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世珍宝“针灸铜人”迷踪（转）
春秋战国时期，虢国太子突患“尸厥”，生命垂危。神医扁鹊应诏入宫，用针刺、用艾条熏灼太子身体的经络穴位进行救治。太子死而复生。神医扁鹊妙手回春，留下针灸治病救人的传奇佳话。
针灸是中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北宋以前，医生主要按照唐代《皇帝明堂经》指定的人体经穴进行针灸治病。然而《皇帝明堂经》因唐朝末年的战乱轶失，致使后来的针灸取穴失去了标准。
为给针灸经穴重新制定国家标准，宋天圣四年（公元1023年），宋仁宗诏令国家医学最高机构医官院编撰《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医官院将这个任务交给了王维一。
王惟一与针灸铜人
王维一是北宋著名的医学家，历任宋仁宗、英宗两朝的医官。经过3年的努力，完成了新的针灸经穴国家标准《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为便于保存，又将它分别刻在5块石碑上。
宋仁宗认为“传心岂如会目，著辞不如案形”。于是再次诏命根据《新铸铜人针灸图经》铸造针灸铜人。
针灸铜人由王维一负责设计，朝廷组织全国的能工巧匠进行铸造，于1027年铸成了两具一模一样的针灸铜人，被后来的人们称为“宋天圣针灸铜人”。
“宋天圣针灸铜人”由青铜铸成，身高和青年男子相仿，面部俊朗，体格健美。头部有头发及发冠；上半身裸露，下身有短裤及腰带；人形为正立，两手平伸，掌心向前。铜人被浇铸为前后两部分，利用特制的插头来拆卸组合，体现了当时较高的人体美学和铸造工艺。
铜人标有354个穴位名称，所有穴位都凿穿小孔。体腔内有木雕的五脏六腑和骨骼。因此，不仅可以应用于针灸学，也可应用于解剖学。
更为奇特的是它的实用性。宋代每年都在医官院进行针灸医学会试，会试时将水银注入铜人体内，将体表涂上黄蜡完全遮盖经脉穴位。应试者只能凭经验下针。一旦准确扎中穴位，水银就会从穴位中流出。医学史书把这一奇特的现象称之为“针入而汞出”。“宋天圣针灸铜人”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铸成的针灸铜人，它开创了世界上用铜人作为人体模型进行针灸教学的先河，在海内外引起极大关注。
针灸铜人一具放在朝廷医官院，用于学医者观摩练习之用。另一具放置在京城大相国寺的仁济殿，供百姓前来参观。“资圣薰风”成为汴京八景之一。
“宋天圣针灸铜人”的珍稀奇妙，似乎注定了它们命途多舛。百余年后，劫难降临了。
公元1126年，金兵大举南侵，攻破北宋的都城汴京，大肆掠夺奇珍异宝。从此，两具“宋天圣针灸铜人”失去踪迹。
那么，“宋天圣针灸铜人”到底流落在何方呢？湖北襄阳针灸铜人，虽有记载，不见实物据史料记载，北宋灭亡数年之后，一具针灸铜人出现在湖北襄阳。
周密在《齐东野语》一书中记述，他的舅舅章叔恭在湖北襄阳任职时曾获得针灸铜人。
针灸铜人最后归属襄阳府赵南仲。
专家们推测：金军入侵汴京后，“宋天圣针灸铜人”中的一具可能被金军掠走，另一具则可能被人带出汴京流入襄阳府。
史料记载：康二年，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省商丘）继位，史称南宋。赵构登基不久，赵南仲将“宋天圣针灸铜人”送归南宋朝廷。
公元1232年，元朝军队进攻金国的都城汴京。两年后金国灭亡，元朝趁机派遣使节到南宋威逼索要针灸铜人。
惧于元朝的势力，南宋朝廷只得将“宋天圣针灸铜人”献出。《元史.阿尼哥传》记载：后来，因“宋天圣针灸铜人”历经200多年，“岁久阙坏”，急需修缮。公元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广召天下能工巧匠，最终诏命尼泊尔工匠阿尼哥修复“宋天圣针灸铜人”。阿尼哥经过4年的努力，终于修复如新，因此受到忽必烈的嘉奖并赐官。
1264年，“宋天圣针灸铜人”和《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石碑由汴京移到元大都三皇庙。
