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吗？

[cvictor]

美国在朝鲜用过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吗？国际上真的禁止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谢谢答疑。

 

[contractor]

最初由 cvictor 发布
美国在朝鲜用过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吗？国际上真的禁止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谢谢答疑。

从技术角度来说，联合国军肯定不敢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因为细菌武器最大的弱点是不可控制性，特别是在朝鲜这个狭窄的战区，敌方染病，自己也会染病，即使是联合国军方面医疗水平高，这种毙敌一万，自损八千的做法，对更加珍惜士兵生命的联合国军来说，也不可能采用。

 

[mamaomao]

最初由 contractor 发布


从技术角度来说，联合国军肯定不敢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因为细菌武器最大的弱点是不可控制性，特别是在朝鲜这个狭窄的战区，敌方染病，自己也会染病，即使是联合国军方面医疗水平高，这种毙敌一万，自损八千的做法，对更加珍惜士兵生命的联合国军来说，也不可能采用。

朝鲜战争中美国对朝鲜和中国东北细菌战内幕曝光
　2003年07月28日8:6　中国青年报

http://www.hmzx.gov.cn/news/shownews.asp?id=1366

内幕曝光

　　没有暴露在阳光下的黑暗角落

　　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对朝鲜和中国东北进行细菌战的独家调查


　　陈平

　　编者按：虽然朝鲜半岛的战火已经熄灭半个世纪了，但是一些尘封数十年的“事实”逐渐浮出水面。朝鲜战争中，美国曾对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使用细菌武器。但是，即使面对再详实的调查结果和再有力的证据，美国也一直矢口否认。本文作者经过努力采访到当年参与调查此事的当事人和数位专家，获取了宝贵的历史证言和国际上最新的研究成果。7月27日是朝鲜停战协议签字50周年纪念日，本报发表此文，以此来纪念在朝鲜战争中死于细菌战的人们。

　　国际上通常把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和核武器统称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美国发动第二次对伊战争的借口，但是伊拥有这些武器的有力证据至今没有找到。但是，有目共睹的是，美国已在两次伊拉克战争中使用了会给平民造成大规模伤害的贫铀炸弹和集束炸弹、在科索沃使用贫铀炸弹、在越南战争中使用橙剂和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

　　今年7月27日是朝鲜停战协议签字50周年纪念。朝鲜半岛的战火熄灭已经半个世纪了。尘埃落定，那个曾经被美国政府极力掩盖的黑暗角落也该再次暴露在阳光下。

　　美方不承认细菌战调查

　　1952年初，为搜集有关美国在朝鲜及中国东北实施细菌战的证据，中国成立了一个70多人的调查委员会，成员包括中国红十字总会、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基督教界的代表以及昆虫学、细菌学、寄生虫学、病毒学、病理学、临床医学、流行病学、公共卫生学、化学、生物学及兽医学专家，前往朝鲜战场和我国东北地区进行调查。

　　1952年3月3日至19日，由国际知名的法学家组成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也前往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了现场调查。同年6月23日至 8月6日，由瑞典、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苏联、中国等国家的著名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简称国际科学委员会)，由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先生率领赴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进行实地调查。

　　所有的调查都证实了美国在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使用生物武器的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国际科学委员会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报告书》 (通常称李约瑟报告)得出的结论是：“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

　　在此之前，加拿大传教士詹姆士・艾迪科特先生(中文名文幼章)在辽宁省沈阳市附近地区进行调查后，于1952年4月25日在伦敦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在中国使用过细菌武器。

　　中国和朝鲜还掌握了其他一些确凿的证据。比如，曾参与对中朝两国进行细菌战、后来被俘虏的美国飞行员的供词。他们供认曾经使用过细菌武器。其中一些高级军官甚至谈到过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决策在朝鲜实施细菌战的过程。这些军官包括美国空军第4战斗截击机飞行大队大队长瓦克・马胡林上校、美国空军第49战斗轰炸机联队副联队长安德鲁・埃文斯上校、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航空兵联队参谋长弗兰克・许威布尔上校。

　　美国对上述证据一概不予理会。1953年10月26日，美国驻联合国副代表查尔斯・梅奥在联合国的一次会议上说：“所谓的‘细菌战’供述不仅仅是共产分子灵机一动的聪明主意，更是大量的有计划的谎言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些飞行员获释后，由于受到军事处置或叛国罪的威胁，他们最终收回了供述。

　　中方档案为何未解密

　　2000年，为了撰写纪念朝鲜战争50周年的文章，笔者开始收集相关的资料，并通过电子邮件采访了西方学术界研究美国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权威、加拿大约克大学的历史教授史蒂芬・艾迪科特先生(中文名文忠志)和爱德华・海哲曼先生。他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当年国际科学委员会的观察员和顾问、意大利微生物学家佛朗哥・格雷齐奥西是这个委员会惟一健在的成员。

　　2003年7月初，笔者通过电子邮件和格雷齐奥西取得了联系。老人很热情。几经通信来往，他提供了许多与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相关的重要材料。

　　格雷齐奥西生于1923年，6月10日刚刚度过了80岁生日，也刚刚离开罗马大学巴斯德研究所所长的位置。他参加国际科学委员会时年仅30岁，是委员会里年纪最小的。这期间，他和李约瑟博士建立了很深的友谊。精通中国文化的李为他取了个中文名字“葛法蓝”并赠给他一枚刻着这几个字的图章。

　　1952年晚春，葛法蓝应邀参加国际科学委员会。当葛法蓝于1952年8月初辗转到达北京时，国际科学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已经携带收集到的证据从朝鲜和中国东北返回北京了。因为这个原因，葛法蓝只担任了国际科学委员会的观察员和顾问而不是正式成员。后来，国际科学委员会用4种语言发表了600多页的报告，报告的封面是黑色的，因而被称为“黑皮书”。

　　出于科学家的严谨，作为观察员和顾问的葛法蓝没有签署黑皮书，但写了一份个人申明作为黑皮书的附录。他在声明中说：“对委员会报告的结论，即朝鲜和中国人民曾是美军发动的细菌战的攻击目标，我表示支持。我完全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因为作为细菌学家，我确信我的中国同事的努力和工作是无可指责的。”

　　在后来的岁月里，葛法蓝接受过很多西方国家媒体的采访，他说：“我一直表达我在声明中的观点。”

　　在接受笔者的电子邮件采访时，葛法蓝帮助澄清了几个关键性的问题。

　　针对对黑皮书中没有提供某些具体有力的证据的质疑，有些学者认为，中朝方面不愿让美方通过这些很具体的材料来判断细菌武器的效果，这也是直到今天中国的相关档案没有解密的原因。

　　葛法蓝证实了这一点。他回忆说：“……中国当局立即从委员会收回了有关沈阳附近的脑炎疫情的部分文件。我当时意识到从其中的图表和表格中有可能推断出人口中的实际发病数，这对敌方是很重要的信息。”

　　在葛法蓝提供的另一个案例里，担负投放受感染动物任务的飞机被追踪，很显然飞机来自美国方面。应委员会的要求，中国军方提供了详细的雷达图。“但这些雷达跟踪资料归还给中方了，因为中方不同意把雷达站的位置透露给敌人。”

　　葛法蓝也谈到科学委员会曾在北京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他说：“那时，我们有机会亲自鉴别他们的兴趣和他们深深的忧虑。”

　　有意思的是，葛法蓝只是在1952年来过中国。

　　“我从中国回国后，意大利警方剥夺了我的护照，因为我没得到许可就去了中国。我在上世纪50年代末才重新得到护照，而这期间中国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后来我没有机会因专业上的原因访问中国，我从来没得到过邀请。”

　　2003年2月，葛法蓝把自己保存的有关朝鲜战争期间细菌战的大部分资料交给了伦敦的“皇家战争博物馆”，李约瑟博士的相关档案资料也存放在那里。当被问及为什么他自己没有出版相关著作时，他说：“我一直打算就我在中国的经历写本书，但是，生物武器的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处于冻结状态，只是在近几年才出现了新的兴趣。现在我太老了，承担不了用英文写一本书的重任。”

　　细菌战试验并不成功

　　从上世纪50年代起至今，中朝两国对美国的指控一直都得到一批西方学者的支持。50年代早期，在上海出版的《中国月报》 (China Monthly Review)杂志的编辑兼发行人约翰・鲍维尔先生，在他的杂志上批评了美国及联合国在朝鲜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并支持中朝两国的指控。因此，美国政府于1953年查封了该杂志。1956年，鲍维尔先生和他的两名编辑助理―――其妻子席尔维雅和朱立安・舒曼(中文名舒子章) ―――被美方指控犯有煽动罪。但是6年后，他们被宣判无罪，

