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协副主席
废铜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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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交者：致命的自负
林思云的>是一篇“高技术”垃圾。我在认真读完后有些心得，很想与广大朋友和林思云先生本人交流。
林先生文在开头部分大篇幅讲述了战争中“人”的因素第一。进而说明日本在二战中不是没有可能战胜美国。但本文论述的是汪精卫政权，这跟美日之战有何关系？再说既然人的因素第一，汪精卫为什麽不认为中国不是没有可能战胜日本呢？
林思云先生的观点是“如果战争总是“物”的方面占优势的，人多、枪多、钱多的一方取胜的话，人类的历史就变得非常简单了。战争历史中，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比比皆是。”本人非常赞赏此观点，并遗憾林先生跟汪精卫不是同一时代的人，否则汪精卫必能接受林思云的观点。他就不会去叛国投敌了。
如果二战中德意日联盟赢得胜利，做为抗日的中国一定会割地赔款，丧失领土。我们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也定会画上休止符的。但汪精卫的叛国投敌能避免中国的没落吗？能够解人民之倒悬，能够让中国成为独立自主的强国吗？
本人的回答：绝对不能。
林先生认为汪精卫从主战到主和的思想转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1）中国军队的怯战，（2）英美法民主国家的冷漠。
个人认为汪精卫认为中国军队怯战是长城抗战之后。当时国军因为种种原因节节败退，可以说成是怯战的。但汪精卫做为国府的二把手您不知道有“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句话吗？
1937年8月13日凇沪会战爆发，中国参战兵力约80万，日本参战兵力约27万。此战是抗战中最大规模会战，国军在战略和战术上的表现可圈可点。
首先在战略上蒋介石正确的将会战的地点选在上海。其原因一是避免日寇沿传统中国内战时北军的南下路线进犯长江流域，二是希望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干预，最低起到扩大抗战影响的作用，三是向全国表明自己的抗战决心，上海是蒋介石的管辖地区，凇沪会战投入的兵力也以蒋的中央军为主，这有利于向国人和中国的地方实力派展示政府的抗战决心。这一步棋相当高明。
战术上国军虽然技术兵器不足，战术有些呆板。但抗日将士的英勇给日寇造成了大量伤亡。
凇沪会战意义重大，它影响了中日战争的态势。国军在劣势和守势的情况下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使日寇在优势和攻势的态势下不能决定战略发展的方向和决战的地点。此外此战打出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和决心，狠狠否定了国际上公认的中国三个月必亡的结论，国际社会开始向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转变。
这个时候蒋介石的抗战决心是很大的，宋美龄更是深入战场去慰问参战的国军将士。将士，爱国同胞的事迹大家都有了解我就不再占篇幅去详述。
1938年初的徐州会战更是沉重打击了日寇，著名的台儿庄大捷实际上就是徐州会战的上半部分。日寇的战略企图是在徐州附近围歼中国军队主力，此战略目标根本未达到。同时日寇开始暴露出其先天的弱点。日寇参战兵力多达25万但在此战中多次暴露出兵力不足的弱点，最后让中国主力撤退到西南地区，使得日军必须要进行武汉作战来消灭中国军队。这样日本就陷入了中国广大的战略空间。日军不是不知道他们的战略错误但没办法，可以说丧失了战略的主动权，从此日本只能盲目的希望中国失去抵抗的意志而屈服，因为它没有这个实力了。
汪精卫出逃河内是在38年底，凇沪会战和徐州会战的情况汪做为党国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是不会不清楚的。这一时期国民政府抗战决心很大。国军将士在装备，训练，后勤与组织上均比日本军队差很远。但表现出的英勇很值得我们这些后人钦佩。全国人民在抗战的口号下空前团结。人心的力量是巨大的。
你汪精卫难道看不出这些吗？
此时的国际形势确不乐观。英法美等强国都没有支持中国的抗战。英法此时已受到德国的威胁，他们自己正在搞备战，备荒为人民。当时的英法领袖人物面对自己的威胁都要搞绥靖主义，怎麽谈的上帮助中国抗战。他们还求着日本对苏联快点开战，所以面对日本的威胁说话腰杆也硬不起来。其实“三个月灭亡中国”是国际上的普遍看法不光是日本的单相思。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日后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就是持这一看法的。外交都是要讲实力的，英法决不会为他们心目中注定要失败的中国费什麽大力气。至于美国，这个一贯的实用主义国家现在正闷声发战争财。英美法的冷漠也正说明他们战略上的短视，如果帮助中国抗衡日本，日本会这麽快就威胁到他们在远东的势力吗？英美法对中国帮助是不大，但至少还在表面上谴责日本的侵华。
这时苏联帮助了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国民政府曾谋求与苏联结盟或签订互助条约。但在操作上因为中苏两个国家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不同，最后签约时中国没有积极的参与而错过了机会。
中苏虽未结盟但苏联还是给予了很大支持，苏联政府承诺在1937至1940四年中给予中国四亿五千万美元贷款。在汪精卫出逃前已经落实了至少一亿多，同时在1938年苏联空军，陆军的志愿人员和大批军事顾问陆续到达。武汉会战中苏联志愿航空队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苏联的支持不象中共的宣传那样是什麽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实际上援助目的是让中国更有效的遏制日本。因为日本多少年来就琢磨着北进,这无疑是对苏联利益和安全的重大威胁。
实际上当时中国在国际上并不是完全寡助的，苏联的援助，英法美民间团体的支持和爱国华侨的援助力量非常可观。并且汪精卫应意识到日本要在亚洲建立新秩序是迟早要遇到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拦路的。
由此可见汪精卫从主战到主和的转变原因绝没有林思云说的这麽简单。
汪精卫1938年底出逃河内到1940年3月30日成立伪政府的这段时间里国际形势可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日本参加了德意日的轴心联盟。日本为取得资源而南进的势头越来越明显。汪精卫以前看不出来，现在差不多了吧。怎麽还是义无反顾要建立伪政府，嘴里还喊着与“不管前面是万丈深渊还是地雷阵都要义无反顾……”相似的口号？
林原文写到“抗战爆发后英美法对中国的冷漠态度，以及中国军队的屡战屡败，使汪精卫产生了只有对日妥协才能救中国的思想。在1938年，中国的抗战根本看不到胜利的影子。当时谁能预料到1940年美国会经济制裁日本？谁能预料1941年美国会向日本宣战？谁能预料1945年日本会战败投降？”
真是笑话，有哪些战争在一开始就看到了胜利的影子？为什麽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就看到美国参战和日本战败投降？贵在坚持啊！汪主席已经认定：抗战必亡，抗战必败”了，他是不会去坚持的。
林思云说38年近卫内阁发表第一次声明后“蒋介石也并非绝对不愿意和日本讲和，只是客观形势不允许他唱讲和的低调。蒋介石在举国上下高唱抗战到底的爱国风云中，不得不附和民意，而且还要把爱国的调子比别人唱得更高。汪精卫认为蒋介石高唱抗日和他以往的所为格格不入，是被逼迫走上了他所不愿走的道路。”
这话可不对，蒋介石确实与日寇曾有讲和的意思。他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就表示过求和的底线是：华北恢复战前状态，日本必须从中国撤军。虽没提东北的收复但还是满足不了日本的贪婪。蒋还发表过很多抗战言论。七七事变”后十天，蒋介石就在庐山挥着拳头发表了著名的“对卢沟桥事变之严正声明”。这个声明中有一段人们熟知的名言“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段名言，曾极大地鼓舞了全国的抗战士气。再看汪精卫，八字还没一撇呢先跑到河内发“艳电”了。
蒋介石在9.18的时候可能还有动摇，但38年全面抗战都开始了还瞎怀疑什麽人家的抗战决心啊？他一生学康熙用过两次“地无分南北……”。一次是抗日期间，另一次就是决心在台湾反攻大陆时。汪精卫不明白，你林思云也不明白？
林思云引用周佛海“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战是倒蒋的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的话更是扯淡。周佛海那反复小人说什麽林思云还真信什麽?