100多年后，朱元璋攻占元大都，建立明朝。此时，“宋天圣针灸铜人”和《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石碑仍然放置在三皇庙内。
到了明正统八年，历经400多年的“宋天圣针灸铜人”已经昏暗不堪，穴位名称也已模糊不清。明英宗诏命仿照“宋天圣针灸铜人”铸造一具针灸铜人，人们称之为“明正统针灸铜人”，与“宋天圣针灸铜人”“不差毫厘”。同时还仿制了宋天圣石刻《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明正统针灸铜人”被放置在药王庙内，并一直保存到清代。
针灸铜人最后归属襄阳府赵南仲。
可是不久，蒙古瓦剌不断骚扰北京，明英宗为防止瓦剌进犯，开始加固京城的城墙。宋天圣《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石碑竟被劈毁当作砖石使用。
明景帝时北京失守，在战乱中，“明正统针灸铜人”被毁伤头部，直到清顺治时期才被修补好。从此，只剩下“明正统针灸铜人”，而这具“宋天圣针灸铜人”竟不知去向。
日本东京针灸铜人——粗看似真，细究则伪
20世纪70年代，专家们发现一条令人兴奋不已的信息：1936年，中国针灸学者承淡安在日本东京博物馆发现一具针灸铜人，其文字说明为：“制作年代不详，据传由中国渡来者。”当时的日本医学界也认为它是中国的“宋天圣针灸铜人”。
或许寻找“宋天圣针灸铜人”的答案就在日本东京的这具针灸铜人的身上了。
1980年春，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考察团赴日本考察，发现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针灸铜人也是用青铜铸成，体腔内原有木制的脏腑因年久失修早已损坏。
铜人体表分布经穴，由黑漆涂记的经脉线相连。每个经穴有凿穿的小孔，标有穴位的名称，并与《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的354个穴名全部相符，具体的定穴方法也完全相同。
但它与“宋天圣针灸铜人”存在很大的差异：
它的身体不是由两部分而是由12个部分组成；手臂的姿势与《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不同；总穴位名称达365个，多出11个；穴位名称不是雕刻而是以涂料书写而成；其铸造工艺及制作水平远胜于我国宋、明、清三代铸造的针灸铜人。
这具针灸铜人身高只有1.62米。与专家推测的“宋天圣针灸铜人”身高173－176厘米之间相差甚远。
根据以上分析，专家断定日本东京这具针灸铜人不是中国“宋天圣针灸铜人”。后来，专家们发现了明代后景《图经铜人》石刻，最后推测：日本东京的这具针灸铜人很可能是按照明代后景《图经铜人》石刻铸造的。
现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对这具铜人的说明已经作了如下修改：“铜人形，江户时代18世纪。”至此，追踪“宋天圣针灸铜人”的努力又陷入了困境。
宋《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残石:该碑1971年在拆除明代城墙时发现。原在宋汴京大相国寺内存放，金灭北宋后带至燕京。此图经的编纂工作，完成于宋天圣五年(1027)，天圣六年(1028)摹印颁行，同时范铸铜人模型，并在身上刻示经穴位置和名称，而后再详述主治和疗法，按图考经十分科学。这些残断石经经过复原得到了医学界的重视和承认
俄罗斯圣•彼得堡针灸铜人——艰难求证，终得正名
1965-1971年，从北京旧城墙地基相继发掘出土7块宋《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碑。
既然《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碑被用于修建城墙，那么就有专家大胆推测：“明正统针灸宋铜人”仿制完成后，“宋天圣针灸铜人”的命运很可能和《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碑一样，被当作废品扔进了熔铜炉，化作铜水永远消失了。
