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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平型关大捷”日军伤亡的数字


“平型关大捷”日军伤亡的数字有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战斗刚结束时中方说歼敌一万。后来中共长期称消灭日军三千多人,现在大陆方面又改为一千多人。网上有一篇流传颇广的署名萨苏的文章《从日本史料看平型关之战日军损失》。引用日方的资料,来证实平型关大捷中日军伤亡达千人以上这个说法。读完萨文,觉得萨苏的结论不是全部基于事实,有他自己的很多假设和推论。

找到一本谢幼田的《中共壮大之谜》,由香港明镜出版社2002年出版。谢幼田是四川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以后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做研究,现任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在国内外发表多篇论文和出版四部专著。谢幼田在书中也基于日方资料对日本在平型关一战的伤亡数字作了调查。以下一段出自谢文:

日本人臼井胜美著「中日战争」一书,在昭和42年5月25日,由中央公论社印行,第十三卷第120页是关于平型关战斗,有详实的记载。之前:“驻灵邱日军第二十一旅团部接到第二十一联队天雨变冷,急需补给的报告,命第二十一联队缁重队(大行李队)以马五十匹大车七十辆,满载衣服、粮食、弹药,由灵邱西行平型关。此一缁重队系由第十二中队第三小队长高桥义夫少尉率领,有缁重兵十五人,特务兵七十人护卫;缁重队前,则有第五师情报参谋桥本顺正中佐乘团司令部小型木炭巴士同行。……此一时刻,新庄淳所率领之日军第六兵站汽车队,由矢岛俊彦大尉率领第二中队一百七十六人,乘日产卡车五十辆在前,中西次第八少佐率第三中队三十辆卡车在后,自关沟向东出发。新庄淳则乘卡车兵站要员六人、士兵十五人,走在队伍最前头(车队总共有八十一辆卡车)。此两支本非战斗部队由灵邱向西开的平型关缁重队,及由关沟向东开灵邱的汽车队,均于25日十时以后,进入第一一五师的埋伏陷阱。……在第六八六团居高临下及第六八七团夹击冲杀下,日军缁重之大车队、马匹乱挤成一堆,处处挨打。至下午二时战斗结束,日军缁重队及随行师团部情报参谋桥本顺正共八十六人,除缁重兵大贺春一被俘外,其馀均被当场击毙。”当缁重队受到袭击时,在平型关的日军旅团长三浦急忙派兵救援。“但救援队开进关沟东面,即遭第一一五师第六八五团伏击……。至下午战事结束,日军第六兵站汽车队计损失卡车七十五辆,指挥官新庄淳以下四十三人战死,三十四人负伤。”根据这些材料,八路军歼灭的日军人数是:突袭日军缁重与汽车队共约二百八十三人,阻拦日军救援队约一千人,实际消灭日军二百多人,焚毁日军各种车辆一百四十多辆。

谢幼田的结论是,日本人自己的记载是平型关一役日军伤亡二百多人。其中包括日军第二十一联队缁重队一行86人和第六兵站汽车队77人,加上被阻击的日军救援队几十人。北大历史系教授杨奎松也有详细考证,结论是已被肯定的日军伤亡部分有二百人,推测估计的部分是二三百人。所以日军的全部伤亡应是二百到五百余人之间。

萨苏的文章中引用了日方资料《第二十一联队战史》,《大陆舞台上的中日死战》的记载。不过萨苏用了很多他自己的假设和推断来推导日军的伤亡数目。比如对第二十一联队的辎重部队,萨苏推断辎重队应该分为大行李和运输队两部分,再根据编制断定这支队伍有二百五十到二百六十人(包括萨苏自行为一个情报参谋桥本顺正中佐配备了约十人的卫士,司机,副官)。所以这一支队伍比谢文引用的臼井胜美的数字多了一百七十人左右。第二十一旅团的汽车队,只是部分地被歼灭。“在八路军伏击圈的西端,遭到预设的伏击,指挥官新庄中佐以下约二百人战死,车辆焚毁”。萨苏根据死亡率与战伤率为1: 2,估计出这一路的日军损失是600人(比臼井胜美的数字多了五百多人)。两路总计是八百五十人。萨苏再估计救援队遭到了数十人的伤亡。最后推断出的日军的伤亡大约在八百五十至九百之间。再加上误差浮动,得出了日军伤亡千人以上的结论。

