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大学与青春
石岩 万静
1978年3月，时年31岁的老鬼，30岁的罗中立、何多苓、霍东龄，22岁的刘学红，19岁的杨千走进大学校园。他们是从570万考生中脱颖而出的幸运儿―――在大学之门关闭了12年之后，1977年12月，每29个考生中有一个如愿以偿。
恢复高考的消息是在1977年10月间传出的，而此事最早被提上议事日程是在8月间，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召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时间紧，印考卷的纸张和考场都告急。邓小平拍板，暂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印刷。
从走进考场起，那代人是追赶时间的一群。1970年代忙着上学，1980年代忙着出国、下海，1990年代忙着晋级、当总裁、办展览、发表著作……2006年岁末，中国教育电视台的台长康宁把他们聚在一起。在该台《春天里的七次聚会》的演播间里，7所大学的82届毕业生回忆大学往事，原定首期两个小时的录制时间经常被拉伸至四五个小时。
众人的怀旧中，1980年代往往与“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等字眼联系在一起……“我们这些人的幸运是以更多同龄人的不幸作为衬托的。”被问及82届的青春往事，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77级学生、杂文作家鄢烈山反复强调。
北大：街上流行红裙子
老鬼从山西大同机械厂走进北大新闻系77级的时候，带了一部让他的同龄人不安的小说手稿。这部名为《血色黄昏》的小说以老鬼在内蒙古插队的经历为蓝本。同班一位同学的妹妹帮老鬼誊抄手稿，抄到一半就抄不下去了，因为“太脏”。脏的不仅仅是发皱的稿纸和修改时涂抹的痕迹，更让女孩无法接受的是小说的内容。
小说的开头几章写几个私自跑到内蒙古插队的知青在大车店里的所见所闻：厕所里“粪橛子冻成一个个宝塔般的冰柱，散发着刺鼻的羊膻味儿”，车把式们躺在炕上“吹牛、抬杠、聊老娘儿们”。刀片一样的风，几乎可以在男生撒尿的时候冻掉他们的老二；几个冻得紫萝卜一样的知青站在路口挥舞手臂、“大叔大哥”地想要搭车，但没人理会，他们终于到了插队地点也没人愿意接受，因为当地拿不出给知青的“安家费”；大年初一，几个知青去抄牧主的家，雨点似的鞭子抽打在老病的牧主身上……
虽然班上的很多同学都有知青经历，但有老鬼这般粗粝经验的并不多。刘学红以北京市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北大新闻系77级，在此之前，她在京郊密云县插队，被分配到林业队，日常的工作是管理果树。1978年2月19日，刘学红写的高考作文《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被《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她写了热汗淋漓的劳动，也写了公社果园的诗情画意―――漫山遍野的梨花杏花，瓜果飘香的金秋。
进入北大之后，刘学红保留了记日记的习惯。1981年3月21日，中国男排先输两局后奋起直追，以3∶2战胜南朝鲜队，取得参加世界杯排球赛的资格。四千多名北大学生集队游行，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和清华大学化工系77级在同一时期喊出的“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并称1980年代的“最强音”。刘学红在日记里记下了同学们欢呼雀跃的场面。其中的一个镜头是某女士站在自行车上打起了拍子，想领唱国歌，一不留神唱成了《国际歌》。《国际歌》之后唱《团结就是力量》。人们能想起来的应景的爱国歌曲一首复一首。