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在抗战中的表现是应当肯定的。
“焦土抗战，以空间换取时间，对日寇采取持久战的战略”就是以李宗仁为代表的桂系首先提出来的。抗战初期国军一共90个军的番号，地方部队就有47个军。基本各派都出过汉奸，但总的成绩是好的。桂系21集团军在大别山区的敌后抗战，滇军著名的抗日劲旅60军，晋绥军的傅作义和山西抗战，西北军的抗日名将张自忠等简直数不胜数。在汪精卫出逃之前您起码能看到凇沪抗战川军大场激战的英勇表现，台儿庄西北军的勇猛顽强。徐州会战的总指挥李宗仁那会可没想着颠覆老蒋。
地方实力派都团结在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英勇跟日寇做殊死斗争的原因我看一是受全国抗战大环境的影响，二是蒋介石在凇沪抗战中把中央军的精锐都拼了不少，地方军阀谁能不跟着拼。看到了处决韩复榘这帮军阀谁不敢拼。话说回来，要骂骂老蒋在抗战中对杂牌不仗义还可以。
当时的环境下谁倒蒋有戏?西安事变把老蒋差不多捂被窝里了,最后还不是把领袖送回南京。最后是谁倒蒋,全国民众就跟谁急,包括共产党。理由就是破坏抗战。蒋介石当时的权力是很稳固的。所以一向反蒋的汪精卫叛变跟蒋汪矛盾多少是有一点关系的。
林思云文中最可气的就是最后一段“客观评价汪精卫政府”的主题。不知羞耻的把汪精卫立汉奸政权当成中国人特有的智慧。号称中国是二战中的双保险国家。不知是林思云无知还是信口雌黄，法国在二战中不也是出了个法奸政权吗？维希政府跟汪伪比有什麽本质的不同？
林思云又说：“有人说1939年后日本没有发动大规模对华军事行动，是因为日本的战线太长，兵力不足。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后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几百万兵力全线出击，大举进攻东南亚。而日本在1937年到1938年的侵华战争中，投入的最多兵力不过七、八十万。只要日本再投入200万军队，打下重庆延安根本不是什么问题。正因为汪精卫代表中国与日本建立了“和平友好关系，日本才没有继续进攻重庆。蒋介石和共产党能在8年抗战中生存下来，靠的并不是国共两党军队的顽强抵抗，而是靠汪精卫的“卖国”解围。”
林思云特遗憾日本没打下中国吧？1938年日本有多少军队？关东军＋朝鲜军＋台湾军＋支那派遣军一共也就200万。已经派到中国的就有7，80万了哪再找200万大军去？就真有200万估计也是汪伪政权的“反共和平救国军”。
日寇在39年以后没对中国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是因为汪精卫的“客观”救国？真是天方夜谭！
中国人民抗战的胜利不是来源于人民的殊死抵抗而是来源于汉奸的投敌？请林思云拿出事实来证明:汪精卫的伪政府如何帮助了后方的抗日百姓，如何帮助了在第一线战斗的国军将士，如何削弱了日寇的战斗力？说话要负责任，虽然是在网上写历史文章也请注意影响！
如果说汪伪政府在客观上是“爱国”的，那麽国统区在客观上是什麽？照你的逻辑，抗战在客观上是“祸国殃民”的？
林思云在其文的最后部分更向我们阐述了汪精卫政府的“勤政爱民”，其惊人高论如下：
“相反敌占区人民在汪精卫政权下的生活还过的去，基本生活物质供应稳定，市场物价平稳，没有听说老百姓吃不上饭，大量饿死人的事件发生。”
“汪精卫统治下的北京南京上海等大城市，老百姓的生活均得到保证，没有出现发行粮票布票的限吃限穿。”
“假如当时没有汪精卫等人和日本人合作，日本兵把敌占区的物资全部抢光烧光，敌占区老百姓即使逃过日本兵的子弹，也逃不过饿死冻死的命运。”
我要大声的质问林思云，你还有点中国人起码的良心没有？
北京人民在沦陷期间是以何种“食品”充饥？我告诉你是日伪政府“充足”保障的“高营养”食品－混合面！这种“营养”食品的制作方法是：将豆饼，树皮,玉米茎，花生皮，高粱面，玉米芯等混合磨成粉。有多少北京市民因长期食用混合面而死于营养不良和急性的肠梗阻？看过老舍先生的>没有？
中国人民在日本侵略者眼中是“支那猪”。但在林思云的眼里沦陷区人民连猪都不如！因为那混合面是猪都不肯接受的，而林先生则认为混合面是保障生活的。
林君思云，你发表这观点真的问心无愧吗？
下面我简单说说汪精卫政府的经济，看看汪伪是不是救民于水火当中的。简单说来汪伪的经济政策是疯狂掠夺沦陷区人民的政策。
最有欺骗性，残酷性的就是汪主席的金融。
在伪政府的成立之前，华中地区共有三种货币在流通：
1，梁鸿志老唯心政府的货币，发币行是日本正金银行扶植的华兴商业银行，货币的名称简称为“华兴券”。此种货币的发行根本没有物资保障，故在市面上形同废纸。
2，臭名昭著的日本“军票”，军票的使用是日寇用暴力手法推行，所以只能在日寇眼皮底下的城镇大规模使用，一般情况下出了城门就成废纸。3，国民政府的法币。
伪政府成立后，央行的名称是“中央储备银行”，其发行货币简称“中储券”。1940年12月周佛海同日本驻南京大使馆签订了>,觉书主要内容有4项:
1,借华兴银行巨款做为中储行启动资金.
2,聘请日本顾问,并详细规定伪央行核心业务如营业,理事会管理,外币兑换,与外国银行关系,法币军票和日本通货的兑换等都需要事先征得日本顾问同意.
