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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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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为何放弃抵抗日寇？
作者：温相
最近有位朋友给我来信说他们开展了一个关于张学良9.18抵抗的问题的讨论，希望我写个东西以正视听，他们究竟怎么开展讨论的，具体情况我不知道，而且，以正视听的帽子也实在抬举我。然而，我仍旧愿意就这个话题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因为已经是8.13的纪念日了，再有两天就是抗战胜利日，说起这段历史还是挺有一些现实意义的。
张学良不抵抗的帽子是从9.18以后就戴上了，我党建国以后编撰的历史则指出张的不抵抗和蒋介石的密电有关，当然不是说9.18当天的，而是此前的密电，关于这点已经有很多的文章给予论述了，这里就不详细说了。（张学良的身边工作人员洪钫回忆说是8.16日的电文，而赵四的胞兄赵燕生的回忆则是赵本人亲眼见过蒋介石给张的不抵抗的电报。【注1】）本来这段往事已经告一段落了，不料晚年的张学良自己对唐德刚教授说：“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 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命令,与蒋介石无关。”张的这个回忆给很多崇拜蒋介石的网民多了一条捞稻草的机会，他们从此就公开在互联网上更加大肆吹捧他们的“民族英雄蒋公”了，因为张学良自己都承认他不抵抗了。
中国官修本的历史中也从来没有否认过张学良不抵抗的历史，只不过为尊者讳，把张学良的这段不光彩的历史给予一定的淡化处理，并且时刻提醒张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也有蒋介石的责任。所以，现在哈蒋派说我党掩盖历史真相这是令人匪夷所思的糊涂逻辑。蒋介石恐日也是由来已久，不要说蒋介石恐日，就连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也有恐日的毛病。蒋介石、何应钦之流破坏1.28抗战那也是史不绝书的，怎么就能说蒋介石从来就是坚定的抗日者呢？而民族英雄是从来就不畏惧外来侵略者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蒋算什么民族英雄？
好了，我们现在回到原来的话题上，张学良自己的口述是不是就一定代表了当时的历史真相呢？可能代表一部分，但是，未必是全部。
为什么不是全部呢？我本人对张学良几次三番的对外界表达自己当初的不抵抗与蒋介石没有丝毫关系，如果就说没有决定性的关系倒也可以令人理解，然而，张说没有丝毫的关系，把蒋介石完全择出来这就给人掩耳盗铃的感觉了，俗话说越描越黑也就是这个道理，所谓的丝毫无关侧面就等于告诉大家一定有关系。而张学良之所以这么一再表明心迹，也是另有原因的，我们不妨看一看。
当张学良准备同唐德刚完成“李宗仁回忆录”第二的“张学良我讲你写录”时，宋楚瑜出面正式警告张学良说：“台湾有那么多的史学家，为何要找唐德刚做传？”其咄咄逼人之态清晰可见，而宋楚瑜并非真的忌惮唐德刚写张学良，实在是担心“少帅”一时兴起，把蒋介石的“革命史”付以史笔。宋楚瑜挟当年洛城谈判的余威与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头衔向张学良提出“建议”以后，张学良怯步了，唐德刚问张学良：“汉公，他们真的能把你搞死吗？”张学良不无疑虑的说： “是啊是啊。”唐德刚继续追问为什么时，张学良就含糊的说了一句家乡话“劫了一板子了。”【注2】