应该说萨苏用了很多推断,日军伤亡千人以上的结论不是得之于日方的原始资料。可信度如何,读者可自行判断。值的提起的是萨苏的考证以讹传讹,被许多人引证为日方自己说伤亡千人以上,所以有必要在此澄清。

在中共的宣传下,我们对日军伤亡几百人的“平型关大捷”是家喻户晓、耳熟能详,但对同样发生在一个月以内的山西北面的国民党军队的忻口战役却知之甚少。在忻口战役中,中国方面投入十三万人,日本方面开始投入二万余人,后增加到五万余人。战役从10月13日开始,一直打到月底。军长郝梦龄、师长刘家祺等数万人战死。日军伤亡在四万余人,中国军队伤亡在十万人左右。
 
日本人有减少自己伤亡数字,夸大对方伤亡的传统,按照他们的杀伤报告,美国的太平洋舰队都被他们歼灭了好多次了。那时候美国人正在节节胜利。那可都是技术兵种,还这样夸大。更别说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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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忻口战役中,中国方面投入十三万人,日本方面开始投入二万余人,后增加到五万余人。战役从10月13日开始,一直打到月底。军长郝梦龄、师长刘家祺等数万人战死。日军伤亡在四万余人,中国军队伤亡在十万人左右。

日军投入5万人 最后伤亡总数在4万余人 按照这个伤亡数字 日军参战部队基本上已经被全歼 至少也是遭到重创

日本方面的资料如何评述 这场在中国战区的 特大败仗

据我了解 国军在对日作战中第一次大的胜仗 是台儿庄大捷 日军伤亡在1万五到两万人左右。

还有就是常德战役 日军伤亡总数在在3万人左右

共产党八路军 经常挂在嘴边的百团大战 集结20万参战部队 战役历3个月 根据中共八路军自己的战场统计报告 百团大战 共消灭日伪军 共两万余人

五万日军是什么概念 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 由山下奉文中将率领的六万日本南方派遣军 进攻英属新加坡马来半岛 战役最后结果日军6万人 毙伤俘虏英军8万人。
 
“平型关大捷”是国军在对日作战的第一个胜仗 。
 
对了,那时候那只国军部队听说叫做,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第115师,师长是蒋介石的学生,名叫林彪。这简直是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的伟大光荣和士气的转折点呀。据说在平型关以后,国军各路部队都踊跃出击,发觉打日本人原来是可以这么打的,让日本人吃了不少苦头。
 
最初由 czh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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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的宣传下,我们对日军伤亡几百人的“平型关大捷”是家喻户晓、耳熟能详,但对同样发生在一个月以内的山西北面的国民党军队的忻口战役却知之甚少。在忻口战役中,中国方面投入十三万人,日本方面开始投入二万余人,后增加到五万余人。战役从10月13日开始,一直打到月底。军长郝梦龄、师长刘家祺等数万人战死。日军伤亡在四万余人,中国军队伤亡在十万人左右。

这个是胡说八道,圻口会战,大陆的老百姓从来都是知道的,中国大陆拍的抗日战争纪录片从来都要提圻口会战。中共也从来都是说,平型关大捷和是和国民党军队联合作战的平型关战役的一部分,也包括在圻口会战内。

而且是对日作战以来的第一次胜仗。不用为了贬低共产党就这样子有意减少杀伤数字。当时他们都是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而且当时18集团军的给养和军火就是国民政府提供的。
 
谢幼田:一张反四人帮的大字报改变人生

http://www.cqwb.com.cn/webnews/htm/2005/4/10/13451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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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04月10日 1:24:00

