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之源－－湖南农民运动揭开序幕

[大头鱼]

暴力之源－－湖南农民运动揭开序幕 　　蔡咏梅
　　由于刻意的美化与筛选，中共早期历史、早期领导人给世人似乎只留下「抛头颅洒热血」的崇高浪漫形象。其实为信仰视死如归如果缺少悲天悯人的情怀可能是很可怕的事，否则以自杀炸弹发动恐怖活动的宗教极端份子也可以成为歌颂的对象。
　　研读中共党史，我发现中共早期领导人，包括熬到革命成功坐上江山的毛刘周朱等，确如他们所说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他们在信仰上狂热极端，「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但他们缺乏普通人的情感，不讲亲情友谊，虽声称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但却轻视有血有肉的个体生命，以至冷酷嗜血，滥杀无辜。
　　早期领袖都有冷血滥杀的记录:中共大多数领导人都是知识份子，但这些白面书生，如王明、毛泽东、周恩来、夏曦、关向应、陈昌浩、张国焘等竟然最后都成了杀人魔王。比如夏曦，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自幼聪颖好学，长于写作和宣传，曾主编《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在《新民周报》和《救国周刊》上发表过许多文章。但这位「救国书生」，一九三Ο年领导湘鄂西苏区肃反，大开杀戒，用尽酷刑屠杀自己的革命同志一万多人，许多死者都是与他出生入死的老战友，毛泽东《蝶恋花》词「我失骄杨君失柳」的柳直荀，湘鄂西苏区的领导人之一，与夏曦原是同乡旧识革命老战友，私交很好，但也被夏曦处决，柳直荀和一批湘鄂西领导人，居然是在一个批斗现场乱棍打死。
　　北京大学毕业的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和鄂豫皖苏区肃反杀了一万多自己的战友，张国焘还亲自坐堂刑讯逼供，施用的酷刑包括灌辣椒水，手指头钉竹签，站火砖，捆绑吊打等。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是被活活打死的。徐向前后来才听说她死前受过酷刑，「打得不成样子」。但徐向前的反应也不近人情，听说老婆被补受审查，竟是「不便打听」，后来到了延安事过境迁才质问当事人为甚么要杀他的老婆。母爱是人类最伟大的感情，但当年女红军女共产党员为革命抛弃自己的亲生骨肉非常普遍，并非几个孤案。
　　天津南开大学学生、留法生周恩来和上海大学学生国学修养深厚的康生一九三一年在上海以恐怖手段惩治叛徒，率领中共特工亲执斧头砍死顾顺章一家老弱妇孺十几人。
　　这样的例子绝非仅有。为甚么这些有救国救民之心的书生会如此残忍冷血？

首先，在于他们终身奉献的组织――以列宁极权主义模式建立的中国共产党把暴力崇高化合法化，崇尚鲜血（红）的颜色，要以「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即大流血来改造社会。如一九二七年中共决定发动秋收起义的「两湖暴动决议案」赤裸裸地大量使用杀戮的字眼：「杀尽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杀戮反革命的军官」，「屠杀反动官吏」等等。
　　第二，这个党只讲党性不讲人性，强调「铁的纪律」、「党的独裁」、「每一个同志要牺牲自己的意志，感情和前途，以保卫党的团结」（中共二大《关于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决议》）。
　　第三，这个党相信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可以欺骗，可以让无数无辜者牺牲。数十年标榜目的很崇高，手段可以很暴烈，很残忍，很无情，甚至很卑鄙。有「小资产阶级温情」的人即使被其崇高目的所感动参加这个党，最后也不免忍受不了革命的鲜血和污秽，成为「革命的逃兵」，那些坚贞不移的共产党人，都是一夥被训练洗脑丧失人性、冷酷残忍的异类，就像是所谓的「中邪」一样。因此，以有人说共产党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邪教。
　　毛的湖南农民暴动是国共仇杀之源
　　中共早期的革命有中共宣传的理想化的一面，更有中共刻意掩盖的土匪的一面。
　　二十年代国民北伐战争时国民党与共产党从合作到分裂，最后兵戎相见血腥仇杀，最根本原因是国民党代表的阶级是中共革命的对象，合作只是中共的权宜之计，直接导因则是中共民粹主义的工农运动过度暴力。而使国共提早分手。如湖南国民军人许克祥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大杀共产党人，即与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的暴民恐怖有关。政大教授王健民所著《中国共产党史》记载甚详。
　　毛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始于一九二五年冬，时蒋介石尚未清党，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军进入南京，农民运动出现高潮，全省农会已号称有五百一十八万人，实行一切权力归农会。形成赤色恐怖气氛。毛泽东为湖南农运辩护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运动的暴民形象已有很真实的描述，后来红卫兵以此为榜样，打人抄家，将「牛鬼蛇神」走资派剃阴阳头戴高帽游街示众，以至毒打致死这闻名的文革红色恐怖，就是当年湖南农民运动如何的无法无天的翻版。
　　当时中共与宁汉分裂后的国民党左派汪精卫尚是革命的盟友，汪控制的国民革命军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他们在前线与军阀作战，他们的家属在后方却受到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的迫害。马日事变后陈独秀于六月致电共产国际的电文承认湖南农运过激酿成马日事变。他在电文中说，「当时北伐军官家属土地和财产被没收，亲戚被逮捕，平白遭受拘捕与惩罚，米的运输受阻，向商人勒捐，农民抢米粮，吃大户，士兵寄回家中的少数金钱均被农民没收与瓜分。」陈独秀说，「这些过火行动迫使出身小地主阶级与豪绅土匪的军人们，结成反共反农民联合阵线。尤其是家人曾遭受压害的军人更感到痛苦」。他在另一篇文章《湖南政变与讨论》中说，「长沙五月二十一日事变，自然和湖南农民运动的幼稚行为不无关系。」
　　毛泽东的战友柳直荀在回忆马日事变的文章中也承认湖南工农运动使国民革命军人从支持共产党转而反共。他在文章中说，国民党军人「熊震，当他卫戍长沙的时候，表示很左，及开到辰州，听说他岳父被捉了游乡，勃然大怒，而开始极端的反工农运动」。国民党元老，同情共产党的谭延□也因女婿（长沙大资本家之孙）受到农会勒索而不得不发电报向共产党说情。曾任中共总书记的瞿秋白也指责「农民运动居然侵犯到了革命军官的田产。」
　　杀毛泽东妻子的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为国民党左派唐生智部下，马日事变前两日他在河南作战时，长沙总工会，抄了他在长沙的家并逮捕了他的父亲游街。何键闻讯后急电湖南省政府，大骂总工会捣乱后方。
　　而最叫国民党震惊的是农会杀湖南大知识份子叶德辉。叶当时是湖南的名士，看不惯农会的暴民作风，在农会开会时送了一幅对联意涵讥讽：
　　「农运久长，稻梁菽麦黍稷，一班杂种；会场广大，马牛羊鸡亍犬，都是畜生。」
　　中国传统读书人有了名，闹点小脾气社会一般不以为忤，统治者也不敢随便杀他们。但叶德辉一代名士，竟因一幅对联被共产党以「封建馀孽豪绅领袖」的罪名公开处决了。柳直荀说，叶被枪决后，形势急转直下。湖南绅界震动，纷纷投身军队，军界一片反共情绪。马日事变后武汉政府仍未与中共绝裂，唐生智还处分了许克祥，因为当时武汉政府仍在接受苏联的援助，据蔡和森说，汪精卫和唐生智仍在催苏联顾问鲍罗廷将苏联借款尽快汇给武汉政府，以作北伐军东征军费。但在全军即将哗变的压力下「何键公开宣称『不分共不能衷征，不愿为CP东征』」。不得不与共产党分道扬□，宣布「分共」。
　　中共早期革命完全可以用「烧杀掳掠」一词来形容。在一九二八年在闽西发动多次暴动的中共党员传柏翠原是日本东京政治大学学生，一九二七年入党。一九三零年他在闽西苏区肃反挨整，写信给闽西特委领导人邓子恢诉苦，信中提到，「我过去是一个做公开斗争工作的，杀人烧屋的勾当不知干了多少。」
　　中共不仅烧杀土豪劣绅，国民党军官、官吏，也以烧光杀光政策来迫使农民民上梁山。十几万苏区农民跟著中共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就是迫于无奈，因为他们双手沾过「土豪」的鲜血。大陆出的《苏区肃反大纪实》记述夏曦在湘鄂西苏区第四次肃反将一批红军开除军籍，但这些红军苦苦哀求要不赶他们走，因为他们是「打土豪，分田地参加革命的贫苦农民，有家不能归，不跟共产党走只有死路一条。」一九九三年出的《中国左祸》一书如此来形容中共当时的「烧杀政策」焦土政策：「一座座村庄，烧成废墟，百里无鸡鸣，一片片焦土，啼号不绝，苍生痛哭，群群百姓，无家可归，骨肉流离散」。
　　笔者最近看到当时毛泽东中央红军一军团红四军政治部编的一份两万字「筹款须知」，是专门向红军讲授如何向地主、商人和富农绑架勒索财物的教材，其行径与土匪完全没有区别。
　　这个勒索指南传授了九个步骤。
　　第一步是，精密调查，方法包括「要找到贫苦勇敢的工农份子或流氓份子，找些土豪财物或鸦片烟，酒肉等，秘密给那些贫苦工农」，小孩或流氓份子，其至许赏他们的金钱以引诱他「说实话」。
　　第二步是，捉人「实为绑架」，特别强调要提以当家的父母独生子女以「上有父母、下有儿女的为最重要，同时未嫁的女，又只有一个，或媳妇怀孕，娘家又厉害的也为重要。收押的人必须常用宣传与恐吓的手段分别轻重对付。」
　　第三步是，多贴条子，即将勒索对象写上条子贴出公开恐吓，该条指示，「不管地主，大商人，富农，凡在政策下可以筹得，都要贴，以免漏网」。
　　第四步是，软硬兼施加紧催款。文件所指的硬方式是以要烧要杀的形式恐吓。称「在必要时，没收一家财物，烧一家房屋，或杀一个土豪」。
　　第五步是，「做好做歹，雷厉风行」，「到筹款时候，必须动员群众，调查的调查，贴布告的贴布告，以及向群众宣传的，向代表（按：被勒索者的代表）交涉和催款的，散布凶吉消息（即要杀人烧屋）的，做转弯的，提洋油的，磨马刀的，打土豪的，没收财物的，散发东西的，督促的，各种工作人员都要雷厉风行……才能使财宝滚滚而来」。
　　大概中共早期美化自己的宣传尚未炉火纯青，因此有这样赤裸裸的绑架勒索教材，暴力敛财连独生子、儿童、黄花闺女和怀孕妇都不放过，手段如此卑劣残忍，比某些讲义气的土匪都不如。
　　红军点天灯残杀国军师长张辉瓒　
　　共产党指责国民党抓壮丁，其实共产党也抓，而且抓得更霸道，更蛮横。
　　国共第一次内战，在国民党三次围剿后，中共兵员不足，遂展开一波又一波的扩红运动，甚至下令突击。
　　当时中共的苏区已是以红军为核心的暴力极权社会，有自上到下，直到村庄的各级苏维埃政权，有共青团，赤卫军，少先队，贫农团，工会，女工农妇代表会等群众专政团体，并有权力极大的政治特务机关国家保卫局和工农检察会，对苏区行了严密的红色恐怖控制。因此中共扩红，以强大的政权力量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强迫农民参加红军，使农民无所逃遁。
　　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开始的扩红突击运动限定十二月底，全苏区要扩红二万五千人，中央派出突击队到各省各县去抓壮丁，抓到后各突击队还集中押送到各补充师团，「保障路上不逃亡」，而且连小孩，老弱也不放过，中共文件指示，「小孩老弱不合格的到其他机关工作，如伙夫、事务员、交通员等」。
　　在中共的突击下，几乎每家壮男都被迫参加红军，有农民被逼得投河自尽或自残，有青年女子怕当军属主动嫁四五十岁的老头子。
　　中国二十世纪初以来社会屡经变革，但在中共引进阶级暴力革命之前，这些变革的暴力成份都很小，辛亥革命甚至可以说是和平的，但只有社会变革因共产党煽动变成不同阶级你死我活的斗争后，中国的近代史才变得空前的血腥和恐怖起来。可以说共产党是血腥暴力的挑动者，他们当然不能期望他们要消灭的敌人会对它心慈手软。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人是一种报复和防恶行为，，共产党也就更为可怕地杀国民党和它的阶级敌人。一九三零年九月毛泽东率红军攻陷江西吉安后，大举屠杀，在占领的四十五天内，肃反会每天贴出的布告都有几百人，总计杀了一万人以上。
　　毛泽东一首《反第一次大围剿》词有「前头捉了张辉瓒」一句。张辉瓒是国军第九路军第十八师师长，江西剿匪总司令，张在江西龙冈被俘后，共产党用了非常残忍的手段来报复，据后来背弃革命的红一方面第三军团第七军军长的龚楚说，张被俘后被红军以铁丝穿手反□，受尽了士兵的鞭鞑及各种酷刑，然后将他手脚捆绑，点天灯，死后割下其头，以木盒盛著，放于河里，便它顺流出白区，籍以警告国军。这是一段被完全封锁的历史。
　　