3,中储行所有外汇必须存入日本银行,并由中日双方组成的管理委员会共同管理.
4,确认日本军票,华北联银券(伪华北王克敏政权发行)的流通事实,并维持其价值.同时中储券的流通区域应随时与日方协商.
大家可以看出汪伪政府的金融命脉一开始就牢牢的攥在日寇手里了.
中储券发行后与国民党法币同值.中储券的发行马上遭到沦陷区人民的抵制,伪政府在1941年3月13日立即颁布了>.规定:凡妨害新法币流行,破坏新法币信用者处有期徒刑5年以上并5000元以下罚金,拒绝使用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5000元以下罚金.凡商号,钱庄等发现上述情况一律吊销其营业执照.(注:汪伪新法币就是中储券)
新法币推行一年多后才勉强站住脚,但因老法币(国统区法币),军票的流行使其非常脆弱.1942年3月6日,日本政府通过>.规定:
1,压迫旧法币,在不构成支持的情况下把旧法币向国统区驱逐,并考虑禁止旧法币的流通.
2,立即废止中储券与旧法币的等价兑换,并限制旧法币存款.
3,废除旧法币的牌价基础
4,剥夺旧法币贸易通货的职能
5,使中央储备银行成为日本军费和其他必要资金的调剂银行,整顿顾问制度扩充顾问队伍.采用圆满积极的方法获得中储券.
汪伪中央银行在日本政府表态后马上开始统一货币的行动。此举严重破坏了民众生活并为日本侵略者大大增加了财富.旧法币因原是沦陷区的唯一货币所以在民间数量巨大.汪伪的中储券起先在价值上与法币同值,但在兑换时汪伪采用行政手段强制使其贬值.在1942年5月的一个星期里,伪财政部将旧法币牌价连跌5次,使星期一的每100旧法币兑换77中储券至星期五跌至每100旧法币兑换50中储券.
陆续回收的旧法币失去了它的价值,它的价值已经被中储券代替,那麽旧法币应该是废纸一堆了。但实际上又不是,国统区依然使用法币.日伪采用购买物资等手段又把回收的旧法币洗到国统区去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伪利用国民政府法币可以与美元,英镑,黄金等硬通货自由兑换的便利还大大发了一笔财.新旧法币的倒来倒去受损失的一是沦陷区人民,他们的财富缩水了.但受打击更大的是国统区经济,直接造成了抗战地区的通货膨胀.国民政府和人民不仅要面对日寇的军事打击,更是受到了日寇汪伪联合的经济打击.
中储券除要与法币统一外,还有日本的军票。军票是日本正金银行在日寇军部的授意下发行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军队的军费问题,军票只能在占领区使用。在日本本土是不能流通的.因为它的发行日本政府是没有一两黄金做为保证的.就其价值而言是不值一文的废纸.既然汪伪在倒法币的时候很赚了些财富,那麽军票的问题也就好解决了.
在汪伪和日寇多次友好协商后拿出了这样的解决方案.汪伪认可军票的经济价值,其价值是军票与日元同值。在兑换时依照42年5月的最初牌价为每100元中储券兑换18元军票.这样一来日寇增加了大量财富,印制军票对于日寇来说是无本万利的事.日寇没花出去的军票全部兑换成”新法币”后就可以大大方方的在沦陷区花了.
谁倒霉?沦陷区的老百姓啊!!!
1942年8月10日,日本正金银行与伪中央储备银行签订了>.先看这契约的名就知道不是什麽好玩艺。因为大家已经了解军票的性质(无价值),军票和汪伪沦陷区人民的货币(有实际价值)互相存放款能是好事吗?
双方在契约中是这麽约定的,当日本正金银行需要中储券的时候(正金银行是中国派遣军的军费支付者.那麽我们可以理解为当大日本皇军中国派遣军需要钱的时候),日方可以在伪央行存入若干数量的军票.中储行见到军票后就要马上按照中储券对日元100:18的汇率付给正金银行现钱.
多麽的可怕啊!这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以战养战”思想的精髓.
友好协商了半天,军票竟没有立即停止发行.大日本皇军军用票是在1943年4月1日才在中国占领区停止发行.请注意,停止发行后,市面上不认军票了但在汪伪的中央银行可是一直的,因为有这个契约!从42年8月签订契约到停止发行的43年4月,这中间有9个月时间.正金银行利用这一段时间能印制多少军票?汪伪的中央银行见票发款,这些本属于沦陷区人民的财富就这样无偿提供给日寇,日寇用沦陷区人民的财富把自己养的人强马壮,他们的强壮对中国人民又意味着什麽呢?
我写汪伪的金融是针对现在很普遍的一种观点.很多人认为,在汪伪政权成立后保护了人民利益,以前日寇是疯狂掠夺中国资源。而汪精卫来了以后,日寇要付给中国人民钱才能取得资源。这种观点又引申出第二个观点:汪精卫叛逃是为了保护沦陷区的人民,是为了”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即使为了人民当了汉奸也要摆出一副功过自有后人评说的样子.
我看,日寇对中国资源的掠夺还不如让他们明抢呢.打个比方大日本皇军XXX师团某部需要军粮100斤,按鬼子以前的逻辑俺们参加的是大东亚圣战是支那的解放者,“老子在城里下馆子都不用钱,要你100斤大米还敢收钱?抢了就走,刺刀不捅你几个就算不错了.如果是这样那麽只能更加坚定中国人民抗战的决心.但现在不同啊,中日
是友好邦邻了,俺们的政策要互相提携,中日共荣.俺们决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这100斤粮食的钱请老乡一定要收下……
沦陷区人民是受了蒙蔽。好象汪主席来了以后鬼子都象变了个人。汪主席的领导真是伟大，光荣，正确。
当然了！鬼子那100斤粮食的钱是白来的，对于中国社会还不止损失了100斤粮食，那钱对社会也是损失。
汪伪回收大量法币需要巨额中储券,正金银行通过军票兑换大量借支,透支高额的军费,伪政权除了要维持其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外各地还要清乡反共。都需要钱,只有滥发纸币这一条路了.中储券发行初期,周佛海说新法币的准备金达到100%的水平,又向日本大举借款,可还是不能保证统一货币后的超量发行。大家都知道滥发纸币的后果就是通货膨胀。
说道通货膨胀我就来气。林思云在他的大作中告诉我们沦陷区的经济搞的很好。没通货膨胀，没供给制，沦陷区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战前还提高了。X塔麻的，林思云睁着眼睛说瞎话！
上海(含租界)彻底陷落以后>等有影响的媒体都变成了汪伪政府的宣传喉舌.尽管伪政府对新闻严格管制,但我们还是能从汪伪自己的报纸上看到以下言论和数字.