1345151.gif


当年的热血青年现在成了享誉海外的学者



显赫家世:孙中山重臣谢家的坎坷

“四人帮”垮台,著名的天安门诗抄里选录了谢幼田的两首诗歌,他也因此成了反“四人帮”的英雄人物。

谢幼田为何拥有如此的勇气?回首往事,谢认为家族命运坎坷,长期身在底层让他对中国的政情有了许多自己的思考。“很多年后冤死的父亲才得以平反,现在的年轻人很难体会那种极左的意识形态。”4月1日,由国民党元老于佑任手书的“谢持故里”纪念碑在四川富顺县落成,谢氏家族从全国各地赶来祭奠,而这也是他此次回国的原因之一。

谢幼田祖父谢持从辛亥革命起,就为孙中山先生所倚重,曾出任国民党党务部长、总统府秘书长和国民党代理总理。但他给历史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著名的“西山会议”――1925年11月,谢持和林森、邹鲁等国民党元老共同发起“西山会议”,极力主张反苏、反共、反国共合作。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遭到国民党中执委和各地方党部的强烈反对,谢持、邹鲁的党籍被开除,从此淡出历史舞台。

对于忧国忧民的气质,谢幼田笑言来自于祖父的血脉相传,“我老家在富顺,清末有年富顺大旱,知县给老妈祝七十寿,仗着读书人的血气方刚,祖父就闯到席间痛骂知县,说百姓饭都吃不起了,你却大摆宴席。辛亥革命后祖父当过参议员,暗杀过袁世凯。后来追随中山先生。”

1919年,谢持出任国民党党务部长,分管组织工作。“当总统府秘书长时他月薪20块,一家人到处借钱生活。”谢幼田说。那时没有国民政府没有行政院,总统府秘书长等于行政院院长,“孙中山把一切都交给他,对他很是信任。”

谢幼田父亲谢家田是谢持唯一的儿子,谢持策划暗杀袁世凯失败后,四川老同盟会员担心袁世凯灭后,连夜把谢家田从上海秘密送往法国留学,从巴黎大学经济系毕业后谢家田就一直在中央银行担任要职。1949年后,谢家全留在大陆,解放初期谢家田回到富顺后被杀。

几年前接受凤凰卫视的采访中,谢幼田曾痛苦的回忆道:“父亲如果到大城市就去教大学了,回到原籍富顺县城,那时连公路和电灯都没有,如此大人物回来了,根本没有任何罪名,就把他给杀了,后来我们这些姊妹向组织交代,老是交代不清我父亲有什么罪恶。”再后来,谢家姊妹得知父亲是因为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身份被杀,就去调查。“调查结果,父亲连国民党员都不是,完全是冤屈,所以后来平反了。”

“祖父对后人有嘱咐,不准参加政治,父亲从法国回来探亲,胡汉民、张继等国民党显要介绍他加入国民党,父亲没有登记。”谢幼田解释说。

谢幼田外祖父范金,也是位不平凡的人物,在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遭保皇党人杀害。谢幼田的母亲,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师从刘海粟大师,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母亲是著名民国女诗人,四川大学将为母亲出诗集,”谢幼田母亲共生育了11个子女,抚养长大3男6女,60岁病逝。

斯人近况:我还想为国出力

谢幼田从小受母亲的熏陶和训练,拉得一手好二胡,对钢琴也十分醉心,还能作词谱曲,曾经两次考取省级音乐团体,都因政治原因未被录用。1973年,他把心爱的二胡送给别人,从此开始埋头研究历史。

1979年中国社科院首次在全国公开招考研究人员,没上过大学的谢幼田在十八冶第一子弟校报名,800多名四川考生中他名列前4名,考取助理研究员。由于妻子的户口不能进京,他选择了留在四川省社科院。“邓小平是位真正的伟人,那是他主持全面工作后全国唯一的一次直接考职称,我报考的专业是先秦诸子。二十世纪的政治风云,让我不想接近政治,所以我选择搞学问。”

1986年,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同时给谢幼田发出邀请函,“那时国内有个出国潮,我开头是想到美国念学位,当时我在国内已是副研究员,哈佛录取了我,但我更想进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那时胡佛研究所如日中天。”