　　因为美国军方未能向法庭提供任何档案或人证，法官以证据不足结案。

　　西方学者中对美国实施细菌战事实进行最深入调查的就是史蒂芬・艾迪科特和爱德华・海哲曼。他们的调查结果发表在1998年出版的《美国和细菌战：来自冷战早期和朝鲜的秘密》一书中。两位历史学教授在书中汇集了一系列通过采访知情者和查阅政府档案收集到的证据，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即“美国迈出了最后一步，并在朝鲜战场上秘密地实验和使用了细菌武器”。

　　然而，两位作者也承认，“在美国现有的公开供大众查阅的档案中，找不到明确的直接的证据证明美国曾经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细菌武器”。但他们获知美国官方的档案部门有许多与美军在朝鲜实施细菌战有关的档案没有解密。

　　比如，美国国家档案馆得到过美军化学武器部的各种记载。但是，1949年至1951年的档案资料目录的序言中说：“这些目录是(美国)军方在1956 年把档案资料交到档案中心时准备的。目录是全部卷宗的一部分，反映了1956年当时的档案内容。1956年到1969年期间，一些档案被军方收回，另一些被销毁。现存记载是1969年由国家档案馆整理永久保存的。”

　　艾迪科特教授在电子邮件里说，美国许多严肃的学者在读了他们的书以后要求美国政府向公众开放关于朝鲜战争期间细菌战活动的档案资料。但美国政府对该要求至今保持沉默。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自由信息法案》也无能为力，这表明美国政府确实是在试图掩盖什么。

　　海哲曼教授在电子邮件里说：“通过从朝鲜和中国获得的资料以及从美国、加拿大的国家档案馆和其他渠道获得的旁证，可以得到的结论是，美国的军事战略家决定在朝鲜战争中试验细菌武器。如果细菌武器有助于打破战争的僵局，试验的诱惑力就更大。但从中美两国得到的证据表明，试验并不成功。”

　　海哲曼教授说：“如果中国的指控是一个骗局的话，这些证据应该不会存在，因为中国军政领导层不会自己糊弄自己。希望我们的证据能够提高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的可信度，从而让西方学者更多地援引报告有关内容作为证据，同时，也提高了詹姆士・艾迪科特先生实地调查结果的可信度。”

　　“新证据”的蹊跷出笼

　　西方学术界对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进行细菌战问题的争论，在日本《产经新闻》驻莫斯科记者内藤靖夫公布了新的所谓出自苏联时期的证据后再掀波澜。

　　1998年1月，《产经新闻》刊登了内藤靖夫通过特殊渠道得到的来自苏联政府总统档案馆的12份“只供阅读”的“文件”或摘录。“文件”内容是关于苏共中央内部1953年4月期间对“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这一指控的调查、结论和处理。

　　这些“文件”展示了当年苏联内务部、安全部、外交部、驻朝鲜大使馆、军事医学院等各级部门参与这项指控及协助调查的有关人员的回忆证词。通过这些证词，文章试图证明对美国进行细菌战的指控是基于苏联驻朝鲜的顾问们和中国及朝鲜的医学专家们的伪造的证据，即这是三国共同策划的骗局。

　　这篇文章发表后，一些西方学者如获至宝。他们纷纷援引这些所谓的新证据驳斥对美国的指控是“骗局”、“谎言”。

　　有鉴于此，艾迪科特和海哲曼多次撰文批驳了这些“新证据”。这两位学者认为：首先，这12份“文件”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其次，《产经新闻》公布的这些文件的内容主要涉及斯大林逝世后苏共高层的权力斗争，和细菌战关联不密切。再次，从纯学术的角度来看，这些“文件”不是学术研究所能依赖的证据：这些“文件”在莫斯科的原始来源没有被透露；档案名称和登记号也没有公开，其他学者无法依此找到和检阅这些档案；这些“文件”不是原件的复印件，而是手抄件或据称是从原件中做的笔记。另外，为什么一个神秘的消息提供者会把这些东西交给一个日本右翼报纸的记者也是个谜。

　　对于这些所谓的来自苏联的“新证据”，葛法蓝以微生物学家和当年细菌战调查的见证人的身份作出了评论，指出了这些“文件”中的医学漏洞，并说，“…… 看过这些‘新证据’后，我有时有这样的感想，那些批评黑皮书的人或者是对委员会所做工作有保留意见的人没有认真读过黑皮书”。“我非常惊讶专业的历史学家怎么会没有注意到这些证据的前后矛盾”。

　　美日之间的秘密交易

　　在他们的著作中，艾迪科特和海哲曼教授用了几章的内容来追溯美国从二战中开始的生物战项目的历史。《美国医学协会学报》发表的关于此书的书评说：“两位教授的研究详细地展示了联邦政府、军事单位、医药行业和医疗研究机构如何长时间协作研制生物武器并准备在战争中使用这种武器。”

　　更为重要的是，两位历史学家披露了美国和日本“保守得最好的官方秘密之一”，即美国是如何将日本在二战中的细菌战项目整合进自己战后发展生物武器规划的。

　　两位教授描述了美国如何根据军方的提议，豁免了一批日本战犯，包括石井四郎中将，以此换来他们在共享生物武器秘密技术方面的合作。二战中，臭名昭著的石井曾率领731细菌部队在中国东北地区把盟军的战俘和中国老百姓用于令人恐惧的实验。

　　至于美日之间的秘密交易，《美国和生物武器》与美国历史教授谢尔顿・哈里斯所著《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生物战》两本书可以相互印证。《死亡工厂》中译本2000年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尽管已经解决了版权问题，《美国和生物武器：来自冷战早期和朝鲜的秘密》这本书尚未在中国国内找到愿意出版的出版社。

　　艾迪科特教授说，由于美国有大量的核武器储备和通常意义上的尖端技术，因此，它是最有能力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和放射性武器―――的国家。朝鲜战争的事实表明，美国为达到其自身目的可能会采用各种手段，包括庇护战犯，使自己也成为国际战争罪犯。

　　而葛法蓝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就告诫过从事科学研究的同行们。他在声明中说：“我希望一门有如此高尚传统的科学不应该服务于战争的目的，相信我充分地表达了全世界微生物学家的想法。那些为与疾病和人类的苦难斗争而做出奉献、有时甚至献出生命的人，不应该辱没对他们的记忆。”

 

[contractor]

楼上的又现眼了。看看下面的文字，包括原苏联存档的、关于“细菌战”的12份绝密文件，就知道“细菌战”究竟是如何被炮制出来的。

朝鲜战争中，曾经有过一次很热闹的“细菌战”风波。

1951年1月，苏联国内在“马、恩、列学会”倡议下开始了“仇美”活动。同年3月5日开始，中国的宣传开始指责美国在朝鲜使用了毒气战。3月13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发表书面声明，呼吁国际红十字会谴责美国在朝鲜使用毒气。

5月8日，朝鲜外长电告联合国安理会：从1950年12月至1951年1月，美军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并散布天花。19、 24、25日，中国政府发表的声明却称美军已使用毒气并正准备使用细菌战，以便为细菌战做实验准备。9月22日中国政府声明，重复上述指责。几乎同时，苏联操纵的民主律师国际协会决定派出一个委员会，赴朝鲜调查细菌战等“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但上述舆论并没有在国际上引起关注，甚至我们自己的舆论工具，也不再提及这一段故事。

到1952年初，苏联顾问警告中朝方面，美国可能在朝鲜使用细菌、化学甚至原子武器。1月28日，志愿军总部报告：美国飞机在朝鲜并偶尔飞越中国青岛，散布天花病菌，这是当时爆发的霍乱、瘟疫及其他传染病的原因。中国政府立即命令调查取证，还派传染病防治人员赴朝。2月18 日，志愿军总指挥聂荣臻致毛周等报告，称美军在朝鲜前线空投蜘蛛、苍蝇、跳蚤传播霍乱、伤寒、鼠疫、回归热四种疾病，希望获得苏联专家和设备的帮助。毛泽东于21日电告斯大林。24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声明支持朝鲜政府的指控；苏联则在联合国指责美国使用化学武器。从此，一个大规模宣传攻势正式展开。中国方面公布：从2月20日至3月9日，朝鲜北部居民有13人被传染了霍乱，其中有9人死亡。2月25日至3月11日，朝鲜安州郡一个600人的村庄有50 人患上鼠疫，36人死亡。

