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机构解密日军罪行史料：南京大屠杀非偶然(图)
倍可亲网站京港台时间02/18向您播报来自环球时报的消息 http://backchina.com/newspage/2007/02/18/116122.shtml
抗日战争结束已经有60多年了，各国关于这场战争的研究和争议远远没有结束。在美国，有一个纳粹战争罪行和日本帝国政府档案机构间工作小组(以下简称 IWG)。自1999年成立以来，该小组一直致力于对二战时期德国和日本战争罪行的研究。不久前，这个小组解密10万页日本二战罪行档，揭开了关于 731细菌部队、南京大屠杀等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容。这批珍贵的史料让我们对那场人类浩劫有了更具体的认识。为掺解更多的情况，《环球时报》记者近日来到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专访了这个工作小组的学术顾问杨大庆博士。
日本军医日记揭示真相
(中国)常州。(1937年11月)29日上午10时。
我们出发前去扫荡常州的敌人。中午时分，我们的队伍开进常州城。我们接到命令，要求我们杀掉常州城里的居民。大约80名手无寸铁的平民，不分男女老幼，被赶到一块儿，黄昏时分通通被我们开枪打死。我希望我这一辈子再也不要看到这样的惨景。即将被杀死的这些人簇拥在一起，都在祈祷和哭喊并哀求饶命。对如此凄惨的场面，我简直都没有勇气看下去。很快，重机枪就开火了，人们都纷纷发出惨叫声，栽倒在地上。即使我已经有了魔鬼的心肠，我也觉得惨不忍睹。战争真是太悲惨了！
上面这段让人毛骨悚然的文字来自于一名日本军医的侵华日记。这名下级军医名叫保阪晃，隶属于侵华日军第16师团第 20联队第3步兵大队，曾参加了1937年从上海向南京方向的作战。日记中如实记载了南京大屠杀发生一周前，该部队在常州根据上级命令，集体屠杀80余名中国平民的事实。这本日记一直存放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最先看到这本日记的是一位华裔学者，他就是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历史系教授、IWG学术顾问杨大庆博士。“这本日记并没有引起IWG其他研究人员的重视，但当我看到这本日记时，有点震惊了！”在放满书籍、狭小拥挤的办公室里，杨大庆说。
美国不久前出版的《研究日本战争罪行档案》一书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史料
杨大庆告诉记者，他对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一直非常关心。据他所知，在现存的有关日本二战罪行的资料当中，还没有发现任何其他资料像这本军医日记那样，如此明确详细地记录了日军在常州“有命令地”集体屠杀中国平民。这就再次雄辩地证实：“南京大屠杀绝非某些日本右翼人士声称的那样，是孤立和偶发事件，它是上海战役以来日军对中国平民进行大规模有计划屠杀的一部分。”
日本军医日记是怎么漂洋过海到了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杨大庆解释说，战争结束后，保阪晃回到日本。1945年底他把这本日记用挂号信的形式，邮寄给了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部下属的法律事务部负责人阿尔瓦•卡彭特。“保阪晃这样做，显然是要向驻日盟军告发日军的二战罪行。像他这样自我告发的日本军人，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充分说明他还是有良知的！”卡彭特后来被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部派到中国，专门调查和搜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证据，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的东京审判并没有提及这本日记。最后这本日记随其他档案一起被美国政府运到美国保存。
杨大庆还向《环球时报》记者提到一个细节：日记的主人对日记本身进行了精心的处理。由于有关常州屠杀的这页日记涉及敏感内容，很可能为了躲避日本军方的检查，保阪晃把这页日记撕下来藏到了一个秘密的地方。当要邮寄时，他才把这页日记取出来，重新放到原来的位置。“直到现在，人们还能看到这页日记跟日记本之间有用锋利物体切割的痕迹”。由于当初写日记时字迹很潦草，保阪晃又在另外一张纸上将这页日记用更加工整清晰的笔迹抄写了一遍，然后将这张纸贴到日记里，从而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这充分说明，当时保阪晃这样做，是要冒很大风险的”。IWG后来觉得这本日本军医日记“有特殊意义”，就用它来作为日前推出的《研究日本战争罪行档案》一书的封面。
美国与日本在细菌战问题上有秘密交易