事实上，张学良的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虽说国民党还不敢真的对张学良下什么毒手，（但也难说，当年老蒋就自食其言，扣住张学良不放，张所说地劫了一板子大约指此而来）但是，张不能不顾及他家庭的安全，张若以皓首之年“泽及后裔”，在张学良来说，那就实在不能算是“主恩天高厚，时事如浮云”了。国民党搞暗杀是有传统的，从蒋介石自己算起（暗杀陶成章）到宋楚瑜这一代已经经历了几十年了，而精于暗杀擅长暗杀迷恋暗杀的习惯一直是国民党的既定方针。前者，作家江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以国民党政府中的“情报局局长”汪希苓这样的高官和蒋孝武这种标准的“接班人”的身份仍旧借助黑社会对一个手无寸铁的文人开枪清算，况且又是在台湾小朝廷的外国主子美国人的地盘上，难道他们还有什么顾虑吗？
宋楚瑜警告生效以后，张学良、唐德刚在1990年6月11日，把张学良没有委托唐德刚撰写回忆录的声明分别登载在《中国时报》和《联合报》上。后者是钱纯的报纸，国民党自然大放宽心。我们可以看一看宋楚瑜威逼张学良的日期是在和一些东北同乡乃至熟人见面说话之前。而宋发狠话以后，张学良则一律强调那是自己的判断失误。这两件事一点关联都没有吗？完全能排除张学良受压以后改了口径的证据那是目前没有看到的，换言之也就是说不排除张是在一定暗示和压力下完成对外的这个谈话的。
也所以，我们说目前断言蒋介石在9.18事件发生前后扮演了十分光彩或者不知情乃至无辜者的角色也是站不住脚的，至少理由还不完全充分。
可是，有一点却是可以证实的，那就是张学良要负有不抵抗的主要责任，因为他是东北的最高军事当局，他一句话就可以向日寇开火，虽说他改旗以后服从中央政府，但是，中央政府对东北的力度远没有到了令行则止的地步。那么，张学良为何选择不抵抗呢？张学良自己说他是判断失误，有人则用武器啊、军力或者地盘啊等等因素来分析，我以为言不及义。毛泽东以前说过要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话说明了一点，那就是战略上要站在一个高度上面，而战略上能够站到一个高度做到藐视敌人那也是要有一个历程的，而张学良恰恰不具备这个历程，张学良所具备的历程则是奉系军阀长年以来的高度或者说极端恐日。军事是政治的延续，一个长期在恐日的环境下成长的军事统帅怎么可能在突发事件中一下子转弯了呢？而且，只要有着这种思想的人，不要说他有多少装备，有多少兵马，那都是送礼的基础，没有丝毫作用的。武器固然重要，但是，人心更为重要。否则你怎么解释毛泽东就带着几千人马上了井冈山而后一路杀到北京城的历史呢？如果毛泽东脑子里面有一个畏难的东西始终盘踞着，他还能那么果决的领导中国革命吗？反向观之，张学良不抵抗也是由此而来。
我个人在检索史料中发现张学良之所以不抵抗，和他亲身经历的三件大事有关。
我们都知道，奉系军阀是日寇一手扶植起来的地方实力派，这个派系的生存很大程度上要看日本人的脸色，而日寇从日俄战争以后就一直盘踞东北，享受各种特权，所谓盘根错节、根深叶茂。张作霖即便是不甘心完全给日寇做看家的奴才，但是，客观上也不能奈何日寇半点。张学良成年以后就一直处在这种环境和生态下，他先天对日寇便有恐惧感，张对阎锡山说他什么都敢干，天也可以捅出一个窟窿来。【注3】这是极言之，而非实际情况。至于奉系军阀本身的这种软骨病和袁世凯北洋系生与俱来的恐日症状也大有关系，袁世凯称帝就就极力讨好日本，不惜出卖主权，而袁世凯手下头号大将一直主持北京中央政务的段祺瑞是另一个亲日派头子，段祺瑞除了在直皖战争中和张作霖失和以外，其他历史时期始终配合较好，他们之间不可能不相互影响，而张学良是张作霖的儿子，一个亲日派的儿子受到的教育不可能是强烈对抗日寇的，尽管不排除可能会有逆反心理，但是，一旦落实到实际情况中，张学良的软骨病和恐日症则时有发作。
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以后就是取得日寇的全力支持才得以东山再起的，这一点我们可以看一下吴俊升当时不但没有接受胜利者曹吴的意见取代张作霖反而直接面见张作霖把曹吴的阴谋合盘端出的态度就能体会一二。而后奉军再度入关挑战曹吴，奉天日寇的总领事船津就要求日寇中央政府给予张作霖强有力的支持，并且出面策划张段合流。
第一个大事也就是让张学良认清日寇的实力的就是郭松龄事件。
