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义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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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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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不忍 )


我这人心眼儿不坏,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但心眼不坏并不等于我能满腔热情地作好事。
我从小受到的教育使我对好人好事的理解是,要做好事,就得象雷锋叔叔那样偷偷摸摸地做。至少不能大张旗鼓。
来到加拿大,我的这一观点得到了纠正。
我逐渐了解到,这里恰恰就存在着一种名正言顺地做好人好事的方式。
这种方式叫义工。
据说,来加拿大的移民都要经历一个“W”的适应周期。即(蜜月期HONEYMOON STAGE,文化冲击期 CULTURAL SHOCK,最初适应期 INITIAL ADAPTATION,精神隔绝期MENTAL ISOLATION,完全融入期ACCEPTANCE ― INTEGRATION)。
我们的蜜月在我们抵加的头一周很快就让我们在游山玩水中给潦潦草草地给挥霍掉了。想想那时的心情真是好,青山碧水的,心旷神怡的,如果能喝上半斤老白干儿让我上上梃,我一准儿能被撩拨得弄上几首“游。。。记”的酸诗出来。那时也真是新人哪,没有经验,不知道趁着尚有闲情多玩玩儿。我现在就很后悔没有人为地把那段甜蜜惬意的时光拖得久一点,再久一点。
我是说,那种心无旁骛地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的纯净的感觉随着在这里呆得时间越长,就越难得了。
这种纯净意味着什么,我想,过来人都知道。
蜜月就那么稀里糊涂地打发 过去了。由于卯着太足的劲对付文化冲击,我和老公反倒没觉得被震得怎么发蒙。也因为这样,接下来的适应期 里,我们很快就无所适事起来。那段时间,我和老公暗无天日地蜗居在我们HASTING的小套室里,体会着也忍受着百无聊赖对我们的种种不同方式的挑逗和折磨。
假设在一个限定的空间里。当你不必要含情脉脉地注视一个人,又不得不四目交视时,且这种交视不是因为好奇,慌乱或局促,只是一种空虚的条件反射,或是茫然环顾四周之后目光习惯性的最终落点,特别是这个人是你朝夕相处的熟得都不会让你因为这种注视而尴尬而羞涩的人,而你又在这个人的瞳孔中看到了同样的空洞,用不了几个来回,我敢说,你就会有一越而起,歇斯底里的冲动。
我决定在我发疯之前逃掉。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义工。
事实上,我也没有别的选择,在我到加拿大不到三周的时间里。
我在屋子旮旯里翻出了机场出关时那些人塞到我手上的一大堆PAMPHET,找了一家最大的叫ISS的针对移民的服务机构。电话打过去,人家说,做义工我们欢迎啊,但要到下星期二下午我们的信息发布会时你才能过来。
一点也不吹,我那时确实是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开始盼望着下周二的早日到来。
周二那天下午,我一早就来到ISS。一笔一划地添好我的姓名卡,认认真真地挂在胸前,终于看到我老公以外的别的男人的女人的人类的脸,我居然很兴奋。我热情地跟每个人打招呼,就象那个时代遇到了为同一革命目标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的广大同志,而且,我发现同志们也都报以我同样的友好的笑,我的感觉好极了。