上海的物价上涨指数:42年统计上涨了242%,43年上涨315.9%,44年上涨601.4%,45年1-8月上涨2476.1%.
汪伪报刊的评论说:“自币制改革，物价暴涨”，“黑市猖獗愈甚，百物愈涨愈烈，绝不回头，扶摇直上，昂首天外，真使人可望而不可即”，“时至今日，几乎无一物不超过五，六年前旧价百倍以上者。而平民收入或薪给不过增加10倍有余，至多不过数十倍而已。”
（资料来源：>,1944年1月16日出版)
以上就是沦陷区人民生活的写照,林思云凭的是什麽为汪伪政权歌功颂德?
汪伪强迫人民不等价兑换新旧法币更是无异于对人民的明抢.在>中,老周自己写到“以新币一对旧币二交换，使人民财产损失一半。”（我对老周的日记信任程度本不高，但林思云先生总是引用，我也不妨一引了。）
中储行更是把兑换来的大笔法币交给日寇，运至前线收购军用物资。伪央行真是鬼子的好帮手。汪主席统一货币政治上的“好处”只有两条：为日军更佳的做好后勤保障工作，阻止了国民政府用法币在沦陷区购买物资。
（据存于江苏省工商银行档案记载，汪伪中储行兑换了约18亿元法币）
汪伪政权在日本的授意下，在经济方面采取的另一项措施就是加强物资统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国内的经济供应南下日军都不够。根本没有多于的物资和运输工具解决中国驻军的后勤问题。日军大本营屡屡要求侵华日军自己解决补给问题。这时的日本已控制了伪政府的金融，通过金融又控制了中国的资本家。根据日本的意图，汪伪在对英美宣战后的43年成立了“全国商业统治总会”。后来又相继成立了“米粮统治委员会”和“棉布统治委员会”等分会做为全国商统会的业务部门。商统会会对“全国”物资实行严格管理，颁布了很多条例，细则等。对如粮食，汽车零件，燃料，染料，棉，糖，机器，橡胶，通讯器材等25种敏感物资严格实行专卖。目的就是一个，严防这些物资流入国统区。并通过严刑峻法惩罚那些“不法”商人。如抓到贩卖粮食到国统区的商人，最低10年有期徒刑直至死刑。这严重阻碍了抗战的事业，华中地区是我国的富庶区，大后方很难得到这里的物质支援可见当时抗战之艰辛。1943年8月9日，汪伪国防会议通过了>和其实施细则.这个条例的主要内容就是规定了收购棉布棉纱的付款方式.不管收到多少货,货款的一半在一年中两次付给,余款在三年内付清.还规定当货物所有人妨害或拒绝收买那就是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罚金5万,货物没收.这叫货物统治还是赤裸裸的掠夺?
林文认为汪伪的物资统治主要是为百姓跟日军抢资源，但大批日本人在各级物统会直接任职或担任顾问，你相信日寇自己抢自己？别忘了不管是在伪满还是在汪记政府里，日本顾问的职权可能比一把手都要大。
43年汪伪的最高经济顾问石渡庄太郎发表讲话“为保证日军增加战争上之必需物资，须将全体国民生活必需品加以抑低”。随即汪伪实业部部长陈君慧马上跳出来表示大大的赞成。实际上汪伪政权早在42年8月就已经在上海南京两城市实施配给制，到了43年更是变本加厉。所有生活必需品全要配给如火柴，糖，蜡烛，肥皂，卷烟，粮食，油等。
又是>的一则消息,“上海在43年7月至9月,市面上无油可售达两个月,9月15日方复供应,但配给减少到每位市民4两。”
（那个时候的两是小两，不同于我们现在概念的两。那时的4两相当于现在的2两半左右。）
汪伪对物资流通严厉管制，那麽贸易自然大受影响。没有了贸易，政权的税收从何而来？盐税本是历朝历代政府的一大收入。但汪伪的实际控制区域又太小，算上所有的苛捐杂税仅仅一个华东地区能有多少钱？
这下农民又惨了。农民每种一亩田都有个亩捐。舆论对它的形容是“征收亩捐，月增年加”。这还需要再多说点什麽吗？国统区同样捐税重，不排除部分贪官污吏的搜刮，但绝大部分还是用在抗日战场上。
实在筹集不到钱，政府还可以大量发行公债。截至1945年6月汪伪已发行了200亿的公债。（未记地方政府）已经很贫苦的百姓能买多少，照常理还不是找有钱人来摊派。年年摊谁能不急啊？我看即便是富人对汪伪政府也不一定满意。假如一个人被强迫买了43年上市的5年期公债，47年到期了，谁给你还本付息？蒋介石政府说800遍不承认汪伪了，能指望着蒋给你钱？林思云怎麽知道人民群众到了这时候一点苦都没的诉？
言过其实！
日寇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为早日解决中国事变，制定了在政治上“以华制华”经济上“以战养战”的战略。汪伪政权在经济上，军事上都有力配合了日寇。这是事实。
林思云写的文章如>等我都认真看过。如果说大家对历史资料的看法不同，非要研究研究汪伪的汉奸行为是否是其自愿或是一时受蒙蔽最后不得已而为之什麽的（已经很无聊了，你又不是汪主席肚子里的蛔虫，怎麽知道到底他是怎麽想的？事实还不够吗？）还情有可原。但此类文章我奉劝您还是不要写了。
我到现在仍不能理解林写此文的动机。也不愿浪费时间去考虑诸如林思云是哪国人，林思云是否汉奸的无聊问题。但林的写作方式确实有商榷之处。为支持自己的观点对历史任意解释，言之无据等是他的一贯做法。比如汪伪统治下的人民生活的到底怎样，其实不用查阅太多资料。好比通货膨胀吧，只要一查中储行一共发行过多少中储券就知道了，起先号称跟法币等值。但一共发行了两万多亿，那我问问你现在美元发行量是多少?人民币发行量多少？就汪伪那屁股大的地方就发行了两万多亿，大家说有无通货膨胀。还用考证吗？伪统治下大城市实行过配给制没有，问个亲身经历过的老爷爷老奶奶就成了。他们如果看见林思云把回忆中生活写成“人民生活水平有提高”不气死才怪。
大陆历史界对汪伪有很多专著，翻案性质的也有。但谁写的也没林思云写的夸张。不顾事实甚至对事实的任意歪曲是严谨的学风吗？您写完了，痛快了,但请考虑对社会的影响。有很多SB网站和斑竹就把诸如>这样的“文粹“大方的放在所谓的”精华区”里。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对是非有很强的判断能力，假如一不明**的看了这些文章一出门就跟人狂侃什麽“汪伪时代人民生活水平有提高”，这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多大啊！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对的。标新立异，推陈出新更是社会前进的标志。但这新和异一定要禁的起推敲。
讲了这麽多废话,我现在只想对那些以林思云，赵无眠为代表的，所谓富有“新思想”的时代文人们说：
你们TMD歇菜吧！
林思云的>是一篇“高技术”垃圾。我在认真读完后有些心得，很想与广大朋友和林思云先生本人交流。
林先生文在开头部分大篇幅讲述了战争中“人”的因素第一。进而说明日本在二战中不是没有可能战胜美国。但本文论述的是汪精卫政权，这跟美日之战有何关系？再说既然人的因素第一，汪精卫为什麽不认为中国不是没有可能战胜日本呢？
林思云先生的观点是“如果战争总是“物”的方面占优势的，人多、枪多、钱多的一方取胜的话，人类的历史就变得非常简单了。战争历史中，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比比皆是。”本人非常赞赏此观点，并遗憾林先生跟汪精卫不是同一时代的人，否则汪精卫必能接受林思云的观点。他就不会去叛国投敌了。
如果二战中德意日联盟赢得胜利，做为抗日的中国一定会割地赔款，丧失领土。我们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也定会画上休止符的。但汪精卫的叛国投敌能避免中国的没落吗？能够解人民之倒悬，能够让中国成为独立自主的强国吗？
本人的回答：绝对不能。
林先生认为汪精卫从主战到主和的思想转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1）中国军队的怯战，（2）英美法民主国家的冷漠。