 

[Fisher2004]

陈公博

陈公博是广东乳源县人，清光绪壬辰(1892)年出生于广州，幼时受到较好的教育。其父陈致美曾任广西提督，解职后居于广州，在漫游南洋时结识孙中山，参加兴中会。1906年，陈致美策划反清武装起义，让14岁的陈公博参与其事，并随同出巡湘、赣。翌年，陈致美起事未成，却被清军包围。陈致美令陈公博先行逃脱，自身就缚，被处永远监禁。陈公博逃回广州不久，避居香港，在一家报馆任校对。一年后返广州，考入育才书社。

　　辛亥革命后，广东独立，陈致美出狱，当选为省议会议员，并任广东都督府军事顾问。年仅19岁的陈公博，依仗其父名气，成了乳源县的挂名议员和民军参谋长。其父因其学识不够，命其辞职，充当学兵(学生军)。陈公博在此期间参加了同盟会。南北统一后，学生军解散，其父命其弃武习文，从英美学校教师学习。不久，其父病逝，陈回广州育才书社任助教。两年后，考入广东法政专门学校攻读法律。

　　1917年，陈公博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他虽然没有积极参加1919年的五四运动，但身处新文化运动堡垒的北大，在思想上受到校长蔡元培和教授陈独秀等的影响。1920年他于北大毕业后，被广东法政学校聘为教授，同时任广东教育会评议、宣讲员养成所所长。后又任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同年10月，他和北大同学谭平山等创办厂《群报》，介绍新思想，新文化，他为总编辑。

　　1920年底，陈独秀到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公博任该会出版科长。在陈独秀的影响下，陈公博和谭平山等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于1921年初建立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这时，汪精卫任广东教育会会长，对陈公博的文笔、才智颇为赏识，汪、陈接触日多。

　　1921年7月，经陈独秀提议，陈公博作为广东代表，去上海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来，陈公博担任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组织委员，在工人运动、特别是在香港海员大罢工中起过作用。后他不接受党组织劝告，决意要去美国留学研究经济学，并白行宣布脱离中共，而被中共开除党籍。

　　1923年2月，陈公博抵美，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经济学。在美国他竟然公开宣布中国不能实行共产主义。

　　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后，需要大批干部，广东省省长廖仲恺希望陈公博回国。陈公博获文学硕士学位后，于1925年春回国到了广州，任广东大学教授。在汪精卫、廖仲恺的鼓励下，陈公博决心从事政治，加入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新设置的职务)。同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汪精卫为主席，陈公博任军委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兼广东省省务会议委员、省政府农工厅长。廖仲恺遇刺身亡后，陈又：厂同年9月继任国民党农民部长。12月兼代广东大学校长。在翌年1月的国民党二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他赞同蒋介石限制、打击共产党的主张。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陈公博被蒋介石任命为北伐军总司令部政务局局长，并随军行动。同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陈任湖北省政府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兼湖北省交涉员(外交特派员)、江汉关监督。11月，北伐军攻克南昌，陈于12月任江西省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在任内打击、排挤共产党人。当时蒋介石企图迁都南昌，以便将革命政府掌握在自己手中，但遭到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反对。陈公博以自己的反共立场向蒋贡献计策：“共产党虽然在武汉气势很盛，而军队毕竟附和者不多，若果总司令能够迁汉，必然可以镇压下去，未来的祸害必然可以预先无形消弭。”“要镇压共产党，不止国民政府要搬去。就是总司令部也要搬去。”

　　1927年3月，陈公博从江西来到武汉，参加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曾被指定为人全秘书长，并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兼工人部长。

　　四・一二事变后，陈公博认为“国共已到不能不分的时期”。他到江西，代表国民党中央支持朱培德驱逐共产党人的行动。他还竭力劝说宋庆龄、何香凝等接受汪精卫的分共主张。他因积极反共，取代了邓演达于1927年Z月15日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

　　同年8月，蒋介石由于与桂系的矛盾而下野。9月，宁、汉、沪(西山会议派)三派会议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作为汪精卫主要助手的陈公博，被汉方推举为候补特别委员。但陈认为“特委会”不合国民党法统，他不但自己拒不参加，还促使汪精卫退出，与汪等成立武汉政治分会，与“特委会”对抗，陈为常务委员。同时，陈奉汪之命，到广州，打出反对“特委会”的旗帜；10月，广州政治分会设立临时军事委员会(以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济深为主席)，陈公博为政治部主任。当汪精卫、陈公博等与宁方国民党纠纷难解之时，11月，蒋介石向汪表示“竭诚合作”，要求将李济深逐出广东。汪、陈正企图以广东为活动根据地，便策动粤军张发奎、黄琪翔举行了驱逐李济深、黄绍告的“广州事变”。陈公博代替李济深代理广东省政府主席。12月，陈公博和张发奎、黄琪翔、李福林策划、指挥了对共产党人发动的广州武装起义的镇压。但桂系和西山会议派等反汪各派却借口激烈攻击汪、陈，南京国民政府指控陈公博等“在粤叛变”，令军队进剿，并通缉汪、陈等人。汪精卫出走法国，陈公博则逃离广州，到香港避居。

　　当时，陈公博“不想至南京，也不想游海外，而是深思焦虑，怎样可以在清党之外，更把共产理论肃清”。他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改组国民党，健全国民党的组织和理论。于是，他于1928年1月到了上海，于5月出版了《革命评论》刊物，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抨击蒋介石的军事独裁统治，主张恢复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精神，同时也反对联共。这些。对当时不满于蒋介石统治、而又对革命前途产生彷徨的一些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产生厂较大的影响。《革命评论》最高发行量达1。5万份，各地一些刊物也争相响应。这些，都为以后改组派的发起作了舆论准备。同时，陈公博还创办了大陆大学，自任校长，以培养改组派的干部。

　　1928年冬，改组派的组织一一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奉汪精卫为领袖，陈公博为总负责人，进行有组织的反蒋活动。当时，汪精卫留在法国，改组派反蒋活动主要由陈公博领导，正如陈自己所说：“差不多反对南京的巨浪，都由我一个人煽起飓风。”蒋介石对之进行镇压。1929年3月，蒋的国民党三全大会对汪精卫予以书面警告，将陈公博永远开除出党。陈公博利用地方军阀与蒋介石的矛盾，策动他们进行军事反蒋，后以失败告终。

　　1930年，汪精卫、陈公博等又一次发动军事倒蒋，并成立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准备另立新国民政府，进行政治倒蒋，最终又告失败。陈公博于11月逃到香港。翌年1月，改组派组织宣布解散，陈公博离港赴欧。

　　1931年5月，反蒋各派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成立广州国民政府。陈公博于10月回国。由于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要求团结抗日，国民党各派系被迫妥协，召开和平统一会议，举行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成立统一的国民政府，实行蒋汪合作。陈公博得以恢复国民党党籍，并当选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任国民政府实业部氏，还曾一度兼任铁道部长。他曾设计了四年实业计划，但由于国民党忙于将财力用于“围剿”红军，加上政权腐败，他的计划实际上不能实行。1935年 11月，汪精卫遇刺受伤治疗，12月辞职，而后赴德疗养。作为汪派主要骨干的陈公博也于同月辞去实业部长职，作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专事党务。1937 年1月，汪精卫回国。2月，陈公博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部长。

　　“半途出家”做汉奸成为伪廷二巨头

　　抗战爆发后，陈公博和汪精卫等，对抗战没有信心。早在他当实业部长期间，他就散布“抗日必亡”论调，认为“中国一有战事，衣食均缺，真可不战而屈”。

　　1937年9月，国民政府军委会设第五部，主要分管国际宣传，陈公博为部长。10月，蒋介石要陈公博以特使名义访欧，以争取各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援。其中有一个任务，要陈利用与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时任意大利外交部长，以前曾任意大利驻上海总领事，因此与陈熟识)的友好关系，向墨索里尼游说，劝墨索里尼同日本散伙。陈知道以其与齐亚诺的这种关系去影响墨索里尼的对外政策，是不可能的，不能完成使命，所以不愿去欧。但在蒋的命令下，只得赴欧，先后访问了意大利、英国、比利时等国。翌年1月，他回国到了武汉。向蒋介石写了一份报告，其中讲到他与墨索里尼面晤的情况，说墨索里尼不同意与日本散伙，但可以向中国提供军火。

　　1938年4月，陈公博在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汉口失陷后，他到重庆。9月底被任命为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10月到成都赴任。

　　对于1938年10月以前，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等与日本勾结“议和”的活动过程，陈公博虽然并没有直接参加，甚至并不知晓内情 (因汪等为绝对保密起见，并没告诉陈)。但由于他在与日“议和”主张上与汪等一致，因此，当10月27日，汪精卫召他到重庆开会讨论“和平方案”，并作出有关决定时，他参加了汪精卫集团的卖国决策。12月18日，汪精卫等逃离重庆到昆明，19日逃到河内。陈公博根据汪精卫的通知，计划于l8日到昆明，但因天气原因，延至20日飞昆明，21日再飞河内。

　　22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对中国招降的声明。26日，汪精卫召集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讨论决定按照与日方的约定，发表汪精卫的“响应声明”(即汪的《艳电》)。受汪指派，陈公博和周佛海、陶希圣携《艳电》到香港，计划在征得在港的顾孟余的同意后，交《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发表。不料顾看了电稿大吃一惊，表示反对发表，要去电向汪力争。周、林则坚持要如期发表。在此情况下，陈公博“敢于负责”地说：“现在就写信给孟余，不再和他见面了，见面反难说话三告诉他问题在于时间太迫，现在无法于29日以前收到河内复电，那么就谈不上电报往返磋商，柏生坚持非依汪先生命令之日子发表不可。既然他明白表示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这等于无商量余地，只好让电报如期发出。此事只好由我负责。”结果使臭名昭著的《艳电》得以在《南华日报》上发表，也就使汪伪集团向全世界公开了其卖国降日主张。

　　此后，陈公博和周佛海等，受汪精卫指派，在香港建立汪伪组织机构－－政治、军事、财务三个委员会，陈公博是政治、军事两个委员会的委员(主任委员由汪精卫自任)。汪精卫提出以陈公博、周佛海、陈璧君、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曾仲鸣等人为汪伪集团的“首义分子”，可享受领取5万元港币安家费的待遇。实际上，陈公博并未参与汪伪集团最初与日本勾结“议和”的活动，作为“首义分子”，是不太够格的，只是因为他在原来的汪派派系中地位仅次于汪，这“首义”头衔是汪对他的“钦赐”，由此而引起周佛海等人的不满。