一个叫做穆萨的黑人老大哥开始给我们做介绍。他的那一口南腔北调的英语现在回想起来真是蹩脚极了,但是当时由于我心情的激动,我觉得从他口腔里蹦出来的每一个音节都很亲切。我听得仔细极了,笔记记得密密麻麻。当穆萨关上幻灯机时,我已经自信到我对ISS各个部门的机构和运做了解得不会比一个在这里呆上五年的FULL-TIME 员工少多少。最后我几乎是虔诚地把我的义工申请表格递到穆萨大哥那只漆黑的大手上,我得说,当初我给我们党支书递入党申请书时都没有这份认真劲。我浑然忘了我来作义工的初衷是为了打发寂寞,为了表明我想做这份义工的决心,我指着已经被我勾满了的林林总总的义工职位又絮絮叨叨地跟穆萨扯了半天,我甚至不惜用上了我国人民都家喻户晓的那个螺丝钉的比方,我以坚决地口气对穆萨说,义工需要我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在穆萨迷惑的目光下,我带着对即将未来的义工的无限美好憧憬离开了ISS。
可恨的是,那个穆萨,他完全辜负了我的这一片心意。
从那个信息发布会 回来之后,我就开始一心一意地等他的音信。我死死地看住老公,坚决杜绝他在朝九晚五的时间段里上网占用电话线。只要听到电话铃响,我都会猛扑过去,嘴里大声地喊着穆萨穆萨我来了。在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之后,我终于意识到,穆萨,他一定是把我给忘了。
我分析了一下,觉得ISS的庙太大,光那一天的发布会就去了四五十号人,可想穆萨是多么地日理万机,轮到他想起我时,我不定已被折磨成什么鬼样了呢。
我决定扩大范围,缩小目标。取进求远。
一气之下,我把温哥华VOLUNTEER。COM里的所有空缺职位,看都没细看就七里卡嚓地全部注册了一遍,然后我就去了我们家跟前的社区中心。照例又是填表。我生怕这一次又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我于是把我在ISS的遭遇会声会色地说给了社区中心的人,我说,那种漫长的等待对于我是何等的折磨,我说,我不过是想做义工干点好事啊,最后,我说,我希望我们的社区之家不会用他们那种拖沓的官僚作风伤了我们这些义工的一颗金子般的心。我的这翻攻心之话很起作用,一个穿得花里胡哨的老太太立刻从台子后面走出来,亲切地搭住我的肩说,亲爱的,为什么不现在就留下来呢,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在加拿大的第一份义工就这样开始了。
而且,可喜的是,我撒出的大网很快就有了收获。事实上,收获颇丰,我家的电话铃那几天就跟上了发条的闹表一样响个不停,都是找我做义工的。我在最初的成就感消失后,很快就应接不暇了。
我挑肥拣瘦地选了几个对我口的,其他的统统推掉。
至此,我星期一到星期六的时间都被义工占满。
我一下子由极度的空虚变成了极度的充实。
我做的义工分别是聊天俱乐部组织委员,大型活动帮手,ESL 老师,社会福利工作者和办公助理
之所以这样选,我是想从我以前熟悉的工作和没尝试过的工作来切入地了解加拿大。
顺便也看看自己的适应能力。
CONVERSATION CLUB LEADER 其实就是一个英语PROGRAM,我的任务是让不同语言背景和水平的人用英语不停地说上两小时,“记住”,”我的那个西人中少有的一本正的头儿对我说,“不管用什么方式,采用什么话题,只要他们能不停地说,且说的是英语,我们就赢了!“ 我后来才体会到他为什么用赢这个字眼,因为,如果这个PROGRAM是一场仗的话,这个仗并不好打,单从人数上说,敌众我寡,我一个人有时要对付十好几号人,且敌人十分顽固,无论我怎么软硬兼施,还是不能达到ENGLISH ONLY的程度。有时我论题选得挺热辣,一部分人争得面红而赤,实在是觉得ENGLSIH妨碍他们酣畅淋漓地一吐为快,干脆把我扒拉到一边,叽拉哇啦的什么鸟语都出来了。我的头儿在门外瞧着我们这边实在是热闹,侧耳倾听,但听得莺声燕语,急得推门进来,大喊ENGLISH,ENGLISH。一干人马被他这么一嚷,搅了兴致,倒是停了鸟语,可也没了别的动静。无论我再怎么煽情,人家就是三缄其口,有时气得我真想骂人,去你们妈的,愿说不说,爱咋咋说,我跟你们犯得着么?!好在时间长了,大家混得厮熟,彼此都很配合了,有时估摸着门外没有偷听者,我还让他们用家乡话聊聊过过瘾。