如果这个推测成立，那么“明正统针灸铜人”就成为寻找“宋天圣针灸铜人”踪迹的关键所在。到了清代，“明正统铜人”仍然受到极大重视与尊重。它不仅被称为“铜神”，还专门修建了一幢“铜神殿”。它在明、清的太医院中珍藏了450多年。
然而，劫难开始了，清光绪《太医院志》记载：“太医院之有范铜铜人......铸于明之正统年，光绪二十六年，联军入北京，为俄军所有。”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清太医院遭到洗劫，清太医院被俄国占作使馆区。显然“明正统针灸铜人”极有可能就在这时被掠走了。
为弥补“明正统铜人”被劫的重大损失，清光绪三十年又仿“明正统针灸铜人”铸造了一具，也就是“光绪铜人”。“光绪铜人”于1958年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寻访过程中，专家们意外得到一条线索：1958年，中国孙震寰医师访问前苏联时，曾在一个博物馆见到一具中国古代铜人，可惜没有带回只言片语资料。
几年前，中国中医针灸研究所研究员黄龙祥在一本国外医学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介绍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有一具中国明代铜人。虽然配图与“光绪针灸铜人”完全相同，但是，黄龙祥仍然推测这具针灸铜人可能就是“明正统针灸铜人”。
2003年初，黄龙祥、徐文斌等三人前往俄罗斯圣•彼得堡考察。当他们走进圣•彼得堡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中国展厅时，只见一具铜人立在大厅的中央。直觉告诉他，这就是“明正统针灸铜人”。
经过细致考证，发现圣•彼得堡针灸铜人的姿势、服饰与“宋天圣针灸铜人”基本特征完全吻合。铜人高175.5cm，与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吴元真先生考证的“宋天针灸铜人”高度175cm极其相近。
标示出发际是“宋天圣针灸铜人”的一个重要特征，这具针灸铜人有精雕细刻的头发，并标示出前后发际。这在目前发现的国内外官修的针灸铜人中是惟一的一具。
据《太医院针灸铜人像沿革考略》记载，明末战乱中，“明正统针灸铜人”头部被毁伤，至清顺治年间才被修复。而这具针灸铜人也有一条通贯颈项的裂痕，以及清晰的修补痕迹。
明英宗时，历经400年的“宋天圣针灸铜人”的穴名文字已经昏暗难辨。而“明正统铜人”距此时已561年，这具针灸铜人的穴名文字，用肉眼也已很难辨认。
这具针灸铜人的经穴数量与定位，均与宋《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相符合。
更为重要的是，在现存的针灸铜人中，只有这具针灸铜人能够完成“针入汞出”，而且方法简单、稳定实用。
既然这具针灸铜人与“宋天圣针灸铜人”如此相似，那么，它会不会就是“宋天圣针灸铜人”呢？
史书记载：“宋天圣针灸铜人”铸造时，正值章献刘太后临朝。刘太后父亲的名字中有个“通”字，为避父讳，特意将针灸铜人身上的“通天”穴名，改为缺笔的“通”字。同时仿制的《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石刻中的穴名“通”字也均缺笔。
但经红外线照相检测，发现这具针灸铜人“通天穴名”不是缺笔的“通”字，而是正确的写法。由此推断，这并不是“宋天圣针灸铜人”。
专家们经过不懈的追踪和艰难的考证，终于认定圣•彼得堡国立艾尓米塔什博物馆的针灸铜人是中国“明正统针灸铜人”。
中国中医针灸研究院通过外交途径向俄罗斯方面索回“明正统针灸铜人”，但遭到婉言拒绝。
为此，专家们决定重新仿制一具“明正统针灸铜人”。中国“明正统针灸铜人”的发现和成功重铸，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它不仅使人们知道1000年前中国宋代医学家对《针灸图经》文本的理解，也使现代的针灸学者了解宋代在腧穴定位方面的真实情况。