个人认为汪精卫认为中国军队怯战是长城抗战之后。当时国军因为种种原因节节败退，可以说成是怯战的。但汪精卫做为国府的二把手您不知道有“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句话吗？
1937年8月13日凇沪会战爆发，中国参战兵力约80万，日本参战兵力约27万。此战是抗战中最大规模会战，国军在战略和战术上的表现可圈可点。
首先在战略上蒋介石正确的将会战的地点选在上海。其原因一是避免日寇沿传统中国内战时北军的南下路线进犯长江流域，二是希望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干预，最低起到扩大抗战影响的作用，三是向全国表明自己的抗战决心，上海是蒋介石的管辖地区，凇沪会战投入的兵力也以蒋的中央军为主，这有利于向国人和中国的地方实力派展示政府的抗战决心。这一步棋相当高明。
战术上国军虽然技术兵器不足，战术有些呆板。但抗日将士的英勇给日寇造成了大量伤亡。
凇沪会战意义重大，它影响了中日战争的态势。国军在劣势和守势的情况下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使日寇在优势和攻势的态势下不能决定战略发展的方向和决战的地点。此外此战打出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和决心，狠狠否定了国际上公认的中国三个月必亡的结论，国际社会开始向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转变。
这个时候蒋介石的抗战决心是很大的，宋美龄更是深入战场去慰问参战的国军将士。将士，爱国同胞的事迹大家都有了解我就不再占篇幅去详述。
1938年初的徐州会战更是沉重打击了日寇，著名的台儿庄大捷实际上就是徐州会战的上半部分。日寇的战略企图是在徐州附近围歼中国军队主力，此战略目标根本未达到。同时日寇开始暴露出其先天的弱点。日寇参战兵力多达25万但在此战中多次暴露出兵力不足的弱点，最后让中国主力撤退到西南地区，使得日军必须要进行武汉作战来消灭中国军队。这样日本就陷入了中国广大的战略空间。日军不是不知道他们的战略错误但没办法，可以说丧失了战略的主动权，从此日本只能盲目的希望中国失去抵抗的意志而屈服，因为它没有这个实力了。
汪精卫出逃河内是在38年底，凇沪会战和徐州会战的情况汪做为党国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是不会不清楚的。这一时期国民政府抗战决心很大。国军将士在装备，训练，后勤与组织上均比日本军队差很远。但表现出的英勇很值得我们这些后人钦佩。全国人民在抗战的口号下空前团结。人心的力量是巨大的。
你汪精卫难道看不出这些吗？
此时的国际形势确不乐观。英法美等强国都没有支持中国的抗战。英法此时已受到德国的威胁，他们自己正在搞备战，备荒为人民。当时的英法领袖人物面对自己的威胁都要搞绥靖主义，怎麽谈的上帮助中国抗战。他们还求着日本对苏联快点开战，所以面对日本的威胁说话腰杆也硬不起来。其实“三个月灭亡中国”是国际上的普遍看法不光是日本的单相思。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日后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就是持这一看法的。外交都是要讲实力的，英法决不会为他们心目中注定要失败的中国费什麽大力气。至于美国，这个一贯的实用主义国家现在正闷声发战争财。英美法的冷漠也正说明他们战略上的短视，如果帮助中国抗衡日本，日本会这麽快就威胁到他们在远东的势力吗？英美法对中国帮助是不大，但至少还在表面上谴责日本的侵华。
这时苏联帮助了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国民政府曾谋求与苏联结盟或签订互助条约。但在操作上因为中苏两个国家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不同，最后签约时中国没有积极的参与而错过了机会。
中苏虽未结盟但苏联还是给予了很大支持，苏联政府承诺在1937至1940四年中给予中国四亿五千万美元贷款。在汪精卫出逃前已经落实了至少一亿多，同时在1938年苏联空军，陆军的志愿人员和大批军事顾问陆续到达。武汉会战中苏联志愿航空队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苏联的支持不象中共的宣传那样是什麽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实际上援助目的是让中国更有效的遏制日本。因为日本多少年来就琢磨着北进,这无疑是对苏联利益和安全的重大威胁。
实际上当时中国在国际上并不是完全寡助的，苏联的援助，英法美民间团体的支持和爱国华侨的援助力量非常可观。并且汪精卫应意识到日本要在亚洲建立新秩序是迟早要遇到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拦路的。
由此可见汪精卫从主战到主和的转变原因绝没有林思云说的这麽简单。
汪精卫1938年底出逃河内到1940年3月30日成立伪政府的这段时间里国际形势可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日本参加了德意日的轴心联盟。日本为取得资源而南进的势头越来越明显。汪精卫以前看不出来，现在差不多了吧。怎麽还是义无反顾要建立伪政府，嘴里还喊着与“不管前面是万丈深渊还是地雷阵都要义无反顾……”相似的口号？
林原文写到“抗战爆发后英美法对中国的冷漠态度，以及中国军队的屡战屡败，使汪精卫产生了只有对日妥协才能救中国的思想。在1938年，中国的抗战根本看不到胜利的影子。当时谁能预料到1940年美国会经济制裁日本？谁能预料1941年美国会向日本宣战？谁能预料1945年日本会战败投降？”
真是笑话，有哪些战争在一开始就看到了胜利的影子？为什麽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就看到美国参战和日本战败投降？贵在坚持啊！汪主席已经认定：抗战必亡，抗战必败”了，他是不会去坚持的。
林思云说38年近卫内阁发表第一次声明后“蒋介石也并非绝对不愿意和日本讲和，只是客观形势不允许他唱讲和的低调。蒋介石在举国上下高唱抗战到底的爱国风云中，不得不附和民意，而且还要把爱国的调子比别人唱得更高。汪精卫认为蒋介石高唱抗日和他以往的所为格格不入，是被逼迫走上了他所不愿走的道路。”
这话可不对，蒋介石确实与日寇曾有讲和的意思。他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就表示过求和的底线是：华北恢复战前状态，日本必须从中国撤军。虽没提东北的收复但还是满足不了日本的贪婪。蒋还发表过很多抗战言论。七七事变”后十天，蒋介石就在庐山挥着拳头发表了著名的“对卢沟桥事变之严正声明”。这个声明中有一段人们熟知的名言“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段名言，曾极大地鼓舞了全国的抗战士气。再看汪精卫，八字还没一撇呢先跑到河内发“艳电”了。
蒋介石在9.18的时候可能还有动摇，但38年全面抗战都开始了还瞎怀疑什麽人家的抗战决心啊？他一生学康熙用过两次“地无分南北……”。一次是抗日期间，另一次就是决心在台湾反攻大陆时。汪精卫不明白，你林思云也不明白？
林思云引用周佛海“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战是倒蒋的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的话更是扯淡。周佛海那反复小人说什麽林思云还真信什麽?