去GRANDVILLE小岛上领差时,我颇是忐忑了一阵子,不知道这次活动会给我分什么活。我知道我这人的毛病,心急手慢,干不了快活,上次给人家脸上印水印,看着别的伙伴都弄得麻溜利索的,一到我这,不是粘上了抠不下来,就是抠下来还没印上,经我的手的脸,都是半拉儿颗叽地枫叶国旗,好在除了我自己心里不得劲儿,没碰到跟我太较真儿的主儿。这次GRANDVILLE小岛是搞一个文化节,戏剧歌舞的,弄得挺多彩。不少外省的游客还特意跑了来。我跟负责人提了点特殊要求,我说,能不能让我来点灵光些的活。“行啊,你做MACHEL的搭档,给整个活动组做跑腿儿的吧,”说完,他还朝我眨了眨眼。我混了这些天,已经基本摸清了鬼子们眨眼的含义。应该声明一下,从学术上的严谨性来讲,作为一种BODY LANGUAGE,我的研究对象目前还只限于男人。也就是说,男人如果对女人眨眼,通常有这么几种情况,1,调情(包括对陌生者)2调侃(和关系密切或暧昧的人)3彼此对某一事物心照不宣(合着伙的拿一个人开涮)4因有求有助而自鸣得意,沾沾自喜(我的这种情况)。按照这种逻辑,我的反应应该是,迅速地回应一个妩媚的眨眼,几分撒娇,几分真诚地说,“OH,你真是太好了,我肯定这会是一个非常适合我 的活计。”遗憾的是,我的修行远没有让我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作出这么复杂的动作,我真后悔我当初大学军训时怎么没把单眼瞄准的工夫练到家,以至于我现在想眨眼,两只眼睛就可恶的一齐闭上。即便另一只眼睛侥幸没闭上,也是挤眉弄眼、五官生硬,毫无美感可言。所以,最后,那个可怜的男人只听到我干巴巴地说了声谢谢。
负责人开始对着对讲机大声呼叫MICHEL,“MICHEL,过来见你的新搭档。”
过一会,我看到有一个人划着旱冰轮风驰电掣地到了我们面前。这个人摘下头盔时,我着实吓了一跳。
我不是少见多怪的 人,但他可着满脸满耳朵钻的洞还是把我给看得触目惊心。尤其是两个鼻子孔中间的那个铁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脑海里总是晃动着杨澜主持正大综艺第一期播放的那部叫什么义胆雄心连续剧的男主角那张狮面人的脸。彼此寒暄过后,MICHEL显然看出了写在我脸上的还没过去的吃惊的表情,尽管当时我一直在努力使自己装做一无所谓的样子。于是他也冲我眨了眨眼,我知道,这是眨眼的第三种情况,意思是说,怎么样,我挺COOL吧 。同样地,我又干巴巴地对他说了句,你看起来真的挺酷!
MICHEL是个挺勤快的小伙子,有什么事,一般都会让我歇着,他去跑。应该说,和MICHEL 那次的合作很愉快,直到他挑起了那个不愉快的话题。中午休息时,MICHEL过来和我聊天。他问我来自哪,我说中国。“那是个发展很快的国家。”MICHEL对我说。我没想到MICHEL还对中国有了解。“没错,我自豪地说,我们那国泰民安哪,老百姓的日子好得很,不象这里这么穷,连纯平彩电都是稀罕物!” 我的这番话显然刺痛了MICHEL的民族自尊心,他立刻说,“但我 听去过中国的我的朋友讲,那里的人们都很拜金,很自私,根本没有义工”
“放屁!”我也来了气。“谁说我们没有中国没有义工,谁告诉你的啊,跟你老实说吧,我们那义工比你们这里可火多了,这里你见到过排着队义务献鲜血的了么,我们那发大水,全国各地捐献的衣物被褥成卡车地往灾区运,个人捐款都上万万地捐,这行么?”我一口气地说道,当然,我隐瞒了一部分事实,我没有说我们上大学时义务捐血是为了多捞点饭票,还有借口猫在寝室里不去上课。我也没有说我们翻出旧衣服是为了对付单位摊派给每个人头上的硬指标任务。但我跟MICHEL说那些话时我宁愿相信被我隐瞒的那部分只是我这个极少数的非党员的阴暗面,广大的党员群众在党和国家需要时还是有着高度的自觉性的。“真的啊?”MICHEL吃惊地问,“当然啦,我说,事实上,我们的义工的历史很早的,朝鲜战争你知道吧,我们国家都是义工上前线去打仗,我们的兵都叫志愿军,连我们敬爱的毛主席的两个公子都去朝鲜做了义工,老大把命都丢在那了,你说,单单我们的义工散兵就把美国人折腾够戗,正牌军上去还了得?!”我的这番话对MICHEL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从他的表情中,我相信他已经对中国的义工事业有了重新的深刻的了解。那次活动结束做总结时,MICHEL很是对我做了一番积极的评价,“RACHEL啊”,MICHEL朝我会心地眨眨眼,中肯地对大家说到,“她很能干,而且,她看起来非常了解历史!”