那是人们的激情极容易点燃的时代，李谷一、邓丽君的一首歌，刘晓庆、山口百惠的一部电影，江嘉良、蔡振华的一场胜利，动辄就是万人空巷、举国欢腾。
除了紧跟时事，刘学红和班里的女生也是时尚的引导者和追随者。刘学红有一张烫着大波浪、穿长过膝盖大红连衣裙的照片。裙子是同宿舍的鲁薇给裁的，刘学红自己扎的。鲁薇从上海买了很多衣服纸样，几乎全宿舍女生都用过她的衣服样子，按照自己的高矮胖瘦，依葫芦画瓢。
鲁薇被公认为全班最能玩的人。复习最紧张的时候，也挡不住鲁薇兜里揣着一张淘换来的票，骑两个小时自行车去部委机关看“内部电影”。
北京大学新闻系77级的同学自己办了一份叫《实报》的小报，从第一版到最后一版，从报头到版花全是手写，全班同学的笔迹在上面都可以找得到。主笔孙冰川被称为辣椒主笔，国际国内的大事小情没有他和他的同学们不敢评论的。
与老鬼、刘学红等人同时走进北大校门的77级中文系学生查建英对当年校园里的学生刊物记忆犹新。她曾参与北大学生刊物《未名湖》最后一期的筹办，全部漆黑的封面，里面刊有史铁生、刘震云的小说，但杂志一印出来，就有人打小报告，杂志遭查封停办。在查建英和当时的中大中文系学生、后来的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的共同回忆中，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学生刊物在各地大学中如雨后春笋崭露头角。在此之前，大学文科课堂上教和学的仍是“文革”中对“工农兵学员”照本宣科的那一套。
华南理工：科技可以救国
广州知青霍东龄的入学时间比别人迟了好几天。他的录取通知书寄错了地方。他本来买好了一只鸡、一只鹅，在海南的西联农场等着开庆功宴。结果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
那鹅还老下蛋。一个，两个。攒到有9个蛋，够炒一盘菜了，霍东龄的通知书才姗姗来迟。自小喜欢摆弄收音机的他，考取了华南理工大学的无线电通信工程专业，当年华南理工大学录取线最高的专业。那时候的流行说法是：“男学工，女学医，不三不四学文艺。”最吃香的专业就是电子、电信、建筑、造船等理工科。
坐“红卫轮”从海口回广州的时候，霍东龄的行李就是一个包和一个皮箱，一条扁担扛着，“衣锦还乡”。
霍东龄特意找了身军装，“很神气”地去学校报到。他记得在高考完体检的时候，就有人把翻毛的皮鞋都穿上了，“盛装出席”。
也是在高考完体检的时候，霍东龄才第一次见到电子计算器。他一下被震住了。“我按一加一，一下子就出来一个二，好神奇。”
“文革”开始时，霍东龄刚开始学画圆。之后运动不断，少年霍东龄也就没再认真念过书。初高中的教材也只有一本《工农兵知识》，数理化全在里面，数学题都很政治化，诸如王大伯向地主刘永财借了多少斗米，利息是多少。等升了高二要作为“知识青年”下海南插队时，霍东龄实际上连分数的加减法都不会。
1973年，在辽宁白塔公社插队的张铁生被推荐参加大学考试，在考卷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后，将几乎空白的试卷上交，表示对凭考试结果决定入学的方式不满。这封公开信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后，张铁生一夜成名，成为“白卷英雄”。
“1977年的时候，整个都反过来了，你交白卷的话，那就不是英雄，是狗熊。”霍东龄回忆。