根据IWG发表的声明，这次解密的日本二战罪行档是美国政府几个部门对各自所存的保密档档案进行全面调查后确定的。据报导，所有最新解密的档均形成于 1934-1948年期间，内容包括太平洋战争以及战后美国与日本的关系等。除了上面提到的日本军医日记之外，解密档大部分内容都与“731部队”的研究活动有关。
此次公开的档证实，石井四郎是日本“731部队”生化武器计画主要负责人，从事该领域的工作约20年。档还披露说，二战结束后，石井四郎回到日本，在其家乡千叶县伪装死亡并举行葬礼，以逃避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事情败露之后，石井又想到了一个高招，那就是主动撰写生物战研究成果报告，提供给美方，以此来换取自身的安全。一份美军最高机密文件也证实，1947年8月，约200名石井四郎部队的人员向美国专家移交了800 份被隐藏在日本南部山区的解剖标本。
杨大庆博士认为，石井四郎和美军做交易这件事情，“日本学者早就知道了，不是什么新闻。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细菌战问题研究专家谢尔敦•哈里斯写的《死亡工厂――美国掩盖下的日本细菌战犯罪》也提到这件事情。该书中文版已于2000年在中国出版。但国内对详情可能还不是太掺解。”
该书中披露，美国在日本之后也开展了细菌战计画，虽然起步稍晚，但发展速度惊人，最高峰时全美细菌战研究机构拥有约3900名工作人员，这比“731 部队”人员最多时多了25%。联邦政府全额提供经费，规模仅次于曼哈顿的原子弹计画。二战刚结束时，美国曾先后四次派人赴日寻找石井四郎。美国对石井四郎提供的人体实验资料很感兴趣。这场交易让美国获得了“731部队”的全部研究“成果”，日本获得了免予追究以石井四郎为首的“731部队”的有关者的战争罪责。
IWG最早并没有针对日本
杨大庆介绍说，1999年1月11日，克林顿政府根据美国国会通过的《纳粹战争罪行披露法》成立了IWG这个机构，其职责是寻找美国目前持有的与纳粹德国罪行有关的档案，对其进行识别、编制目录并提出是否解密的建议。2000年底，克林顿政府又通过《日本帝国政府档案披露法》，根据这个法律，IWG才把日本纳入研究范围。该小组至今已经解密了约800万页有关文件。
杨大庆说，IWG由美国国家档案馆牵头，下属成员有数十人，分别来自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防部、国务院、司法部、国家档案馆等政府机构，都是各个部门负责文书档案管理的官员。据记者掺解，美国各大政府部门，包括中央情报局、国防部、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国务院等，对IWG的投入都不小，投入的研究经费从数十万至数百万美元不等，投入的研究人员少则一两人，多则二三十人。
除了正式研究成员，IWG还有不少工作人员和学术顾问。杨大庆就是IWG的学术顾问之一。他是在IWG另外一位资深顾问、哥伦比亚大学着名日本史专家卡罗•格拉克的推荐下于2004年加入的。杨大庆说，IWG主要的工作方式，就是大家几个月定期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位于华盛顿的旧馆开一次会，讨论研究的进展，同时向相关政府部门提出解密档的建议。杨大庆告诉记者，美国政府之所以后来把日本战争罪行也纳入IWG的研究范围，跟美国国内多种力量的呼吁密切相关。首先，美国西海岸许多华裔人士对二战期间日本战争犯罪问题都非常关注。1997年着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用英文写的《南京大屠杀》一书，在欧美国家引起强烈反响。其次，在美韩裔人士对慰安妇问题也非常关心。第三，出于正义感或竞选政治的需要，一些日裔人士也强烈要求美国政府调查日本二战罪行。第四，一些曾经在太平洋战场上被日军俘虏的美国士兵要求政府对日本二战罪行进行调查。受上述多种民间力量的推动，美国政界人士开始改变以前不冷不热的态度。1999 年，来自加州的美国联邦参议员戴安娜•范恩斯坦明确提出，美国不能只关注纳粹德国的问题，还得把二战期间的日本也纳入研究范围。
研究过程中困难重重
据杨大庆介绍，在对日本战争罪行的研究过程中，IWG遇到了许多困难。
第一，大量有关日本战争罪行的资料已经消失了。二战中盟军的炮火摧毁了许多有价值的文件。就在盟国军队登陆日本岛的两周前，日本帝国政府下令藏匿和销毁了大量关于日军战争罪行的档，对敏感档销毁之彻底堪称绝无仅有。日本防卫大学教授田中宏己认为，被日本帝国政府下令销毁的档中，幸存下来的还不到 0.1%。
第二，保密等级和解密范围都有问题。美国政府规定，在IWG成员中，只有级别比较高的人才有资格接触那些尚未解密的材料。美国政府解密的档，很多都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东西，对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的很多材料都没有解密，这使得研究人员很难找到真正反映二战后美国政府对日立场的东西。更有意思的是，有些档即使解密了，由于公开的都是复印件而非原件，很多关键性的地方都被涂抹掉了，研究人员看到的都是“开了大天窗” 的东西。
第三，美国政府官僚机构相互扯皮，在工作中与IWG不是很配合，也影响了工作的进度。比如IWG的研究人员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跑到某个政府部门去要档案，该部门工作人员往往会抱怨说：“我们现在反恐忙得一塌糊涂，你要的这个是几十年前的东西，催我们那么紧干吗？”
