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共与达赖的谈判说起
一、中共为何不与达赖谈判？
今年六月二十七日克林顿总统在北京与江泽民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要求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对话，给中共与达赖双方增加了压力，最近听说中共与达赖正在试图接触，但还没有正式谈判的迹象。
中共从一九七九年三月主动邀请达赖的哥哥嘉乐顿珠访问北京并由邓小平接见後，与达赖方面断断续续谈判了十四年，一九三九年八月由“西藏流亡政府”
主动中断。谈判无结果的根本原因是中共要求达赖方面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的一部份，而达赖拒不承认此点。他在一九八七年与一九八八年提出的“五点和平计划”与“斯特拉斯堡计划”都要求中国撤军，中共认为是(事实也确实是)“变相独立”。一九九一年波罗的海三小国独立时，达赖深受鼓舞，宣布撤销上述计划，坚决要求完全独立，还号召新疆、内蒙也独立。中共也依然与之谈判。一九九三年八月十一日达赖突然发表谈话，说他从来不要独立，只要自治，西藏的国防外交仍由中国掌管，西藏实行“一国两制”(合众国际社同日新德里电)，听起来似乎要接受中共的条件了。就在这时，“西藏流亡政府”主动中断了谈判。由此可见，破坏谈判的是由流亡藏人的“少壮派”控制的“西藏流亡政府”。它害怕达赖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与中共妥协，因而在达赖立场软化後立即中断谈判，达赖也无可奈何。达赖自从一九五九年以来，不遗余力地教育流亡藏人仇恨中国、要求独立，如今他自己变成了被他教育出来的流亡藏人的人质。从此以後，达赖一再声明他不要独立，只要自治，要求与中共谈判。中共都答之以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份为前提，达赖则坚持“无条件谈判”，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法新社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四日电：“达赖拒绝北京谈判条件”)，所以至今谈不起来。
联合国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法律事实。中共要求达赖承认这一法律事实，是完全符合国际公法的要求。江泽民在上述记者会上重申了此点後，克林顿马上说：“我同意西藏为中国的一部份，为中国的自治区之一。我能理解为什么承认这一点必须是与达赖展开对话的先决条件。”六月二十九日“西藏流亡政府”一方面承认达赖“不寻求独立”，另一方面又坚持要求和中国政府“无条件谈判”(“西藏流亡政府”出版的《西藏通讯》一九九八年七、八月号)。他们连克林顿赞同的东西都不承认，说明他们无视国际公法与克林顿总统，根本没有谈判的诚意。
达赖方面既说不要独立只要自治，又拒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这是自相矛盾的。美国的政治学教科书指出，自治的前提是承认中央政府对自治区的主权；《美国政府与政治学词典》则说：自治低於独立，自治是在一个主权国家内部的某个地区拥有某种程度的管理内政的权利。达赖既然拒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说明他们所谓的自治不过是变相独立。达赖的弟弟丹增曲加在接受法国记者董尼德采访时一语道破了达赖的策略：“我们先求自治，然後再把中国人赶走！就像英国人被赶出印度一样！……自治将是个起步。”(董尼德：《西藏生与死》，时报出版，一九九四)达赖的如意算盘是，先在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的前提下回西藏
“自治”，等站稳脚跟後再宣布独立，重演一九五九年的事件，这是中共与达赖谈不起来的根本原因。
西藏历史上的分裂时期，是政治上分裂割据，文化上统一、协调、发展繁荣的时代。当时，阿里三围不仅是西藏佛教后宏期的开创者，而且也是西藏文化与宗教的中心。大约位于象泉河中上游一带的古格王益喜沃修建了著名的托登寺，派遣留学生前往印度学习，学成归国的大翻译家仁青桑布翻译了大量的显密经典，开创了“上路教律”，成为西藏历史上划分新旧密乘教法的分界线。１０４２年又邀请阿底峡至托登寺讲经说法、举行盛大的法会，史称
“火笼年阿里大法会”，掀起了西藏佛教后宏期的宗教热潮，托登寺当时成为西藏宗教和文化中心。由于这一中心的形成，阿里一直在西藏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藏人心目中有
“不到冈底斯山和玛旁玉措（位于冈底斯山脚的一个灵湖，和冈底斯山一起成为印度教徒和藏传佛教徒共同尊奉的圣地）、托登寺则虚此一生”的说法，可见阿里三围时期对整个西藏历史和宗教的巨大影响力。
达赖方面之所以有有恃无恐，因为有西方某些势力支持。
二、民族自决的双重标准
在冷战年代，西藏问题是西方打击中共的一翼。一九五零年中共进军西藏时，西方操纵的联合国碍於国际公法，不敢干预，达赖被迫接受《十七条协议》。一九五九年达赖逃亡後，联合国通过1353号决议，谴责中共侵犯西藏人权；一九六一年联合国通过1723号决议，要求让西藏自决。後者的依据是一九六零年联合国《关於给予殖民地国家与人民独立的普遍宣言》。然而後者本身就自相矛盾。该宣言第二条说：所有人民都有自决的权利；第六条却说：主权国家不容分裂；第七条说：主权国家内政不容干涉。西方列强便根据自己的需要，时而引用这一条，时而引用那一条，构成双重标准。比如说，当他们支持西藏独立时，就援引“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当他们禁止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独立时，就援引“主权国家不容分裂”。当年美国南方宣布独立时，林肯总统毫不犹豫地发兵镇压。在林肯纪念堂的墙上刻着一段铭文，其列举的美国人民纪念林肯的唯一理由是“他拯救了国家的统一”，一个字都未提废除黑奴。可见美国人也把国家统一放在自由、人权之上，为什么中国政府就无权拯救国家的统一呢？去年美国还发生了“德克萨斯共和国”事件，美国政府毫不犹豫地用武力镇压，为什么中国政府就无权镇压藏独呢？