西联农场请来老师给知青们补习，给他们传授考试之道：千万不要成篇写完再抄，时间不够；在稿纸中间划一道，左边记能用的精彩语句，右边编排正文结构；字要适当工整，不然改卷老师印象会很差。
霍东龄的高考作文题也是“大治之年气象新”。他把这套考试秘诀用上，顺利过关。二十多年后，他把这套方法传给女儿，仍然管用。
霍东龄所在的班里，16岁到32岁的都有。见面问了姓名、老家后，接着的第三个问题就会问以前是干什么的。霍东龄记得班里应届生很少，像他那样的知青占了多数。“自己会下意识地去比较，以前是哪一年读书，哪一年毕业；会有意识地去想，要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入学之后，全班同学自发早上6点半起来跑步，一跑就好几年，号称要“跑到北京去”。一则锻炼身体，二则避免睡懒觉。霍东龄还给自己提出“三戒”口号：戒电影、电视、娱乐。他记得那时跳舞最厉害的是75级的工农兵学员，简直是“舞林高手”，跳的舞他见都没见过。文学他也沾得不多，他觉得伤痕文学在工科生中影响不太大，“没那么多时间老是去看过去的路”。
在北边学校轰轰烈烈地提“从我做起”、“振兴中华”的时候，华工的霍东龄们更多是在务实和发奋。“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对未来的憧憬和对国家的期望是建立在我们这一代的认识上，就是认为科技可以救国，认为技术进步可以振兴中华”。
当时学校里闹教师荒，两百多号人一起在阶梯教室上大课，坐在后面的要靠望远镜才能看清黑板上的字。课本不缺，参考书却不够。每出一本参考书，大家都去排队买。华工附近的五山新华书店，也改为专门经营教学参考书。
毕业分配的时候，77级的毕业生供不应求。只要拿着那个文凭，再不济，也会有地方抢着让落脚。优秀些的，则立马被视为骨干。
霍东龄进入广州微波站工作。1990年代初，他下海从商，做电子和通信类产品贸易。1995年，霍东龄跟大学同学张跃军一起创办京信通信，现在，京信通信已经是中国移动及中国联通最主要的外围设备供应商之一。他们同班的77级无线电学生们，也很多成为国内电子电信行业的老总，诸如TCL的总裁李东生、康佳的总裁陈伟荣、创维的总裁黄宏生、德生电器的总裁梁伟。
跟父亲当年的惨烈竞争相比，霍东龄女儿的教育经历活泼得多。她自小就被带着出国游历，念完初中后，本来被保送到广州的著名高中，因为不想跟别人在一座独木桥拼个你死我活，高中时就自主去了英国。现在她正在念大三，电子电气工程专业，跟父亲是同行，是班上为数不多的女生之一。
川美：有节制的“疯狂”
走进四川美术学院的时候，杨千是一个懵懂的19岁青年。小平头，黑条绒棉鞋、蓝卡其的棉猴套了一个同色的套袖，肩上扛着被褥，手里拎着网兜。考大学之前，他已经在母亲的单位干了两年临时工，跟成都一所中专的美术老师何多苓学了几年画。1978年3月，“师徒”二人一起考入川美。那时的何多苓已经是四川小有名气的“画家”。
跟何多苓的名声仿佛的是外号“罗锅”的罗中立。参加高考的时候罗中立29岁，平时安全帽、工作服，标准的工人阶级打扮，业余画连环画补贴家用。罗中立投考川美纯粹出于经济考虑，他听说大学生每月的补助是五十几块钱，当时他的学历是中专，中专生每月的补助是29块。女朋友的父母极力赞同他考大学，罗中立兜里装着他亲手染色的与女友的合影走进考场。
四川美术学院革命委员会在“1977年招生总结”中写道：报考人数众多，盛况空前，大有可选之才。杨千的素描画得特别好，水平超过很多川美老师。大批云贵考生赶来应试，但招生指标有限……
杨千对大学生活最深刻的记忆是他和何多苓共用蜡烛。77级入学之初，宿舍晚熄灯的时间是10点半，每回熄灯之后，敲桌子的敲桌子，拍门的拍门，各个宿舍传出抗议的喧哗之声，后来熄灯时间被延长至11点，学生们知道再闹也没用，每人备下油灯和蜡烛。熄灯之后，点点烛光映在宿舍的窗户上。杨千和何多苓一个宿舍，都在上铺，头挨着头，熄灯之后共用一支蜡烛，西方的小说、哲学著作、历史著作，看他们能找到的一切东西。