春秋战国时期，虢国太子突患“尸厥”，生命垂危。神医扁鹊应诏入宫，用针刺、用艾条熏灼太子身体的经络穴位进行救治。太子死而复生。神医扁鹊妙手回春，留下针灸治病救人的传奇佳话。
针灸是中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北宋以前，医生主要按照唐代《皇帝明堂经》指定的人体经穴进行针灸治病。然而《皇帝明堂经》因唐朝末年的战乱轶失，致使后来的针灸取穴失去了标准。
为给针灸经穴重新制定国家标准，宋天圣四年（公元1023年），宋仁宗诏令国家医学最高机构医官院编撰《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医官院将这个任务交给了王维一。
王惟一与针灸铜人
王维一是北宋著名的医学家，历任宋仁宗、英宗两朝的医官。经过3年的努力，完成了新的针灸经穴国家标准《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为便于保存，又将它分别刻在5块石碑上。
宋仁宗认为“传心岂如会目，著辞不如案形”。于是再次诏命根据《新铸铜人针灸图经》铸造针灸铜人。
针灸铜人由王维一负责设计，朝廷组织全国的能工巧匠进行铸造，于1027年铸成了两具一模一样的针灸铜人，被后来的人们称为“宋天圣针灸铜人”。
“宋天圣针灸铜人”由青铜铸成，身高和青年男子相仿，面部俊朗，体格健美。头部有头发及发冠；上半身裸露，下身有短裤及腰带；人形为正立，两手平伸，掌心向前。铜人被浇铸为前后两部分，利用特制的插头来拆卸组合，体现了当时较高的人体美学和铸造工艺。
铜人标有354个穴位名称，所有穴位都凿穿小孔。体腔内有木雕的五脏六腑和骨骼。因此，不仅可以应用于针灸学，也可应用于解剖学。
更为奇特的是它的实用性。宋代每年都在医官院进行针灸医学会试，会试时将水银注入铜人体内，将体表涂上黄蜡完全遮盖经脉穴位。应试者只能凭经验下针。一旦准确扎中穴位，水银就会从穴位中流出。医学史书把这一奇特的现象称之为“针入而汞出”。“宋天圣针灸铜人”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铸成的针灸铜人，它开创了世界上用铜人作为人体模型进行针灸教学的先河，在海内外引起极大关注。
针灸铜人一具放在朝廷医官院，用于学医者观摩练习之用。另一具放置在京城大相国寺的仁济殿，供百姓前来参观。“资圣薰风”成为汴京八景之一。
“宋天圣针灸铜人”的珍稀奇妙，似乎注定了它们命途多舛。百余年后，劫难降临了。
公元1126年，金兵大举南侵，攻破北宋的都城汴京，大肆掠夺奇珍异宝。从此，两具“宋天圣针灸铜人”失去踪迹。
那么，“宋天圣针灸铜人”到底流落在何方呢？湖北襄阳针灸铜人，虽有记载，不见实物据史料记载，北宋灭亡数年之后，一具针灸铜人出现在湖北襄阳。
周密在《齐东野语》一书中记述，他的舅舅章叔恭在湖北襄阳任职时曾获得针灸铜人。
针灸铜人最后归属襄阳府赵南仲。
专家们推测：金军入侵汴京后，“宋天圣针灸铜人”中的一具可能被金军掠走，另一具则可能被人带出汴京流入襄阳府。
史料记载：康二年，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省商丘）继位，史称南宋。赵构登基不久，赵南仲将“宋天圣针灸铜人”送归南宋朝廷。
公元1232年，元朝军队进攻金国的都城汴京。两年后金国灭亡，元朝趁机派遣使节到南宋威逼索要针灸铜人。
惧于元朝的势力，南宋朝廷只得将“宋天圣针灸铜人”献出。《元史.阿尼哥传》记载：后来，因“宋天圣针灸铜人”历经200多年，“岁久阙坏”，急需修缮。公元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广召天下能工巧匠，最终诏命尼泊尔工匠阿尼哥修复“宋天圣针灸铜人”。阿尼哥经过4年的努力，终于修复如新，因此受到忽必烈的嘉奖并赐官。
1264年，“宋天圣针灸铜人”和《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石碑由汴京移到元大都三皇庙。