在冷战年代，西藏问题是西方打击中共的一翼。一九五零年中共进军西藏时，西方操纵的联合国碍於国际公法，不敢干预，达赖被迫接受《十七条协议》。一九五九年达赖逃亡後，联合国通过1353号决议，谴责中共侵犯西藏人权；一九六一年联合国通过1723号决议，要求让西藏自决。後者的依据是一九六零年联合国《关於给予殖民地国家与人民独立的普遍宣言》。然而後者本身就自相矛盾。该宣言第二条说：所有人民都有自决的权利；第六条却说：主权国家不容分裂；第七条说：主权国家内政不容干涉。西方列强便根据自己的需要，时而引用这一条，时而引用那一条，构成双重标准。比如说，当他们支持西藏独立时，就援引“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当他们禁止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独立时，就援引“主权国家不容分裂”。当年美国南方宣布独立时，林肯总统毫不犹豫地发兵镇压。在林肯纪念堂的墙上刻着一段铭文，其列举的美国人民纪念林肯的唯一理由是“他拯救了国家的统一”，一个字都未提废除黑奴。可见美国人也把国家统一放在自由、人权之上，为什么中国政府就无权拯救国家的统一呢？去年美国还发生了“德克萨斯共和国”事件，美国政府毫不犹豫地用武力镇压，为什么中国政府就无权镇压藏独呢？
三、人权问题的Catch 22
Catch 22是美国英语的成语(idiom)，源出美国作家Joseph
Heller的同名小说，中文翻译成《第二十二条军规》，指的是永远不可能赢的两难处境，比如“
没有工作经历就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就永远不会有工作经历”。
一九八七年美国众议院通过的《关於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西藏侵犯人权的修正案》第七条第701项“发现――国会发现”：“(四)藏人在生活水平、卫生和人类服务方面，都远远落後於中国其他地区”。“(5)藏人及其他人士都担心中国鼓励移民西藏所造成的政治、文化与经济影响”。这两条单独看都很有道理，放在一起就非常荒谬。正因为西藏的生活水平、卫生、人类服务落後，所以中共派出大批工程技术人员、经济管理人员、科研人员、文化工作者、教师、医护人员及其辅助人员去西藏，大兴土木，建造医院、学校、发电厂、输电网、电视台、电台、电视转播网、公路、机场、商店、电影院、邮局、银行、公寓楼、自来水厂、上下水工程等等，旨在让藏人享受现代文明，结果却被说成“大量移民”，“用汉人淹没藏人”
，“阴谋消灭藏族”(达赖一九八七年在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的演讲)。美国的议员先生们显然希望中共给全体藏人每人发一盏阿拉丁的神灯，藏人只须对之说一声“
我要电灯、电视、电影、医院、学校、汽车、飞机……”这些东西就会自动出现，毋需中共派人去西藏大兴土木。可惜自从《天方夜谭》的时代过去以後，伊拉克不再生产阿拉丁的神灯了，中共无从进口，自己也不会制造，只好派人去西藏大兴土木，於是又被指责为“阴谋消灭藏族”。如果不派呢，又被指责为“种族歧视”―
―让藏人如此贫穷落後，无论怎样都逃不掉“侵犯人权”的罪名，这就是Catch 22。
又如美国国务院一九九七年的《西藏人权报告》也承认，中共用钜款提高了藏人的生活水平――按照美国国会上述决议的第(四)条，应该是尊重西藏人权的好事了――然而该报告却话锋一转，说中共使西藏部份社会现代化，改变了西藏的传统生活方式，破坏西藏的独特文化。又是一个Catch
22！那当然了，藏人以前点的是酥油灯、烧的是牛粪，现在点起了电灯、烧起了煤气灶；以前没有电视、电影、电话、电灯、(现代化)医院、(现代化)学校、自来水、汽车、飞机……现在有了，这就叫做改变西藏传统生活方式、毁灭西藏文化。美国电影《在西藏七年》显示，中共进藏前很久，少年达赖就在玩汽车、电影放映机、望远镜、留声机等来自英国的洋玩意儿，这都是西藏传统生活方式中没有的，其中汽车与电影放映机当时全西藏只有达赖才有。按照美国国务院的逻辑，达赖带头改变西藏传统生活方式，带头破坏西藏独特的文化！
按照达赖与西方人权卫士的逻辑，西藏只有停留在中世纪式的生活方式才算尊重人权。他们大概没有看到今日藏人特别是青年如何如饥似渴地追求现代物质文明与商业娱乐。连坚决支持西藏独立、强烈谴责中共侵犯西藏人权的法国记者董尼德都承认：“老一辈的还在手转经筒，口诵咒语，年轻的一代却梦想没有神祗、没有菩萨，只有金钱、时装、物质享受的天堂。”(《西藏生与死》)世界上所有经济落後的民族都有这种情况，美国的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与夏威夷土著也不例外。联合国一九八六年通过的《发展权宣言》说：“确认发展权也是不可剥夺的人权
”。世界公认，发展就是现代化。达赖与西方人权卫士借口“保存西藏传统文化”
，剥夺藏人的发展权，是不是另一种形式的侵犯人权呢？
达赖一贯谴责中共在西藏的中学里用汉语教授数理化生(物)是毁灭西藏语言文化，美国国务院的上述报告也指责汉文对藏族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必不可少是破坏西藏独特的语言文化。达赖隐瞒了如下事实：古老的藏文没有科技词汇，他自己在印度办的流亡藏人中学里也不得不用英语教授数理化。无怪乎美国藏学家Grunfe
