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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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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视野》刊摘
葛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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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视野编者按：本刊转发这篇文章，是从利用反面教材的角度供研究苏联问题的读者参阅的。其实，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雅科夫列夫等人的“反思”，只是一些皮毛的东西，根本谈不上真正理性的“反思”，因为他们这些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根深蒂固的。人们不会忘记，他们这些人上台以后，利用窃取的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猖狂地反对马列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积极复辟资本主义。戈尔巴乔夫曾经说过，“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叶利钦在搞垮苏联的问题上，与戈尔巴乔夫狼狈为奸，同是罪魁祸首。而主管苏共宣传工作的雅科夫列夫其人，则是戈尔巴乔夫推行“消灭共产主义”改革路线的主要吹鼓手和得力干将。他们的这种反动政治立场至今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这一点，我们有个清醒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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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葛新生撰文，介绍了前苏联国家领导人及苏联解体亲历者对苏联改革的认识、评价和反思。现将主要内容摘登如下，供参阅。
1、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
戈尔巴乔夫在分别接受中国光明日报社记者和香港凤凰卫视记者的采访时，真实地表达了他面对俄罗斯现实所作出的悔悟。在谈到苏联的改革时，戈尔巴乔夫认为问题出在仓促上马和操之过急。他说：“最大错误在于，太晚开始改革及重建苏联共产党。因为反对改革的声音，一开始就来自党内，因此对我们造成极大的压力。共产党在苏联是独占政权的力量，进而成为国家的代称。我实施的直接开放步伐实在太快了，无论在宗教、文化，还是在民主方面。权力分散是必须的，但步伐太快，人民、社会无法跟上。在苏联有官僚体制的存在，推行民主改革所必需的步伐需要调整，因为有许多来自官僚体制的阻碍。在苏联崩溃的过程中，党内的机制失去控制，他们趁机各自营私，那是最大的错误。”他还说：“我们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使苏联社会大开放。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下，国内工业受到致命打击。极少数人一夜暴富，敛财数额之巨大仅次于美国的大亨，而赤贫的人数却远远超过了苏联时期。”谈到苏共垮台的原因时，他说：“我深深体会到，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在这里，我想通过我们的惨痛失误来提醒中国：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那将是非常危险的。”
曾对苏联时期的党和政府都进行过尖锐批判的麦德维捷夫教授表示：“无须向任何人证明，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的苏联，比现在的俄国好得多。”戈尔巴乔夫留给后人的遗产有三个：“一是世界大国苏联的分崩离析，二是无节制的通货膨胀，三是8 0%的人进入贫困线，数百万贫困者流落街头。”他认为：“改革思想和设计的失误、国内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政治意志的丧失，以及国家和苏共中央政权的瘫痪助长了民族主义和分立主义的势头。”“对于苏联的统一来说，俄罗斯的分立主义更加危险。”
除了上述亲历苏联解体的重要人物作出悔悟的表现之外，苏联解体后一些独联体国家的领导人也表达了自己对改革失败的悔悟。担任白俄罗斯第一届总统，也即现任总统的卢卡申科就曾经说过，应该把亲手扼杀苏联的人送进监狱。另外，亲自签署宣布苏联解体的“别洛韦日协议”的政治家，也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不同以往的立场和态度。例如，乌克兰前总统克拉夫丘克，在“别洛韦日协议”签订14年的纪念日，回答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记者的提问时，表现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悔意。原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克维奇也说，“现在宁愿切断自己的手臂，也不会在‘别洛韦日协议’上签字。”
2、“西方民主”给俄罗斯人民带来巨大灾难，西方的那一套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在苏联和俄罗斯是行不通的
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和俄罗斯叶利钦改革的策划者、参与者雅科夫列夫认为，简单地导入不适合国情的西方民主制，给今天的俄罗斯带来了诸如官僚主义盛行、国力下降等一系列恶果。他说：“我曾相信，民主制将会给官僚主义以重大的、甚至致命的打击。”“民主制不仅未能胜任这项任务，而且本身蜕变成官僚主义民主制……我原来认为，自由的差额选举能够将正直、有头脑、有教养和有专业知识的人选进立法权力机构。可是，现实的生活情况上，不少对事业和社会漠不关心的无耻地蛊惑人心的人却钻进了中央和地方杜马。”对解体前苏联的改革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改革的现状，他说：“今天俄罗斯，有很多的事情使我们所有的人感到忧心忡忡――只要我们走入歧途，这对我国人民将是悲剧，对高度相互依存，可是还没有认清自身的统一性和还没有对世界生活的全球化作好准备的整个世界也将是悲剧。”