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在抗战中的表现是应当肯定的。
“焦土抗战，以空间换取时间，对日寇采取持久战的战略”就是以李宗仁为代表的桂系首先提出来的。抗战初期国军一共90个军的番号，地方部队就有47个军。基本各派都出过汉奸，但总的成绩是好的。桂系21集团军在大别山区的敌后抗战，滇军著名的抗日劲旅60军，晋绥军的傅作义和山西抗战，西北军的抗日名将张自忠等简直数不胜数。在汪精卫出逃之前您起码能看到凇沪抗战川军大场激战的英勇表现，台儿庄西北军的勇猛顽强。徐州会战的总指挥李宗仁那会可没想着颠覆老蒋。
地方实力派都团结在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英勇跟日寇做殊死斗争的原因我看一是受全国抗战大环境的影响，二是蒋介石在凇沪抗战中把中央军的精锐都拼了不少，地方军阀谁能不跟着拼。看到了处决韩复榘这帮军阀谁不敢拼。话说回来，要骂骂老蒋在抗战中对杂牌不仗义还可以。
当时的环境下谁倒蒋有戏?西安事变把老蒋差不多捂被窝里了,最后还不是把领袖送回南京。最后是谁倒蒋,全国民众就跟谁急,包括共产党。理由就是破坏抗战。蒋介石当时的权力是很稳固的。所以一向反蒋的汪精卫叛变跟蒋汪矛盾多少是有一点关系的。
林思云文中最可气的就是最后一段“客观评价汪精卫政府”的主题。不知羞耻的把汪精卫立汉奸政权当成中国人特有的智慧。号称中国是二战中的双保险国家。不知是林思云无知还是信口雌黄，法国在二战中不也是出了个法奸政权吗？维希政府跟汪伪比有什麽本质的不同？
林思云又说：“有人说1939年后日本没有发动大规模对华军事行动，是因为日本的战线太长，兵力不足。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后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几百万兵力全线出击，大举进攻东南亚。而日本在1937年到1938年的侵华战争中，投入的最多兵力不过七、八十万。只要日本再投入200万军队，打下重庆延安根本不是什么问题。正因为汪精卫代表中国与日本建立了“和平友好关系，日本才没有继续进攻重庆。蒋介石和共产党能在8年抗战中生存下来，靠的并不是国共两党军队的顽强抵抗，而是靠汪精卫的“卖国”解围。”
林思云特遗憾日本没打下中国吧？1938年日本有多少军队？关东军＋朝鲜军＋台湾军＋支那派遣军一共也就200万。已经派到中国的就有7，80万了哪再找200万大军去？就真有200万估计也是汪伪政权的“反共和平救国军”。
日寇在39年以后没对中国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是因为汪精卫的“客观”救国？真是天方夜谭！
中国人民抗战的胜利不是来源于人民的殊死抵抗而是来源于汉奸的投敌？请林思云拿出事实来证明:汪精卫的伪政府如何帮助了后方的抗日百姓，如何帮助了在第一线战斗的国军将士，如何削弱了日寇的战斗力？说话要负责任，虽然是在网上写历史文章也请注意影响！
如果说汪伪政府在客观上是“爱国”的，那麽国统区在客观上是什麽？照你的逻辑，抗战在客观上是“祸国殃民”的？
林思云在其文的最后部分更向我们阐述了汪精卫政府的“勤政爱民”，其惊人高论如下：
“相反敌占区人民在汪精卫政权下的生活还过的去，基本生活物质供应稳定，市场物价平稳，没有听说老百姓吃不上饭，大量饿死人的事件发生。”
“汪精卫统治下的北京南京上海等大城市，老百姓的生活均得到保证，没有出现发行粮票布票的限吃限穿。”
“假如当时没有汪精卫等人和日本人合作，日本兵把敌占区的物资全部抢光烧光，敌占区老百姓即使逃过日本兵的子弹，也逃不过饿死冻死的命运。”
我要大声的质问林思云，你还有点中国人起码的良心没有？
北京人民在沦陷期间是以何种“食品”充饥？我告诉你是日伪政府“充足”保障的“高营养”食品－混合面！这种“营养”食品的制作方法是：将豆饼，树皮,玉米茎，花生皮，高粱面，玉米芯等混合磨成粉。有多少北京市民因长期食用混合面而死于营养不良和急性的肠梗阻？看过老舍先生的>没有？
中国人民在日本侵略者眼中是“支那猪”。但在林思云的眼里沦陷区人民连猪都不如！因为那混合面是猪都不肯接受的，而林先生则认为混合面是保障生活的。
林君思云，你发表这观点真的问心无愧吗？
下面我简单说说汪精卫政府的经济，看看汪伪是不是救民于水火当中的。简单说来汪伪的经济政策是疯狂掠夺沦陷区人民的政策。
最有欺骗性，残酷性的就是汪主席的金融。
在伪政府的成立之前，华中地区共有三种货币在流通：
1，梁鸿志老唯心政府的货币，发币行是日本正金银行扶植的华兴商业银行，货币的名称简称为“华兴券”。此种货币的发行根本没有物资保障，故在市面上形同废纸。
2，臭名昭著的日本“军票”，军票的使用是日寇用暴力手法推行，所以只能在日寇眼皮底下的城镇大规模使用，一般情况下出了城门就成废纸。3，国民政府的法币。
伪政府成立后，央行的名称是“中央储备银行”，其发行货币简称“中储券”。1940年12月周佛海同日本驻南京大使馆签订了>,觉书主要内容有4项:
1,借华兴银行巨款做为中储行启动资金.
2,聘请日本顾问,并详细规定伪央行核心业务如营业,理事会管理,外币兑换,与外国银行关系,法币军票和日本通货的兑换等都需要事先征得日本顾问同意.