ld说：“达赖喇嘛经常谴责中国在西藏自治区的学校里用汉语讲课，这听起来令人感到虚伪，因为在印度的藏族学校里，教学语言是英语。”(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按照达赖自己的逻辑，他自己也在毁灭西藏语言文化。美国国务院的先生们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不过他们应当知道，在美国的印第安保留地的学校里，教学语言也是英语，而不是印第安语。而印第安人要接受高等教育，英语更是头等重要的语言。夏威夷土著也一样。那么这算不算毁灭印第安文化、夏威夷文化呢？中共为了用藏文教授藏族学生，在一九八零年成立了专门组织，创造藏文科技词汇，编译藏文数理化生教材。一九九四年中共出版社了有史以来第一套藏文科技词典――《藏汉英数学辞典》、《藏汉英化学辞典》与《藏汉英数学辞典》。达赖如此热爱西藏文化，他一贯声称，惟有流亡藏人保存与发展了西藏文化，可他们流亡了三十九年，却编不出一本藏文科技辞典来。由此可见，至少从一九八零年起，中共比达赖更加重视保存与发展西藏文化。
古老的藏文既然连中学数理化生词汇都没有，当然更不会有大学理工医农及现代社会科学词汇。那么中共在西藏的中学里要么不教汉文，只教藏文，那么藏族学生就永远不可能在中国上大学，达赖与西方人权卫士一定会说这是种族歧视；要么既教藏文，也教汉文，达赖与西方人权卫士又说是毁灭西藏独特的语言文化(这独特就独特在没有科技词汇与现代社会科学词汇，无法译介科技知识与现代社会科学)，又是一个Catch
22。
四、达赖的“民主”与“人权”
达赖一贯谴责中共在西藏侵犯人权、进行宗教迫害，对一九五九年前的农奴制严重侵犯人权，这是美国藏学家Melvyn
C. Goldstein与A.Tom
Grunfeld的著作详细论述过的，他也无法否认，却又百般为之辩护(茉莉采访达赖，《北京之春》今年五月号)。他连正视历史上的侵犯人权的农奴制的勇气都没有，很难想像他高喊“
民主”与“人权”时有多少诚意。今年五月达赖访问美国时，竟然多地多次遇到藏族与美国喇嘛的示威，他们打着“达赖喇嘛还我宗教自由”的标语，抗议达赖喇嘛在印度流亡藏人中迫害金刚派(喇嘛教的一个派别)教徒。美国著名的时事杂志TIME
(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一日70页)与NEWSWEEK(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一日64-65页)都作了报导，前者还发了示威的照片，可以清楚地看到上述标语。这对达赖作为“民主领袖
”与“人权斗士”的形像是极大的讽刺。今年五月印度核试验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同声谴责，惟有达赖公开为印度辩护，说是印度有权发展核武器("His
Ho liness the Dalai Lama's View on India's
Nuclear Tests", World Tibet Netw ork News, 一九九八,
五月二十日)。
一九六三年的“西藏国宪法草案”规定西藏是个政教合一的国家，达赖既是宗教领袖，又是“西藏国”的终身国家元首。他至今仍以双重领袖的身份到处作政治与宗教活动。众所周知，政教合一是中世纪的特徵，也是其黑暗的根源。法国大革命就是要打倒政教合一，实行政教分离。政教分离是如今世界上所有民主国家的立国原则。法国宪法第2条规定，法兰西是政教分离的共和国。美国前总统肯尼迪一九六零年九月十二日在休斯顿演讲时说：“我认为在政教绝对分离的美国，……
任何教堂或教会都不可以获得政治特权。……任何美国官员都不得请示或接受罗马教皇、全美新教理事会或其他新教组织的政治性指示。任何美国宗教机构都不得直接或间接地将自己的意志施加於公众或政府官员。而人们的宗教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反对某一教会的行为应被视为对所有教会的反对。”(The
Harper Collins Dict ionary of America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一九九二, p.519)。达赖岂止是
“获得政治特权”而已，他作为宗教领袖，获得了绝对的政治独裁权力。许多人可能不知道，西藏的宗教分黄教、红教、白教、花教等四大派，此外还有一些小教派，达赖只是黄教的领袖。他不仅要把自己作为黄教领袖的意志施加於公众与政府官员，还要剥夺金刚派的宗教自由(按照肯尼迪的说法，这应被视为对所有教派的反对)。
毫无疑问，中共在毛泽东时代做过许多毁灭西藏宗教的坏事，但从一九七七年以来，中共拨款三亿元，在西藏自治区修复了一千七百八十七座寺庙，招收与津贴了四万六千三百八十名僧尼。诚然中共在寺庙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要求僧尼不得参加藏独活动，这是学习美国的民主制度、贯彻政教分离的原则。达赖以此指责中共进行“宗教迫害”，说明他企图利用宗教干预政治、分裂国家，这首先违背了国际公法。美国国务院的上述报告也说，中共允许许多宗教活动，但不许借宗教搞藏独或分裂。佛经里从来没有“西藏独立”的内容，喇嘛尼姑打着雪山狮子旗，利用藏人不懂政教分离、盲从喇嘛尼姑的传统煽动西藏独立，这不是宗教活动，是肯尼迪所说的把宗教组织的意志直接或间接地施加於公众与政府的宗教干预政治的活动。
至於达赖指责的中共限制喇嘛人数，确有其事。Goldtein曾指出，西藏有喇嘛越多越好的传统，而西藏的尼姑人数与喇嘛相比微不足道，旧西藏曾有四分之一强的男子当喇嘛。四分之一的男子出家为僧，按佛规不能结婚与从事生产劳动，必然有四分之一的妇女找不到丈夫，而且不得不从事本应男子从事的重体力劳动，这不是侵犯藏族妇女的人权吗？Goldtein