麦德维捷夫说：“戈尔巴乔夫是在1987年至1988年提出民主化口号的，这显然过于仓促。他自己甚至从来就没有十分明确的政治改革纲领。由完全的中央集权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过程，这不仅是大规模的实践和政治问题，而且也是个科学理论问题。”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末在苏联兴起的民主化和公开性为自由谈论民族问题和成立民族主义团体提供了可能――与民族主义随之而产生的还有分立主义。”
叶利钦在其执政8年后的辞职演说中承认：“我自己也曾经相信一切都可以一蹴而就，仿佛轻松一跃就可以越过所有困难。事实上没能一跃而过。在这一点上我太幼稚。有些问题极其复杂。我们是在不断犯错误和经历失败的同时向前迈进的。在这艰难时期许多人都受到了震荡。”他认识到企图通过“休克疗法”这样的办法“一跃而进入光明、富裕、文明的未来”的想法遭到了失败。
苏联时期，曾因持不同政见而定居巴黎的马克西莫夫，面对祖国的现状发出感慨：假如知道自己过去写的书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就不会写那些书；假如知道苏联这只大船会沉没，就不会去摇撼这只船。
3、“公开性”是一柄双刃剑，使用时必须审慎地审时度势，慎之又慎
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认为，“公开性”是一柄双刃剑，使用时必须审慎地审时度势，切记要慎之又慎，否则会伤害舞剑之人，无异于自刎。他说：“公开性作为民主的一个极其重要和不可或缺的特征，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实行它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但是，正如改革和改革后期的经验令人信服地证明的那样，公开性在社会上可以取得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这直接取决于谁掌握实行公开性的工具，首先是电视、广播、报刊。掌握在诚实正派人的手里，公开性就变成一把治病救人的手术刀，切除社会肌体上僵化的或发生病变的组织，给新的健康的部分以发展的空间；掌握在罪恶的、无耻之徒的手里，它就会变成一根大棒，对周围的一切，不论好坏，不分先进落后，只知道一味地破坏和扼杀。”公开性可以是氧气，也可以变成毒化人的理智和毒化社会意识的一氧化碳。
前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博尔金指出了“公开性”失控所导致的后果，他说：“公开性使人感到兴奋，可以大声说出多年来积压在心底的话，可以指责任何人……没过多久，人们几乎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了，这种无限的民主化就连西方的有关专家都感到吃惊。当然，这种状况的出现有其充分的条件，党放开手脚搞无限的公开性，无限制地批评自己过去和现在的错误。”
葛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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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视野编者按：本刊转发这篇文章，是从利用反面教材的角度供研究苏联问题的读者参阅的。其实，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雅科夫列夫等人的“反思”，只是一些皮毛的东西，根本谈不上真正理性的“反思”，因为他们这些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根深蒂固的。人们不会忘记，他们这些人上台以后，利用窃取的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猖狂地反对马列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积极复辟资本主义。戈尔巴乔夫曾经说过，“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叶利钦在搞垮苏联的问题上，与戈尔巴乔夫狼狈为奸，同是罪魁祸首。而主管苏共宣传工作的雅科夫列夫其人，则是戈尔巴乔夫推行“消灭共产主义”改革路线的主要吹鼓手和得力干将。他们的这种反动政治立场至今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这一点，我们有个清醒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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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葛新生撰文，介绍了前苏联国家领导人及苏联解体亲历者对苏联改革的认识、评价和反思。现将主要内容摘登如下，供参阅。
1、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
戈尔巴乔夫在分别接受中国光明日报社记者和香港凤凰卫视记者的采访时，真实地表达了他面对俄罗斯现实所作出的悔悟。在谈到苏联的改革时，戈尔巴乔夫认为问题出在仓促上马和操之过急。他说：“最大错误在于，太晚开始改革及重建苏联共产党。因为反对改革的声音，一开始就来自党内，因此对我们造成极大的压力。共产党在苏联是独占政权的力量，进而成为国家的代称。我实施的直接开放步伐实在太快了，无论在宗教、文化，还是在民主方面。权力分散是必须的，但步伐太快，人民、社会无法跟上。在苏联有官僚体制的存在，推行民主改革所必需的步伐需要调整，因为有许多来自官僚体制的阻碍。在苏联崩溃的过程中，党内的机制失去控制，他们趁机各自营私，那是最大的错误。”他还说：“我们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使苏联社会大开放。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下，国内工业受到致命打击。极少数人一夜暴富，敛财数额之巨大仅次于美国的大亨，而赤贫的人数却远远超过了苏联时期。”谈到苏共垮台的原因时，他说：“我深深体会到，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在这里，我想通过我们的惨痛失误来提醒中国：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那将是非常危险的。”