郭松龄郭松龄为人正直肯干，是奉军中难得的翘楚，张学良倚之为万里长城，有“我即茂宸，茂宸即我”之言，周大文回忆说，张学良每次去饭店吃饭，如果郭松龄不一起去，他就不去，为了迎合郭松龄爱跳舞的习惯，张学良周末经常举行舞会，外人误以为张本人跳舞成性。【注4】郭松龄死后多年，张学良和溥杰一起用餐，看到一盘烧茄子时，张学良对溥杰说：“郭生前最爱吃这个菜。”【注5】从这些点滴小事上可以看出张郭二人情同手足、非同一般。而郭松龄所统辖的部队在奉军两次入关都立下汗马功劳，郭松龄是奉军中唯一可以对外界抗衡的上将之选。所以，一旦郭松龄反奉，奉系军阀中的老派头子之一的汤玉麟、阚朝玺等人立刻向郭松龄伸出橄榄枝，就连吴俊升本人也是观望了一段，和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后的态度决然不同，这也说明奉系军阀内部已经没人可以抵抗郭部七万精锐。而且，以张作霖等人对郭松龄的军事素养的了解，他们也知道如果在奉军中找到一个能够和郭对抗的人选，恐怕已经不可能了。这也就是张学良为什么对郭松龄的反奉持有一种十分暧昧的取向的主要原因。
然而，当郭军攻克锦州，张作霖已经到了日暮途穷的地步之际，由于日寇的干涉，郭军从胜利之师几天以后竟然变成了亡命之师。在张作霖和关东军参谋长斋腾等人签订卖国条款以后，日寇于1925年12月8日对郭松龄提出警告，12月15日第二次警告郭松龄。此后日寇调动军队进入奉天省的达到40000人左右。郭松龄对日寇的蛮横无理不与理睬，并且指出“日军亦不惜击之”。日寇见此乃赤膊上阵，根据史料披露，日寇派出退伍的炮兵给奉军，并且提供大量的武器弹药，到得郭松龄前锋抵达新民县时，日军派出八十多架飞机连续轰炸郭松龄本部白旗堡，以致附近三十里都成焦土，日军从左侧压迫郭军，吴俊升黑龙江骑兵军从后路包抄，而前面则有关东军河川一部在阻拦郭部。郭松龄是12月21日夜晚开始决战的，到24日就全面失败，史书中公认是日寇的出兵干涉起了决定性作用。而此前日寇一度向郭松龄示好，表示拥戴郭松龄出任东北之主，就是因为郭没有答应他们的条件，他们才转而继续维持张作霖的统治，日寇的翻云覆雨的态度竟然在一个月之内决定了奉系的生死存亡和郭松龄的去留，可见他们的势力之大，对于这一点，张学良作为直接的经历者，他的感触之深已经不能用笔墨来形容了。
郭松龄之于张学良不仅是朋友，而且还是老师，更是宰辅，张学良后来说郭如果不急于反奉，他上台以后不论是吉林还是黑龙江都可以任由郭来挑选。张遇到急事时经常说“茂辰若在，断不至此。”由是可知，张把郭看得何等重要，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张学良认为可以辅佐他纵横政坛的名将居然在三天的时间里毁在了日寇的手中，这对张学良的震撼应该是难以言表的。
第二件事就是关于新五路条约的签定。这一点张作霖几次有意拖延，日寇十分不满，张作霖之所以拖延，有人认为这是张的爱国所致，其实不然，军阀从来都是最爱自己，最爱自己的实力，国家民族在他们的眼中不过是可以用来利用的幌子罢了，张作霖如果爱国的话，根本就不会仰人鼻息，更不会借日寇之手消灭同胞。张作霖不愿意签定这个条约的关键在于张认为一旦这么做了，日寇必将全面控制东北，对于此点，日方也毫不隐讳，日本顾问曾经说：“这些铁路造好，将使得满洲成为日本的属地。”换句话说，这五条铁路的修建工程等于文字的“9.18事变”。倘若东北成了日寇的属地，张作霖哪里还有他的自由和权威呢？日寇虽说是张的外援，但是，这个外援一旦染指了军阀最根本的利益的时候，军阀也不再甘心沉默，这是一切军阀的基本特点，这和爱国本来就是两码事。还有一点就是张作霖这时候已经准备攀上英美的高枝，和日寇逐渐表示疏远，如果说拒绝日寇就是爱国，那么转而对英美当局献媚又作何解呢？