100多年后，朱元璋攻占元大都，建立明朝。此时，“宋天圣针灸铜人”和《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石碑仍然放置在三皇庙内。
到了明正统八年，历经400多年的“宋天圣针灸铜人”已经昏暗不堪，穴位名称也已模糊不清。明英宗诏命仿照“宋天圣针灸铜人”铸造一具针灸铜人，人们称之为“明正统针灸铜人”，与“宋天圣针灸铜人”“不差毫厘”。同时还仿制了宋天圣石刻《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明正统针灸铜人”被放置在药王庙内，并一直保存到清代。
针灸铜人最后归属襄阳府赵南仲。
可是不久，蒙古瓦剌不断骚扰北京，明英宗为防止瓦剌进犯，开始加固京城的城墙。宋天圣《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石碑竟被劈毁当作砖石使用。
明景帝时北京失守，在战乱中，“明正统针灸铜人”被毁伤头部，直到清顺治时期才被修补好。从此，只剩下“明正统针灸铜人”，而这具“宋天圣针灸铜人”竟不知去向。
日本东京针灸铜人——粗看似真，细究则伪
20世纪70年代，专家们发现一条令人兴奋不已的信息：1936年，中国针灸学者承淡安在日本东京博物馆发现一具针灸铜人，其文字说明为：“制作年代不详，据传由中国渡来者。”当时的日本医学界也认为它是中国的“宋天圣针灸铜人”。
或许寻找“宋天圣针灸铜人”的答案就在日本东京的这具针灸铜人的身上了。
1980年春，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考察团赴日本考察，发现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针灸铜人也是用青铜铸成，体腔内原有木制的脏腑因年久失修早已损坏。
铜人体表分布经穴，由黑漆涂记的经脉线相连。每个经穴有凿穿的小孔，标有穴位的名称，并与《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的354个穴名全部相符，具体的定穴方法也完全相同。
但它与“宋天圣针灸铜人”存在很大的差异：
它的身体不是由两部分而是由12个部分组成；手臂的姿势与《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不同；总穴位名称达365个，多出11个；穴位名称不是雕刻而是以涂料书写而成；其铸造工艺及制作水平远胜于我国宋、明、清三代铸造的针灸铜人。
这具针灸铜人身高只有1.62米。与专家推测的“宋天圣针灸铜人”身高173－176厘米之间相差甚远。
根据以上分析，专家断定日本东京这具针灸铜人不是中国“宋天圣针灸铜人”。后来，专家们发现了明代后景《图经铜人》石刻，最后推测：日本东京的这具针灸铜人很可能是按照明代后景《图经铜人》石刻铸造的。
现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对这具铜人的说明已经作了如下修改：“铜人形，江户时代18世纪。”至此，追踪“宋天圣针灸铜人”的努力又陷入了困境。
宋《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残石:该碑1971年在拆除明代城墙时发现。原在宋汴京大相国寺内存放，金灭北宋后带至燕京。此图经的编纂工作，完成于宋天圣五年(1027)，天圣六年(1028)摹印颁行，同时范铸铜人模型，并在身上刻示经穴位置和名称，而后再详述主治和疗法，按图考经十分科学。这些残断石经经过复原得到了医学界的重视和承认
俄罗斯圣•彼得堡针灸铜人——艰难求证，终得正名
1965-1971年，从北京旧城墙地基相继发掘出土7块宋《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碑。
既然《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碑被用于修建城墙，那么就有专家大胆推测：“明正统针灸宋铜人”仿制完成后，“宋天圣针灸铜人”的命运很可能和《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碑一样，被当作废品扔进了熔铜炉，化作铜水永远消失了。