3,中储行所有外汇必须存入日本银行,并由中日双方组成的管理委员会共同管理.
4,确认日本军票,华北联银券(伪华北王克敏政权发行)的流通事实,并维持其价值.同时中储券的流通区域应随时与日方协商.
大家可以看出汪伪政府的金融命脉一开始就牢牢的攥在日寇手里了.
中储券发行后与国民党法币同值.中储券的发行马上遭到沦陷区人民的抵制,伪政府在1941年3月13日立即颁布了>.规定:凡妨害新法币流行,破坏新法币信用者处有期徒刑5年以上并5000元以下罚金,拒绝使用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5000元以下罚金.凡商号,钱庄等发现上述情况一律吊销其营业执照.(注:汪伪新法币就是中储券)
新法币推行一年多后才勉强站住脚,但因老法币(国统区法币),军票的流行使其非常脆弱.1942年3月6日,日本政府通过>.规定:
1,压迫旧法币,在不构成支持的情况下把旧法币向国统区驱逐,并考虑禁止旧法币的流通.
2,立即废止中储券与旧法币的等价兑换,并限制旧法币存款.
3,废除旧法币的牌价基础
4,剥夺旧法币贸易通货的职能
5,使中央储备银行成为日本军费和其他必要资金的调剂银行,整顿顾问制度扩充顾问队伍.采用圆满积极的方法获得中储券.
汪伪中央银行在日本政府表态后马上开始统一货币的行动。此举严重破坏了民众生活并为日本侵略者大大增加了财富.旧法币因原是沦陷区的唯一货币所以在民间数量巨大.汪伪的中储券起先在价值上与法币同值,但在兑换时汪伪采用行政手段强制使其贬值.在1942年5月的一个星期里,伪财政部将旧法币牌价连跌5次,使星期一的每100旧法币兑换77中储券至星期五跌至每100旧法币兑换50中储券.
陆续回收的旧法币失去了它的价值,它的价值已经被中储券代替,那麽旧法币应该是废纸一堆了。但实际上又不是,国统区依然使用法币.日伪采用购买物资等手段又把回收的旧法币洗到国统区去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伪利用国民政府法币可以与美元,英镑,黄金等硬通货自由兑换的便利还大大发了一笔财.新旧法币的倒来倒去受损失的一是沦陷区人民,他们的财富缩水了.但受打击更大的是国统区经济,直接造成了抗战地区的通货膨胀.国民政府和人民不仅要面对日寇的军事打击,更是受到了日寇汪伪联合的经济打击.
中储券除要与法币统一外,还有日本的军票。军票是日本正金银行在日寇军部的授意下发行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军队的军费问题,军票只能在占领区使用。在日本本土是不能流通的.因为它的发行日本政府是没有一两黄金做为保证的.就其价值而言是不值一文的废纸.既然汪伪在倒法币的时候很赚了些财富,那麽军票的问题也就好解决了.
在汪伪和日寇多次友好协商后拿出了这样的解决方案.汪伪认可军票的经济价值,其价值是军票与日元同值。在兑换时依照42年5月的最初牌价为每100元中储券兑换18元军票.这样一来日寇增加了大量财富,印制军票对于日寇来说是无本万利的事.日寇没花出去的军票全部兑换成”新法币”后就可以大大方方的在沦陷区花了.
谁倒霉?沦陷区的老百姓啊!!!
1942年8月10日,日本正金银行与伪中央储备银行签订了>.先看这契约的名就知道不是什麽好玩艺。因为大家已经了解军票的性质(无价值),军票和汪伪沦陷区人民的货币(有实际价值)互相存放款能是好事吗?
双方在契约中是这麽约定的,当日本正金银行需要中储券的时候(正金银行是中国派遣军的军费支付者.那麽我们可以理解为当大日本皇军中国派遣军需要钱的时候),日方可以在伪央行存入若干数量的军票.中储行见到军票后就要马上按照中储券对日元100:18的汇率付给正金银行现钱.
多麽的可怕啊!这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以战养战”思想的精髓.
友好协商了半天,军票竟没有立即停止发行.大日本皇军军用票是在1943年4月1日才在中国占领区停止发行.请注意,停止发行后,市面上不认军票了但在汪伪的中央银行可是一直的,因为有这个契约!从42年8月签订契约到停止发行的43年4月,这中间有9个月时间.正金银行利用这一段时间能印制多少军票?汪伪的中央银行见票发款,这些本属于沦陷区人民的财富就这样无偿提供给日寇,日寇用沦陷区人民的财富把自己养的人强马壮,他们的强壮对中国人民又意味着什麽呢?
我写汪伪的金融是针对现在很普遍的一种观点.很多人认为,在汪伪政权成立后保护了人民利益,以前日寇是疯狂掠夺中国资源。而汪精卫来了以后,日寇要付给中国人民钱才能取得资源。这种观点又引申出第二个观点:汪精卫叛逃是为了保护沦陷区的人民,是为了”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即使为了人民当了汉奸也要摆出一副功过自有后人评说的样子.
我看,日寇对中国资源的掠夺还不如让他们明抢呢.打个比方大日本皇军XXX师团某部需要军粮100斤,按鬼子以前的逻辑俺们参加的是大东亚圣战是支那的解放者,“老子在城里下馆子都不用钱,要你100斤大米还敢收钱?抢了就走,刺刀不捅你几个就算不错了.如果是这样那麽只能更加坚定中国人民抗战的决心.但现在不同啊,中日
是友好邦邻了,俺们的政策要互相提携,中日共荣.俺们决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这100斤粮食的钱请老乡一定要收下……
沦陷区人民是受了蒙蔽。好象汪主席来了以后鬼子都象变了个人。汪主席的领导真是伟大，光荣，正确。
当然了！鬼子那100斤粮食的钱是白来的，对于中国社会还不止损失了100斤粮食，那钱对社会也是损失。
汪伪回收大量法币需要巨额中储券,正金银行通过军票兑换大量借支,透支高额的军费,伪政权除了要维持其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外各地还要清乡反共。都需要钱,只有滥发纸币这一条路了.中储券发行初期,周佛海说新法币的准备金达到100%的水平,又向日本大举借款,可还是不能保证统一货币后的超量发行。大家都知道滥发纸币的后果就是通货膨胀。
说道通货膨胀我就来气。林思云在他的大作中告诉我们沦陷区的经济搞的很好。没通货膨胀，没供给制，沦陷区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战前还提高了。X塔麻的，林思云睁着眼睛说瞎话！
上海(含租界)彻底陷落以后>等有影响的媒体都变成了汪伪政府的宣传喉舌.尽管伪政府对新闻严格管制,但我们还是能从汪伪自己的报纸上看到以下言论和数字.
上海的物价上涨指数:42年统计上涨了242%,43年上涨315.9%,44年上涨601.4%,45年1-8月上涨2476.1%.