可是，日寇并不容许张作霖另找婆家，新任满铁的头子山本条太郎派遣他的义子江藤丰二去面见张作霖，江藤原本是张的密友，二人之间无话不说，这时候江藤已经顾不得老朋友的关系，直截了当的对张作霖说：“如果你不答应，日本将帮助你的敌人蒋介石。”张作霖双手颤抖的签了字，画上了四条铁路。【注6】然而，张作霖还是继续和日寇周旋，没有最后决定把这些权益交给日寇，但是，张学良作为这件事的目击者，他看到了日寇的凌逼之甚，要知道，当时的奉系军阀已经到达了它们系统的政治颠峰，张作霖大败曹吴之后狂妄的宣称，几年之内他不打人，但是，也没有人敢打他。他自己粉墨登场宣布自己成为北洋小朝廷的最后一任看门人。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日寇居然敢于直接对奉军叫板，而且强硬的表示如果奉张不满足条件，日军将阻止奉张转回东北，假如不是英美出面干涉，这一切都将成为事实。几十万奉军不是因为自身的实力而是英美的政治压力才得以撤退，这种残酷的现实对张学良的刺激是完全可以想见的。
第三件大事就是张作霖之死。张作霖因为对日寇提出的条件没有满足，日寇决定除掉他。对于张作霖，张学良本人一直是相当崇拜的，他对自己的父亲不仅从血缘的关系讲十分顶礼膜拜，而且从他的政治军事角度看，他也是认为张作霖是“不世出”的大英雄。张学良在他的口述中不止一次的用十分赞赏的口吻提及乃父的 “伟业”，他甚至认为在大略问题上，蒋介石还不如乃父。而为了抬高乃父，张学良还矢口否认乃父当初做过土匪，张学良的口述资料中多次出现类似“我父亲这人比我强”，“我父亲这人有大智。”等一类溢于言表的赞美。然而，这么一个张学良心目中的“大英雄”居然被日寇的几吨黄色炸药给送上了西天，况且这起事件就是发生在张作霖统治了十几年之久的奉天省境内。在张作霖的老巢中就把张作霖致死的这种布置令所有奉系集团头子都开了眼界。而张学良身为奉军最高军事指挥官之一、张作霖的长子，回家奔丧还要化装，即便是这样，车到山海关，日寇的宪兵还堂而皇之的上来盘查，东北到底是何人的天下已经是一个绝大的疑问了。
随着张作霖之死的真相的逐渐浮出水面，张学良已经了解到日寇当局对这件事的基本态度，虽说日寇内阁没有直接答应关东军的冒险犯难或者说他们没有指使关东军如此行事，但是，事后内阁对关东军的态度也足以说明，日寇中央政府要抛弃张作霖那也是迟早的问题，而手段上也未必就比关东军来得温和。身为人子的张学良明知如此，还要强颜欢笑的面对杀死乃父的凶手，政治上的考虑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呢？
奉系军阀系统内部恐日是一个传统，我们只要看看以后日寇占领东北，奉系军阀的骨干力量投降日寇甘为汉奸的例子就能知道这一点并非虚妄。
袁金铠，作为张作霖早期的主要心腹，杀害张槠的主谋，一度是“只知有袁秘书长，不知有张大帅”的顶尖人物，日寇一来，立刻投降。
张景惠，张作霖最早的心腹大将，是张作霖系统中比吴俊升还要和张作霖更为亲近的人物，以后做了伪满洲国的总理大臣，甘心做贼。
其他的领军大将诸如于芷山、阚朝玺、张海鹏等无一不是望风而降。文官更是如此。
甚至连我们都知道的以抗日面孔出现的张作相其人实际也是和日寇眉来眼去，并非以往的某些书里面夸赞的如何铁心铁面云云。张作相一直让他的次子张廷枢和日寇以及日寇的代言人张景惠保持接触，1941年，张作相还亲往伪政权的长春面见日寇，通过张景惠的努力，日寇还发还了张作相在锦县的财产。以后张景惠还推荐张作相出任伪华北政权的首脑。只是因为张作相看到日寇从1944年以后江河日下才没有答应。【注7】
张作相是号称辅帅的老派头子，也是主动让出帅位给张学良的“恩人”，连他在内对日寇的态度都是如此，那么其他人则可想而知了。就在这种恐日、亲日、媚日的一个总体环境下的张学良即便是有抗战的决心，恐怕也没有抗战的能力，更何况张学良本人本来就没有抗战的勇气。张学良说他不抵抗是判断失误，这是给他自己开脱罪责，不是判断失误，而是主观认知上的缺陷。我们经常说，面对日寇这样凶残的敌人必须唤起全民族进行抵抗。这句话是对的，但是，这句话不能孤立的看待，不能说为了唤起全民族抗战的决心就在日寇逼进家门的时候逃之夭夭。张学良作为守土有责的方面大员在事变之初居然命令不抵抗，这是一句判断失误能够解释得了的吗？我在《中华民族抗战中的三大罪魁祸首》一文中曾经把张学良和另外两个祸首蒋介石、汪精卫相提并论也就是这层含义。张学良以后在西安事变中表现出来的功勋和业绩并不能给他在9.18这一天让全体中国人蒙羞的不光彩的历史改写，而对于张学良这个人的评价，也应该客观、历史的看待，不能因为他的不抵抗就否定他以后的西安事变客观促成了国共合作；也不能因为肯定他的千古功臣的地位就可以完全回避他在不抵抗中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这一点同样也适用于蒋介石。