同学之间年龄、阅历的差距很大，年长的何多苓、程丛林、罗中立慢慢成为“大哥”，三个人都有自己的圈子和追随者，一个圈子里的人课余扎在宿舍切磋画技。宿舍狭小，光线、视角好的作画位置没有几个，这让“圈子”越来越封闭，越来越稳固，类似“文革”中的“知青点”。
临近毕业的时候，杨千和罗中立共用一个6平方米的画室做毕业创作。重庆的夏天溽热，两人光着膀子画画。罗中立从家里拿来一把菜刀当画刀，房间逼仄，他把儿童望远镜倒过来用，增加空间的纵深感―――《父亲》就是这样画出来的。正热汗淋漓的时候，杨千的女朋友在楼下拖着悠长绵软的川音传唤：杨千，我来了―――她是来给杨千送鸡汤。脚步越来越近，罗中立和杨千慌手慌脚地找衣服、穿衣服。女友敦嘱杨千“多喝鸡汤”的工夫，附近几个画室的同学已经闻到了味道。女友一走，大家倾巢出动，瞬间把鸡汤分食干净，抹抹嘴回去画画。
几十年后，面对镜头，罗中立仍然可以把杨千女友的神态腔调模仿得惟妙惟肖。他爽朗地大笑，对观众席上的当代大学生们说：“我们那时候比你们现在疯多了。”
疯的例子包括，自己画肉票菜票，去食堂混吃混喝；熄灯之后，把画室里的黑色衬布裹在身上，一手擎着蜡烛，一手托着用来临摹的骷髅挨个宿舍吓人；暗地里管班上最漂亮的女生叫“粉子”―――这个外号的灵感来自本地小吃醪糟粉子。以江米做的醪糟粉子比喻女生白皙的皮肤。“那个时候大家都穿一样的衣服，所以那张脸就显得特别突出。”有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是，自川美77级之后，“粉子”成为四川对年轻女子的通称。夏天的晚上，几个男生把水房的门插好，不让别人进来，把水槽里放满水，脱得光光地躺进去，听何多苓说书―――《悲惨世界》、《约翰・克里斯朵夫》……不讲故事的夜晚，何多苓吹口哨。他的同学说他可以吹出贝多芬、莫扎特。不过大家最爱的曲子是《苏联骑兵进行曲》，后来这成为川美油画系77级的班歌。
有一次全班男生爬到宿舍楼顶的平台上乘凉。大家平躺着在楼顶上摊开，平台上没有护栏，不留神骨碌下去没遮没挡。骤雨忽至，众人狼狈爬起，顺着惟一的入口鱼贯爬回宿舍楼里。罗中立至今记得当时的情景，在黑茫茫的天地间，仿佛只有宿舍楼入口投射出来的一线昏黄的亮光，一大群人围着这个有亮光的洞口，像淋透的鸡一样一个接一个地钻进去。
这个充满隐喻的画面几可成为川美77级青春痕迹和艺术追求的象征。1970年代末，国内的美术教育仍然充斥着画正面人物要“红光亮”的教条。从工农中来，亲身经历过上山下乡的川美77级学生却自觉不自觉地以“小苦旧”和“伤痕美术”挑战“红光亮”的权威。
罗中立创作了人们耳熟能详的《父亲》，何多苓画出了《春风已经苏醒》。杨千画了一位被下放的右派亲戚背着行李远去的背影。程丛林请全班同学做模特，创作了《1968年×月×日雪》。画面上是红卫兵械斗的场面，白雪被纷乱的车辙、脚印染脏，和鲜血混在一起。
“我们那时候疯吗？”2006年岁末，已经步入中年的杨千端着咖啡问记者。“我们那时候没人嗑药、没人夜不归宿去通宵舞场跳舞。禁忌虽然打开，但总的来说控制得还是很死。我们有同学穿喇叭裤被学校没收，有人因为偷偷在教室里放录音机跳慢三快四被公安局查禁。《青红》那电影里演的不是瞎编的。何多苓因为跟几个女生关系比较好，被怀疑作风有问题，毕业好久分配不到工作。学术上也一样，写实主义是惟一被允许的。重压之下，很多人产生了逆反心理，越不让听不让看，我们对西方的文艺越好奇。所以到了1980年代，可以出国之后，很多同学陆陆续续都出去了。”
现在，82届的孩子们也都到了上大学的年龄，相形之下，他们就幸运多了。
南方周末 2007年3月29日