谢幼田应邀来到胡佛研究所任客座研究员,此时谢幼田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已经出头,但美国人对中国先秦历史不感兴趣,谢幼田只得另起炉灶,把目光聚焦在中国近代史。身处异国的他试图以超党派的视角,恢复那段历史的原貌。在胡佛研究所他一共撰写了五部专著,有两部就与祖父谢持有关。“我搞历史,为了避免跟政治太密切,过去和现在50年以内的历史我不研究,稍稍远一点的就使我能够比较客观做研究。如果我在海外搞研究,还只能用一种歌功颂德的形式,那样简直是浪费生命,”谢幼田说。

由于出身国民党元老名门,又受过文革冲击,谢幼田到美国后常有人拉他入伙,但是每次他都婉言加以谢绝,“要我开会可以,但我不发言也不担任职务。我不介入政治,这是祖父谢持的遗训。但在政治上有一点,我反对台独和法轮功。人到了关键时刻要有所选择,我从1990年就反对台独,这是出于一个中国人的良心,台独要失败,这条路绝对不通!反对法轮功,是因为有人给它钱利用它,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谢幼田从来是非分明!”

今年谢幼田年满65岁,按规定正式从斯坦福大学退休。回国前他特意作了一次体检,“60多项指标,一点毛病都没有。前列腺指数0.4以上算有病,但我才0.18,”谢幼田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很满意。

健康的体魄使谢幼田意气风发,到重庆不久他就在好友陪伴下拜访了西南师范大学。“我还想为国家出点力,趁回来的日子想全国到处走走,看哪里有合适的地方,将可能在大学工作。”

尽管谢幼田在重庆逗留时间不长,但对家乡的印象却是深刻而美好,“重庆硬件进步很大,这座城市正在不断发展。在美国的时候,一周我就有两三天要专门上新华网看重庆新闻。”

“中华民族是有希望的,以民族利益为中心,我们不仅要经济崛起,民族灵魂也要重新塑造,我相信现在年轻人有正义感,我自己应该在民族崛起的行列。”这就是谢幼田的政治立场。

记者联系:13008329719
记者 隆准/文 冉文/图



网络编辑:李平
 
据说拿美国特殊背景基金,按照美国指定观点写文章和研究报告的中国教授和研究员不在少数。
 
人民之战:驳斥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里对中共抗战早期几封电报的歪曲

作者:匣中剑 文章来源:天涯社区


【前言】

春节写了个《人民之战之一:戳穿与“洛川会议”有关的谎言》,发布之后,在各个主要由右右主导的论坛都尽量扔了下,但是在绝大多数论坛都被删除了,我不清楚右右们害怕什么,以为删除我的帖子就能永远掩盖真相继续造谣下去,这是掩耳盗铃式的可笑。

凯迪猫眼的表现最有趣,那里我的帖子倒是发出来了,一伙右右恼羞成怒气急败坏,短短十几分钟点击率暴涨至数百,但一点价值没有,全是脏话,我一句话没有反击,可是猫眼却借口这些右右的骂脏话,把我的帖子封了,好比,一个女人被强奸了,法官不去制裁强奸犯,反而要求那个女人从此别上街。这叫那个虚伪。

这里我要表扬关天茶社,只有在关天茶社的我的帖子才能发布并进行“讨论”。当然,“讨论”要加引号,因为整个讨论看下来,我就没看到哪个右右能对我的主帖进行像样的反驳。高处不胜寒,独孤求败。

既然无法对我的主帖进行反驳,那么右右们“讨论”什么呢?

除了漫骂,这些右右们就低能到只能企图拿更多的谣言来淹没讨论的主题。在洛川会议的问题上它们无法反驳我列出的证据和铁的逻辑,于是它们连篇累牍地转贴新的谣言,企图以谎言来证明谎言,企图以谎言来转移讨论主题,来挽回自己在主帖上的失败,来掩盖自己在洛川会议问题上肮脏无耻的造谣行径。而在这些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工业化生产的谎言里面,被转帖的最多的就是谢幼田的《中共壮大之谜》。

很好,我今天就来扒扒谢某人的裤子。
 
【正文】

历史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历史不容篡改。对于同样一个事实,我们可以有不同解读,不同解读互相争鸣,这些都是正常的。可是如果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篡改历史,断章取义,蓄意捏造歪曲,这样的行径就十分之可耻下贱令人愤怒。