作者：温相
最近有位朋友给我来信说他们开展了一个关于张学良9.18抵抗的问题的讨论，希望我写个东西以正视听，他们究竟怎么开展讨论的，具体情况我不知道，而且，以正视听的帽子也实在抬举我。然而，我仍旧愿意就这个话题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因为已经是8.13的纪念日了，再有两天就是抗战胜利日，说起这段历史还是挺有一些现实意义的。
张学良不抵抗的帽子是从9.18以后就戴上了，我党建国以后编撰的历史则指出张的不抵抗和蒋介石的密电有关，当然不是说9.18当天的，而是此前的密电，关于这点已经有很多的文章给予论述了，这里就不详细说了。（张学良的身边工作人员洪钫回忆说是8.16日的电文，而赵四的胞兄赵燕生的回忆则是赵本人亲眼见过蒋介石给张的不抵抗的电报。【注1】）本来这段往事已经告一段落了，不料晚年的张学良自己对唐德刚教授说：“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 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命令,与蒋介石无关。”张的这个回忆给很多崇拜蒋介石的网民多了一条捞稻草的机会，他们从此就公开在互联网上更加大肆吹捧他们的“民族英雄蒋公”了，因为张学良自己都承认他不抵抗了。
中国官修本的历史中也从来没有否认过张学良不抵抗的历史，只不过为尊者讳，把张学良的这段不光彩的历史给予一定的淡化处理，并且时刻提醒张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也有蒋介石的责任。所以，现在哈蒋派说我党掩盖历史真相这是令人匪夷所思的糊涂逻辑。蒋介石恐日也是由来已久，不要说蒋介石恐日，就连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也有恐日的毛病。蒋介石、何应钦之流破坏1.28抗战那也是史不绝书的，怎么就能说蒋介石从来就是坚定的抗日者呢？而民族英雄是从来就不畏惧外来侵略者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蒋算什么民族英雄？
好了，我们现在回到原来的话题上，张学良自己的口述是不是就一定代表了当时的历史真相呢？可能代表一部分，但是，未必是全部。
为什么不是全部呢？我本人对张学良几次三番的对外界表达自己当初的不抵抗与蒋介石没有丝毫关系，如果就说没有决定性的关系倒也可以令人理解，然而，张说没有丝毫的关系，把蒋介石完全择出来这就给人掩耳盗铃的感觉了，俗话说越描越黑也就是这个道理，所谓的丝毫无关侧面就等于告诉大家一定有关系。而张学良之所以这么一再表明心迹，也是另有原因的，我们不妨看一看。
当张学良准备同唐德刚完成“李宗仁回忆录”第二的“张学良我讲你写录”时，宋楚瑜出面正式警告张学良说：“台湾有那么多的史学家，为何要找唐德刚做传？”其咄咄逼人之态清晰可见，而宋楚瑜并非真的忌惮唐德刚写张学良，实在是担心“少帅”一时兴起，把蒋介石的“革命史”付以史笔。宋楚瑜挟当年洛城谈判的余威与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头衔向张学良提出“建议”以后，张学良怯步了，唐德刚问张学良：“汉公，他们真的能把你搞死吗？”张学良不无疑虑的说： “是啊是啊。”唐德刚继续追问为什么时，张学良就含糊的说了一句家乡话“劫了一板子了。”【注2】
事实上，张学良的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虽说国民党还不敢真的对张学良下什么毒手，（但也难说，当年老蒋就自食其言，扣住张学良不放，张所说地劫了一板子大约指此而来）但是，张不能不顾及他家庭的安全，张若以皓首之年“泽及后裔”，在张学良来说，那就实在不能算是“主恩天高厚，时事如浮云”了。国民党搞暗杀是有传统的，从蒋介石自己算起（暗杀陶成章）到宋楚瑜这一代已经经历了几十年了，而精于暗杀擅长暗杀迷恋暗杀的习惯一直是国民党的既定方针。前者，作家江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以国民党政府中的“情报局局长”汪希苓这样的高官和蒋孝武这种标准的“接班人”的身份仍旧借助黑社会对一个手无寸铁的文人开枪清算，况且又是在台湾小朝廷的外国主子美国人的地盘上，难道他们还有什么顾虑吗？