曾对苏联时期的党和政府都进行过尖锐批判的麦德维捷夫教授表示：“无须向任何人证明，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的苏联，比现在的俄国好得多。”戈尔巴乔夫留给后人的遗产有三个：“一是世界大国苏联的分崩离析，二是无节制的通货膨胀，三是8 0%的人进入贫困线，数百万贫困者流落街头。”他认为：“改革思想和设计的失误、国内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政治意志的丧失，以及国家和苏共中央政权的瘫痪助长了民族主义和分立主义的势头。”“对于苏联的统一来说，俄罗斯的分立主义更加危险。”
除了上述亲历苏联解体的重要人物作出悔悟的表现之外，苏联解体后一些独联体国家的领导人也表达了自己对改革失败的悔悟。担任白俄罗斯第一届总统，也即现任总统的卢卡申科就曾经说过，应该把亲手扼杀苏联的人送进监狱。另外，亲自签署宣布苏联解体的“别洛韦日协议”的政治家，也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不同以往的立场和态度。例如，乌克兰前总统克拉夫丘克，在“别洛韦日协议”签订14年的纪念日，回答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记者的提问时，表现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悔意。原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克维奇也说，“现在宁愿切断自己的手臂，也不会在‘别洛韦日协议’上签字。”
2、“西方民主”给俄罗斯人民带来巨大灾难，西方的那一套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在苏联和俄罗斯是行不通的
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和俄罗斯叶利钦改革的策划者、参与者雅科夫列夫认为，简单地导入不适合国情的西方民主制，给今天的俄罗斯带来了诸如官僚主义盛行、国力下降等一系列恶果。他说：“我曾相信，民主制将会给官僚主义以重大的、甚至致命的打击。”“民主制不仅未能胜任这项任务，而且本身蜕变成官僚主义民主制……我原来认为，自由的差额选举能够将正直、有头脑、有教养和有专业知识的人选进立法权力机构。可是，现实的生活情况上，不少对事业和社会漠不关心的无耻地蛊惑人心的人却钻进了中央和地方杜马。”对解体前苏联的改革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改革的现状，他说：“今天俄罗斯，有很多的事情使我们所有的人感到忧心忡忡――只要我们走入歧途，这对我国人民将是悲剧，对高度相互依存，可是还没有认清自身的统一性和还没有对世界生活的全球化作好准备的整个世界也将是悲剧。”
麦德维捷夫说：“戈尔巴乔夫是在1987年至1988年提出民主化口号的，这显然过于仓促。他自己甚至从来就没有十分明确的政治改革纲领。由完全的中央集权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过程，这不仅是大规模的实践和政治问题，而且也是个科学理论问题。”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末在苏联兴起的民主化和公开性为自由谈论民族问题和成立民族主义团体提供了可能――与民族主义随之而产生的还有分立主义。”
叶利钦在其执政8年后的辞职演说中承认：“我自己也曾经相信一切都可以一蹴而就，仿佛轻松一跃就可以越过所有困难。事实上没能一跃而过。在这一点上我太幼稚。有些问题极其复杂。我们是在不断犯错误和经历失败的同时向前迈进的。在这艰难时期许多人都受到了震荡。”他认识到企图通过“休克疗法”这样的办法“一跃而进入光明、富裕、文明的未来”的想法遭到了失败。
苏联时期，曾因持不同政见而定居巴黎的马克西莫夫，面对祖国的现状发出感慨：假如知道自己过去写的书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就不会写那些书；假如知道苏联这只大船会沉没，就不会去摇撼这只船。
3、“公开性”是一柄双刃剑，使用时必须审慎地审时度势，慎之又慎
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认为，“公开性”是一柄双刃剑，使用时必须审慎地审时度势，切记要慎之又慎，否则会伤害舞剑之人，无异于自刎。他说：“公开性作为民主的一个极其重要和不可或缺的特征，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实行它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但是，正如改革和改革后期的经验令人信服地证明的那样，公开性在社会上可以取得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这直接取决于谁掌握实行公开性的工具，首先是电视、广播、报刊。掌握在诚实正派人的手里，公开性就变成一把治病救人的手术刀，切除社会肌体上僵化的或发生病变的组织，给新的健康的部分以发展的空间；掌握在罪恶的、无耻之徒的手里，它就会变成一根大棒，对周围的一切，不论好坏，不分先进落后，只知道一味地破坏和扼杀。”公开性可以是氧气，也可以变成毒化人的理智和毒化社会意识的一氧化碳。
前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博尔金指出了“公开性”失控所导致的后果，他说：“公开性使人感到兴奋，可以大声说出多年来积压在心底的话，可以指责任何人……没过多久，人们几乎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了，这种无限的民主化就连西方的有关专家都感到吃惊。当然，这种状况的出现有其充分的条件，党放开手脚搞无限的公开性，无限制地批评自己过去和现在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