第四，美国政府在控诉日本战争罪行问题上的做法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几年前，一些亚裔社会活动家试图邀请二战日本老兵到美国做报告，控诉日本战争罪行，公开表示愿意反省谢罪的原侵华日军十六师团士兵东史郎也在被邀请之列，但美国司法部却说这些被邀请的日本老兵已经上了美国政府的黑名单，不能入境。有一个日本老兵甚至已经飞到美国机场，但最后却不得不打道回府。美国一般民众因此失去了跟这些二战“活材料”见面并接受教育的机会。
日本学者的研究“做得最早也最系统”
采访中，杨大庆博士说，在全世界关于日本二战罪行的研究中，日本学者“做得最早也最系统”。他举例说，最早对“南京大屠杀”进行系统性学术研究的是日本已故历史学家洞富雄；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再次奔赴中国，对当年侵华日军从上海到南京之间的暴行进行了调查研究，并据此写了一本书《通往南京之路》，在书中他提出一个后来被多次证实的观点：南京大屠杀绝非孤立事件和偶然事件；日本普通工人小野贤二自己每天都吃速食面，却把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钱用于搜集整理二战日军侵华日记；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吉田裕写过很多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日本关东学院教授林博史在“慰安妇”研究方面取得不少成果。杨大庆强调说，其实日本有不少这样有良知的进步学者，他们的研究走在了全世界对日本战争罪行研究的最前列。但遗憾的是，对于他们的研究，国际舆论的关注还不够。
对于中日之间的历史积怨，杨大庆有着自己的理解。这位出生于南京，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后来在哈佛大学拿到历史学博士学位的中年学者说，不能把二战日军暴行完全归结于日本文化，而是既要看到特殊性，也要看到普遍性，既要看到人性的丑恶，也要看到人性的善良，文章开头提到的那名日本军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研究日本战争罪行，不是为了妖魔化日本，而是要搞清历史真相，吸取历史教训，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倍可亲推荐电子商务 相关最新热门文章
倍可亲网站京港台时间02/18向您播报来自环球时报的消息 http://backchina.com/newspage/2007/02/18/116122.shtml
抗日战争结束已经有60多年了，各国关于这场战争的研究和争议远远没有结束。在美国，有一个纳粹战争罪行和日本帝国政府档案机构间工作小组(以下简称 IWG)。自1999年成立以来，该小组一直致力于对二战时期德国和日本战争罪行的研究。不久前，这个小组解密10万页日本二战罪行档，揭开了关于 731细菌部队、南京大屠杀等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容。这批珍贵的史料让我们对那场人类浩劫有了更具体的认识。为掺解更多的情况，《环球时报》记者近日来到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专访了这个工作小组的学术顾问杨大庆博士。
日本军医日记揭示真相
(中国)常州。(1937年11月)29日上午10时。
我们出发前去扫荡常州的敌人。中午时分，我们的队伍开进常州城。我们接到命令，要求我们杀掉常州城里的居民。大约80名手无寸铁的平民，不分男女老幼，被赶到一块儿，黄昏时分通通被我们开枪打死。我希望我这一辈子再也不要看到这样的惨景。即将被杀死的这些人簇拥在一起，都在祈祷和哭喊并哀求饶命。对如此凄惨的场面，我简直都没有勇气看下去。很快，重机枪就开火了，人们都纷纷发出惨叫声，栽倒在地上。即使我已经有了魔鬼的心肠，我也觉得惨不忍睹。战争真是太悲惨了！
上面这段让人毛骨悚然的文字来自于一名日本军医的侵华日记。这名下级军医名叫保阪晃，隶属于侵华日军第16师团第 20联队第3步兵大队，曾参加了1937年从上海向南京方向的作战。日记中如实记载了南京大屠杀发生一周前，该部队在常州根据上级命令，集体屠杀80余名中国平民的事实。这本日记一直存放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最先看到这本日记的是一位华裔学者，他就是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历史系教授、IWG学术顾问杨大庆博士。“这本日记并没有引起IWG其他研究人员的重视，但当我看到这本日记时，有点震惊了！”在放满书籍、狭小拥挤的办公室里，杨大庆说。
美国不久前出版的《研究日本战争罪行档案》一书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史料