宋楚瑜警告生效以后，张学良、唐德刚在1990年6月11日，把张学良没有委托唐德刚撰写回忆录的声明分别登载在《中国时报》和《联合报》上。后者是钱纯的报纸，国民党自然大放宽心。我们可以看一看宋楚瑜威逼张学良的日期是在和一些东北同乡乃至熟人见面说话之前。而宋发狠话以后，张学良则一律强调那是自己的判断失误。这两件事一点关联都没有吗？完全能排除张学良受压以后改了口径的证据那是目前没有看到的，换言之也就是说不排除张是在一定暗示和压力下完成对外的这个谈话的。
也所以，我们说目前断言蒋介石在9.18事件发生前后扮演了十分光彩或者不知情乃至无辜者的角色也是站不住脚的，至少理由还不完全充分。
可是，有一点却是可以证实的，那就是张学良要负有不抵抗的主要责任，因为他是东北的最高军事当局，他一句话就可以向日寇开火，虽说他改旗以后服从中央政府，但是，中央政府对东北的力度远没有到了令行则止的地步。那么，张学良为何选择不抵抗呢？张学良自己说他是判断失误，有人则用武器啊、军力或者地盘啊等等因素来分析，我以为言不及义。毛泽东以前说过要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话说明了一点，那就是战略上要站在一个高度上面，而战略上能够站到一个高度做到藐视敌人那也是要有一个历程的，而张学良恰恰不具备这个历程，张学良所具备的历程则是奉系军阀长年以来的高度或者说极端恐日。军事是政治的延续，一个长期在恐日的环境下成长的军事统帅怎么可能在突发事件中一下子转弯了呢？而且，只要有着这种思想的人，不要说他有多少装备，有多少兵马，那都是送礼的基础，没有丝毫作用的。武器固然重要，但是，人心更为重要。否则你怎么解释毛泽东就带着几千人马上了井冈山而后一路杀到北京城的历史呢？如果毛泽东脑子里面有一个畏难的东西始终盘踞着，他还能那么果决的领导中国革命吗？反向观之，张学良不抵抗也是由此而来。
我个人在检索史料中发现张学良之所以不抵抗，和他亲身经历的三件大事有关。
我们都知道，奉系军阀是日寇一手扶植起来的地方实力派，这个派系的生存很大程度上要看日本人的脸色，而日寇从日俄战争以后就一直盘踞东北，享受各种特权，所谓盘根错节、根深叶茂。张作霖即便是不甘心完全给日寇做看家的奴才，但是，客观上也不能奈何日寇半点。张学良成年以后就一直处在这种环境和生态下，他先天对日寇便有恐惧感，张对阎锡山说他什么都敢干，天也可以捅出一个窟窿来。【注3】这是极言之，而非实际情况。至于奉系军阀本身的这种软骨病和袁世凯北洋系生与俱来的恐日症状也大有关系，袁世凯称帝就就极力讨好日本，不惜出卖主权，而袁世凯手下头号大将一直主持北京中央政务的段祺瑞是另一个亲日派头子，段祺瑞除了在直皖战争中和张作霖失和以外，其他历史时期始终配合较好，他们之间不可能不相互影响，而张学良是张作霖的儿子，一个亲日派的儿子受到的教育不可能是强烈对抗日寇的，尽管不排除可能会有逆反心理，但是，一旦落实到实际情况中，张学良的软骨病和恐日症则时有发作。
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以后就是取得日寇的全力支持才得以东山再起的，这一点我们可以看一下吴俊升当时不但没有接受胜利者曹吴的意见取代张作霖反而直接面见张作霖把曹吴的阴谋合盘端出的态度就能体会一二。而后奉军再度入关挑战曹吴，奉天日寇的总领事船津就要求日寇中央政府给予张作霖强有力的支持，并且出面策划张段合流。
第一个大事也就是让张学良认清日寇的实力的就是郭松龄事件。