还说过，宗教是旧西藏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是“喇嘛王国”(指旧西藏)灭亡的根本原因(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尽管中共限制喇嘛人数，西藏目前的僧尼数仍占藏族人口的百分之二强，大大超过了佛国泰国的比例百分之零点五。
达赖一贯说中共消灭了一百二十万藏人，美国国会的多次决议也跟著说中共消灭了一百万藏人。我在以前的文章里通过藏族与中国人口增长率的比较证明了这是弥天大谎，但达赖至今仍坚持这一说法(见茉莉采访达赖)。他还在一九八七年美国国会演讲时说：中国承认由於中国大量移民，西藏自治区的藏人已变成少数。他拿得出“中国承认”的证据来吗？
五、新的冷战及其後果
苏联崩溃後，人们常说冷战结束了，然而在西藏问题上的冷战并未随之结束，反而有变本加厉之势。西方某些势力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新的冷战？我想原因有二，第一，苏联崩溃後，中共成为硕果仅存的共产大国，西方想利用藏独来打击中共。第二，西方并不满足於搞垮中共，还想利用藏独带动内蒙古、新疆独立运动，分裂中国，使之变成苏联第二。因为他们不希望看到一个十几亿黄种人的中国变成世界新超强。一九八九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被授予达赖而非八九民运领袖；近年来西方不断发出“遏制中国”的呼声就是明证。它说明西方对於分裂中国比对中国民主化更有兴趣。
有些中国民运人士也想利用藏独来打击中共，使中国民主化，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样做弊大於利。第一，达赖所要求独立或变相独立的是“大西藏”，其总面积占中国的四分之一强。按照达赖的数字，“大西藏”内共有六00万藏人，七
50万汉、彝、回、羌、土、白、怒、蒙古、纳西、栗粟、裕固、独龙、东乡、撒拉、保安、哈萨克、维吾尔等1七个民族(达赖把他们都说成是中共送去的中国移民，其荒谬不言而喻)。新疆的维吾尔人口也不足半数，内蒙的蒙古族更是少数。如果“
大西藏”、“东土耳其斯坦”与内蒙古果真独立或变相独立，就会在中国一半以上的土地上爆发波斯尼亚式的种族战争。由於“大西藏”的地图还囊括了新疆的部份土地，藏人与维吾尔人之间也会爆发争夺领土的战争，西方则会来制裁中国。中共倒不一定因此垮台，中国人民却首先遭殃，用这等办法来打击中共，包括藏族在内的中国人民付出的代价是否太大太残酷了？
第二，中国与苏联最大的差异在於俄罗斯族只占苏联人口的一半，而汉族却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二。所以只要汉族不发生内战，任何少数民族都不可能独立。而只要中共不垮台，汉族就不会打内战。藏独运动恰恰起到了帮助中共巩固政权、凝聚汉族的作用。我这样说是有事实根据的。
去年十一月一日，江泽民到哈佛大学演讲时，有三批人(藏独、台独、民运，所谓3T运动)向他示威，总数约一千人，其中藏独人数最多(大部份是美国人)，声势最大，这不足为奇。出乎以外的是竟有约四千华人手持五星红旗、高喊“热烈欢迎江主席”。其中许多人“六四”时当为大学生或研究生或在职人员，想必大部份也参加过或同情过八九民运；本科留学生那时大部份是中学生，想必也同情过八九民运，为什么他们在八年後一齐欢迎起江主席来了呢？我想不是因为他们喜欢中共的专制独裁，而是美国人对藏独的支持引起了逆反心理。有个哈佛中国留学生告诉我：“如果没有那么多美国人参加藏独示威，就不会有那么多中国人去欢迎江泽民。”江泽民到哈佛的前几天，哈佛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召开了“西藏问题讨论会”
，实际上是声讨藏独大会，会场爆满，群情激昂，开成了欢迎江泽民的动员会。甚至有个台湾来的人，也对记者痛斥藏独(以上见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日《世界日报》、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七至十三日《波士顿新闻》、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七日《舢舨》，我住在波士顿，也从电视里看到实况，听参加者谈起实况)。在这里，西方对藏独的大力支持所激起的民族主义起了很大的作用。诚然中共驻纽约领事馆也派人到波士顿来组织欢迎活动，但没有民族主义的激励，不可能动员起那么多人。於是出现了这样的悖论：西方越支持藏独达赖越活跃――某些中国精英越反感，越拥护中共
――中共的统治越巩固汉族越团结(岂止汉族，回族对藏独也极为反感。一九八九年三月五日拉萨骚乱时，藏独分子想烧拉萨的清真寺，阿訇对他们说：我们在印度有几千万穆斯林兄弟，你们敢烧我们的清真寺，我们就叫他们烧达赖在达兰萨拉的房子！藏独分子遂不敢烧)。西方某些势力与达赖本想搞垮中共、分裂中国，结果在客观上起到了帮助中共巩固统治、增强合法性、凝聚中国的作用，这对促进中国民主化也没有什么好处，毋宁是帮倒忙。
我愿借此机会奉劝某些西方人士，如果真的希望中国民主化，就应当停止刺激中国各族的民族主义，像克林顿那样告诫达赖接受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如果执意要分裂中国，那就要考虑玩火的代价。几亿难民像《黄祸》描写的那样漂洋而来，你们如何对付？
我也要奉劝达赖，如果真想回西藏，那就应当抑制“流亡政府”的激烈情绪，接受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与中国政府谈判，否则就只能终老他乡。那时藏独运动没有了举世公认的领袖，就会被国际社会淡忘(“东土耳其斯坦独立运动”搞了半世纪，就因无举世闻名的领袖，至今无声无息)，西藏问题也就可能烟消云散。