我做ESL老师是给IRS一个难民机构做。当初听到这个名称时,心里很是咯蝇了一番。不是说我对难民有什么偏见,我是怕在那里做久了,会不会对我的心态产生什么影响。后来进了教室,我环视了一下我的学生们,发现这些人里顶属我穿得寒碜,看起来象难民。人家一个个虽说不上是衣缕光鲜,但精神头各个抖擞昂扬,全然没有我想象得龌龊劲儿。令我更吃惊的是,这其中不乏有很多IT业,建筑业的专家,为人都很正派,每次上完课都会有人把我的外套拿过来,很恭敬地帮我穿上。我们课上课下交流得很愉快,彼此尊重,重要的一点是,我从来不会象另外一个西人老师那样张口闭口地说,你们难民怎么着怎么着。我跟他们也学到了很多知识,我发现,我对一伊朗,南斯拉夫,越南等些国家的了解也象西人对我们中国的了解一样,是片面的。一天一个墨西哥学生一本正经地跑过来说要送我礼物,我诚惶诚恐地说,我们义工有规定,不能随便收学生的礼物。“我只是想表达一下我对你的谢意”,那个学生一副很受伤的表情对我说,“OK,OK”我决定具体情况灵活处理。我说,“我很乐意接受你的礼物”。那个叫FARID的学生很高兴地递给我他的礼物,那是一份包装很精美的CHEEZE酱,小小的塑料瓶凹在纸壳里,很可爱。
那天回家我做SKYTRAIN,在入口处,一个促销员拼命地往我手里塞东西。上了车,借着灯光,我看清了手里的东西,那是一瓶包装精美的CHEEZE酱,和FARID送给我的那瓶一模一样。

社会福利工作者是个挺好听的名字。其实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看小孩的。做这份义工我是存了心的要考验一下自己的适应能力。我知道自己缺少耐心,小孩子一哭二闹三耍驴儿的,我就没了辙。但现在离自己的孩子远了,我就特想和孩子在一起。所以,报名时,我承认我还是有点私心的,我想解解想孩子的瘾。报到那天,叫安娜的那个女人看过温哥华警察局最新给我出具的犯罪记录单和TB体检单后,上下打量了我好几个来回。“您看起来很年轻,介意我问你一个私人问题么?”我知道自己不显老,但我也知道人家这么问显然不是一句单纯的恭维话,我已经对她要问的问题猜出了个大概来。果然,她接着问,“您有孩子了么?”“有一个男孩,可惜留在了国内。”我如实回答。“那你一定非常想他”“可不是”我说,“他真的很招人喜爱,帅气聪明,又很结实!”我发现做母亲的夸起自己的孩子来都不含糊。我的眼前晃动着嘎嘎那张胖乎乎的俊气的小脸蛋。我感到眼圈有些发潮。说实话,我这人还算皮实,来到这么个新环境,遇到了那么多的困难,我还都能嬉皮笑脸地挺着,只要不让我想到孩子。孩子是我到加拿大以后最能触动我脆弱防线的敏感引体。。“事实上,我太想他了,刚开始时,只要看到和父母在一起的孩子我就受不了!”我抽了下鼻子说。“我真是很同情你,只是,你看,你这种状态,会不会。。。”安娜欲言又止。我一下子意识到自己露了嘴,失了态,这哪是我发自肺腑表露真情的地方啊?!“当然不会”,我很快正色道,“工作是工作,我懂!”