郭松龄郭松龄为人正直肯干，是奉军中难得的翘楚，张学良倚之为万里长城，有“我即茂宸，茂宸即我”之言，周大文回忆说，张学良每次去饭店吃饭，如果郭松龄不一起去，他就不去，为了迎合郭松龄爱跳舞的习惯，张学良周末经常举行舞会，外人误以为张本人跳舞成性。【注4】郭松龄死后多年，张学良和溥杰一起用餐，看到一盘烧茄子时，张学良对溥杰说：“郭生前最爱吃这个菜。”【注5】从这些点滴小事上可以看出张郭二人情同手足、非同一般。而郭松龄所统辖的部队在奉军两次入关都立下汗马功劳，郭松龄是奉军中唯一可以对外界抗衡的上将之选。所以，一旦郭松龄反奉，奉系军阀中的老派头子之一的汤玉麟、阚朝玺等人立刻向郭松龄伸出橄榄枝，就连吴俊升本人也是观望了一段，和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后的态度决然不同，这也说明奉系军阀内部已经没人可以抵抗郭部七万精锐。而且，以张作霖等人对郭松龄的军事素养的了解，他们也知道如果在奉军中找到一个能够和郭对抗的人选，恐怕已经不可能了。这也就是张学良为什么对郭松龄的反奉持有一种十分暧昧的取向的主要原因。
然而，当郭军攻克锦州，张作霖已经到了日暮途穷的地步之际，由于日寇的干涉，郭军从胜利之师几天以后竟然变成了亡命之师。在张作霖和关东军参谋长斋腾等人签订卖国条款以后，日寇于1925年12月8日对郭松龄提出警告，12月15日第二次警告郭松龄。此后日寇调动军队进入奉天省的达到40000人左右。郭松龄对日寇的蛮横无理不与理睬，并且指出“日军亦不惜击之”。日寇见此乃赤膊上阵，根据史料披露，日寇派出退伍的炮兵给奉军，并且提供大量的武器弹药，到得郭松龄前锋抵达新民县时，日军派出八十多架飞机连续轰炸郭松龄本部白旗堡，以致附近三十里都成焦土，日军从左侧压迫郭军，吴俊升黑龙江骑兵军从后路包抄，而前面则有关东军河川一部在阻拦郭部。郭松龄是12月21日夜晚开始决战的，到24日就全面失败，史书中公认是日寇的出兵干涉起了决定性作用。而此前日寇一度向郭松龄示好，表示拥戴郭松龄出任东北之主，就是因为郭没有答应他们的条件，他们才转而继续维持张作霖的统治，日寇的翻云覆雨的态度竟然在一个月之内决定了奉系的生死存亡和郭松龄的去留，可见他们的势力之大，对于这一点，张学良作为直接的经历者，他的感触之深已经不能用笔墨来形容了。
郭松龄之于张学良不仅是朋友，而且还是老师，更是宰辅，张学良后来说郭如果不急于反奉，他上台以后不论是吉林还是黑龙江都可以任由郭来挑选。张遇到急事时经常说“茂辰若在，断不至此。”由是可知，张把郭看得何等重要，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张学良认为可以辅佐他纵横政坛的名将居然在三天的时间里毁在了日寇的手中，这对张学良的震撼应该是难以言表的。
第二件事就是关于新五路条约的签定。这一点张作霖几次有意拖延，日寇十分不满，张作霖之所以拖延，有人认为这是张的爱国所致，其实不然，军阀从来都是最爱自己，最爱自己的实力，国家民族在他们的眼中不过是可以用来利用的幌子罢了，张作霖如果爱国的话，根本就不会仰人鼻息，更不会借日寇之手消灭同胞。张作霖不愿意签定这个条约的关键在于张认为一旦这么做了，日寇必将全面控制东北，对于此点，日方也毫不隐讳，日本顾问曾经说：“这些铁路造好，将使得满洲成为日本的属地。”换句话说，这五条铁路的修建工程等于文字的“9.18事变”。倘若东北成了日寇的属地，张作霖哪里还有他的自由和权威呢？日寇虽说是张的外援，但是，这个外援一旦染指了军阀最根本的利益的时候，军阀也不再甘心沉默，这是一切军阀的基本特点，这和爱国本来就是两码事。还有一点就是张作霖这时候已经准备攀上英美的高枝，和日寇逐渐表示疏远，如果说拒绝日寇就是爱国，那么转而对英美当局献媚又作何解呢？
可是，日寇并不容许张作霖另找婆家，新任满铁的头子山本条太郎派遣他的义子江藤丰二去面见张作霖，江藤原本是张的密友，二人之间无话不说，这时候江藤已经顾不得老朋友的关系，直截了当的对张作霖说：“如果你不答应，日本将帮助你的敌人蒋介石。”张作霖双手颤抖的签了字，画上了四条铁路。【注6】然而，张作霖还是继续和日寇周旋，没有最后决定把这些权益交给日寇，但是，张学良作为这件事的目击者，他看到了日寇的凌逼之甚，要知道，当时的奉系军阀已经到达了它们系统的政治颠峰，张作霖大败曹吴之后狂妄的宣称，几年之内他不打人，但是，也没有人敢打他。他自己粉墨登场宣布自己成为北洋小朝廷的最后一任看门人。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日寇居然敢于直接对奉军叫板，而且强硬的表示如果奉张不满足条件，日军将阻止奉张转回东北，假如不是英美出面干涉，这一切都将成为事实。几十万奉军不是因为自身的实力而是英美的政治压力才得以撤退，这种残酷的现实对张学良的刺激是完全可以想见的。