3月4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声明：“我想清晰、明确地指出，这些指责是完全错误的。联合国军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使用任何种类的细菌战。”并要求指控美国使用细菌武器的国家，允许国际红十字会前往调查。作为答复，周恩来声明：2月29日至3月5日，美军飞机68批、448架次在中国抚顺、新民、安东、宽甸、临江等地散播带菌昆虫。并宣布：凡俘获美国空军从事细菌战的人员，一律作为战争罪犯处治。中国以及苏联集团各国，立即掀起了抗议浪潮，西方世界也立即沸沸扬扬。（但到最后，美军俘虏“承认”从事了细菌战的二十多名空军人员，却没有一人受到“战争罪犯”的指控，似乎人们已经忘记这回事了。而这些被俘人员回到美国，其中就有立即召开记者招待会，讲述被迫说谎的经历。）

3月11日，艾奇逊再次否认并直接请求国际红十字会在有关国家和地区进行调查。12日，按照国际惯例国际红十字会接受请求，并马上向中国、朝鲜提出申请，希望得到合作。印度政府表示同意对此项调查提供必要的帮助。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愤怒地否认了所有指控，称：“设计出这些指控，明明是为了掩盖共产主义者在对付一年一度普遍发生在中国和北朝鲜的传染病的无能和及时救助牺牲者工作方面的无能”而北韩政府进一步宣告，美军在朝鲜散布细菌达800多次，范围达40多个郡。

对于美国在中国东北和北朝鲜如此广大地区、如此频繁地从事细菌战的行为，是根本不可能保密的。而且，作为受害一方，接受国际权威机构调查取证，乃是极为有利的。但直至4月10日，联合国秘书长、国际红十字会各四次分别向中朝呼吁准予入境调查都没有得到答复。国际红十字会宣布，到4月20日仍无答复将被视为拒绝。至30日也无任何答复，国际红十字会宣布停止这项调查的努力。这也就意味着不认可任何细菌战的指控，这种实际上的否认，是权威性的。

为了使指控具有说服力，一方面中朝双方通过新闻媒介对国际红十字会进行肆意贬损。如新华社便称：国际红十字会的行为表明它对美帝国主义的邪恶的共谋和恬不知耻的阿腴。我们显然忘记了，我们正是求助于国际红十字会在中国的调查，才确认了日本法西斯 731部队在中国的野蛮细菌战罪行的！另一方面，则由苏联组织社会主义阵营的组织进行调查。还发表了22名美国空军被俘人员的“认罪书”。

这个故事很长，不再细数。直至2000年，权威出版物仍在叙说细菌战的故事。

1998年1月，日本《产经新闻》刊登了原苏联存档的、关于“细菌战”的12份绝密文件。现在摘录其中五份：

A. 文件二：苏联内务部反间谍局副局长、原朝鲜公安部顾问格鲁霍夫1953年4月13日致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贝利亚的备忘录：“1952年2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收到来自北京的消息，说美国人在朝鲜和中国使用了细菌武器。对此，他们（中国人）打算发表声明。在北朝鲜政府的坚持下，北朝鲜外交部决定首先发表他们自己的声明。北朝鲜外交部声明的俄语文本，出自苏联驻北朝鲜大使馆的顾问佩图霍夫之手，是与先前中国政府的一个声明相符合的。北朝鲜人声称，美国人可能在他们国家的几个地区重复引发了瘟疫和霍乱。为了证明这些罪行，北朝鲜人和我们的助理顾问一起，设定了伪造的爆炸现场。1952年6月到7月，来自世界和平会议的一个细菌专家代表团抵达北朝鲜。两个爆炸现场当时已经准备完毕。与此相关的是，朝鲜人坚持要得到尸体上的霍乱细菌，这些尸体将来自中国。在包括研究院院士，前任国家安全部成员茹科夫在内的这个代表团的工作期间，经我们的顾问的帮助，制造了一种非真实的情况，以便吓唬并逼走代表团。在我们的朝鲜人民军工程技术部门的顾问彼得罗夫中尉领导下，爆炸地点被设在代表团停留的地方附近，且当他们在平壤期间，假空袭警报多次响起。 格鲁霍夫。”

B. 文件五：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贝利亚1953年4月21日致马林科夫和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备忘录：“1952年3月，国际民主法学家协会的代表团抵达朝鲜前夕，苏维埃民主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收到格鲁霍夫---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顾问和斯米尔诺夫---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顾问（给杰尼索夫---英文原注）的备忘录。此备忘录涉及下列事实：在苏联驻朝鲜人民共和国大使，朝鲜人民军顾问主席拉祖瓦耶夫的帮助下，为了指责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使用细菌武器，伪造了两处假的细菌感染地区。两名朝鲜人被判处死刑，并被关押在一个小茅舍，感染上细菌病毒。其中一个后来被毒死。伊格纳季耶夫当时没有将这个具有特殊政治重要性的备忘录报告给任何人。其结果，苏联在国际舞台上蒙受严重的政治损害。我依据从1953年4月开始收到的报告，在苏维埃民主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的档案中，发现了这份文件。 我要求你们就这个问题的调查细节和犯罪当事人做出决定。 贝利亚。”

C. 文件七：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1953年4月24日第六号议定书（节选）：“1.针对擅自采取的，具有挑动性质，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决定）撤消拉祖瓦耶夫的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和首席军事顾问的职务，剥夺其将军军阶并予以起诉。……4.下列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提案，提交苏共中央全体大会通过：‘鉴于新的情况所显示的前苏联国家安全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同志的不正确的和不高尚的、对政府隐瞒大量重要的国家文件的行为，取消伊格纳季耶夫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身份。’……”

D. 文件八：苏共中央、部长会议主席团决议，关于给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库兹涅佐夫和苏联在朝鲜人民共和国事物负责人祖茨塔夫的信，1953年5月2日。 “致毛泽东：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被误导了。新闻媒体传播的关于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的信息，是建立在错误的信息基础上的。这项对美国的非难指控是伪造的。给予的劝诫：终止新闻媒体有关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使用细菌武器这一题材的报道。考虑接受下列行动步骤。这个步骤是：中国（北朝鲜）政府在联合国声称，4月23 日联合国大会关于在中国（朝鲜）领土上调查美国使用细菌武器事实的决议不合法，因为这项决议的通过没有中国（朝鲜）代表的参与。这样做的原因是，（韩战中）没有人使用细菌武器，所以没有理由调查。以一种策略的方式提出，在国际组织间和联合国机构中不要再继续讨论在中（朝）使用细菌战问题。参与假造所谓使用细菌武器的‘证据’这一行为的苏联工作人员，将受到严厉的惩处。”

E. 文件九：苏联驻中国大使库兹涅佐夫向莫洛托夫汇报他向毛、周转达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决议时的情况。“依照苏联部长会议通过的1953年5月7日第1212 487号决议，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使节顾问瓦茨可夫肩负苏联政府授予的使命被送往北京和平壤。 1953年5月11日零点，毛泽东接见了库兹涅佐夫和利哈乔夫。周恩来也在场。在聆听了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希望提早结束揭露美国在中朝使用细菌武器的活动的建议之后，毛泽东说，这个活动是基于在朝鲜和满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挥部的报告开始的；目前，要证明这些报告的确实性是困难的。无论如何，我们已经研究过这个问题并将再研究一次。如果发现伪造，那么这些来自下级的报告就不可信了。毛转话题说，在中国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中，65万人被执行了死刑，（而且）确实，不可能认为所有的死刑都是合法的。其中一定数量的无辜的人显然蒙受了冤屈。在谈话进程中，毛泽东显示出某种程度的紧张，他吸烟很多，碾碎那些烟并喝下许多茶。谈话接近结束时，他大笑和开玩笑，并冷静下来。周恩来的举止显出刻意的严肃和某种程度的局促。 库兹涅佐夫。”

这几份文件已经足够说明“细菌战”究竟是如何被炮制出来的。另一份文件是苏联驻朝鲜事务负责人的报告。金日成称病派出他的副手接受传达。他的副手称：当时那样做是有利于反美的共同事业的。这就是出发点。

 

[Fisher2004]

最初由 contractor 发布


从技术角度来说，联合国军肯定不敢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因为细菌武器最大的弱点是不可控制性，特别是在朝鲜这个狭窄的战区，敌方染病，自己也会染病，即使是联合国军方面医疗水平高，这种毙敌一万，自损八千的做法，对更加珍惜士兵生命的联合国军来说，也不可能采用。