　　但是，此时的陈公博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并不完全赞同汪精卫的一些做法，但也不能像顾孟余那样深明顺逆、拒当汉奸；另一方面，他山于和汪精卫原有的密切关系以及在对日妥协问题上的一致思想，响应汪的“倡导和平”，是想借助汪的地位实现他自己的主张。因此他知道，除汪之外，他自己“还没有资格和声望来号召这个运动”。因此，他在香港顾虑、彷徨，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他在港出席“政委会”会议数次，在私人间不和周沸海、陶希圣、梅思平往来。1939年河内刺汪案后，汪精卫、周佛海、陈璧君等群奸选择上海为活动中心，陈公博仍留港不去上海。他深居简出，还蓄起胡须，以避人耳目。他一味以老母病重，希望在港侍母终养为由，推托去上海。他也不曾参与早期的汪日密约谈判。所以，使得汪精卫曾当着别人的面几次骂他。同年8月，汪伪国民党“六大”在上海召开，陈公博也未离港参加，但被汪伪“六大”指定为汪伪中央常务委员，位置仅在汪之下。直到12月，他才应汪的要求到上海，代表汪伪与日本特务机关梅机关的日本海军少将须贺彦次郎，就汪口密约中有关华南沿海岛屿的地位问题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他也因此而与日本海军建立了关系。

　　在上海期间，他写了篇题为《怎样才可使中日永久和平》的文章，发表在1940年1月l日的伪《中华日报》上。这大概可以说是陈公博首次公开发表的较为完整的“论述”其“中日和平”主张的谬论，为他日后公开参加汪伪集团活动埋下了伏笔。但他在写就这篇“高论”后，又回到香港，一面静观局势，一面写他的回忆录(即《苦笑录》一书)。

　　这时，曾参与汪日密约谈判的陶希圣、高宗武两人。囚顾虑密约中日本侵华、亡华之心昭然若揭，唯恐因此而承担卖国罪责，同时也由于汪伪集团的内部矛盾，遂于1940年1月初不辞而别，秘密从上海来到香港，将汪日密约公布在1月22日的香港《大公报》上，同时致函《大公报》作了说明。这一风波不仅震惊了在上海的汪精卫等人，也惊动了在香港的陈公博。在此汪伪集团内讧、众叛亲离之际，加之伪中央政治会议将要召开，汪记中央政府也快要成立，作为汪伪要员的陈公博必须参加，因此，汪精卫亟需陈公博到上海，以壮声势。汪便派其妻陈璧君亲去香港，催促陈公博到上海。在这关键时刻，陈决心追随汪精卫，他表示：“那么，我只好用行动来答复他们，马上离开香港，来上海归队，否则我算什么呢？”“士为知己者死……我随后就到便是”。1940年3月11日，陈公博到了上海。从此，陈公博公开参加了汪伪集团的汉奸活动。

　　同月17日，陈公博和汪精卫等到达南京。20日，伪中央政治会议在南京召开。汪精卫自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以下均为委员，不设副主席)、伪国民政府代主席、行政院院长。陈公博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当然委员、监察委员、立法院院长。他在南京发表对日本的广播讲话，说伪中央政治会议的召开，奠定了“中日和平”的基础。他还向日本主子献媚道：今后要“自省和自责”，做“日本的永久的亲挚的朋友”。

　　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汪精卫任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陈公博任军小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军委会政治训练部部长。

　　这时的陈公博，已公开成为汪伪集团的第二号巨头。当时，汪伪集团的许多重大问题，往往都由汪精卫、陈公博和周佛海三个人会商决定，然后形式上提交有关会议照例通过一下，汪伪内部称之为“三巨头会议”。同年4月，汪记广东省政府成立。因广东是汗精卫、陈公博的老家，广州往往又是国民党人搞西南独立的据点，汪伪集团对广东这块地盘十分重视。而陈公博在广东有知名度，又以汪伪集团二号人物的身份，兼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但因其身在南京，鞭长莫及，对此兼职不感兴趣，便由陈璧君之弟陈耀祖代理。同年8月，陈公博还任伪中央党务训练团副团长(汪精卫兼团长)、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1941年9月，他又{引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

　　汪伪政府成立后，日本政府为了表示其对傀儡政权的宠爱，于1940年4月下旬派前首相阿部信行大将为特使到南京，同时派出所谓“日本国民庆祝国民政府成立使节闭”―行20多人，包括日本贵族院议长松平赖寿、众议院议长小山拙寿、东洋协会副会长水田秀次郎、同仁会副会长宫川末次，以及经济界、新闻界的代表。出席庆祝汪伪政府于4月26日在南京举行的所谓“国民政府还都典礼”。汪精卫、陈公博等受宠若惊。

　　为了答谢主子，汪伪政府于5月间派出“赴日答礼使节团”，以陈公博为专使(一说特使)，褚民谊(汪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为副使，陈群、林柏生、陈君慧等汪伪政府部长、大员为使节，前往日本。行前，陈公博发表谈话，他说，当前对内是如何使全国“共同归趋于建国旗帜”，对外则“在于谋中日两国朝野深切之相互了解”，从而共同“建设东亚”。到东京后，陈公博等拜会了日本天皇和军政首脑，同首相米内和前首相近卫进行会谈。在抵、离东京时，陈公博先后发表谈话和声明，掩饰日本的对华侵略，讨好日本主子，声称“中日合作”是东亚安定的唯一要件，云云。

　　汪伪集团的卖国政策，是要由伪立法院通过立法程序的，以示其“正统”、“合法”化，再由伪行政院冠冕堂皇地施行。作为伪立法院院长的陈公博，其中自然起着重要作用。如1940年11月29日，陈公博召集立法院会议，批准了汪精卫将于次日在南京与日本签订的《中日基本关系条约》，以及将与日本、伪满洲国发表的《共同宣言》(公开承认伪满洲国，以换取日本对汪记伪政府的正式承认)。12月，陈公博还就汪日条约的签订发表广播讲话，宣扬卖国理论，掩饰日本侵华罪责，居然要中国人民“自省自责”对中日战争的责任。他说：中日战争“至三年之多，这是谁的责任呢？我们用自省自责的精神来检讨，我相信，每一个国民都有责任吧！”谈到卖国的日汪条约，他表示“应用沉着的态度来接受来自勉”。他还向日本主子献媚说：“我们的态度，首先为中国打算，更为日本打算。” 1941年1月1日，陈公博又发表题为《划时代的责任》一文，说汪日基本条约的签订，使1941年由划时代而进入新纪元。8月，他又发表广播讲话，要求中国人民停止抗日，投入他们的“和平运动”，“共同担负东亚安定的任务”。

　　汪伪的军事委员会，由汪精卫自兼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为常务委员。陈公博的地位在周佛海之上，又兼军委会政治训练部部长，很想“以政统军”。无奈，周佛海因身兼财政、警政两部部长，握有实权，特别是掌握财政大权，是伪府“财神”，伪军高级将领对周巴结很紧，交往甚密，有事、要钱都去找周，使得陈公博颇伤脑筋。陈公博不仅是汪伪二号人物，也是历史上汪精卫最得力、信赖的助手，汪有意维护陈的地位，让陈多管军事，便示意伪军将领们有事多找陈而不要找周。

　　1940年10月，原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傅筱庵(宗耀)被刺杀身亡。傅是1938年在侵沪日军支持下任伪上海市长的，是伪南京维新政府时期的人物。 1940年3月，汪记伪国民政府成立，名为“中央政府”，其实不过是一个傀儡小朝廷，只能管辖极有限的苏、浙、皖三省和京(南京)、沪两市，兼及武汉、广东、淮海(徐州一带)、山东。而且汪伪政府成立时，这些伪地方长官仍是原来由各地日军扶持起来的原班人马，不是汪系中人，日本主子有意要维持一个时期，以示怀柔，汪伪政府不得不一一加委，后来才在影佐祯昭的支持下，采取蚕食政策，逐个换上汪系人马。

　　但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傅筱庵，因有侵沪日军的支持做有力靠山，汪伪集团虽久欲攫取，但却迟迟无法对其下手，不能换马。而上海既是日伪占领区中最大的都市，也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对汪伪集团来说，不仅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意义，是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地区，而且在汪日关系上，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当傅筱庵被刺身死后，这个肥缺属谁的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汪精卫和周佛海、梅思平都认为，此缺继之者，只有具有“国际声望”的陈公博才合适，日方陆(军)、海(军)、外(外务省)亦均表赞同。因此，陈公博于1940年11月兼任伪上海市市长，免去伪广东省省长职，翌年8月又兼伪上海市保安司令。同时，在汪精卫出国期间，陈还代行汪的职务。

　　1941年，日军策划在长江流域地区实行“反共清乡”，镇压共产党和抗日力量。汪伪集团为了配合日军这一计划，于同年3月成立了“清乡”委员会，陈公博为副委员长(汪精卫为委员长)。同年夏起，首先在苏州实施残酷的“清乡”，以后在苏北和浙、皖等地展开。以陈公博为市长的伪上海市政府，也于翌年8月成立了“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陈自兼主任。同月，陈与日方签订《关于上海地区清乡工作中日协定》。他还发表“清乡”谈话，说“清乡”是“中日和平”的基础，也是确立汪伪地方政权的基础，是推进日伪的“前方胜利”。9月起，上海郊区开始“清乡”，首先由日军进攻抗日游击武装，进行“军事清乡”，然后由陈公博的“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进行“政治清乡”。后来，陈公博撰文夸耀其对上海的“清乡”，“是以八分政治来配合军事而推进的”。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一周年的1942年12月8日，陈公博根据汪伪集团向日本要求参战、向英美宣战的意图，以伪立法院院长的身份，发表了广播讲话，宣称中国民众“应当准备参加大东亚战争”，为虎作伥。

　　在这之前的4月，美军由航空母舰运载酌飞机开始大举轰炸日本东京、名古屋、神户等城市。12月下旬，美军取得了瓜达尔卡拿尔岛战役的决定性胜利，从而扭转了太平洋战争的局势。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首相东条英机面临对日不利的战局形势，只得准备抵抗美英军队大举反攻的战略布置，他企图利用被其占领的中国国土作为与美军决战的战场，以避免美军对日本本土的直接进攻。另外，由于日本国内战略物资日形枯竭，日本需要进一步加强掠夺中国沦陷区的物资。所以，根据上述战略需要，东条内阁与日本大本营联席会议于12月18日决定了《为完成大东亚战争之处理对华问题的根本方针》，并经日本天皇亲临的御前会议批准，决定在英美大举反攻之前完成各项具体措施。其“根本方针”的主要内容是：促使汪伪政权参战，彻底与日本合作完成“大东亚战争”；日汪重新缔结基本协定；加强汪伪政权的政治力量、军事力量和财政力量；实行日汪双方官商的经济合作，以加紧掠夺中国沦陷区及抗战区的战略物资；为了笼络中国人民的民心，软化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玩弄所谓向汪伪政权交还在华专管租界和公共租界，撤销在华治外法权，并将英美等国在华财产移交汪伪政权的把戏。

　　汪伪集团按照日本主子的决定，于1943年1月9日召开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通过并发表了对英美的《宣战布告》，成立了伪最高国防会议，由汪精卫自兼主席(不设副主席)，陈公博等为委员。接着，汪伪集团与日本签订了《共同宣言》，声称双方为完成英美作战，实行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全面合作。2月，以陈公博为市长的伪上海市政府，召开对英美作战示威大会。陈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吹嘘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是为着解放全东亚”和“东亚共存共荣”，要求民众 “以人力物力贡献于大东亚战争”。同时，他的伪上海市政府，为配合日本的物资掠夺，还实行粮食统制新办法。此外，他还在上海发起搜集废旧金属，以供日军之需。同年5月中旬，汪日在上海联合成立物资调查委员会，陈任委员长，日方委员有公使田尻、经济部长石井等，对上海各种主要物资进行调查，对棉纱实行强制收买。

