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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政治改革，不采西方式的民主化，并不意味着中国就不发生重大的民主政治变化。作者认为，中国未来在建设“小康社会”中面对的头号外交问题是如何让世界接受自己。
中共16大提出建立“小康社会”的目标，而且规划在2020年前实现之。从现在到2002年，大约还有18年，相当于1978年提出的在20世纪末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今天看来，中国现在的经济、社会与个体人的发展水平远超越了1978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可以说超额完成了任务。1978年邓小平提出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时，普通中国人觉得那不是一个很近的目标，因为20多年的时间跨度不短。但是，今天的中国人看2020年，觉得近20年的时间跨度却不长。这是因为最近20年，全球化已经参加进去，走向世界的中国人，他们的时空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一个重大的问题是，对于东亚来说，中国的“小康社会”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而且也在从这个角度思考未来东亚的国际关系。
“中国威胁论”不攻自破
伴随着“小康社会”的建设，一个可以预期的消极东西将出现，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将继续抬头。最近《纽约时报》与《金融时报》发表两篇长篇文章，它们谈得都是中国崛起引起的来自亚洲国家的担心。西方在关注着中国与亚洲关系的再造，关注亚洲对中国发展的反应。
担心中国发展与对华持强硬立场的美国鹰派有一个基本结论或者公式：“经济上的富裕与政治上的不自由的中国是一个具有强大威胁性质的国家”。这是2002年7月美国的“中国安全评估委员会”提交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的基本结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中，只有20世纪初的德国可提供这样的例子，说明一个经济上越来越强大但政治上却与主流国际社会不一致的国家对国际社会构成的威胁。但把现在、未来的中国与旧德国相提并论并不妥当，这是比较历史研究的一个结论。因为不管中国的国内政治如何与西方政治标准如何不一样（异质），但是，有一点是旧日德国比不了的，那就是，中国充分、尽可能地接受国际社会的标准、范例、规则、惯例，几乎正在变成一个“从善如流”的“国际社会好公民”（国家人格化为个体人）。如此这样一个中国怎么就构成对国际社会的威胁呢？看来，“中国威胁论”在中国继续充分参与国际社会的形势下，不管多么热闹，最后将不攻自破。
中国发展成“小康社会”，“中国威胁论”的升降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与国际形势的发展两个方面。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非常高，现在下结论说是“和平与发展是大势所趋”也许正确也许预测不准。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能否巩固是个关键点，更重要的是，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是消极、防范、甚至遏制还是转趋积极，具有关键意义。有论者已经在指出，中国是美国解决完恐怖主义问题后的下个目标。其实，美国在对付恐怖主义的同时并没有放松防范、对付中国。中国不管如何，美国对中国建设“小康社会”的感觉、反应值得进一步研究。
再看中国自身的发展。16大已经提出中国政治改革的任务，虽然不是西方模式的政治体制改革。但像中国经济一样，中国政治也是要改革的。如果中国在未来18年中完成中国政治改革的任务，那么，强大的经济与改革了的政治结合在一起，上述“担心中国论”与“中国威胁论”还要说什么呢？
经济改革是政治决定的结果
在谈到中国的政治改革时，有必要说的一点是，在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政治与经济是有机而非机械地联系的。中国的经济改革本身就是政治决定的结果，诸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都是中国的政治意志在推动。说中国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不符合事实，因为中国的任何经济改革都包含了政治因素在内。中国的问题是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没有很好地配合、衔接起来，而且是，经济改革有清楚的思路、战略，“施工”也好办得多，那就是“市场化”，政府少干预，让市场发挥作用。有了这么清晰的“图纸”，执行经济改革的“工程师们”就省事多了。尽管如此，经济改革也是很难的。如今，改革了20多年，旧的问题还没有完全改完，又产生了新的问题，比如银行与金融机构坏账，这几乎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通病，中国也得面对。