美俘供词：我被迫参加美国华尔街发动的非人道的细菌战的经过

　　我的名字叫约翰・奎恩，美国空军中尉，军号是１７９９３Ａ。现年二十九岁，我于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六日参加美国空军，那时候我是二十六岁。我的家住在加里福尼亚州的巴莎底那。我于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在飞行学校毕业后，被分派到空军大学。我在那儿学习了六个星期，课程的名称为《学科教官课程》是关于如何去教书的。学习结束后，我被分派到该校的学科教官处工作，我的工作就是训练助理官，教他们在教学时如何良好地使用照片、图表、电影片及幻灯片。当我接到要我到远东空军来等候分派到朝鲜驾驶Ｂ―２６型飞机的时候，我还正在该空军大学教书，命令要我于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先到兰格利空军基地报到，学习如何驾驶Ｂ―２６型机。我在那里待了八个星期，然后被送往史东曼兵营等候出国，在史东曼兵营我受到了伤寒、斑疹伤寒、霍乱及天花的接种。我们乘飞机离开美国，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抵达日本羽田空运站，转往府中（译音）的Ｂ区等候被送往朝鲜，在那里一直等到十一月二十九日我们才奉命乘火车去日本南部的芦屋空军基地。火车走了一通晚，于三十日到达目的地。同一天我们乘Ｃ―４７型运输机到达朝鲜群山空军基地。我被分派在第三轰炸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该第三大队包括三个中队，即第八中队，第九十中队和第十三中队，在群山就只有这一个大队。

　　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我到第八中队的传令室报到，我看见布告牌上有我的名字，叫我第二天九点钟去听课。第二天，名字也在名单上的领航员拉荪同我一道去听讲。这次讲课是在地面学校大楼的一间宽敞的房子内举行的。那里可以摆满三十个人的座位。室内有二十个人，都是驾驶员和领航员，除我和拉荪之外，还有罗伯兹少尉，史瓦兹中尉，罗吉士中尉，华生中尉，郎恩上尉，达费上尉，这些人都是领航员；何瓦斯上尉，兰德上尉，史密德中尉，皮生上尉，罗伯逊上尉，麦克阿立斯特中尉，他们都是驾驶员。

　　拉荪和我去喝过咖啡，迟到了几分钟，其他的人已经在那儿了。正在讲话的那位上尉因为我们迟到，好像很不高兴，他为了我们又重复说了一遍，这堂课是很重要而极其机密的，要仔细听讲，课后不准讨论，甚至在我们自己中间也不得讨论。他说，讲课的人是从日本来的，是一个专家。接着他就介绍那位讲课的人，他是一个非军职人员，名叫阿西福克先生。阿西福克先生是个中年人，四十岁，瘦长个子，高五英尺十英寸，大部头发都掉了。

　　他讲课时首先告诉我们他讲的是生物战争。他说生物战争是件可怕的事情，本不应该去想到它，但是在原子弹时代，科学的进展是那样迅速，我们必须准备随机应变。他说，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将来事态如何变化，我们必须准备自卫，我们也必须知道在必要的时候如何进行细菌战。他说，他研究细菌战已有多年，他愿意给我们他认为我们必须具有的知识。

　　首先他告诉我们传播细菌的方法非常之多。细菌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撒布，撒布的设备也已准备好了。他告诉我们，不能单独空投细菌，因为在阳光的直接照射之下，细菌在六十秒钟之内就会死亡。然而，细菌可以借多种不同的昆虫和啮齿类的动物而传播。这些昆虫和啮齿类动物已在实验室的条件下培养了好几代，所以选择它们是因为它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即使在最不利的条件下都能够生存。他举出几种传播细菌的方法，如利用灰尘像烟幕一样的放出去。细菌可以利用船只驶近海岸，在海风吹向岸上时同样地予以传播。细菌也可以利用低飞的喷气式飞机散布。他的意思是指任何类型的喷气式飞机。他又说，细菌可以利用附着在衣服上的虫子、跳蚤、苍蝇、虱子和蚊子而传播。这些虫子可以利用很多方法投下，如用盒子，盒子在阳光下变得很容易破碎，可让虫子爬出来，也可以用炸弹投下。他说，既然我们是驾驶Ｂ―２６型飞机的，他愿详细地谈一谈用炸弹传播细菌的方法。接着他就拿一张绘有喷气式飞机（Ｆ―８４）的图片让我们看，那飞机正在用翼尖上的油箱喷射出带有细菌的灰尘。他拿出一张有虫子的旧衣服的照片给我们看，那些虫子看起来像苍蝇和虱子，在衣服内爬着。这些虫子在衣服内可以保持得很温暖，虽然他又说，这些虫子也可以是经过挑选而培养的，以便它们可以耐寒，并且不吃东西也能活得很长久。

　　然后他拿一些可以用来投掷细菌的炸弹照片给我们看。这些炸弹除了没有信管之外，与我们平常所携载的五百磅普通炸弹极相像。他说炸弹的大小和形状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里面所装的东西。他说炸弹是封了口的，自飞机上丢下后才打开，所以用此法携带细菌是很安全的。他给我们看的是一个五百磅炸弹的照片，弹壳很薄，不到四分之一英寸厚。他说，这些炸弹仍在实验的阶段，有好几种。他给我们看过一张照片，这上面的炸弹触地时便分裂为两半。另外一个炸弹在背后（靠近尾部转弯处）有门，炸弹触地时便会打开。这些门是由一个很小的电动马达打开的，这个电动马达和一个电池相连，电池在炸弹着地时才起作用。在炸弹触地以前，电池的金属板是用一片薄薄的塑胶片与液体隔开的。炸弹撞地的力量足以使液体冲塑胶片，这样液体便涂满了电池的金属板，马达于是便将炸弹的门都打开。

　　他又拿一张炸弹照片给我们看，在触地时那炸弹的尾部就和炸弹体分开。所有他给我们看的图片中的炸弹，看起来都做得像普通的五百磅炸弹一样，但没有一个是绘有信管的。他告诉我们，他们也有些炸弹可在天空中裂开，装在盒子内的虫子可以在落地之前散布在面积较大的土地上。他告诉我们，这些盒子在阳光下会变得很易于破裂，虫子（苍蝇、跳蚤、蚊子）可以爬出来。他给我们看的三个炸弹的构造都是一样的，都像五百磅炸弹，弹壳很薄。给我们看的第一个炸弹是裂成两半的；第二个在背后近尾部有门；第三个的尾部已离开了炸弹体。

　　在天空中裂开的炸弹是用普通钢丝钩在翼下的炸弹夹上的。炸弹头部有一个小螺旋桨，因有钢丝钩住，小螺旋桨在炸弹丢下以前不能旋转。炸弹一丢，钢丝留在飞机上，小螺旋桨就可以自由转动了。螺旋桨带动一个发电机，发电机输送电力给一个小的电马达，正像我前面所说明的马达一样，它首先打开背后的三个门（像打开其他炸弹的门一样），然后打开炸弹前面的一个门。从炸弹中吹过的风力足以将盒子吹出来，盒子就散落下来。他没有把这种炸弹的图片给我们看，解释得也很少。

　　其次，他叙述如何撒布细菌。他说，差不多任何虫子都可以用来撒布细菌，但他将只告诉我们其中的某几种，万一细菌传回到南朝鲜时，那也就足够我们自卫了。他说鼠疫可以由老鼠传播，但是虽可空投老鼠却并不必要。细菌可以放在任何东西内投下，只要老鼠能够并且会钻进去，这样老鼠便会带有细菌。虫子很容易投掷，它们可以带许多细菌。苍蝇可以带斑疹伤寒菌〔注〕和霍乱菌，跳蚤可以带鼠疫菌。蚊子可以带各种引起热症的病菌，如黄热病、伤寒〔注〕、疟疾和脑炎（Encyphilitis）〔注〕，脑炎这种病尚无有效疗法。脑炎又名日本乙型脑炎，是日本军队中害的一种病，由日本军队首次带到朝鲜的。现在尚不大知道如何与它斗争，预防的方法和预防疟疾相同。他说，他愿讲一讲疟疾如何传播，并说其它的发热症是通过相似的方法，由蚊子去传播的。他让我们看一张蚊子的大图片。他说这些蚊子本来没有害处，但它们如果咬了害疟疾的病人或在实验室内染上了疟疾菌〔注〕那就有害了。
　　　　〔注〕下面的注解是钟惠澜医学博士所加的。钟氏以前是伦敦皇家热带医学及卫生学会的会员，德国汉堡热带病学院的研究员及美国实验生物学及医学会的会员。他现在是内科学教授，为中国热带病学及传染病学第一流专家。
　　　　　　　　　　　　　　　　　　　　　　　　　　　　 ――审讯者
　　“各种立克次氏体疾病的传染媒介为体虱、跳蚤、扁虱和（虫恙）虫。苍蝇在普通情况下不带立克次体，所以不会传染斑疹伤寒。伤寒的传染不一定需要昆虫为媒介。苍蝇可以机械式地将粪便里的病菌传染与人；但蚊子能传染伤寒则尚未闻见。这个俘虏所说，关于各疾病传染的方法方面，有一些与现代医学知识有不符之处。但是，这个俘虏既非医务人员，对于各种疾病的传染，自不能完全了解和记忆。因为这个缘故，这个俘虏将Encephalitis脑炎说成Encvphi litis，亦在意料之中。”