石岩 万静
1978年3月，时年31岁的老鬼，30岁的罗中立、何多苓、霍东龄，22岁的刘学红，19岁的杨千走进大学校园。他们是从570万考生中脱颖而出的幸运儿―――在大学之门关闭了12年之后，1977年12月，每29个考生中有一个如愿以偿。
恢复高考的消息是在1977年10月间传出的，而此事最早被提上议事日程是在8月间，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召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时间紧，印考卷的纸张和考场都告急。邓小平拍板，暂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印刷。
从走进考场起，那代人是追赶时间的一群。1970年代忙着上学，1980年代忙着出国、下海，1990年代忙着晋级、当总裁、办展览、发表著作……2006年岁末，中国教育电视台的台长康宁把他们聚在一起。在该台《春天里的七次聚会》的演播间里，7所大学的82届毕业生回忆大学往事，原定首期两个小时的录制时间经常被拉伸至四五个小时。
众人的怀旧中，1980年代往往与“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等字眼联系在一起……“我们这些人的幸运是以更多同龄人的不幸作为衬托的。”被问及82届的青春往事，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77级学生、杂文作家鄢烈山反复强调。
北大：街上流行红裙子
老鬼从山西大同机械厂走进北大新闻系77级的时候，带了一部让他的同龄人不安的小说手稿。这部名为《血色黄昏》的小说以老鬼在内蒙古插队的经历为蓝本。同班一位同学的妹妹帮老鬼誊抄手稿，抄到一半就抄不下去了，因为“太脏”。脏的不仅仅是发皱的稿纸和修改时涂抹的痕迹，更让女孩无法接受的是小说的内容。
小说的开头几章写几个私自跑到内蒙古插队的知青在大车店里的所见所闻：厕所里“粪橛子冻成一个个宝塔般的冰柱，散发着刺鼻的羊膻味儿”，车把式们躺在炕上“吹牛、抬杠、聊老娘儿们”。刀片一样的风，几乎可以在男生撒尿的时候冻掉他们的老二；几个冻得紫萝卜一样的知青站在路口挥舞手臂、“大叔大哥”地想要搭车，但没人理会，他们终于到了插队地点也没人愿意接受，因为当地拿不出给知青的“安家费”；大年初一，几个知青去抄牧主的家，雨点似的鞭子抽打在老病的牧主身上……
虽然班上的很多同学都有知青经历，但有老鬼这般粗粝经验的并不多。刘学红以北京市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北大新闻系77级，在此之前，她在京郊密云县插队，被分配到林业队，日常的工作是管理果树。1978年2月19日，刘学红写的高考作文《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被《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她写了热汗淋漓的劳动，也写了公社果园的诗情画意―――漫山遍野的梨花杏花，瓜果飘香的金秋。
进入北大之后，刘学红保留了记日记的习惯。1981年3月21日，中国男排先输两局后奋起直追，以3∶2战胜南朝鲜队，取得参加世界杯排球赛的资格。四千多名北大学生集队游行，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和清华大学化工系77级在同一时期喊出的“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并称1980年代的“最强音”。刘学红在日记里记下了同学们欢呼雀跃的场面。其中的一个镜头是某女士站在自行车上打起了拍子，想领唱国歌，一不留神唱成了《国际歌》。《国际歌》之后唱《团结就是力量》。人们能想起来的应景的爱国歌曲一首复一首。