汪伪报刊的评论说:“自币制改革，物价暴涨”，“黑市猖獗愈甚，百物愈涨愈烈，绝不回头，扶摇直上，昂首天外，真使人可望而不可即”，“时至今日，几乎无一物不超过五，六年前旧价百倍以上者。而平民收入或薪给不过增加10倍有余，至多不过数十倍而已。”
（资料来源：>,1944年1月16日出版)
以上就是沦陷区人民生活的写照,林思云凭的是什麽为汪伪政权歌功颂德?
汪伪强迫人民不等价兑换新旧法币更是无异于对人民的明抢.在>中,老周自己写到“以新币一对旧币二交换，使人民财产损失一半。”（我对老周的日记信任程度本不高，但林思云先生总是引用，我也不妨一引了。）
中储行更是把兑换来的大笔法币交给日寇，运至前线收购军用物资。伪央行真是鬼子的好帮手。汪主席统一货币政治上的“好处”只有两条：为日军更佳的做好后勤保障工作，阻止了国民政府用法币在沦陷区购买物资。
（据存于江苏省工商银行档案记载，汪伪中储行兑换了约18亿元法币）
汪伪政权在日本的授意下，在经济方面采取的另一项措施就是加强物资统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国内的经济供应南下日军都不够。根本没有多于的物资和运输工具解决中国驻军的后勤问题。日军大本营屡屡要求侵华日军自己解决补给问题。这时的日本已控制了伪政府的金融，通过金融又控制了中国的资本家。根据日本的意图，汪伪在对英美宣战后的43年成立了“全国商业统治总会”。后来又相继成立了“米粮统治委员会”和“棉布统治委员会”等分会做为全国商统会的业务部门。商统会会对“全国”物资实行严格管理，颁布了很多条例，细则等。对如粮食，汽车零件，燃料，染料，棉，糖，机器，橡胶，通讯器材等25种敏感物资严格实行专卖。目的就是一个，严防这些物资流入国统区。并通过严刑峻法惩罚那些“不法”商人。如抓到贩卖粮食到国统区的商人，最低10年有期徒刑直至死刑。这严重阻碍了抗战的事业，华中地区是我国的富庶区，大后方很难得到这里的物质支援可见当时抗战之艰辛。1943年8月9日，汪伪国防会议通过了>和其实施细则.这个条例的主要内容就是规定了收购棉布棉纱的付款方式.不管收到多少货,货款的一半在一年中两次付给,余款在三年内付清.还规定当货物所有人妨害或拒绝收买那就是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罚金5万,货物没收.这叫货物统治还是赤裸裸的掠夺?
林文认为汪伪的物资统治主要是为百姓跟日军抢资源，但大批日本人在各级物统会直接任职或担任顾问，你相信日寇自己抢自己？别忘了不管是在伪满还是在汪记政府里，日本顾问的职权可能比一把手都要大。
43年汪伪的最高经济顾问石渡庄太郎发表讲话“为保证日军增加战争上之必需物资，须将全体国民生活必需品加以抑低”。随即汪伪实业部部长陈君慧马上跳出来表示大大的赞成。实际上汪伪政权早在42年8月就已经在上海南京两城市实施配给制，到了43年更是变本加厉。所有生活必需品全要配给如火柴，糖，蜡烛，肥皂，卷烟，粮食，油等。
又是>的一则消息,“上海在43年7月至9月,市面上无油可售达两个月,9月15日方复供应,但配给减少到每位市民4两。”
（那个时候的两是小两，不同于我们现在概念的两。那时的4两相当于现在的2两半左右。）
汪伪对物资流通严厉管制，那麽贸易自然大受影响。没有了贸易，政权的税收从何而来？盐税本是历朝历代政府的一大收入。但汪伪的实际控制区域又太小，算上所有的苛捐杂税仅仅一个华东地区能有多少钱？
这下农民又惨了。农民每种一亩田都有个亩捐。舆论对它的形容是“征收亩捐，月增年加”。这还需要再多说点什麽吗？国统区同样捐税重，不排除部分贪官污吏的搜刮，但绝大部分还是用在抗日战场上。
实在筹集不到钱，政府还可以大量发行公债。截至1945年6月汪伪已发行了200亿的公债。（未记地方政府）已经很贫苦的百姓能买多少，照常理还不是找有钱人来摊派。年年摊谁能不急啊？我看即便是富人对汪伪政府也不一定满意。假如一个人被强迫买了43年上市的5年期公债，47年到期了，谁给你还本付息？蒋介石政府说800遍不承认汪伪了，能指望着蒋给你钱？林思云怎麽知道人民群众到了这时候一点苦都没的诉？
言过其实！
日寇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为早日解决中国事变，制定了在政治上“以华制华”经济上“以战养战”的战略。汪伪政权在经济上，军事上都有力配合了日寇。这是事实。
林思云写的文章如>等我都认真看过。如果说大家对历史资料的看法不同，非要研究研究汪伪的汉奸行为是否是其自愿或是一时受蒙蔽最后不得已而为之什麽的（已经很无聊了，你又不是汪主席肚子里的蛔虫，怎麽知道到底他是怎麽想的？事实还不够吗？）还情有可原。但此类文章我奉劝您还是不要写了。
我到现在仍不能理解林写此文的动机。也不愿浪费时间去考虑诸如林思云是哪国人，林思云是否汉奸的无聊问题。但林的写作方式确实有商榷之处。为支持自己的观点对历史任意解释，言之无据等是他的一贯做法。比如汪伪统治下的人民生活的到底怎样，其实不用查阅太多资料。好比通货膨胀吧，只要一查中储行一共发行过多少中储券就知道了，起先号称跟法币等值。但一共发行了两万多亿，那我问问你现在美元发行量是多少?人民币发行量多少？就汪伪那屁股大的地方就发行了两万多亿，大家说有无通货膨胀。还用考证吗？伪统治下大城市实行过配给制没有，问个亲身经历过的老爷爷老奶奶就成了。他们如果看见林思云把回忆中生活写成“人民生活水平有提高”不气死才怪。
大陆历史界对汪伪有很多专著，翻案性质的也有。但谁写的也没林思云写的夸张。不顾事实甚至对事实的任意歪曲是严谨的学风吗？您写完了，痛快了,但请考虑对社会的影响。有很多SB网站和斑竹就把诸如>这样的“文粹“大方的放在所谓的”精华区”里。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对是非有很强的判断能力，假如一不明**的看了这些文章一出门就跟人狂侃什麽“汪伪时代人民生活水平有提高”，这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多大啊！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对的。标新立异，推陈出新更是社会前进的标志。但这新和异一定要禁的起推敲。
讲了这麽多废话,我现在只想对那些以林思云，赵无眠为代表的，所谓富有“新思想”的时代文人们说：
你们TMD歇菜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