杨大庆告诉记者，他对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一直非常关心。据他所知，在现存的有关日本二战罪行的资料当中，还没有发现任何其他资料像这本军医日记那样，如此明确详细地记录了日军在常州“有命令地”集体屠杀中国平民。这就再次雄辩地证实：“南京大屠杀绝非某些日本右翼人士声称的那样，是孤立和偶发事件，它是上海战役以来日军对中国平民进行大规模有计划屠杀的一部分。”
日本军医日记是怎么漂洋过海到了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杨大庆解释说，战争结束后，保阪晃回到日本。1945年底他把这本日记用挂号信的形式，邮寄给了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部下属的法律事务部负责人阿尔瓦•卡彭特。“保阪晃这样做，显然是要向驻日盟军告发日军的二战罪行。像他这样自我告发的日本军人，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充分说明他还是有良知的！”卡彭特后来被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部派到中国，专门调查和搜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证据，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的东京审判并没有提及这本日记。最后这本日记随其他档案一起被美国政府运到美国保存。
杨大庆还向《环球时报》记者提到一个细节：日记的主人对日记本身进行了精心的处理。由于有关常州屠杀的这页日记涉及敏感内容，很可能为了躲避日本军方的检查，保阪晃把这页日记撕下来藏到了一个秘密的地方。当要邮寄时，他才把这页日记取出来，重新放到原来的位置。“直到现在，人们还能看到这页日记跟日记本之间有用锋利物体切割的痕迹”。由于当初写日记时字迹很潦草，保阪晃又在另外一张纸上将这页日记用更加工整清晰的笔迹抄写了一遍，然后将这张纸贴到日记里，从而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这充分说明，当时保阪晃这样做，是要冒很大风险的”。IWG后来觉得这本日本军医日记“有特殊意义”，就用它来作为日前推出的《研究日本战争罪行档案》一书的封面。
美国与日本在细菌战问题上有秘密交易
根据IWG发表的声明，这次解密的日本二战罪行档是美国政府几个部门对各自所存的保密档档案进行全面调查后确定的。据报导，所有最新解密的档均形成于 1934-1948年期间，内容包括太平洋战争以及战后美国与日本的关系等。除了上面提到的日本军医日记之外，解密档大部分内容都与“731部队”的研究活动有关。
此次公开的档证实，石井四郎是日本“731部队”生化武器计画主要负责人，从事该领域的工作约20年。档还披露说，二战结束后，石井四郎回到日本，在其家乡千叶县伪装死亡并举行葬礼，以逃避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事情败露之后，石井又想到了一个高招，那就是主动撰写生物战研究成果报告，提供给美方，以此来换取自身的安全。一份美军最高机密文件也证实，1947年8月，约200名石井四郎部队的人员向美国专家移交了800 份被隐藏在日本南部山区的解剖标本。
杨大庆博士认为，石井四郎和美军做交易这件事情，“日本学者早就知道了，不是什么新闻。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细菌战问题研究专家谢尔敦•哈里斯写的《死亡工厂――美国掩盖下的日本细菌战犯罪》也提到这件事情。该书中文版已于2000年在中国出版。但国内对详情可能还不是太掺解。”
该书中披露，美国在日本之后也开展了细菌战计画，虽然起步稍晚，但发展速度惊人，最高峰时全美细菌战研究机构拥有约3900名工作人员，这比“731 部队”人员最多时多了25%。联邦政府全额提供经费，规模仅次于曼哈顿的原子弹计画。二战刚结束时，美国曾先后四次派人赴日寻找石井四郎。美国对石井四郎提供的人体实验资料很感兴趣。这场交易让美国获得了“731部队”的全部研究“成果”，日本获得了免予追究以石井四郎为首的“731部队”的有关者的战争罪责。
IWG最早并没有针对日本
杨大庆介绍说，1999年1月11日，克林顿政府根据美国国会通过的《纳粹战争罪行披露法》成立了IWG这个机构，其职责是寻找美国目前持有的与纳粹德国罪行有关的档案，对其进行识别、编制目录并提出是否解密的建议。2000年底，克林顿政府又通过《日本帝国政府档案披露法》，根据这个法律，IWG才把日本纳入研究范围。该小组至今已经解密了约800万页有关文件。
杨大庆说，IWG由美国国家档案馆牵头，下属成员有数十人，分别来自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防部、国务院、司法部、国家档案馆等政府机构，都是各个部门负责文书档案管理的官员。据记者掺解，美国各大政府部门，包括中央情报局、国防部、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国务院等，对IWG的投入都不小，投入的研究经费从数十万至数百万美元不等，投入的研究人员少则一两人，多则二三十人。
