头面人物，出门有车，还有房子小别墅什麽的，但是共产党不可能把过去喇嘛的政治特权还给他们，他们就带头闹。崇拜达赖喇嘛的藏人看到喇嘛号召西藏独立，就跟上去了。西藏的衰落有其内在深刻原因，独立毫无可行性，只会带来灾难。
藏人仇恨汉藏官倒
安琪：共产党培养的藏族干部的立场是怎样的?
徐明旭：一些藏族高级干部，本来是共产党培养的翻身农奴，达赖喇嘛是他们的死对头，达赖喇嘛如果掌了权，他们就要受到追究和报复，至少会失去共产党给他们的特权。内地干部有多腐败，西藏干部就有多腐败，甚至更严重，因为天高皇帝远。
安琪：藏人对这些人怎麽看？
徐明旭：有很多西藏人和海外华人，包括民运人士，都有个错觉，似乎每个本土藏人都坚决要求独立。流亡藏人是受达赖喇嘛影响高度政治化了的，满脑子是西藏独立。西藏农牧民根本没有政治意识，他们从来就没有独立的概念。市民当然受到一定的文化教育，有政治概念了，他们中大多数也和中国普通市民一样，对自由、民主、独立是不关心的，他们关心的是反腐败、反官倒。他们看到那些藏族、汉族干部在西藏也很腐败，有钱去内地旅游，在拉萨豪华宾馆一掷千金的，就是汉藏官倒。西藏汉人受双重压迫。
安琪：从很多报道看，汉藏关系比较紧张，主要矛盾是什麽？
徐明旭：汉藏之间有个文化习惯问题。汉藏冲突问题主要出在共产党身上。共产党对西藏的政策，是以藏人为主，一切要优待藏族。比如评职称，升工资，提干部，派人到内地出差，学术交流活动等，都是藏族优先。以我来说，我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到西藏去的毕业研究生，我离开时西藏只有四个研究生，说起来我在西藏学历最高。我在很多学术杂志上发表过论文，经常收到一些邀请，参加全国性学术会，我的藏族同事说是中央民院中文系毕业，连文章都写不通，当然不会得到任何人邀请，就抢开会机会，藉口就是藏族优先。时候多了我就忍不了。在那里的汉族就是两种人，一种是掌握权力的，如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以及各个单位的主要汉族领导干部，藏人看到他们也毕恭毕敬，但是，绝大部分汉人是普通小吧部和专业人员，他们要受双重压迫，一是汉族共产党干部对他们的压迫，另外还有藏干的压迫，还要受藏族同事的压迫，什麽好事，如果两个人选一个，肯定是给藏族，不给汉族，不论你的知识水平和业务水平有多高都不行。久而久之汉人就气不过了：我放弃内地舒适生活，戴着红花到了这边，为的是建设西藏，让藏人享受现代物质文明，却变成了二等公民，还要受藏族同事的气。
安琪：藏人也说他们在自己的地方成了二等公民？
徐明旭：毛泽东时代他们是二等公民，邓小平时代就完全不一样了，汉人在西藏变成了二等公民。在西藏的汉人干部，他们的子女家属是没有公费医疗的，但藏人全部有公费医疗，包括农牧民，这是不是不平等？招工藏族优先，汉族干部的子女成年了就没有工作，考大学，藏人录取分数线只是汉人的一半，这是不是倒过来的种族歧视？
西藏不能独立
安琪：抛开可能性，你认为西藏独立这个问题能否成立？
在徐明旭看来，藏族干部唯恐失去其既得利益和特权，最不愿意西藏独立、达赖回来。
徐明旭：作为一个政治研究者，任何问题都要考虑二个方面，即理论合法性与现实可行性。联合国人权宣言讲，每个民族都有自决权，但是联合国宪章也规定，主权国家不容分裂。塞尔维亚占波斯尼亚叁分之一人口，他们全民投票要求独立，结果联合国就藉口“主权国家不容分裂”不准塞尔维亚人独立。现在世界上有20多个国家的少数民族要求独立，联合国都不让他们独立，这是双重标准。世界上有3500个民族，只有190几个国家和地区，如果这3500个民族都要独立，那不得了！很多民族是混居的，都要独立，土地怎麽划分？领土怎麽分界？只有用武力解决，这是世界的末日。
民族自决从理论上是行得通，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人民自决更荒谬，哪个范围自决？你说中国人民自决，中国有56个民族，少数民族要求独立，中国全民投票，你是少数，你肯定输，肯定独立不了。联合国、西方各国都不承认西藏独立，也没有一国承认西藏流亡政府。
安琪：如果从语言、文化、宗教等心理结构特徵来分析，西藏是不是有特殊的独立因素？