一、中共为何不与达赖谈判？
今年六月二十七日克林顿总统在北京与江泽民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要求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对话，给中共与达赖双方增加了压力，最近听说中共与达赖正在试图接触，但还没有正式谈判的迹象。
中共从一九七九年三月主动邀请达赖的哥哥嘉乐顿珠访问北京并由邓小平接见後，与达赖方面断断续续谈判了十四年，一九三九年八月由“西藏流亡政府”
主动中断。谈判无结果的根本原因是中共要求达赖方面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的一部份，而达赖拒不承认此点。他在一九八七年与一九八八年提出的“五点和平计划”与“斯特拉斯堡计划”都要求中国撤军，中共认为是(事实也确实是)“变相独立”。一九九一年波罗的海三小国独立时，达赖深受鼓舞，宣布撤销上述计划，坚决要求完全独立，还号召新疆、内蒙也独立。中共也依然与之谈判。一九九三年八月十一日达赖突然发表谈话，说他从来不要独立，只要自治，西藏的国防外交仍由中国掌管，西藏实行“一国两制”(合众国际社同日新德里电)，听起来似乎要接受中共的条件了。就在这时，“西藏流亡政府”主动中断了谈判。由此可见，破坏谈判的是由流亡藏人的“少壮派”控制的“西藏流亡政府”。它害怕达赖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与中共妥协，因而在达赖立场软化後立即中断谈判，达赖也无可奈何。达赖自从一九五九年以来，不遗余力地教育流亡藏人仇恨中国、要求独立，如今他自己变成了被他教育出来的流亡藏人的人质。从此以後，达赖一再声明他不要独立，只要自治，要求与中共谈判。中共都答之以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份为前提，达赖则坚持“无条件谈判”，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法新社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四日电：“达赖拒绝北京谈判条件”)，所以至今谈不起来。
联合国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法律事实。中共要求达赖承认这一法律事实，是完全符合国际公法的要求。江泽民在上述记者会上重申了此点後，克林顿马上说：“我同意西藏为中国的一部份，为中国的自治区之一。我能理解为什么承认这一点必须是与达赖展开对话的先决条件。”六月二十九日“西藏流亡政府”一方面承认达赖“不寻求独立”，另一方面又坚持要求和中国政府“无条件谈判”(“西藏流亡政府”出版的《西藏通讯》一九九八年七、八月号)。他们连克林顿赞同的东西都不承认，说明他们无视国际公法与克林顿总统，根本没有谈判的诚意。
达赖方面既说不要独立只要自治，又拒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这是自相矛盾的。美国的政治学教科书指出，自治的前提是承认中央政府对自治区的主权；《美国政府与政治学词典》则说：自治低於独立，自治是在一个主权国家内部的某个地区拥有某种程度的管理内政的权利。达赖既然拒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说明他们所谓的自治不过是变相独立。达赖的弟弟丹增曲加在接受法国记者董尼德采访时一语道破了达赖的策略：“我们先求自治，然後再把中国人赶走！就像英国人被赶出印度一样！……自治将是个起步。”(董尼德：《西藏生与死》，时报出版，一九九四)达赖的如意算盘是，先在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的前提下回西藏
“自治”，等站稳脚跟後再宣布独立，重演一九五九年的事件，这是中共与达赖谈不起来的根本原因。
西藏历史上的分裂时期，是政治上分裂割据，文化上统一、协调、发展繁荣的时代。当时，阿里三围不仅是西藏佛教后宏期的开创者，而且也是西藏文化与宗教的中心。大约位于象泉河中上游一带的古格王益喜沃修建了著名的托登寺，派遣留学生前往印度学习，学成归国的大翻译家仁青桑布翻译了大量的显密经典，开创了“上路教律”，成为西藏历史上划分新旧密乘教法的分界线。１０４２年又邀请阿底峡至托登寺讲经说法、举行盛大的法会，史称
“火笼年阿里大法会”，掀起了西藏佛教后宏期的宗教热潮，托登寺当时成为西藏宗教和文化中心。由于这一中心的形成，阿里一直在西藏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藏人心目中有
“不到冈底斯山和玛旁玉措（位于冈底斯山脚的一个灵湖，和冈底斯山一起成为印度教徒和藏传佛教徒共同尊奉的圣地）、托登寺则虚此一生”的说法，可见阿里三围时期对整个西藏历史和宗教的巨大影响力。
达赖方面之所以有有恃无恐，因为有西方某些势力支持。
二、民族自决的双重标准
在冷战年代，西藏问题是西方打击中共的一翼。一九五零年中共进军西藏时，西方操纵的联合国碍於国际公法，不敢干预，达赖被迫接受《十七条协议》。一九五九年达赖逃亡後，联合国通过1353号决议，谴责中共侵犯西藏人权；一九六一年联合国通过1723号决议，要求让西藏自决。後者的依据是一九六零年联合国《关於给予殖民地国家与人民独立的普遍宣言》。然而後者本身就自相矛盾。该宣言第二条说：所有人民都有自决的权利；第六条却说：主权国家不容分裂；第七条说：主权国家内政不容干涉。西方列强便根据自己的需要，时而引用这一条，时而引用那一条，构成双重标准。比如说，当他们支持西藏独立时，就援引“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当他们禁止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独立时，就援引“主权国家不容分裂”。当年美国南方宣布独立时，林肯总统毫不犹豫地发兵镇压。在林肯纪念堂的墙上刻着一段铭文，其列举的美国人民纪念林肯的唯一理由是“他拯救了国家的统一”，一个字都未提废除黑奴。可见美国人也把国家统一放在自由、人权之上，为什么中国政府就无权拯救国家的统一呢？去年美国还发生了“德克萨斯共和国”事件，美国政府毫不犹豫地用武力镇压，为什么中国政府就无权镇压藏独呢？