除了正式研究成员，IWG还有不少工作人员和学术顾问。杨大庆就是IWG的学术顾问之一。他是在IWG另外一位资深顾问、哥伦比亚大学着名日本史专家卡罗•格拉克的推荐下于2004年加入的。杨大庆说，IWG主要的工作方式，就是大家几个月定期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位于华盛顿的旧馆开一次会，讨论研究的进展，同时向相关政府部门提出解密档的建议。杨大庆告诉记者，美国政府之所以后来把日本战争罪行也纳入IWG的研究范围，跟美国国内多种力量的呼吁密切相关。首先，美国西海岸许多华裔人士对二战期间日本战争犯罪问题都非常关注。1997年着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用英文写的《南京大屠杀》一书，在欧美国家引起强烈反响。其次，在美韩裔人士对慰安妇问题也非常关心。第三，出于正义感或竞选政治的需要，一些日裔人士也强烈要求美国政府调查日本二战罪行。第四，一些曾经在太平洋战场上被日军俘虏的美国士兵要求政府对日本二战罪行进行调查。受上述多种民间力量的推动，美国政界人士开始改变以前不冷不热的态度。1999 年，来自加州的美国联邦参议员戴安娜•范恩斯坦明确提出，美国不能只关注纳粹德国的问题，还得把二战期间的日本也纳入研究范围。
研究过程中困难重重
据杨大庆介绍，在对日本战争罪行的研究过程中，IWG遇到了许多困难。
第一，大量有关日本战争罪行的资料已经消失了。二战中盟军的炮火摧毁了许多有价值的文件。就在盟国军队登陆日本岛的两周前，日本帝国政府下令藏匿和销毁了大量关于日军战争罪行的档，对敏感档销毁之彻底堪称绝无仅有。日本防卫大学教授田中宏己认为，被日本帝国政府下令销毁的档中，幸存下来的还不到 0.1%。
第二，保密等级和解密范围都有问题。美国政府规定，在IWG成员中，只有级别比较高的人才有资格接触那些尚未解密的材料。美国政府解密的档，很多都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东西，对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的很多材料都没有解密，这使得研究人员很难找到真正反映二战后美国政府对日立场的东西。更有意思的是，有些档即使解密了，由于公开的都是复印件而非原件，很多关键性的地方都被涂抹掉了，研究人员看到的都是“开了大天窗” 的东西。
第三，美国政府官僚机构相互扯皮，在工作中与IWG不是很配合，也影响了工作的进度。比如IWG的研究人员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跑到某个政府部门去要档案，该部门工作人员往往会抱怨说：“我们现在反恐忙得一塌糊涂，你要的这个是几十年前的东西，催我们那么紧干吗？”
第四，美国政府在控诉日本战争罪行问题上的做法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几年前，一些亚裔社会活动家试图邀请二战日本老兵到美国做报告，控诉日本战争罪行，公开表示愿意反省谢罪的原侵华日军十六师团士兵东史郎也在被邀请之列，但美国司法部却说这些被邀请的日本老兵已经上了美国政府的黑名单，不能入境。有一个日本老兵甚至已经飞到美国机场，但最后却不得不打道回府。美国一般民众因此失去了跟这些二战“活材料”见面并接受教育的机会。
日本学者的研究“做得最早也最系统”
采访中，杨大庆博士说，在全世界关于日本二战罪行的研究中，日本学者“做得最早也最系统”。他举例说，最早对“南京大屠杀”进行系统性学术研究的是日本已故历史学家洞富雄；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再次奔赴中国，对当年侵华日军从上海到南京之间的暴行进行了调查研究，并据此写了一本书《通往南京之路》，在书中他提出一个后来被多次证实的观点：南京大屠杀绝非孤立事件和偶然事件；日本普通工人小野贤二自己每天都吃速食面，却把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钱用于搜集整理二战日军侵华日记；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吉田裕写过很多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日本关东学院教授林博史在“慰安妇”研究方面取得不少成果。杨大庆强调说，其实日本有不少这样有良知的进步学者，他们的研究走在了全世界对日本战争罪行研究的最前列。但遗憾的是，对于他们的研究，国际舆论的关注还不够。
对于中日之间的历史积怨，杨大庆有着自己的理解。这位出生于南京，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后来在哈佛大学拿到历史学博士学位的中年学者说，不能把二战日军暴行完全归结于日本文化，而是既要看到特殊性，也要看到普遍性，既要看到人性的丑恶，也要看到人性的善良，文章开头提到的那名日本军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研究日本战争罪行，不是为了妖魔化日本，而是要搞清历史真相，吸取历史教训，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倍可亲推荐电子商务 相关最新热门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