那是人们的激情极容易点燃的时代，李谷一、邓丽君的一首歌，刘晓庆、山口百惠的一部电影，江嘉良、蔡振华的一场胜利，动辄就是万人空巷、举国欢腾。
除了紧跟时事，刘学红和班里的女生也是时尚的引导者和追随者。刘学红有一张烫着大波浪、穿长过膝盖大红连衣裙的照片。裙子是同宿舍的鲁薇给裁的，刘学红自己扎的。鲁薇从上海买了很多衣服纸样，几乎全宿舍女生都用过她的衣服样子，按照自己的高矮胖瘦，依葫芦画瓢。
鲁薇被公认为全班最能玩的人。复习最紧张的时候，也挡不住鲁薇兜里揣着一张淘换来的票，骑两个小时自行车去部委机关看“内部电影”。
北京大学新闻系77级的同学自己办了一份叫《实报》的小报，从第一版到最后一版，从报头到版花全是手写，全班同学的笔迹在上面都可以找得到。主笔孙冰川被称为辣椒主笔，国际国内的大事小情没有他和他的同学们不敢评论的。
与老鬼、刘学红等人同时走进北大校门的77级中文系学生查建英对当年校园里的学生刊物记忆犹新。她曾参与北大学生刊物《未名湖》最后一期的筹办，全部漆黑的封面，里面刊有史铁生、刘震云的小说，但杂志一印出来，就有人打小报告，杂志遭查封停办。在查建英和当时的中大中文系学生、后来的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的共同回忆中，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学生刊物在各地大学中如雨后春笋崭露头角。在此之前，大学文科课堂上教和学的仍是“文革”中对“工农兵学员”照本宣科的那一套。
华南理工：科技可以救国
广州知青霍东龄的入学时间比别人迟了好几天。他的录取通知书寄错了地方。他本来买好了一只鸡、一只鹅，在海南的西联农场等着开庆功宴。结果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
那鹅还老下蛋。一个，两个。攒到有9个蛋，够炒一盘菜了，霍东龄的通知书才姗姗来迟。自小喜欢摆弄收音机的他，考取了华南理工大学的无线电通信工程专业，当年华南理工大学录取线最高的专业。那时候的流行说法是：“男学工，女学医，不三不四学文艺。”最吃香的专业就是电子、电信、建筑、造船等理工科。
坐“红卫轮”从海口回广州的时候，霍东龄的行李就是一个包和一个皮箱，一条扁担扛着，“衣锦还乡”。
霍东龄特意找了身军装，“很神气”地去学校报到。他记得在高考完体检的时候，就有人把翻毛的皮鞋都穿上了，“盛装出席”。
也是在高考完体检的时候，霍东龄才第一次见到电子计算器。他一下被震住了。“我按一加一，一下子就出来一个二，好神奇。”
“文革”开始时，霍东龄刚开始学画圆。之后运动不断，少年霍东龄也就没再认真念过书。初高中的教材也只有一本《工农兵知识》，数理化全在里面，数学题都很政治化，诸如王大伯向地主刘永财借了多少斗米，利息是多少。等升了高二要作为“知识青年”下海南插队时，霍东龄实际上连分数的加减法都不会。
1973年，在辽宁白塔公社插队的张铁生被推荐参加大学考试，在考卷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后，将几乎空白的试卷上交，表示对凭考试结果决定入学的方式不满。这封公开信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后，张铁生一夜成名，成为“白卷英雄”。
“1977年的时候，整个都反过来了，你交白卷的话，那就不是英雄，是狗熊。”霍东龄回忆。