这样,每周四下午,我都会赶到卢森那教堂。那里有一个为移民妇女举办的LEAD活动。我,作为福利工作者,在妈妈们活动的时候,在隔壁替她们照看她们的孩子。和我一起工作的还有安娜和丽娜两位保育员。孩子总共十二个,集中在三四岁,来自的国家都很杂。有的孩子还不会或不肯说英语,但对我们的话领悟得都很好。我和孩子们处得很好,事实上,他们很喜欢我。我经常和他们一起疯玩,孩子们都愿意做警察,然后把我这个坏蛋打的东躲西藏,屁滚尿流,最终还要被就地正法。我在捉迷藏时永远傻得找不到他们,逗得他们拼命掩嘴,却还忍不住咯咯直乐。我和孩子们经常把费劲扒拉盖起来的积木城堡在完工那一刻轰然推倒,然后相视开怀大笑。看得安娜和丽娜直摇头。和孩子们在一起,我感到自己很年轻,很快乐。我诧异于我居然可以胜任这份工作。这是我远没有想到的。有一件小事对我触动很深,它使我从另一面观察到西方幼儿教育和国内的不同。有一次,我正领着一群孩子做游戏,听到了一个孩子很响的哭声。我看过去,是一个叫EDWARD的小男孩。EDWARD是这群孩子中的调皮鬼,很淘。通常都是他把人家惹哭了。眼下正坐在角落里的一个小板凳上哭得很伤心。安娜和丽娜在旁边领其他的孩子玩,仿佛根本没听到他的哭声。我走过去,小家伙见我过来,如同看到了救星一样,我搂过EDWARD说,“好了好了,别哭了,我有一个很好玩的游戏,你要不要试试看。”正当我牵着EDWARD的手走向游戏室的另一侧时,安娜走过来制止我说,‘不行,EDWARD犯了错误,你知道么,是很严重的错误“呕,我问,“什么严重错误?“他和LOSIA抢书,又和ALEX争玩具,更糟的是,他用积木尖去扎JUDY的脸”安娜一一向我陈列EDWARD的罪状“那可不太好,宝贝”,我说“不过这次就原谅你吧,下不为例!”我自行主张地说。“不行,他得回去”安娜以不容质疑的口气说,他要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代价,我怀疑地说,暗想对一个孩子讲代价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对,他必须为他的错误受到惩罚”。安娜把EDWARD又抱回原来的做禁闭地的小板凳上。EDWARD开始放声大哭。我听着着实不忍,但任凭我百般相求,两位大人就是不开恩。孩子惊天动地的哭声终于惊动了隔壁EDWARD的妈妈过来探问。我原以为惩罚会到此结束。但亲妈在这也不好使。用安娜的话说,这个惩罚规则适于任何孩子。他必须籍此来记住这次错误。于是,我和EDWARD的妈妈只好束手无措干瞪眼地站在一边,眼怔怔地看着那个可怜的男孩哭得伤心欲绝。这件事使我认识到其实这里对孩子的管教也并不象我们以前想象得那样松垮。
要说我的义工一直都是做的那么轻松顺当,也不是。
首先,我受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且这阻力,主要是来自我的亲人。
我那在国内当了大半辈的老布尔什维克的老妈,任凭我怎么解释,也不明白义工是个什么概念,有什么实质的作用和意义。后来我发现她的症结是因为“钱”这个可恶的东西在作祟。她的逻辑始终也没跳出劳动和货币的关系外。“你说那么多都没用,甭管什么经验不经验的,说白了,你不就是白给人家干么?”拿着听筒,我甚至能想到老妈在电话那头挥挥手的样子。“你这老太太,怎么这么俗啊,我就不能高尚高尚,告诉你吧,来到这个花红九绿的资本主义社会后,我的精神得到了极大的升华。”在费劲百般唇舌解释仍然是徒劳后,我终于放弃了让她老人家弄懂义工的念头。
要说我妈年岁大了,有点糊涂,还有情可原。最让我来气的是我身边还有一个年轻力壮却也跟着犯糊涂的主儿。从我跟家里说过我在打义工后,我姐我弟就象找到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乐子,再给我打电话时,就有事没事的揶揄我,呦,还那么忙呐,还忙那什么义工呢?这时,我老公就会象中了69大奖一样一边瞅着我开心的笑一边跳着脚地对着电话喊,“可不是么,人家那叫个忙啊,忙地屁颠屁颠的!”