好比苹果掉到地上,这是事实,有人解读为上帝的奇迹,没有上帝,别说苹果,就算一根头发都不能掉到地上;可是牛顿说那是万有引力。这是不同的解读。不管解读如何荒谬,都有其存在的权利。这些不同解读也都没有去改变“苹果掉到地上”这个事实。任何人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己的理解能力去选择接受不同的解读,这种选择的权利同样不能干涉。

可是如果一个人为了证明苹果是其法西斯独裁暴政的主子屙屎屙出来的,为了这样一个目的,拼接伪造了有关照片,企图以此招摇撞骗,愚弄他人,这就是另外一个性质的问题了。

今天我们来解剖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里对中共抗战早期的几封电报的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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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倭寇步步进逼气焰嚣张,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抗日还是投降,这是中国政治生活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各党各派的军政领导人只要不是准备投降做汉奸做亡国奴,都必须考虑抗日和如何抗日的问题。共产党也不例外。在斯诺的《西行漫记》里,就有记载了1936年他深入苏区和毛泽东就即将爆发的抗日战争应该采取的战略所进行的采访。

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目前我看到的最早的中共方面关于抗战战略的表述是1937年8月1日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的电报。在这里写道:

“周、博、林:

关于红军作战,依当前敌我情况,我们认为须坚持下列两原则:

(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

(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

以上原则,请与各同志商定并准备携告国民党。

洛、毛

东酉”

随后是八月十八日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十项条件给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的指示。全文如下:

“(甲)两党合作须建立在一定原则上,目前最重要问题,须使党与红军放在合法地位。因此要求国民党迅即实现下列各项,以便红军早日开赴前线杀敌。

(一)发表我党宣言,同时蒋发表谈话;

(二)发表边区组织;

(三)发表指挥部;

因为彼方的一再拖延,致使党与红军至今尚未取得合法地位,当此国难极端严重,要求彼方迅速解决上列问题。

(乙)要求国民党迅速承认并立即实行下列各项,使红军得着必要基础,以便迅速出动,有效的作战。

(一)发给平等待遇之经费;

(二)发给平等待遇之补充器物(但此项可分两部分,一部分在三原补充,一部分在太原补充);

(三)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

(四)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发挥红军之特长;

(五)为适应游击战原则,须依情况出兵并使用兵力。

(六)不分割使用(集中由韩城渡河前进);

(七)第一批出动红军使用区域,在平汉线以西,平绥线以南地区,并交阎百川节制。

上述七项如不迅速决定,将使红军处于不利地位,有利于日寇而不利于抗战。

(丙)请依据上述十项与国民党谈判,务求实现。

中央书记处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八日”

这两份电报表明,共产党在和国民党的改编谈判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并明确告知了战略方针,那就是“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这个方针最终在谈判中得到了蒋介石和阎锡山的认可。在九月十六日,毛泽东指示红军配合晋绥军作战的电报里有这样的话,“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何决定,周彭又在晋与阎当面决定,基本不应动摇此方针。”也就是说主要以大刀武装起来的共军,虽然装备极其低劣,却主动承担了最艰苦的敌后游击战的战略任务,这是得到国民党和山西军阀阎锡山两方面的认可的。

正是在这种一致的认同情况下,共军接受改编,八月二十二日,蒋介石发布命令,陕北红军主力改编为第八路军。朱德和彭德怀就任正副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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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谢幼田绕过了这两份电报。直接从九月十二日的电报说起,谢说:“洛川会议闭幕以后十几天,毛泽东命令彭德怀与周恩来一道去南京的机会,向国民政府解释“独立自主地游击战争”的原则,一共五项:第一项是坚持“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不然就“含有恶意即企图迫使红军打硬仗”;第二项是“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叁)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四)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有了这叁项“自由”和一个“原则”,还存在什么两党的“精诚合作”,还存在什么“统一军队”于抗战!在大敌当前的时候,怎么在“统一”的军队中,可以有使用兵力、不打硬仗的自由?强大的日本军队步步前进,都不打硬仗,谁来正面抵抗?都依傍山地,平原的战争就不要打吗?这原则的核心有两点:一在保留了红军的势力;二在“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即变相地组织昔日的苏维埃政权而取得穷人的拥护,而且这样做任何人不得干涉,即获得了建立苏维埃式的国中之国的自由。这文件显示激昂慷慨的一切陈词都是假话,中共从成立以来就尽力夺取国家政权的行动,在抗战爆发的时候,决定变本加厉地进行。”
 