政治改革比经济改革更难，涉及到愈来愈复杂与多样的利益与价值，不是一个“民主化”那么简单的。像东南亚、非洲许多国家搞了民主化，但“化”了许多年，出来若干个新政党，政党竞争的恶性竞争甚至冲突，反而推迟了真正有效率的民主的出现。
经济是全球的，政治是地方的
从现在起到2020年这18年，中国将经历许多具有里程碑性质的政治大事情，包括2007年的中共17大、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2011年的辛亥革命百年、2019年的五四运动百年。它们都是检验中国政治与中国经济是否很好地配合与适应的重要时刻。中国的政治改革，不采西方式的民主化，并不意味着中国就不发生重大的民主政治变化。为了适应经济与社会变化，中国政治无论如何要跟上，这是自身的发展之要求。其实，中国的经济改革也没有完全采取西方的市场化模式（况且西方都有不同的市场体制）。经济是全球的，而政治却是地方的。西方的政治也不过如此，例如，还没有听说哪个国家说要适应全球化的经济而无条件打开国门欢迎外来移民（在经济上看来，发达国家的市场那个不需要外来移民？但政治的逻辑只能是让这些国家控制甚至排斥移民，导致劳动力成本昂贵）。这不过是经济与政治矛盾性的一个例子吧了。
我认为，中国未来在建设“小康社会”中面对的头号外交问题是如何让世界接受自己。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日本的四分之一，未来18年，中国有可能在总量上超过日本，如果日本继续低（接近零）增长的话。这本身就意味着东亚的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历史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问题是，那个时候，日本离中国更近了，还是更远了？一个接受不了中国崛起的日本是否彻底倒向美国，几乎不要任何日本自主性？这是不可能的，除非中国的对日政策愚蠢到把日本推得离美国更近。
日本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本来已经很密切了，一个崛起的中国将使日本不得不来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当然，这也取决于日本人真心接受中国的崛起。至于东亚其他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相对来说，并不是个很大的问题。韩国与东南亚，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历史上就是矛盾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心理。如果中国继续按照“负责任的”“好邻居”政策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在东亚新地区主义的框架下，这些民族主义强烈的中小国家会感到自己在中国的利益、好处在日益增加，而且它们越来越有保证。
中共16大提出建立“小康社会”的目标，而且规划在2020年前实现之。从现在到2002年，大约还有18年，相当于1978年提出的在20世纪末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今天看来，中国现在的经济、社会与个体人的发展水平远超越了1978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可以说超额完成了任务。1978年邓小平提出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时，普通中国人觉得那不是一个很近的目标，因为20多年的时间跨度不短。但是，今天的中国人看2020年，觉得近20年的时间跨度却不长。这是因为最近20年，全球化已经参加进去，走向世界的中国人，他们的时空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一个重大的问题是，对于东亚来说，中国的“小康社会”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而且也在从这个角度思考未来东亚的国际关系。
“中国威胁论”不攻自破
伴随着“小康社会”的建设，一个可以预期的消极东西将出现，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将继续抬头。最近《纽约时报》与《金融时报》发表两篇长篇文章，它们谈得都是中国崛起引起的来自亚洲国家的担心。西方在关注着中国与亚洲关系的再造，关注亚洲对中国发展的反应。
担心中国发展与对华持强硬立场的美国鹰派有一个基本结论或者公式：“经济上的富裕与政治上的不自由的中国是一个具有强大威胁性质的国家”。这是2002年7月美国的“中国安全评估委员会”提交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的基本结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中，只有20世纪初的德国可提供这样的例子，说明一个经济上越来越强大但政治上却与主流国际社会不一致的国家对国际社会构成的威胁。但把现在、未来的中国与旧德国相提并论并不妥当，这是比较历史研究的一个结论。因为不管中国的国内政治如何与西方政治标准如何不一样（异质），但是，有一点是旧日德国比不了的，那就是，中国充分、尽可能地接受国际社会的标准、范例、规则、惯例，几乎正在变成一个“从善如流”的“国际社会好公民”（国家人格化为个体人）。如此这样一个中国怎么就构成对国际社会的威胁呢？看来，“中国威胁论”在中国继续充分参与国际社会的形势下，不管多么热闹，最后将不攻自破。