徐明旭：有很多国家内的少数民族跟主体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完全不同，如印度克什米尔的穆斯林要求独立，他们的语言和宗教跟主体民族完全不一样，谁支持它了呢？塞浦路斯的土耳其人在土耳其军队支持下，占领了塞浦路斯北部，自称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联合国拒不承认，只有土耳其承认它，美、英、法都不承认它。这种情况多了，所以说，语言宗教不同，并不能成为独立的理由。
再看可行性，达赖喇嘛还坚持“大西藏”，根据他的自传，“大西藏”只有600万藏人，却有
750万非藏人、17个民族，有的信伊斯兰教，有的不信教，如“大西藏”独立，就会造成内战，不管对谁来说，都是灾难！
汉文化还是西方文化侵略
安琪：西藏有没有独立能力？
徐明旭：达赖喇嘛在会见海外民运人士时曾说，他只要西藏自治，不要独立，因为西藏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很难独立，它只能依附中国和印度中的一个，那麽还是中国靠得住一点。他没有说为什麽，我个人分析，因为中国政府拿得出钱来。现在西藏的经济全靠汉族供给，华尔街日报1997年7月14日文章说，中国去年给西藏补贴4亿6000万美元，等於36.8亿人民币，不得了啊！我在西藏亲眼看到，如果没有中国政府补贴，西藏经济就会崩溃。西藏生产粮食和肉类，只能养活它人口叁分之二，市民吃的全是内地运去的粮食。
安琪：你说中共给了他们这麽多好处，那麽从文化传统、宗教信仰方面都有哪些变化？
徐明旭：93年我在华盛顿参加美国和平研究所召开的西藏问题讨论会，这是美国总统直属的外交政策研究机构，达赖喇嘛的首席代表洛地先生代表藏族参加会议，我作为汉族代表参加，还有很多美国西藏问题专家。一位美国教授发言，说他到西藏，满眼看到汉式建筑，看不到藏式建筑，看到很多汉式服装，很少看到藏式服装，这是汉族的文化侵略！我马上站起来说，这位先生到西藏去走马观花，他看到的电影院、百货大厦、饭店等所谓汉式建筑，实际上是西方传来的钢筋水泥平顶大楼。我拿出美国报纸西藏人示威游行的照片说，你所看到的汉式服装，其实是西式服装。所谓汉族文化侵略，实际上是西方文化侵略。西方文化侵略不仅深入到西藏，深入到中国各地，也深入到韩国、日本、台湾等亚洲各地。那个美国教授哑口无言。
藏民族的衰落
安琪：你说中国政府拨款叁亿元人民币，把文革中被摧毁的寺庙大部分修好了，还养着四万六千个喇嘛，所谓养是什麽意思？
徐明旭：喇嘛拿工资，还有公费医疗。有个美国导演拍西藏的政治研究片，来采访我，我问他们在西藏是不是看到寺庙和在那里烧香磕头的藏族老百姓？是不是看到那些念经的喇嘛？他们说看到了。我说，既然你们看到西藏老百姓和喇嘛都能自由从事宗教活动，怎麽还说西藏没有宗教自由呢？他们说：我听说那些喇嘛如果搞大规模佛教活动，要向政府报告。我说，这是因为他们要从事大规模宗教活动，就要政府拨款，他们的工资也是政府给的。就像你是一个自由撰稿人，你要美国一个基金会给你钱？事某项课题，你总要打个报告，说明一下你要干什麽吧，不然人家凭什麽给你钱呀！要你打个报告，你能说人家是在干涉你的学术自由吗？他们很惊讶：西藏寺庙是政府给钱的，美国任何宗教活动都不是国家给钱的。
安琪：据报道，西藏以前有6000多座寺庙，现在只修复了1700多座。以前大约有11万个喇嘛，现在只有4万6000个喇嘛。宗教活动较之以前，是不是有很大差距？
徐明旭：西方批判中共西藏政策，把毛泽东时代的暴行移到现在来。只说中共摧毁西藏寺庙，闭口不提中共修复寺庙。这里有个问题，中共控制喇嘛人数，因为他要发工资，所以要求定编。以前喇嘛没人发工资。美国藏学家戈尔斯坦在分析西藏民族的衰落时讲到，达赖喇嘛时代的西藏，有26%的男人是喇嘛，而尼姑的数字微乎其微。占人口四分之一的出家人按佛教规定不从事生产，不结婚生育，必然引起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和经济後果，第一，很多笨重的农牧业劳动，就要由妇女承担；第二，四分之一妇女找不到丈夫（虽然西藏人可以一夫多妻，但能够有两个以上妻子的人很少，因为他没有能力养活），那麽这也妨碍西藏人口发展。正因为有这样多问题，所以西藏曾出现很多单身母亲，而且性病流行，是共产党派大量医疗队，把西藏的梅毒治好的。但这点他们从来不提。那麽多人当喇嘛是造成西藏社会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中共限制喇嘛人数，不允许他们无限膨胀，这是巳说馈?