　　蚊子咬人时，内管和外管都插在人体内。蚊子用内管吸血，同时用外管注射一种唾液入人体内。如蚊子是染了细菌的，细菌就随唾液注入被咬的人的身体，他就要得病。他说，饭厅墙上所贴的说明如何防止脑炎的宣传画，并不是用来装饰的。

　　他说，我们必须遵守所有保持清洁的规定，尤其是在未来的几个月中。当发给我们服用阿的平时，我们就应该服用，而不应该把它丢掉。他说，我们必须按时进行防疫注射。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些事情，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惧怕的了。这次讲授从九点钟开始，快到十一点时才完毕。我们都注意到了细菌弹是不会爆炸的，它们是不爆炸的炸弹。

　　在十二月三十一日例有的传令会议上，作战官告诉我们要我们注意：当我们回来向情报组报告执行命令的情况时，要报告所有不爆炸的炸弹。

　　一月三日下午二点钟，我和另外二十六名驾驶员，二十七名领航员，二十七名无线电轰炸手，和二十七名机械士（有时这些机械士是机枪手。在我们中队里有三架飞机可以带机枪手），一同向大队部作战科报到。我那一组有罗吉士中尉为领航和赛尔军曹为机械士。我们没有带无线电轰炸手，因为天气很好。我从布告板上抄下指派给我们的路线（由沙里院至平壤），我们起飞的时间是清晨二点三十分。例有的命令传达会议开始了。在那次例有的传令会议中，作战官告诉我们，我们将听到的一切，都是秘密；并且必须当做秘密处理。除了在我们自己中间外，不得谈论。接着情报官说给我们听前一天晚上所看到的行车情况，以及有多少车辆已经被炸坏和炸毁了。陆军联络官向我们说明前线的情况，气候官向我们报告气候。其它的消息，风向和温度都由领航员从布告板上抄下。在各方面看来，这很像是一个例行的任务。

　　罗吉士、赛尔和我自己于一点○五分时在大队部作战科会面了，我进入了值夜班的作战官的小房间，雷诺兹上尉在值班。我告诉他我们的名字，他便告诉我说我有一个特殊任务。他说在我做任何事以前，我应把机翼下的炸弹投在我所敢于到达的尽能靠近平壤的地方。他在壁上的地图上指出一个地点，钉上了一枚红针，这位置在平壤南五英里和那条主要的公路的东边三英里。他说道，这之后我们可以继续我们例有的任务并且尽量提早把它完成，然后，回来向情报组报告。他说，我应该在二百英尺或者可能的话更低一点的高度去投下那些炸弹，不用去管它们爆炸不爆炸，它们都是不会爆炸的炸弹。我想到了我们所听过的关于细菌炸弹的演讲，便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他说他不知道，并且说最好是按指示执行任务，不必管为什么或者是什么，我想那便是细菌弹了。

　　我们走向飞机的时候，一个卫兵迎接着我们，那时我便断定那些便是细菌弹了。卫兵告诉我不必去管机翼下的炸弹，它们都已经装妥了。当我检查飞机时，我对它们看了一下，便注意到领航员所说的“机翼下的炸弹都没有任何信管”那句话是正确的。我们彼此相看了一下，我便说命令就是命令，我们只好让它那样吧！我告诉领航员在何处投下这些炸弹，他便在他的地图上做了记号。

　　我们在二点二十五分起飞，刚好在三点三十分到达平壤南边。我转向路的东面，正好在桥的南面，当我们到达二百英尺时，罗吉士便说应该是这地方了，我便投下那四个机翼下的炸弹，很快地一次一个地连续投下。它们都是不爆炸的炸弹。于是我们两人便确定它们是细菌炸弹。

　　我们在四点十五分完成了其它的任务，并于五点十分回到群山降落，我们离开了飞机，在交回了装备和报告飞机情况良好后，我们便直接走向大队部作战科情报组去报告执行命令之情况。我们报告道，我们在所指示的地点离地二百英尺的空中投下了四枚炸弹，它们都是不爆炸的炸弹。那个军曹便把这些记录下来，以便在那天早晨交给情报官员。

　　一月十日下午二点钟，我像平常一样地在一次例行的传达命令的会议中奉命在军隅里和江界之间飞行。我这个组这次有史瓦兹中尉为领航员，赛尔军曹为机械士。我们的起飞时间是第二天早上两点钟。这个命令传达会是例行公事，当我在十二时三十分向作战科报到时，我像平常一样的进去在我们的名字旁签到，并获悉这又是一次特殊的任务。这次又是雷诺兹上尉值班。他记得我已经担任过一次携带不会爆炸的炸弹的特殊任务，所以他便提起那件事来，并且告诉我这次同那次的任务是同样的。不过这次我只带二枚不会爆炸的炸弹，并应把它们投在军隅里的东北，他并且在壁上的地图上指出了那地点，是在军隅里北三英里，在铁路线东五英里。同样的在飞机旁边我们又遇见了一个卫兵，他说机翼下的炸弹已经装妥。我注意到这两个机外携带的炸弹又没有信管。我告诉史瓦兹我们应该在何处作这个特殊的投掷，我们并且知道我们所带的是细菌弹。我们在两点钟起飞，于三点二十五分到达军隅里。我按史瓦兹所告诉我的方向转了弯，并降到二百英尺的高度投下了那二枚炸弹。它们是不爆炸的炸弹。我们尽可能快地完成了其他的任务，到四点十分时便开始飞回群山，五点二十五分在群山降落，在交回装备，并告诉他们飞机情况良好之后，我们便到作战科情报组报告已经投了二枚不爆炸的炸弹，并且说明是在那里投下的。那个军曹把它记了下来，以便交给情报官员。

　　在十二月十四日，我在布告板上看到我的名字列在参加第二天上午九点钟在地面学校听课的名单中。我九点钟到了那里，那是一个大房间，另外还有二十五个军官、驾驶员和领航员。皮生上尉、史密德中尉、郎恩上尉、兰德上尉、何瓦斯上尉、拉荪中尉、史瓦兹中尉、罗伯兹少尉、华生中尉都在那里。基地作战官阿伦少校是在场官阶最高的军官，他介绍了讲课的人。他说这堂课是又重要又秘密的。他说讲课者克拉克先生，是研究原子核的著名的物理学家，他到此地来给我们讲一些关于原子战争的事情。他说克拉克先生是从日本来的。

　　讲课者开始说道：自从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以后，原子战争的科学已经向前推进了很多。只能用Ｂ――２９型飞机装载原子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和那时一样大小的原子弹，现在的威力要比过去那个时候大很多倍（他没有说多少倍）。现在要多大的原子弹就几乎可以做多大。他说在美国他们已经从事于他所称为 “小型”原子弹的试验，并且进一步研究使它们能和炸弹一样地当做炮弹使用。他说关于带有原子弹头的迫击炮弹的试验已近乎完成了。他说在氢弹方面亦有很大的进展，氢弹的威力要比我们现有的原子弹大一千倍。他说这样的炸弹只要一个就可以把像纽约一样的城市削为平地。然后他告诉我们使用原子弹有各种不同的方法。它们可以自空中投下来在地面下爆炸，使辐射性的尘土散布到很广大的地区，这种尘土对于任何与它接触的有生命的东西都是致命的，并且这种辐射性作用能继续维持许多星期的时间。他说原子弹可以像在广岛和长崎一样用降落伞投掷，使它在空中爆炸，这样做其热度和爆炸作用是更致命的，不过其辐射性作用并没有这样持久，大部分都被风吹走并在空气中消失。他说原子弹可以在深水里面爆炸，这可以用来对付沿海的城市。它可以使任何我们所知的海港中的海水大部掀起来，愈深愈好，这些水带辐射性，将像雨一般的洒落在这个城上。此外仍然有爆炸作用和因海潮冲来填满这个港口而造成很大的破坏。他说对于带有辐射性作用的云已经在进行试验。它可长期保持辐射作用，其所下的雨降到任何地方都有毁灭生命的作用。