这份电报的几句话的引用是没有错的,但是解释是完全歪曲的。

谢幼田作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质问,共产党既然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那“还存在什么两党的‘精诚合作’”。

这里首先需要指出,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始终没有彻底实行过。中共一开始就提出两党平等合作的主张,但是蒋介石一口拒绝了,“要我们不必谈与国民党合作,只是与他合作。”,“他要恩来赶快进来商量与他的关系及纲领间题”,“总观蒋的谈话意图中心在领袖问题”。蒋介石关心的是如何继续维持,甚至扩大个人的独裁法西斯统治,而根本不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合作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抗战的事业,于是提出几个办法,“我方起草一个民族统一战线纲领 (以抗日十大纲领及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为共同基础),征求蒋的同意,并提议在这个纲领基础上,结合新的民族联盟(或党),包含国共两党及赞成这个纲领的各党派及政治团体,共同推举蒋为领袖。”;“我们提出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的草案,征蒋同意,如蒋同意上述统一纲领及这一修改,我们可答应赞助蒋为总统。”;“我们准备提出修改宪法的草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民主运动以影响蒋。”不论那种办法,都是在蒋介石国民党愿意放弃独裁法西斯暴政,愿意回到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愿意回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前提下,共产党才承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而蒋介石一直到败逃台湾,一直到死,都没有放弃法西斯独裁暴政,因此这个前提既然始终不存在,共产党自然不能承认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领袖地位,承认了那就是在向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法西斯暴政投降,就是在出卖人民利益。

为了抗战大业,共产党在抗战期间以变通的方式,以“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建国”的方式来实现国共合作。也就是说,只要蒋介石的政策的确在抗战,的确在建国,的确在向民主化方向进步,我们共产党人就拥护他的政策。

这里并不存在党和党之间,或者共产党和蒋介石个人之间的隶属关系。

某些右右企图歪曲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产党的地位,把共产党和共军拒绝服从国民党的一些卖国投降,反民主反人民的命令,说成是“叛党”“叛军”。这是错误的,共产党从来没有承诺要接受独裁暴政的卖国投降反民主反人民的命令,从来要求的是两党平等合作,要求的是国家民主化。只有那些卖身投靠蒋介石的走狗才存在一个“叛”不“叛”的问题,而共产党始终坚持自己的独立自主地位,拒绝卖身投靠,因此根本不存在 “叛”的问题。
 
谢幼田说“统一军队”。中共的确作出这样的承诺,“(四)取消红军名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中央军委会及蒋委员长之统一指挥,准备国防需要时调赴前线参加作战,其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统照国军同样待遇,其各级军政人员由其部队长推荐呈请中央军委会任命。”这是共产党派周恩来在1937年初在杭州见蒋时提出的六个承认之一。但是这不是没有条件的,共产党要求国民党就“和平统一”、“实现民权”、“制定民主的宪法”、“对日抗战”、“改善人民生活”等等作出五项保证。“恩来见蒋时,口头说明中共拥蒋的立场,系站在为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改善的共同奋斗的纲领上的,因此中共为表示合作之诚意特承认上述书面中之六项条件,同时要求蒋及国民党给以上述五项保证并附口头声明六点。”

国民党不但在抗战中,而且在之后始终没有作出保证,共产党又怎么能把工农红军统一给法西斯独裁政权,沦为镇压人民的打手集团呢?