如果这个推测成立，那么“明正统针灸铜人”就成为寻找“宋天圣针灸铜人”踪迹的关键所在。到了清代，“明正统铜人”仍然受到极大重视与尊重。它不仅被称为“铜神”，还专门修建了一幢“铜神殿”。它在明、清的太医院中珍藏了450多年。
然而，劫难开始了，清光绪《太医院志》记载：“太医院之有范铜铜人......铸于明之正统年，光绪二十六年，联军入北京，为俄军所有。”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清太医院遭到洗劫，清太医院被俄国占作使馆区。显然“明正统针灸铜人”极有可能就在这时被掠走了。
为弥补“明正统铜人”被劫的重大损失，清光绪三十年又仿“明正统针灸铜人”铸造了一具，也就是“光绪铜人”。“光绪铜人”于1958年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寻访过程中，专家们意外得到一条线索：1958年，中国孙震寰医师访问前苏联时，曾在一个博物馆见到一具中国古代铜人，可惜没有带回只言片语资料。
几年前，中国中医针灸研究所研究员黄龙祥在一本国外医学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介绍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有一具中国明代铜人。虽然配图与“光绪针灸铜人”完全相同，但是，黄龙祥仍然推测这具针灸铜人可能就是“明正统针灸铜人”。
2003年初，黄龙祥、徐文斌等三人前往俄罗斯圣•彼得堡考察。当他们走进圣•彼得堡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中国展厅时，只见一具铜人立在大厅的中央。直觉告诉他，这就是“明正统针灸铜人”。
经过细致考证，发现圣•彼得堡针灸铜人的姿势、服饰与“宋天圣针灸铜人”基本特征完全吻合。铜人高175.5cm，与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吴元真先生考证的“宋天针灸铜人”高度175cm极其相近。
标示出发际是“宋天圣针灸铜人”的一个重要特征，这具针灸铜人有精雕细刻的头发，并标示出前后发际。这在目前发现的国内外官修的针灸铜人中是惟一的一具。
据《太医院针灸铜人像沿革考略》记载，明末战乱中，“明正统针灸铜人”头部被毁伤，至清顺治年间才被修复。而这具针灸铜人也有一条通贯颈项的裂痕，以及清晰的修补痕迹。
明英宗时，历经400年的“宋天圣针灸铜人”的穴名文字已经昏暗难辨。而“明正统铜人”距此时已561年，这具针灸铜人的穴名文字，用肉眼也已很难辨认。
这具针灸铜人的经穴数量与定位，均与宋《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相符合。
更为重要的是，在现存的针灸铜人中，只有这具针灸铜人能够完成“针入汞出”，而且方法简单、稳定实用。
既然这具针灸铜人与“宋天圣针灸铜人”如此相似，那么，它会不会就是“宋天圣针灸铜人”呢？
史书记载：“宋天圣针灸铜人”铸造时，正值章献刘太后临朝。刘太后父亲的名字中有个“通”字，为避父讳，特意将针灸铜人身上的“通天”穴名，改为缺笔的“通”字。同时仿制的《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石刻中的穴名“通”字也均缺笔。
但经红外线照相检测，发现这具针灸铜人“通天穴名”不是缺笔的“通”字，而是正确的写法。由此推断，这并不是“宋天圣针灸铜人”。
专家们经过不懈的追踪和艰难的考证，终于认定圣•彼得堡国立艾尓米塔什博物馆的针灸铜人是中国“明正统针灸铜人”。
中国中医针灸研究院通过外交途径向俄罗斯方面索回“明正统针灸铜人”，但遭到婉言拒绝。
为此，专家们决定重新仿制一具“明正统针灸铜人”。中国“明正统针灸铜人”的发现和成功重铸，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它不仅使人们知道1000年前中国宋代医学家对《针灸图经》文本的理解，也使现代的针灸学者了解宋代在腧穴定位方面的真实情况。