　　他说在美国尼瓦达州对较小的原子武器（炸弹）曾进行试验，在爆炸地区附近（大概两英里之外）都有部队，但并没有一个人受伤害。这是因为爆炸力较小，而且也有适当的防御。他说他们穿得很周全，并且深藏在单人壕内，他们的头部都在单人壕壕口的二英尺到三英尺之下。这是必要的防御，他说，并且我们应该知道如此防御的理由。

　　他说，原子弹发射出三种光线，当炸弹爆炸时，首先产生了大量的热，在爆炸的核心有几百万度高，热如太阳，并且这种热波向外扩展自半英里至数英里，因爆炸的大小而不同。另外有一种震波，这种震波的持续性远较一般高度爆炸弹为久。其次有一种辐射活动。假若你距离炸弹是足够的远，能够不在爆炸时立即被杀死，那么单人壕就会保护你不为热波和爆炸影响所伤，甚至于也能防卫辐射活动，除非它像尘土或雨一样的落下来。

　　原子弹发出的三种光线是Ａ线、Ｂ线和Ｃ线。Ａ线和Ｂ线仅在爆炸期间存在，并且若是你能不为爆炸的灼人热力所伤害，那么甚至于一件衬衫，特别是一件浅色的衬衫，就能充分地保护你不被Ａ线和Ｂ线烧伤，在你没有衣着遮掩的部分如手、颈和脸，其面对爆炸的部分就会被灼伤。Ｃ线依照爆炸的类型不同，能延续一个较长的时间，但是一个单人壕是对付它的一种好防御，虽然衣服是毫无用处的，只有铅和厚的积土，才能阻止这些Ｃ线。这些Ｃ线正如爱克斯光一样，能够穿过一切东西并且摧毁骨骼的生命并败坏血液。然后，他让我们看一些图片，说明必须如何挖掘单人壕。

　　他说半英寸厚的铅能阻止Ｃ线，但是至少要有两英尺以上厚度的积土，才能阻止Ｃ线。Ｃ线几乎能渗透两英尺的积土。爆炸地点四周的区域继续放射出Ｃ线，因为那些被Ｃ线所强烈影响的物体，也变成辐射性，并且放出这种光线。去触摸接近爆炸地区的物体，特别是金属的物体，是非常危险的。他说：在空中爆炸的情况下，大多数的辐射性Ｃ线皆由一块大云所携带着，被风逐渐驱散。他让我们看一张表现这种情况的图片。

　　他说：虽然在分散之后它们不能伤害人们，但是在尼瓦达州举行了试验几天之后，纽约的一个照相实验室所作的报告中说，他们许多的照相纸显示出被Ｃ线所感应的迹象。这些光线在云层行，横贯了美国，并使这些相纸感光。他说，由于多数的Ｃ线被辐射性的云块所携走，所以你很可能安全地进入一个空中爆炸的地区，只要你不在那儿停留过久。然而，除非你为了某种原因绝对需要进入，不然最好是等到受过训练的人带着盖革计数器先进去。他说，假如你一定要进去，那么不要接触金属物体。他说，他们有一种每人皆可携带的袖珍辐射侦察器，这种侦察器，能指示出你能安全地停留在这个区域里的最长时间。

　　他让我们看了这种侦察器，其大小就像一盒烟卷，不过只有八分之一英寸厚。它上面有一个四分之一英寸高，二英寸长的开口，用一块薄铅片盖着。这块铅片能够推到旁边去而显出这个开口。在铅片的后面是一块照相纸，当受到辐射活动的感应时，这纸就会变成黑色。在侦察器的外面也有一个颜色，用来和纸的颜色相对比，当两种颜色相一致的时候，你便应该离开这个地区，否则你就会受到过多的辐射活动而这是危险的。你进去一次之后，你就不能再去了。当你进入此地区时，你推开铅片盖子，然后注意开口内的颜色，并与侦察器外面的颜色相比，当两种颜色成为同样时就要离开。

　　其次他告诉我们，这些袖珍侦察器只是盖革计数器的必要代用品，后者是更精确的。盖革计数器的活动原则与无线电收音机相像，当它接近辐射活动时，你能够自连结在盖革计数器上的耳机中听到声音。它也有一个小计算器，看来就像是汽车里的一个电流计，说明当时辐射活动有多少。他说，这个小计算器是以辐射活动子，或者近似这个名词的东西，作为计算单位。然后，他让我们一个个上去戴上耳机聆听。他把一块辐射性的物体渐渐的移向盖革计数器。最初滴滴嗒嗒的声音是很慢的，但当该物体接近时滴嗒声就很快了。直到呜呜作响，滴嗒声混杂成一片。这一课从九点钟上到十点半。

　　从这些事实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资本主义的华尔街战争贩子们由于他们的贪欲、他们那残忍的贪欲，发动了细菌战的恐怖的罪恶，以便他们自己能赚到更多的钱，并希望扩大这次战争。甚至于他们要在无人性的罪恶记录上增加原子战以达到他们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欲望也已显示出来了。这些帝国主义分子将不顾一切地把更多的金钱装进他们的口袋，并且战争愈多他们赚钱也愈多。他们不顾世界上无辜的人民，当然美国的人民，工人们，假若知道了这些罪恶，一定会谴责他们的。美国的工人们很难从他们的报纸、杂志、无线电里得到真实情况，这些东西都被金钱狂的华尔街帝国主义分子所控制着。这些战争贩子们不愿意人民晓得真理，否则人民便不会允许他们进行反对世界人民和贩卖战争的不人道的罪恶。他们正进行着这些不人道的罪恶以扩大战争并赚取更大的利润是非常明显的了。

　　我被迫作了这些战争贩子的工具并被迫投掷细菌炸弹，还作下这个反对朝鲜人民和中国志愿军的严重罪恶。因为我是一个军人，我必须服从命令，而这些命令是由华尔街的那些帝国主义分子所发出的。我不能够拒绝作这种罪恶。但另外一方面我就是那个携带细菌炸弹的人，就是我将细菌弹投掷在无辜的妇女孩童很可能受害的地方，是我作出这种无人性的罪恶。甚至德国纳粹也没有使用细菌炸弹，像依尔莎・柯奇那样用人皮作灯罩的人也不会使用它，而我为了华尔街的美国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竟使用了它。从我被中国志愿军俘获并放下武器以来，我所受到的待遇甚至于远较一个犯过轻得多的罪恶的人所可期望的待遇还要好得多。但是在我放下武器之后，他们常说我不再是一个敌人。他们解释对待俘虏的宽待政策，对于我，一个在华尔街帝国主义分子宣传谎言下长大的人，是很难以了解的。但是中国志愿军是非常耐心的。他们发给我御寒的衣服，给我极好的食物、卧具，和一个暖和的铺位。我对他们的仁慈待遇是永远感激的。最后，在中国志愿军万分耐心地说服之后，我认识了我的罪恶。我的良心严重地责备我，而解除这个负担，坦白，悔改是件好事情。

　　我认识了我那可怕的反人民的罪恶，我对无辜的爱好和平的人民作了无人性的事情。我现在知道这件罪恶是多么地错误，我请求人民能好心地饶恕我这一件罪行。这是反对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罪恶，并且是一件的确应该被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所谴责的罪恶。我请求一切要求和平的人民的宽恕，因为我的罪恶是敌对他们的。

　　　　　　　　　　　　　　　　　　　　　　　　　　约翰・奎恩
　　　　　　　　　　　　　　　　　　　　　　 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三日

 

[Fisher2004]

美俘供词：美国帝国主义如何发动细菌战争的真相

　　按：这一材料是美籍俘虏凯尼斯・罗埃德・伊纳克在审询过程中坦白出来的。该俘虏军阶是空军中尉。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三日至九月一日，他所属的第三轰炸联队驻扎在日本岩国基地。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日他随该联队迁驻朝鲜群山基地，担任Ｂ――26型轰炸机夜间领航员的任务。他在朝鲜曾执行过三十二次飞行及轰炸任务。于一九五二年一月六日及十日曾先后两次在北朝鲜黄州及中和两城投掷细菌弹六枚。在黄州投两枚；中和投四枚。旋于一月十三日在平壤西北被我击落。

　　下面是伊纳克在一九五二年四月七日的供词全文：

　　一九五一年八月的最后两周，我在日本岩国。就是在八月间，第三轰炸联队正往朝鲜群山迁移，最后迁移的是地面学校，它于九月初迁往群山（按俘虏口供：地面学校的任务是训练飞行地图等课程）。我在岩国的时候，大约有十五个新自美国调来的航空战斗小组参加地面学校的学习（按俘虏口供：每一小组有四人，共六十人）。该地面学校课程内容和4400战斗人员训练大队学校的课目并无两样，我们领航员所学的是领航，Ｂ――26及朝鲜的课程和问题，目的在于使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工作，更好地准备作战中的飞行。