在冷战年代，西藏问题是西方打击中共的一翼。一九五零年中共进军西藏时，西方操纵的联合国碍於国际公法，不敢干预，达赖被迫接受《十七条协议》。一九五九年达赖逃亡後，联合国通过1353号决议，谴责中共侵犯西藏人权；一九六一年联合国通过1723号决议，要求让西藏自决。後者的依据是一九六零年联合国《关於给予殖民地国家与人民独立的普遍宣言》。然而後者本身就自相矛盾。该宣言第二条说：所有人民都有自决的权利；第六条却说：主权国家不容分裂；第七条说：主权国家内政不容干涉。西方列强便根据自己的需要，时而引用这一条，时而引用那一条，构成双重标准。比如说，当他们支持西藏独立时，就援引“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当他们禁止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独立时，就援引“主权国家不容分裂”。当年美国南方宣布独立时，林肯总统毫不犹豫地发兵镇压。在林肯纪念堂的墙上刻着一段铭文，其列举的美国人民纪念林肯的唯一理由是“他拯救了国家的统一”，一个字都未提废除黑奴。可见美国人也把国家统一放在自由、人权之上，为什么中国政府就无权拯救国家的统一呢？去年美国还发生了“德克萨斯共和国”事件，美国政府毫不犹豫地用武力镇压，为什么中国政府就无权镇压藏独呢？
三、人权问题的Catch 22
Catch 22是美国英语的成语(idiom)，源出美国作家Joseph
Heller的同名小说，中文翻译成《第二十二条军规》，指的是永远不可能赢的两难处境，比如“
没有工作经历就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就永远不会有工作经历”。
一九八七年美国众议院通过的《关於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西藏侵犯人权的修正案》第七条第701项“发现――国会发现”：“(四)藏人在生活水平、卫生和人类服务方面，都远远落後於中国其他地区”。“(5)藏人及其他人士都担心中国鼓励移民西藏所造成的政治、文化与经济影响”。这两条单独看都很有道理，放在一起就非常荒谬。正因为西藏的生活水平、卫生、人类服务落後，所以中共派出大批工程技术人员、经济管理人员、科研人员、文化工作者、教师、医护人员及其辅助人员去西藏，大兴土木，建造医院、学校、发电厂、输电网、电视台、电台、电视转播网、公路、机场、商店、电影院、邮局、银行、公寓楼、自来水厂、上下水工程等等，旨在让藏人享受现代文明，结果却被说成“大量移民”，“用汉人淹没藏人”
，“阴谋消灭藏族”(达赖一九八七年在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的演讲)。美国的议员先生们显然希望中共给全体藏人每人发一盏阿拉丁的神灯，藏人只须对之说一声“
我要电灯、电视、电影、医院、学校、汽车、飞机……”这些东西就会自动出现，毋需中共派人去西藏大兴土木。可惜自从《天方夜谭》的时代过去以後，伊拉克不再生产阿拉丁的神灯了，中共无从进口，自己也不会制造，只好派人去西藏大兴土木，於是又被指责为“阴谋消灭藏族”。如果不派呢，又被指责为“种族歧视”―
―让藏人如此贫穷落後，无论怎样都逃不掉“侵犯人权”的罪名，这就是Catch 22。
又如美国国务院一九九七年的《西藏人权报告》也承认，中共用钜款提高了藏人的生活水平――按照美国国会上述决议的第(四)条，应该是尊重西藏人权的好事了――然而该报告却话锋一转，说中共使西藏部份社会现代化，改变了西藏的传统生活方式，破坏西藏的独特文化。又是一个Catch
22！那当然了，藏人以前点的是酥油灯、烧的是牛粪，现在点起了电灯、烧起了煤气灶；以前没有电视、电影、电话、电灯、(现代化)医院、(现代化)学校、自来水、汽车、飞机……现在有了，这就叫做改变西藏传统生活方式、毁灭西藏文化。美国电影《在西藏七年》显示，中共进藏前很久，少年达赖就在玩汽车、电影放映机、望远镜、留声机等来自英国的洋玩意儿，这都是西藏传统生活方式中没有的，其中汽车与电影放映机当时全西藏只有达赖才有。按照美国国务院的逻辑，达赖带头改变西藏传统生活方式，带头破坏西藏独特的文化！
按照达赖与西方人权卫士的逻辑，西藏只有停留在中世纪式的生活方式才算尊重人权。他们大概没有看到今日藏人特别是青年如何如饥似渴地追求现代物质文明与商业娱乐。连坚决支持西藏独立、强烈谴责中共侵犯西藏人权的法国记者董尼德都承认：“老一辈的还在手转经筒，口诵咒语，年轻的一代却梦想没有神祗、没有菩萨，只有金钱、时装、物质享受的天堂。”(《西藏生与死》)世界上所有经济落後的民族都有这种情况，美国的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与夏威夷土著也不例外。联合国一九八六年通过的《发展权宣言》说：“确认发展权也是不可剥夺的人权
”。世界公认，发展就是现代化。达赖与西方人权卫士借口“保存西藏传统文化”
，剥夺藏人的发展权，是不是另一种形式的侵犯人权呢？
达赖一贯谴责中共在西藏的中学里用汉语教授数理化生(物)是毁灭西藏语言文化，美国国务院的上述报告也指责汉文对藏族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必不可少是破坏西藏独特的语言文化。达赖隐瞒了如下事实：古老的藏文没有科技词汇，他自己在印度办的流亡藏人中学里也不得不用英语教授数理化。无怪乎美国藏学家Grunfe