安琪：这是你的解释还是共产党的解释？
徐明旭：是我的解释，不是共产党的解释。中共只从发展经济的角度解释，我从人权角度解释。你讲人权，那我问你，你使那麽多妇女找不到丈夫，这是不是侵犯人权？你使那麽多妇女不得不去做本来应由男人来做的沉重的农牧业劳动，这是不是侵犯妇女的人权？再举例来说，现在西藏自治区藏族人口有230万，其中有4万6000个喇嘛，占总人口的2%。而以佛教立国的泰国，根据官方数字，和尚只占全国人口0.5%，共产党养的西藏喇嘛已经是佛教之国泰国的四倍，够高了吧！无论哪个国家都没有这样高的比例。而且没有那一个国家的宗教人士是由政府养的。
政教合一的达赖喇嘛
安琪：西藏的人权状况究竟是怎样的？
徐明旭：跟达赖喇嘛时代来比，毫无疑问，现在人权改善了很多，现在的藏人，跟现在的汉人一样，没有政治上表达不同意见的自由，没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但达赖喇嘛时代，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什麽自由也没有，他们的法律规定，农奴如果议论(还不是批评)达赖喇嘛，就要逮捕法办。当年的农奴连人身自由都没有，是主人的财产，是会说话的牲口，可以买卖。达赖喇嘛每天都在攻击共产党，但他从来不敢说，在共产党统治下，藏人就像会说话的牲口，被他们的主人随意买卖。中共给了藏人人身自由，但是没有政治自由。政治自由和人身自由相比，人身自由比政治自由更基本。邓小平给了藏人更多自由，除了政治自由，其它什麽自由都有，如文化自由，经济自由、宗教自由等。
安琪：去年又有喇嘛、尼姑上街游行，抗议中共控制宗教活动，对此如何解释？
徐明旭：说来很有意思。在90年前，西藏有叁次重大游行示威，带头的主要是喇嘛尼姑，上街的包括国家职工和无业游民。90年以後就没有大规模游行示威。原因很简单：中共给那些闹事的无业游民安排工作，给职工提高工资，分房子，然後警告他们说：这些钱是政府给的汉人的钱，你要独立，这些钱就没有了，达赖喇嘛可以给你们同样的钱吗？他口袋里有多少钱？藏人一想，对呀！就不闹了。现在喇嘛尼姑绝大多数也不闹事，只有千分之一的人闹事。今年一个美国议员去西藏回国後发表文章谴责中共，说中共禁止未经当局同意的宗教活动是侵犯宗教自由。所谓未经当局同意的的宗教活动其实是政治活动，宣扬西藏独立，散发传单。西方先进民主国家都要政教分离。喇嘛上街游行，向来朝拜的老百姓宣传藏独，这是政治活动，违反政教分离原则。
安琪：你怎样评价达赖喇嘛？
徐明旭：达赖喇嘛一夜之间，从政教合一的最高领袖变成了民主领袖，人权斗士。如果他只是在一个国家的范围，不会变成民主领袖。西藏的民族问题掩盖或者扭曲了政治制度问题。达赖喇嘛所说的自由，不是废除农奴制，他的人权也不是要解放农奴，而是要民族独立。当然达赖喇嘛在西方学习到了民主制度，他个人也是会改变的，认识到了以前的农奴制不合时宜，这个我们也要肯定。但是，达赖喇嘛至今还是政教合一的，他既是西藏人的政治领袖，又是西藏人的宗教领袖，政教合一与西方国家民主制度是反其道而行的，是反民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达赖喇嘛充其量算一个民族领袖，根本不是一个民主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