　　1943年3月30日，日本宣布将北平、天津、汉口、苏州等地的专管租界“交还”伪政权。为了感谢日本主子，汪伪政权以陈公博为特使，专程去东京答谢，并向主子表达汪伪集团协助日本“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决心。陈公博抵日后，访问了东条英机及其他日本军政要人，并发表谈话，为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叫好，表示汪伪政府“深愿竭其人力物力贡献于大东亚战争”。

　　同年7月底8月初，日本又将上海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交还’’汪伪政府。伪政府举行接受仪式，将原租界地区分别改为第一、第八区，陈公博兼两区公署主任。根据汪伪官制，立法院院长为选任，军委会政治训练部长为特任，上海市长为简任，区长则在荐任、委任之间。对于陈公博以。立法院长而兼任军委会政训部长、上海市长、区公署主任，而汪伪政权下辖苏、浙、皖、鄂、粤五省，无一省完整的情形，当时上海曾有人写了一副对联嘲讽之。对联曰：“陈公博兼选特简荐委，五官俱备；汪精卫有苏浙皖鄂粤，一省不全。”可谓妙不可言，道出了陈公博在汪伪集团中权倾一时，而汪伪政权只不过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傀儡小朝廷的实际情形。

　　同年9月，陈公博随汪精卫秘密访日，10月与日本签订《同盟条约》及附属议定书，声称要“为建设大东亚”而与日本“互相紧密协力”。

　　悲切继汪位黯然“收场戏”

　　1944年3月，汪精卫因病情恶化去日本治疗。为此，经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决定，由陈公博代行伪中央政府主席职权，并主持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最高国防会议以及军事委员会常务会议。

　　同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不治而死。两天后，汪尸体运回南京。13日，伪政府成立了“哀典委员会”，以陈公博为委员长，演出了“公祭”、“守灵”和大出丧等一系列活剧。

　　汪伪集团，原是靠“一头两手”撑持。所谓“一头”，便是汪精卫；“两手”，则是陈公博和周佛海，如同汪的左右丞相。汪一命呜呼后，伪政权还是存在下去，还得有人继承汪的地位。这不仅是汉奸们也是他们的日本主子迫切要解决的问题，而且决定权实际上也是掌握在日本主子的手里，汉奸们只有唯命是从的份。有 “资格”继承汪位的自然不出陈公博、周佛海两人。日方认为，周佛海虽原位居汪伪集团第三号，但为促成汪精卫叛国、组建傀儡政权出力最大，且在伪政权中握有实权，形成较大势力，还在日本主子面前最具奴性，最驯服、可靠。而陈公博，虽实力不足，但代表汪精卫的“公馆”派，又是原来仅次于汪的二号人物，是汪的自然继承人，继承汪位比较顺当，也可稳定汪系分子的人心。因此决定由陈继承汪的职位。1944年11月13日，通过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紧急会议“履行公事”， “推选”陈公博为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行政院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同日下午，伪中央常委会推选陈公博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代理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理主席。

　　关于陈公博代理伪国民政府主席的“代理”两字，汉奸集团内曾有过可笑的争论。当初汪精卫自称为伪国民政府代主席，说是在为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代理执行职务，后汪去掉了“代”字。汉奸们认为，汪病危时，陈公博代行汪职，称“代主席”是可以的。因为按照官场定例，凡代理活人的职务，可以称“代”；现在汪既死，陈不能代理死人的职务，只能称主席，不能再称“代主席”。但陈为了标榜自己是继承汪志，坚持要和汪活着时一样，仍称自己为“代主席”。因此引起不少人反对，说陈这是代理死人而行职权，从古未有，既不合“国家体制”，也不合历史传统，势必贻笑中外，使人耻笑伪政权毕竟是个傀儡小朝廷，连名义都不正。但陈公博始终不肯取消“代”字。

　　实际上，陈公博这样做，除了为公开标榜其是继承汪志外，另有其老谋深算。他是为了向重庆国民党当局表示姿态：国民政府主席应是蒋介石，他只不过是替蒋看守南京政府，蒋回南京后，他要把南京交给蒋的。这就为以后一旦伪政权垮台，他可以向重庆当局“交代”埋下伏笔。原来，他对汪伪政权本来就信心不足，这时，他更看到了日本和国际法西斯势力的败势，看到伪政权末日的临近。他曾对亲信下属表露过这一心迹。他说：“老实说，我从‘组府还都’的那一天起，就缺乏信心，而且国际形势又如此急剧变化(指那时德国军队节节败退，墨索里尼也已垮台)，前途很难想象。我已决心结束这个烂摊子。”“我不称主席而称‘代主席 ’，是我对重庆方面所表示的姿态。汪先生上演的这台戏，已近尾声，所谓人亡政息，应该结束了。我继承这个烂摊子，是办理收场，而不是继续演出的。这一项结束工作，我已考虑到一个办法。”他说的“办法”，就是企图实现“宁渝合流”，即向蒋的国民党当局靠拢，争取蒋的谅解和接纳。所以，汪精卫的死，陈公博的继位，为伪政权蒙上了浓重的“收场戏”阴影。

　　但是，在其日本主子尚未最后失败之前，作为儿皇帝，陈公博在公开场合是不得不向其主子和群奸作垂死挣扎的表演的。他在汪精卫棺材前的就职典礼上，身穿 “吉服”，胸前佩带大红花，却红着眼睛，悲悲切切。他在就职词上声称，要以汪的“手定之政策”为他的“奉行之政策”，“无论战争如何推移，时局如何迫切……决不动摇。成败利钝，在所不计”。在以后的几次伪中央和地方会议上，陈公博都反复强调了这一意思，还说他是以汪生前所定的方针为方针，此外他无自己的方针；他是以汪所要筹划的设施为设施，此外他无所设施。当然这一姿态也是为了频频向蒋介石表白心曲，以便日后减轻、推脱罪责的。

　　就职后不几日，陈召集各伪省市首要人物和伪军各将领开会，要求继续奉行、完成汪精卫的“遗志”和“事业”，全力“协同日本完成大东亚战争”。12月，他又兼任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和中央将校训练团团长。

　　陈公博在继位后一个月，即1944年12月14日，又到日本会见了天皇和首相小矶、陆相杉山、参谋总长梅津等，“作新任之寒暄”。他向日本主子表示：“今日中两国之利害安危已不可分，我们唯有本于汪主席昭示我们的由同甘共苦以至同生共死之决心，勇往直前。”

　　1945年元旦，陈公博发表《元旦致词》。他引用上年汪精卫的元旦致词，颠倒黑白、自欺欺人地说：“中日友好关系之增进，有了更光明”，“大东亚战争决战之胜利，有了更确实的把握。中国的独立，东亚的解放，有了更可靠之保障。”他还说：“中国危机，现正四伏，苟不努力，或则沦为决战之战场，或则沦为全面之赤化，或者再沦为英美之殖民地”，“故全国人民，宜乘时奋起，要求全面统一和平，合全国之人力，以根除赤祸，以排除在华之英美外力，更实行中日同盟条约，使中国得以完成自由与独立”。并强调说：“要之，中国必须统一，然后始能获得国家之完全独立，亦惟有和平，始能获得国家之完全自由，更必坚忍沉毅，始能合作全力，以获得今后国家与人民之确立。”

　　显然，陈公博这后半部分话，主要是说给重庆国民党当局听的，以表露其所谓“党不可分，国必统一”的主张，向重庆献媚；同时也是贯彻其日本主子的旨意――促使重庆当局迅速结束对日战争，实行所谓“全面和平”。

　　其实，陈公博继汪位后，在继续为其日本主子效命的同时，就已频频向重庆当局示好献媚了。早在1944年11月20日他在就职典礼上的就职词中就表露，他的“国民政府自始即无与重庆敌对之心”，“重庆之同志，亦即为吾人之同志，吾人自始即以为和平亟须实现，国终不可分”。六天以后，他主持的伪中央六中临时全会发表的宣言中便提出“党不可分，国必统一”，向重庆表明合作“再建中国，统一本党”。这是陈公博提出的向蒋介石表态的口号，是向蒋“眉目传情”， “暗送秋波”。在当时情况下，“党”、“国”如何统一？当然不可能由南京伪政统一重庆国民党当局。陈公博表达的意思就是暗示蒋介石，请重庆来统一他的南京伪政权、伪党，他愿意归顺蒋介石，“上表称臣”。而他一再声称的“反共”、“根除赤祸”，也最合蒋的口味，最能博取重庆当局的赞许。因此，陈公博开始在实际行动上，一面着手准备“收摊子”，一面布置反共军事。

　　陈公博感到，伪政府是当时汪精卫通过伪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产生的。“解铃还需系铃人”，要结束伪政府，也得开一次伪党代表大会。为此，他于 1945年1月自兼伪中央组织部长，布置亲信部下，从整理党员党籍到伪党代表大会代表产生、大会召开，要在六个月内完成。计划通过伪党代表大会，取消原与重庆方面分庭抗礼唱对台戏的牌子(包括伪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行政院、军事委员会；各院、会、部等等)，准备代之以“特别委员会”或“东南办事处”之类的临时名称，为归顺重庆当局、“宁渝合流”作好组织准备。陈手下的一些汉奸，对陈的用意心领神会，也想借机在日后洗刷汉奸臭名，便也就积极行动起来。然而伪党党员号称10万之众，实属虚报，实际人数恐怕连半数也不到，究竟多少，恐怕谁也搞不清楚。到1944年11月汪精卫死时，不少地方党部和下层组织，已很少有人在专事负责，因此使陈公博的“整理党务”、“党籍登记”、“选党代表”等等，颇费周折。陈公博导演的这场丑剧正在进行之时，随着晴空一声霹雳，日本投降，也就不了了之。

　　在布置反共军事方面，陈公博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作为日后归顺蒋介石的见面礼。从1945年3月起，他开始对各沦陷区进行“视察”，布置反共军事。他先到杭州、苏州，4月到北平。到了5、6月间，太平洋战争已是最后阶段，日军败局已定，盟军飞机经常出没沦陷区天际，轰炸日伪目标。日军气焰也不象以前那样嚣张，一般伪官也纷纷准备后事。这时，陈公博抓紧了其反共军事的布置和“视察”。6月中旬，他带着伪府参军长卢英、主席公馆侍从室主任(兼日语翻译)周隆庠、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岑德广等军政大员，还有日本军事顾问，由其公馆的卫士团随从保护，先后到扬州孙良诚部，泰州李长江部，蚌埠吴化文部，徐州郝鹏举部，商丘张岚峰部，郑州庞炳勋、孙殿英部，进行“视察”，每到一地，检阅伪军，训示伪军政人员，布置反共军事。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陷入困境以后，急欲从中国战场的“泥潭”中拔出脚来，便采用多种方式，一面发表声明诱重庆蒋介石政府“媾和”，一面进军威逼重庆就范，但均未成功。1945年7月17日，同盟国在波茨坦举行会议，美、中、英三国于26日发表了《波茨坦宣言》，要求日军无条件投降。这时，日本败势已定，对其傀儡政权－－陈公博的伪政权的控制也有所放松。而伪政权的上层分子，对此局势早有预料，一些部、省级大汉奸，纷纷四出活动钻营，寻找后路。有的找门路献媚重庆；有的大捞钱财，准备逃到海外；有的伪军将领，趁局势混乱抢地盘，抓军队，扩展实力，作为日后投蒋的资本。重庆蒋介石国民党当局，需要利用伪政权和伪军，阻止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接受日伪军的投降，以便全面控制对沦陷区的全面接收，夺取抗战胜利成果，并利用日伪军进攻共产党武装。