ld说：“达赖喇嘛经常谴责中国在西藏自治区的学校里用汉语讲课，这听起来令人感到虚伪，因为在印度的藏族学校里，教学语言是英语。”(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按照达赖自己的逻辑，他自己也在毁灭西藏语言文化。美国国务院的先生们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不过他们应当知道，在美国的印第安保留地的学校里，教学语言也是英语，而不是印第安语。而印第安人要接受高等教育，英语更是头等重要的语言。夏威夷土著也一样。那么这算不算毁灭印第安文化、夏威夷文化呢？中共为了用藏文教授藏族学生，在一九八零年成立了专门组织，创造藏文科技词汇，编译藏文数理化生教材。一九九四年中共出版社了有史以来第一套藏文科技词典――《藏汉英数学辞典》、《藏汉英化学辞典》与《藏汉英数学辞典》。达赖如此热爱西藏文化，他一贯声称，惟有流亡藏人保存与发展了西藏文化，可他们流亡了三十九年，却编不出一本藏文科技辞典来。由此可见，至少从一九八零年起，中共比达赖更加重视保存与发展西藏文化。
古老的藏文既然连中学数理化生词汇都没有，当然更不会有大学理工医农及现代社会科学词汇。那么中共在西藏的中学里要么不教汉文，只教藏文，那么藏族学生就永远不可能在中国上大学，达赖与西方人权卫士一定会说这是种族歧视；要么既教藏文，也教汉文，达赖与西方人权卫士又说是毁灭西藏独特的语言文化(这独特就独特在没有科技词汇与现代社会科学词汇，无法译介科技知识与现代社会科学)，又是一个Catch
22。
四、达赖的“民主”与“人权”
达赖一贯谴责中共在西藏侵犯人权、进行宗教迫害，对一九五九年前的农奴制严重侵犯人权，这是美国藏学家Melvyn
C. Goldstein与A.Tom
Grunfeld的著作详细论述过的，他也无法否认，却又百般为之辩护(茉莉采访达赖，《北京之春》今年五月号)。他连正视历史上的侵犯人权的农奴制的勇气都没有，很难想像他高喊“
民主”与“人权”时有多少诚意。今年五月达赖访问美国时，竟然多地多次遇到藏族与美国喇嘛的示威，他们打着“达赖喇嘛还我宗教自由”的标语，抗议达赖喇嘛在印度流亡藏人中迫害金刚派(喇嘛教的一个派别)教徒。美国著名的时事杂志TIME
(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一日70页)与NEWSWEEK(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一日64-65页)都作了报导，前者还发了示威的照片，可以清楚地看到上述标语。这对达赖作为“民主领袖
”与“人权斗士”的形像是极大的讽刺。今年五月印度核试验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同声谴责，惟有达赖公开为印度辩护，说是印度有权发展核武器("His
Ho liness the Dalai Lama's View on India's
Nuclear Tests", World Tibet Netw ork News, 一九九八,
五月二十日)。
一九六三年的“西藏国宪法草案”规定西藏是个政教合一的国家，达赖既是宗教领袖，又是“西藏国”的终身国家元首。他至今仍以双重领袖的身份到处作政治与宗教活动。众所周知，政教合一是中世纪的特徵，也是其黑暗的根源。法国大革命就是要打倒政教合一，实行政教分离。政教分离是如今世界上所有民主国家的立国原则。法国宪法第2条规定，法兰西是政教分离的共和国。美国前总统肯尼迪一九六零年九月十二日在休斯顿演讲时说：“我认为在政教绝对分离的美国，……
任何教堂或教会都不可以获得政治特权。……任何美国官员都不得请示或接受罗马教皇、全美新教理事会或其他新教组织的政治性指示。任何美国宗教机构都不得直接或间接地将自己的意志施加於公众或政府官员。而人们的宗教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反对某一教会的行为应被视为对所有教会的反对。”(The
Harper Collins Dict ionary of America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一九九二, p.519)。达赖岂止是
“获得政治特权”而已，他作为宗教领袖，获得了绝对的政治独裁权力。许多人可能不知道，西藏的宗教分黄教、红教、白教、花教等四大派，此外还有一些小教派，达赖只是黄教的领袖。他不仅要把自己作为黄教领袖的意志施加於公众与政府官员，还要剥夺金刚派的宗教自由(按照肯尼迪的说法，这应被视为对所有教派的反对)。
毫无疑问，中共在毛泽东时代做过许多毁灭西藏宗教的坏事，但从一九七七年以来，中共拨款三亿元，在西藏自治区修复了一千七百八十七座寺庙，招收与津贴了四万六千三百八十名僧尼。诚然中共在寺庙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要求僧尼不得参加藏独活动，这是学习美国的民主制度、贯彻政教分离的原则。达赖以此指责中共进行“宗教迫害”，说明他企图利用宗教干预政治、分裂国家，这首先违背了国际公法。美国国务院的上述报告也说，中共允许许多宗教活动，但不许借宗教搞藏独或分裂。佛经里从来没有“西藏独立”的内容，喇嘛尼姑打着雪山狮子旗，利用藏人不懂政教分离、盲从喇嘛尼姑的传统煽动西藏独立，这不是宗教活动，是肯尼迪所说的把宗教组织的意志直接或间接地施加於公众与政府的宗教干预政治的活动。
至於达赖指责的中共限制喇嘛人数，确有其事。Goldtein曾指出，西藏有喇嘛越多越好的传统，而西藏的尼姑人数与喇嘛相比微不足道，旧西藏曾有四分之一强的男子当喇嘛。四分之一的男子出家为僧，按佛规不能结婚与从事生产劳动，必然有四分之一的妇女找不到丈夫，而且不得不从事本应男子从事的重体力劳动，这不是侵犯藏族妇女的人权吗？Goldtein