　　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五日下午一时，我们在地面学校领航班教室中参加了一堂秘密课。照我所记得的，共有十名驾驶员和十五名领航员出席听讲。在驾驶员中，我记得有白劳顿尉官，斯密特尉官和莱麦克上尉。在领航员中，我记得有白朗尉官，哈地尉官，戴古尉官，吉林斯基尉官，格尔文尉官，拉逊尉官和我自己。除开曾经和我一道在兰利机场工作过的之外，其他的驾驶员和领航员我都不认识。教课人员是一个非军事人员（普通平民）名叫威尔逊先生。除他之外，并无其他教官参加。

　　威尔逊先生告诉我们，他的课程是有关细菌战争的。他对我们说：虽然我方在当时并无计划使用细菌战，但是我们可能有个时候要使用，因此这一课程是属于秘密情报，我们不能对任何人泄露这一课程的内容，即使在我们（听课者）当中，也不许谈论。

　　威尔逊先生的课程的主要部分是专门讲解细菌战所用的武器。他本人并未带有标本，但他谈论到各种各样的撒布细菌的方法；或者撒布细菌本身；或者投掷昆虫及动物来传播细菌。

　　威尔逊先生的授课内容如下：

　　撒布细菌本身的方法是：

　　1、投掷装满了混有尘埃与细菌的炸弹，这种炸弹将在半空中即打开来，并借风力散播带有细菌的尘埃。

　　2、利用喷雾器装置，由飞机直接散布尘埃，因此在散布尘埃的地方，空气中即有细菌。

　　3、或者投掷装满细菌尘埃的容器或炸弹，这一类容器会在水中开启，也可以用会被水渗湿后启开的硬纸盒，把它投到贮水池或湖沼中，这些地方的水是人和动物都要饮用的，并且这些地方的昆虫会染上细菌并传播它们。

　　投掷昆虫的方法是：

　　1、投掷外形和普通炸弹一样的细菌弹，但这种炸弹中，装满了带有细菌的昆虫，这种炸弹触地后即开启并放散出这些昆虫来。

　　2、投掷盛有昆虫的硬纸制容器，这种容器触地后即行裂开，昆虫就会带着细菌逸散出来。

　　3、或以动物散播昆虫。

　　以动物散播细菌的方法是：

　　1、以装有降落伞的容器投放老鼠、兔子或其他小野物，这种容器触地后即放出这类动物，这些动物遍身沾满带有细菌的虱子和跳蚤。

　　2、或用船只把这类动物从敌人后方海岸放到陆上。

　　亦有其他撒布细菌方法：

　　1、投掷带有细菌的传单，大便纸，信封及其他纸制物品。

　　2、投掷混有细菌之肥皂或衣服。

　　3、投掷装有细菌的墨水的自来水笔。

　　4、或给敌军部队投掷沾染细菌之食物。

　　也可以从榴弹炮或迫击炮的炮弹中放射细菌，但因距前线太近，这一做法不安全。

　　可以撒布的细菌的类型很多。除开很多奇怪的和不常听到的细菌外，有几种比较出名的疾病的细菌，如：斑疹伤寒（注）、伤寒、霍乱、痢疾、鼠疫、天花（注）、疟疾（注）以及黄热病（注），都可使用。同时用以粘附细菌的昆虫也是各形各色，最普通的是虱子、跳蚤、苍蝇和蚊子。虱子、跳蚤和苍蝇都可以粘带斑疹伤寒、霍乱、天花、鼠疫和痢疾病菌，蚊子则能粘带疟疾和黄热病的病菌。

　　（注）下面的注解是钟惠澜医学博士所加的。钟氏以前是伦敦皇家热带医学及卫生学会的会员，德国汉堡热带病学校的研究员。他现在是内科学教授，为中国热带病学及传染病学第一流专家。――审讯者

　　“斑疹伤寒的病原是立克次氏小体，疟疾的发生是由于疟原虫，天花和黄热病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泸过性病毒所致。美国俘虏因非医务工作者，所以他把这些病原与传染病的细菌混合起来谈，是在所难免的。他对于滴滴涕的用途，亦有说错了的地方。”

　　有准备是预防细菌弹之最好方法。所有可能的人员均应注射足以预防所有可能的疾病的疫苗。如果投下昆虫，最好把煤油或其他的油泼在细菌昆虫的容器上，并加焚毁。如昆虫已从容器中逸走，最好在这一区域喷撒滴滴涕，能以飞机喷撒尤佳。如果使用带细菌尘埃，更应喷撒滴滴涕，所有暴露过的食物必须清除，所有暴露过的被服和物件，必须以热水及药皂洗刷；用水必须滚开过；食物必须彻底煮熟；呼吸时口鼻必须以罩保护；诸事作毕之后，必须更衣沐浴；所有易于寄生繁殖细菌的废物垃圾应加以焚毁。为防虫起见，夏天所有窗子应有纱窗。在任何情况下，小动物，如老鼠，因带有跳蚤，均应灭除，以减少鼠疫的危险。如投掷纸制品或其他类似物品，应立即加以焚毁。

　　在使用细菌武器时，为避免伤害要撒布的细菌起见，飞机的高度和速度能愈低愈慢就愈好，如果使用装有降落伞的武器，则任何高度均适宜，但亦不应太高，以一千英尺为宜，使降落伞不致从要投掷的目标区域飘远去。

　　威尔逊先生结束这一堂课时，已是下午三点钟了，他从新提醒我们，不准与任何人谈论细菌武器的问题，然后才离开教室。这种课程我们只听过一次，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日我就去群山了。

　　在一九五一年十月间，以及十二月间，我在群山先后共听过两次（每次一小时）有关防御细菌战的课程。教官是白朗宁少校。他这一课程是经常举行的，每一个人都必需参加听课一小时，十月间与十二月间所讲的内容是相同的，这一课程经常举行的原因是由于轮换计划的关系，不断有新部队开来；而且记住他的课程的内容对每一个人也是有益的。白朗宁少校告诉我们，敌人会对我们使用细菌战并非是一无理由的推想。如果他们使用的话，他们就会使用细菌尘埃或带细菌的昆虫。他着重地说，我们应该经常和及时地注射防疫针（按俘虏口供，每六周注射一次）。他也谈到其他一些我在这份材料的第三页第二段中所涉及到的有关资料。（按为全文的第七段――译者注）

　　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大队作战处的训令官，在我们例行的训令中告诉我们，每次执行任务后，必须报告我们所投一切“不爆炸的炸弹”（按俘虏口供：所谓“不爆炸的炸弹”意即细菌弹。以“不爆炸的炸弹”代替细菌弹旨在保密），并报告这些“不爆炸的炸弹”都落在何处。这本来就是一种普通的工作程序，并在那时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顺便的提醒。这种“提醒”是由大队训令官加莱上尉在出发执行轰炸任务前给予训令时，对所有人员讲述的。这天晚上，我因头痛故未出飞。由另一领航员代替。

　　我的第二次预先安排好的飞行任务，是在一九五二年一月六日。规定我们沿八号绿色航线（平壤与沙里之间）飞行，按日程表，我们在夜间三点钟出发。执行任务的人员有驾驶员阿麦斯上尉，领航员我本人及机枪手屈西军曹。和平常一样，阿麦斯上尉和我在半夜二时，即出发前一小时，到大队训令室及大队作战处办公室报到，我们经常是在这里检测气候和获得执行飞行任务的情报。在这晚，是由一个我不认识的上尉值班官给我们作指示说：我们将飞往黄州城并投掷两枚按置在机翼上的炸弹，然后尽快地把我们所带的其他炸弹投下，并直接飞返群山。他并说，在黄州投弹时，飞行高度应为五百英尺，飞行最大速度为每小时二百英里。我们提起他注意，这样的飞行高度是否合适，因为按训令我们要装载十枚重五百磅的炸弹。但他告诉我们说，这是极端秘密的，因为这是细菌弹；并说这次任务不准告诉其他任何人。他告诉我们机翼炸弹已安装好了，并已经替我们检查过了，所以不要去理它们。返防后，就把装置在机翼上的炸弹当作“不爆炸的炸弹”报告即可。然后我们到中队作战科找我们的机枪手，据我所知，他并未到大队报到，也不知道这是特殊任务。当我们出来去上飞机时，看到一个军械处派来的岗哨在那里，他告诉我们翼上炸弹已检查过了。这是我们已经知道了的。我们自己检查了在弹舱里的六枚炸弹。这是六枚普通五百磅的炸弹。三点钟的时候，我们出发飞往黄州，在城的西沿投掷了那两枚细菌弹。当时并无爆炸声，亦未看到任何特殊东西。然后我们继续向北飞了两分钟，把我们的八枚爆炸性炸弹投在距黄州北面五英里的公路上，旋即直接飞返群山。我们三点钟起飞，四点钟投掷炸弹，五点钟在群山着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投掷细菌弹的事，我们并把它当作秘密保守起来。对于我来说，这些细菌弹看起来完全和普通五百磅的炸弹一样。在白天，可能看出一些显著的特点，但我看见细菌弹时是在黑夜里。我自己并未按装过这种炸弹，也未见过别人按装。在机翼上并无特殊设备。因此装载细菌弹时和装载普通弹一样。