既然国民党蒋介石法西斯统治集团在国难当头、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仍然不顾民族存亡,丧心病狂地死抓着自己的既得利益和独裁暴政不放,没有民主化,也不肯民主化,甚至不肯向人民做最低程度的让步,共产党保持自己的人民武装,保持自己独立自主的地位,也就合情合理了。
 
谢幼田指责共产党“不打硬仗”,“强大的日本军队步步前进,都不打硬仗,谁来正面抵抗?”言下之意,共产党畏敌避战,不肯承担抗战责任,“保留了红军的势力”。

但是,所谓的硬仗是指阵地战。共军出师时,34000共军仅10000只枪,且是经过十年土地革命战争膛线早已磨平打不准的那种,这种枪在晋绥军等友军看来,只是吹火筒。主要以大刀片武装的共军是根本打不了阵地战的。企图迫使大刀片武装的共军打阵地战,受倭寇绝对优势火力的屠杀,这样的企图,到底是为了抗战呢?还是为了协助太君主子消耗中国战力呢?

事实上,共军的“不打硬仗”,是一贯以来的军事原则。只有在博古等左倾路线统治下的时期,共军才和国民党大打阵地战,搞“短促出击”,结果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这以后红军就拒绝打阵地战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八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中央分局的训令《红军主力突围转移、中央苏区广泛发展游击战争》里这样写道:“正因为游击战争是目前战斗的主要方式,因此在苏区内部的主力红军,及地方独立团营,不是与敌人进行阵地的硬拼的战斗,而应该把这些主力团营去培植、发展、辅助、团结群众的武装,缴获敌人的武装来武装自己与扩大自己,在主力红军的周围,要团聚着强大的地方部队,与广大的群众武装,充实自己的武装与弹药,这样准备着在适当的时机重新组织大的军团,准备着胜利的反攻。”

不但留在苏区的红军如此,主力红军一样如此,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遵义会议) (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1〕政治局会议通过)这样写道:“为了进行胜利的战斗,红军的英勇牺牲是完全必要的,这是阶级武装的特质,是革命战争胜利的基础,这种牺牲是换得了胜利。这种牺牲是有代价的,但这不能适用于无代价的拚命主义的战斗,须知只有保持有生力量,我们才能真正的保卫苏区。没有坚强的红军,苏区即无法保存。有了坚强的红军,即使苏区暂时遭到部分的损失,也终究能够恢复,并且新的苏区也只有依靠红军才能创造起来。”

非常清楚,以红军的极其低劣的装备,就算对国民党军队,尚且“不打硬仗”,打不起硬仗,又怎么可能和装备比国民党军队更精良的倭寇打硬仗呢?这样的“硬仗”能达到消灭倭寇解放祖国的目的吗?

当然,这也谈不上畏敌避战。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对国民党的围剿同样采取“不打硬仗”的游击战术,要把这说成是畏敌避战那是笑谈。事实是,这种战术,以弱克强,不但保卫了苏区保卫了人民,而且壮大和发展了红军。

说到“保留了红军的势力”,我不知道这为什么让谢幼田之流耿耿于怀,一支英勇善战,在抗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人民武装的保留,乃至发展壮大,这到底有什么不对呢?难道要消灭抗日武装,留下曲线救国军,你才满意?你不会是太君主子豢养的改不了吃屎的汉奸吧?
 
至于谁来正面抵抗,这个问题也佩服这条谢幼田好意思问出来。二百万国军,包括半数装备十分精良的中央军可以“自行撤退”不正面抵抗,难道反而要拿着大刀片的共军承担正面抵抗失败的责任?不是滑稽吗?

1937年洛川会议上,彭德怀提出,如果把中央军嫡系的装备武装共军二十万,倭寇包打。八路军深入敌后后,到12月,3个月间,作战数百次毙伤日军近万人,自己伤亡约4000人。甚至,当他们缴获了板垣师团部队清册和侍从官日记,了解到其自动化程度之武器装备之强,远远超出自己想象时,朱彭在12月份给洛、毛、周的电报中仍然认为“此种机械化兵团一入山地即大部分消失其效力“,且其“行军力很弱”,因此,“此种部队在山地在运动中,以我现有一一五师人数(注约19,000人),打得好可能解决。”而板垣师团的配置为“人数约22,000,步枪手5, 200,占1/4弱,其余均系炮兵、坦克兵及其他自动火器射手。该师团每营三个步兵连队,一个重机枪连队,每一步兵连队155人,除步枪外,有6挺轻机枪和6个掷弹筒。”1945年4月共产党七大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没有饭吃又没有飞机大炮”,即使能集中几万人,拿步枪打北平也不行,“东西太少了,想爬也爬不上去”。“如果我们将来有了武器,能够装备一二十万军队,我们集中打开石家庄、保定、北平,一路打下去,不向后退,或者退了一两天,又向前进,条件就不同了”。