还说过，宗教是旧西藏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是“喇嘛王国”(指旧西藏)灭亡的根本原因(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尽管中共限制喇嘛人数，西藏目前的僧尼数仍占藏族人口的百分之二强，大大超过了佛国泰国的比例百分之零点五。
达赖一贯说中共消灭了一百二十万藏人，美国国会的多次决议也跟著说中共消灭了一百万藏人。我在以前的文章里通过藏族与中国人口增长率的比较证明了这是弥天大谎，但达赖至今仍坚持这一说法(见茉莉采访达赖)。他还在一九八七年美国国会演讲时说：中国承认由於中国大量移民，西藏自治区的藏人已变成少数。他拿得出“中国承认”的证据来吗？
五、新的冷战及其後果
苏联崩溃後，人们常说冷战结束了，然而在西藏问题上的冷战并未随之结束，反而有变本加厉之势。西方某些势力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新的冷战？我想原因有二，第一，苏联崩溃後，中共成为硕果仅存的共产大国，西方想利用藏独来打击中共。第二，西方并不满足於搞垮中共，还想利用藏独带动内蒙古、新疆独立运动，分裂中国，使之变成苏联第二。因为他们不希望看到一个十几亿黄种人的中国变成世界新超强。一九八九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被授予达赖而非八九民运领袖；近年来西方不断发出“遏制中国”的呼声就是明证。它说明西方对於分裂中国比对中国民主化更有兴趣。
有些中国民运人士也想利用藏独来打击中共，使中国民主化，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样做弊大於利。第一，达赖所要求独立或变相独立的是“大西藏”，其总面积占中国的四分之一强。按照达赖的数字，“大西藏”内共有六00万藏人，七
50万汉、彝、回、羌、土、白、怒、蒙古、纳西、栗粟、裕固、独龙、东乡、撒拉、保安、哈萨克、维吾尔等1七个民族(达赖把他们都说成是中共送去的中国移民，其荒谬不言而喻)。新疆的维吾尔人口也不足半数，内蒙的蒙古族更是少数。如果“
大西藏”、“东土耳其斯坦”与内蒙古果真独立或变相独立，就会在中国一半以上的土地上爆发波斯尼亚式的种族战争。由於“大西藏”的地图还囊括了新疆的部份土地，藏人与维吾尔人之间也会爆发争夺领土的战争，西方则会来制裁中国。中共倒不一定因此垮台，中国人民却首先遭殃，用这等办法来打击中共，包括藏族在内的中国人民付出的代价是否太大太残酷了？
第二，中国与苏联最大的差异在於俄罗斯族只占苏联人口的一半，而汉族却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二。所以只要汉族不发生内战，任何少数民族都不可能独立。而只要中共不垮台，汉族就不会打内战。藏独运动恰恰起到了帮助中共巩固政权、凝聚汉族的作用。我这样说是有事实根据的。
去年十一月一日，江泽民到哈佛大学演讲时，有三批人(藏独、台独、民运，所谓3T运动)向他示威，总数约一千人，其中藏独人数最多(大部份是美国人)，声势最大，这不足为奇。出乎以外的是竟有约四千华人手持五星红旗、高喊“热烈欢迎江主席”。其中许多人“六四”时当为大学生或研究生或在职人员，想必大部份也参加过或同情过八九民运；本科留学生那时大部份是中学生，想必也同情过八九民运，为什么他们在八年後一齐欢迎起江主席来了呢？我想不是因为他们喜欢中共的专制独裁，而是美国人对藏独的支持引起了逆反心理。有个哈佛中国留学生告诉我：“如果没有那么多美国人参加藏独示威，就不会有那么多中国人去欢迎江泽民。”江泽民到哈佛的前几天，哈佛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召开了“西藏问题讨论会”
，实际上是声讨藏独大会，会场爆满，群情激昂，开成了欢迎江泽民的动员会。甚至有个台湾来的人，也对记者痛斥藏独(以上见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日《世界日报》、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七至十三日《波士顿新闻》、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七日《舢舨》，我住在波士顿，也从电视里看到实况，听参加者谈起实况)。在这里，西方对藏独的大力支持所激起的民族主义起了很大的作用。诚然中共驻纽约领事馆也派人到波士顿来组织欢迎活动，但没有民族主义的激励，不可能动员起那么多人。於是出现了这样的悖论：西方越支持藏独达赖越活跃――某些中国精英越反感，越拥护中共
――中共的统治越巩固汉族越团结(岂止汉族，回族对藏独也极为反感。一九八九年三月五日拉萨骚乱时，藏独分子想烧拉萨的清真寺，阿訇对他们说：我们在印度有几千万穆斯林兄弟，你们敢烧我们的清真寺，我们就叫他们烧达赖在达兰萨拉的房子！藏独分子遂不敢烧)。西方某些势力与达赖本想搞垮中共、分裂中国，结果在客观上起到了帮助中共巩固统治、增强合法性、凝聚中国的作用，这对促进中国民主化也没有什么好处，毋宁是帮倒忙。
我愿借此机会奉劝某些西方人士，如果真的希望中国民主化，就应当停止刺激中国各族的民族主义，像克林顿那样告诫达赖接受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如果执意要分裂中国，那就要考虑玩火的代价。几亿难民像《黄祸》描写的那样漂洋而来，你们如何对付？
我也要奉劝达赖，如果真想回西藏，那就应当抑制“流亡政府”的激烈情绪，接受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与中国政府谈判，否则就只能终老他乡。那时藏独运动没有了举世公认的领袖，就会被国际社会淡忘(“东土耳其斯坦独立运动”搞了半世纪，就因无举世闻名的领袖，至今无声无息)，西藏问题也就可能烟消云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