　　当我们向大队情报处汇报这一任务执行情况时，我们报告说：在黄州投下两枚重五百磅的炸弹（事实上细菌弹只重一百五十磅），并在报告中称它们为 “不爆炸的炸弹”，同时也报告了我们在甚么地方投下了我们的八枚好炸弹。这两枚炸弹在报告中被称为“不爆炸的炸爆”显然是不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次任务的目的。但是更高级的司令部能够核查这些报告，并知道细菌投撒在何处。

　　一月十日，不知是偶然的，抑或是有计划的，同样的任务又交给了阿麦斯、屈西和我三个人。这一次阿麦斯和我先到大队作战处报到。他们告诉我们说，四枚装置在机翼上的都是细菌弹。这次的目标是八号绿色航线上的中和城。细菌弹投下后，应尽快地把其余炸弹丢掉，然后即行飞返基地。我们仍旧要对这次任务保守秘密，并在报告中称细菌弹为“不爆炸的炸弹”。我们投细菌弹时的最大航速为每小时二百英里。我们的飞行高度为五百英尺。仍旧由军械处为我们检查了机翼上的炸弹。我们从中队作战科里叫上了屈西，就到飞机上去。机翼上的炸弹仍旧和普通炸弹一样。一个军械处的人员对我们说，我们勿须为机翼上的炸弹担心，因为一切都已准备停当了。我在弹舱里检查了其他炸弹。三点整起飞，径赴中和城。四点十分，以五百英尺的高度及每小时一百九十英里的速率，在中和城西沿，投下了我们的细菌弹之后，我们继续往南飞去，并在黄州以北的公路上投掷了其他普通炸弹。然后折返群山基地。着陆时是五时十五分。

　　当我们回来汇报任务执行情况时，我们报告了在什么地方投下了六枚好炸弹。并报告在中和城有四枚“不爆炸的炸弹”，原因和以上所述相同，为了保守秘密。

　　我认为，细菌弹来自于制造防疫苗那一类的医药供应处。我相信这个供应处是在日本：不在本州就在九州岛。

　　如果这一种我们投掷过的细菌弹被使用，它将于触地时即行开启，并把细菌和昆虫撒露于空地中，如外界天气冷，则昆虫就会蛰伏或行动缓慢，可是太阳会以其热力使它们活跃起来。

　　传单是由Ｂ――29轰炸机在北朝鲜投掷的。这类传单是盛在盒子中投下的，盒子在空中就会启开，并把传单撒布在很大的地区内。这类传单能用于细菌战中。

　　投掷细菌弹时，由驾驶员负责投掷；领航员负责记录投掷细菌弹的时间、地点和数目。投掷细菌弹是以电钮操纵的。

　　任务完成后，当飞行人员向大队情报处报告任务执行情况时，所有全机执行任务人员均参加这一汇报，但只由驾驶员及领航员发言，这是一种非正式的汇报，全机所有人员，都围着一张桌子坐下，向一个谍报处派来的士兵汇报。他听取汇报，并把内容记在纸上，这一记录是要呈交他的上级的。这就是细菌弹在汇报中被称为“不爆炸的炸弹”的原因，以便使未授予权利的谍报人员及飞行人员不知道这种任务的秘密。

　　据我所知，Ｂ――26型飞机是唯一用来投掷普通细菌弹的，这种细菌弹看上去与平常炸弹一样。究竟Ｂ――26并不适合用以投掷其他种类的武器。传单是由Ｂ――29型及Ｃ――46与Ｃ――47型运输机投掷，但主要是用Ｂ――29投掷。运输机最适合于投掷所有其他类型的细菌武器。例如硬纸盒，带降落伞的容器及衣服、食物、肥皂、纸张和自来水笔。Ｂ――29也能投掷这些武器。

　　至于说到我们甚么时候开始使用细菌弹，大约在年初，即约于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因为这是我们所有的人接到注意“不爆炸的炸弹”的通知的日子。大概在其他单位，如第四百五十二轰炸联队，也是在同一时间开始进行细菌战。

　　当然，使用细菌弹的决定是极端秘密的。但由于这一决定的严重性，无疑是由很高级的司令部决定的，可能是东京远东统帅部的决定。

　　　　　　　　　　　　　　　　　　　　　　凯尼斯・Ｌ・伊纳克
　　　　　　　　　　　　　　　　　　　　　　一九五二年四月七日

 

[mamaomao]

最初由 contractor 发布
楼上的又现眼了。看看下面的文字，包括原苏联存档的、关于“细菌战”的12份绝密文件，就知道“细菌战”究竟是如何被炮制出来的。

关于这12份文件，我引述的中国青年报的文章已经提出疑问，我可以再为你转述一下：


“新证据”的蹊跷出笼

　　西方学术界对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进行细菌战问题的争论，在日本《产经新闻》驻莫斯科记者内藤靖夫公布了新的所谓出自苏联时期的证据后再掀波澜。

　　1998年1月，《产经新闻》刊登了内藤靖夫通过特殊渠道得到的来自苏联政府总统档案馆的12份“只供阅读”的“文件”或摘录。“文件”内容是关于苏共中央内部1953年4月期间对“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这一指控的调查、结论和处理。

　　这些“文件”展示了当年苏联内务部、安全部、外交部、驻朝鲜大使馆、军事医学院等各级部门参与这项指控及协助调查的有关人员的回忆证词。通过这些证词，文章试图证明对美国进行细菌战的指控是基于苏联驻朝鲜的顾问们和中国及朝鲜的医学专家们的伪造的证据，即这是三国共同策划的骗局。

　　这篇文章发表后，一些西方学者如获至宝。他们纷纷援引这些所谓的新证据驳斥对美国的指控是“骗局”、“谎言”。

　　有鉴于此，艾迪科特和海哲曼多次撰文批驳了这些“新证据”。这两位学者认为：首先，这12份“文件”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其次，《产经新闻》公布的这些文件的内容主要涉及斯大林逝世后苏共高层的权力斗争，和细菌战关联不密切。再次，从纯学术的角度来看，这些“文件”不是学术研究所能依赖的证据：这些“文件”在莫斯科的原始来源没有被透露；档案名称和登记号也没有公开，其他学者无法依此找到和检阅这些档案；这些“文件”不是原件的复印件，而是手抄件或据称是从原件中做的笔记。另外，为什么一个神秘的消息提供者会把这些东西交给一个日本右翼报纸的记者也是个谜。

　　对于这些所谓的来自苏联的“新证据”，葛法蓝以微生物学家和当年细菌战调查的见证人的身份作出了评论，指出了这些“文件”中的医学漏洞，并说，“…… 看过这些‘新证据’后，我有时有这样的感想，那些批评黑皮书的人或者是对委员会所做工作有保留意见的人没有认真读过黑皮书”。“我非常惊讶专业的历史学家怎么会没有注意到这些证据的前后矛盾”。

　　美日之间的秘密交易

　　在他们的著作中，艾迪科特和海哲曼教授用了几章的内容来追溯美国从二战中开始的生物战项目的历史。《美国医学协会学报》发表的关于此书的书评说：“两位教授的研究详细地展示了联邦政府、军事单位、医药行业和医疗研究机构如何长时间协作研制生物武器并准备在战争中使用这种武器。”
.......

 

[mamaomao]

contractor, 我俩都是CFC的老用户了，现在没必要讨论“谁现眼”的问题，你我脸皮已经炼就的比城墙厚了。

如果你真的对美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中是否使用过细菌武器感兴趣，那么你老不妨多辛苦一些为网友们多提供一些“正正反反”的材料，让网友自己来判别真伪。这样做不是更好吗？

 

[contractor]

最初由 Fisher2004 发布



美俘供词：我被迫参加美国华尔街发动的非人道的细菌战的经过

我更倾向于，这名被关押在中国战俘营里的美俘所写的供词，是被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