西联农场请来老师给知青们补习，给他们传授考试之道：千万不要成篇写完再抄，时间不够；在稿纸中间划一道，左边记能用的精彩语句，右边编排正文结构；字要适当工整，不然改卷老师印象会很差。
霍东龄的高考作文题也是“大治之年气象新”。他把这套考试秘诀用上，顺利过关。二十多年后，他把这套方法传给女儿，仍然管用。
霍东龄所在的班里，16岁到32岁的都有。见面问了姓名、老家后，接着的第三个问题就会问以前是干什么的。霍东龄记得班里应届生很少，像他那样的知青占了多数。“自己会下意识地去比较，以前是哪一年读书，哪一年毕业；会有意识地去想，要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入学之后，全班同学自发早上6点半起来跑步，一跑就好几年，号称要“跑到北京去”。一则锻炼身体，二则避免睡懒觉。霍东龄还给自己提出“三戒”口号：戒电影、电视、娱乐。他记得那时跳舞最厉害的是75级的工农兵学员，简直是“舞林高手”，跳的舞他见都没见过。文学他也沾得不多，他觉得伤痕文学在工科生中影响不太大，“没那么多时间老是去看过去的路”。
在北边学校轰轰烈烈地提“从我做起”、“振兴中华”的时候，华工的霍东龄们更多是在务实和发奋。“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对未来的憧憬和对国家的期望是建立在我们这一代的认识上，就是认为科技可以救国，认为技术进步可以振兴中华”。
当时学校里闹教师荒，两百多号人一起在阶梯教室上大课，坐在后面的要靠望远镜才能看清黑板上的字。课本不缺，参考书却不够。每出一本参考书，大家都去排队买。华工附近的五山新华书店，也改为专门经营教学参考书。
毕业分配的时候，77级的毕业生供不应求。只要拿着那个文凭，再不济，也会有地方抢着让落脚。优秀些的，则立马被视为骨干。
霍东龄进入广州微波站工作。1990年代初，他下海从商，做电子和通信类产品贸易。1995年，霍东龄跟大学同学张跃军一起创办京信通信，现在，京信通信已经是中国移动及中国联通最主要的外围设备供应商之一。他们同班的77级无线电学生们，也很多成为国内电子电信行业的老总，诸如TCL的总裁李东生、康佳的总裁陈伟荣、创维的总裁黄宏生、德生电器的总裁梁伟。
跟父亲当年的惨烈竞争相比，霍东龄女儿的教育经历活泼得多。她自小就被带着出国游历，念完初中后，本来被保送到广州的著名高中，因为不想跟别人在一座独木桥拼个你死我活，高中时就自主去了英国。现在她正在念大三，电子电气工程专业，跟父亲是同行，是班上为数不多的女生之一。
川美：有节制的“疯狂”
走进四川美术学院的时候，杨千是一个懵懂的19岁青年。小平头，黑条绒棉鞋、蓝卡其的棉猴套了一个同色的套袖，肩上扛着被褥，手里拎着网兜。考大学之前，他已经在母亲的单位干了两年临时工，跟成都一所中专的美术老师何多苓学了几年画。1978年3月，“师徒”二人一起考入川美。那时的何多苓已经是四川小有名气的“画家”。
跟何多苓的名声仿佛的是外号“罗锅”的罗中立。参加高考的时候罗中立29岁，平时安全帽、工作服，标准的工人阶级打扮，业余画连环画补贴家用。罗中立投考川美纯粹出于经济考虑，他听说大学生每月的补助是五十几块钱，当时他的学历是中专，中专生每月的补助是29块。女朋友的父母极力赞同他考大学，罗中立兜里装着他亲手染色的与女友的合影走进考场。
四川美术学院革命委员会在“1977年招生总结”中写道：报考人数众多，盛况空前，大有可选之才。杨千的素描画得特别好，水平超过很多川美老师。大批云贵考生赶来应试，但招生指标有限……
杨千对大学生活最深刻的记忆是他和何多苓共用蜡烛。77级入学之初，宿舍晚熄灯的时间是10点半，每回熄灯之后，敲桌子的敲桌子，拍门的拍门，各个宿舍传出抗议的喧哗之声，后来熄灯时间被延长至11点，学生们知道再闹也没用，每人备下油灯和蜡烛。熄灯之后，点点烛光映在宿舍的窗户上。杨千和何多苓一个宿舍，都在上铺，头挨着头，熄灯之后共用一支蜡烛，西方的小说、哲学著作、历史著作，看他们能找到的一切东西。