　　陈公博早在此以前，就通过重庆的军统情报特务，与重庆当局进行勾搭，建立了秘密联系。原来，早在1939年8月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六大”时，军统特务徐天琛受上司郑介民的密令，伪装投汪，由林柏生在香港招兵买马来上海出席伪“六大”，以后在上海常去陈公博家搜集情报。1942年，由陈公博委为伪上海市经济局长。后当陈公博苦于无门路勾搭重庆“军统”时，徐天琛便向陈公开了他在私宅内所设的秘密电台，并自告奋勇地表示愿为陈与重庆戴笠的勾搭效劳。陈求之不得。陈的亲信何焯贤也参与了这件事。因此，当陈继汪位后，便委徐天琛为伪府文官长。另外，陈公博还派人到重庆建立了专用电台。

　　日本正式投降以前的一些日子，陈公博把精力转移到与重庆的勾搭联系。当时曾传言美军准备在中国沦陷区登陆作战，对日军反攻，日军也在准备抵抗。这曾使陈公博大伤脑筋，他不知是配合日本主子抵抗美军好，还是配合重庆与美军一起攻击日军好。后来证明美军不可能在中国沦陷区登陆，才又使陈公博一门心思地配合、投靠重庆。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陈公博曾密电重庆，报告日军将于几个地点集中、准备撤退的情况，并建议蒋介石将伪军收编为国军，以防共产党军队的接收。但是，使陈公博大为伤心的是，蒋介石、戴笠对他并不很重视，倒是看重周佛海。个中原因是，陈虽为伪政权一号巨头，但却没有像周佛海那样握有兵权、财权，实际利用价值不如周。所以，周佛海被重庆当局委以“上海行动总队总司令”，一度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的“地下抗日工作者”，又成了“党国”要员，喜滋滋地迎接重庆接收大员到来。而陈公博却未得重庆方面的任何委任。

　　日本主子一投降，儿皇帝只得乖乖结束伪廷，陈公博想借结束伪政权之机，公开发表一公告，以便再次向重庆当局表示其“归顺”姿态。但因发表公告，须取得几个汉奸巨头的同意，尤其是要周佛海的同意。陈请在上海的周去南京会商。这时，周正在沪忙于组织武装，为重庆效劳，竟对陈不理不睬。陈又通过电台直接向蒋介石请示，蒋对陈更是不理。陈公博非常绝望。

　　8月16日下午，即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第二天，陈公博奉侵华日军总司令部之命，匆匆召开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宣告结束伪政府。陈通过其秘书长赵叔雍(尊岳)，拿着陈的亲笔信，跑到上海催周佛海去南京开会。一些在南京的伪府上层汉奸也参加了。会上，由梅思平读了一份预先拟好的稿子，予以通过，算是宣布伪府解散，将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改为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将伪军事委员会改为“治安委员会”，由陈公博、周佛海分任两委员会的正副委员长，以等待和协助重庆方面的接收，立功赎罪。陈公博在会上提出：“结束机构容易，但我们南京方面所牵涉的人数很多，如何善后，应该谈谈。”还提出如果伪府人员不被重庆方面接受，能否另走他路。陈的话未讲完，已吃了重庆当局“定心丸”的周佛海即反对说，伪府既已通过解散，还谈什么其他问题。说罢便拂袖而去，忙着准备伺候他的老主子蒋介石去了。非但如此，周佛海还向蒋介石密报邀功，说陈公博在南京不稳，想投共产党；同时又请蒋向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催促，要冈村逮捕陈公博及其他大汉奸。陈公博感觉到自己被周出卖，怨怒、羞愧、惧怕交集，开完会后即回寓所抱头大哭了一场。

　　在此绝望情况下，陈公博请求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帮助他逃亡日本。8月25日，陈公博偕其妻李励庄、情妇莫国康，以及林柏生(伪安徽省长)、陈君慧(伪实业部长)、周隆庠(伪府文官长)、何炳贤(伪中央军官学校教育长)，一行七人，乘坐唯一留下的日本MC飞机，由日军总司令部参谋小川哲雄大尉作向导，秘密逃到日本。因燃料不足，当日在山阴米子机场降落，后经小川与日本外务省联系，于9月初由日本外务省派来的原汪伪政府经济顾问冈部长二等秘密安置到京都金阁寺内。为了保密，陈等退掉了预先订下的京都旅馆。在此期间，陈还会见了日本前首相近卫，互诉哀情。

　　被捕受审毙命苏州

　　起初，国民党方面不知陈公博已逃去日本，先遣部队到南京后曾搜索陈的下落。获知后，国民政府外交部通过外交途径，要求日本将陈引渡回国。9月2日，日本通过《朝日新闻》发表消息谎称陈已开枪自杀身亡，以图拒绝将陈引渡。同月9日，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向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交涉，提交一份正式备忘录，要冈村转告日本政府，速将陈公博等人引渡到南京；20日复提出同样要求。日本政府只好同意。10月3日，国民政府派专机将陈等从日本押回南京。

　　同月11日，陈公博被解到看守所候审。由于南京高等法院尚未成立，他于翌年2月被押到苏州司前街看守所，由江苏高等法院审理。在南京看守所和苏州监狱期间，他沉默寡言，很少与人交谈，苦思对策。他写下了一份长达3万余言的题为《八年来的回忆》，作为他的辩词。

　　江苏高等法院于1946年3月对陈公博进行侦讯后，4月5日开庭公开审讯，高院院长孙鸿霖为审判长，首席检察官韩焘宣读起诉书。陈公博要求当庭答辩，他先用一个多小时将其《八年来的回忆》读了一遍，交于庭上，然后对起诉书进行答辩，大言不惭地讲了半个小时，无一认罪。

　　同月12日下午，法庭宣告判决，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陈公博死刑，剥夺公权终身。

　　同月20日，陈妻李励庄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请复判状》，企图救陈一命。同时，她还向报界发表谈话，声称陈通过“军统”徐天琛所设的电台，向重庆当局汇报日军情况。而重庆方面经奉“委座”嘉勉的录谕转达电报现在仍然保存，是否可以公开。李的申请状被最高法院驳回。

　　5月14日，最高法院核准原判，呈送司法行政部核发执行命令。6月2日，执行死刑的命令送达江苏高等法院。

　　6月3日上午，江苏高等法院派检察官李曙东为执行监刑官，在狮子口江苏省第三监狱执行。陈公博随法警走入刑场，一枪毙命。

 

[Fisher2004]

汪伪国民政府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内部以汪精卫为首的反共亲日派，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在日军卵翼下建立的傀儡政权。1938年11月 ，汪精卫集团代表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本代表影佐桢昭、今井武夫在上海举行秘密谈判，签订《日华协议记录》。经日本策划，于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正式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其组织机构仍用国民政府的组织形式，汪伪国民政府一度遥奉重庆国府主席林森为主席，汪精卫任代主席兼行政院院长。陈公博、温宗尧、梁鸿志、王揖唐、王克敏、任援道、齐燮元、周佛海等在汪伪国民政府中任职。汪伪政府的辖区包括苏、浙、皖等省大部，沪、宁两市和鄂、湘、赣、鲁、豫等省小部分。在其辖区内实行法西斯统治，捕杀抗日爱国人士。配合日本对重庆国民政府进行诱降，妄图瓦解抗日阵线。1941年3月，成立清乡委员会，集结大批伪军伙同日军实行反共清乡，妄图消灭坚持敌后抗战的新四军和游击队。在经济上，滥发纸币，圈占土地，“委托经营”某些工矿企业，强征粮棉，实行物资统制，并收取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在文化教育上，施行奴化教育。1941年11月 ，追随日本参加《国际防共协定》。1943年1月，对英、美“宣战”。同年11月，又伙同伪满洲国和泰国、缅甸、菲律宾等国的伪政府签订《大东亚共同宣言》，为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摇旗呐喊。1944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病死，其位由陈公博继任。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16日，伪国民政府宣告解散。以陈公博为首的一批汉奸头目先后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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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

中国国民党当政时期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名中正，字介石，学名志清。浙江奉化县人。1887年10月31日（清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五）生。

父蒋肇聪继承祖业经营盐铺，1895年病殁。蒋介石由母亲王采玉抚养成人，幼年入塾，诵读经史。1903年入奉化凤麓学堂，两年后至宁波箭金学堂就读。1906年初肄业于龙津中学堂，4月东渡日本，入东京清华学校，结识陈其美等人，受到反清思想的影响。年末回国，1907年考入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习炮兵。1908年春赴日，入东京振武学校。其间由陈其美引入同盟会，参与反清革命活动。1910年冬毕业后，入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

投身民主革命获得孙中山的器重 辛亥革命爆发后，蒋介石回上海，受陈其美指派，率先锋队百余人至杭州，参加光复浙江之役；嗣后在沪军都督陈其美部任沪军第五团团长，与陈其美、沪军第二师师长黄郛结拜为“盟兄弟”。

1912年1月，受陈其美派遣，收买歹徒暗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案发后避往日本，曾办《军声》杂志。1913年夏二次革命起，在上海参加攻打江南制造局，事败后隐居上海，10月加入筹建中的中华革命党，11月再渡日本。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宣告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蒋介石被派往上海、哈尔滨协助陈其美从事反对袁世凯的革命活动。1916年5月陈其美被刺后，蒋介石奉孙中山命去山东潍县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参谋长。不久袁世凯死，中华革命军解散，蒋居上海，与青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等人有往还。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护法”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1918年3月蒋介石任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半年后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驻闽。因受粤军将领排挤，常离职滞居上海，曾与张静江、陈果夫、戴季陶等合伙做交易所投机生意。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避难于永丰舰，蒋去广州登舰侍护40余日，取得孙的信任和器重。同年10月被孙中山派任东路讨贼军第二军参谋长，1923年2月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大本营参谋长。8月奉派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学习军事、政治和党务。

主持黄埔军校破坏国共合作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建立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革命军队，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他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虽有所不满，但在当时形势下表示拥护，并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执行。他在军校重用亲信，培植个人势力，支持反共分子成立孙文主义学会，抑制和打击青年军人联合会。他组织和领导黄埔军校师生参加1924年10月镇压广州商团叛乱、1925年2月东征讨伐陈炯明、6月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等战役，战果卓著，因此获得声誉，先任潮汕善后督办，继兼广州卫戍司令。1925年8月黄埔军校两个教导团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任军长。廖仲恺被害后，他支持汪精卫驱逐胡汉民出国，不久又将粤军总司令许崇智驱离广州，收编粤军部分师旅，一跃而成为国民党内握有军事实力的首要人物。10月率师第二次东征，全歼陈炯明叛军。在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2月兼任国民革命军总监。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对三大政策日益怀疑，忌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合作共事，疑惧苏联顾问的工作。他于1926年3月20日一手制造“中山舰事件” ,5月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党务整理案” ，打击和排斥了在第一军和中央党部工作的共产党员。他乘机相继攫取了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以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要职。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蒋介石率总司令部赴前线指挥作战。国民革命军在工人农民支援下打垮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湘、鄂、赣、闽四省完全光复，并继续向豫、皖、苏、浙进军。蒋介石谋取个人独裁统治的野心日益膨胀。1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自广州迁往武汉，但蒋坚持要迁都南昌，冀图直接控制。 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等一系列提高党权、防止个人独裁和军事专制的决议，取消了蒋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人部长职务。于是，蒋介石蓄意破坏三大政策，纵容和唆使暴徒在江西、安徽制造一系列反共事件，在英美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在上海发动“四・一二” 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在广东和东南各省“清党”,从而破坏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建立独裁统治对内镇压对外妥协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峙。6月，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徐州开会，取得合作反共协议。由于蒋介石在和汪精卫、李宗仁等派系的矛盾和斗争中孤立无援，被迫于8月下野，10月出访日本寻求支持。回国后，离弃妻妾，与宋美龄于12月1日结婚，从此与宋子文、孔祥熙联姻，通过他们加强与美国的联系。1928年1月重任总司令职，2月主持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全面改变孙中山的革命政策；会上被举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4月，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组成四个集团军合力北进，战胜了奉系军阀张作霖，结束了北洋军阀的统治。 10月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改组国民政府，实行“以党治国”的“训政”。蒋介石为要确立个人独裁统治的局面，以“裁军建设”相号召，力图“编遣”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军队，加剧了与各军事实力派之间的矛盾，遂至兵戎相见，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阎冯战争（见蒋阎冯大战）连绵不断。蒋介石凭借帝国主义和江浙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一一战胜了各派武力。他还击败了汪精卫，胡汉民、孙科等派系的对抗，从而巩固了自己的独裁统治。