非常清楚,倭寇虽然骄横,虽然装备精良,但是侵略战争存在不可克服的困难,在中国土地上烧杀淫掠,它们得不到中国人民的支持,装备再精良也是聋子瞎子,虽然有六十万乃至上百万人,但那是庞然大物,只能盲目地把守城市和交通线。中国军队只要以共产党的战法,敢于像共产党那样组织人民武装人民,像共产党那样真正有抗战的决心和热情,那么只要国民党嫡系军队二十万人的装备,完全可以庖丁解牛,将倭寇各个击破,不断缴获和壮大自己,最终将鬼子消灭掉。

可是二百万国军,后期更高达四百五十万的国军,在蒋介石国民党小集团的消极抗战乃至卖国投降路线的束缚下,却一触即溃一溃千里,乃至出现了“自动向南撤退”的可耻畏敌行为。二百万人完不成二十万人应该完成的任务,却有脸来指责三万大刀片共军不正面抵抗?这不滑稽什么滑稽!
 
需要指出的是,正面抵抗和“不打硬仗”根本不矛盾,正面抵抗和打那种被打挨打的阵地战是两回事。这是常识。

以中国军队当时的实力,除了进行必要的阻击,辅以广泛的游击战争,迟滞敌人的行动,掩护沿海工业向大后方转移外,除了特别有利的场合,如台儿庄和平型关这样敌人孤军深入的场合,就不应该进行阵地战。

共产党绝不希望国军进行阵地战。《西行漫记》里,1936年毛泽东接受斯诺采访时,对于正面战场提出这样的战略建议。

“战略应该是一种在一条很长的、流动的、不定的战线上进行运动战的战略,战略的成功完全要靠在地形险阻的地方保持高度机动性,其特点是进攻和退却都要迅速,集中和分散都要迅速。这将是一种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壕、重兵和坚垒的单纯阵地战。我们的战略和战术必须依作战的地形来决定,而这就决定了运动战。

这并不是说要放弃战略要冲,只要认为有利,战略要冲还是应该用阵地战来保卫的。但中心战略却比必须是运动战,而着重依靠游击队战术。深垒战必须利用,但这在战略上只是辅助的和次要的。”

如果说以共军的装备进行运动战,还能取得平型关、神头岭这样的大捷。当二百万国军主体以运动战打击倭寇的时候,那将是怎样一个令人兴奋的抗战局面!

而共产党自愿深入敌后,进行最艰苦的无后方的游击战,以配合国军正面战场的运动战(可惜没有打起来!),这正是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的体现。

需要补充的是,

这种战略绝不是共产党人的特殊发明,斯诺还采访过许多国军将领,斯诺在《西行漫记》里写道,“这里不妨插一句,就是这种战略一般来说似乎也颇得非共产党的中国军事领导人的普遍赞成。……白崇禧、李宗仁、韩复榘、胡宗南、陈诚、张学良、冯玉祥和蔡廷锴都似乎相信:中国战胜日本的唯一希望,最终必须依靠把大军分成机动部队,进行优势的运动战,并且在广大的游击区域中要有能力维持持久的防御,这样先在经济上,后在军事上慢慢拖垮日本。这至少就是他们的理论。”

斯诺采访的这些将领,不但包括西北系、东北系、桂系、粤系等主要地方军阀的代表人物,也包括如胡宗南、陈诚这样的国民党党军嫡系将领。胡宗南、陈诚、汤恩伯后来形成蒋军的三大主力集团。

因此把“不打硬仗”和正面抵抗对立起来,是根本错误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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