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旋在医院上空的秃鹰 组图：“人体器官猎手”横行美国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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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图：“人体器官猎手”横行美国医院
之林
2007年09月14日11:28 http://pic.people.com.cn/GB/42590/6265258.html

鲁本（左）和妈妈罗莎。罗莎没想到捐赠器官竟变成了对儿子的摧残。



　　最近几年来，支持活体器官移植的活动在美国的影响越来越大，他们希望通过鼓励临危病人把器官捐献出来挽救那些急等着器官移植的成千上万名病人。在一些医生、护士和医学伦理学家看来，这是最让人恐怖的事，这种做法是把器官捐献推到了一个极端。这不，有一位捐献组织的工作人员就被告上了法庭，指控其有意加速病人死亡。

　　与病魔斗争了一段时间，鲁本・纳瓦罗的生命终于接近了终点。医院于是通知了当地的器官捐献组织，他们立刻派了一个小组来“收取”25岁的鲁本的器官。

　　可是，鲁本却还是顽强地活着，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前来“取货”的移植医生胡藤不断地要求对他使用吗啡和镇静药，还笑称其为“糖丸”。鲁本最终死去了，由于拖的时间太长，他的器官已经不适于移植了。站在一旁的护士们都心悸不已，并提出了投诉，相关部门采取了多次调查。7月份，检方指控前来“取货”的移植医生胡藤企图加快鲁本的死亡，这也是美国器官移植行业面临的首次犯罪指控。

　　目前，这些器官捐赠支持者们都在宣扬“心脏停止跳动后捐赠”，这意味着，病人靠呼吸机维持生命没被宣布脑死亡时也可以取器官。这一点尚存在不少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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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一直提倡器官和组织捐赠，以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鲁本正是这种情况，他被送进医院时就用上了呼吸机，因为当时他已经没有了脉搏。医生说明情况后，他的妈妈同意让鲁本临终前捐献器官。可是接下来的事情让她震惊不已，就在呼吸机被取下并注射了多剂麻醉药后，儿子的心脏竟然还在跳动。据称，胡藤甚至还企图通过鲁本的喂食管向其胃里注入抗菌剂，而这通常是在已经死去的人身上才做的。

　　加利福尼亚器官移植中心的官员拒绝就此事发表意见，不过中心的负责人菲力斯说，这些做法违反了捐赠组织的政策。鲁本的妈妈罗莎说，“我希望通过这件事，不管是医院医生还是器官捐赠机构的人，都应该知道要尊重别人的尊严。”她起诉的对象包括医院、医生及器官捐献组织。

　　器官捐献机构对鲁本案进行了谴责，辩称他们的做法很谨慎，既有效鼓励捐献器官，又没有跨越最低的道德底线，以保护病人和他们的家人。美国器官捐献组织协会负责人托马斯说，“很明显，这个案子是说移植医生跨越了不该跨越的底线。我们的工作是获得器官挽救生命，我们一直秉着谨慎、诚实和公平的原则，时刻注意保护捐献人及其亲属的利益。这里的确有个底线，不过我们从来没有跨越过。”

　　虽然批评者们也承认这一点，不过他们还是担心，类似上述案例中“拔苗助长”的情况可以会越来越普遍。“由于目前需要进行器官移植的人很多，需求非常强烈，所以，公众的最大担心就是当自己病危的亲人进行器官捐献时，会被心急的医疗人员加速死亡。”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伦理学家亚瑟说，“操作人员一旦跨越了这条底线，必然会给公众带来巨大的心理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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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移植的确给世界上很多人带来了福音。英国的一位五岁的小姑娘玛丽亚最近接受了双肺移植，创造了奇迹。

　　2003年，美国政府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发起了一个名为“突破与合作”的项目，旨在推动美国的58个器官捐献组织（OPO）想方设法获取更多移植器官。这些私营的、非营利性组织有政府授权，可以聘请护士、志愿者和专家一起寻找和确定潜在的器官捐献人，获得捐献者家人的同意，并和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合作，尽可能多地收集可用于移植的器官。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排队等候接受捐献的人太多太多了，我们的目标就是挽救更多的生命。”美国健康资源和服务管理部的吉尼说。

　　这个项目开展后，医生护士等人就发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对器官的要求非常强烈，搜罗器官的组织变得越来越积极，越来越咄咄逼人。我觉得这些变化很可能会带来不良的后果。”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的大卫说。

　　大部分医院现在都有详细的规定，在发现合适器官源的一个小时内，及时向当地的器官捐献组织通报。这项工作还会定期得到上级的考评。这个项目的规定的确增加了移植器官的数量，可是也有医生和护士说，他们受到了私下的或公开的压力。

　　“我本人非常支持器官捐献，可是我周围的同事都觉得前来收集器官的人太强人所难了，”威斯康星州一间医院的深切护理护士玛丽说，“我想他们过于看重自己的‘收获’，结果有时根本不考虑有人对器官捐献还是有一定疑虑的。”

　　加利福尼亚州一间医疗中心的神经科医师纳格思说，今年夏天，一名OPO的代表不断施压，让她尽快宣布一名病人脑死亡，而当时什么测试都还没有做。在许多医院，器官捐献组织派驻的代表都会定期核查病人的病例，以及时找到可能的捐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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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好像盘旋在医院上空的秃鹰，虎视眈眈地盯着病床，急等着病人死去，然后立刻下来攫取器官，”波士顿大学生物伦理学家迈克尔说，“他们给人的印象有时的确是这样。”

　　有的OPO代表还未得到病人家属的同意，就要求医院对病人进行测试，比如艾滋病测试等；还会要求医生对病人用药以保持器官可用。

　　“在有些地方，负责收集器官的家伙干脆穿着跟医院人员一样颜色的衣服，直接跑进病房见病人家属，故意让人以为自己是医院的人，”生物伦理专家丹尼尔说， “他们故作亲善，与病人家属套近乎，而最终目的就是获取器官。”一旦有了目标，许多器官收集者就会采用高压手段，通过描述那些等待器官者的痛苦，努力说服病人家属同意。他们还会采用“假定”的方式，默认病人家属已经同意了。

　　“有时这些人做得的确非常过分，”芝加哥一间医院的重症监护负责人埃里克说，“我亲眼看到这些家伙跑进病房，几乎是威胁病人家属同意捐献病人的器官。”“我担心对重症病人的护理会被器官捐献的事牵着鼻子走，”匹兹堡专家德维塔说，“当然，器官捐献组织的人是在努力确保获得合适的捐献源，不过他们不能做得这么过分，不应该介入医院对重症病人的操作。”“如果你过分地推动器官捐献，有人就会忘记躺在病床上的是一个生死的病人，是人，不仅仅是一个器官源。”匹兹堡大学的临终关怀专家迈克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