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蒋介石调集大量军队，对江西、湘鄂西、鄂豫皖及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红军连续发动了三次军事“围剿”，均以失败告终。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奉行不抵抗政策，阻挠军队和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致使东北三省迅速沦丧。日本侵略者又于1932年初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奋起英勇抗击，但是蒋介石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同意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以后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华北的行径一再妥协退让，又同意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何梅协定”。他压制爱国军民的抗御，逼迫冯玉祥取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蒋介石顽固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在1932 年6月对工农红军发动的第四次军事“围剿”。失败后，又于1933年10月进行第五次军事“围剿”。经过一年的鏖战，红军因战略指导的错误而失利，乃离开江西出发长征。蒋又调几十万军队围追堵截，同时对革命根据地继续“清剿”。

蒋介石极力加强独裁统治，建立以CC系和黄埔系分子为骨干的中统和军统两支特务势力，专事破坏共产党及革命组织的爱国民主活动，杀害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并对付反蒋派系的抗争。蒋介石还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动文化“围剿”，查禁进步书刊，迫害左翼作家和文化工作者。他在全国推行新生活运动，以加紧对人民的思想控制。他还凭借政治特权，和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一道，建立和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逐步形成官僚资本。他们开办中央银行和农民银行，兼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垄断了全国金融体系。嗣后又逐步向工商业及其他国民经济部门发展，掌握全国的经济命脉。

1935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华北自治”，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共产党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将反蒋抗日方针改变为“逼蒋抗日”。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下，蒋介石和国民党决定调整其内外政策，表示要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他下令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国防建设，并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他试图同中国共产党进行谈判，但仍然坚持要“剿灭”经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被蒋介石部署在西北“剿共”的张学良、杨虎城，决心联共抗日，于1936年12月12日毅然发动“兵谏”，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在中国共产党调停和各方面的努力下，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停止“剿共”政策。

实行国共合作坚持八年抗战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结束十年内战，与共产党实行第二次合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终于建立了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蒋介石积极部署和指挥中国军队开赴华北和淞沪前线，抗御日本侵略军,他先后指挥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广大爱国将士奋勇杀敌，至1938年10月，使日军伤亡45万余人，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速战速决、迅速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蒋介石在政治民主化方面作出一些许诺，释放政治犯，修改反动条例，召开国民参政会等，全国一时出现一片新气象。但由于蒋介石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军事防御的战略战术，又幻想并等待国际“调停”制止日本侵略，因而不能抵御占有很大优势的日本侵略军，华北、东南和华中大片国土相继沦陷。

武汉保卫战结束后，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蒋介石表示了继续抗战的决心，汪精卫等人则对抗战前途完全失望，叛国投敌。1939年1月，蒋介石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力量在抗战中迅速发展壮大忧心忡忡，乃实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不断制造反共摩擦。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与美、英同盟，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得到了美国的物资和财政援助。他派中国远征军去缅甸，与英美联军联合作战，打通了中印公路。美、英为了联合中国共同抗击日本，许诺废除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在华特权，签订了中美、中英“新约”。1943年11 月，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邱吉尔会谈对日联合作战方略及战后和平条件。1945年6月派宋子文等去苏联会谈，8月两国外长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协定。

全面发动内战在大陆的统治彻底崩溃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一面派出军队抢占胜利果实，大量收编伪军；一面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重庆进行会谈，签订了《会谈纪要》（见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但他随即指挥八十万军队进攻解放区，对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达成的各项决议拒不履行，顽固坚持“军令政令统一”的独裁专政。他悍然于1946年6月全面发动内战，妄图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在遭到人民解放军的坚决还击后，次年3月被迫改为对陕北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在屡遭失败后，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最后蒋介石被迫下令收缩防线，实行重点防御。

1946年1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制订了一部“宪法”，宣称要“实施宪政”，“还政于民”，“改组政府”，实际上仍是以他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独裁专政。经过1948年春“行宪国大” 的选举，他任“总统”，并攫有不受“宪法”限制的“紧急处置的权力”，使他的独裁统治披上了合法外衣。对于爱国学生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和工农群众的斗争，他下令整饬，派出特务宪警凶残镇压。1948年8月，他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限期收兑金银外币，强令限制物价，企图摆脱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涨的困境，结果更加速了财政经济的全面崩溃，民怨沸腾，社会骚乱。

经过1948年秋冬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战略决战，使蒋介石赖以发动内战、维系统治的主力部队基本上被消灭。1949年1月，蒋发表元旦声明建议和平谈判，但提出了保存“宪法”、“法统”和军队的条件，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批驳。1月21日蒋被迫宣告“引退”，回到奉化，但仍幕后操纵党政军大权，破坏和平谈判。4月20日，国民党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向全国进军。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独裁统治至此终结。

1949年12月，蒋介石撤至台湾，收集残部，负隅孤岛。1950年3月他“复职”重任“总统”，此后一再连任四届，并连续当选国民党总裁。他以“三民主义建设台湾”、“反共复国”相号召，维系他在台湾的统治；与美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但是他反对“台湾独立”、“国际托管”和“两个中国”，坚持了一个中国的民族立场。

蒋介石于1975年4月5日病逝于台北。他一生的言论、文电极多，散见于报刊和内部档案。台湾当局编有他的“全集”、“思想言论总集”等。

 

[Fisher2004]

周佛海――汪伪政权“三巨头”汉奸之一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4 月22 日 | 文章来源：中国网

周佛海，湖南沅县陵县人，早年留学日本。他曾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代表日本小组出席过中共“一大”，1924年冬脱离共产党。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周佛海投靠蒋介石。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佛海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随着全国抗战的呼声不断高涨，周佛海与汪精卫一伙组织“低调俱乐部”，与抗日唱反调，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主义言论。还与日本侵略者暗中勾结，进行谋求“和平”的勾当。1938年12月，周佛海先于汪精卫等逃离重庆，经河内到香港。之后，由香港潜入上海，开展卖国活动。

汪伪政权成立后，周佛海任财政部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等重要职务。1941年3月，汪精卫去日本治病期间，周佛海代行行政院长一职。8月初，汪病情恶化，周佛海应日本政府之召抵达名古屋探视汪，并与陈璧君商谈人事调整问题。后又抵东京，分别拜访日本首相、海相、陆相、军令部长、参谋总长等，讨论对重庆民政府的诱降及汪死后的人事安排问题。汪精卫病死后，周佛海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

抗战胜利前夕，周佛海感到前途不妙，便暗中与国民党联络，寻求后路。抗战胜利后，周佛海曾被蒋介石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京沪杭行动总指挥，后改任“总司令”，负责维护京沪一带的治安和秩序，等待重庆国民党军队的到来。他向蒋介石表示：“与其死在共产党之手，宁愿死于主席之前。”

当国民党大批人马到达上海后，周佛海失去了利用价值。1945年9月30日，周佛海等被押送重庆。次年9月押到南京。10月21日，南京高等法院第一法庭对周佛海进行公审。 11月7日，法庭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行，判处周佛海死刑。周佛海被送往南京老虎桥监狱。

次年3月，蒋介石发布特令，以“响应反正”、“戴罪图功”，“以观后效”为由，将周佛海“减为无期徒刑”，免其一死。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在惨呼哀号之后，一命呜呼。

 

[Fisher2004]

陈璧君，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１９１０年随汪精卫参与暗杀清摄政王的活动。１９１２年她与汪精卫结婚，成为汪伪汉奸集团的核心人物。抗战胜利，陈被戴笠诱捕。全国解放后，被解押在上海监狱。宋庆龄、何香凝曾为陈一事写信给毛泽东。在狱中，陈读《论人民民主专政》并有所感悟……

陈璧君：要把牢底坐穿的女人

　　陈璧君１８９１年生于马来西亚槟城一个华侨富商家庭。她１５岁时在当地华侨小学毕业，随后进入当地的璧如女校读书。陈璧君聪明好学，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而且从小对政治十分关心，还在华侨小学读书时，就喜欢阅读进步书刊，受到了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

同盟会最年轻的会员

　　陈璧君进入璧如女校的这一年，孙中山由日本来到马来西亚槟城，在槟城建立了同盟会分会。陈璧君积极参加同盟会的活动，表现出很高的爱国热情。

　　同盟会分会在马来西亚刚刚成立，非常需要吸收新的成员，几个老会员见陈璧君热情高，活动能力也很强，便将她发展为会员。于是，陈璧君成为同盟会中最年轻的会员。

　　同盟会所有活动都是秘密的，陈璧君不敢将她加入同盟会的事告诉父母。后来，她母亲见她成天与一些成年人在一起忙忙碌碌，学习成绩也下降了，便产生了疑心。经再三询问，陈璧君便将她参加同盟会的事情告诉了母亲。

　　陈璧君的母亲卫月朗是广东番禺人，她早年与陈璧君的父亲一起到南洋谋生，是一个性格开朗，知书达理，深明大义的女性。卫月朗没有过多地责备女儿，她认为女儿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对她的成长是有好处的。女儿愿意加入同盟会，就放心让她去做吧。

　　陈璧君的父亲陈耕基是当地有名的富商，他对几个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视，除送他们进当地最好的学校读书外，还从国内请了一位国文老师教授中文。当他知道陈璧君加入同盟会的事后，十分生气，坚决反对。他说：“一个女孩子，不好好读书，成天和一些男人们在外边东奔西跑，像什么话∵”

　　为此，卫月朗与丈夫发生了争执。她说：“我们对同盟会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怎么能随便责怪女儿呢。孙中山先生就在槟城，我们可以当面问问孙先生，听听他的意见再作决断也不迟呀。”

　　于是，卫月朗带着陈璧君来见孙中山。

　　孙中山热情接待了陈璧君母女俩。他向卫月朗介绍了同盟会在日本和东南亚一带开展活动的情况，向她讲了一些革命的道理。他说：“夫人，为什么我们泱泱中国，屡屡遭受外国列强欺负；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如此灾难深重，那么多人背井离乡来南洋谋生?就是因为满清政府黑暗、腐败、愚昧，贪官污吏上下勾结，欺压百姓，鱼肉人民。如果再不起来造反，我们的国家就会灭亡，我们的民族就会遭灭顶之灾。眼下，我们要发动大众，团结起来，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实现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我们的国家才会强大。祖国强大了，民族兴旺了，我们这些在海外的华侨，才能挺直腰板，扬眉吐气呀∵”

　　一番话说得卫月朗连连点头。

　　没过多久，卫月朗不顾丈夫的反对，也加入了同盟会。母女二人一同加入同盟会，这在当时极为少见，一时被传为佳话。

与汪精卫一见钟情

　　１９１０年元旦，北京琉璃厂马神庙胡同内，“守真照相馆”在一阵“噼噼啪啪”的爆竹声中开张了。几个穿着时髦的年轻人，跑前跑后，张罗着照相馆的生意。

　　照相在当时来说，是件非常新鲜的事儿，北京城内总共也没有几家照相馆。可是守真照相馆开业后，生意并不是很好，来照相的人不多。可这几个年轻人似乎并不在乎，一副姜子牙钓鱼愿者上钩的神态。原来，守真照相馆是革命党人设在北京的一个秘密机构。这几个年轻人，就是同盟会成员汪精卫、黄复生、罗世勋、陈璧君等人。

　　还在槟城璧如女校读书时，陈璧君就经常在同盟会的机关报上看到笔名叫“精卫”的人写的文章，如《民族的国民》、《驳革命可以瓜分说》等，这些文章写得非常好，说理透彻，文笔犀利。陈璧君非常佩服作者的洞察力，这个笔名叫“精卫”的人是谁呢?陈璧君萌生了想见一见他的念头。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同盟分会会长吴世荣。

　　一天，吴先生急匆匆地找到陈璧君，对她说：“汪精卫先生到了槟城，就住在我家，你不是想见见他吗?”