中国发展成“小康社会”，“中国威胁论”的升降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与国际形势的发展两个方面。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非常高，现在下结论说是“和平与发展是大势所趋”也许正确也许预测不准。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能否巩固是个关键点，更重要的是，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是消极、防范、甚至遏制还是转趋积极，具有关键意义。有论者已经在指出，中国是美国解决完恐怖主义问题后的下个目标。其实，美国在对付恐怖主义的同时并没有放松防范、对付中国。中国不管如何，美国对中国建设“小康社会”的感觉、反应值得进一步研究。
再看中国自身的发展。16大已经提出中国政治改革的任务，虽然不是西方模式的政治体制改革。但像中国经济一样，中国政治也是要改革的。如果中国在未来18年中完成中国政治改革的任务，那么，强大的经济与改革了的政治结合在一起，上述“担心中国论”与“中国威胁论”还要说什么呢？
经济改革是政治决定的结果
在谈到中国的政治改革时，有必要说的一点是，在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政治与经济是有机而非机械地联系的。中国的经济改革本身就是政治决定的结果，诸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都是中国的政治意志在推动。说中国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不符合事实，因为中国的任何经济改革都包含了政治因素在内。中国的问题是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没有很好地配合、衔接起来，而且是，经济改革有清楚的思路、战略，“施工”也好办得多，那就是“市场化”，政府少干预，让市场发挥作用。有了这么清晰的“图纸”，执行经济改革的“工程师们”就省事多了。尽管如此，经济改革也是很难的。如今，改革了20多年，旧的问题还没有完全改完，又产生了新的问题，比如银行与金融机构坏账，这几乎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通病，中国也得面对。
政治改革比经济改革更难，涉及到愈来愈复杂与多样的利益与价值，不是一个“民主化”那么简单的。像东南亚、非洲许多国家搞了民主化，但“化”了许多年，出来若干个新政党，政党竞争的恶性竞争甚至冲突，反而推迟了真正有效率的民主的出现。
经济是全球的，政治是地方的
从现在起到2020年这18年，中国将经历许多具有里程碑性质的政治大事情，包括2007年的中共17大、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2011年的辛亥革命百年、2019年的五四运动百年。它们都是检验中国政治与中国经济是否很好地配合与适应的重要时刻。中国的政治改革，不采西方式的民主化，并不意味着中国就不发生重大的民主政治变化。为了适应经济与社会变化，中国政治无论如何要跟上，这是自身的发展之要求。其实，中国的经济改革也没有完全采取西方的市场化模式（况且西方都有不同的市场体制）。经济是全球的，而政治却是地方的。西方的政治也不过如此，例如，还没有听说哪个国家说要适应全球化的经济而无条件打开国门欢迎外来移民（在经济上看来，发达国家的市场那个不需要外来移民？但政治的逻辑只能是让这些国家控制甚至排斥移民，导致劳动力成本昂贵）。这不过是经济与政治矛盾性的一个例子吧了。
我认为，中国未来在建设“小康社会”中面对的头号外交问题是如何让世界接受自己。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日本的四分之一，未来18年，中国有可能在总量上超过日本，如果日本继续低（接近零）增长的话。这本身就意味着东亚的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历史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问题是，那个时候，日本离中国更近了，还是更远了？一个接受不了中国崛起的日本是否彻底倒向美国，几乎不要任何日本自主性？这是不可能的，除非中国的对日政策愚蠢到把日本推得离美国更近。
日本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本来已经很密切了，一个崛起的中国将使日本不得不来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当然，这也取决于日本人真心接受中国的崛起。至于东亚其他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相对来说，并不是个很大的问题。韩国与东南亚，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历史上就是矛盾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心理。如果中国继续按照“负责任的”“好邻居”政策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在东亚新地区主义的框架下，这些民族主义强烈的中小国家会感到自己在中国的利益、好处在日益增加，而且它们越来越有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