同学之间年龄、阅历的差距很大，年长的何多苓、程丛林、罗中立慢慢成为“大哥”，三个人都有自己的圈子和追随者，一个圈子里的人课余扎在宿舍切磋画技。宿舍狭小，光线、视角好的作画位置没有几个，这让“圈子”越来越封闭，越来越稳固，类似“文革”中的“知青点”。
临近毕业的时候，杨千和罗中立共用一个6平方米的画室做毕业创作。重庆的夏天溽热，两人光着膀子画画。罗中立从家里拿来一把菜刀当画刀，房间逼仄，他把儿童望远镜倒过来用，增加空间的纵深感―――《父亲》就是这样画出来的。正热汗淋漓的时候，杨千的女朋友在楼下拖着悠长绵软的川音传唤：杨千，我来了―――她是来给杨千送鸡汤。脚步越来越近，罗中立和杨千慌手慌脚地找衣服、穿衣服。女友敦嘱杨千“多喝鸡汤”的工夫，附近几个画室的同学已经闻到了味道。女友一走，大家倾巢出动，瞬间把鸡汤分食干净，抹抹嘴回去画画。
几十年后，面对镜头，罗中立仍然可以把杨千女友的神态腔调模仿得惟妙惟肖。他爽朗地大笑，对观众席上的当代大学生们说：“我们那时候比你们现在疯多了。”
疯的例子包括，自己画肉票菜票，去食堂混吃混喝；熄灯之后，把画室里的黑色衬布裹在身上，一手擎着蜡烛，一手托着用来临摹的骷髅挨个宿舍吓人；暗地里管班上最漂亮的女生叫“粉子”―――这个外号的灵感来自本地小吃醪糟粉子。以江米做的醪糟粉子比喻女生白皙的皮肤。“那个时候大家都穿一样的衣服，所以那张脸就显得特别突出。”有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是，自川美77级之后，“粉子”成为四川对年轻女子的通称。夏天的晚上，几个男生把水房的门插好，不让别人进来，把水槽里放满水，脱得光光地躺进去，听何多苓说书―――《悲惨世界》、《约翰・克里斯朵夫》……不讲故事的夜晚，何多苓吹口哨。他的同学说他可以吹出贝多芬、莫扎特。不过大家最爱的曲子是《苏联骑兵进行曲》，后来这成为川美油画系77级的班歌。
有一次全班男生爬到宿舍楼顶的平台上乘凉。大家平躺着在楼顶上摊开，平台上没有护栏，不留神骨碌下去没遮没挡。骤雨忽至，众人狼狈爬起，顺着惟一的入口鱼贯爬回宿舍楼里。罗中立至今记得当时的情景，在黑茫茫的天地间，仿佛只有宿舍楼入口投射出来的一线昏黄的亮光，一大群人围着这个有亮光的洞口，像淋透的鸡一样一个接一个地钻进去。
这个充满隐喻的画面几可成为川美77级青春痕迹和艺术追求的象征。1970年代末，国内的美术教育仍然充斥着画正面人物要“红光亮”的教条。从工农中来，亲身经历过上山下乡的川美77级学生却自觉不自觉地以“小苦旧”和“伤痕美术”挑战“红光亮”的权威。
罗中立创作了人们耳熟能详的《父亲》，何多苓画出了《春风已经苏醒》。杨千画了一位被下放的右派亲戚背着行李远去的背影。程丛林请全班同学做模特，创作了《1968年×月×日雪》。画面上是红卫兵械斗的场面，白雪被纷乱的车辙、脚印染脏，和鲜血混在一起。
“我们那时候疯吗？”2006年岁末，已经步入中年的杨千端着咖啡问记者。“我们那时候没人嗑药、没人夜不归宿去通宵舞场跳舞。禁忌虽然打开，但总的来说控制得还是很死。我们有同学穿喇叭裤被学校没收，有人因为偷偷在教室里放录音机跳慢三快四被公安局查禁。《青红》那电影里演的不是瞎编的。何多苓因为跟几个女生关系比较好，被怀疑作风有问题，毕业好久分配不到工作。学术上也一样，写实主义是惟一被允许的。重压之下，很多人产生了逆反心理，越不让听不让看，我们对西方的文艺越好奇。所以到了1980年代，可以出国之后，很多同学陆陆续续都出去了。”
现在，82届的孩子们也都到了上大学的年龄，相形之下，他们就幸运多了。
南方周末 2007年3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