　　“是不是那个写文章的‘精卫’?”陈璧君问。

　　“正是∵ ‘精卫’是他的笔名。”于是，陈璧君随吴先生赶往他家。

　　在吴世荣家里，陈璧君见到了汪精卫。汪精卫个子不高，浓黑的眉毛下，一双大眼炯炯有神，那身得体的白色西服，鲜红的领带，更映衬出不凡的气质。陈璧君一见钟情，爱上了这位慕名已久的才子。没过多久，她鼓起勇气，向汪精卫写了一封求爱信。没想到却遭到汪精卫的婉拒。

　　原来，汪精卫在家里已与一位刘姓女子订过婚。虽然他极力反对，并宣布与家庭断绝关系，但这门亲事弄得他心力交瘁。考虑到参加革命，四处漂泊，居无定所，短期内他不想再议婚事。可陈璧君并不死心。她是一个看准了事情就一定要干到底的女子。当听说汪精卫受孙中山之命去了日本，陈璧君也以留学为名，一路追到日本。

　　来到日本后，得知同盟会正为活动经费发愁，陈璧君慷慨解囊，把家里给她的钱，全部拿出来捐给了同盟会。当时，汪精卫正在组织暗杀团，准备行刺清政要员。陈璧君听说后，坚决要求参加。开始，汪精卫不同意，看到陈璧君态度坚决，才勉强答应吸收她。

　　听到汪精卫同意她参加暗杀团的消息后，陈璧君非常高兴。她想，这样她就可以有很多时间与汪精卫在一起了。陈璧君是个办事非常认真的人，她想，既然参加了暗杀团，就要干出一个样子来。于是，她四处拜师，请人教她柔道、剑术和枪法，还学习如何制作炸药。

　　１９０９年冬，汪精卫带着陈璧君，还有黄复生、罗世勋等暗杀团的其他成员，秘密潜回北京。他们以开照相馆为掩护，寻找行刺机会。可是，因为保密工作没做好，汪精卫、陈璧君等人这次在北京的活动以失败告终。他们的行踪被清政府发现。黄复生在照相馆被捕，汪精卫则在他的住地东北园被清兵抓走。

　　汪精卫被捕后，关在北京北郊的监狱里。陈璧君忧心如焚，四处奔波，设法营救。

　　一次，陈璧君买通狱卒，送给汪精卫１０多枚鸡蛋。其中一枚鸡蛋藏着一封信。陈璧君在信中表达了对汪精卫的关心和无比思恋之情。

　　正在监狱备受煎熬的汪精卫看见这封信，精神为之一振，陈璧君在如此境遇下仍对自己一往情深，使得他非常感动。看完来信，汪精卫激动的心情难以平静，他咬破手指，在信纸背面写道：“信到平安”。接着又填了一阕《金缕曲》赠陈璧君。这首词充满了对陈璧君的一片爱心和思念。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被迫宣布开放党禁，汪精卫被释放出狱。听说心上人已释放出狱，陈璧君欣喜万分。当得知汪精卫出狱后已从北京经由武汉到了上海，她即赶往上海与汪精卫相会。经过这一番生死之恋，两人的感情有了进一步发展。１９１２年初，汪陈二人在上海举行了婚礼。

为夺夫竟然逼死情敌

　　陈璧君与汪精卫结婚后，暴露出了她任性、跋扈的性格，有时完全不顾及汪精卫的面子。汪精卫被人称为美男子，又很会讨女人欢心，陈璧君对他看得很紧。早年汪精卫在日本留学时，认识了同盟会的女会员方君瑛。方君瑛文静温柔，才貌出众，一派大家闺秀的风范，汪精卫对她情有独钟。后来，陈璧君技高一筹，把汪精卫弄到了手。

　　辛亥革命后，方君瑛曾和汪、陈一起去法国留学。那时陈璧君已和汪精卫结婚，并有了孩子。方君瑛见陈璧君一人又要学习，又要带孩子，忙不过来，便来帮助她照看孩子。这期间，方君瑛与汪精卫的关系有了发展。

　　一次，陈璧君有事提前回家，看到汪精卫与方君瑛两人在家，十分亲密的样子，陈璧君当即就吵了起来，她大骂方君瑛是个婊子，在许多朋友中羞辱她。方君瑛从来没受过这种侮辱，气愤之余，便上吊自杀了。方君瑛的死，使得汪精卫痛惜万分，他亲笔写了挽联，挂在方的灵堂上。

　　汪精卫当汉奸后，认识了一位名叫施旦的女士。施旦年轻貌美，热情大方，长得与方君瑛非常相像。施旦也被汪精卫的风度所吸引，两人很快坠入情网。为了能够多与施小姐接触，汪精卫便聘她为秘书。当陈璧君获知他们俩的秘密后，跑到汪精卫的办公室，又哭又骂地大闹了一场。

　　这次，汪精卫一反常态，对陈璧君大发脾气：“当年你逼死了方君瑛，现在又想逼死施小姐，你如果再这样同我闹，我就与你离婚！”听说汪精卫要同自己离婚，陈璧君有些害怕，不敢再闹下去了。

　　施旦也不是个简单人物，听说陈璧君在汪精卫的办公室里大闹，便主动来见陈璧君，对她说：“陈大姐，您不必发怒。其实我知道，汪先生并不是真正爱我，而是因为我长得像方君瑛，他把我当成方小姐来爱。这对你们夫妻并没有造成什么妨碍。汪先生曾对我说过：他１９３５年被刺时，医生说只能再活１０年，现在只剩下５年了。我与汪先生，为肉欲谈不到，为财物也非我所欲。我仰慕汪先生，爱惜汪先生。我这样做，对我并无利益可图，但对你却有好处。起码我和汪先生相处时，能够使他浮躁的心情得到安定，使他自觉生气勃勃。你如果因此和他翻脸吵架，结果对你未必有利。”

　　施小姐不紧不慢的一番话，竟使自恃精明能干，从不饶人的陈璧君无言可答。陈璧君自觉红颜已老，必须正视现实，她最后只好答应施旦留下来。

　　另有一次，大汉奸褚民谊在上海主办电影活动，在来向汪精卫汇报时，汪与其中一个女电影明星合影留念，神态颇为亲昵。当时，陈璧君正在广东，看到照片后，醋意大发，当天就从广州乘飞机赶往南京，责问汪精卫，一气之下，挥手将汪精卫桌上的公文摆饰全部扫于地上，弄得汪狼狈不堪。陈璧君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又把随从人员及副官侍卫等召集在一起，破口大骂，责问这些人为什么看到汪与女人混在一起不加阻止，有失体统。骂完了工作人员，接着又来找褚民谊，吓得褚民谊躲了起来。这以后，陈璧君提议在汪精卫办公室设机要秘书数人，由她的侄子和五弟负责，监视汪精卫的私生活。

积极为汪精卫出谋划策

　　陈璧君是一个参政欲、权力欲很强的女人。她办事雷厉风行，锋芒毕露，敢说敢为，看见不顺眼的事，她就要说，天王老子也不怕。谁要是得罪了她，她可六亲不认，连蒋介石都惧她三分。嫁给汪精卫后，陈璧君泼辣作风不减，积极为汪精卫出谋划策，始终把自己的命运与汪精卫紧紧联系在一起。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召开。大会由汪精卫主持，开幕式结束后，全体中央委员来到会议厅门口合影，汪精卫与阎锡山、张学良、林森等人站在前排。摄影完后，大家正准备返回会场继续开会，突然摄影记者中跃出一人，只听“啪―啪―啪―”三声枪响，汪精卫倒在了血泊里。

　　陈璧君见状，拨开人群，赶忙向前施救。她见汪精卫浑身是血，双眼紧闭，便把他抱在怀里。此时的汪精卫神智尚清醒，他忍着伤痛，断断续续地说：“我为革命……结果如此。我……我……毫无遗憾。”

　　陈璧君神情镇定，强忍悲痛地说：“四哥，人必有一死，即使你遇不幸，我们仍要继续努力，将革命进行到底。”救护车很快赶到，把汪精卫送进医院进行抢救。

　　由于汪精卫与蒋介石有着很深的矛盾，“九・一八”事变后，虽然蒋、汪重新携手合作，共同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但两人仍是貌合神离。再加上这次合影蒋介石借故没有参加，于是引来许多猜疑，认为是老蒋指使人干的。

　　第二天，陈璧君闯进蒋介石的办公室，怒气冲冲地质问道：“蒋先生，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不干就是，何必下此毒手！”蒋介石当时确实也不知道刺汪究竟是什么人干的，面对陈璧君的质问，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不好发作，只得安慰道：“夫人息怒，夫人息怒，我一定要查清此事，严惩幕后指使者。”送走陈璧君后，蒋介石把特务头子戴笠找来，大发了一通火，命令他限期破案。

　　汪精卫与陈璧君的性格正好相反，他虽然老奸巨猾，深藏不露，但办事瞻前顾后，柔弱有余，刚猛不足。因此，巾帼红颜的陈璧君反而成了汪精卫的保护人，汪精卫在政治上遇到什么难题，喜欢回家后与夫人探讨，陈璧君也乐此不疲，积极为汪出主意。久而久之，陈璧君大事小事均要插手过问，汪精卫在政治上的不少行动与想法，就是出自陈璧君的主意。以致汪的同党陈公博曾经议论说：“汪先生离开陈璧君干不了大事，但没有陈璧君，也坏不了大事。”

　　抗日战争爆发后，汪精卫与蒋介石再次发生矛盾冲突。汪精卫力主与日本议和，避免中国军队与日军发生正面冲突。汪精卫的汉奸理论，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反对。国民党内反汪呼声高涨。汪精卫知道这是蒋介石幕后指使人干的，他自知斗不过蒋介石，便心灰意冷，一度想退出国民党。

　　这天，陈璧君见汪精卫回家时，满脸通红，神情颇为激动，问及原因，原来蒋介石请汪精卫吃饭时，两人发生了争吵。陈璧君听说后，气愤地说：“蒋中正其实也并不想抗日，但他会耍两面派。他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其实根本没有诚心，国共合作迟早是要破裂的。与日本人议和有什么不好，早日消灭共产党，减少无谓的伤亡，这不是两全其美吗∵你不能甘拜下风，要与老蒋斗下去，大不了也就一死呗∵”

　　在此之前，汪精卫一直想派人与日本人先行接触，探探日本人的口风，求其支持，必要时与蒋介石决裂。这次，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陈璧君。陈听说后，非常支持，并催促赶快行动。没过多久，汪精卫便派出梅思平、高宗武秘密到上海与日本人接触。