我猜想我老公的这种反常举动是出自一种很不健康的心理。想当初我们一起腻在家里时,好好歹歹大眼也有个小眼瞪。要难受两人都难受。横竖心里也有个平衡。现在不行了。从打我接了各种义工后开始忙活起来,他眼见着我从一条直吐泡的快要翻白的鱼,一下子就活蹦蹦地有了鲜灵气,心里能舒服么?就好比我们那时看着那一小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眼睛谗着,心里气着一样。尤其要碰上这先富起来的人恰恰是自己的铁子哥们,那心里就更不得劲了。人都这样,我发现。
我不和他这样的人一般见识。
但,我做办公助理时碰到的人,却难不得不让我一般见识。
那也是一家针对移民服务的机构。义工负责人ELENOR那天的开场白我让听着就不舒服。她说,“我知道,我们作义工的很多人都还没有工作,而我们的就业中心恰恰就有这方面的信息资源和设备,我不希望义工利用这里的资源做自己的私事。”“这叫什么话!”我心里忿忿地想,我最不乐意听弦外之音。要谈规章制度就明明白白地摆出来!“您的意思我明白“我嘴上说。“我想我会做我该做的部分”我不卑不亢地说。“哼,你拽我也拽,学语言的,我还怕你这个。”我心里面不愤地想。我第二天一到那,ELENOR就捧出来一大打鲜艳的宣传印刷纸吩咐我说,“先把这个折成小手册”。我于是抱起这打纸到我的头儿那里去报到。那个叫曼吉的印度女人在听完我的自我介绍后只对我点了点头。我很纳闷,大部分非赢利机构里的工作人员都很热情开朗,怎么这个地方的两条冷鱼都让我给碰上了。我埋头开始折手册。很快我 就找到了折叠这种手册的规律。我在纸的两边找到了固定的参考点,将纸按照那两点对折,然后用一根长圆珠笔将两端狠很地刷刷一压,嘿!漂亮!正当我为自己的聪明和善于总结而得意时,我感觉到了在我背后一直有两道光在盯着我,如芒在脊,让我很不得劲。我知道那目光来自曼吉。在故意唉声叹气,又咳嗽又甩笔一系列折腾都没引起我的反应之后,曼吉终于忍不住开了口,她明知故问到,“他们是不是叫你到我这里来报道的吗?”“你这难道不是信息资源中心么?”我也以明知故问地形式回答她。我心里面充满了对这个机构人们阴不阴阳不阳的腔调的厌恶。“那就请你帮我先输入顾客的资料!”曼吉虽然加了个请,但祁使语气用得很生硬。“ELENOR叫我先把这个折完。顺便问一句,你们不是一个机构的么?”我也不客气地说。
因为这点龌龊,曼吉后来发了狠地让我输了大半天的数据,把我折磨得头晕脑涨,两眼酸痛。中午ELENOR过来取宣传册时,看到曼吉在那悠哉悠哉地吃午饭,我则在旁边兢兢业业地敲电脑,很看不过眼,她跑过来给曼吉指指腕表,又指指我。后来我听到她用激动的声音对曼吉说,“别忘了人家只是个义工”。曼吉只是不置可否地耸耸肩。到后来连我都来了气。“周八皮要偷鸡还得拣半夜呢,光天话日的,对我的剥削也太赤裸裸了,我不就一义工么,高兴了我帮你,不高兴了,我大可以走人啊!”我对这个机构人员素质的印象也因此打了折扣,可以预见的是,这至少不是一个有团队精神的班组。我后来在那里工作久了,证实我当初的猜测没错。ELENOR,曼吉还有一个叫AMY的之间的微妙关系很有那么一番说道。曼吉其实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如果她能笑的话。很可惜,她不懂得微笑是女人魅力多么有效的一个武器。如同一个在性生活上得不到满足的憋气女人一样,她总是紧绷着那张俊俏的脸蛋儿,不苟言笑。除了她埋在电脑下面用庞加语给人偷偷打电话时,她会象小家雀儿那样唧唧喳喳地活跃一阵,有时撂下电话时,一下忘记收敛起适才脸上挂着的笑。“那一定是她的情人”我这么想。除了人际关系的复杂,这个工作对我还有一个挑战,那就是曼吉身上的咖喱味。我一直按捺不住想问问曼吉的冲动,她一天要吃多少咖喱,才能攒出这么浓烈的民族风味在身上。每次看到曼吉向我走来,我都要慌忙提口气,咽下吐沫,屏息而待。一天工作下来,我常被那股呛鼻的味道熏得五迷三道。
我在那挺到了推荐信到手就毫无留念地走了人。
在后来找工作的过程中,我发现我的这些五花八门的义工经验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许多雇主真正关心的,有时其实不见得是你的“业务水平”有多高,而更在意你是否能和他们的圈子打成一片,我是说,象我做的那些技术含量不是很高的工作性质,有一个开朗浑合的性格有时似乎比你的专业背景更重要,这我不仅早在诸多的义工经历中就得到了启示,有意思的是,我的这些义工经历也佐证了我具有他们所关心的那种品质,至少他们会认为他们从我的那些经历中找到了他们所感兴趣的东西,我觉得。
所以,我常用这个例子意味深长地对当初挖苦我的那个人说,记住,什么苦都不会白吃,干什么都不白干。
在心里,我常偷偷想,这也证明了,我至少是一个比他有远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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