第三件大事就是张作霖之死。张作霖因为对日寇提出的条件没有满足，日寇决定除掉他。对于张作霖，张学良本人一直是相当崇拜的，他对自己的父亲不仅从血缘的关系讲十分顶礼膜拜，而且从他的政治军事角度看，他也是认为张作霖是“不世出”的大英雄。张学良在他的口述中不止一次的用十分赞赏的口吻提及乃父的 “伟业”，他甚至认为在大略问题上，蒋介石还不如乃父。而为了抬高乃父，张学良还矢口否认乃父当初做过土匪，张学良的口述资料中多次出现类似“我父亲这人比我强”，“我父亲这人有大智。”等一类溢于言表的赞美。然而，这么一个张学良心目中的“大英雄”居然被日寇的几吨黄色炸药给送上了西天，况且这起事件就是发生在张作霖统治了十几年之久的奉天省境内。在张作霖的老巢中就把张作霖致死的这种布置令所有奉系集团头子都开了眼界。而张学良身为奉军最高军事指挥官之一、张作霖的长子，回家奔丧还要化装，即便是这样，车到山海关，日寇的宪兵还堂而皇之的上来盘查，东北到底是何人的天下已经是一个绝大的疑问了。
随着张作霖之死的真相的逐渐浮出水面，张学良已经了解到日寇当局对这件事的基本态度，虽说日寇内阁没有直接答应关东军的冒险犯难或者说他们没有指使关东军如此行事，但是，事后内阁对关东军的态度也足以说明，日寇中央政府要抛弃张作霖那也是迟早的问题，而手段上也未必就比关东军来得温和。身为人子的张学良明知如此，还要强颜欢笑的面对杀死乃父的凶手，政治上的考虑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呢？
奉系军阀系统内部恐日是一个传统，我们只要看看以后日寇占领东北，奉系军阀的骨干力量投降日寇甘为汉奸的例子就能知道这一点并非虚妄。
袁金铠，作为张作霖早期的主要心腹，杀害张槠的主谋，一度是“只知有袁秘书长，不知有张大帅”的顶尖人物，日寇一来，立刻投降。
张景惠，张作霖最早的心腹大将，是张作霖系统中比吴俊升还要和张作霖更为亲近的人物，以后做了伪满洲国的总理大臣，甘心做贼。
其他的领军大将诸如于芷山、阚朝玺、张海鹏等无一不是望风而降。文官更是如此。
甚至连我们都知道的以抗日面孔出现的张作相其人实际也是和日寇眉来眼去，并非以往的某些书里面夸赞的如何铁心铁面云云。张作相一直让他的次子张廷枢和日寇以及日寇的代言人张景惠保持接触，1941年，张作相还亲往伪政权的长春面见日寇，通过张景惠的努力，日寇还发还了张作相在锦县的财产。以后张景惠还推荐张作相出任伪华北政权的首脑。只是因为张作相看到日寇从1944年以后江河日下才没有答应。【注7】
张作相是号称辅帅的老派头子，也是主动让出帅位给张学良的“恩人”，连他在内对日寇的态度都是如此，那么其他人则可想而知了。就在这种恐日、亲日、媚日的一个总体环境下的张学良即便是有抗战的决心，恐怕也没有抗战的能力，更何况张学良本人本来就没有抗战的勇气。张学良说他不抵抗是判断失误，这是给他自己开脱罪责，不是判断失误，而是主观认知上的缺陷。我们经常说，面对日寇这样凶残的敌人必须唤起全民族进行抵抗。这句话是对的，但是，这句话不能孤立的看待，不能说为了唤起全民族抗战的决心就在日寇逼进家门的时候逃之夭夭。张学良作为守土有责的方面大员在事变之初居然命令不抵抗，这是一句判断失误能够解释得了的吗？我在《中华民族抗战中的三大罪魁祸首》一文中曾经把张学良和另外两个祸首蒋介石、汪精卫相提并论也就是这层含义。张学良以后在西安事变中表现出来的功勋和业绩并不能给他在9.18这一天让全体中国人蒙羞的不光彩的历史改写，而对于张学良这个人的评价，也应该客观、历史的看待，不能因为他的不抵抗就否定他以后的西安事变客观促成了国共合作；也不能因为肯定他的千古功臣的地位就可以完全回避他在不抵抗中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这一点同样也适用于蒋介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