　　梅、高二人没有辜负汪精卫的希望，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与日本人签订了议和“密约”。１９３８年１１月底，梅思平由上海经香港辗转回到重庆带回了与日本人签订的“密约”。在是否离开重庆，公开投日这件事上，汪精卫一直瞻前顾后、犹豫不决。可是陈璧君却态度坚决，极力要汪精卫早日脱离蒋介石，与日本人合作，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汪精卫终于迈出他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第一步。

求助蒋介石羊城遭诱捕

　　１９４０年３月，汪精卫伪政府在南京成立。汪精卫任伪国民政府主席，陈璧君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第一夫人”。在汪伪政府中，陈璧君任中央监察委员，后又兼任“广东政治指导员”。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０日，汪精卫在日本病死。汪精卫的尸体被抬回南京，很快举行了葬礼。办完丧事，陈璧君带着一群亲信，回到了广东。伪广东省省长此时已换了她的妹夫褚民谊，陈还想凭借这层关系继续维持在广东的统治。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日本天皇下诏，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陈璧君惶惶不可终日。

　　这天，陈璧君找到褚民谊商议应对之策。褚民谊也似热锅上的蚂蚁，哪还有什么高明的主意。见褚民谊比自己还要惊慌，陈璧君安慰他说：“不要怕，当年我们追随汪先生的目的是求和平，又不是卖国当汉奸。现在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任务已经完成，有什么可怕的∵”

　　下一步该怎么走，俩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只好决定向老蒋献殷勤，请蒋看在昔日一致反共的情分上网开一面。于是，陈璧君要褚民谊向蒋介石发份电报，试探一下老蒋的态度：

　　敌宣布投降后，共军乘机蠢蠢欲动，正三三两两潜入省防，不良居心昭然。愿谨率所部严加防范，力保广东治安，静候中央接收。

　　隔天，陈璧君让褚民谊又发一电：

　　汪夫人愿为中央效犬马之劳，誓将广东完璧中央，盼蒋委员长训示。

　　电报发出后，如石沉大海，迟迟不见蒋的回音。

　　广州城内，到处在捉拿汉奸。陈璧君躲在家里，忧心忡忡，度日如年。

　　就在陈璧君陷入绝望之时，一位不速之客敲响了褚公馆的大门。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国民党军统局广州站主任郑介民。

　　郑介民对褚民谊说：“你给委员长的两封电报都收到了。此次，我是奉戴局长之命，前来迎接汪夫人与你前往重庆。蒋先生有一封电报要我转交给你。”说着，取出一份附有密码的电报交给了褚民谊。

　　褚民谊展开电报，认真读了起来。

重行兄：

　　兄于举国抗战之际，附逆通敌，罪有应得。惟念兄奔走革命多年，自当从轻以处。现已取得最后胜利，关于善后事宜，切望能与汪夫人各带秘书一人，来渝商谈。此间已备有专机，不日飞穗相接。弟 蒋中正

　　重行是褚民谊的字。读完电报，褚深信不疑，非常高兴。他问郑介民：“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重庆?”

　　郑介民回答说：“重庆的飞机后天就可抵穗，请你马上转告汪夫人，做好准备。”

　　褚民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陈璧君。陈闻讯后，喜出望外，特地让人上街买了一筐刚上市的鲜桃，准备带到重庆，送给蒋夫人。

　　第三天上午，郑介民通知褚民谊：“专机已到，请与汪夫人下午三点等候在原省政府门口，有车来接。”

　　３点整，郑介民带着十余辆汽车和一伙军统人员准时到达。他下车后，即宣布：“为了安全起见，每辆车只能坐两人，其余座位，由军统陪送人员乘坐。”陈璧君与褚民谊安顿坐好后，汽车便出发了。车队刚出省政府，陈璧君就发现汽车不是朝白云机场方向驶行，她惊问：“这是去哪里?”

　　郑介民笑着解释说：“重庆来的是水上飞机，我们这是去珠江边，先上船过渡，再上飞机。”陈璧君便不再怀疑。

　　汽车很快来到珠江边，早有汽艇在此迎候。郑将汪、褚送上船后，称有公务不能陪同前往，便将两人交给一姓何的中校专员，随后乘车走了。

　　汽艇刚一离岸，那位姓何的专员就从口袋里取出一纸，念道：“重庆来电，委员长已去西安，旬日内不能回渝，陈、褚此时来渝，诸多不便，应先在穗送安全处所，以待后命。”

　　此时两人方知中了戴笠的圈套。陈璧君又哭又闹。汽艇来到江对岸停了下来。陈、褚二人被押下船在一栋两层楼房里住了下来。大约过了半个月，军统人员把陈璧君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全部收缴，用一架军用飞机将陈、褚押往南京，关进了宁海路２５号看守所。陈璧君开始了她的囚徒生活。

死不认罪牢底坐穿

　　１９４９年春，蒋家王朝行将灭亡。此时，国民党对在押的汪伪汉奸做出了一项特殊的决定：除已执行死刑者外，凡判处无期徒刑的继续羁押，判有期徒刑不管刑期多少，一律释放。按照这个决定，陈璧君仍不能出狱。

　　１９４９年４月，苏州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接管苏州后，陈璧君从狮子口监狱移解到公安局看守所。上海解放以后，陈又从苏州解押到上海提篮桥监狱。刚开始，陈璧君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有很深的抵触情绪，拒不承认自己是汉奸。

　　《汪精卫全传》中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１９４９年９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宋庆龄与何香凝找到毛泽东、周恩来为陈璧君说情。宋庆龄、何香凝与陈璧君私交很深，１９１２年汪精卫和陈璧君结婚时，何香凝还曾做过陈璧君的伴娘。

　　何香凝对毛泽东说：“汪精卫叛国投敌，陈璧君也跟着一起跑，当了汉奸。但她毕竟是参与者，不是决策者。陈璧君已经在牢里关了几年，听说身体不好，能不能够考虑到她的身体状况，对陈璧君进行特赦。”

　　毛泽东略作思考，回答道：“陈璧君是个很能干、也很厉害的女人，可惜她走错了路。既然宋先生、何先生为陈璧君说情，我看就让她写个认罪声明，人民政府下个特赦令，将她释放。”

　　周恩来在一旁说：“那就请宋先生、何先生给陈璧君写封信我们派人送到上海监狱，看看陈璧君的态度。”

　　当天晚上，宋庆龄与何香凝便给陈璧君写了一封信：

陈璧君先生大鉴：

　　我们曾经在国父孙先生身边相处共事多年，彼此都很了解。你是位倔强能干的女性，我们十分尊重你。对你抗战胜利后的痛苦处境，一直持同情态度。过去，因为我们与蒋先生领导的政权势不两立，不可能为你进言。现在，时代不同了。今天上午，我们晋见共产党的两位领袖。他们明确表示，只要陈先生发个简短的悔过声明，马上恢复你的自由。我们知道你的性格，一定难于接受。能屈能伸大丈夫，恳望你接受我们意见，好姐妹∵

　　殷切期待你早日在上海庆龄寓所，在北京香凝寓所畅叙离别之情。谨此敬颂大安∵

庆龄（执笔）何香凝

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５日夜于北京

　　信很快送到了陈璧君手里。

　　据说，陈璧君接到信后，沉默多时，最后表示拒绝。她提笔给宋庆龄、何香凝写了回信：

　　共党要我悔过，无非还是持蒋政权的老观点，认为我是汉奸。汪先生和我都没有卖国，真正的卖国贼是蒋介石。这不用我历数事实，二位先生心中有数，共党心中有数。正由于二位知道我的性格，我愿意在监狱里送走我的最后岁月。衷心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和爱护。

　　尽管陈璧君顽固不化，监狱里的管教干部，仍对她进行了热情的挽救和教育，找她谈话，给她报纸和一些政治书籍阅读，让她了解时事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在管教干部的帮助下，傲慢的陈璧君情绪慢慢缓和下来，她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罪行。在狱中，陈璧君曾用半通不通的白话文句子这样写道：

　　我初到此处监禁之时，自己一点都不认识自己的错误，非常不平，以为是政治上的成败。及后，我看了些书后，渐渐认识到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便心中气和，后来竟大彻大悟，知道一切的道理。及得读《解放日报》，加以深深的学习，不但气平，而且羞愧。其后另一朋友，送许多进步的书籍、小说、杂志、文选，更学习了《列宁主义问题》后，便如盲目者忽得光明。不但对于以错误见解所做成之点，明若掌上现文。他日幸而改造成功时，重复工作之道路、途径，亦得深刻认识，及努力的去了解，往往思想斗争，至深夜不能睡。加之接受监中之教育之后，更加了然。

　　１９５５年７月，陈璧君在一份自白书中又写道：

　　我少子来见我，给了数本书，女监也每早九时送报纸给我，后来便求得自己订一份《解放日报》，我很用心的从它学习理论和了解人民政府的措施。我便渐渐信服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的人民政府的正确理论和用心了。尤其是我借得《论人民民主专政》的一文，我读了八遍，不够，要还给人家，我便将它抄下来。日日的看，看了一遍又一遍，我完全了解了。有个姓龙的朋友送了现在这一大批书给我，我便明白了共产党为什么胜利，国民党为什么灭亡，是一个历史铁一般的规律。

　　陈璧君的身体每况愈下，她除患有心脏病、高血压外，还因痔疮、颈部淋巴炎、肺炎等住过医院，每次住院，短则半个月，长则近一年，她几乎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医院度过的。１９５９年５月２日，陈璧君突然咳嗽、气喘，心跳加快，她被再次送进医院。

　　在医院里，陈璧君得到了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与护理。医院请来享有盛誉的中西医学专家前来会诊，先后为陈进行了１５次血液检查，３次Ｘ光透视，两次心电图检查，最后诊断为高血压性心脏病、风湿性关节炎、并发性肺炎。当时，正是国家遭受自然灾害，食品极度匮乏，但为了抢救陈璧君，医院每天给她准备了高蛋白营养菜，特别供应两瓶牛奶，保证她的营养。

　　陈璧君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便给其子女写了一封信：

诸儿同阅：

　　我于本月２日因病蒙人民政府在革命人道主义待遇下送入医院，现由中西医会诊处方，年近七旬加上病魔纠缠，病况较为严重，万一不幸与诸儿永别，则盼诸儿早日回归祖国怀抱，以加倍努力工作以报答人民政府挽救我之深厚恩情，吾死别无所念，因你等均已达而立之年，遗憾者未能目睹祖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你等于５月４日、９日先后汇共两百港币已收到，勿念，以后兑款仍寄原址，祝健康∵

母 字

１９５９年５月１９日

　　陈璧君的身体日渐衰竭，最后因大叶性肺炎引起心力衰竭。１９５９年６月１７日，陈璧君死于上海提篮桥监狱医院，时年６８岁。

　　陈璧君的子女解放前都去了国外，她在上海没有直系亲属，尸体由其在上海的儿媳之弟收殓火化，骨灰送到广州。第二年，由陈在香港的子女派人到广州认领。

　　次年秋，陈璧君的骨灰由其子女撒人香港附近的大海里。

 

[contractor]

周佛海。他曾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代表日本小组出席过中共“一大”。

 

[Fisher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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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佛海。他曾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代表日本小组出席过中共“一大”。

汪精卫还策划刺杀过摄政王载沣呢，你觉得他和周佛海从国民党党员叛变投敌做了汉奸很奇怪吗？

 

[contr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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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还策划刺杀过摄政王载沣呢，你觉得他和周佛海从国民党党员叛变投敌做了汉奸很奇怪吗？

还有那个李士群, 早年参加过共产党，曾赴苏联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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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那个李士群, 早年参加过共产党，曾赴苏联学习.

有什么可奇怪的，contractor半仙不是也出生在中国，成长在中国，但到了加拿大却疯狂并大肆反共反华么？

 

[cucapila]

哈哈，湖南大知识份子叶德辉

google了一下，老先生还真是丰富多采啊
名士，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